Ⅰ 风险度量的方法
度量风险的方法有许多。这些风险的度量包括对风险的影响直接估计如损失额，对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以及二者的结合如数学期望值，波动性，VaR，保险费，期权价值等，还包括风险对目标的变化的影响如各种导数类的指标如固定收益产品的久期和凸性，以及用于其它金融产品的希腊字母等。 用损失额来量度风险通常用在人们对损失发生的可能有一些假定的情况下。或者就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只需要了解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损失额，即最大可能的损失（MPL）。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最大可能的损失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在英文中的表达分别是Maximum Possible Loss和Maximum Probable Loss。前者是指在最坏情况下的总的财物损失，而后者是指在某一个风险因素的作用下最可能发生的财物损失。 风险发生的概率的估计作为对风险的度量通常是用在人们对风险造成的后果有了一定假设的情况。 用数学期望值来表示风险也是有的。一般用在损失概率和可能的损失额较为稳定或者说波动性比较小的情况下。 用波动性度量风险始于组合理论，仍然在金融领域中用得比较普遍。波动性比较容易计算，但不容易理解，特别是对决策过程难有影响。人们可以容易地构造出一些例子说明如果按波动性来作投资决策将会是违反直观的。 VaR值是一个在金融领域里被广泛使用的风险度量。考虑用VaR表示风险指数的原因是VaR对于运营而言有比较好的参考价值，有利于经营过程中的资本成本和效率的提高。 保险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转移的风险的价值的市场价的度量。保险费的计算通常是用保险公司自身的精算模型。 考虑用期权Call和Put来度量风险是因为考虑到所有的风险度量中只有它们直接表示风险的价值。保险费的定价与期权的定价本质上是一致的。Call和Put值较好地反映现有风险资产的与无风险的价值相比较而言的价值，因而对于决策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与VaR比较，Call和Put值是精确的值，而不是统计的值。但是，除了较少的情况外，如在有流动的市场的情况下，计算Call和Put值比较困难。 市场风险一些特殊度量，通常是导数，如各种希腊字母。另外还有久期和凸性等。这些度量都是对一些特殊的标的对某些风险因素的影响的依赖关系而定义的。
Ⅱ 欧债危机下我国金融机构怎么样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
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这个主题很有意义，风险管理说白了，就是强身健体，永恒的话题，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下把风险管理摆在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监管部门有点推卸责任，说这是你没有办好，我没有责任，所以你要加强风险管理。另一个是从业人员说这事我自己捅篓子，我自己兜着，你别给我上套子，给我夹板，别说强化风险管理，你不要管太严，让我自身发展。所以，强调风险管理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含义。假如我们认定风险管理是永恒的话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监管的制度看金融风险，这是学术界、中央银行和宏观经济学家谈的问题，而监管部门谈的不多，为什么？这是监管部门的弱点、软肋。我的题目是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和补救方法，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就是资本监管对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于买涨不买跌。而补救措施，意思是什么？这个事你不可能彻底把这种现象杜绝，它将永远存在，你无非是把它的不良影响做一些调整。
首先，美国不到一万亿的次级债，如何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次级贷变成次级债，导致商业银行减息，然后就惜贷。所以资本监管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学术界早有研究，大家如果做一下检索的话，国际清算协会有一个意大利的小伙子一直研究这个问题，他在前十年就提出这个问题。学术界积累很多真知灼见，就是没有人注意，巴塞尔委员会就一意的要推新资本协议。这次金融危机暴露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相当严重。
其次，什么是顺周期性？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资本监管不要起到一种落井下石，或者是推波助澜的不好的作用。比如去年GDP增长到14%了，还要继续扩大贷款，进一步放松政策，或者说今年是5%－6%了，还要紧缩，这就是落井下石的顺周期性。它的定义非常复杂，我们把握这个主要含义就可以。从资本的角度讲是什么呢？你经济好的时候，借款人有现金流，抵押品的质量也良好，银行就一个劲的贷，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行业受到影响，还不起钱了，客户评级要下降，抵押品的评级也要下降，整个银行资产质量就要下降，银行就要惜贷，这样就影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顺周期性的基本的特点。
大家知道顺周期性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因为这种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就像我们贪婪一样，我们A股市场6000点还有人入市，但是到了1600点，反而没有人进，所以贪婪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如何补救顺周期性呢？国际上总结了四种方法，但是每种方法都有利弊。第一种方法是资本监管有顺周期性。把资本监管从8%提到18%，整个把标准提高，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商业银行可能没有充足资本支持经济发展。这个方法虽然可行，但是发达国家却不会支持。第二种方法，由监管部门根据自己的经验定。如果经济上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相反经济下行，降低资本充足率。把资本充足率的8％作为一个参照点，但是上下可以浮动，变成一个浮动资本充足率。第三种方法就是与保险相结合。银行经济下行的时候缺钱，可以上保险，如果银行缺钱，保险公司答应给钱。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不好的地方，还不如让银行发优先股，或者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换为股权的股票。最后一个建议赋予资本充足率一个系数。比如对现在的8％，再加一个系数，加一个1，但是这个可以上调到1.2、1.3、1.4、1.5，也可以下调到0.9、0.8、0.7，就是可变的资本充足率的公式。
在应对顺周期时，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第一，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中央银行，都难以真正把握经济周期，更不要说预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预测经济危机，他有这么多的人才，都做不到，他过去做不到，现在做不到，以后也做不到。所以，要求我们成功预测经济周期并采取措施，这也不现实。作为监管部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今天商业银行有充足的资本，这个时候把资本释放出去，以贷款的形式出现，支持经济发展，这是不难的。所以，在资本监管顺周期性达不成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走第一条路，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好的时候、利润水平高的时候，多提一些准备金、多提一些资本，要求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就是说在国际上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的情况下，依照我们的经验，依照我们的智慧采取主观判断进行决策，我觉得这是中国能够把银行办好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国际上重大问题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走自己的路，也是可以成功的。
Ⅲ 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哪些
(1)金融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因素的不利变动而导致的金融资产损失的可能性。其中，利率风险尤其重要。
(2)信用风险。由于借款人或交易对手的违约而导致的损失的可能性。(环球网校咨询工程师频道为您整理)更一般地，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债务人信用评级降低，致使债务的市场价格下降而造成的损失。
(3) 流动性风险。一种是由于市场交易不足而无法按照当前的市场价值进行交易所造成的损失。另一种是指现金流不能满足债务支出的需求，迫使机构提前清算，从而使账面上的潜在损失转化为实际损失，甚至导致机构破产。资金收支的不匹配包括数量上的不匹配和时间上的不匹配。(环球网校咨询工程师频道为您整理)流动性风险是一种综合性风险，它是其他风险在金融机构整体经营方面的综合体现。
Ⅳ 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和启示
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溢出美国，使得世界流动性过剩，引起世界大量国家出现资产泡沫，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美国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这引起了美国流动性的紧缩，信贷紧张，又导致其他国家也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资产市场泡沫的破灭，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场面临压力。所有这些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无关系。
美国政府主动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引起危机在房地产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房”的设立和运作，有效地降低了抵押贷款利率，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
美国监管的放松和过于复杂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加剧了危机的程度和危害。监管的放松，使得金融机构的竞争过于激烈，使根本不具备能力的消费者获得了住房，杠杆率大幅提高，金融资产过度膨胀，信息披露不充分。过于复杂的衍生工具，尤其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使得风险评估变得困难，过于依赖于评级机构，也使得风险承担者与控制者严重分离，不利于风险的有效控制。当基础资产出现问题时，金融机构多倍收缩金融资产，引起连锁反应，产生巨大的系统风险。
国研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
陈道富：从危机的结果来看，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是带有全球性的。危机不仅仅表现在美国本土，欧洲、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美国本身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元又是全球最主要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金融资产被全世界持有，不仅金融机构卷入其中，各国央行也深陷其中。在经济、金融联系如此密切的世界中，这么大的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不可能不波及美国以外，世界各国受到牵连在所难免。
目前，危机还在扩散，已从单纯的次贷危机向其他消费贷款蔓延。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压力，股票、债券市场也面临危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资本金受到侵蚀，贷款会更加谨慎，也会有所收缩，加上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在下降，金融危机有进一步向实体经济传递的危险，进而再加剧当前的金融危机。从当前的情景看，危机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危机的影响，既取决于危机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危机的处理方法，包括世界其它国家的应对策略。从目前危机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此次危机是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损失肯定不低于其八十年代发生的储贷危机，是否会达到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谈到的 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如果控制不好，危机进一步恶化是有可能的。
美国的这一次金融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了中国。从金融的角度看，危机初期，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相对保守和封闭，中国的金融机构直接的对外金融交往并不多，没有大量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包括次级债、 “两房 ”担保和发行的债券，以及破产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等。但是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部分金融机构入股了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在账面上蒙受了损失。从总体上看，量还不是特别大，还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但亏损在金融机构的分布并不均匀，部分金融机构的压力较大，需关注。
此外，中国政府持有大量 “两房债券 ”和美国国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汇储备会有一定影响。但美国政府介入“两房”，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仍需要做好各种充分准备，毕竟美国政府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使得全球资金的移动出现变化，中国可能面临跨国资金的大进大出，这需要重点关注。
从实体经济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给我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
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不完全都是负面影响。在危机恶化之前，世界面临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下行的滞胀风险。与此相一致，中国经济也面临较大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通货膨胀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居高不下。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加速了美国经济的调整，缓解世界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更重要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严重打击了国际投机势力，石油、大宗商品中的投机因素大大降低，价格快速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国通胀的压力，舒缓了中国宏观政策方面面临的困境，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向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上。
国研网：您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策略？
陈道富： 首先应该看到，美国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还能够把危机的影响控制在目前的水平，确实让各国见识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以及美国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出的务实，既体现出原则性，也体现了艺术性，更不同于美国开给其他国家的治理危机处方。危机若发生在其它国家，肯定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也有不完善、不安全的地方，存在一定的漏洞，否则不会发生此次危机。
国研网：中国央行于9月15日宣布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是否是针对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救市措施？
陈道富： 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救市。这些国家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在处理危机方面比较有经验。此次救市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危机带来的过于剧烈的伤害。
尽管央行此次发布调低 “双率”的政策，时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给市场造成中国参与救市计划的联想。但从目前来看，政策更多的是针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救市计划。调低 “双率 ”的政策，是经过研究并在事前提出的，绝对不是随便出台的偶然政策。央行调低“双率 ”的政策，在保持对国内通胀可能反弹的控制的基础上，更重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尤其关注中小企业。当然，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消除了原有的某些不确定性，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助于中国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同时，这个政策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前瞻性的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影响。
国研网：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可以从此次危机得到哪些启示 ？
陈道富： 危机远没有结束，现在谈启示有些为时过早。而且不同的人，视角不同，得出的启示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我相信，这次危机过后，不仅仅美国，世界各国都会从各方面进行深刻的反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等方面，都会有所突破。
一是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政府信用介入等引起市场激励机制的扭曲，容易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最终都是要破的。或者说，金融的根在经济，过分脱离经济发展金融，最终是要发生危机的。但金融发展具有自我膨胀倾向。
二是过于复杂的衍生工具，在带来流动性等好处的同时，也引起市场风险的承担主体和风险控制主体严重分离，不利于对风险的评估、控制。更重要的是，衍生工具大量表现为表外业务，现有的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措施还无法有效应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手段相当脆弱，尤其在高杠杆的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时更是如此。进一步研究并加强监管是必要的。
三是金融机构的损失与实体经济的损失，其宏观影响差距极大。金融机构发生损失，将引起金融机构不得不多倍收缩资产，进而引起资产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进一步恶化金融机构的损失。尽快将损失剥离出金融机构，有利于控制损失的传递和多倍收缩效应。
四是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受现有规则限制，该改规则的时候就要改规则，该注入流动性的时候就应该注入。在处理这次危机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解决问题，行政力量也很强大，该出手时毫不手软。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存在大量正反馈机制，或者说市场高度相关，并且恶化速度很快。保持市场必要的信心是最重要的，否则大量干预措施都会失去效果。因此，把握干预的时机，果断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危机时期，对部分金融机构的保护是必要的，必须保证有金融机构来实现必要的金融功能。
国研网：反思美国的此次危机，中国还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哪些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那些应对措施？
陈道富： 我们除了可以就事论事的从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机制以及政府应对策略等方面，反思美国的这次危机，还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如重新思考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思考金融的内在不稳定等理论问题。
谈到应对措施，我想危机已经发生了，我国也已经受到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做的，一是尽可能减少现有损失，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在减少损失方面，中国要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加强与美国各界的沟通，特别是政府沟通，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同时，我国应认真研究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形势，避免错误的投资。二是应充分评估金融机构的损失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尤其要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防止损失在国内的传递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
国研网：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的表现，对于中国构建金融安全体系有哪些借鉴意义？
陈道富：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的表现，确实让我们见识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中国在构建自己的金融安全体系时，最核心的是如何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灵活性。对风险和危机的防范，使金融体系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抵抗力。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需要加快金融的对内自由化，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其次，金融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加强有效监管是很重要的。监管部门需要与市场主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陷于“主管部门”，同时应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更多的从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户和储户的角度加强监管。
再次，需要尽快建立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我国已经有了保险保障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避免将其简单的作为救助金融机构的工具。
最后，还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危机处理预案和协调机制。美国在这方面的协调响应机制值得中国借鉴。虽然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国会之间也存在争议，但在一些基本原则方面能达成共识。
当前，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应严格资本账户管制，密切关注各类资本的跨国流动，防止由于国际资金的大进大出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同时，协调好汇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维持经济增长。经济的稳定增长，是金融安全的根本。
Ⅳ 我国有哪些金融机构
我国金融机构按其地位和功能划分大致有以下四类：①货币当局。又称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体系的核心，没有这个银行，国家的货币运转就会发生紊乱。中央银行是发行货币的银行，只有它能发行货币，它是银行的银行，当银行没有钱的时候，可以向中央银行借钱，中央银行是整个社会最终的支付者。②银行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分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以及住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③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及股份制的保险公司、城市合作社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证券交易中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登记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④境内开办的外资、侨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侨资、中外合资的银行、财务公司、保险机构等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业务分支机构及驻华代表处。
Ⅵ 结合2016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简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五大挑战去产能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是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的周期调整，让中国一直处于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然之间失去了外部的需求以后，造成产能释放的困难，不仅是钢铁产能，我们很多行业，随着出口的迅速下滑，都处于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采取的4万亿的财政政策来缓解今天外向型增长方式受到挑战的问题，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是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那时全国各地不管能力有没有，比较优势在何处，都跟随政府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方向的投资，而且项目规模非常大，耗用资源非常多，投资方向非常集中，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价格破坏，引起了现在银行回款能力弱的严峻问题。第三个是我们成长的烦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没达到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这种硬伤，导致我们现在产能释放要比发达国家产能释放更加困难。我们有40%的人口还没进入城镇化，没有完成农业现代化，国家也是希望在2020年让大家人均收入倍增，可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没有到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中国老百姓靠自己国内的市场消费能力化解我们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去库存去库存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直接影响我们银行回款能力低，造成钱荒的问题，进而不断催生货币政策解决钱荒。但是投放的货币只是用于解决钱荒所造成的债务问题，也就说银行有了钱即使借给企业，企业也直接用来还债(展期)，所以，这种投放的钱，根本没有盘活存量，服务实体经济，这种放钱虽然稳定了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钱。因此，去库存直接涉及到银行是否能够有效地将资产盘活来解决坏账的问题。同时，房地产的属性，需要从一个投资性的标的转变为消费型的标的，需要真正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问题。需要通过税收机制、市场交易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盘活存量，让投资客觉得房地产的投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投资标的的市场，而是要回归它的消费属性的市场。否则，房子卖不动，开发商汇款能力低，银行资金及时不能回款，银行想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去库存的问题，就是要盘活存量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想2016年都在供求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么把今天的健康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一个是怎么把房子的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机制的改革等等，把它盘活出来。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在赌注盲目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加快地方债市场建设，这有利于调动社会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提供利率市场化后监管部门所需要的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打下基础。二是去僵尸企业的杠杆，通过重组、收购、退出和必要的破产程序，把浪费的资源盘活出来。三是去金融投机的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开始出现了场外配资，互联网P2P过度加大金融的杠杆，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赚钱方式。现在的监管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靠钱养钱的模式，甚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也放弃了主营业务，开始拿产业的资本进入到金融投资的平台上，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2016年一定要加强金融的监管，要在金融的市场去杠杆，真正地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能够降低下来。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于金融的杠杆加得过高，最后金融的投资收益被过度的资金释放，带来了追涨收益高的现象。而金融市场的收益恰恰是今天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为金融市场的收益高了以后，银行的存款就出现了流失，最后银行就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的模式。只能通过理财产品这样一个服务，通过高成本的回流资金的方式，再来对实体经济服务，这时候他贷款的利息已经不是吸收以前资金的存款渠道，而是通过理财的高成本的渠道回笼资金，所以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借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期限很短，利率很高，这样降成本就降不下来。国家货币政策已经如此的宽松，已经让银行互相的借贷成本得非常的低，但是一旦银行去跟客户打交道，借给那些没有抵押能力，但是未来赚钱能力又是不确定的中小企业，今天他借出去的条件就非常的苛刻，期限短、资本成本高。这样的话企业拿到了钱，也不可能再为实体经济服务，只能去冲到金融市场去博一把，最后投资失败的话，就出现了跑路的企业家，这样的一种现象不容忽视。一定要把金融的杠杆去掉，然后才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才能够做结构调整的补短板的问题。补短板中国的短板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就是最大的短板。我们以前的增长方式是靠招商引资，搭着跨国企业的便车去做出口，民营企业的出口也是看跨国企业做什么市场，他们也学做什么市场，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像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需要进口大量的海外技术部件或者是贴海外的品牌才能在海外市场赢得更大的份额，这个商业模式花去他们高昂的代价。但是在过去因为有劳动力便宜的成本，地方政府给他们土地资源的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再加上税收的监管又比较弱，偷税漏税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讲白了，中国过去的企业最大的短板，就是靠成本的优势去争夺市场的份额，以此对冲技术高昂进口成本。再加上政府通过资源价格管制，给企业的便宜外汇和便宜的利率，便宜的油等。但如今都跟市场接轨了，这种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商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能够让中国的制造业生存的短板问题必须要解决，能不能有自己国产化的技术，去替代用高昂的成本进口海外的技术。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替代贴海外的品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这部分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我们自己的企业就可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短板真正的能够解决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盘活了。由于中国的企业赚得到钱了，中国银行也敢给企业借钱，现在中国银行业不想贷给中小企业，不是他们钱荒的问题，而是企业经营赚不到钱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有钱也不敢贷。当中国企业把这个赚钱能力的短板补掉，中国银行业对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银行不会再把对公业务的钱，拿到今天对家庭理财的业务，然后通过通道业务又把钱送到金融市场理财，这样的模式就会改变，所以现在的短板就是实体经济的赚钱能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短板靠搭便车补掉了，这个短板就是我们靠跨国企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过去采取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短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非常糟糕的制约被掩盖了，因为我们是用海外招商引资的钱去服务实体经济了，所以金融短板都没问题。现在这个短板，由于招商引资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减少了，资本流入的结构也在在从长期变为短期，所以接下来的短板就是中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找到好项目的能力。以前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没关系，找不到好项目都没关系，只要跨国企业的钱能够找到好项目，我们搭他们的便车就行了。现在要我们自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我们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自己的品牌，这个短板一定要补上，不补上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不补上就会出现金融体系大量的资金不得不空转，从而滋生了股票市场场外高杠杆配资，P2P运营中采取旁氏骗局的“商业模式”。二、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改革方向定得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地开始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是明年就立刻能见成效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中国30年形成的这种出口带动投资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立刻要转变为中国自己国内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难度很大。或者哪怕我们还是坚持一部分靠出口，但是今天全球的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复苏都非常的脆弱。2016年世界经济是不是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状况，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出口的市场，我不乐观。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增长方式，明年能不能靠出口的提升，再给我们时间，现在看这个时间都没有。明年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一年就要把增长方式转变过来，不太可能。第二，我们2009年所做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做法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策红利的后遗症。到今天这种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要把这个包袱解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因为它在以下五个方面造成了我们资源配置效率严重损失的存量问题：1、产能过剩。政府在2009年带着我们围绕整个大的产业振兴计划，后来是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光伏产业，这样投资引导，结果形成了全国各地，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都做了同样的投资，结果重复建设，投资过度，不得不恶性竞争，即使是光伏产业也因为价格恶性竞争，处在这个行业中的低端水平。现在这些行业都处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中。2、全民理财。因为4万亿的做法是货币政策拿钱，财政政策投项目，银行的信贷跟上。这种投放资金过度，造成老百姓对今天票子发的过多以后，未来这个钱不值钱，放在银行你的钱一定会形成负利率，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息赶不过未来自己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今天把钱放在银行，都到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去理财，最后全民理财的结果是造成银行的资金流失，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下降，银行再把流失的资金拿回来，只能通过理财的通道，而理财的成本已经给实体经济增加了严重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后遗症，4万亿的包袱到今天，你要想把今天老百姓理财的行为转变为消费的行为，困难，短时间不可能。3、国进民退。很多民营企业家4万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机会拿到政府的采购行为，最后他们把30年，2008年之前30年所创造的产业资本拿过来炒房，炒股票，出现了国进民退，民营资本退步了，去玩金融资本，而玩过金融的企业家，再让他做实业难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供给端的改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式，将改革的重任交给没有沉迷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和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创业才刚刚开始起步，要获得丰硕的成果，还起码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就想看到我们市场活力的再现有相当的难度。4、贪污腐败。今天我们看到在那个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时代，以权换钱、以权谋私的现象非常普遍，居然成为了一条商业运行的潜规则。最后使得一些党性不强的地方政府官员，今天成为反腐倡廉的反面角色——为他们的贪婪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特征，那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从昔日过度作为到现在的“不作为”，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明年地方政府还是像现在这样不作为的话，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要实现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5、环境的破坏。政府过去的治理模式，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重资产，高能耗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应该把财政的钱用在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上，但却为了追求GDP增长给自己创下良好的政绩，大兴土木，这些都造成了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种慢性病，立刻要解决环境的问题，明年就到不可能。所以环境的污染会造成我们有能力的消费群体移师海外，甚至未来生活都选择在海外。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的标准低，赚钱在中国好赚，但是现在中国的赚钱机会没有了，要生活的话，还是没有环境污染的海外更好，买商品更有安全感，这样的话，环境的污染造成了中国消费的流失，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产能释放变得更加困难。第三，成长的烦恼。如果调结构的任务放在美国去到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他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在世界的前10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70位左右，这样一种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要解决今天的库存，解决今天的产能释放是困难的。一方面，中国40%的农村人口，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城镇化，他们的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消费还处在一个是解决温饱的水平，而达国家的追求幸福的消费范围各种各样，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高支出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目前达不到的。另一方面，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居住的居民，中高收入的人群较多，购买力的相对旺盛和公共资源(养老、教育、医疗、就业、商圈等非常珍贵，所以，大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积淀才能确保未来安心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货币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困难的。再者，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仇富心态的扭转，环境的优化，都是解决有钱不在中国消费问题的努力方向。三、用好市场两种资源是化解中国经济各类矛盾的关键今天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就是人均收入要倍增，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带到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就有一个悖论问题来了，收入没有到小康社会，收入的倍增靠谁来买单，企业发力但是缺乏市场消化能力的问题，就是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给我们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所以解决成长的烦恼，我们应该用好政府指出的两种资源：在国内先解决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等的问题和税收问题，以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实施“互联网+”战略，把制造业的高成本通过服务环节的创新将成本降下来，从而确保中国劳动大军在碎片化的时间，在确保诚信的环境中，进行消费，积少成多，也能释放出国内足够多的产能；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上海自贸区，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的方式，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全靠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量来解决中国今天要实现的五个方向的转变，那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成长的烦恼和过去积极的政府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今天负资产，以及30年所打造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东西都不是明年一年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当然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当作一项竞标赛，最后为了达标，又是政府出来解决。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加以支持，因为政府手里面没有钱，你叫它减税，它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减税等于政府财政收入没有了。政府已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已经很薄了，还要完成减税的指标，只能通过货币的印发，来解决减税的政府让利所需要的资金。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又是政府带着我们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把今天政府干预市场的后遗症留在了未来！所以，现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绝对不能够依靠政府去购买楼盘，政府拿钱去消化今天的产能，政府去通过印钞票降低资金的成本，如果一切的问题又回到政府来解决的话，未来的后遗症是更加得严重，现在的关键是要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上海自贸区的探索负面清单改革的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五项任务三大挑战两种资源
Ⅶ 我国金融机构的演变和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非银行金融业务如证券、保险、信托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国际上，实施分业经营的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其作为贷款人的重要性日渐下降。从资产业务方面看，资本市场、投资银行、租赁公司及外国银行纷纷抢走了商业银行的大批客户和业务。从负债业务方面看，居纷纷把积蓄投向公债、股票和投资基金以图更有利的回报。投资基金、保险公司、货币基金、股票市场和养老基金都成为银行负债业务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银行资金来源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利差的急剧下降。为了生存，商业银行不得不寻找途径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大业务领域与投资银行开展竞争，规范和划分金融分业的篱笆逐渐的被拆除了。（谢平等《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及其监管问题研究》）
1 1979年，中信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1980年代，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相继组建，并采取固定分工的方式划定了经营范围，使资金在系统内自上而下分配。这四家银行分别面向农村、外汇、基本建设和城市工商提供金融服务。
1984年，组织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专门研究综合经营的问题，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赞同德国模式 ，百货公司式的经营；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严格的分业经营管理模式。中国还是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始阶段，德国模式在宏观管理上有难度，所以还是决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后来决定以交行作为试验田，单独搞综合经营试点。
1987年4月1日，作为股份制、综合类、现代商业银行的试验田，交通银行重新组建。它可以经营本外币业务，从事短期和长期贷款业务，也可以经营保险、证券、信托、投资、房地产等各种非银行金融业务，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综合经营试点银行。交通银行的重组，打破了资金的城乡分割、工商分割、国内与国外分割。
2 1986年建行成立中国投资咨询公司；1987年成立中国人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1989年，建行与其他境内外机构成立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租赁公司——友联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3 1987年11月开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开办保险业务。1991年4月26日，交通银行将保险部独立出来成立了全资附属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交通银行行长戴相龙任公司董事长，并为太保拟定了著名的广告词——“太平洋保险保太平”。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继中国人保险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综合性保险公司。1995年3月9日，太平洋保险公司由交行全额投资改制为由交行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保险企业。
4 1988年9月，交通银行在其证券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人币1000万元，是新中国最早的证券公司之一。1992年8月，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1994年1月，海通改制为全国性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人币10亿元，为交行控股子公司，交行总部及各分支行一律不再经营证券业务。1994年9月27日，“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正式设立，董文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5 1993年11月，交通银行明确地勾勒出了一个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模式，“坚持综合经营和分业管理，逐步形成两大业务体系，即以交通银行本体经营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体系和以交通银行附属、控股子公司为主体的非银行金融业务体系。”
6 1995年，建行与摩根斯坦利合资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真正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7 1992年下半年开始，金融机构违规经营严重，风险集中涌现，金融秩序混乱。1993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不得对非金融企业投资”，“在人、财、物方面要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1995年，《中华人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人银行法》和《保险法》也相继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分业经营的格局确立。
8 1996年中国银行在伦敦注册了一家投资银行，后来迁到香港。1998年，在香港成立了中银国际，这是第一家中资的投资银行，前身是始建于1979年的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随后，中银国际和内地五家大型企业合资组建了中银国际证券公司，又投资了中国第一支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
9 1999年8月28日，交通银行与上海市正式签定转让协议，太平洋保险公司、海通证券公司正式与交通银行“脱钩”，划归上海市领导，交通银行在两家公司的全部出资额及相关权益也同时转让。
10 2002年3月，建行成为国内首家获得人银行批准开展财务顾问业务的商业银行。2003，为了推动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建行设立了专门的投资银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