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❶ 十三五时期发展环境对银行业有哪些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银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转型。正如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杨文升所言，正处在经济换挡期、结构调整振动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银行业，依靠传统和规模、高速扩张的经营方式是走不下去的。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约束，商业银行现在必须研究如何尽快从外延式发展方式过渡到内涵式的发展方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金融行业，外部环境要求银行业必须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相当艰巨，局部地区企业由于结构单一，一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加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不少大型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破产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应该接受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有所上升，许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且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债权人不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不申请破产保护，不管是对哪种债券而言都存在潜在的损失。所以，破产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这样才能盘活存量，保护好生产力，着力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着力于法治经济建设。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一渠道来解决。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多管齐下、疏通血脉。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要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资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需求，而不是没有标准的“搞次贷”。各家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加强风险管控的情况下，更多地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简化对贷款的审批，更好地关注企业自身的风险和财务信用状况基础，来提高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和便利。

从监管层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银行业何去何从无疑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变革方向，也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归纳为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他强调，中国银行业的存量实际上是30年改革的一个积累，深化改革，“应当是在存量的基础上，是存量的延续”。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改革，银行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有着普惠程度不高、服务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存在于存量里面，所以，只有不断地改革存量，才能够使新的增量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而作为从业者，7位来自银行的高管也认同以差异化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未来银行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认为，银行创新有助于改革，但这种创新必须抓住不变的内核、内在经营规律，在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也表示，服务客户是银行永恒的主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有21.6%，也就是说，还有78.4%的小微客户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这表明银行服务覆盖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巨大的服务空间。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共识。未来，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必须马上行动，推动改革。正如刘士余所讲到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动作，以前都讲了，现在该行动了。”

❷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创新什么要素

。10月30日，银监会党委会在传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时已就全力以赴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做出部署。
银监会党委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十三五”规划，找准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探索制定反映五大发展新理念的银行业发展指标体系，强化硬性约束，切实引导银行业改进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益。
具体来说，围绕支持创新发展发力，银行业要创新金融配套服务等体制机制，注重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科学集成，积极探索“投贷联动”等新模式，动态满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特色金融需求，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发展动力转换。
同时要围绕支持重点领域下功夫，通过优化信贷投向、科学利率定价等市场化方式，支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提高绿色信贷服务水平。督促银行业金融加强对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的支持力度，持续拓展发展新空间。

银监会继续要求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继续保持好服务小微的战略定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政策措施，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着力解决“融资难”问题；持续采取清理规范银行收费等措施，降低融资成本，着力解决“融资贵”问题。要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资金渠道，着重解决边远山村和残障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基础金融服务需求问题。
银监会党委会还明确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督促银行业创新方式方法，充分盘活沉淀在僵尸、困顿于低效领域的信贷资源；研究完善逆周期资本、动态拨备等制度，释放更多信贷资金，确保金融资源真实高效进入实体经济。

❸ 十三五规划是什么意思

十三五规划，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五年规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3)十三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扩展阅读

“十三五”规划编制

2013年底

各省级地区开始启动“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准备工作

2014年4月

各省份开始就“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研究向社会招标研究机构

2014年6月

国家发改委开通“建言‘十三五’”微信公众平台，邀请公众参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

2015年初前后

各省份开始将“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思路上报国家

2015年10月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审议“十三五”规划建议稿

2015年五中全会召开前

国家发改委听取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家“十三五”规划工作的意见建议

❹ “十三五”规划内容有哪些

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新华社当天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十三亿多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农业连续增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建议”指出：完善能源安全储备制度。加强城市公共交通、防洪防涝等设施建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
“建议”提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建议”提出：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鼓励人才弘扬奉献精神。
“建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建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建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建议”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
“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建议”提出：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
“建议”提出：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建议”提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到二〇二〇年，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建议”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建议”指出：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
“建议”指出：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
“建议”指出：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实行公共交通优先，加强轨道交通建设，鼓励自行车等绿色出行。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提高电动车产业化水平。
“建议”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合理制定水价，编制节水规划，实施雨洪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工程，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建议”指出：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度。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开展环保督察巡视，严格环保执法。
“建议”指出：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发挥国有林区林场在绿化国土中的带动作用。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严禁移植天然大树进城。
“建议”指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建议”指出：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
“建议”指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建议”提出：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术工人培养模式，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
“建议”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坚持精算平衡，完善筹资机制，分清政府、企业、个人等的责任。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建议”提出：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
“建议”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
“建议”提出：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发挥医保控费作用。改进个人账户，开展门诊费用统筹。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建议”提出：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
“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帮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注重家庭发展。
“建议”提出：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注重培养选拔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领导干部，提高专业化水平。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建议”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❺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❻ 绿色金融是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治回答

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及规划建议中，对发展绿色金融进行了阐述；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绿色金融。不仅如此，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在政策环境、规模体量和市场建设等方面也成绩斐然。一是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逐步建立。1995年，央行颁布《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了《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绿色金融正式在中国诞生。随后央行、环保部、银监局、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先后出台了绿色金融相关制度文件，绿色金融制度进一步完善。2016年，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批准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标志着绿色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各银行机构纷纷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个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2012年浦发银行推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2.0”。各保险公司则设立了环境责任险。三是绿色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在政策支持下，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有序推进。截至2016年年末，交易商协会支持绿色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已超1500亿元。2016年，中国发行绿色债券23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债发行量40%左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方面，2013 年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和重庆两省五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四是绿色金融示范区启动试点。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中国绿色金融虽然发展成就显著，但由于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首先是相关法律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表现为：首先是立法层次较低。在国家层面没有正式法律出台，仅是一些部门规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力；现有的制度体系操作性不强，未将绿色项目的正外部性和污染项目的负外部性体现在市场价格上，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优惠等政策未有效跟进，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盈利性不强。其次是基础性工作不牢固。绿色金融的概念不明确，各方对绿色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一致，口径的不一致导致了数据缺乏可比性。绿色金融各项标准不完善，各方主体的责任与权利不够具体明确。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再次是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各相关机构“绿化”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兴业银行一家“赤道银行”，多数银行金融机构没有深入参与到绿色金融业务中。绿色金融总体体量较小，名义上许多银行机构公布的绿色贷款占比远超90%，但实际真正用于绿色发展的资金占比较低。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有限，以绿色信贷为主，其他直接融资业务发展相对滞后，覆盖范围有限。最后是中介机构、人才等配套支持不足。国内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绿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评级、第三方认证、资产评估、信息咨询、环境风险评估等专业性服务机构涉足绿色金融业务较少。
探本溯源，绿色金融是在相关政策指引下，通过贷款、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多社会资金支持节能环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应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加大金融对改善生态环境、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的支持，为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笔者认为应重点做好六大体系的建设：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重点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等绿色金融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推进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引导有关各方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特别是要强化市场手段，实施差别信贷政策，通过享受一定的政策利差补贴使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有利可图。三是强化考核硬约束，完善监管体系。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主体分别开展绿色绩效考评。金融监管当局应联合有关部门，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四是完善市场机制，构建全面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绿色金融参与的市场主体，重点是调动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创建专门的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对现有政策性银行信贷进一步“绿化”；加快绿色中介机构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服务。五是创新业务模式，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创新，把绿色环保理念引入信贷政策，切实增加盈利性和可操作性；积极发展绿色债券，推广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业务；开展绿色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善配套的中介服务市场；加快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六是建立健全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加快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完善企业数据库，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将大气污染排放、水污染、垃圾等造成的环境成本尽可能量化，在此基础上对企业、产业开展绿色评级试点，开展排污费收取及排污许可证发放和价格补贴、资源税收取及企业环评等；引导投资人基于绿色要求进行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