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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内非金融机构融资统计

发布时间:2021-10-08 22:09:54

① 2013年,我国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是多少请提供答案来源

占11.7%。
直接融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融资。
2013年这两项合计2.02万亿元,比上一年少4819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1.7%,比上一年低4.2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净融资1.80万亿元,为年度历史次高水平,最高是2012年,2012年债券融资达到了2.2万亿元以上,所以2013年比2012年少453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219亿元,比上一年略少289亿元。
来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www.chinairn.com

② 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和金融体制不断变革的过程中,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在低起点的基础上迅速增加,但是其在整个金融机构中的比重并没有相应的顺利提升,加之其内部结构不合理,这些均严重制约了金融体系效率额的提高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使我国金融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
首先,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安排,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尽管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很长时间内缺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信托公司出现风险控制弱化、资本金不足、违规经营及亏损严重等问题;财务公司出现行政干预过多、贷款集中度过高等问题。这些都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因而,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其次,适时推出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货币紧缩环境下的金融创新,政府有必要适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创造快速发展的机会。比如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再次,政府应积极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向中小企业倾斜。与银行体系一样,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也会偏好大企业、大项目。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通过财政资金实行担保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关系,完善各种类型的贷款担保机构,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此外,为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良性循环,政府应积极搭建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等其他机构的融资平台,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财政资金支持,实现非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多元化和稳定化,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③ (简答题)简述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摘 要:中小企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在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中小企业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功做法,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建议,并对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模式、内容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建议

统计表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57%、40%和60%。由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约占全国城镇就业岗位总数的75%,在全国整体经济中占据大半壁江山.

但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成熟,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从对我国中小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所做的调查可看出融资难已经成为经营中的首要难题,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已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现状与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它很难得到股市融资,加之我国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缓慢,因此,中小企业资金筹措基本上依赖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完成的。自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如对金融机构连续下发了两个《指导意见》,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然而,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并未因此而明显改善,不少中小企业甚至抱怨,他们得到银行贷款似乎更难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1.历史背景 中小企业成分复杂,存在较大的制度性风险。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主要来源于5种渠道:一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这部分企业产权不清,机制僵化,经营状况不佳,大部分有长期的银行负债,信用记录不良。二是乡镇企业。这部分企业技术档次低,管理水平低,产品研发能力弱。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借款、内部积累和集资,一般都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三是一些机关和企业开办的“三产企业”,因其难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达不到银行贷款的条件。四是私营和个体企业,我国近期内这类企业如雨后春笋大批涌现。这些企业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大多是家族企业,财务管理形同虚设,银行难以掌握其真实的经营状况。五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项目风险较大,启动资金需求大,自身积累难以满足,银行又因担心其项目风险而不敢对其融资。

2.企业自身情况 中小企业自身积累少,经营管理不规范,经营效益低下,银行由于对其融资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存在着“惜贷”、“惧贷”心理。究其原因:一是中小企业自身积累明显不足,对外融资需求大。据《上海统计年鉴2002》显示,2001年,全市中小型企业户平均年末资产只有1914.29万元,仅为大型企业的1/55,中小企业平均年产值1741万元,约为同期大企业的1/34。全市大型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2.67%,中型企业为 55.42%,小企业为56.09%。其二,企业资信等级不够,根据对江苏省1100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下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2年底,江苏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中3.8%的企业已获得AA级资信等级,10%的企业获得A级资信,但尚有股82%的企业未参与评级,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这部分企业事实上产品缺乏市场潜力,技术含量低,或由于其他原因未参与评级,另一方面则是企业不动产及规模指标难以达到信贷准人等级,未能参评。其三,大部分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这些企业普遍都是家族式经营,少数或个别人控制现象严重,法人资产与自然人资产没有严格区分,当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抽逃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民营企业财务数据不真实,一个企业往往有几套账表甚至几十上百个账户,造成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难以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而且部分企业在“转制”过程中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较普遍。

3.首要原因 在对浙江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的调查中,他们把难以提供合格的担保、抵押品,难找担保单位作为严重制约金融机构对其融资的首要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强,难以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和找到有实力的担保单位;第二,抵押担保手续复杂,费用较高,耗时耗力,企业不堪重负;第三,抵押物流通市场窄小,变现能力弱,进一步加大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难度。

4.国家政策对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扶持 首先,国有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的原因之一是没钱可赚。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庞大,冗员甚多,本身运行成本就高,再加上审贷程序复杂,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来经办小额贷款,一办就亏。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无论贷款额大小,其运作成本基本相同。举例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贷出一笔1亿元一年期的贷款,利息收入600万左右。而贷出一笔10万元的贷款,利息收入只有6000元。这点利息收入还不足以支付银行运作成本,难怪国有商业银行总把眼睛盯在那些大客户身上。其次,近年来,一些地方把“抓大放小”政策片面理解为放弃中小企业,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没有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特点,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认识不清,信贷支持力度不够。

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建议

(一)政策性融资渠道的建立

在我国现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已经独立出来,不再以银行和企业的所有者身份对它们的经营活动进行决策和控制,而是以协调者的身份对市场经济中诸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控和引导。目前,政府在“抓大放小”之后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扶持政策,它们的融资问题已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然而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政府亟需推出相应措施,建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渠道。具体来说,可考虑进行以下操作:

1.建立、完善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 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先于融资体系的建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健康、有序的融资体系才能蓬勃发展。中小企业发达的国家地区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

日本早在1953年颁布了《信用保证协会法》,为中小企业从民间机构融资实行担保。为促进信用担保体系的发展,日本政府于1950年颁布了《小企业信用保险法》,奠定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法律基础。1958年,日本对《小企业信用保险法》进行了修改,把信用担保体系和信用保险体系理顺,避免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重复。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是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被称为日本的中小企业宪法。此外还有《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为中小企业现代化提供资金保证;《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法》等等,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日本政府还进行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建设,其中涉及融资的制度就有新技术企业保险制度,这是一种针对开发一种新技术需要大量资金,但技术产业化存在风险,筹措资金又缺乏抵押品和必要的能力的中小企业,进行资助。当企业在技术开发中出现了事故,产生了损失,这一保险制度就可为其提供补助金额。

我国到目前关于中小企业的法律有《小型企业租赁暂行条例》,《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出售国有小型企业暂行条例》,《乡镇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等。以上这些法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和经济转轨前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这些法律法规已经变得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了。主要表现在:(1)按照所有制划分,已经不再适应现实。(2)侧重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3)许多法规为国务院或国务院各直属部委制定,法律效力低且不系统。于2003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作为我国中小企业法律的“母法”,初步界定了法律的调整范围。重新确定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该法的第二章(资金支持)对中小企业融资作出了明确的指导。

2.建立政府系统中小企业金融机构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日本政府为了发挥中小企业的活力来支撑日本经济,综合实施了各种相应政策,其中在资金支持方面设立了完善的政府系统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包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工商公会中央金库,利用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资金融通。这3家机构分工明确,其中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为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及稳定经营所需的长期资金提供融资,国民金融公库为小型企业的小额事业所需的资金提供融资,工商公会中央金库则是具有存贷款、债券、外汇等综合金融机能的金融机构,进行推行中小企业组织化的金融业务。这些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利率较低、期限较长、担保要求较松,其中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还依据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防止公害等特定政策目标提供特别贷款,具有更优惠的利率、期限条件。

针对我国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政府金融支持机构势在必行。在具体操作上提出以下建议:(1)在形式上,可以设立相应的政策性银行,也可以委托现有的商业银行开设此类业务,但要保证贷款专项使用,真正体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可考虑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结构升级等特定用途。(2)在资金来源上,可以由中央财政拨款,也可以与地方财政共同出资。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行和企业效益的好转,我们的财政收入应能保证这项开支的来源。(3)在融资方式上,要以长期的信贷资金融通为主,也应考虑设立投资性机构。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扶持株式会社就是通过承兑中小企业股票、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向中小企业进行投资的政策机构,以充实这些企业的自有资本。这样,资金支持与资金投入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增强中小企业的活力。

3.建立、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实施相应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风险较大,银行不愿对它们提供贷款。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银行“惜贷”的出路在于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信用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部分的第十八条明确指出国家将会推进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比如日本就在全国务都道府县设有信用保证协会,在缺乏信用和担保能力的中小企业从民间金融机构借贷经营资本时对债务予以保证,并且对信用保证协会保证的债务由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金库进行保险。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SBA)也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一般在75万美元以下,担保部分不超过90%。

目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散出资,规模过小,许多地方政府按县区设立担保基金,有些基金只有几百万,大部分企业互助基金规模小,很难得到银行的信任;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资金补偿机制;缺乏专业队伍,由于过去专业担保机构少,近两年担保机构扩张迅速,担保专业人才短缺。

此外还存在着如何合理运用担保基金,如何减少政府干预等问题。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担保法,但是该法是规范担保行为而不是规范担保机构的,缺少对担保机构的法律规范。1998年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别发布了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是主要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适用范围比较窄,不够完善。目前,国内已经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因此,迫切需要规范担保机构的相关法律规定。

4.制定相关的中小企业扶植政策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与人民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是职工就业的主要场所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政府必须推行相应的扶植政策,优化中小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真正搞活中小企业。(1)成立统筹全局的政府管理机构,如美国的SBA、日本的中小企业厅等组织,对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统一协调解决。在此基础上,融资困难的状况自然会得到化解。(2)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改制和重组优化资产结构,降低其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3)在税收上除对新改制的中小企业给以优惠外,也应对中小企业用于开发、改造的投资减免所得税。(4)鼓励居民储蓄部分投向中小企业。

④ 最近5年我国国债的规模

指标名称 中国
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情况(季)
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国债融资额:累计值
频率 季
单位 亿元
指标ID M0010210
时间区间 2000-07:2010-12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更新时间 2011-01-31
2000-09 1,225.00
2000-12 2,478.00
2001-09 1,903.00
2001-12 2,598.00
2002-03 -100.00
2002-06 1,575.00
2002-09 2,112.00
2002-12 3,461.00
2003-03 225.00
2003-06 1,824.00
2003-09 2,239.70
2003-12 3,525.00
2004-03 348.00
2004-06 2,320.00
2004-09 3,492.00
2004-12 3,126.00
2005-03 17.00
2005-06 996.00
2005-09 1,896.00
2005-12 2,997.00
2006-03 349.00
2006-06 361.00
2006-09 1,883.00
2006-12 2,675.00
2007-03 -19.00
2007-06 1,594.00
2007-09 2,450.00
2007-12 1,790.00
2008-03 -247.00
2008-06 246.00
2008-09 642.00
2008-12 1,027.00
2009-03 63.00
2009-06 4,902.00
2009-09 7,566.00
2009-12 8,182.00
2010-03 280.00
2010-06 3,275.00
2010-09 7,288.00
2010-12 9,735.00

⑤ 常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融资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融资吗(判断题)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小额贷款,这都是属于银行的一种金融产品的延伸。

⑥ 我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方式有哪些

首先大家最熟悉的一类渠道是银行贷款,全国有7百多家银行,国有五大行和大部分内全国性股份制容银行在广西都有分支机构,本土城商行有北部湾银行、桂林银行、柳州银行,另外还有农信社、农合行、国民村镇银行等一百多家独立法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银行以外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十多类持牌金融机构可分为一个大类;

第三类是民间融资渠道,包括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金融服务公司、P2P/众筹网站等公开渠道,还有更多方式灵活多变完全不持任何牌照的民间资金渠道。

第四类是股权融资渠道,高大上企业到上交所、深交所主版上市公募融资,私募融资可以在北部湾股权交易所等场外市场挂牌融资、向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专业投资公司、专业投资者寻求股权私募融资。

⑦ 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中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卢庆杰
摘 要: 从应用方面看,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构成,这些都是中央银行负债的构成要素。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控制了基础货币,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备金率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开市场业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运用;非市场化利率影响利率调整工具效果。
关键词: 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信贷政策,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汇率制度,利率市场化

一、货币政策工具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从应用方面看,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构成,这些都是中央银行负债的构成要素。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控制了基础货币,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表1是中央银行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基础货币数额通过资产方表示为:
B=NPA+NPG+L+OIN (1)
基础货币数额通过负债方表示为:
B=C+R (2)
根据式(2),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根据式(1),从基础货币的来源方面看,外汇市场的干预、对政府的借款以及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借款影响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首先,如果中央银行从国内信贷机构购买外币,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开立的账户本币值相应增加,中央银行的净国外资产(NFA)就会上升。当中央银行购买外币以支持本币币值时,这种外汇市场干预就会发生。如果为避免本币贬值而在外汇市场出售外币时,中央银行的净国外头寸就会下降。其次,中央银行对政府贷款的增加会使其对政府的净头寸(NPC)上升。不过,只要相应贷款仍存在其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上,净头寸还是保持不变的;一旦政府用这些贷款向在商业银行开立账户的私人部门经济代理人进行支付时,基础货币就会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中购买政府债券,基础货币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第三,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可以通过信贷工具(Credit Facility)或执行拍卖程序(如证券回购协议)进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有:再融资工具,包括再贷款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二级市场上的一次性交易或回购协议;公开市场类操作,即中央银行在一级市场出售政府或中央银行证券,类似于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一次性非冲销操作、外汇互换以及储备要求。表2概括了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影响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表1:简化的中央银行资产债务表

(一)再融资工具

通过再融资工具中央银行以向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再贷款、再贴现)的方式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提高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表1中L项),同时增加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流动资金账户余额。如果商业银行以现金的形式接受中央银行的部分信贷,商业银行持有的库存现金也会增加,使净国内资产、银行储备和基础货币扩张。相反,偿还现有贷款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储备,同时减少中央银行对它们的债权,收缩基础货币。

(二)公开市场操作及公开市场类操作

公开市场买入(一次性买断交易或回购)提高了银行储备、净国内资产和基础货币;公开市场卖出(一次性卖出交易或逆回购)则减少银行储备、净国内资产和基础货币。公开市场类操作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别是前者发生在一级市场,而后者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公开市场类操作可通过政府或中央银行的证券发行进行。票据正的净发行(即新发行的票据的价值高于到期票据价值)提取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负的净发行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出售中央银行票据时,中央银行的负债增加;出售政府票据时,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两种操作均导致商业银行流动资金账户余额的减少,使净国内资产和基础货币下降。

(三)法定准备金比率

调整准备金比率并不是流动性管理的有效手段。在商业银行并不持有大规模的超额储备的条件下,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会使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减小,结果造成利率的提高,而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短期内,尽管有高的储备率,基础货币有可能扩张,但对银行而言,不可能将资产负债表迅速调整。为了能够履行更高的储备要求,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向银行体系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在短期内增加了基础货币。

(四)外汇操作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通过银行体系的一次性操作,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和负债方,改变银行储备和基础货币水平。购买外汇会通过增加中央银行对非居民的债权和银行储备,具有扩张性效果,基础货币上升;出售外汇则通过减少中央银行对非居民的债权和银行储备,具有收缩性效果,基础货币下降。在两种操作中净国内资产均保持不变。若法律允许,中央银行一般以证券形式持有大部分外汇储备。
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相应的制度安排:(1)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自主权。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自主权受到限制。不过,如果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只要中央银行能够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减少来冲销外汇市场上的扩张,使NPA=-L,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有效控制仍然是有可能的。(2)中央银行独立于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不必被迫通过发行货币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提供最后的融资。(3)中央银行必须能够控制对商业银行的借款。

表2:不同货币工具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移动概括

二、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备金率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开市场业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运用;非市场化利率影响利率调整工具效果。

(一)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

1990年之前,我国的融资渠道为单一的间接融资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只通过银行信贷渠道进行传递,但不是典型的信贷渠道传导机制。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和价格的控制指标来确定贷款规模计划,根据贷款规模计划执行货币政策。贷款规模计划既是货币政策工具,又是操作目标,还是中介目标。这种传导机制简单、过程短。1991年以后证券市场的运作开辟了直接融资的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但我国金融市场并不发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统计,贷款仍是当前我国非金融机构主要的融资渠道。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国内非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分别占融资总量的86.8%和87.8%(见表3),因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仍以信贷渠道为主。不同的是,1998年贷款规模控制取消以后,原来非市场化的信贷传导机制就变为市场化的信贷传导机制了。

表3:2006年上半年国内非金融机构融资情况简表

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信贷政策一般只作为短期的窗口指导,不承担结构调整、信贷创新等多重任务。而我国的信贷政策不仅要进行窗口指导,还要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创新。中国的信贷政策在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支持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试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信贷政策仍具有较浓的计划性色彩,还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另外,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等问题影响了信贷政策的运用,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仍是影响信贷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二)高准备金利率影响了准备金率及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有效运用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支付较高的利息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市场化利率的运行需要一个合理的利率结构框架。中国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利率和准备金利率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两个利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对准备金付息,更不可能对超额准备金付息。中国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不够发达,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规模一直较小,中国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由其总行在所在地人民银行集中缴纳,而商业银行分 (支)行又需要保留部分超额准备金以保证在当地的大额支付,因而商业银行一般保持了较高的超额准备金水平。为了减少商业银行的财务负担,中国人民银行仍对超额准备金付息。较高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使商业银行缺乏减少超额准备金的动机,从而使同业拆借,特别是隔夜拆借的需求下降,使中央银行不能有效调动商业银行充分使用所持资金,阻碍了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过程。另外,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支付较高的利息已经影响了央行的货币控制及货币政策的效率:首先是因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构成了央行基础货币增加的渠道之一;其次是准备金利率降低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传导效率,尤其是在市场利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使准备金利率构成了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限,从而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对准备金存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信贷规模控制而对商业银行的必要补偿制度,但在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降到极低的水平之后,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制度基础已不复存在。
下面分析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率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间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收取的利率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间的关系,说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层面的利率结构的合理性。理论上而言,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应低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再贴现及再贷款利率应高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此,我们选取了1996年1月到2005年9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以及相应期间的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贴现利率及20天再贷款利率进行分析(我们在此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及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从图1可以看出,对于再贴现利率而言,合理的利率结构开始于2001年9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和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组成的通道内运行,即商业银行为补足准备金,从银行间市场进行高成本融资;同理,若从银行间市场融资并将其上存央行则收益为负。而从1998年4月到2001年8月期间,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高于再贴现利率,即对商业银行而言,若存在资金缺口,更有利的选择是向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而不是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融资。这一扭曲的利率结构限制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同时,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003年12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准备金存款利率制度,对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采取"一个账户、两种利率"的方式分别计息,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维持1.89%不变,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1.89%下调到1.62%,2005年3月17日再次调低到0.99%,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也应声下降,2005年4月以来处于低于准备金存款利率的水平,但高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水平。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构成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的下限,也是中国利率的底线。所,以说,中国央行对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缩小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空间。

图1:货币市场利率结构图a

接下来分析图2。对于再贷款利率而言,从1998年6月开始在合理的利率结构区间运行。在此之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高于20天再贷款利率,即若商业银行存在资金缺口,首选是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而不是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同样的道理,这一扭曲的利率结构限制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另外,我们从图1、图2中还可以发现,由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组成的利率通道越来越宽,说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央银行管理利率结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逐步形成了合理的利率结构。

图2:货币市场利率结构图b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 2005年3月之前超额准备金利率水平为1.62%,而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仅为0.72%,商业银行的吸储成本低于资金上存的获利,商业银行有增加超额准备金的利益驱动,致使超额准备金率偏高。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2005年3月超额准备金利率调整为0.99%后,大量资金又调头进入货币市场,导致银行间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媒介,在银行体外"空转"。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4%以上(见表4),超额准备金起着货币政策调控缓冲器的功能。当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业务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来抵消政策冲击。

表4:中国银行业超额准备金率(%)

因此,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不仅从利率结构的角度而言降低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效果,而且导致商业银行保持高的超额准备金比率的偏好,从而降低了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三)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运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公开市场业务通过政府债券来完成,则公开市场业务连接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一般会干预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将货币控制与债务管理间的干扰降到最低。而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央银行难以执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通过图3可以看出,近年来,在中国的中央银行资产结构中,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所占比例仍然很低,2005年末,这一比率仅为3.13%。作为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政府债券的不足仍是制约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瓶颈。与中国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相比,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是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主要资产。

图3:中国中央政府资产负债结构表

为避免运用政府债券开展的公开市场业务使货币和债务管理在同一市场上、运用同一种工具进行,中央银行有时更愿意用中央银行票据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共发行125期央行票据、27882亿元(面值),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20662亿元; 2004年共发行105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为15072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9742亿元。票据的运用给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但若大量发行,会给中央银行形成支付成本的压力,而且中央银行票据占用的货币资源会影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其他金融工具的发展。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由直接转向间接使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相关性更强。两个部门协调不足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操作机制,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因而,在选择用于执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减少货币与债务管理的干扰及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方面,两个部门的协调尤其重要。

(四)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效果

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强,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外汇储备占中央银行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影响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截至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9411.1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外汇储备的激增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外汇储备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进行冲销操作来阻止货币供给的增加,但这又会造成信贷收缩,进而增大人民币利率上升的压力,反过来又迫使央行买入外汇储备,最终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央行试图改变货币供给的努力大打折扣。2005年,我国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局面,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其次,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增加加大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的难度;最后,大量"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直接影响了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的效果,即影响了信贷政策的效果。
目前,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步伐。2005年7月 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参考一篮子货币可以使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失去依照,从而使我国在汇率管理中获得主动权。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2006年1月3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 1月4日起,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即 OTC方式)和做市商制度。询价方式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一,汇率制度改革使我国的汇率波动区间变宽,意味着我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而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二,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根据市场价加权平均形成的,是一种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确定,并规定浮动范围,是一种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使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摆脱了为稳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卖出)外汇,从而被动地增加 (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第三,浮动汇率制下,调节利率对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汇率波动来进行反向平衡,从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五)利率市场化进程影响了利率调整工具的效果

利率市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利率水平由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资金的供求决定。2004年10月29日,中央银行宣布彻底放开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允许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在不超过各档次存款基准利率的范围内下浮,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美国从1982年到 1986年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美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关于存款利率上限"Q条例"逐步取消的过程。我国目前的存款利率仍有上限限制,同时贷款利率有下限限制,非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制约了利率调整工具的效果。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仍需要商业银行定价能力的提高、金融市场的完善及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首先,利率市场化将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大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自主定价权,商业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由官方制定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央行统一确定的贷款利率及其浮动范围,没有利率定价权,利率管理比较简单;而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必须根据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自身的成本以及信贷客户的信用情况来制定适合的利率,利率定价能力将成为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的关键。利率市场化的趋势将是贷款利率下降而存款利率提高,也就是说,银行的存贷款利息差将缩小。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比较单一,存贷款业务占绝大比重,利息差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盈利模式。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将由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变动频繁且可预见性差,必将引起银行的成本、收益不确定性增加,加大银行经营风险。市场化的利率会使商业银行面临重新定价风险、基本点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和内含选择权风险。根据不同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表内管理方法和表外管理方法以及资产证券化技术等利率风险管理技术。正确的利率定价管理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是立足于数据处理基础上的分析技术与决策艺术的结合。因而,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就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对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需要商业银行定价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其次,市场化的金融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首先引起官方利率的变化,货币市场短期利率随之变动,然后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依托,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各个市场之间高度的相关性和利率期限结构的调整,影响长期利率,然后通过各种传导途径最终影响总需求。在我国的利率体系中,目前实际被管制的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从各国经验看,所谓利率管制,主要就是指存款利率管制。稳定的存款利率有助于稳定存款,进而稳定货币供应,同时,稳定存款事实上还是稳定支付清算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存款利率市场化一般是通过"脱媒"过程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条件。我国同样需要在金融市场上创造更多的工具和服务来逐步替代银行存款,逐步推动整个利率市场化。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银行贷款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股权融资只占很小部分。只有资金在市场中的份额足够大、市场化机制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最终完成。
最后,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利率市场化的辅助条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加快时期,也是利率风险增大时期,各种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也就应运而生。我国金融市场中的利率,除企业债外绝大部分都已经市场化。银行体系的利率是半市场化的,存款利率还有上限管制。我国目前的国债现货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实行了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利率的下限也已取消,这使债券市场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波动十分频繁。利率波动使商业银行等持有大量债券的金融机构承受着巨大的利率风险,为债券期货的套期保值交易提供了强烈的内在需求与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投机者而言,价格的波动性提供了赚取价差的机会,利率市场化会吸引投机者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利率衍生产品的推出为利率的变动提供了避险工具,反过来促进了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有助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作 者:卢庆杰
出 处:金融与保险
经济类别:财经政策
库 别:国内论文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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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大家都对资金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规律颇感兴趣,解释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刻羽的论文《in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s》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国际资本流动由两股力量主导,一股是传统力量(standard force),其使资金流向那些比较稀缺的地方;而另一股是新兴力量(novel force),其使资金流向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富有国家。当前一种力量占主导,资金就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当后一种力量占主导时,资金就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国家。如此说来,当初海量资金涌进中国是因为传统力量;现在新常态了,资金大量逃离中国就是因为新兴力量占主导。这解释感觉四平八稳,但实际上毫无意义。

中国的“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是否因为中国是资金比较稀缺的国家?资金大量逃离中国真的是因为新兴力量占主导吗?用数据如何衡量和预测新兴力量是否占主导呢?如何解释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富有国家,不论新兴力量还是传统力量力量主导,都长期向外输出资本呢?金教授的理论很适用于美国这样的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挂帅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很适用于像德国日本这样以制造业驱动贸易的外向型发达国家。

中国真的资金稀缺吗?截至2014年底,政府财政存款余额3.6万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18.7万亿元,合计22.3万亿;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40万亿元,其中国有事企业存款超过20万亿元。我国储蓄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从2005年和2009年开始超过全球一成和两成,2013年会首次超过四分之一,表明近年来中国储蓄全球占比比我国GDP全球占比高出一倍多。中国巨额储蓄表明其资金充足,“融资贵融资难”本不应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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