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寻租行为

㈠ 货币银行学的知识

书名：《中国转型经济中的资金配置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作者：宋芳秀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 摘要： 利率市场化是指国家控制基准利率，其它利率基本放开，由市场即资金供求关系确定。它不仅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而且要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引导，各种利率保持合理利差和分层有效传导的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是顺利实施货币政策目标的内在要求，是我国金融间接调控的关键，也是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提高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一、我国推行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1、有利于形成比较规范的金融市场环境。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之中，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总体规模不大，市场主体单一，融资工具少，市场机制不健全，运转效率低下，造成金融市场的垄断和分割，资金不能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银行之间以及各金融子市场之间有效进出和自由流动。特别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分割与脱节，打断了资金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有效循环，造成金融资源的刚性配置、结构性失衡和寻租行为。在加快我国金融统一市场建设，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中，利率的市场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有利于促进国有银行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变。我国资金流通和运作的中心是银行，银行改革的成功与否对整个金融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商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这就要求在银行体制改革方面合理界定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相应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银行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强化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实现由行政管理向市场导向管理的转变，推动银行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经营行为、经营方式创新，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银行的特殊重要性更加明显。
3、有利于完善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金融机构参照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掌握一定的存款利率浮动权是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的条件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其中又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作来实现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和经济杠杆，对国家有效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真正形成连接个人、企业、银行、财政等金融市场主体的有效途径，也不可能产生利率的形成机制、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利率的杠杆作用就会完全失效，政府很难获得真正的市场价格信号，任何间接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可能遭受失败。 4、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根据WTO金融服务协议的要求，WTO各成员方都要按照市场准入、非歧视性、公平竞争和扩大透明度的原则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实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我国对加入WTO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做出了具体承诺和开放时间表，“入世”后两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放开所有人民币公司业务、五年后放开所有人民币零售业务。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国外银行的现代管理水平和资金技术实力必然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尽快实现国内金融业的转轨，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对接，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1、目前的利率调控体系过渡性特征明显。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还没有完全由市场决定，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仍有上限管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虽有较大定价自主权，但贷款利率仍有下限规定，存款利率不允许上浮。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直接调控方式进行，致使央行利率变动对银行存款利率影响较小。
2、银行存款利率调整的有效性不强。利率调控体系不完善，就难以正确确定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更难以体现市场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再加之利率调整的决策过程较长、利率决定方式多样，所以，银行利率调整对投资，消费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利率与居民储蓄，消费之间的关联性微弱，影响了利率调整的效果。
3、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难以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意图。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以数量调控为主，即央行通过调节基础货币来调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商业银行则通过调整超额准备率来应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这种数量调整不一定是对资金供求价格的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货币政策操作的作用，使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降低。 三、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对策 1、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应强化中央银行利率引导市场利率的作用，而且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改变直接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调控方式。
2、理顺目前利率体系中存在的扭曲关系。由于目前利率决定方式的多样化，利率关系扭曲现象存在，要通过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使利率水平和结构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以便利率政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完善货币市场，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银行间市场的交易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份额较小；且交易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向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交易主体单一，难以形成真正的货币市场，市场的流动性也难以回归到正常水平，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性自然降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敏度自然难以增强。
4、继续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在贷款利率方面，除城乡信用社以外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实现上限放开、下限管理，而对城乡信用社仍实行上限管理。存款利率方面只允许下浮，不能上浮，并有存款起存金额限制，而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一项利率制度改革，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我国的商业银行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但由于其自主定价能力较弱，势必影响到它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因此，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形成机制中的非市场化走向市场化，最终实现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化利率。

㈡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

什么是寻租？
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
一些资料可以搜索网络，我写点自己的理解。
第一、寻租的能力其实是来自于垄断，政府是行政垄断、财团是资金技术垄断等。通过垄断阻止或允许。
第二、政府为什么会寻租。寻租和腐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过度的寻租行为确实会增加腐败的机会。没个人都有立场，政府的主要立场是什么？它一、是要维持统治。二、要降低统治成本【这有两个方法，1、增强自身的力量。2、削弱被统治层的力量。这样政府也就有了寻租的需求】
第三、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寻租行为，因为只要有统治者只要有政府就一定有寻租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只不过是财团寻租替代一部分政府寻租。在西方财团和政府一起够成统治力量。但如果是无政府的话一样会有统治者，而且会更加混乱。
第四、如何削弱政府的寻租行为。上面第二条第一点说了，政府之所以寻租是为了维持方便的统治。如果过度寻租的行为阻碍了统治，那么就能有效遏制寻租行为。比如从这30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在很多经济场合退了出来。行政审批也越来越少了。前几天不是又减少了么。
第五、当然这里指是理论上的、有于腐败和部门利益的存在，在局部在短时间内，会有反弹等。比如这几年以来的中国企业国进民退等。
第六、这要一、加强反腐败特别是底层人民的反腐败能力，二、打破部门利益，裁剪一部分机构，三、防止利益集团的过度索求、遏制大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四、遏制垄断经济体、不采用收购合并等方式，通过用行会联盟等方式整合力量。

参考资料【寻租行为、无政府主义、腐败、政府利益】

http://ke..com/view/2522166.htm
http://wenku..com/view/81dd49ef6294dd88d0d26b16.html
http://ke..com/view/111108.htm
http://ke..com/view/10458.htm
http://ke..com/view/354948.htm

㈢ 什么叫做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包括所有的非正常收入，主要是指见不得光的收入，违反法律或道德的收入

㈣ 谁知道如何抑制“寻租”行为

你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或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而致富。非法掠夺他人的财富，叫做盗窃或者欺诈。而合法掠夺他人财富的行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
Rent-seeking takes many forms. On Europe's oldest highway, the Rhine river, the castles on rocky outcrops date from the time when bandits with aristocratic titles extracted tolls from passing traffic. In poor countries the focus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ife is often rent-seeking rather than wealth creation. That helps explain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寻租有许多种形式。在欧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莱茵河上，屹立在两边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期那时候，顶着贵族头衔的强盗们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在贫穷国家，政治及商业生活的重点往往是寻租，而非创造财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Rent-seeking drives the paradoxical resource curse. Oil or mineral wealth mostly reces the population's standard of living because it diverts effort and talent from wealth creation to rent-seeking. Sadly, foreign aid often has a similar effect.
寻租造成了资源的诅咒这种怪现象。石油或矿业财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因为它们把人们的才能和努力从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寻租上。可悲的是，外国援助往往具有同样的效果。
Rent-seeking can be effected through rake-offs on government contracts, or the appropriation of state assets by oligarchs and the relatives of politicians.
寡头和官员的亲属可以通过从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占国家资产，来实现寻租。
But in more advanced economies, rent-seeking takes more sophisticated forms. Instead of 10 per cent on arms sales, we have 7 per cent on new issues. Rents are often extracted indirectly from consumers rather than directly from government: as in protection from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goods and new entrants, and the clamour for the exte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nts can also be secured through overpaid employment in overmanned government activities.
但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寻租有着更为复杂的形式。我们不是从军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过增发货币获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从消费者身上间接获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国商品和新进入者竞争的保护措施，以及要求延长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呼声。此外，在人员臃肿的政府部门领取过高的薪水，也是获取租金的一种形式。
Rent-seeking is found whenever economic power is concentrated – in the state, in large private business, in groups of co-operating and colluding firms. Private concentrations of economic power tend to be self-reinforcing. This problem was widely recognised in America's gilded age. The well-founded fear was that the new mega-rich – the Rockefellers, Carnegies, Vanderbilts – would use their wealth to enhance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grow their economic power, subverting both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 Today it is Russia that exemplifies this problem.
凡是经济权力集中的地方，无论是政府、大型私人企业，还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组成的团体中，都会发现寻租行为。在私人领域，经济权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强的特点。在美国的镀金时代，人们就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人们有理由担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内基(Carnegie)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财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权力，把市场和民主踩在脚下。如今的俄罗斯又成了这方面的例证。
But America has a new generation of rent-seekers. The modern equivalents of castles on the Rhine are first-class lounges and corporate jets. Their occupants are investment bank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但美国已出现了新一代寻租者。现代的头等舱候机室和公司商务飞机，就相当于古代莱茵河两岸的城堡。它们的使用者是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
Control of rent-seeking requires decentralisation of economic power. These policies involve limits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constraint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in large business; constant vigilance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stry; and a mixture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nal norms to limit the capacity of greedy indivials in large organisations to grab corporate rents for themselves. Vigorous pursuit of thes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y and a laisser-faire regime, and it is a large difference.
抑制寻租行为，要求分散经济权力。相关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经济权力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现象；时刻警惕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界线；外部监督与内部规范相结合，限制大型机构中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热切追逐这些利益，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而且是一个重大区别。
Privatisation and the breaking up of statutory monopolies has reced rent-seeking by organised groups of public employees. But the scale of corporat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by business and personal rent-seeking by senior indivials in business and finance has increased sharply.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垄断，减少了有组织的公共雇主群体的寻租行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业的法人寻租活动和高管的个人寻租活动都明显增多。
The outcomes can be seen in the growth of Capitol Hill lobbying and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of Brussels; in the structure of instries such as pharmaceuticals, media, defence equipment and, of cours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 the explosion of executive remuneration.
从国会游说活动增多，布鲁塞尔餐馆林立，医药、传媒、国防装备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结构，以及高管薪酬飞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寻租活动的后果。
Because innovation is dependent on new entry it is essential to resist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 stance which is pro-business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stance which is pro-market. In the two decades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at distinction has not been appreciated well enough.
创新有赖于新鲜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经济权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须将亲企业与亲市场的立场区别开来。柏林墙倒塌后的二十年里，这种区别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㈤ 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角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中的问题

一、相关金融发展理论中对政府行为的不同认识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强调，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应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加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应以减少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在决定均衡利率、汇率以及调配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为核心。政府的职能仅在于公共品的供给及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发展，否则，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约束论则类似于“国家推动发展论”，这种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政府对金融发展的选择性干预行为，政府通过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经济金融政策使银行部门因“特许权价值”而获得租金。政策上，金融约束论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选择性的政府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发展。

对比两种观点，争论之处仅在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范围。两种理论都把市场和政府看作是一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只不过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只能替代市场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约束论则强调，政府能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市场。由于金融约束论契合了我国政府金融干预的实际和我国历史上金融抑制的固有传统，一直为我国所推崇。

金融市场虽然在动员和分配资金以及分散风险上效率很高，但是，金融系统的运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市场失灵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政府对金融发展一定的干预是必要的，放任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不但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和动荡。出于对政府作用认识的发展，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而推行了金融约束的过渡政策。

但是在金融约束政策实践中，政府管制行为扭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行为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政府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希望通过控制金融资源可以产生巨额收益，另一方面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又希望经济可以快速健康的发展，双重角色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约束往往蜕变为金融干预，严格的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政策中政府的行为特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约束政策导致了国有金融垄断的格局，金融发展的作用被弱化，而强势政府对增长的作用明显。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获得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对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进行控制便成了政府自然而然的选择。因此，改革初期，政府一方面主动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获取收益。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变小，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行为难以避免地存在自利性、任意性、机会主义和不完全能力等问题，政府行为往往失当，需要进行合理规范。所以，如何做到既要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要避免政府不顾其信息能力，过多地干预经济，是一个需要慎重选择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特征及其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利用金融体系来追逐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国家对金融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全面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把政府可控制的金融资源的数量放在首位，而把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安全放在次要位置。我国金融发展由政府主导，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成为我国政府干预金融发展的主要内容，也导致我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我国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于金融服务中。在我国，交易成本很高，主要体现在政府、会计、法律、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方面。我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和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

第二，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不高。国有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金融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门：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有其他部门中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却一直在加强。政府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及数量配额助长了企业的寻租行为，并刺激企业追求外延式发展战略。同时，政府直接介入银行经营，也使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彻底硬化。

第三，金融发展并没有带来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有效发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周业安等（2007）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严重干预，金融发展在政府行为的主导下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异常关系的出现说明，我国转型时期并没有实现最有效的增长路径。

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仍在于金融制度演进的缓慢，在于我国金融发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政府利益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资源、风险管理等方面内在的缺陷也同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得越快，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国民经济中效率较高的部门面临的资金资源约束就越严重，金融风险积聚的问题就越突出。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中，政府不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非常严格，而且直接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即使这种干预是市场保护型的，仍然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弱化民间激励，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

另外，在我国，政府金融干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明显不足，尤其在促进国家支柱产业的建设和维持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方面效果欠佳。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容易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的信息能力己经相对削弱。这就决定了政府在金融深化中的行为取向应随着金融深化的演进而相机调整，逐步让位于市场，放宽干预的范围和力度。

但在我国目前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即政府不是放松管制，发挥市场优势，而是依然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金融的控制，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三、规范政府的金融干预行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对制度因素的作用过于轻视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内的类似研究上。金融发展理论对政府角色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非制度的观点，但如果不把政府当作一种制度安排，就很难真正把握政府作用的本质，也就不能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帮助。从制度的视角来看，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制度演进的过程。随着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必要对以金融约束为基础的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弱化金融约束的强度和广度，使限制性金融制度向更自由、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发展。

新制度学派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预，但政府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新制度学派认为金融市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不同政府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通过政府的作用，在市场中确立了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抑制未必就一定会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政府缺乏科学的干预并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金融自由化也未必能带来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失败。

我国实行的是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制度会带来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金融发展不应仅仅只是金融资产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更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

㈥ 金融监管体制的类型有哪些,各自的有缺点是什么

监管都是自上而下的。最上面也就是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接下来是行业的一些自律性规定，再下来就是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金融方面国家层次的就是国务院下辖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机构；中间的是个行业协会，如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银行业协会制定一些行业政策和制度；下面就是金融机构本身的一些制度，如风险管理制度等等。
各自的缺点：优缺点要从体制本身说起。
国家只能管大方面，对于细节东西不了解，乱监管只会出问题；
行业有时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
企业自身监管也会出现寻租行为。

㈦ 如何抑制“寻租”行为

你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或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而致富。非法掠夺他人的财富，叫做盗窃或者欺诈。而合法掠夺他人财富的行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 寻租有许多种形式。在欧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莱茵河上，屹立在两边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期那时候，顶着贵族头衔的强盗们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在贫穷国家，政治及商业生活的重点往往是寻租，而非创造财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寻租造成了资源的诅咒这种怪现象。石油或矿业财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因为它们把人们的才能和努力从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寻租上。可悲的是，外国援助往往具有同样的效果。 寡头和官员的亲属可以通过从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占国家资产，来实现寻租。 但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寻租有着更为复杂的形式。我们不是从军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过增发货币获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从消费者身上间接获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国商品和新进入者竞争的保护措施，以及要求延长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呼声。此外，在人员臃肿的政府部门领取过高的薪水，也是获取租金的一种形式。 凡是经济权力集中的地方，无论是政府、大型私人企业，还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组成的团体中，都会发现寻租行为。在私人领域，经济权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强的特点。在美国的镀金时代，人们就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人们有理由担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内基(Carnegie)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财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权力，把市场和民主踩在脚下。如今的俄罗斯又成了这方面的例证。 但美国已出现了新一代寻租者。现代的头等舱候机室和公司商务飞机，就相当于古代莱茵河两岸的城堡。它们的使用者是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 抑制寻租行为，要求分散经济权力。相关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经济权力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现象；时刻警惕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界线；外部监督与内部规范相结合，限制大型机构中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热切追逐这些利益，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而且是一个重大区别。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垄断，减少了有组织的公共雇主群体的寻租行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业的法人寻租活动和高管的个人寻租活动都明显增多。 从国会游说活动增多，布鲁塞尔餐馆林立，医药、传媒、国防装备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结构，以及高管薪酬飞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寻租活动的后果。 创新有赖于新鲜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经济权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须将亲企业与亲市场的立场区别开来。柏林墙倒塌后的二十年里，这种区别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㈧ 怎么看"规范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某利益集团的腐败的外衣。

㈨ 金融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1、无限法偿：指某种货币具有无限制的支付能力2、格雷欣法则：在复本位制中，因为货币本身具有排他性、独占性，所以当两种实际内在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成为良币，另一种则成为劣币。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良币会退出流通，被储存起来，而劣币充斥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格雷欣法则。3、货币制度：一个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4、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指商业银行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的能力。5、泡沫经济：指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的宏观经济状态。6、流动性陷阱：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7、间接金融市场：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进行融资所形成的市场。8、本票：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9、汇票：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10、回购：又称补偿贸易，是指交易的一方在向另一方出口机器设备或技术的同时，承诺购买一定数量的由该项机器设备或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11、H股：指注册地在内地、以港元计价、在香港发行并计价的境内企业的股票。12、赢家的诅咒：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信息者对高定价的不申购、而无信息者在低定价时很难申购得到，因此要低定价。13、持有期收益率：指投资者持有股票期间的股息收入与买卖价差占股票买入价格的比率。14、证券投资基金：指通过发行基金证券，募集社会公众投资者资金，再分散投资于各种有价证券，收获收益按基金份额分配的一种集合投资方式。15、远期：经过相当长时期才能支付。16、期权：是一种在约定时间内以一定协议价格购买或出售金融产品的权利合约。17、互换：互换是一种双方商定在一段时间内彼此相互交换现金的金融交易。18、中间业务：指商业银行不运用或较少运用自身经营资金，仅以中介人的身份代客户办理各种委托事项，为客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并以此收取手术费的业务。19、利率敏感性缺口：指在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根据银行资产和负债对利率变化的不同敏感性而进行管理的方法。20、中央银行的性质：它是调节宏观经济、管理全国金融的特殊机构。21、内生变量：指该模型所要决定的变量。22、外生变量：指由模型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已知变量。23、派生存款：指银行由发放贷款而创造出来的存款。24、贴现：指远期汇票经承兑后，汇票持有人在汇票尚未到期前在贴现市场上转让，受让人扣除贴现息后将票款付给出让人的行为。25、货币政策：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㈩ 灰色收入的来源

五个最主要的来源：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
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
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
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
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
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
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
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以上内容中有数量依据的项目，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低效率并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