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金融机构

❶ 引进民间资本会给银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民间资本通过不同渠道进入银行体系,都将给银行体系带来新鲜血液。
影响：
①这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解决银行业信贷资源配置的不公和失衡。
②有利于银行业打破垄断，激活市场竞争，促使国有商业银行提高服务水平。
③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❷ 我国有哪些银行引进了战略投资者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日前表示，中国银行业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注重长期利益、与所入股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者。引进战略投资者只有坚持五项原则、符合五个标准，才是合格的战略投资者，才能达到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预期目的，才能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实现中外资银行"双赢"。
唐双宁在11月2日召开的2005中国论坛上演讲时具体阐述了这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五项原则为：一是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二是从市场行为看，中外双方应按市场原则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三是从中方看，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应与自身特点相结合，以提升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目的；四是从外方看，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五是从监管看，要坚持严格的资格审查，并跟踪和评估实际效果。
五个标准为：一是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二是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三是派驻董事，四是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五是技术和网络支持。
唐双宁介绍说，到目前为止，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30亿美元。具体情况是：对国有银行，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建行54．66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行36．75亿美元；对股份制银行，亚行、花旗和汇丰银行等投资了交通、光大、民生、兴业、浦发、深发以及筹建中的渤海银行，投资额为26亿美元；对城市商业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西安市、济南市、杭州市和南充市商业银行，投资额为12亿美元。

❸ 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内容主要包括哪些

金融监管的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如市场准入、市场融资、市场利率、市场规则等等；

对会计结算的监管；对外汇外债的监管；对黄金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的监管；对证券业的监管；对保险业的监管；对信托业的监管；对投资黄金、典当、融资租赁等活动的监管。

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

一个就是对资产端的资质进行审核，也就是借贷人的征信信息进行甄别；

第二个是规避国家法律禁止的事项；

第三个是对不同人群进行发放不同额度。还有就是，结合公司情况，建立一套公司特有的保障制度。

(3)引进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监管目的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防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❹ 为什么金融机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机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因如下：

1、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从资本的逐利性角度来讲,只有产业链完善了,产业集群形成了,对资本才有吸引力，建议对清远传统优势支柱企业，如陶瓷、水泥、有色再生金属等，采取聚集优势企业，完善产业链，做大产业规模的方式，提升竞争力，以不断增强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

2、是加大对引进金融机构的政策引导，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对于近年来新进金融机构，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大政策引导，引导其将资金投入到促进清远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域，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除鼓励外来金融机构来清远设立机构外，还要建立对应的约束机制，例如设定存贷比、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等年度考核指标，促进其加大对清远经济的支持力度，对于年度考核不达标的机构，限制其在清远地区的后续设点。

3、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积极鼓励本土金融机构“走出去”，加大区域金融辐射，拓展资金。更多资讯来源炎黄财经。

❺ 政府怎么协调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其次、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减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环境上的投资并提高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减少并非指纯粹的投资额度上的减少，而是“同时”，即改善金融环境应注重效率，由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缓解金融抑制的基础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财政能力，由于政府本身资金并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环境的资金并非越多越好，而应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走访，促进信息交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多引进金融咨询服务业，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经营发展需求；改善金融环境，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进入辖区投资，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金融机构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强行业分类管理，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

最后、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均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中央政府方面：应放宽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运作透明度，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有针对地推出相关政策，加强产业、研究所、高校、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培育市场为主体的金融资本配置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培育符合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场，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改革压力和成本，同时也让民间资本有偿承担金融风险，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方面：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创新重大项目的信贷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跟踪管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效服务；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状况信息透明度，善于引用研究所、高校对当地产业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当地产业、企业的需求，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❻ 中国银行业的IPO为什么要引入外资

中国其实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加紧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学者们普遍认为，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中国缺少国内建设资金吗？好像并非如此。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量十分庞大，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之差）不断扩大：截至2003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为16万亿元，存贷差高达4.79万亿元。[1]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半数的存贷差说明，金融机构有数万亿的巨额资金未能贷放出去，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连年外贸赢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亦表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不存在引进外资平衡国际收支的强烈需求，况且外商直接投资也远未带动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并明显改善工业结构[2]，那么中国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的动机究竟为何？

一、国内投资需求乏力的几大因素

1.资金投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从1995年开始，国有企业进入了破产、倒闭的高潮。由于国内工业技术落后，大量小规模的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同业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长期消耗战。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3]，工业企业的盈利率迅速下滑。在此情况下，国内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努力寻求与外商合资，甚至不惜让渡大量的股权，外商趁机大批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方面处于全面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大批国有企业被挤垮，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的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随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业安全感的普遍消失使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社会购买力明显萎缩。

直接面对就业压力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确保财税收入，一方面采用一切手段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数量成了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又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大量放贷给与当地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国有企业，75%的贷款依然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品并没有充分的市场需求，形成严重的产品积压，不但加大了通货紧缩压力[4]，也令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随之上升。1998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升4,900多亿元，1999年实际上升5,800多亿元，2000年实际上升3,700多亿元。[5]国有银行为了在每年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中过关，不得不“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以规避坏帐风险和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出现上述巨额“存贷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中国出现了存贷差过高与“资金饥渴症”同时并存的情况。

2.国债投资效应递减

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在社会购买力不足基础上的商品过剩，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出口严重受阻，国内生产和就业压力骤然增大。鉴于国内外泡沫经济的教训以及90年代以来国内两极分化的加剧，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货膨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后果，于是在1998年采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赤字财政和国债投资来刺激内需。截至2002年12月末，国债余额已达1.9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7%，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余额为10,05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9%，两项合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6]。再加上目前靠财政支撑的养老金支付有3万至7万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7]，国家债务的实际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所以，依靠发行国债刺激内需这一政策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进一步制造需求了。

3.经济信用缺失导致投资短期化

影响企业投资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信用的严重缺失。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各种经济欺诈行为泛滥，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加剧了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个人投资者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不少国内企业根本无意于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甚至一些正当经营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也不得不从事部份非法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即使想寻找新的长期投资项目，也越来越艰难，本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没有空间，意味著中国企业的成长前景日益暗淡，破产倒闭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4.出口市场不稳定

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质量、档次偏低，主要依靠价格和数量竞争，因此容易遭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对美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妥协，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市场的不稳定。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日本与欧盟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反映出各国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禁止中国商品低价倾销的意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8]，粗放型的出口必然要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5.中央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近几年，中国宣称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但银行的经营状况却未根本好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于1999年至2000年间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使当年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按照国际5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不仅远远高于4％至6％的国际同业水平，而且也大大超出了10％的国际警戒线。

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转移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实质上只是将债务从银行的帐面上转移到中央财政的帐外记录里而已。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这1.4万亿不良贷款的资金大部份是通过由中央财政担保发行的特别债券来筹集的[9]。这些由政府开办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小部份不良资产、回收一些现金后，剩余的无法解决的不良资产就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帐面上表现为巨额资产损失，这笔损失构成了事实上的中央财政赤字。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不良资产的30％可能回收为现金，那么4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损失将高达9,800亿元[10]。其结果不外是两种，或者是国有商业银行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认购的债券在银行帐面上表现为“垃圾债券”或资产损失，这实际上等于银行转移出去的坏帐又回来了，如果不加以改变将导致银行系统的金融危机；或者是中央财政承认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笔巨额资产损失，用财政拨款逐年弥补，这将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一次性增加1万亿左右，构成对已经不胜负荷的中央财政的沉重压力。在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更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应付不测。

正因为上述几大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遂不遗余力引进外资以维持经济的增长。随著国债投资效应的递减和本国企业可选择投资项目告罄，吸引外资变得更加紧迫，许多地方纷纷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对下级政府和直属的政府机构层层分解、下达招商引资的责任指标，甚至对招商引资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重金奖励政策。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稳定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如果外资流入量下降，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严重困难。

二、用引进外资抵消资本外逃

各地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热衷于引进外资，并不完全是出于急国家建设之需，还有他们希望与国外挂钩、以便安排在国外的后路的个人考虑。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的引进外资有一个副产品，即资本外逃。这自然使中国政府深为苦恼。

当外商被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幻象所吸引时，中国的资本外逃也同时扩大，日益严重。中国外逃的贪官到底有多少？这恐怕永远是个无法确知的谜。

据一份未经证实、网上流传的资料，截至2003年6月30日，在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外逃最多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

3个直辖市的数量为：

北京：失踪112名、外逃442名

上海：失踪187名、外逃354名

天津：失踪60名、外逃182名

流传说，仅仅是今年8月3日至8月5日这3天当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渖阳、深圳、珠海、蛇口、昆明等口岸与航空港，就查获了60多名持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官员，其中有7名是来自北京、沈阳、武汉、郑州和南京等地的副厅级官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企图外逃的官员多持有中国金融机构与海关核准携带大量外汇出境的合法证明；携带外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即持有60万欧元（相当于50万美元左右）。被查扣后这些官员们竟一致声称，携巨款出国是为了“考察”招商引资环境。这些官员在海关被截住是中央的一次全国性突击检查的结果。中共中央于2003年8月初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并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9个组分赴9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高官的出境通行证和出国护照。据传上述3天中外逃被扣的官员们由于未及时得到“通风报信”，在突击检查中被逮个正着。[11]

中国的贪官历年来到底携带了多少资金外逃，恐怕同样是一个无法确知的谜。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大约在480亿美元左右，当年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无疑，资本外逃对于急需投资资金以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可以说，如果不是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让引进外资与外逃资本进行了大置换，中国定会陷入严重的资金饥渴症。

三、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利与弊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外资规模的扩大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也将大大提高。但受现行体制束缚的本国企业能否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却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从各地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就足以看出，中国已承认并接受了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今后外资在华竞争优势的进一步加强，究竟是会加重政治买办意识和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还是会激起部份民众的民族主义型经济抵抗心理，仍待观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拉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大的一方。也就是说，当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往往会带来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双方经济实力悬殊时，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依赖地位的托辞。

中国现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但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如此，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也丧师失地。这使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怀疑。

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将长期困扰著中国。依赖外资的大量进入所形成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中国需要重新开始发展制造业，也需要政府提出长期的产业政策引导。适度借助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策略无可厚非，但必须基于一系列条件，如本国体制的灵活性、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实现国家强盛的民族共识和坚强意志。这是区分是否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重要标志。世贸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导致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在世贸规则的约束下，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置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异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❼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引进竞争机制对提高市场效率、促进我国国内金融机构改进经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缺乏充分竞争，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就没有足够的压力来提供最优质高效的服务。结果，使其可获得最初垄断利润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入世后将在一定时候取消设立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这一承诺打破了对金融服务市场维持数量限制造成的金融服务部门效率低下的局面，使未来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的积极意义还在于能够带来先进的金融产品和更好的金融服务。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冲击的首先是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其次是对中资金融机构拥用的客户群会冲击。银行出售的是服务，服务质量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外国商业银行十分注重服务理念，塑造服务形象。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将以成熟的金融工具、良好的服务手段、优质的品牌、独特的营销方式来推销他们的产品，抢占居民和企业的“购买”服务，这样将有可能使国有银行的客户群迅速减少，大量优质客户可能会转入外资金融机构。
从部门来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与我国金融机构相比，拥有更为丰富的经营经验和我国机构所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实力也更为强大，如果全面进入我国市场，将会在竞争中抢占市场。从人才竞争看，中资金融机构将面临优秀金融人才的竞争。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将突破地域和数量限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对国内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较旺盛。他们将以高薪、出国培训、委以重任等优厚的条件来吸引我国金融机构的专业人才，而我们对一些高级管理人才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缺乏吸引力。在未来的人才竞争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完善培育、激励机制，将会造成金融机构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❽ 什么是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

六类分别是：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非银行金融机构 （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是以发行股票和债券、接受信用委托、提供保险等形式筹集资金，并将所筹资金运用于长期性投资的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的区别在于信用业务形式不同，其业务活动范围的划分取决于国家金融法规的规定。

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社会资金流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从最终借款人那里买进初级证券，并为最终贷款人持有资产而发行间接债券。

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这种中介活动，可以降低投资的单位成本；可以通过多样化降低投资风险，调整期限结构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可以正常地预测偿付要求的情况，即使流动性比较小的资产结构也可以应付自如。

(8)引进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非银行金融机构整改建议：

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安排，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尽管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很长时间内缺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信托公司出现风险控制弱化、资本金不足、违规经营及亏损严重等问题；财务公司出现行政干预过多、贷款集中度过高等问题。

这些都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因而，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