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刑民风险防范

1. 常见的金融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庞氏骗局，“李鬼”信托，P2P卷款。
投资的时候不能一味只关注利息收入，风险也是需要把控的，比如融资方集资投向，融资方资质，有无担保等等

2. 高利贷风险怎么防范

法律分析：防范高利贷风险的方法有：1、要增强民间借贷的风险意识与守法意识，从法律层面引导规范正当民间融资行为。2、要进一步倾斜加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覆盖与优化金融服务，减少或铲除高利贷生存土壤。3、要引导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到地上，使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七十五条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3. 企业融资有哪些风险，如何防范

1、信用风险。项目融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是指项目有关参与方不能履行协定责任和义务而出现的风险。像提供贷款资金的银行一样，项目发起人也非常关心各参与方的可靠性、专业能力和信用。

2、完工风险。完工风险是指项目无法完工、延期完工或者完工后无法达到预期运行标准而带来的风险。项目的完工风险存在于项目建设阶段和试生产阶段，它是项目融资的主要核心风险之一。完工风险对项目公司而言意味着利息支出的增加、贷款偿还期限的延长和市场机会的错过。

3、生产风险。生产风险是指在项目试生产阶段和生产运营阶段中存在的技术、资源储量、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生产经营、劳动力状况等风险因素的总称。它是项目融资的另一个主要核心风险。生产风险主要表现在：技术风险、资源风险、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风险、经营管理风险。

4、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在一定的成本水平下能否按计划维持产品质量与产量，以及产品市场需求量与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市场风险主要有价格风险、竞争风险和需求风险，这三种风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5、金融风险。项目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项目融资中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两个方面。项目发起人与贷款人必须对自身难以控制的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变化加以认真分析和预测，如汇率波动、利率上涨、通货膨胀、国际贸易政策的趋向等，这些因素会引发项目的金融风险。

6、政治风险。项目的政治风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风险，如借款人所在国现存政治体制的崩溃，对项目产品实行禁运、联合抵制、终止债务的偿还等;另一类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稳定性风险，如税收制度的变更，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调整，外汇管理法规的变化等。在任何国际融资中，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承担政治风险，项目的政治风险可以涉及到项目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

7、环境保护风险。环境保护风险是指由于满足环保法规要求而增加的新资产投入或迫使项目停产等风险。随着公众愈来愈关注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许多国家颁布了日益严厉的法令来控制辐射、废弃物、有害物质的运输及低效使用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污染者承担环境债务”的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因此，也应该重视项目融资期内有可能出现的任何环境保护方面的风险。

防范风险的手段：

1、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分析模式。

2、合理确定资金需求量,控制资金投放时间。

3、认真选择融资模式,努力降低资金成本。

4、健全企业融资风险防范机制。

5、建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4. 银监会提出的操作风险“十三条意见”、内部控制“十个联动建设”、案件治理的“六个重点环节”分别是什么

“十三条意见”是：
中国银监会制定的防范操作风险的“十三条”规定全文如下：

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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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银监局：

当前，银行机构对操作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能力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问题突出。一些银行机构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或者对制度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监督，对不执行制度规定者查处不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薄弱，大案、要案屡有发生，导致银行大量资金损失。为此，各银行机构必须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各银监局要高度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问题，切实抓好本通知在基层的监管抽查工作。

一、高度重视防范操作风险的规章制度建设。对无章可循或虽有规章但已不适应当前业务发展和基层行实际管理情况的，上级行应进行专门研究，及时制订或修订。对于基层行和有关部门就规章制度建设提出的问题，总行要认真研究，及时解决，不得延误。对有章不循的，要将责任人调离原岗位，并严肃处理。

二、切实加强稽核建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充实稽核力量，加强对稽核队伍的培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业务主管部门和稽核部门应对业务单位，特别是基层业务单位组织实施独立的、交叉的突击检查，同时，要建立对疑点和薄弱环节的持续跟踪检查制度；总行及相关上级行要对跟踪检查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要强调有效性、严肃性和独立性。

三、加强对基层行的合规性监督。对权力过大而监督管理又不到位的基层行，要重点加强监督，促其及时整改；要强加对权力的监管和监控，防止权力滥用和监督缺位。

四、订立职责制，明确总行及各级分支机构的责任，形成明确的制度保障。各级管理人员特别是各行主要负责人和分管的高管人员，要认真履责，敢抓敢管，以身作则。对出现大案、要案，或措施不得力的，要从严追究高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责任，并相应追究稽核部门及人员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瞒不报、上报虚假情况或检查监督整改不力的责任。反复发生大案要案，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单位，要从严追究有关高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五、坚持相关的行务管理公开制度。对薄弱环节要定期自我评估，并请外审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和新闻舆论对银行的监督。对已发生的大案，可以披露的，要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及时详细介绍整改规划和具体措施，正确引导公众舆论，争取主动。通过公众监督，防止银行懈怠操作风险管理，防止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和滥用权力。各行高管人员要分工合作，一级抓一级，并注意对基层的抽检，到问题多的地方去，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六、建立和实施基层主管轮岗轮调和强制性休假制度，并确保这一安排纳入总行及各级分支机构的人事管理制度。要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和规定，并由人事部门按照规定就拟轮岗轮调和休假主管的顶替人员预先做好相应安排。稽核部门应对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审计跟踪。

七、严格规范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稽核部门应就这些岗位、环节工作人员的买卖股票行为建立内部报告制度，要明确具体操作程序和规定。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以及未报告的股票买卖和经商办企业等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要及时、深入了解情况，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八、对举报查实的案件，举报人属于来自基层的员工（包括合同工、临时工）的，要予以重奖；对坚持规章制度、勇于斗争而制止案件发生的，要有特别的激励机制和规定。违法、违规、违纪的管理人员，一经查实，一律调离原工作单位，并严肃处理。

九、加强和完善银行与客户、银行与银行以及银行内部业务台账与会计账之间的适时对账制度，对对账频率、对账对象、可参与对账人员等做出明确规定。同时，要改善管理理念，改进技术手段。

十、加强未达账项和差错处理的环节控制，记账岗位和对账岗位必须严格分开，坚决做到对未达账和账款差错的查核工作不返原岗处理。要设立独立的审核岗，建立责任复核制，必要时可由上一级行对指定岗位进行独立审核，并责成原岗位适时做出说明。

十一、严格印章、密押、凭证的分管与分存及销毁制度，坚决执行制度规定，并对此进行严格检查，对违规者进行严厉惩处。

十二、加强对可能发生的账外经营的监控。当日出单要核对，机器打印的出单要全部核对。要探索手工情况下的有效监控措施，以及网点通存通兑中多部门办理业务等情况下向客户验证复检的有效手段。

对新客户大额存款和开设账户，要严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户”（KYC）和“了解你的客户业务”（KYB）的原则，洞察和了解该客户的一切主要情况，了解其业务及财务管理的基本状况和变化；对大额出账和走账，手续上必须按照不同额度设限，分别由基层行双人验核或由上级行独立进行复审、批准。要建立与该客户两个以上主管热线联系查证制度。对老客户也要做到经常抽检稽审，超过一定金额的，应由上一级行和基层行的非直接业务经办专岗进行，并注意与企业的相关热线联系人验证，获得确认。商业银行要对所有客户出账业务的用途进行认真验核，并严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户业务单据”（KYD）的原则，熟悉并审核所有单据和关键栏目，严格把关。对于不配合的企业，要严格审核以前发生的业务，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十三、迅速改进科技信息系统，提高通过技术手段防范操作风险的能力，支持各类管理信息的适时、准确生成，为业务操作复核和稽核部门的稽查提供坚实基础。

各银监局应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省级联合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求其参照执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内部控制“十个联动建设”是

防范操作风险的“十个联动”

（一）针对票据业务案件高发，实行按规定收取保证金和推行由他行托管保证金的联动，禁止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开、自贴和自管保证金的做法；

（二）一线业务的卡、证、章管理和基层机构行政章的管理联动；

（三）基层行行长、营业网点主任定期进行交流轮岗与会计主管实行委派制的配套与联动；

（四）重要岗位的强制性休假与岗位审计的配套与联动；

（五）激励基层员工揭发举报与对员工保护制度的配套与联动；

（六）贷款“三查”尽职调查与三查档案（纸质或电子介质）妥善保管责任制的配套与联动；

（七）完善审计体制、提升审计职能与加强对审计问责制度建设的配套与联动；

（八）查案、破案同处分到位的双向考核制度建设的配套与联动；

（九）案件查处与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配套与联动；

（十）对基层操作风险管控奖（表扬、奖励）惩（惩戒、处分）并举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的配套联动；

案件治理的“六个重点环节”是：
防范操作风险的“六个重点环节”

授权卡（柜员卡）、印鉴密押、空白凭证、金库尾箱、查询对账、轮岗休假六个重点环节。

还有
防范操作风险的 “十项措施”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银行业犯罪的打击力度。研究并提请有关部门修订《刑法》相关条款，明确有关司法解释；研究修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加大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在《企业破产法》中明确有关债权保护条款，充分保障债权机构的合法权益；研究有关延伸检查权问题，增加有效监管手段。

（二）实行重大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落实各级领导责任。银监会将配合有关部门尽快制定《银行业重大案件责任追究规定》。

（三）加强任职履职管理，对高管人员实行动态监管。进一步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管办法》。

（四）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力量，增强自我纠错能力。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帮助和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解决现阶段内部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等问题。

（五）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系统建设监管，提高信息科技水平。

（六）完善会计统计相关制度，加强对中介机构管理。

（七）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置突发事件能力，研究制定《案件损害控制办法》，努力控制和减少银行业案件可能造成的经济与声誉的损害，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八）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九）完善不良资产处置办法，做好资产管理公司案件治理工作。

（十）提高银监会有效监管水平，发挥专业化监管优势。

5. 民间高利贷该如何预防

民间借贷虽然是众多民间企业和个人借款的重要途径，但高利贷风险却又是不得不认真防范的。因此，在发展民间借贷业务的时候，需要高度防范高利贷风险。 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一出现就被打压和批判，但转入“地下”依然绵延数千年，活得“容光焕发”。尤其近几年，民间借贷风生水起、担保(贷款)机构迅速崛起。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有近4%的民营企业的流动资金部分来自高利贷，其中有1%的企业流动资金中25%以上是靠高利贷筹措的。俗话说：“存在即合理”。“高利贷”饱受争议和制裁，却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肯定是有它内在的原因，也肯定是有其合理性的。至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罪不可赦”。首先，其突破了地域和空间的限制，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其次，弥补了正规信贷资金对中小企业支持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再说了，我国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就明确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也明确表示支持发展民间借贷市场；《贷款通则》(修订送审稿)和《放贷人条例》(送审稿)，最大看点是民间借贷阳光化。 央行行长周小川说过，“体外循环的问题我们是关注的，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认真分析。世界各国都有脱离于正规金融体系的体外投资资金，对于资金持有人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选择。”“高利贷”有很多的毛病。如洗钱和非法集资的工具等，但这是刑事犯罪，和金融“八竿子打不着”。当前，一些企业已经将民间借贷作为融资渠道，并通过民间借贷的资金用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解决流动资金、“过桥资金”短缺的难题，“高利贷”正逐渐成为民间金融的常态，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的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里，温州的民间借贷日益活跃，去年四季度以来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一路走高，而今年一季度更呈蹿升之势——综合利率单季度上涨了11.91%，比去年第四季度的涨幅高了8个百分点。同时，该行还监测到一般社会主体间发生的约400笔借贷，总规模比上季度增长5%，为5.65亿元；而通过30个网点监测到的中介主体借贷，总发生额为6.47亿元，比上季度增长47.4%。且调查显示，我国民间借贷规模可达8000亿元，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平均达到28.07%。 高利贷的泛滥，增加了该类问题的复杂性，加剧了民间借贷中的金融风险，尤其由于立法层面上还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民间借贷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无论是出借方还是借款方，都会因为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而面临巨大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经营状况恶化，会造成高利贷的恶性循环。但是，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治理“高利贷”，政府应当有为而治。如台湾设立信用保证基金制度，由“经济部”拨大部分钱注入基金中，在中小企业创业、扩张或者运营发生困难的时候，提供低利率贷款。与金融机构借贷不同，民间借贷既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渠道，也是民间投资的一种渠道，让“高利贷”合法地浮出水面，并使其阳光化、规范化，不仅能使资金在供需双方实现高效配置，也为经济从靠政府投资的外向拉动转向靠民间自发投资的内生性增长提供有效的平台。所以，一味地限制和打压“高利贷”肯定是不合适的。民间融资迟早是要开禁的，迟早要让它从暗室中走到阳光下来的。打击是手段，但不是目的。目的是维护金融秩序，规范民间借贷。且有研究证明，因国家对民间借贷监管和征收手段的缺失，应收的税收都流失了。这也意味着，政府与其疲于打击“高利贷”，不如在相关制度上有所创新。 高利贷的风险防范需要包括金融监管部门、民间贷款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民间协会等各个方面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民间借贷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6. 求“金融工作人员常见犯罪及防范策略“

浅谈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2011-04-08

乾县人民检察院 李保华

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不仅对金融事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诱发和加剧了金融风险，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银行是金融管理货币资金的机构，责任重大。银行干部员工整天与现金、票据打交道，其工作人员既有各岗位各职级相关职责及权利，同时又存在各岗位各职级人员利用职务进行非法活动的土壤。因此，预防银行工作人员高科技、高智能职务犯罪不能忽视。笔者结合典型案例，浅谈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一、 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2006年，我县某邮政贮蓄部王某在为县人寿保险公司代理国寿养老年金险和国寿永泰年金险当保险到期兑付时，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5281.81元的养老金险利息和33883.59元的永泰年金险红利予以隐匿并保存在葛某处，并于2007年底予以私分。通过对此案的调查分析，笔者发现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一下特点：
（一）具备现金来源和接受现金的便利，打“现金”的主意。发案一般在金融基层一线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中间。银行一线工作人员直接经手掌握公共资金，具备隐蔽作案的便利条件。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现金打交道，工作中手里整点的钱和班后自己兜里消费的钱反差特别大，环境的熏染和金钱的诱惑，往往会使个别从业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功能。于是，个别人在“钱来钱去”中寻机作案。如某支行出纳负责人辛某利用职务之便做阴阳帐，盗用密码，互划帐款等手法，使帐款相符、帐面假平，掩盖库存余额实存数。6年中辛在其岗位，累计窃取库房现金256万元，已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二）具备资金划拨和业务运作的便利，打“票据”的主意。由于职务犯罪的专业性强，犯罪嫌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业务较为熟悉，对于办理业务手续、操作程序及审查要件等都了如指掌。银行业务运作流程更新换代较快，特别是综合处理系统和储蓄（3、0版）处理系统上线后，“5031辖内往来”科目的核算和管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个别人在系统升级后钻“5031辖内往来”报单当日未达到空子，在“报单往来”中寻机作案。如某银行上半年通报的6起案件中，多数是利用职务及综合柜员运作之便，通过储蓄与对公“5031辖内往来”票据挪用资金，累计涉案总金额1518、3万元。
（三）具备“贷款发放权”和参与（三查）的便利，打“回扣”的主意。由于金融是管理和经管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金融职务犯罪及金额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随着世行项目的开发运用，银行的信贷业务进一步趋于完善，贷款运作的安全系数明显提高。但由于贷款生效后，贷款资产质量在帐面反映存在滞后性，潜在风险形成的最终损失，要在贷款发放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样，给心存侥幸见钱眼开、“胳膊肘往外扭”寻求既得利益的个别从业人员，提供了利用其职务帮助企业对付银行，套取银行信用。如某支行信贷员张某负责贷前调查，为企业贷款二百万元，放款后的第三天便收受该企业20万元。事隔一年半后，张某的腐败行为才暴露，现已被法院以公司、企业人员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二、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用人失察、失教、失管。从银行的各项业务来看，在选人、用人上虽然要经过“要害岗位各级审查”的把关，但人员上岗定位以后，其失察、失教、失管的现象比较严重。如前述辛某自入行以来，表面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行的历年的先进个人，曾被推荐为总行先进个人。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十分可靠和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工作中对其根本没有丝毫介意。在出纳岗位干了12年，支行领导已换了4 任。当领导找其谈话要给予调换工作时，曾被本人拒绝，并主动提出不调动岗位，“愿为出纳作贡献”。这种“积极、向上、进步的假象，给领导用人造成错觉，对“红人”、“能人”、“名人”的问题姑息迁就，结果陷入“失查于祸起之时，震惊于案发之后”的被动局面，辛作案长达6年，之所以长期不被人察觉，一再蒙混过关，其重要原因是，监督用人、管人的制度措施没有得到落实。
（二）“金钱”的诱惑，丧失职业道德。法律观念淡漠、个人贪欲膨胀、以权谋私、铤而走险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信贷、营业部门工作人员发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他们大都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分配权，很容易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如银行个别信贷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作关系，把银企关系混同人情关系，将手中的权力同人际交往混淆在一起，最终感情超越原则，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以至成了企业的“内线”。更有甚者“同企业穿一条裤子”，帮助企业对付银行，恶意套取银行资金，并从中捞取好处。其表现：一是个别信贷员把正当的银企关系逐步演变成伙伴关系；二是由伙伴关系逐步蜕化成利害关系。在利益的驱动下，步入腐败的泥潭。
（三）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业务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规章制度落实不力、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给金融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不少案件表现为作案时间的持续性和作案次数的连续性，有的长时间不能被发现，反映出事后监督不细，岗位制约不严，自查、互查，检查有的流于形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疑点后也没有深究，或责任追究失之以软、失之以宽，未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进而导致案件的发生。在银行各项业务中，特别是“敏感”部门的岗位，在内控和防范上，对业务中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每道关卡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规定的又细又全，手续严密，责任分明。然而，在落实这些监管措施时不到位，有断档和错位现象，而来自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也存在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致使作案人在上级监督不到位、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的情况下，在职务犯罪“自由王国”里，任意作为。这是对银行岗位监管失控而诱发职务犯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近几年来，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如何减少和预防银行系统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银行系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要遏制职务犯罪就必须从防范入手，实现管理人、管规章、管监督三管齐下的预防工作格局，防患于未然。
（一）预防目标之一，管人。培育一支高素质的银行干部员工队伍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银行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必须靠人来运作，每一个岗位的人员都负有重要的职责。岗位职责的重要性决定了银行必须建设一支具有较高道德、职业素质和法律意识的干部员工队伍。要围绕金融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教育，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抓政治理论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抓职业道德教育，以职业道德力量抵御腐败侵蚀；抓警示教育，用法律和纪律约束广大干部职工的言行。一是严把进人用人关。要坚持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聘用综合素质高的员工，把道德规范、作风正派、既懂业务、又会管理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合理调配人员，对重要岗位人员实行月度风险津贴和风险考核，实行强制休假和岗位交流。二是加强岗前培训。岗前培训不仅是提高干部员工工作技能和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强化干部员工按规章制度操作、按业务流程办事的意识和依法经营理念。三是开展经常性的法制教育和规章制度学习。不断地让干部员工了解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使干部员工对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工作环节和每一个流程的规定、要求、风险提示、处罚力度都明明白白，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员工职业素质。同时采取以案示教、案例分析，在内部信息网上通报违纪违规人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教育员工把铁规章、铁算盘、铁帐本视为银行的生命，把遵纪守法视为基本的职业道德，帮助员工逐步树立自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
（二）预防目标之二，管规章。建立一套以防为主的内部控制机制，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一是找准一线业务中存在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建章立制，有针对性地防范。通过建章立制，从内部堵塞管理细节上、工作作为上存在的漏洞，搭起纵向横向环环相扣防范犯罪的篱笆墙，从客观上减少犯罪的可能性。对发生违规问题多的单位，重点进行整顿，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实地整改，加强预防措施，达到举一反三的整改效果。二是强化员工遵守法律、遵守银行规章制度的意识。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银行已经不缺少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从对银行职务犯罪内部原因来看，缺乏的是严格按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的意识和态度，使职务犯罪有机可乘。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要树立依法经营、按章办事的意识，既要对规章制度的内涵、重要性及其与经营效益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又要在经营中自觉维护规章制度和金融法规的严肃性。
（三）预防目标之三，管监督。加强对银行经营秩序的监控，在依法制行上狠下功夫，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保障。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只有加强监督才能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问题。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加大监管的力度，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要把银行的经营活动统统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治行。要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检查，特别对管理混乱、案件频发的单位更要进行重点整顿，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必须将各项经营活动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是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是商业银行为实现业务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制约、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随着银行内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银行内部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内控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三是及时正确的处理违法犯罪行为。要主动与检察机关联系，对银行内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依法加大查办银行职务犯罪的力度，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对违法犯罪人员，要准确有力地给予打击，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该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的要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该除名的一定要除名，决不能姑息迁就，保持银行干部员工队伍的纯洁性。

7. 简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管理的 三道防线

三道防线是指预防性风险管理、存款保险制度、紧急救援制度。

1、预防性风险管理：

无论是监管部门的规定，还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实践，均将直接进行业务操作，面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线岗位、机构作为内部控制最前沿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建立营业机构不同岗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形成由“自我约束”和“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作业偏差的“第一道防线”。

2、存款保险制度：

由于委托代理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一道防线”的自我约束和岗位制约可能因内部人的串通而流于形式。为此，各商业银行还设置了内控“第二道防线”。各职能部门的“自我约束”与“尽职监督”控制，是商业银行的“第二道防线”。

3、紧急救援制度：

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经营多元化和组织层级制的特点，各分支机构、部门的多元利益并存，更易出现因本位主义使经营管理活动偏离战略目标和整体目标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职能部门的自我约束和尽职监督进行监督。

(7)金融机构刑民风险防范扩展阅读：

银行业金融机构三道防线的必要性：

目前，对商业银行如何设置“三道防线”，已无明确的监管要求。但是，经营管理中各项活动对既定目标的偏离和偏差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不但可能形成风险、造成损失，还可能酿成刑事案件，甚至导致商业银行破产。

加之，经济金融形势风云变幻，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风险日趋复杂多样，案件防控压力不断加大。设置内部控制防线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实现企业目标和强化内控管理的客观需要，其目的就是保证经营管理按计划进行并及时纠正各种重要偏差，防控风险，遏制舞弊、杜绝案件。

实践中，各家商业银行基于对三道防线的不同理解，设置了不同的防线。由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是企业管理永恒的主题，内部控制“防线”的设置应当权衡实施成本与预期效益。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哪些环节偏差频率高、风险危害大就应该在哪里设置防线。

商业银行的管理和控制围绕着业务经营展开，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从商业银行业务流程角度出发设置“三道防线”才能够最有效地防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偏差和风险。

8. 民间融资风险如何防范

民间融资现已成为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民间融资蓬勃发展的势头，政府部门不应忽视民间融资的存在，要进行客观的研究和分析，并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面对民间金融的庞大规模和非公经济融资难的现实，国家应及时调整政策取向，应当把完善立法作为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的首要措施。
（一）完善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首先，明确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有关内容存在着一些冲突，导致对民间融资的认定标准把握不一。因此，应尽快研究出台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修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协调立法，为民间融资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其次，完善民间融资立法。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民间借贷法》、《放债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定义、适用范围、期限、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合理的税负、纠纷处理适用法律规定等，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高利贷，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规范化。
（二）适度调整银行股本金准入的标准
适度提高民间资金注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比重。充分发挥主体金融的作用，特别是加快金融机构布局县域和乡镇的步伐。针对约八成民间融资流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现状。山东省中小企业办公室和山东省农信社推出了万家小企业信贷支持活动，仅2008年，山东省各级农信社将为参与这一活动的约3000家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优惠幅度在现行执行利率的基础上下浮10%至20%。
（三）加大信贷投资力度，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关心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切实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对符合贷款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及时给予信贷支持。地方政府应重视和支持信用担保机构拓展业务，积极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拓展渠道，提供服务。同时，应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拓展民间投资渠道，减少民间融资。
（四）优化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
应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为民间融资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担保服务和人力资源等服务。如构建民间融资供需的信息服务平台；鼓励担保机构与工商联等组成担保体系等。同时，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走上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尽快明确监管职责，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动态监测。国家尚未明确民间融资监管的具体部门，应该尽快明确民间融资监管的牵头部门和成员单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民间融资活动的监测分析，及时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避免民间融资影响到金融稳定。

9.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主张有哪些

论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
作者： 刘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时19分 |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 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 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3•公平原则

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