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结合国情。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层次阶段，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攻坚战。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外生推动型”和“内生演进型”，其中既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国家的败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制度、习俗、惯例等“内生”条件的共同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有效方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应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配套的宏观环境、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微观主体，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胆创新。当前中国金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错配，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须大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与架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从多方面改革创新：比如,改变大银行垄断格局，为民营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业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分隔界限，拓宽中小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优势资源，实现金融生态多样化，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为本。
一方面应推广普惠性金融理念。发展普惠金融，首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供给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与小微企业平等对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改进完善融资担保服务等多种金融机制，扩大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以商业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才能让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可从多方面入手：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让政策性资金和市场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大病医保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Ⅱ 新势力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行的全方位改革包括金融体制()
摘要 亲 小编为你核实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修修补补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Ⅲ 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有
法律分析：第一是金融机构自身的改革。第二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其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局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环境，包括政府、立法、司法环境等；二是地方层面上的生态环境。第三是监管要到位，主要是完善监管体制、改进监管方法、加大监管工作力度。第四是宏观的金融政策环境。把金融机构自身的改革、金融生态环境的改进、金融监管的加强和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善这四个方面统筹兼顾、综合推进，就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从而促进我国金融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并对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第六十五条 国家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考核评估机制，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依法将更多资源配置到乡村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在业务范围内为乡村振兴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商业银行应当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和业务优势，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加对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规模，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服务。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应当主要为本地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当年新增可贷资金主要用于当地农业农村发展。
Ⅳ 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第一阶段,最后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的银行是:(+)
第一阶段：国家专业银行的恢复与设立(1979-1984)。中国农业银行历经数次起伏，1979年3月13日重新得以恢复成立，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紧接着，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承担了原有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至此，新的金融体系有了雏形，四大专业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此时，由于这一体系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行业管理思路进行的，各银行还不存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
第二阶段：专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阶段(1985-1993)。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改革，为以后确立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改革目标提供了依据，也为这种转变做了准备。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机关式管理方式向企业化管理方式过渡，目的是全面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化管理改革，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增强金融系统的活力。二是打破资金分配上的“大锅饭”，逐步强化银行的资金约束，并打破银行间的业务限制，使专业银行由“准企业”向真正的企业过渡。
第三阶段：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1994-今)。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至此，专业银行的发展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承担了四大专业银行的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专业银行开始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真正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此同时，按照把银行办成真正商业银行的要求，国家从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建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银行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改进金融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正式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内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四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工作，这对四大商业银行的长远商业化发展更有着深远的意义。
Ⅳ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Ⅵ 如何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迄今为止，理论与实践上比较一致的共识是，构建与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必须既要考虑金融服务供给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激励相容问题，也要统筹安排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处置的关系。本文从资本性融资体系、债务性融资体系、理财服务体系三个层面，探讨了构建与完善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些关键环节。
一、资本性融资体系的构建
虽然从理论上讲，通过财政税收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增加内源性资本积累，是中小企业在不改变股权结构与控制权安排下，实现稳定发展的首要选择，但是从实践结果上看，中小企业的利润留存空间并不大，资本扩张必须要依靠外源性长期资本融资。同时，构建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体系，不仅仅是要弥补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有助于发挥资本效用的融资安排，体现资本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效应。
(一)要从机构建设着手，培育与发展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1．培育与发展长期持股型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国外长期持股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之所以得以持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主要发起人就是中小企业，从投资的风险防范与行为激励两方面提高了资本融资效率。众多具有产业或是产品关联性的中小企业，为了相互调剂解决资本投入的不足，普遍以有限合伙方式(也有股份制方式)建立起了投资性公司，政府则通过减免投资收益税收等措施促进其发展。一方面合伙制投资公司具有利益共享效应，中小企业作为合伙人不仅可以不以规模大小及时方便地弥补资本缺口，而且可以在合伙投资公司的利润中分红，对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投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合伙人要对资本投资共承风险，所以投资公司通常采取时段承诺的投资方式，追加投资建立在分时段检查中小企业投资承诺的基础上，这对中小企业又形成了较好的风险制约，要求其履行诚信的义务与责任。
允许与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设立与发展，就是对自由资本形成制度的肯定与保护，这是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旦允许合伙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或是管理人在一个良好业绩记录基础上，今后可以发展为银行类或是投资类金融机构，必将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奠定市场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讲，匆忙放开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不如先行组建成立大量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为筹建真正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条件。
2．培育与发展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目前来看，中国在风险投资的机制建设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风险投资公司没有较强的行业分布特征，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没有专注的投资领域，导致投资科技含量低以及投资趋同化问题严重；二是追求资本利得而不是财务收益是风险资本区别与一般资本的显著特点，但是创造风险资本利得机制 (也称为退出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整个风险投资机制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由于缺乏这样必要的市场机制，目前，中国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并没有遵循真正的风险投资机制，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都退变成了一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二)要从市场建设着手，培育与发展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市场体系
鉴于1993年到1997年中国大部分省市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及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的非规范发展行为，场外交易市场目前在中国被彻底清理了，而创业板市场又迟迟没有启动，两个层次市场的欠缺，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资本性融资需求。建立中国二板市场，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非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本补偿问题，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积极恢复与有序发展一个各种交易主体广泛参与、交易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展的场外交易市场，规避高昂交易费用与上市条件对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的制约。只要规定在场外交易市场中挂牌的中小企业，一旦其净资产、税后利润、市值或是股价等达到一定条件要求，就可以直接升入主板或是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就是二板市场的一个预备市场。
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场外交易市场除了继续保持建立初期对挂牌公司没有资格限制、财务规范少，交易手续简便、费用低等特点以外，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实时报价服务系统，可以及时披露与传递做市商交易信息，并且实现了区域性或是全国性的联网，完全摆脱了混乱与分散的局面。中国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要避免重复以前无序扩张的格局，应该首先着眼于全国性场外市场交易系统的建立。可以尝试在上海建立中国场外交易市场报价中心，成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一方面自上而下地引导各省(市)建立与上海报价中心联网的地方性场外交易市场，另一方面监管做市商的报价信息和交易活动，增强全国场外交易市场的组织性与可监管性。依托于场外交易市场功能的不断拓展，中小企业票据、债券等债务性融资也可以得以持续发展。银行要实现中小企业票据业务的收益，必须积极拓宽票据转贴现渠道，在转贴现中通过批量化和规模化运作寻找最有利成交条件的客户；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流动性问题。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内涵着中小企业资本性与债务性融资的双重需求。
二、债务性融资体系的构建
一个有效的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体系必须能够同时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而言，能够在体制与机制上具有处理中小企业“软信息”(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就是其并不或者是不完全具有财务报表、抵押担保以及信用记录等融资债权方需求的“硬信息”，而是现实表现为企业行为、业主品性及与供应商、顾客交易状况等无法进行数值化准确记录的“软信息”)的能力，在防范融资风险的同时保证融资的高效率；二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融资体系必须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弱势融资地位问题，从根本上缓解即使是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由于“弱势界定”而无论其支付多高的利率也无法得到贷款的“信贷配给”现象。
(一)在体制与机制上提高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的效率
如果说风险防范是指商业银行能够准确识别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中的“软信息”，那么大银行凭借信息规模优势对中小企业非定型信息的全局理解以及对中小企业发展风险的远期估价，小银行通过与中小企业近距离不断交换信息而对重要“软信息”成份的熟识，都使各自具有不同的风险防范优势。因此，不能片面地讲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匹配优势，或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防范能力，二者在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体系中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缺乏可传导性，或者讲是很难在组织链条上传递，这就要求金融机构自身的决策链条必须足够“短而有效”。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具有天然的优势，并且由于没有上级组织的约束，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融资机制的创新。
对于县域经济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则必须进行组织结构上的根本性变革。一种可以考虑的改革模式是，在缺乏较好经营管理业绩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县域经济中，对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股权改造，成立省级行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并根据具体情况，或是每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一家独立法人，或是集中于一家或是二家进行合并组建；另一种模式是，在具有较好经营管理业绩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县域经济中，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与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人员、机构、资产负债的重组。两种改革模式都是对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经济中简单性撤离的一种扬弃，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发展。
大中型城市经济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同样存在着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比较优势。为了全面掌握中小企业的资金运用情况，可以允许金融机构作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代理人；为了促进委托贷款与中小企业投资项目密切“嫁接”，可以允许金融机构与委托人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客户经理的激励问题，可以允许金融机构对其贷款超额收益进行一定比例的奖励。机制比产品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更为重要。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小企业非正式融资需求的满足。民间借贷借助于非正规性信用资源的利用以及债务责任的落实，满足了中小企业零售型、人力资源密集型的融资需求，这在银行体系内很难实现。一方面要不扼杀非正式制度的发展空间，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资金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合理分布，过度要求资金集聚在银行体系往往同时也集聚了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组建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将民间融资市场“退化”为私人投资市场，使民间金融发展剔除“非法集资”因素。
(二)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弱势融资地位问题
1．最直接方式是建立一家专门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
当前，中国金融竞争非常不充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又在严重影响着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与结构，在不能确保中小金融机构具有足够的与地方政府谈判的能力情况下，放开民营或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型的中小金融机构就有可能蜕变成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与其如此，不如自上而下建立一家政策性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以法定的中小企业贷款行为规避地方政府与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行为的扭曲。尽管市场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可以促使优质的中小企业通过担保、补贴或是付出较高的利率来获取流动性资金贷款，但是一般中小金融机构很难给予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借助于低于市场利率的政策性金融债券发行，完全可以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的长期性贷款资金。对于市场型的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指标要进一步明确单户最高贷款额与资本净值的比率，限制其偏离中小企业的贷款行为。
2．其次是要允许与扶持三类中小企业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广泛建立
第一种是町以分担融资风险的信用担保类中介机构。一种经常性的错误认识是，造成大多数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困难的原因，是由于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具备银行贷款的抵押或是担保条件。组建以财政出资为主的省、市两级信用担保机构，就是希望通过信用担保的杠杆效用，增加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贷款”与“担保”在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防范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担保本身也包含着担保决策、担保跟踪、担保追偿三个风险防范行为，如果疏于对中小企业担保行为的风险防范，既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反倒会增加中小企业与担保机构之间的风险，担保倍数越大，则风险越高。防范和化解担保风险，一是要充分调动贷款银行与担保机构双方的积极性，允许银行与担保公司分担风险的契约安排存在。二是要建立省级与全国性的再担保机构，通过多层次转保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三是要建立法律化与制度化的担保损失财政弥补机制，要将财政弥补款项列入每年的中央与地方预算，并设立由财政、银行、工商等部门组成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监督委员会，负责对中小企业担保、再担保机构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建议国务院尽快协调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担保机构、担保业务以及担保行业管理办法，促进担保业长期健康发展。
第二种是虽然不分担融资风险，但是本身具有较高风险评估能力的信用评级类中介机构。防范和化解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风险，银行信贷与信用担保必须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征信体系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享性的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信用评级机构就可以对中小企业及其中小企业各种融资券进行信用评级，银行与担保机构也就可以利用评级防止融资风险。在实践运作中，有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个融资中介机构，在进行投资者(不仅仅是银行)与中小企业投资项目的中介撮合，向双方收取中介费用而不承担风险；也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对中小企业融资项目进行评级后向“合作”银行推荐，收取银行的代理费。
第三种是“远离”风险型的融资租赁类中介机构。设备租赁融资方式对于中小企业非常有利，因为往往融资租赁机构购买设备可以打折，便于降低中小企业的总体成本。融资租赁公司可以用租金现金流来偿付银行贷款利息，购买的设备又可以回购或是拍卖，这种资产负债结构致使融资租赁公司本身具有天然的抗风险能力。此外，中小企业出现风险后租赁设备不用清偿负债，融资租赁类中介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破产风险有效隔绝。
Ⅶ 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
中小企业现在的资金问题确实很紧张，除了需要企业自身努力改变现状之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一定要改革。
最近青岛企业100强名单出炉，其中国企就占53家，这个数据其实就是一个很直接的证明，国企垄断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在一些交通、能源等重要的领域，国有企业的确把持着主要的资源和资金。佘学彬认为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发展空间主要得看行业的特点。很多国家的银行体系、资源性企业，还有很多其他偏向于保护性行业里国企比较多，他们有很多战略性的资源和政策，但是民企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零售产业发展空间就不小。
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很大，发展空间有两个层面，首先最主要还是品牌、渠道等方面，一定要能够在产业链里往高端发展，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这时空间就很大，而不是说只是专注于短期的发展。其次就是选择行业的问题了，一定要选对行业，才会有大得前途。但是对于选准的问题，就需要有足够的市场调研等前期准备。
当前制约民企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是资金问题，很多民企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也有很多民企以“投靠”国企来求得生存，然而这也已经改变了民企成立的初衷。佘学彬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现在资金问题确实很紧张，特别是国家对利息等的调控，市场的流通很紧张，但是最近国家也在往一定的方向调整，比如最近存准率的下调就是很明显的表现。他认为这是一种发展与发展需求带动的资金链问题。在美国，在日本，市场的资金不是很紧张，银行的利息也很低，而在中国很多中小企业都贷不到款，这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增长问题。
佘学彬同时强调，中国的金融体系一定要改革。现在中国很少有商务方面的贷款，在房地产方面的贷款却特别的多，短期的融资，长期的投放，一种“短融长投”的方式，其实是最危险的，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板块应该有一种制造业专方的贷款体系。
最后佘学彬告诉记者，“中国的民营企业研究三句话就行了，一、经济有周期；二、市场有规律；三、商业有逻辑。”有的企业没有把握周期，发展的太快；有的不符合市场规律，忙忙碌碌也事倍功半；还有的企业应该考虑这个事情你该不该去做，什么时候去做？这三个问题都是企业家应该研究的。
Ⅷ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四个方面
①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②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④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Ⅸ 金融服务怎样响应供给侧改革
一、以针对性金融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
二、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和决策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轻资本的业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