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疫服务

A. 解放战争中的金融之战。

从中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实现统一后的首要经济措施就是货币统一。从现代政府来看，货币统一更是其独立统一的前提和调控经济的首要条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实现货币统一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四、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

1、金银计价流通情况及原因。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103．7倍。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加上旧中国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即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据估计，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人数就达50余万（主要为买卖金银，即俗称“黄牛”和银元贩子），北平市的街头，也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众所周知，这些金融投机势力仍很活跃。因此，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而是金银美钞，尤其是银元。

2、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机，使人民币尽快驱逐金银，占领市场，同时又不至引起人民币过量发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为了制止金融投机，稳定物价，各地人民政府在颁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私相买卖的法令后，即组织行政力量和人民群众严厉查缉金银投机活动。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辑银元黑市，在3天内拘捕银元贩子380人。而人民币与银元的最大较量则发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华东地区。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为重心的华东地区已经成为银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实上成为银元的辅币。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则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

1949年6月初，江苏、浙江城市以上海为为中心，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风。上海的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与全市各个据点进行联络，报喊行情，哄抬价格，从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内将银元价格抬高了两倍，从而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在此前后，人民政府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声讨银元投机，坚决拒用银元，取缔了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交易。终于使人民币完全占领了市场。随后，南京、武汉、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打击银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年12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2000余人，对地下钱庄和炒卖金银、外币摊档（当地称其为“剃刀门楣”）集中的地段进行了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个，对1016个投机分子分别给予惩处或教育释放。

在解决取缔银元买卖和严禁金银计价流通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采取了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的办法。由于社会上金银较多，为了不致因兑换而大量增加市场上的人民币，加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实行了低价冻结政策（西南地区解放以后，由于该区银子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资不够多，为避免冲击市场，索性暂时不予收兑金银），即人民银行的兑换牌价较大幅度低于黑市价格，从而使富人不愿将手中的金银去兑换人民币而愿意保存起来。但是这种低价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兑换者的利益，随着物价上涨，几次调高兑换牌价。到1949年底，上海收兑银元108万多枚，北京收兑22万多枚。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纸币迅速贬值，农村的抵制办法就是拒用纸币，在市场交换中使用银元等硬通货或者实行以物易物，粮食和布匹在许多地区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 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乎是港币的天下。

针对上述情况，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同时还规定：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侨民，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因公务或旅行进入中国国境者所持有的外币和票据，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在边境的兑换机构兑成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外币。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外币黑市买卖，另一方面则采取折实存款的办法，吸收外币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兑入103万美元、97万港元、其他外币折合120万美元；上海则兑入758万美元、149万港元，吸收各种外汇、外币存款共计1242万美元、572港元、65万英镑。[9]

在第二阶段，以驱逐和收兑港币为主的禁止外币流通工作更为艰巨。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至1950年2月，为了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人民政府对港币采取了坚决肃清、排挤为主、兑换为辅的方针（因港币数量巨大，如大量收兑将会引起物价暴涨），将港币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凡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契约，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偿本位，严禁外币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币流通普遍、深入农村，兑换尚需时日，暂准按人民银行的牌价使用。同时，人民政府还开展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打击港币黑市，稳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进行了大扫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沉重打击了港币黑市，把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银行牌价为1：1500元）。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货币；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并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

1950年2月以后，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同时交通的恢复也使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基本具备了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禁止港币流通使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兑换牌价提高，以利收兑；并颁布优待外币存款办法，准许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优待侨汇的牌价支取人民币。随后，广东也先后宣布禁止港币流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实行“三平”政策，物价币值都趋于稳定，港币黑市比价已为人民银行的牌价所控制，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市市场。这个时期货币统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收兑港币、组织人民币下乡。以广州市为例，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仅1950年一年，广东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美钞71．65万元。据估计，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

六、中国大陆货币统一的实现

1949年至1950年的货币统一行动，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只是集中于关内的广大地区，而对较早解放的东北、内蒙和刚解放的新疆并没有实施货币统一，三个地区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货币，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实行全国货币的统一。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正确的。

B. 针对疫情发行的国债银行有哪几家

针对疫情发行的国债银行有：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上海农商行、交通银行和宁波银行作为承办银行。

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发布的信息，此次战疫专题债券总共发行面额为135亿元。

向社会公众零售55亿元，引导社会资金通过网络银行渠道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上八家银行购买战疫专题债券。需要注意的是，战疫专题债券并不属于国债，而属于政策性银行金融债。

(2)金融战疫服务扩展阅读：

战疫专题债券发行信息：

1、战疫专题债券的发行面额为100元/张，票面利率为1.65%，客户按100元的整数倍进行认购。

2、国开行2020年战疫专题债券为1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债券债券计息日为2月12日，上市日期为2月14日，首次付息日为2021年2月12日，到期兑付日为2021年2月21日。

3、各银行承销额度和认购时间有所不同，例如农业银行额度为30亿元，认购时间为2020年2月7日至2020年2月11日（10:00-16:00）。工商银行额度为15亿元，认购时间为2020年2月7日10:00-23:59,2月10日10:00-2月11日16:30。

4、购买战疫专题债券的投资者还可领取专属的认购纪念凭证。

C. 携手战疫WEY品牌减负经销商 为消费者提供无忧用车服务

易车调查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让所有企业的春节假期一延再延，抗击疫情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各个企业都在尽力驰援“战疫”。 面对如此艰难处境，广大车企积极参与驰骋疫情，并且针对企业选择了自救，在产品、营销、客户及经销商关怀等几个维度上做文章。

日前，我们从WEY品牌了解到，因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需要，企业宣布延期复工。为保障用户在特殊时期的购车、售后提供无忧用车“五大保障、五心关爱行动“。同时，WEY品牌在疫情期间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与经销商伙伴站在一起，有信心，有决心共克时艰、共同打赢这场新型“战疫”。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如此严峻的时刻，WEY品牌是如何做的呢？

疫情伊始，长城汽车便迅速行动投入到对抗疫情的驰援中，旗下WEY、哈弗、欧拉、长城皮卡等四大品牌，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500万元，用于支援武汉、黄冈、潜江等十余个城市购买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资，以及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为一线医护人员和广大用户提供暖心服务。

2月3日，随着确诊病例救治任务的持续深入，重庆市面临着防疫物资紧缺的危机。长城汽车决定将10辆总价值115万元的长城炮皮卡捐赠给重庆市慈善总会，用于支援重庆地区的防疫应急工作，为防疫保障做好“爱心接力棒”。

为了疫情防控安排，长城汽车严格遵守国家和各省下达的按通知要求安排延期复工时间，注重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并加大普及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科普知识，加强员工的监督与管理，并提高上下游风险防范意识，从各方面向经销商、供应商伙伴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团队、供应链和经销商体系的稳定。

面对疫情带来整体放缓的市场环境，WEY品牌快速发布多项经销商全力支持政策，帮助经销商度过难关。

一、考核减负：疫情期间，WEY品牌对各经销商采取考核减负政策，实施“三不考核”，即不考核销售、不考核进货、不考核推广，确保终端合理收益，保证经销商在当前环境下健康发展；

二、财务减负：调整财务政策，延长三方还款期限，对于2月份到账的银行承兑汇票统一免收贴息，三方承兑汇票到期需赎证车辆，WEY品牌将积极协调延长还款时间，为经销商提供更大的资源空间；

三、金融减负：适当调整购车金融政策，为用户提供更为灵活的还款形式，降低购车门槛，促进经销商终端销售；

四、赋能经销商多维度服务：调整销售模式，多维出击，重点针对线上销售业务进行远程培训，进一步强化经销商线上营销能力，鼓励使用网上4S店VR看车、微信直播看车、视频直播看车、保持24小时400热线等方式开展营销，满足消费者疫情时期看车、购车需求；

五、赋能一线销售团队和人员：设立专项基金，激励经销商一线销售团队和人员，确保终端销售人员的合理收入，共渡难关；

六、赋能湖北疫区经销商：对于疫情最为严重、经营压力最大的湖北经销商，WEY品牌将给予特殊的、最大的政策支持。

七、快速返利兑现，缓解资金压力，鼓励经销商面对疫情时信心上阵。

与此同时，WEY品牌积极做好严格遵守国家下达的疫情防控安排，按通知要求安排复工时间，注重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并加大普及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科普知识，加强员工的监督与管理，并提高上下游风险防范意识，从各方面向经销商、供应商伙伴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团队、供应链和经销商体系的稳定。

长城汽车与WE

D. 美国是怎么金融洗劫前苏联放尽它最后一滴血的

太长了，找到原文，网址http://wap.kdnet.net/?boardid=1&id=11005617&t=topic-show。
整个苏联——俄罗斯金融战役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战役阶段：

第一个战役阶段：苏联——俄罗斯金融战役的战略条件准备阶段

智慧的里根总统班子首先在80年代大肆发行美元的同时又提高利率，表面上对外宣传是用来增加‘经济陷入危机的苏联在西方世界的筹款成本’，这个说词本身就是整个金融战役的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他用美元高息造成的坚挺假象，吸来了不可计数的外国商品使之充满了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百姓的家庭……然后，又通过各种媒体和信息渠道把这种空前繁荣的信息传到苏联。

这时整个苏联从上到下瞬时被这种透支了明天的空前繁荣和消费所震颤，丧失了信心和辨别道路的能力。

事实上，里根总统恰到好处地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提出了一种善意的恐吓：“我能拿出比现在多得多的钱与你们进行军备竞赛，你们受不了的！”[注]

以后整个苏联上下都弥散着一种对‘美国繁荣的崇拜’和对‘美国繁荣的反思’。由于这种信心的丧失是从真实的美国市场、美国家庭真实的富有的生活和整个国际金融力量对比中体会而来的，所以是‘真实的’、‘理智的’和‘经得起反思的’，这就煽动了苏联——俄罗斯选择走美国模式道路的意愿，从而为下一轮金融战役的胜负打下基础。

第二个战役阶段：苏联——俄罗斯金融战役的全面开战和两个战场的形成

美国作为金融战役的发起者，一边用友好和和解，来掩盖自己发动金融战役的战略意图，一边用透支信用制造出来的美国空前繁荣的‘事实’，让苏联的领导人和人民相信了自由市场、金融开放、‘自由’选举、取消政府监管；这一出自斯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正是奠定美国繁荣的基石。

这时适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短期内通过开放内外市场和家庭承包农业，解决了食品不足的问题。

苏联领导人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要走比中国更果断的改开之路。于是，在3——5年内就放弃党的领导，打开国门，甚至主动解散苏联。这个过程如果把责任完全推在‘一小撮卖国者和变节者’[注]的身上是极其不公正的，恰恰是苏联人民集体意愿相信自己正在走上一条能够最终实现‘美国模式的繁荣的金光大道’，因而自发自觉地做出这一切选择的！只是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也给了偶们中国无比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不谈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是想引导各位聪明的网友思考以下一个问题：金锅破了难道不还是金！？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为什么苏联解体后却瞬间破产到几乎一无所有？

苏联——俄罗斯如何突然由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一度变成了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半乞讨国家的呢？

单纯以金融战争金融战役学的主攻击点来说，对前苏联帝国发动决定性的金融打击是首先来自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后来臭名昭著的“休克疗法”——‘哈佛500天改革计划’[注]。

其辅助战役或者说辅助战场，是有计划的控制本已小范围存在的卢布黑市，把一个原先只用来购买‘西方奢侈品’而存在的小规模黑市，变成了一个有能力操控苏联当时全部国有货币——卢布[旧卢布]价格的地下的灰色金融市场。

1）这个‘500天计划’决议把苏联国有企业分为有价债券——股份，分发给全体苏联国民们，彻底完成私有化，准备让苏联一举进入“公平的自由市场”阶段（也就是一举进入透支信用换来的‘美国梦 ’）！

2)这个‘500天计划的’的宗旨，据说是：‘公平’、‘合法’。所以全体苏联人们毫无疑问地、欢

E. 索罗斯四大战役是哪些

“破坏者”索罗斯的四场经典战役。

1、英镑危机，净赚10亿

1992年，德国经济的发展如火如荼，德国的官方货币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也因此不断攀升。

德国春风得意，英国经济却一直处于不景气的境地，它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德国政府却因为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担忧引发通货膨胀，于1992年7月把贴现率升为8.75%。

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而一场英镑的旷世危机的导火索也由此被点燃：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而抢购马克的风潮。在过去的200年间，英镑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然而到了1992年9月，投机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英镑首当其冲。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出场了。他开始大举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狂跌，英国政府也因此乱了阵脚。到了16日清晨，英国政府无奈宣布提高银行利率2个百分点，几小时后又宣布提高3个百分点，将当时的基准利率由10%提高到15%，并同时大量购进英镑，希望可以吸引国外短期资本的流入，以增加对英镑的需求以稳定英镑的汇率。然而，就在英国央行布局的同时，索罗斯早已开始对英镑的空袭。大量英镑被抛出，大量德国马克被买进。

尽管英国央行购入了约30亿英镑以力挽狂澜，但未能阻挡英镑如雪崩般的跌势。16日收市，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一天之内大幅下挫约5%，英镑与美元的比价也跌到1英镑等于1.738美元的低位。此后的一个月内，又再度下挫约20%。

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告这场货币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并同时宣布英镑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开始自由浮动。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则在此次英镑危机中获取了逾十亿美元的暴利。

2、泰铢沦陷，百亿入账

在英镑危机爆发的5年后，索罗斯将他的目标锁定在了东南亚。1997年的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沉浸在一场资产的盛宴中，对自身经济体制的漏洞并无察觉。索罗斯再次抓住了机会。

由于泰铢具有在东南亚各国流通性良好、风险较小、资产泡沫巨大等特点，这种货币很快就成为索罗斯中意的突破目标。

1997年3月，泰国央行宣布国内数家财务公司及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索罗斯将其视为采取行动的信号，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导致泰国银行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发生挤兑。

就在大家因为突如其来的崩盘不知所措陷入慌乱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空头们开始大量抛售泰铢。5月，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试图挽救这场危机，但这笔数字相对数量庞大的游资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下令旗下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空袭战”资金规模，并于当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如果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这股飓风瞬间席卷了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然而，与泰国类似的是，这些地区央行的救援再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此后的局势发展开始变得有些无法控制：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机制，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当日，泰铢兑美元汇率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3、闪袭香港，遭遇惨败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对始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的心退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措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就这样失败了。

这时候的索罗斯刚刚打完一场漂亮的“扫荡战”，扫荡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这次出手甚至波及到了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但是索罗斯绝不是那种肯轻易罢休的人，他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准备再重视英格兰和东南亚战役的辉煌。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战战兢兢，最后选择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无疑将削弱索罗斯的投机力量。当港币又开始出现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据说此举使索罗斯损失惨重。这次出手也是索罗斯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

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索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

4、做空日元，狂赚10亿美金

与之前做空英镑和泰铢不同，做空日元的手法似乎更加狡猾和老到。

近几年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让索罗斯瞄准了日本这个动荡的肥肉。一位业内投资人士认为日元遭到对冲基金做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经济体制内部的病因。

过去的十年间，日本政府大力推销国债，日本财政收入对于举债的依赖已经使得日本国债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几乎达到收不抵支的情况。

有数据显示，与欧债危机中心地带各国债务/GDP接近150%的比值相比，日本的这一数字竟高达200%，但仍能靠着借新钱还旧账的“庞氏骗局”维持。

于是，“做空日元”成为当时华尔街最热门的投机交易。据了解，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日元兑美元汇价已经下跌近20%，2013年2月更是创下33个月新低，为1985年来同期表现最差。

索罗斯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掘金机会，不过，主导那次做空的是跟随他20多年的得意门生斯科特-贝森特。

2012年夏，贝森特正式接掌索罗斯基金。当遭遇9级地震的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原油时，他便预测日元会贬值并积极寻找机会做空。直到2012年10月，贝森特前往日本调研，在得知“渴望”日元进一步量化宽松的安倍晋三当选首相几率最大同时他发现大量日本资金从澳元高息资产撤回国内后，他感觉时机已经来临。

为了筹集巨额建仓资金，索罗斯大量抛售股票。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索罗斯卖出通用汽车与通用电气的股份。并且其基金在上一季度售出了110万股LinkedIn、26万股亚马逊以及250万股Groupon的股票。

若大手笔做空日元，必定会引发日本金融监管部门“注意”，贝森特的主要策略是通过日元利差交易放大杠杆融资，大量买进押注日元贬值与日股上涨的衍生品投资组合。一位接近索罗斯基金的人士透露，贝森特主要做空的日元头寸，集中在执行价格为90-95区间的日元看跌期权，并以杠杆融资买涨日股作为“掩护”。

这也是索罗斯惯用的手法——做空外汇市场，做多股票和指数。所以，索罗斯除了增加日元空仓外，还买涨日股，日本股票占该公司内部投资组合的10%。因为索罗斯认为日本解决经济困局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会引发另一个现象，就是短暂的股指繁荣，注定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的确，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11月份8619的低点上涨幅度达到33%，这又让索罗斯大捞一笔。

F. 国投行的战役专题债券为什么打入鹏华基金公司的账号

国投行的战役专题债券打入鹏华基金公司帐号是因因为联合行动金融投资。

G. 汉朝金融战役是什么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H. “战疫”下的奔驰经销商：有序推进复工，共待春暖花开

原本喧嚣的街道人烟稀少，行人脸上的笑容也被各种各样的防护口罩所代替，往日的闲适已经不复存在，行人想的更多的则是早点在外面把事情办完，然后躲进家里面用消毒液洗手···?···这正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下的人群众生相。

随着春暖花开，国内疫情的好转，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复工复产成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关键。在汽车市场领域，据工信部3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3日24时，16家重点整车集团主要生产基地开工率已达84.1%，员工复岗率达到66.5%。

经销商能够顺利复工，得益于其与厂家的默契协作。防疫期间，奔驰厂家为经销商提供了详细的复工指导手册，配合直观细致的视频文件，并开展相关线上培训，与经销商伙伴一起致力于复工之后防疫措施的落实和执行。

除此以外，业务支持也是关键。据了解，厂家为经销商提供了财务支持，提前支付了部分新车和配件销售奖金；延长到期车辆还款时间、库存和批发车辆融资免息和补贴等政策；同时延长了上半年试驾车配备期限。

有效的业务支持举措辅以培训和相关指导，体现了在特殊时期，奔驰携手经销商伙伴共克时艰的决心。而对工作人员和客户安全的种种考量、全面的线上服务和一系列客户关怀服务的推出也体现了一个品牌强大的综合能力和体系力，稳定了市场信心。

“展望全年，我对整个行业的恢复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尤其对奔驰品牌而言，我们有品牌的丰富积累、有优秀的产品以及人性化的服务，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以实干笃定前行，让奔驰品牌更加深入人心。”北京鹏龙大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秋阳表示道。

通过三家的经销商走访，其就像一枚镜子，折射出整个汽车市场开始陆续走向正轨。最是一年春好处，车市将和树木一样，都开始发新芽。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I. 金融如何影响战争,金融在战争中的作用

金融与战争
有人认为就是金融就是金融，战争就是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是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利益呀！没有一场战争的背后没有经济利益，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当代的二次世界大战，亦或是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背后无不应藏着经济利益。可见金融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家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为了
保险1001 张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