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案例分析

Ⅰ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保函等 ，会被处以什么刑罚

银行或者其他抄金融机构的工作袭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保函等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案例分析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Ⅱ 求“金融工作人员常见犯罪及防范策略“

浅谈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2011-04-08

乾县人民检察院 李保华

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不仅对金融事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诱发和加剧了金融风险，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银行是金融管理货币资金的机构，责任重大。银行干部员工整天与现金、票据打交道，其工作人员既有各岗位各职级相关职责及权利，同时又存在各岗位各职级人员利用职务进行非法活动的土壤。因此，预防银行工作人员高科技、高智能职务犯罪不能忽视。笔者结合典型案例，浅谈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一、 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2006年，我县某邮政贮蓄部王某在为县人寿保险公司代理国寿养老年金险和国寿永泰年金险当保险到期兑付时，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5281.81元的养老金险利息和33883.59元的永泰年金险红利予以隐匿并保存在葛某处，并于2007年底予以私分。通过对此案的调查分析，笔者发现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一下特点：
（一）具备现金来源和接受现金的便利，打“现金”的主意。发案一般在金融基层一线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中间。银行一线工作人员直接经手掌握公共资金，具备隐蔽作案的便利条件。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现金打交道，工作中手里整点的钱和班后自己兜里消费的钱反差特别大，环境的熏染和金钱的诱惑，往往会使个别从业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功能。于是，个别人在“钱来钱去”中寻机作案。如某支行出纳负责人辛某利用职务之便做阴阳帐，盗用密码，互划帐款等手法，使帐款相符、帐面假平，掩盖库存余额实存数。6年中辛在其岗位，累计窃取库房现金256万元，已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二）具备资金划拨和业务运作的便利，打“票据”的主意。由于职务犯罪的专业性强，犯罪嫌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业务较为熟悉，对于办理业务手续、操作程序及审查要件等都了如指掌。银行业务运作流程更新换代较快，特别是综合处理系统和储蓄（3、0版）处理系统上线后，“5031辖内往来”科目的核算和管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个别人在系统升级后钻“5031辖内往来”报单当日未达到空子，在“报单往来”中寻机作案。如某银行上半年通报的6起案件中，多数是利用职务及综合柜员运作之便，通过储蓄与对公“5031辖内往来”票据挪用资金，累计涉案总金额1518、3万元。
（三）具备“贷款发放权”和参与（三查）的便利，打“回扣”的主意。由于金融是管理和经管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金融职务犯罪及金额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随着世行项目的开发运用，银行的信贷业务进一步趋于完善，贷款运作的安全系数明显提高。但由于贷款生效后，贷款资产质量在帐面反映存在滞后性，潜在风险形成的最终损失，要在贷款发放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样，给心存侥幸见钱眼开、“胳膊肘往外扭”寻求既得利益的个别从业人员，提供了利用其职务帮助企业对付银行，套取银行信用。如某支行信贷员张某负责贷前调查，为企业贷款二百万元，放款后的第三天便收受该企业20万元。事隔一年半后，张某的腐败行为才暴露，现已被法院以公司、企业人员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二、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用人失察、失教、失管。从银行的各项业务来看，在选人、用人上虽然要经过“要害岗位各级审查”的把关，但人员上岗定位以后，其失察、失教、失管的现象比较严重。如前述辛某自入行以来，表面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行的历年的先进个人，曾被推荐为总行先进个人。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十分可靠和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工作中对其根本没有丝毫介意。在出纳岗位干了12年，支行领导已换了4 任。当领导找其谈话要给予调换工作时，曾被本人拒绝，并主动提出不调动岗位，“愿为出纳作贡献”。这种“积极、向上、进步的假象，给领导用人造成错觉，对“红人”、“能人”、“名人”的问题姑息迁就，结果陷入“失查于祸起之时，震惊于案发之后”的被动局面，辛作案长达6年，之所以长期不被人察觉，一再蒙混过关，其重要原因是，监督用人、管人的制度措施没有得到落实。
（二）“金钱”的诱惑，丧失职业道德。法律观念淡漠、个人贪欲膨胀、以权谋私、铤而走险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信贷、营业部门工作人员发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他们大都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分配权，很容易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如银行个别信贷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作关系，把银企关系混同人情关系，将手中的权力同人际交往混淆在一起，最终感情超越原则，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以至成了企业的“内线”。更有甚者“同企业穿一条裤子”，帮助企业对付银行，恶意套取银行资金，并从中捞取好处。其表现：一是个别信贷员把正当的银企关系逐步演变成伙伴关系；二是由伙伴关系逐步蜕化成利害关系。在利益的驱动下，步入腐败的泥潭。
（三）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业务检查不到位，流于形式。规章制度落实不力、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给金融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不少案件表现为作案时间的持续性和作案次数的连续性，有的长时间不能被发现，反映出事后监督不细，岗位制约不严，自查、互查，检查有的流于形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疑点后也没有深究，或责任追究失之以软、失之以宽，未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进而导致案件的发生。在银行各项业务中，特别是“敏感”部门的岗位，在内控和防范上，对业务中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每道关卡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规定的又细又全，手续严密，责任分明。然而，在落实这些监管措施时不到位，有断档和错位现象，而来自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也存在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致使作案人在上级监督不到位、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的情况下，在职务犯罪“自由王国”里，任意作为。这是对银行岗位监管失控而诱发职务犯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近几年来，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如何减少和预防银行系统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银行系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要遏制职务犯罪就必须从防范入手，实现管理人、管规章、管监督三管齐下的预防工作格局，防患于未然。
（一）预防目标之一，管人。培育一支高素质的银行干部员工队伍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银行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必须靠人来运作，每一个岗位的人员都负有重要的职责。岗位职责的重要性决定了银行必须建设一支具有较高道德、职业素质和法律意识的干部员工队伍。要围绕金融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教育，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抓政治理论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抓职业道德教育，以职业道德力量抵御腐败侵蚀；抓警示教育，用法律和纪律约束广大干部职工的言行。一是严把进人用人关。要坚持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聘用综合素质高的员工，把道德规范、作风正派、既懂业务、又会管理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合理调配人员，对重要岗位人员实行月度风险津贴和风险考核，实行强制休假和岗位交流。二是加强岗前培训。岗前培训不仅是提高干部员工工作技能和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强化干部员工按规章制度操作、按业务流程办事的意识和依法经营理念。三是开展经常性的法制教育和规章制度学习。不断地让干部员工了解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使干部员工对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工作环节和每一个流程的规定、要求、风险提示、处罚力度都明明白白，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员工职业素质。同时采取以案示教、案例分析，在内部信息网上通报违纪违规人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教育员工把铁规章、铁算盘、铁帐本视为银行的生命，把遵纪守法视为基本的职业道德，帮助员工逐步树立自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
（二）预防目标之二，管规章。建立一套以防为主的内部控制机制，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一是找准一线业务中存在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建章立制，有针对性地防范。通过建章立制，从内部堵塞管理细节上、工作作为上存在的漏洞，搭起纵向横向环环相扣防范犯罪的篱笆墙，从客观上减少犯罪的可能性。对发生违规问题多的单位，重点进行整顿，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规定的程序实地整改，加强预防措施，达到举一反三的整改效果。二是强化员工遵守法律、遵守银行规章制度的意识。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银行已经不缺少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从对银行职务犯罪内部原因来看，缺乏的是严格按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的意识和态度，使职务犯罪有机可乘。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要树立依法经营、按章办事的意识，既要对规章制度的内涵、重要性及其与经营效益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又要在经营中自觉维护规章制度和金融法规的严肃性。
（三）预防目标之三，管监督。加强对银行经营秩序的监控，在依法制行上狠下功夫，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保障。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只有加强监督才能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问题。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加大监管的力度，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要把银行的经营活动统统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治行。要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检查，特别对管理混乱、案件频发的单位更要进行重点整顿，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必须将各项经营活动严格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是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是商业银行为实现业务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制约、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随着银行内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银行内部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内控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三是及时正确的处理违法犯罪行为。要主动与检察机关联系，对银行内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依法加大查办银行职务犯罪的力度，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对违法犯罪人员，要准确有力地给予打击，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该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的要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该除名的一定要除名，决不能姑息迁就，保持银行干部员工队伍的纯洁性。

Ⅲ 金融机构犯罪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金融机构犯罪的主要特点：一是高利率高回收，二是开始有礼品，三是钱少时利润很快到手，四是最后失踪了！

Ⅳ 求近年金融职务犯罪案例+分析

内外勾结贪污银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贻全，男，52岁，海南省文昌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总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业务总经理。1977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赵东方，男，42岁，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84年因犯诈骗罪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杨绍琼，女，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德全，男，41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房地产部聘用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龙，男，25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财务部聘用经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开业，男，28岁，海南省海口市人，无职业。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审。

1992 年1月至4月间，被告人薛根和与被告人陈贻全经过共谋，以做生意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四张，以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益通公司）的名义，分别汇往甘肃省物资交易中心10万元，陕西省咸阳市旅游公司产销部5万元，山东潍坊经济开发投资公司10万元，陈贻全自带汇票到陕西省咸阳市解付10 万元，总金额35万元。此款被陈贻全占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陈贻全代表益通公司，双方达成“合并联合办公，共同办理出口山羊绒业务”的协议。熊道先提出急需解决100万元资金。经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后，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上100万元金额，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第一营业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龙自带汇票前往解付。解付后，熊道先将其中的50万元转到海南明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将337500元归还海南百威装潢公司欠款，提取16万元交给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用于修改美元信用证条款的手续费，余款2500元由熊元龙作为解付汇票的费用。

1992年6月间，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与熊道先、陈贻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远洋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以下简称金龙公司筹备组）联合成立华南金龙企业集团公司。赵东方以办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和调剂美元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先后汇给金龙公司筹备组人民币共500万元，由杨绍琼指使其子赵卫（在逃）解付。其中，杨绍琼用100万元偿还贵州省贵阳电视机厂的欠款；赵东方用 12万元在唐山市购买私房，用110万元作为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的注册资金。同时，还汇到远洋公司的海口帐户9万元，分三次汇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帐户共计140万元（其中陈贻全偿还广东省徐闻县粮油饲料公司的个人欠款561100元）。余款129万元被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占用挥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为支付香港国华银行开出的600万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由杨绍琼与香港恒基公司蔡德基签订了所谓的山羊绒包装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广东省东莞市霄边商行人民币400万元，并由陈贻全将汇票带到广东省南海县交给赵东方、杨绍琼，再由赵、杨将两张汇票交蔡德基带到东莞市霄边商行解付。然后由霄边商行将人民币400万元兑换4494949元港币汇到香港宝生银行蔡德基妻子罗沛雄私人存折上。其中，蔡德基用于600万元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及中间人手续费2614000元港币，余款1880949元港币由港商邓××提取占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陈贻全与薛根和密谋，以定购山羊绒需要资金为名，由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当着熊道先、陈贻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汇票金额2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远洋公司的业务员林晓彬到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环城路办事处解付。林晓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汇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办事处45万元并提取现金，交给海南昌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诗锦为熊道先、熊元龙、黄康仁、田静办理出国护照费用；汇105万元到包头市商检劳动服务公司，其中又转50 万元偿还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的个人欠款，转呼和浩特市土畜产进出口公司40万元作为定购山羊绒的定金，10万元由马长春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其余50万元由林晓彬提取现金后与熊道先、熊元龙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谋策划购买房屋。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单位及帐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黄康仁（在逃）自带汇票到广东省电白县解付，黄康仁将395万元转回远洋公司帐上。同年7月2日，又转到海南华秀开发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于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除广东省电白县石化公司占用5万元外，余款43243元被熊道先占用。

1992年6月至7月间，薛根和与潘正东（在逃）多次策划盗取银行资金。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五张，分别以海南昌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远洋公司的名义，先后汇往湛江市、长春市、南海县九汇镇等地，由潘正东等人解付，总金额为人民币559万元。潘正东用其中180万元购买7辆轿车（组装件），尔后将其中5辆车转给熊道先的远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万元为远洋公司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提供购房手续费，办理房产证费、装修费、电话安装费，办理美元信用证等费用；用30万元购买海口市岭下村70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36万元购买海口市沿江西路433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162000元归还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款；以许雪梅、麦惠芳的名义存入银行（定期）40万元；余款29万元被薛根和挥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觉事情将要败露，找熊道先、张德全、潘正东策划携款外逃。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交给熊道先、张德全带到湛江市通过陈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给赵东方60万元，先后两次又转回远洋公司100万元；陈丹交给薛根和和现金40万元；薛根和外逃时在陈丹处取走现金13万元。案发前陈丹转回远洋公司191万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与熊道先、陈丹等人共谋，以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的两栋楼房需要装修费的名义，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写金额人民币150万元，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汇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陈丹在昆明解付后汇回远洋公司帐户。案发后由于发现及时，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将该款分录冲销，故未造成损失。

1992 年10月9日，赵东方打电话给薛根和、熊道先，谎称已经搞到6000万元港币汇票，但需要手续费人民币600万元，并将收款单位、解付银行传真到远洋公司熊道先处。薛根和与熊道先密谋后，由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按赵东方提供的帐号，将人民币600万元汇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公司怡新商店。由于薛根和在填写汇票时没有打盖密押，此款被及时发现扣押，未造成损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据交换、综合的职务之便，分别于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后两次伪造两张进帐单夹进原两张同城票据凭证的进帐单中，与二三五暂收款项对转入帐，以假充真，将4710元分两次转入益通公司陈贻全处。陈贻全提出现金4650元交给薛根和，供薛挥霍使用。

薛根和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分别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厂、海口市大海服务部、海口市橡胶三厂、海口市轮胎厂等企业单位结算资金共6笔，计人民币162458.03元，用于他人做生意及归还陈贻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接到外地查询汇票电话后，觉察到自己和同伙的犯罪事实即将败露，便与熊道先、张德全、熊元龙以及被告人戴开业策划潜逃。熊元龙、戴开业即连夜开车将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送往广东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从湛江市郊劳务粮油公司购销部经理陈丹处提取现金后，由熊元龙开车把他们送到广西边境，当晚由戴开业找人带路，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偷越国境，逃往越南，案发后戴开业于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审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等人，采取内外勾结，盗取银行汇票，擅自打盖密押，隐匿和销毁底联的手段，共开出银行空头汇票19张在外地银行进行解付，共同贪污公款3344万余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采取伪造银行进帐单的手段，贪污银行代收手续费4710元。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与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结，由薛根和采取盗取银行空白汇票，开空头汇票不上帐的手段，共同贪污银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伙同贪污，均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张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从犯。被告人薛根和还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资金共6笔共计人民币162458.03元，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均构成偷越国境罪。被告人熊元龙、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协助他们逃避法律制裁，将他们转移、窝藏，均构成窝藏罪。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本案各被告人的具体罪责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共同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6124650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2573912.34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陈贻全勾结薛根和并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4710元。陈贻全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175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65941.7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熊道先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749 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4685775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赵东方与杨绍琼等人实际共同占用人民币311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12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杨绍琼通过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杨绍琼个人挥霍并与赵东方共同占用人民币339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1264576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张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与熊道先一起参与解付400万元汇票的犯罪活动，是本案从犯。张德全归案后能积极协助检察机关抓获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对侦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熊元龙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窝藏犯罪分子，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案发后尚能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并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对侦破此案起了积极作用，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共追回赃款人民币4974255.18元（不包括贪污未遂的600万元和工商银行冲销的150万元），追回赃物折款人民币6271570元，两项共计人民币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没有追回，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的规定，于1993年8月13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陈贻全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被告人赵东方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被告人杨绍琼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六、被告人张德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龙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开业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缴的赃款赃物，依法退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对依法不应退回的，上缴国库。（赃款赃物清单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赃款赃物及与本案有关的查封、冻结的财产依法继续追缴处理。

宣判后，薛根和服判不上诉。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以他们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理由提出上诉，熊元龙、戴开业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1）项的规定，于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复核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确认一、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薛根和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陈贻全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赵东方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杨绍琼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评析」

本案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贪污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薛根和骗取银行巨款的行为定贪污罪没有异议，但对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能否定贪污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主观上缺乏贪污的故意，客观上他们的行为是分别代表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实施的，是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法律上没有法人犯贪污罪的规定。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司费用，他们并未非法占有，中饱私囊。而且他们四人均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为均不构成贪污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多次勾结薛根和，由薛利用职务之便盗取银行空白汇票，他们向薛提供收款单位及帐号，并参与填写汇票。汇票填好后，又由他们亲自携带汇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进行占用。杨绍琼明知汇票是薛根和从银行盗取的，却指使他人解付并共同占用。这表明他们主观上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2）陈贻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远洋公司经查均没有国有资产，注册资金来源是诈骗所得的赃款，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按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关制度进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业分配方式进行的。上述两公司是名为全民所有制实为个体的企业。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贻全的时间是1992年8月24日，在这以前陈贻全没有任何法人授权委托书。熊道先虽然有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但其实施的行为已超过了授权委托范围。因此，陈贻全、熊道先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应由他们个人负责。赵东方、杨绍琼所在的贵州金龙公司的注册资金是赵、杨勾结薛根和等人伙同贪污银行的公款，且该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册登记的，而本案案发时间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赵、杨使用贪污款所进行的经济往来是个人行为，并且是非法的。再者，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贪污所得的赃款，绝大部分用来购买私房、金银首饰、豪华小汽车和其他个人挥霍。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3）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虽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无职务之便可以利用，但他们与薛根和相互勾结，伙同贪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认定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是正确的。

Ⅳ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处理的刑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涉嫌下列情形之一，应予追诉：
一、个人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二、单位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Ⅵ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和金融机构犯罪是不是犯罪主体不同

是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犯罪主体是机构的工作人员，属于职务犯罪。而金融机构犯罪其主体是金融机构，是单位而非其中的某些或所有人员，属于单位犯罪。

Ⅶ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胡某，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某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某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某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某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年3月，胡某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某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某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某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某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某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某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某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某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某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某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某减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某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某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某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某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某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某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Ⅷ 金融机构涉及犯罪问题的现象主要有哪些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所谓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根据《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银行法规的规定，设立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有关分行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始得营业。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业或者经营金融业务，构成犯罪的，以本罪论处。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单位犯本罪的，实行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刑罚。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过失都不能构成本罪。这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设立金融机构应当经过批准，擅自设立属于违法的行为，亦明知自己是在私自设立金融机构而仍决意设立之，并希望发生金融机构擅自设立成功的危害结果。至于设立的目的，则是为了牟取非法利润。如果设立后又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则又牵连触犯其他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这时，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

Ⅸ 犯罪案例分析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即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注重对劳动者安全和健康的保护。我国政府历来坚持安全第一的生产方针，重视生产安全和安全生产。早在1956年，国务院就公布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规定了工厂的安全技术和劳动卫生方面的基本要求。1963年就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发布了《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以后，还针对某些特殊问题、特殊行业公布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主要有《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关于防止沥青中毒的办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工业企业工人照明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矿山安全条例》和《矿山安全法》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厂矿等企业、事业单位严把安全关，把安全施工、安全生产、安全作业作为劳动中的头等大事来抓，但是，目前仍有不少用人单位，只顾埋头挣钱，置劳动者的健康、安全于不顾，对事故隐患不及时排除，在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强行生产作业，以致频频发生劳动安全事故，严重侵犯劳动者的人身权利，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新兴行业的兴起，高空、高压、易燃易爆、高速公路等事故的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针对这些情况，必须运用刑法武器与侵犯劳动安全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以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厂矿等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经有关部门或单位职工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要件： （1）厂矿等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存在事故隐患。所谓劳动安全设施，是指为了防止和消除在产过程中的伤亡事故，防止生产设备遭到破坏，用以保障劳动者安全的技术设备、设施和各种用品。主要有：一是防护装置，即用屏护方法使人体与生产中危险部分相隔离的装置；二是保险装置，即能自动消除生产中由于设备事故和部件损害而引起的人身事故危害的装置，如安全阀、自动跳闸、卷扬限制器等；三是信号装置，即应用信号警告、预防危险的装置，如信号灯、电器指示灯等；四是危险牌示和识别标志，即危险告示标志和借助醒目颜色或图形判断是否安全的标志。劳动安全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即符合国家立法机关、生产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一系列保障安全生产、保护劳动者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中规定的标准。事故隐患是指由于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而潜藏着的发生事故的苗头、祸患，仅限于劳动安全设施方面的事故隐患。如未给在有危害健康的气体、蒸气或者粉尘的场所操作的工人发口罩、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的；未给在有噪音、强光辐射热和飞溅火花碎片、刨屑的场所操作的工人发护耳器、防护眼镜、面具或帽盔的；未给从事电器操作的人发绝缘革化、绝缘手套的；未给在高空作业的工人配备安全带的；机器设备的危险部分未安装防护装置的；压力机械的施压部分未安装安全装置的；电气设备和线路的绝缘性能不佳，电器设备未设必要的可熔保险器或自动开关的；车间或者工作地点所含游离二氧化硅10%以上的粉尘高于每立方米2毫克，对散发有害健康的蒸气、气体的设备未严加紧闭的等。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存在事故隐患是发生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如果重大事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劳动安全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有人故意破坏、放火等引起的，则不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2）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这里的有关部门是指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对劳动安全具有行政管理责任的其他部门。本罪的构成必须以经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职工提出为条件。如果有关部门或单位职工没有提出事故隐患，行为人因而没有采取措施的，不成立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里的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既包括对事故隐患视而不见，不采取任何排除隐患的措施；也包括对生产安全不重视，敷衍塞责，虽然对事故隐患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或者虽然落实，但由于采取的措施不得力或不正确，而并不足以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仍然存在。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的行为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人作为厂矿等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劳动安全的人员，负有保证安全生产的职责，行为人却不履行职责，对严重威胁生产安全的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以致发生重大事故，从而使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不作为犯罪。 （3）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了其他严重后果。所谓重大伤亡事故，根据司法解释，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事故。其他严重后果，是指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了重大政治影响；或者引起单位职工强烈不满，导致罢工、停产的等。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单位中对排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负有职责义务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里的单位，根据《劳动法》第2条的规定，其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也包括其他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司法实践中，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主要发生在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对排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负有职责义务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通常是指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厂长、经理、主管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的副厂长、副经理，以及直接负责有关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工作的安全员、电工等等。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失职造成重大事故的，可以直接依照本法的规定，以他罪追究处罚，所以，本罪的主体中不包括国家工作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有关直接责任人员在主观心态上只能表现为过失。所谓过失，是指有关直接责任人员在主观意志上并不希望发生事故。对于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有关直接责任人则是明知或者应该知道的，有的甚至是经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多次责令改正而未改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的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肯在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方面进行投入；有的是工作不负责任，疏忽怠惰；有的是心存侥幸心理；无论属于哪各种情况，都不影响构成本罪，但在具体量刑时可以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Ⅹ 列举一个犯罪案例 并进行犯罪分析

案例：
镇长黄某负责某重点工程项目占地前期的拆迁和评估工作。黄某和村民李某勾结，由李某出面向某村租赁可能被占用的荒山20亩植树，以骗取补偿款。但村长不同意出租荒山。黄某打电话给村长施压，并安排李某给村长送去1万元现金后，村长才同意签订租赁合同。李某出资1万元购买小树苗5000棵，雇人种在荒山上。
副县长赵某带队前来开展拆迁、评估工作的验收。李某给赵某的父亲（原县民政局局长，已退休）送去1万元现金，请其帮忙说话。赵某得知父亲收钱后答应关照李某，令人将邻近山坡的树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后李某获得补偿款50万元，分给黄某30万元。黄某认为自己应分得40万元，二人发生争执，李某无奈又给黄某10万元。
李某非常恼火，回家与妻子陈某诉说。陈某说：“这种人太贪心，咱可把钱偷回来。”李某深夜到黄家伺机作案，但未能发现机会，便将黄某的汽车玻璃（价值1万元）砸坏。
黄某认定是李某作案，决意报复李某，深夜对其租赁的山坡放火（李某住在山坡上）。
树苗刚起火时，被路过的村民邢某发现。邢某明知法律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因与李某素有矛盾，便悄然离去。
大火烧毁山坡上的全部树苗，烧伤了李某，并延烧至村民范某家。范某被火势惊醒逃至屋外，想起卧室有5000元现金，即返身取钱，被烧断的房梁砸死。

解析：
1．村长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黄某、李某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出租荒山是村民自治组织事务，不是接受乡镇政府从事公共管理活动，村长此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构成受贿罪。
2．赵某父亲与赵某构成受贿罪共犯。赵某父亲不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为只有在离退休人员利用过去的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且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犯关系的场合，才有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余地。
3．伙同他人贪污的，以共犯论。黄某、李某取得补偿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二人是贪污罪共犯。因为二人共同利用了黄某的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物。二人要对共同贪污的犯罪数额负责，犯罪数额都是50万元，而不能按照各自最终分得的赃物确定犯罪数额。
4．陈某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属于教唆未遂。李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李某虽然接受盗窃教唆，但并未按照陈某的教唆造成危害后果，对汽车玻璃被砸坏这一结果，属于超过共同故意之外的行为，由李某自己负责。
5．邢某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是，报警义务不等于救助义务，同时，仅在行为人创设了危险或者具有保护、救助法益的义务时，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才能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本案中火情是黄某造成的，邢某仅是偶然路过，其并未创设火灾的危险，因此邢某并无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
6．黄某放火与范某死亡之间，介入了被害人范某的行为。
肯定因果关系的大致理由：（1）根据条件说，可以认为放火行为和死亡之间具有“无A就无B”的条件关系；（2）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来不及精确判断返回住宅取财的危险性；（3）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返回住宅取财符合常理。
否定因果关系的大致理由：（1）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放火和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具有相当性；（2）被告人实施的放火行为并未烧死范某，范某为抢救数额有限的财物返回高度危险的场所，违反常理；（3）被害人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非常清楚，因此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4）被害人试图保护的法益价值有限。只有甲对乙的住宅放火，如乙为了抢救婴儿而进入住宅内被烧死的，才能肯定放火行为和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