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文金融机构的存量改革

『壹』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征

独立系统
农村金融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和动态性
所谓系统，就是按一定目的、条件和环境，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的有机整体。系统论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是若干大小系统。基于这一系统论基本原理，宏观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农村经济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农村金融可以看做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的二级子系统）。农村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也是由若干要素所组成的有机体。按照不同的层次划分，包括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以及微观层次的金融需求主体系统，其中，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和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构成农村金融的供给系统，金融机构系统是农村金融系统的主体，在整个农村金融系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与相关性
整体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首要特征。如前所述，系统是由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以实现一定的功能。因此，农村金融系统各部分也不是简单的组合，而要有统一性和整体性，要充分注意农村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协调和连接，提高农村金融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同时，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或部件形成“部件集”，“部件集”中的各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即具有相关性。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有的相互关系较为强烈，有的相互关系较为软弱；有的相互关系是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则是非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是长久的，有的关系则是暂时的。这种相关性确定了农村金融系统的性质和形态。
（二）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与动态性
农民期待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农村金融系统和包围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之间通常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如政府职能转换和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变化、宏观调控的收与放、银根的松与紧、农村经济增长的快慢、农村市场开放度的增减、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态势的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与恶化、社会信用状况的波动等等，与农村金融系统之间均有互动作用，都会引起农村金融系统特性的改变，相应地引起农村金融系统内各部分相互关系和功能的变化。为了保持和恢复农村金融系统原有特性，农村金融系统必须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为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系统，它在形成以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特性，随着环境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本身也需要发展，需要在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均衡，具有动态性。
行为特征
（一）重视正规农村金融，忽视非正规金融，改革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
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战略路径一致，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而展开，对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缺乏整体的系统性构思。在金融市场化的方向下，农村金融改革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缺乏系统性论证。
因而，多年来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着眼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没有着眼于机构间运作机制的协调。改革视角始终停留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上，而且仅就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来看，也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考虑。
例如，对农业银行的改革是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展开的，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农业银行从农村地区的撤离。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则是在粮食市场化改革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农村金融改革仅仅是为了构建一种完善的机构体制，而没有着眼于如何构建农村金融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相互协调运作的长效机制。
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调整和改变农村金融监管系统的运作方式，农村正规金融系统内部，也仅仅着眼于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的改革，而忽视非银行系统的安排，仅仅着眼于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演进，而忽视非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变迁。
事实上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融资。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其优点。而且，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表明：我们不花钱，一样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不仅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而且其自身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缺乏协调推进性
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次序，是经济改革先于金融改革。尽管我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展开的，但是经济发展的路径却遵循着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与经济发展的路径一致，我国金融发展也遵循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何广文，2001），金融改革首先在城市进行，这就必然造成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同时，农村经济主体出现多元化、需求出现多样性。
然而农村金融系统却在固化这种城乡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
一是和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历来是受管制最少的，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最能体现竞争机制的市场。
二是我国农村金融本身存在庞大的客观需求，具有内在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也有生存的土壤。
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命题特征应该为：体制上是私人的，对象上是立足于乡镇社区的，规模上是小型的，数量上是大批的。
四是这些金融机构本身可以充分竞争，繁荣发展，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
五是这些金融机构服务范围窄、影响小，风险比较容易控制。但以往和目前的改革措施往往是着眼于机构，侧重于监管，热衷于“拉条条”、“定框框”，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形成极大的制约。
农村金融改革
（三）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改革的推动者和行为主体的行为没有协调，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金融机构本身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主动精神缺乏。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
农村金融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
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性金融机构，目前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
二是需要有关的宏观政策支持。对于商业性或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需要研究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管理措施。
三是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道路、教育、医疗、水电、通讯和法律支持等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也制约了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
四是一些配套改革也非常重要。例如，尽管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和房产已进入市场，也不能成为抵押品和担保品。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投资等方面的现有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构成了阻力。
（四）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协调，农村金融改革与环境的适应性被忽视
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是“三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决定了全国各地“三农”问题的重心和表现形式是不一致的，农村金融需求也不同。
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缓解贫困局面，为贫困农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这是通过商业金融渠道所不能实现的；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需求主要是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解决商业贷款能力较弱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发达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型企业发展所需的融资问题。
就现有农村金融市场供给而言，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和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供给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在实力不足状况下的低水平的金融供给，需要通过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各种类型的民间小额信贷协同来满足。发达地区虽然业已形成了金融机构多元化格局和多渠道金融供给状况，由于私营中小型企业在商业信贷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不足，需要政策金融各种形式的辅助。
可见，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政策金融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需要政策金融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挥不同的功能。而就现阶段的中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功能设定而言，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功能设定具有同质性，即为粮棉收购企业提供贷款，业务范围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退化成“粮食银行”。而实际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金融需求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和县以下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独户挑重担”，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但是，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是资金来源不足是农信社供给能力有限的最主要原因，在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竞争非常激烈。各商业银行虽然大规模收缩农村金融业务，但它们的储蓄网点还在强抓存款。同时，邮政储蓄凭借自身优势，大量挤占存款市场。这些机构抽走了大量农村资金，却大都不承担支农任务，不仅使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而且也造成农村信用社存款增长相对较慢。
二是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比例高，经营亏损严重。
三是支付结算体系的落后也成为农村信用社竞争能力拓展的重要障碍。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体系都十分落后，联行结算和电子汇兑业务远远落后于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这些技术制约不仅大量增加资金在途时间，时效性差，准确性低，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誉和形象，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失。
四是从市场经营看，农村金融机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匮乏，道德风险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五）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方案不知不觉又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
省联社与县联社的两级法人几乎就是原县联社与信用社两级法人的翻版。公司治理中最简单的道理，即权力与责任对等、努力程度与激励必须对等以及投资收益与风险必须对等，在省联社的体制中没有考虑进去，县联社需要通过增资扩股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却不必对股东负责；被剥夺了委托人权利的股东，追求的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高额收益；省联社有权任命县联社主任，但无需也没有能力承担县联社经营不善的责任。
此外，省联社体制形成了对整个农村金融部门事实上的垄断，使得农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便无可避免，可能形成信用社风险的集中化和国家化。省联社的体制还是垄断改革的根源，可能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制度性障碍，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在省联社的体制之下，信用社之间的竞争将被当作“家丑”来处理，信用社信息披露的选择性将会更强，其他新的金融组织创新出现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贰』 何广文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教育状况
1995-1998，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方向，农学博士
1994.4-1994.8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银行与证券投资管理专业进修
1993.1-1994.3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企业管理系进修
1985-1988，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专业，经济学硕士
1981-1985，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农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08-2011 世界银行中国微型金融师资培训教师组组长
2008.8-9 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er）
2006.10-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金融学科组组长
2002.12-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2001.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12-2001.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994.11－1995.10 北京新源城市信用社（现北京银行新源支行）信贷部经理、办公室主任
1999.09-2000.08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经济系访问教授（Guest professor）
1997.9-2001.6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4.11-1997.9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1988.7-1996.12 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教、讲师 主要著作与教材
2011 何广文、刘勇主编，《小额信贷运作与管理指南》（上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5
2011 何广文主编，《农村金融专题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1
2009 何广文主编,张正平、李莉莉、杨菁、赵岩青副主编，《农村金融知识读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6
2008 李树生、何广文等著，《中国农村金融创新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
2008 何广文、李树生等编著，《农村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
2008 何广文主编，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6
2006 冯兴元、何广文、杜志雄等著.《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11。
2005 何广文、郭沛主编，李莉莉、杨菁副主编，《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案例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5 何广文、李莉莉著，《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5 何广文、冯兴元、郭沛等著，《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5 何广文、冯兴元、林万龙等著，《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1
2004 何广文、郭沛主编，《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2
2004 何广文主编，《农村信用社改革操作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1
2002 何广文主编：《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与风险管理知识读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10
2001 何广文著，《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
2001 何广文主编，《货币银行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8
2000 何广文著，《国金融制度研究》,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9
2000 甘立平主编、何广文副主编，《财政与税收》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6
1999 何广文、蒋先玲、甘立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概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 2011 何广文，围绕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大有可为，《中国农村金融》2011（10）
2011 何广文，构建县域本土金融服务机制，《中国金融》2011（11）P43-45
2011 何广文，构建化解县域经济微观主体融资困境的金融机制，《中国农村金融》2011（8）
2011 何广文、李莉莉，大型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之路——兼析与新型农村金融机间的合作机制，《农村金融研究》2011（5）P21-26
2011 何广文、杨虎锋、张群、谢昊男、宋冀宏，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怎么实现对于农户和微小企业的服务？——基于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案例的分析，《中小企业融资》2011（1）P78-7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何广文、李莉莉，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与县域金融服务的完善，《银行家》2011（3）P39-41
2011 何广文，构建农村本土金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缺位，《中国合作经济》2011（1）P34-35
2011 何广文：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金融对策，《中国金融》2011（4）P60-61
2010陈丹、何广文：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风险及其模糊综合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9）
2010何广文，基于社区本土力量的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模式，《中国金融》2010（8）P86-87
2010何广文，解决农村弱势群体贷款融资难问题的逻辑思路，《中国农村金融》2010（1）
2009何广文，资金互助——合作金融又一模式，《中国金融家》2009（12）
2009 张正平、何广文，农户信贷约束研究进展，《河南社会科学》2009（2）P44-49
2009 何广文,农贷解难,《新理财》2009（5）P25-26
2009 张林、何广文，我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实证分析及运行评价，《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4）P9-12
2009 何广文，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模式探析，《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9（3）
2009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P50-54
2008 何广文，2009年农村金融主旋律：改革开放与创新，《中国城乡金融报》2008-12-31
2008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效及深化改革的取向，《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0）
2008 高纹、何广文，“小额信贷与金融原则——孟加拉格莱明银行经营模式的再思考”，《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8（9）
2008 王玮、何广文，“社区规范与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行机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8（9）
2008 何广文，“小额信贷成功的基本要素何在”，《中国金融》2008（7）
2008 何广文，中国的小额信贷需求分析，《西南金融》2008（4）P12-14
2008 何广文，市场开放成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词，《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3）
2008 何广文、张正平，“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进展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8（3）38-41
2008 杨菁、何广文，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金融交易中的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省榆社县个案的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3），P21-24。
2008 何广文，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机制创新的探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
2008 杨菁、何广文，利率市场化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
2008 赵岩青、何广文，声誉机制、信任机制与小额信贷，《金融论坛》2008(1) P33-40
2008 何广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全面推进，《银行家》2008（1）
2007 赵岩青、王玮、何广文：信用激励机制在小额信贷中的有效性研究，《金融与经济》2007(12)P47-52
2007 王玮、何广文、于丽先：信用担保作用机制与政府支持农信担保的路径选择，《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P74-79
2007 何广文、王伊乔：莫以市场化行为看待小额农贷，《银行家》2007(11)P109-110
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供销社的机遇，《中国合作经济》2007(9)
2007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路径探讨，《金融与经济》2007(8)P11-16
2007 何广文：从三个层次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时报》2007.7.19
2007 何广文、张林、韩星：传统农区金融需求与机构布局调研报告，《银行家》2007(7)P100-115
2007 赵岩青、何广文：农户联保贷款有效性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7)
2007 杨菁、何广文：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深化，《银行家》2007（6）P104-107
2007 何广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需要全方位推进，《中国国情国力》2007(5)P15-18
2007 何广文：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制及其绩效阐释，《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P3-8
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的路径选择，《中国改革》2007（3）P34
2007 张群、何广文：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7（2）P183-192
2007 张正平、何广文：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变迁研究——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成本-收益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07（1）P61-67
2007 何广文：构建社区导向型新农村建设金融服务机制，《西南金融》2007（1）P8-10
2007 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路径，《银行家》2007(1)P98-101
2007 何广文：农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诠释，《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P31-39
2006 何广文：提高西部地区金融创新能力，《银行家》2006(11)P118-119
2006 张林、何广文：银行间债券市场7天回购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6（3）P334-348
2006 何广文、张群：农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一贵州铜仁地区为例，《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6（2）P167-176
2006 何广文：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运作特征及其制度创新。《银行家》2006(8)P118-121
2006 何广文：小额贷款公司运作特征及其制度安排。《小额信贷通讯》2006(2)P29-32
2006 何广文：建设新农村，金融缺位怎么办？《银行家》2006(7)P112-115
2006 刘进宝、何广文：制度及制度变迁中农村信用社的风险问题研究。《调研世界》2006（5）P25-27
2006 何广文：金融支农：责无旁贷，现状堪忧《中国经济报告》2006（2）P91-95
2006 张正平 何广文：存款保险定价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经济评论》2006（2）P104-112
2006 何广文：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投入困境及其政策选择《小城镇建设》2006（3）P52-56
2006 何广文：农信社制度变异及其动因《银行家》2006(2)P116-119
2005 张正平 何广文：隐性保险、市场约束与我国银行业改革,《中国软科学》2005（12）P38-43
2005 潘建成、何广文：金融支持与构建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调研世界》2005(11)P10-12、16
2005 何广文、李莉莉：农村小额信贷的市场空间分析,《银行家》2005(11)P108-111
2005 张正平 何广文：改革后邮政储蓄资金流向何方,《调研世界》2005(10)P38-40
2005 何广文：农村金融改革及创新路径探讨,《金融时报》2005-5-19
2005 何广文：没有完成的农信社改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5）P28
2005 何广文：传统农区农信社改革与创新《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3）P10-13
2005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股权设置与治理结构的冲突《银行家》2005（1）P112-115
2004 何广文、李莉莉：用系统论视角审视农村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家》2004(12)P60-61
2004 何广文、李莉莉：从系统论视角看农村金融改革，《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专刊）
2004 何广文：农信社改革问题及出路探讨,《银行家》2004（10）P38-39
2004 冯兴元、何梦笔（德）、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一种局部知识范式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5期，P17-29
2004 冯兴元、何梦笔、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载《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4》, 第80-105页
2004 何广文、张丽、李莉莉、杨菁：京郊农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3）P124-130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缺陷及弥补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4（8）P23-25
2004 何广文、冯兴元、潘建成：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困境与改革路径的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5），P55-58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亟待深化《中国乡镇企业》2004年第4期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路径思考《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4年4月15日第1版
2004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
2004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P12-20
2004 何广文、冯兴元：六招破解农村金融体制创新《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17日
2004 何广文、冯兴元：修建农村资本旱地的水渠《经济》2004年第3期，P71
2003 何广文：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五大不对称《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63期
2003 何广文：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再思考《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11月11日、11月18日
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10），P37-43
2003 冯兴元、何广文：农村金融为何不姓农《中国改革》2003（8）P69-71
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论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和路径选择《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8）
2003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教育融资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P75-79
2003 何广文、欧阳海洪：把握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国金融》2003（11）, P14-16.
2003 何广文：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战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6）
2003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模式《金融时报》2003年6月9日
2003 何梦笔（德）、冯兴元、何广文：农村金融机构宜多样化《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2月14日
2003 何广文、王鲁保、李莉莉：拓展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路径思考《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3（2）
2003 何广文：改善小额信贷与优化农户贷款环境，《农民日报》2003年1月4日第三版
2002 何广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制度绩效、问题及对策《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2（11）,P11-13.
2001 何广文、赵大晖，“培育农业资本市场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经济问题》2001（11）
2001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供求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1（10）
1999 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10）,P42-48
1999 何广文：谈现代合作金融组织的激励机制，《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9（1）,P43-45.
1999 何广文：合作金融组织的制度性绩效探析，《中国农村经济》1999（2）P36-41.
1997 何广文：合作金融改革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述评，《浙江金融》1997（6）
1995 吴强、何广文：德国信用合作业发展的十大特点《金融时报》1995-2-10 以有力的财政金融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金融时报》2009-7-22
小额贷款下一站未必是村镇银行 《投资家》2009年第6期
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教授谈如何破解农村金融困局，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 中国金融网，2009年6月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模式 《金融时报》2009-03-02
为微型金融扶贫“诊脉开方” 《中华合作时报》2009-02-27
小额贷款公司“东风破”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2-9
保障稳产增收三农保险探索新路径 《金融时报》2009-02-04
新竞争格局下的农村信用社 《中国金融》2008（24）P78-82
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七大基本经验与共识 《金融时报》2008-12-22
农业保险面临又一个重要发展机遇 《金融时报》2008-11-28
推进农村改革 金融制度怎样跟进 《中国邮政报》2008-10-25
农村金融：一汪期待动力的活水 《新京报》2008-10-29
构筑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商业原则 创新思维 《上海证券报》2008-10-27
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金融支农 《中国金融》2008（17）P80-81
创新活力如何激发 《金融时报》2008.4.24
汇丰下乡：外资银行带来了什么？ 《中国金融》2007（19）P80-81
关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 《中国金融》2007（11）P74-80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应走多元化之路 《农村工作通讯》2007(2)P11-12
准入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配套措施——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访谈 《金融时报》2007.2.15
小额信贷：激活农村金融的催化剂 《辽宁日报》06-12-18
关注弱势群体，深化我国小额信贷事业的发展 《金融时报》2006-10-26
增加西部地区金融竞争路径——访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6-10-12
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何去何从 《资本市场》2006-6
建设新农村：“建市场”重于“建村庄” 《金融时报》2006.05.17
一号文件勾画全盘远景 新农村金融投石问路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3月10日
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经济日报》2006/02/15
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前景可期 《经济日报》2006/02/14
中国农村信合改革应自下而上——专访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 《凤凰周刊》2005年12月25日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农信社，拿什么激励你？ 《金融时报》2005年12月8日
民间借贷：阳光化意味着什么？民间借贷现状与启示系列报道之三 《金融时报》2005年10月20日
农信社改革需要启动内在推动力
——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5年9月1日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
——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金融时报》2005年3月3日
农发行出路何在？ 《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3期
“扶贫”之惑
——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 《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11月4日
农信社改革应探索多种模式
——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的对话 《金融时报》2003年9月30日
新建民营银行的困惑 《中华合作时报.合作金融》2003年8月19日
农信社改革的三大模式 《中国财经报》2003年7月1日
基金为农业增效铺路 《农民日报》2003年5月20日
农发行的四种命运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月16日 2009.11-2010 主持：“北京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2009-2011 首席专家: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对策研究”（08&ZD02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08 主持：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研究，美国CATO研究所
2008.6-12 主持：中国小额信贷行业评估，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2008.5-10 主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问题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
2007.7-2008.6 主持：农村社区发展基金—运作模式与案例，香港乐施会（Oxfam）
2007.3-2008.4 主持：农村金融需求调研分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2006.5－2007.12 主持：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农户金融需求与收入，美国福特基金会
2006.1-2008.12 主持：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风险度量及其管理研究（2005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050019008）
2005.1-2007.12 主持：利率市场化对农业信贷供求主体的影响及其政策选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70473089）
2004.6-9 主持：山西长治城区农村信用社能力素质建设综合规划研究(长治城区农村信用社联社)
2004.11-2005.3 主持：NGO小额信贷与农信社小额信用贷款比较研究，中国扶贫基金会
2004.5-12 主要参加：中国诚信评价体系研究（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2003.8-2004.9 主持：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融资体制研究（德国经济合作部资助）
2003.4－2005.12 主持：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农民收入及缓解农村贫困(美国福特基金会)
2003.4-12 主持：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研究(农业部软科学基金课题)
2002.8-2004 主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竞争力动态评价及其跟踪研究(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2002 主持：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农办政【2002】41号(农业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专题)
2002 主持：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轨对农户融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7015)
2001 主持：中国农村小额贷款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
2001 主持：现阶段农户融资中的担保行为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01016-2)
2001-2003 主持：京郊农户融资行为实证研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01BJBJG070)
1998-1999 主持：不同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及借入资金来源结构研究(农业部软科学课题98017)
1997-1999 主持：德国金融制度研究(浙江大学1997年公开招标课题)
1997-1998 主持：合作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1995-1996 主持：德国农村信贷及德国银行对农村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管理(德国诺曼基金会，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农村发展所合作) 2010-2013 主持：泰华农民银行中国湖南、云南小额贷款试验
2010-2012 KfW Development Bank，China Zhaowuda Wom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CZWSDA), PR of China, Local Microfinance Expert
2010.4-6 主持：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评估研究
2009.12-2010.2 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地震灾区小额信贷项目绩效评估
2009.10 冯兴元、何广文主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社区发展基金项目评估
2009.6-12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技术支持项目，“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监管”，农村金融专家，执行单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9.5-6 IFAD宁夏、山西扶贫项目小额信贷年度检查，农村金融专家
2008.6-7 IFAD河南大别山区农村扶贫项目最终设计，农村金融专家
2008.5-6 IFAD宁夏、山西扶贫项目小额信贷中期评估，农村金融专家
2007.10-2008.3 财政部国际司农村金融项目专家，“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农村金融项目转贷模式研究”，组织贵州、广西IFAD基金项目小额信贷的调查与评价分析。
2006.8-10 世界银行短期农村小额信贷咨询专家.“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案例研究”，负责调研四川广元全力小额贷款公司、江苏洪泽县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湖北邮政储蓄小额定期存单质押贷款案例。
2005.8-2006.1 香港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发展模式及其绩效评估”，评审专家。负责香港乐施会（Oxfam HK）云南禄劝、澜沧、广西大化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社区发展基金评估。
2005.4-12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技术援助项目TA PRC 4430“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研究——贵州铜仁案例”，农村金融市场与环境分析专家、培训专家。组织了对贵州铜仁地区10个县30个农村信用社、1220个农户的入户调研。
2004.1-10 主持：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亚洲开发银行）
2004.5 “陕西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聘为农村金融专家
2004.6 “重庆国际农发基金农村金融能力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 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聘为农村金融专家
2003.8 甘肃南部扶贫项目预评估，被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聘为农村金融与经济分析咨询专家
2002 “中德合作江西山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终期评估小额信贷专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
2001 世界银行第四期中国扶贫贷款项目调研专题：西部农村企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FID农村金融咨询专家
2001 “促进贵州湖南农村金融系统能力建设” 农村金融咨询与财务培训专家,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
1998 IFAD资金贷款在中国的转贷渠道和转贷效率研究, 农村金融专家,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WFP/IFAD

『叁』 请帮我写下关于农村信用社发展模式研究的文献综述

土地股份制改革是促进土地有效流转的一种新尝试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三个“三农”报告，其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盛华仁所作的《关于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报告谈到，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还存在很大问题，这方面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农民反应强烈。多数地区的失地农民仍然仅能得到一次性的补偿安置费，这笔钱花完后，农民生计将难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有待进一步落实。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逐渐显露，矛盾突出。这些矛盾，又较集中地表现在土地的使用和管理上。目前正在一些地方兴起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被认为是改革开发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革命，农民或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解放。

■ 广东南海区最早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广东南海从 10 年前起尝试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当时主要是针对农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某些固有的局限而提出来的。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方，这种以一家一户、小而全的小生产为特征的生产经营模式显得有些与形势不适应：它不利于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改造和基本建设；不利于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不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进而形成农业产业化；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不利于实施和推进城乡一体化。

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农村土地管理，规范农村土地的开发使用行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该区大胆地把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引入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上来，积极探索和推进农村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

该区所推行的农村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坚持以原有社区合作组织为基础，以集体资产共同占有为前提的原则下，通过发动农民将自己承包的集体土地以承包权入股，有些村组还包含集体资产入股，组建社区性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进一步明晰土地的集体的所有权、完善农民的承包权、搞活使用者的经营权，实现土地的三权分离，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和建设，加快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这样一种农村经营管理新体制。

具体做法是以行政村或经济社（村民小组）为单位，通过全面丈量土地、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然后以净资产量化给符合条件的当地村民配置股权。配股方法则各地因地制宜，大体有三种：单股权（基本股权）两档次；单股权多档次和多股权（基本股、承包权股、贡献股）多档次，如里水镇沙涌村委会的“三权十股制”。在这基础上，召开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然后挂牌成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并开展实质性的运作。

该区农村股份合作组织的组建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以原生产队为单位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这种股份组织的特点是以原生产队的土地资产折价入股建立股份合作社。约占全市股份社（分公司）总数 30% 。（二）以原经济社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社（分公司）。这类股份组织的特点是以原经济社及属下生产队的土地资产折价入股建立股份制，约占全市股份社总数 70% 。（三）以村委会为单位组建集团公司或有限公司。这类股份组织特点是以村委会属下各经济社或经联社土地资产折价入股组建而成。这些股份组织占全市村委会总数 67.9% 。

■ 河南耿庄把土地资源运作为土地资本

对于土地的股份制改革，河南新乡市凤泉区耿庄借鉴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经验，并且首先在非耕地上展开。相对于非耕地股份制改革的大刀阔斧，耿庄对耕地的股份制改革显得十分谨慎。该村没有一下子就把全部耕地集中起来，而是先集中了部分土地进行试验。

2001 年 7 月，村里将村中河堤以北的 800 亩土地的承包权作为股份入股，和村集体企业的投资一起成立公司，集中进行高效生态观光农业的综合开发，全村每位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分别拥有其中的一份土地股权。每亩土地的承包权折合股本金 3000 元，新公司确保每亩土地的年收益率不低于股本金的 20% 。新公司经营收益超出 20% 时，公司在提取法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股权全部分红；当经营收益不足 20% 时，由村集体企业予以补足。

2004 年 4 月，耿庄村组建“土地资源股份公司”，为村集体股份制企业耿庄集团的子公司。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号召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由公司集中经营，产出更高效益。

在耿庄村，几乎所有的劳动力既是农民，又不仅是农民，有着比较复杂的身份：他们仍然拥有村中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户口簿上他们还是农业户口；但同时，他们还都有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工人或者个体老板。只要是耿庄村的正式村民，人人都拥有村办企业的股份，家家都是村办企业的股东。

■ 大连现代农业园区采取的土地股份制模式

大连向应现代农业园区采取的土地股份制模式，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采取集体土地、资金和农业设施以及村民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折价入股，作为企业的投资，注册成立大连向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农民“入股自愿，退股自由”。该公司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经全体村民代表讨论，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股份构成是：村民一分地为一股， 61 户土地共 293 亩，折价占总股本的 13.06% ；村集体以统一经营的 1300 亩土地和水利配套、温室大棚等设施入股，折价占总股本的 86.94% 。约定股份公司有效经营期为 10 年。

在经营方式上，园区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种植品种，采用比较灵活的经营方式，避免出现新的“大锅饭”。村民既可承包经营，也可为公司打工。承包经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温室和大棚承包经营，根据产品的不同生产季节，对 40 个温室和 200 个大棚进行“小段”承包经营，利润按五五比例分成，产品由公司统一收购；二是温室和大棚育种承包经营，采取由公司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的方式，利润按比例分成；三是蔬菜和桔梗等其他作物承包经营，采取农民交纳土地承包金的方式，每亩每年交纳 350 元，产品由公司统一收购，收益归己。

■ 成都“土地股份合作社”

2004 年年初，成都锦江区提出了将农村土地资源转变成土地资本的一种新思路：以土地入股为纽带，建立独立于乡政府、村委会之外的新型的社区农户联合体的法人组织——“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把土地承包权集中起来入股，请有实力的种植公司来盘活土地，让农民一起致富，彻底改变过去“土地不多人人种”和“丰产不丰收”的低水平生产状况。

“土地股份合作社”既是确定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载体，也是农民在土地流转后保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实体。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和股东代表大会。它接受村民的入股申请，承办土地入股的登记、核准、发放、变更以及红利分配等事项。监督工作则由股东选举产生的监事会承担。合作社代表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利益，在乡、村的协调和持股者的监督下，直接与承租土地的公司进行谈判，为持股农民代理使用权的交易，向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有四种收入：土地流转后的地租收入、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公司务工的工资收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分红收入，以及依托宅基地改造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收入。

■ 结论

从各地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革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不能排除有部分地方“土地股份制改革”只是个卖地的幌子，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我国的土地审批程序。一方面，改革后农民全部入了股，而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革的集体却是村委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不全代表农民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将无法保障，这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对此，有专家认为，在市场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监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搞土地股份制改革，不仅农民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土地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都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土地股份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新的土地流转机制。

尽管如此，土地股份制改革仍不失为一种促进土地有效流转的新尝试。在现行政策制度框架内，要保护好农民利益，关键是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村委会在实行土地股份制时要进行充分的民主；二是从点到面，逐步推进，尤其在进行耕地股份制时慎之又慎；三是村民要充分就业，并保障其股份分红。总之，农民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是衡量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

■ [相关链接] 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历次变迁

1 、 1950 年～ 1952 年，土地农民私有制；

2 、 1953 年～ 1956 年，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

3 、 1958 年～ 1978 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4 、 1979 年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公有，由农户家庭经营。

『肆』 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

农村金融体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金融问题是近些年理论界、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从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职能定位，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生态；普惠制农村金融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改革。2004年以来，先后有8个金融文件对农村金融改革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分别是2004—2009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07年的中央三号文件及2009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农村金融改革部分。
农村金融问题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严瑞珍、刘淑贞(2003)从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宋艳林、刘小玲(2004)和李锋(2004)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周天勇(2004)从“三农”特点人手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姚翟军(2006)、李喜梅(2006)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分析如何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分析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逻辑，丛丹阳(2005)、王晓云(2005)从功能定位与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吴晓灵(2006)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提出如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温铁军、姜柏林(2007)从把合作金融还给农民的角度提出重构“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除此之外，杜晓山、焦瑾璞、高伟、韩俊、何广文、吴晓灵等都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仍然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仍不完善。

二、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
现行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为补充。这种机构体系总体来看较合理，但各金融机构在产权关系、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1．农村信用社
一是管理体制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省级联社政企合一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一致。省级联社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从而具有企业的性质；同时又是省政府的行业管理机构(正厅级单位)，故其具有政企的双重属性。从现实运行上看，省级联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均由省政府任命，从而形成了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其所有者权力的一种“替代”。就这一点而言，这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吻合。另一方面，省级联社与下级联社之间关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与控制权的配置相违背。省级联社与下级联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股权和控制权两个方面，从股权关系来看，信用社之间是自下而上的持股关系；而从控制权来看，信用社之间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权。这种制度设计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与控制权的配置相违背。
二是产权制度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没有形成“权、责、利相称”机制。目前入股农信社的社员，入股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得到稳定的股金分红，要么是为了得到信用社的优惠贷款，但他们并不关心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真正转变，而最终风险基本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股权结构非农化倾向严重。很多地方在农村信用社的增资扩股改革中，对股东既没有身份要求，也没有社区范围限定，法人、职工、国家公职人员持有的股份明显增加，农民被边缘化。股权结构的非农化易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方向的非农化。
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农村信用社在形式上具有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共同构架的“三会”制度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其法人治理有其“形”无其“神”。由于许多农村信用社所有权虚置，导致社员代表大会流于形式；由于理事会成员素质普遍不高、外部理事特别是企业法人理事和自然人理事的贷款问题、理事会议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理事会很难真正执行其作为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和决策监督机构的职能；此外，监事会也没能真正发挥各项监督作用。
2．中国农业银行
一是机构大量收缩。自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农行开始大幅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至2007年初只有60％的网点、51％的员工、42％的存款、35％的贷款分布在县域范围内，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是背道而驰的。钟笑寒，汤荔(2005)构建信息模型分析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缩主要是农业银行农村机构的收入对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信贷市场受到了农村金融机构收缩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产权主体虚化、法人地位残缺。国家与农业银行财产权益缺乏真正的利益关联，银行经营者缺乏追逐利益的内在动机，政府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此外，地方政府对农业银行的人事、业务经营等方面仍有许多行政干预。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一是经营非效益化倾向严重。由于经营观念陈旧，经营意识淡漠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经营中不太注重成本核算，致使业务运行成本较高。二是经营核算考核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各项经营管理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需要完善和改变。三是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业务管理机制非科学化，内部管理机制不规范，各项规章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格、不彻底。四是内控非刚性，自我约束力不强。五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活力不足，创新、开拓精神欠缺。六是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支撑。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一是股权结构单一，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虽然邮政储蓄银行已经成立，但是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股权透明和股权多元化基础之上的，而股权结构过于单一将会影响董事会、监事会职能作用的发挥。二是风险管理缺失，表现为风险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重视不够，缺乏实施不同业务、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化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三是人员素质还偏低。据调查，某市邮储银行共有员工667

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共有238名(占比35.6％)，具有中级职称仅12名(占比1.8％)，这两项占比远低于其它各大商业银行。
5．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一是数量不足。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已有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然而这一数量与农村金融的供求缺口相比还显得有些不足。二是结算渠道不畅。比如目前绝大多数村镇银行的结算渠道不是直接与当地人民银行对接，而是通过其他的金融机构代理，势必给人民银行监测其资金流动带来困难，也无法控制其流动性风险。三是经营人才匮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小，工作环境欠佳，难以吸引合格的金融人才。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缺陷
现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农村信贷市场为主，同时还包括规模较小的农村资本市场和农业保险市场。
1．农村信贷市场
一是农村信用社形成垄断，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由于近些年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规模机构收缩，农村信用社逐渐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主体，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如果将“三农”贷款局限于农业、乡镇及收购贷款三类，据统计2005年农信社贷款占50.96％，农发行占27.84％，农行占12.97％；其中，农信社贷款占所有农业贷款的8l.78％，乡镇贷款的58.52％；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占农户正式渠道贷款的71.8％。农村信用社垄断的形成并非农村信贷市场各利益主体激烈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退出农村市场的结果。
二是贷款利率定价不合理。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限还存在，而在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则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这样就存在政策歧视问题，也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符合。第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还受到严格管制，从而缺乏实行风险定价的机会。
2．农村资本市场
农村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具体表现为农业板块上市公司占整个市场的比重大大落后于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如：2006年我国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8万亿元，占全国C,DP的比例为11.80％，而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仅为740亿元，占A股市场10.4万亿元市值的比重仅为0.71％。很显然，资本市场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农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从而说明资本市场没有给农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
3．农业保险市场
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缓慢，其主要表现在农业风险日趋严重而农业风险保障却在减少。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甚至高达2042.1亿元。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据统计，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2％；农业保险赔偿金额从1992年的8.1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0亿元。虽然近些年，随着中央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农业保险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加之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大力支持，农业保险承保面、保费收入及保险赔偿金额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相比还有些不足。

(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服务范围过窄、总量不足、品种有限、结构不合理。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虽然近些年业务品种有所增加，但仍然主要是专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基本还停留在中国传统银行业的存、贷、汇三种基本业务上，近些年银行业发展的新兴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严重，据杨兆廷(2009)测算，从1998～2006年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从5397.50亿元增加到13002.03亿元，且仍然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四)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
目前，我国虽然己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分工负责、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但从审慎性风险监管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首先，风险主体缺位，难以实现监管的全面有效。其次，农村金融监管目标错位，使得外部监管职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再次，监管理念落后，监管内容陈旧，监管效率低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机构设立、业务审批和合规性检查阶段，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比如现有的农村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对农村信用社日常经营活动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不够。最后，监管法规标准、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不适应市场监管要求。

(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欠佳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建设不完善，对失信者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二是有关农村金融的行政和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不高，而且收费高，“三农”融资成本高，比如客户在办理房地产抵押时，有关地产评估和登记的费用达2％～6％。而且金融机构在处置抵押资产时，各项费用也很高；三是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其核心是打破原来只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才能提供政策性金融的局面，让所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的支农业务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并逐步建立普惠制农村金融。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构建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农村金融需求数额较小、层次较多和农业风险性较高等特点，导致了以效益为生命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金融供给不足；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这样的思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出于解决“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战略考虑，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是当前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所以当前为了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不断增加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应该逐步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

(二)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职能定位
第一，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变现在僵化的信贷管理体制，其省级机构应合理向下级机构授权授信，发挥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融资主渠道作用。第二，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机制并扩大其业务范围。农业发展银行在确保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还应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研开发与科技推广的资金投入。第三，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现行管理体制、健全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支农主力军的作用，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动摇，重点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专业户、专 业村的发展。第四，加强邮政储蓄银行的风险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努力提高员工素质，并扩大其业务范围。邮政储蓄银行在试点小额贷款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抵押贷款、保证贷款等业务。第五，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力度并尽快出台配套措施。

(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第一，尽快出台推动农业企业步入上市进程的政策。根据“国九条”和“非公36条”的精神，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大省的政府部门要出台扶持农业企业上市政策，使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从而带动一批相关企业的发展。第二，发展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能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早期的资金需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的风险和产业投资基金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业产业往往伴随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对民间资本吸引力较弱，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扶持政策，发展民间资本与政府共同参与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四)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鉴于农业保险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差，为推进农业政策保险的起步，可以通过政府的适当补贴和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投资设立农业保险机构。建议中央财政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救灾保险基金；探索将农村财产险、寿险和农业生产的政策性保险合并经营，用财产险和寿险的盈余，适当补贴生产保险的不足，实现险种的搭配互补；鼓励地方政府、农业大企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各出一点资金，各级政府补一点资金的办法办保险；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再保险。在发展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同时，同样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发展投资主体多渠道、经营主体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机构，并鼓励引入外资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五)加强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
具体可以在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农村存款业务及农村金融服务方式上实施创新。例如农村金融信贷品种可以进行如下创新。农业银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举办“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的“订单农业”贷款，创办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科研贷款、订单贷款等；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公共事业贷款上，创办“信用共同体”贷款；农村信用社要在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基础上，开办农村公职人员为农户保证贷款。随着《物权法》的实施，扩大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动产和不动产抵(质)押贷款范围，可创办仓单质押贷款、滩涂承包经营权和林业资源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贷款、农民外出务工和回乡创业贷款等。

(六)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方面要端正思想认识，走出理论误区。要纠正“农村利率越低越好”、“低利率就是对农民的支持”、“低利率才能让城乡人民用得起贷款”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认识。涉农贷款应在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下进行，即借贷利率要能覆盖贷款业务的全部成本。另一方面应尽快明确在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等领域取消贷款利率的上限规定。

(七)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一方面，要改进监管理念，完善监管技术，提升监管质量和效率，充实监管力量。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要根据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以维护其良好的运作，并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八)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强化法制建设，夯实金融生态的制度基础。首先，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恶意逃废债务的自然人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农村金融法律法规。最后，要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二是完善征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的信用环境。首先，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宣传、舆论监督等手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其次，要广泛开展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社区、信用户、信用企业建设，进一步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社会风气。再次，要加快对工商、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的信用信息资源联网步伐，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

『伍』 关于农村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合作社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844年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组织——公平先锋社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社总体上是不断壮大的，尽管合作社的原则、合作社宗旨以及合作社的组织体系、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地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地加以修正，但合作社组织还是在艰难地前进，并业已成为人类和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纵向深入，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要化解两大矛盾

作为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农信社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截至2003年，全国农信社法人机构3.49万个，各项存款余额2.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11.5％。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信用社积极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

1997年以来，信用社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信用社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产权不明晰，从而导致治理结构缺陷，农村信用社“三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徒有虚名，“一人说了算”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十分严重；行政干预现象严重，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由于事实上所有者缺位，导致健全、完善信用社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缺乏产权基础，经营管理责任也难以落实；二是管理体制不顺。人民银行在加强对信用社金融监管的同时，暂时承担了过渡时期对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能，这种体制不利于监管机构依法监管和真正落实管理责任。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对信用社相应的管理职权和责任不明确；三是历史包袱重，资产质量差，许多信用社经营困难，潜在风险很大；此外，信用社在服务方式、融资渠道和服务手段等方面还不适应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在不少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要解决好两大矛盾。

一是合作性质与商业化性质的矛盾。信用合作社是1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最早得到发展的合作社类型之一。我国20世纪50年代起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资本金源于农民的入股金，具有合作金融的性质，但是，后来却被演变为官办的农村金融组织，失去了合作制的本意。近些年来，全国多数地区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务工经商、劳务输出、跨地区就业、农业创业等现象不断增多，从而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1）信用社名义上是入股社员所有，但由于社员股金数量较少甚至越来越少，占资产总额比重偏低，难以体现出社员对信用社的所有权关系，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有权主体虚化或缺位。（2）农民群众在信用社办理存款较多，虽然，目前在农村中实行小额信贷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但总体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会是较少的。因为信贷资金运动是以金融机构为出发点和归流点的货币资金的运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发放信贷资金的第一原则是偿还性，即确保借出的资金能及时归还，偿还性是信贷资金运动赖以存在和持续进行的本质要求。但是，在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借款人违约不偿还债务，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利息收入经常发生损失，即金融机构要面临信贷风险的影响。而且长期以来，在农户申请贷款与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户贷款难和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的问题。农户难以向农村信用社借款，而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贷款业务也难以进行，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大部分向城市和乡镇企业转移，部分农村存款负债以上交存款准备和在中央银行存款形式停止了在农村的流动。（3）1998年以后成立的乡（镇）级合作经济组织数量不少，但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责任于一身，同样难以发挥为“三农”发展服务的要求。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状况也是一个十分堪忧的现实问题。全国多数信用社的历史性亏损挂账较多。在严重的经营困境中，一方面，信用社认为农业经营风险大、农民收入水平低，不愿意为入股农民社员提供贷款，而是设法通过向农户以外的客户（包括城市工商企业等）提供金融服务来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效果；另一方面，入股农民社员深感信用社“合作”名不副实，转而构建并不规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

为了走出困境，农村信用社也在积极摸索以产权制度变革为主线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三种模式：农村信用社两级法人经营管理模式、县（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级法人经营管理模式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行业管理模式。我们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变革模式，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质和其经营上商业化行为的矛盾。

二是非营利性行为与商业化行为的矛盾。目前，国际上非盈利性组织的商业化行为倾向与国内合作社组织的非营利性的主导动机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说合作社组织并不是纯粹的非营利性组织，但它可以被视为处在“社会性企业光谱”中的某一点。所以，国际上有关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也值得合作社系统借鉴。国内的合作社应当从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启发，向一种复杂的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靠拢。j.格雷戈里·迪斯对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作过以下分析：重商的时代精神使营利行为在非营利世界中容易被接受；许多非营利组织和领导人都在寻找以新的方式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而不使收益人产生依赖心理；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正在寻找解决财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钥匙；非营利组织可利用的资金来源向更商业化的渠道倾斜；竞争对手也促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考虑将商业性融资作为传统资金来源的替代品。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合作社组织作为并非彻底意义上的非营利性组织，理应比纯粹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更懂得如何利用商业化运作方式，使合作社组织更具竞争力，从而也能更好地为社员服务。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增强服务功能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理顺管理体制，增强服务功能。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差异较大。按照改革方案，遵循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完善合作制的试点。把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的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可以以县为单位将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县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它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农信社、县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要加大对高风险农信社的兼并重组，对少数严重资不低债的，可考虑予以撤销。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要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方向，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机构，也要根据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农，其信贷资金大部分要用于支持本地区农业和农民。

地方政府怎么办

国家公布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明确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这实际上给地方政府出了个难题。很明显，金融与一般的经济工作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后，很难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一是如何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特别是如何“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辖内信用社金融风险”。二是如何妥善处理政策性业务（支农）与商业性业务（盈利）的冲突。现行政策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服务“三农”、不以盈利为目的，实际上是对农信社的刚性约束，同时也等于把本应由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社会职能，强加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十分隐晦地将本属独立企业法人的农信社，人为地定位在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层次上。三是如何找到支农与盈利的结合点，求得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均衡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毕竟是企业，生存第一的本质属性永远无法回避。如果抛开效益一味讲服务、讲奉献，必然导致农信社经营亏损，久而久之，终将危及其自身生存，怎么谈得上更好地服务“三农”？

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引导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同时，设法激活农村地区有效信贷需求，为农信社履行支农职责提供舞台。近几年，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既是当前农村经济运行偏冷的产物，又是造成农村经济运行更冷的诱因之一。因此，各级政府应制订、实施切合当地实际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激活“三农”对信贷资金的有效需求。

二是按照“政企分开”的政府职能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对金融企业的管理只能是间接的宏观管理，而不能直接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省级政府负责管理农信社，当务之急在于督促市（地）、县、乡各级政府摆正位置，转变职能，切实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宏观上制定实施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法规，引导和激励社会投资，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武器促进国民经济适时实现战略性调整；微观上当好“守夜人”、“服务员”角色，打击包括逃废债者在内的所有违法违规、扰乱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肇事者”，维护“三公”原则，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给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以足够的信心。

三是深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村经济一体化的认识。

四是深化对防范、化解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风险是政府份内事的认识。

五是深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独立企业法人地位的认识，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不干预其贷款投放的具体操作。

六是配好省级管理机构和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尤其要选准“一把手”。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地区可“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赋予省级管理机构独立管理权，支持其充分尊重民意、严格按照上述原则，慎重选配县级联社领导班子。

七是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并根据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把农信社真正办成有着科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市场主导型企业法人，增强其规避不合理行政干预的能力，从根本上防止省级以下政府将财政风险转嫁给农信社。

八是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逃废金融机构债务行为，切实解决胜诉案件执行难问题。地方政府应以大局为重，以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为己任，不能以个别企业的所谓“稳定”为由，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既定的游戏规则。

改革方案存在缺陷：模式与配套措施

尽管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方案已经尘埃落定，并且已在部分省市正式启动，但是改革仍然还有很多缺陷。我们认为主要在改革的模式及其与之配套措施。

首先，改革的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

如何有效地深化我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依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理论上有三种典型的思路：一是坚持合作制；二是实行股份制改造；三是办成股份合作制农村金融企业。此外，理论界还一度流行“再国有化说”，即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再合并。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农村信用社领域进行了三种模式的试点：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何广文指出，现有三种试点模式各自仍有不同的问题。实行县一级法人体制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仍然沿袭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原有产权结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是依靠政府的隐形担保而生存，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实施的监管，现实地演变成为一种行政干预，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蜕变成准国有银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对作为“准国有”组织的农村信用社的改组，实际上仅是准国有组织内部的改组。这种结构内的修修补补，不是一种有利于产权明晰的重组过程，也不是一种把现行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的合作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没有完成对农村信用社准国有金融机构性质的改变。因此，向县一级法人的过渡，只能算是一种次优选择。

苏南三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强化约束机制和增进绩效等方面的制度绩效明显，但是也有一定缺陷。因为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必将产生农村金融抑制，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必然受到歧视，金融支持不足。同时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多元目标的冲突问题，中央要支农，地方要发展，监管部门要防范风险，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要生存。这些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难以保持一致，缺乏单一经营目标造成农村信用社经营思维混乱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问题。在这种多重目标的冲突中，地方政府常常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地方利益，同时向农村信用社转移成本，然后是农村信用社通过问题暴露把成本汇总，形成不良资产和经营亏损，再把这个风险包袱转移给中央，中央监管当局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或某种形式的补贴化解农村信用社的风险，从而增加了改制成本。

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尽管能够实现追求一定盈利和为社员服务并举，对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金融制度安排，但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后，由于自然人股东众多，股权分散，他们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所有权难以体现，这表明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的旧病仍不能有效避免。

南京农业大学财政金融研究所褚保金指出，从江苏省的实践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未得到实质性解决，由此便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目前的产权安排不能有效解决所有人缺位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三会制度”难保不会重蹈覆辙，无论信用社经营状况如何，社员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不会对自身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这种产权制度的安排，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也不存在为社员服务的内在动力，通过外部监管来推动支农目标的实现其监管成本可能较高。

其次，需要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

目前国家推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只是一个目标有限的试点。首先从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来看，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银监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有着较高的资本金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由于过去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了过重的农业政策性负担，没有外界的支持，自身难以改造。目前，央行已表态，将利用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帮助试点地区农信社化解部分历史包袱。同时，地方财政也应尽快制定出另外50％存量不良资产的“埋单办法”；再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归省政府管理，如果没有相关的金融配套措施，也很难实施到位。譬如没有农业保险、农村存款保险机制，一旦发生大面积的系统风险，地方政府很难承担救助责任。其次，即使方案得到实施，要想达到最终期望的目的，也还有进一步改良的余地。

如方案重点解决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但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使改制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有积极性按商业条件运作，为此需要尽量减少政府的股权，积极引入多元化负责的股东，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决策权交还给所有者、董事会和由其任命的管理层。再如，如何保证股份合作制银行为了盈利，将资金运作非农化？将来有无必要更进一步下降管理层次，建立地市级管理的农业合作制银行以更好地满足基层农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另外，我国目前尚未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取而代之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度并负责实施的一些规定，以及各级信用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的范本制订的章程，而这些规定和章程的法律效力比较低。按照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法律在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是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使参与交易的各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具体到农村信用社，若法律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信用社内部的交易规则、信用社和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的交易规则不规范，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而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违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

『陆』 林万龙的著作论文

2011年
林万龙、曹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中的城乡与区域分割问题探讨，农业经济问题（待出版）
2011年
专著（孙翠清、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需求问题研究-基于农户的视角，经济科学出版社
林万龙（主编），投资项目财务分析实务（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第四版）配套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韦欣捷，陈雯雯，林万龙，伍建平．发达国家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做法政策及启示．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
曹玫、林万龙，劳动力流动背景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能力研究，农村经济，第7期。
林万龙等，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有效运行管理研究，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温铁军、张林秀主编，科学出版社，2011年
林万龙，贫困政策体系遭遇农村流动人口挑战，人民论坛（中文核心），第9期
2010年
王鹏、林万龙，农户对奶牛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为例，调研世界，第2期
课题组（张红宇、林万龙等），扩大内需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农村经济文稿，第1期
瞿振元、林万龙，人大预算审查职能限制因素及改进建议探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韦欣捷，林万龙．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理论框架和适用性．中国动物检疫，第4期
2009年
参著，《农业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流程活动和操作标准指南》，中国农业出版社
孙翠清、林万龙，从农户需求收入弹性看拉动内需政策，当代经济，第3期
孙翠清、林万龙，公共产品需求揭示方法及其在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研究中的应用，农村经济，第2期
林万龙，不同级层财政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曹玫、林万龙，乡镇卫生院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研究-RJ市CC区案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林万龙，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模式与政策影响因素：基于实证调研的总结，载《转型中的农村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战略（第四届中国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暨第八届欧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大会论文集）》，张晓山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马永良、林万龙、李娴，发达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第12期
2008年
吴忠、曹洪民、林万龙等，《扶贫互助资金仪陇模式与新时期农村反贫困》，中国农业出版社
杨秋林主编，孟令杰、林万龙副主编，农业项目投资评估，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课程配套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
Lin Wanlong，An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st, No.13, March, 2008
林万龙，促进扶贫互助资金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专访，2008.5.4第十五版
林万龙，政策干预与农村村级医疗服务机构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8.8，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保障制度”2008年第12期
林万龙、钟玲、陆汉文，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与仪陇的实践，农业经济问题，2008.11，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农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林万龙（专访），农村金融：商业性与公益性的对决，中华合作时报，2008.10.8
孙翠清、林万龙，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意愿分析-基于一项全国范围农户调研的实证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苏保忠、张正河、林万龙，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及其对农村养老的启示，当代经济，2008.11
2007年
专著，《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影响因素及政策选择》，中国发展出版社
参著，《结构调整，创新体制，发展现代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撰写第十四章“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农业企业财税补贴政策研究”
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管理世界，第9期
林万龙、孙翠清，“农业机械私人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林万龙，“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探讨”，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1期
林万龙，“农户投资机电井的财务效益与障碍因素分析-以世行贷款内蒙古巴林右旗机电井子项目为例”，技术经济，第11期
林万龙，“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模式与政策影响因素：基于实证调研的总结”，中国农业经济评论，第3期
曹洪民、林万龙（通讯作者）、邓娴，“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四川），第9期
曹洪民、林万龙，“基于存量资源整合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农村经济，第6期
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年会宣读论文，2007年10月，浙江杭州
2006年
林万龙、刘仙娟，“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交易成本角度的探讨”，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动物卫生经济学》，参著，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村财政理论与实践》，朱钢等著，山西经济出版社，参著
2005年
林万龙，“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下的城乡公共产品统筹供给：理论分析及其现实含义”，中国农村观察，2005.2
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产品问题：一个研究综述”，载《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黄祖辉等编，科学出版社，2005年
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的效率分析－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载《中国’三农’问题：理论、实证与对策》，黄祖辉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林万龙、刘仙娟，“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交易成本角度的探讨”，2005年全国中青年农经学者年会宣读论文，上海，载《和谐社会与农村发展》（2005年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林万龙，“部门发展与中国未来的扶贫：挑战与对策”，亚洲开发银行技援项目“中国扶贫政策研究：趋势、挑战与未来方向”课题研究报告，载《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王国良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何广文、冯兴元、林万龙等，《农户信贷、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与农村金融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尤庆国、林万龙，“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分析与政策影响评价”，农业经济问题，2005.9
林万龙，“农业保险怎样为民”，中国财经报2005年11月29日的采访
牛建高、李义超、林万龙，“中国农村贫困的金融成因：基于产权视角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林万龙，“农业保险怎样为民”，中国财经报2005年11月29日的采访
2004年
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的效率分析：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林万龙，“政府为什么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1
林万龙、张莉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国内支持政策：现状评价、未来的基本目标和支持方式”，载《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
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产品问题：一个研究综述”，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2004年2月
涂凯彪、林万龙，“小型农村灌溉工程的民间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载《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2004年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8月
江文涛、林万龙，“政府的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政策：历史回顾及对其民间供给的影响评估”，载《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2004年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8月
2003年
林万龙著,《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2003年1月
林万龙，“政府为什么要推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一个关于政府行为的理论模型及其初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5期
林万龙，2003, “Inced Innovation in China’s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System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Discussion On its Significance to Re-build China’s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System”，poster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AAE 2003), Durban, South African, 2003.8
杨秋林主编，褚保金、林万龙副主编，《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第三版），普通高等农业院校“十五”规划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2003年
张莉琴、林万龙、辛毅，“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现状及调整对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4期
张莉琴、林万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补贴绩效研究”，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宣读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12月
辛毅、林万龙、张莉琴，“财政支持农业的绩效评价”，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林万龙、张莉琴、辛毅，“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国内支持政策”，世界农业，2003年第5期
2002年
林万龙，2002，“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秦富主编，林万龙、张莉琴副主编，《项目评估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2002年
林万龙，2002，“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与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一个关于宪法秩序如何影响
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载《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张莉琴、林万龙、辛毅，2002，“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及近期调整对策研究”，载《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
1999-2001年
林万龙，2001，“家庭承包制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4期
杨秋林主编、林万龙副主编，《投资项目财务分析实务》，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2000年
林万龙（参编），《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第二版，杨秋林主编），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1999年
林万龙（执笔人），《京郊农村住户经营行为研究》，全国农业普查课题成果，载《北京市农业普查课题项目研究成果专辑》，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

『柒』 我想写篇关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论文，急需参考文献。请大家帮忙告诉我一下

信息成本, 不完全契约与农村金融机构设置——从农户融资视角的分析
周脉伏， 徐进前 - 中国农村观察, 2004
http://www.usc.cuhk.e.hk/wk_wzdetails.asp?id=3905

中国农村经济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 何广文 - 中国农村观察, 2004
http://www.usc.cuhk.e.hk/wk_wzdetails.asp?id=2866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姚耀军 - 财经研究, 2006
http://www.usc.cuhk.e.hk/wk_wzdetails.asp?id=5945

浅析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廖正娟， 张丹 -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http://www.nykxw.com/loadimg/20074360253297.pdf

『捌』 保险县域市场的经营

农村金融体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金融问题是近些年理论界、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从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职能定位，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生态；普惠制农村金融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改革。2004年以来，先后有8个金融文件对农村金融改革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分别是2004—2009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07年的中央三号文件及2009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农村金融改革部分。
农村金融问题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严瑞珍、刘淑贞(2003)从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宋艳林、刘小玲(2004)和李锋(2004)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周天勇(2004)从“三农”特点人手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姚翟军(2006)、李喜梅(2006)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分析如何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分析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逻辑，丛丹阳(2005)、王晓云(2005)从功能定位与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吴晓灵(2006)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提出如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温铁军、姜柏林(2007)从把合作金融还给农民的角度提出重构“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除此之外，杜晓山、焦瑾璞、高伟、韩俊、何广文、吴晓灵等都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仍然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仍不完善。
二、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
现行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为补充。这种机构体系总体来看较合理，但各金融机构在产权关系、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1．农村信用社
一是管理体制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省级联社政企合一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一致。省级联社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从而具有企业的性质；同时又是省政府的行业管理机构(正厅级单位)，故其具有政企的双重属性。从现实运行上看，省级联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均由省政府任命，从而形成了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其所有者权力的一种“替代”。就这一点而言，这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吻合。另一方面，省级联社与下级联社之间关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与控制权的配置相违背。省级联社与下级联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股权和控制权两个方面，从股权关系来看，信用社之间是自下而上的持股关系；而从控制权来看，信用社之间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权。这种制度设计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权与控制权的配置相违背。
二是产权制度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没有形成“权、责、利相称”机制。目前入股农信社的社员，入股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得到稳定的股金分红，要么是为了得到信用社的优惠贷款，但他们并不关心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真正转变，而最终风险基本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股权结构非农化倾向严重。很多地方在农村信用社的增资扩股改革中，对股东既没有身份要求，也没有社区范围限定，法人、职工、国家公职人员持有的股份明显增加，农民被边缘化。股权结构的非农化易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方向的非农化。
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农村信用社在形式上具有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共同构架的“三会”制度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其法人治理有其“形”无其“神”。由于许多农村信用社所有权虚置，导致社员代表大会流于形式；由于理事会成员素质普遍不高、外部理事特别是企业法人理事和自然人理事的贷款问题、理事会议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理事会很难真正执行其作为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和决策监督机构的职能；此外，监事会也没能真正发挥各项监督作用。
2．中国农业银行
一是机构大量收缩。自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农行开始大幅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至2007年初只有60％的网点、51％的员工、42％的存款、35％的贷款分布在县域范围内，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是背道而驰的。钟笑寒，汤荔(2005)构建信息模型分析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缩主要是农业银行农村机构的收入对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信贷市场受到了农村金融机构收缩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产权主体虚化、法人地位残缺。国家与农业银行财产权益缺乏真正的利益关联，银行经营者缺乏追逐利益的内在动机，政府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此外，地方政府对农业银行的人事、业务经营等方面仍有许多行政干预。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一是经营非效益化倾向严重。由于经营观念陈旧，经营意识淡漠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经营中不太注重成本核算，致使业务运行成本较高。二是经营核算考核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各项经营管理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需要完善和改变。三是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业务管理机制非科学化，内部管理机制不规范，各项规章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格、不彻底。四是内控非刚性，自我约束力不强。五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活力不足，创新、开拓精神欠缺。六是缺乏现代信息技术支撑。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一是股权结构单一，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发挥应有的效能。虽然邮政储蓄银行已经成立，但是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股权透明和股权多元化基础之上的，而股权结构过于单一将会影响董事会、监事会职能作用的发挥。二是风险管理缺失，表现为风险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重视不够，缺乏实施不同业务、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化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三是人员素质还偏低。据调查，某市邮储银行共有员工667
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共有238名(占比35.6％)，具有中级职称仅12名(占比1.8％)，这两项占比远低于其它各大商业银行。
5．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一是数量不足。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已有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然而这一数量与农村金融的供求缺口相比还显得有些不足。二是结算渠道不畅。比如目前绝大多数村镇银行的结算渠道不是直接与当地人民银行对接，而是通过其他的金融机构代理，势必给人民银行监测其资金流动带来困难，也无法控制其流动性风险。三是经营人才匮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小，工作环境欠佳，难以吸引合格的金融人才。
(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缺陷
现行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农村信贷市场为主，同时还包括规模较小的农村资本市场和农业保险市场。
1．农村信贷市场
一是农村信用社形成垄断，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由于近些年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规模机构收缩，农村信用社逐渐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主体，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如果将“三农”贷款局限于农业、乡镇及收购贷款三类，据统计2005年农信社贷款占50.96％，农发行占27.84％，农行占12.97％；其中，农信社贷款占所有农业贷款的8l.78％，乡镇贷款的58.52％；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占农户正式渠道贷款的71.8％。农村信用社垄断的形成并非农村信贷市场各利益主体激烈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退出农村市场的结果。
二是贷款利率定价不合理。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限还存在，而在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则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这样就存在政策歧视问题，也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符合。第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还受到严格管制，从而缺乏实行风险定价的机会。
2．农村资本市场
农村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具体表现为农业板块上市公司占整个市场的比重大大落后于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如：2006年我国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8万亿元，占全国C,DP的比例为11.80％，而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仅为740亿元，占A股市场10.4万亿元市值的比重仅为0.71％。很显然，资本市场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农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从而说明资本市场没有给农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
3．农业保险市场
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缓慢，其主要表现在农业风险日趋严重而农业风险保障却在减少。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甚至高达2042.1亿元。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据统计，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2％；农业保险赔偿金额从1992年的8.1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0亿元。虽然近些年，随着中央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农业保险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加之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大力支持，农业保险承保面、保费收入及保险赔偿金额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相比还有些不足。
(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服务范围过窄、总量不足、品种有限、结构不合理。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虽然近些年业务品种有所增加，但仍然主要是专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基本还停留在中国传统银行业的存、贷、汇三种基本业务上，近些年银行业发展的新兴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严重，据杨兆廷(2009)测算，从1998～2006年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从5397.50亿元增加到13002.03亿元，且仍然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四)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
目前，我国虽然己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分工负责、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但从审慎性风险监管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首先，风险主体缺位，难以实现监管的全面有效。其次，农村金融监管目标错位，使得外部监管职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再次，监管理念落后，监管内容陈旧，监管效率低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机构设立、业务审批和合规性检查阶段，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比如现有的农村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对农村信用社日常经营活动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不够。最后，监管法规标准、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不适应市场监管要求。
(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欠佳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建设不完善，对失信者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二是有关农村金融的行政和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不高，而且收费高，“三农”融资成本高，比如客户在办理房地产抵押时，有关地产评估和登记的费用达2％～6％。而且金融机构在处置抵押资产时，各项费用也很高；三是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其核心是打破原来只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才能提供政策性金融的局面，让所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的支农业务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并逐步建立普惠制农村金融。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构建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农村金融需求数额较小、层次较多和农业风险性较高等特点，导致了以效益为生命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金融供给不足；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这样的思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出于解决“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战略考虑，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是当前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所以当前为了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不断增加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应该逐步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
(二)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职能定位
第一，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变现在僵化的信贷管理体制，其省级机构应合理向下级机构授权授信，发挥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融资主渠道作用。第二，完善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机制并扩大其业务范围。农业发展银行在确保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的同时，还应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研开发与科技推广的资金投入。第三，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现行管理体制、健全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支农主力军的作用，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动摇，重点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专业户、专业村的发展。第四，加强邮政储蓄银行的风险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努力提高员工素质，并扩大其业务范围。邮政储蓄银行在试点小额贷款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抵押贷款、保证贷款等业务。第五，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力度并尽快出台配套措施。
(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第一，尽快出台推动农业企业步入上市进程的政策。根据“国九条”和“非公36条”的精神，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大省的政府部门要出台扶持农业企业上市政策，使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从而带动一批相关企业的发展。第二，发展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能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早期的资金需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的风险和产业投资基金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业产业往往伴随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对民间资本吸引力较弱，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扶持政策，发展民间资本与政府共同参与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四)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鉴于农业保险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差，为推进农业政策保险的起步，可以通过政府的适当补贴和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投资设立农业保险机构。建议中央财政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救灾保险基金；探索将农村财产险、寿险和农业生产的政策性保险合并经营，用财产险和寿险的盈余，适当补贴生产保险的不足，实现险种的搭配互补；鼓励地方政府、农业大企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各出一点资金，各级政府补一点资金的办法办保险；对经办农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机构适当减免所得税；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再保险。在发展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同时，同样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发展投资主体多渠道、经营主体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机构，并鼓励引入外资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五)加强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
具体可以在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农村存款业务及农村金融服务方式上实施创新。例如农村金融信贷品种可以进行如下创新。农业银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举办“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的“订单农业”贷款，创办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科研贷款、订单贷款等；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公共事业贷款上，创办“信用共同体”贷款；农村信用社要在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基础上，开办农村公职人员为农户保证贷款。随着《物权法》的实施，扩大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动产和不动产抵(质)押贷款范围，可创办仓单质押贷款、滩涂承包经营权和林业资源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贷款、农民外出务工和回乡创业贷款等。
(六)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方面要端正思想认识，走出理论误区。要纠正“农村利率越低越好”、“低利率就是对农民的支持”、“低利率才能让城乡人民用得起贷款”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认识。涉农贷款应在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下进行，即借贷利率要能覆盖贷款业务的全部成本。另一方面应尽快明确在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等领域取消贷款利率的上限规定。
(七)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
一方面，要改进监管理念，完善监管技术，提升监管质量和效率，充实监管力量。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要根据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以维护其良好的运作，并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八)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强化法制建设，夯实金融生态的制度基础。首先，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恶意逃废债务的自然人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农村金融法律法规。最后，要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二是完善征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的信用环境。首先，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宣传、舆论监督等手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其次，要广泛开展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社区、信用户、信用企业建设，进一步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社会风气。再次，要加快对工商、税务、公安、银行等部门的信用信息资源联网步伐，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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