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金融服务的了解

① 中国共产党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是如何处理的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2008年11月下旬做出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的举动，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充分体现出来，但是下降利息的作用还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降温的政策需要累积一样，反降温的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奕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直到经济运行中已经不再因为信用短缺而出现货币信用流失的时候。当居民和企业对未来预期还不明朗的时候，当大家对货币的需求停留于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时候，彼此的信用消失就会表现为流动性下降与货币乘数下降的两重吸纳货币的作用，降息的效果因此比较正常经济运行状态会打折。2008年冬天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降息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企业与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机，更是为了弥补国际资本撤离或者撤离预期对市场流动性萎缩的反动作用。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如果说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元泛滥的推动的人民币1：6.5倍以上投放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威胁的从紧举措，2008年冬天开始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反美元回流而出现的6.5:1通货紧缩威胁,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流出多少,央行积极向市场“注入”多少。因此，在降息的同时，放开信贷限制是理所应当的举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个大动作放开信贷额度。从紧政策背景下的信贷额度控制并结合窗口指导，导致了2007年秋天前中国企业流动性紧张。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向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官方公布的PMI在11月出现急跌，就是实体经济信用萎缩后，经理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表现。因此，为应对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的威胁，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从为生产而生产的第一部类入手，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基建、有色、钢铁、水泥、能源、交通等行业将形成生产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我们预期，从2008年冬天开始的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种持续的资金需求，必然随着投资规模因为地方的积极响应而扩大，从而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冲动性需求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鉴于对经济危机可能形成对经济下滑的威胁，经济下滑将导致失业率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当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时，商业银行将乐于积极合作为政策性项目放贷。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和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这种预期的潜代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即中国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很快速地走出危机，但却可能受到内外需求萎缩的反向力量的拖累而再次回归到经济规律的基本面，换过话说，中国经济已经浓度界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时候，我们的积极的政策作用还会受到国际力量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上就得运用汇率工具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大动作应当是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如果说1998年为了亚洲经济的稳定，中国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如今，当中国外汇储备已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债主的时候，防止美元贬值而保卫国家利益的直接有效办法就是人民与美元比赛贬值。当前，国家政策上对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从而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这种政策性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其它国家居民补贴越多。这种补贴政策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即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主动地贬值，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中国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外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素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鉴于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于国家货币政策改革：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是中国地产业金融创新的升级阶段，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然与地产业相联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个大动作地产业货币政策。这是因为地产业一手联运上游系列行业的兴衰，一手又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及财富效应相联，中国为金融业相牵连。1998年开始的中国地产业革命是在以按揭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集团消费推动住宅商品化双重力量推动下实现的。2002年后，随着美元的倾销、中国WTO加盟而后形成的急剧的外汇储备推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物价上升，地产业持续了市场主导的五年的繁荣。从紧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地产业开始进入新一轮调整性的循环过程中。当前市场警惕并担忧的是，如果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优惠政策又享受可以市场交易流动便利的“经济适用房”大量涌入市场，将会形成地产业的“大小非”即彻底打破了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现在有房屋拥有者形成极大的财富缩水式打击。中产阶级的财富如果因为地产业的“经济适用”冲击，可能直接导致银行业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地产业的金融创新过度，中国的地产业危机可能因为政策“创新”过度，进而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负面效应。相反，如果通过政策引导，将“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人均十五平方左右的“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廉租住房计划面向城市低收入者，分流需求从而对火热的需求逐步降温。“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给，各城市应当有供地计划，使老百姓对未来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因此，货币政策对于廉租房的信贷支持应当积极有为。中国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首先在生产领域稳定自己，其次就得在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财富信心，同时还得联合国际上其它货币区如欧元一起限制美元霸权。因此，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一步是与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联合形成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第二步在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亚元区，第三步与欧元、美元形成一种新型的特别提款权。通过上述过程逐步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化，但又与其它货币形成联盟而不与美元直接冲突。上述四大政策的前景会如何？这是量与质的平衡与失衡过程，是中华民族能否在危险中把握机遇的问题。

② 小弟拜问一下 有谁对中国人民银行有所了解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
人民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权被分割成彼此不能连接的区域。各根据地建立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职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与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当天发出布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市迁入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系列，接受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赋予其国家银行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着手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一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境内流通的本位币，与各经济部门协同治理通货膨胀；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三是实行金融管理，疏导游资，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四是开展存款、放款、汇兑和外汇业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迎接经济建设做准备。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结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建立了全国垂直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统一了人民币发行，逐步收兑了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全部清楚并限期兑换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很快使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运用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实行现金管理，开展“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运用折实储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调控市场货币供求，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的状况，终于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时，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业的调整，灵活调度资金，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快速成长，适度地增加了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贷款；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银行体制，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私营金融业纳入了公私合营银行轨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与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相适应，从1953年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制，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督和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在国家计划实施中具有综合反映和货币监督功能。银行对国有企业提供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季节性贷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贷款，对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提供部分生产流动资金贷款，对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提供生产贷款、口粮贷款和其他生活贷款。这种长期资金归财政、短期资金归银行，无偿资金归财政、有偿资金归银行，定额资金归财政、超定额资金归银行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期间虽有几次变动，基本格局变化不大。
三、从国家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植，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改革了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在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改革机制，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努力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求达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四、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设立跨省区分行，同时，成立人民银行系统党委，对党的关系实行垂直领导，干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9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人民银行的“三定”调整意见。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
有关金融监管职责调整后，人民银行新的职能正式表述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明确界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这种职能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
“一个强化”，即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人民银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调控；加强对货币市场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监测，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关联渠道、有关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转换”，即转换实施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式。由过去主要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监管指导等直接调控方式，转变为对金融业的整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转变为综合研究制定金融业的有关改革发展规划和对外开放战略，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协调发展和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转变为加强与外汇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与制订工作，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两个增加”，即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今后将由人民银行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并参与有关的国际反洗钱合作。由人民银行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重大的责任，中央银行在履行新的职责过程中，视野要更广，思路要更宽，立足点要更高。特别是要大力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不仅要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规范、监督与监测，还要从金融市场体系有机关联的角度，密切关注其他各类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综合、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金融宏观调控。要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规划关系到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金融业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仍然较重、改革与重组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更善于擅于准确把握影响经济金融发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况、开发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识大局、讲宏观、懂技术、胆识兼备，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突出作用。
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规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
（一）起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发布与履行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三）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
（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
（五）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维护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实施外汇管理；持有、管理和经营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六）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七）经理国库。
（八）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付结算规则，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九）制定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负责数据汇总和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十）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
（十一）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按照有关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十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③ 急需结合金融银行服务工作的“我为党旗添光彩”演讲稿！

我为党旗争光彩
你是一个火种——点燃这片沉睡的土地。 你是一个预言——划出人类理想的轨迹。你是 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你诉说 ——几度沉浮又几度崛起，奉献了一个真理…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最早的一批 播火者升起第一面以镰刀、铁锤为标志的鲜红 党旗时，集结在这面庄严旗帜下的党员便开始 了救国、建国、强国的漫长征程。数不尽的革 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英勇奋斗，前仆 后继，让党旗更增光彩，熠熠生辉。
艰苦的长征走出了共产党人宝贵的乐观奋 斗精神，淘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也练就 了共产党人的真性情、真本色。新中国的车轮 已经辗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新中国的建设 如火如荼，突飞猛进。许许多多的党人，为了 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们在奉献、在拼搏、在献 身！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党的好干部孔繁森 等等，他们的事迹将党旗点缀得灿烂辉煌，五 彩缤纷！
正是受了他们的精神鼓舞，我深切的感受 到作为党的新一辈接班人，我们有着同样艰巨 的历史任务与重要的责任。在我怀着激动的心 情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我更是似 乎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党 旗的光彩照亮了中国大地，我也要为党旗增添 更为绚丽的光彩。
现阶段的我还不是党员，但这并不影响我 对当期的敬仰之情，为党旗增添光彩有很多种 途径。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要为党旗添光 彩。现在的我们可以竭自己所能服务大众。
面对近几年来历史罕见的的雨雪冰冻灾害 和特大地震灾害，我虽然不能战斗在第一线， 冲锋在最前面，但是，我怀着对祖国的无限忠 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自己带头并号召周围 的家人朋友向他们捐衣捐款。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撑起一片蓝 天，向灾区人民倾注满腔血脉真情，给他们不 仅是物质上更是心灵上的支持与帮助。这样的 行动不也是为党旗增添了光彩么？
我作为社会中的小小一部分，但是，我努 力积极融入到先进的集体中去，向一切先进学 习。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熟悉业务技能，参与 党组织集体生活，在工作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成功迈向社会的打下坚实 的基础。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与思想道德与文 化修养同样也是为党旗添光彩的方式。在组织 的引导下，我学习了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的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历史让我相信党的先进性、党的与时俱进、实 事求是必将指引我迈上更高的台阶，而我，也 会凭借当给我的理论指引，将服务群众的信念 落到实处，用我的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我，生长在党旗下，饱受党旗的恩泽与庇护， 我要用我的一份热，发出那小小的一束光，为 了这个社会也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用实际 行动，为党旗添光彩！

④ 我国金融服务“三农”主力军是什么金融机构

我国金融服务“三农”主力军是农业银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银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的金融主力军作用，在“三农”、实体经济、脱贫攻坚、小微企业、国家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等多个方面积极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推进自身改革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作为一家以服务“三农”为使命和最大社会责任的国有控股大型上市银行，农业银行始终坚守面向“三农”总体定位，坚持高举服务“三农”、做强县域旗帜不动摇，用情、用力、用心做好“三农”金融服务。

(4)对党的金融服务的了解扩展阅读

农业银行大力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把握“大三农”“新三农”“特色三农”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旅游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主体、新业态加快发展，助力“三农”转方式、调结构、增收入。

农业银行创新“政府增信+银政共管”、特色产业带动、光伏扶贫带动、龙头企业带动等金融扶贫模式，扎实做好产业金融扶贫、精准到户金融扶贫和定点扶贫工作，确保每年对扶贫开发重点县新增贷款不低于700亿元，新增精准扶贫贷款高于400亿元，带动100万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

⑤ 改进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

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银监发〔2006〕90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北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加大政策支持，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和原则

本意见适用于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省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他省（区、市）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以下统称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调整涉及面广，要积极、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中西部，后内地；先努力解决服务空白问题，后解决竞争不充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办法，稳步推开。首批试点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6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

二、准入政策调整和放宽的具体内容

（一）放开准入资本范围。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以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二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小企业也可按照自愿原则，发起设立为入股社员服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三是鼓励境内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四是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重组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可将管理相对规范、业务量较大的信用代办站改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五是支持专业经验丰富、经营业绩良好、内控管理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现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本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和行政村增设分支机构。

上述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总部原则上设在农村地区，也可以设在大中城市，但其具备贷款服务功能的营业网点只能设在县（市）或县（市）以下的乡（镇）和行政村。农村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新设立的机构，其金融服务必须能够覆盖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或行政村。

对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的申请，监管机构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且开展实质性贷款活动的，不占用其年度分支机构设置规划指标，并可同时在发达地区优先增设分支机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大中城市新设立分支机构的，原则上应在新设机构所在地辖内的县（市）、乡（镇）或行政村也相应设立分支机构。

（二）调低注册资本，取消营运资金限制。根据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合理确定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注册资本。一是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万元。二是在乡（镇）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万元；在行政村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三是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万元。四是适当降低农村地区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合并、重组、改制方式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其中，农村合作银行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以县（市）为单位实施统一法人的机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取消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在县（市）、乡（镇）、行政村设立分支机构拨付营运资金的限额及相关比例的限制。

（三）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宽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适当调整境内企业法人向农村地区银行业法人机构投资入股的条件。境内企业法人应具备良好诚信记录、上一年度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10％以上（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资金来源合法等条件。

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且资本充足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以及不良资产率等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的境内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可以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村镇银行应采取发起方式设立，且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适度提高境内投资人入股农村地区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其中，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任何单位或个人持有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总额5%以上的，应当事先经监管机构批准。

（四）放宽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各类银行业务，提供标准化的银行产品与服务。鼓励并扶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符合当地客户合理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农村地区银行业法人机构的具体业务准入实行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由当地监管机构根据其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结果予以审批。

充分利用商业化网络销售政策性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在不增设机构网点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政策性银行要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力度，加大信贷投入。鼓励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并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优势互补原则基础上，与商业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适当拓展业务空间，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

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创造条件在农村地区设置ATM机，并根据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信用状况向其发行银行卡。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银行卡业务。

（五）调整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准入资格。一是村镇银行的董事应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从事银行业工作5年以上，或者从事相关经济工作8年以上（其中从事银行业工作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二是在乡（镇）、行政村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含高中或中专）学历。三是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人，由其投资人自行决定，事后报备当地监管机构。四是取消在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行政许可事项，改为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合格后即可上岗。五是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可根据本地产业结构或信贷管理的实际需要，在同等条件下，适量选聘具有农业技术专长的人员作为其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从事信贷管理工作。

（六）调整新设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审批权限。上述准入政策调整范围内的银行业法人机构设立，分为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其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银监局审查并决定；开业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审查并决定。在省会城市所辖农村地区设立银行业法人机构的，由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其筹建行政许可事项，其筹建方案应事前报当地监管机构备案（设监管办事处的，报监管办事处备案）。其开业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审查并决定；未设银监分局的，由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上述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许可证，由决定机关颁发。

（七）实行简洁、灵活的公司治理。农村地区新设的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针对其机构规模小、业务简单的特点，按照因地制宜、运行科学、治理有效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在强化决策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缩短决策链条、提高决策经营效率的同时，要加强对高级管理层履职行为的约束，防止权力的失控。一是新设立或重组的村镇银行，可只设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行使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职能。董事会可不设或少设专门委员会，并可视需要设立相应的专门管理小组或岗位，规模微小的村镇银行，其董事长可兼任行长。二是信用合作组织可不设理事会，由其社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经营管理层，但应设立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监事会。三是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管理层可由投资人直接委派，并实施监督。

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科学设置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精简设置职能部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高效、安全、稳健运作。

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以及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外资金融机构除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8号）和《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3年第6号）等法律、法规外，在农村地区的其他准入政策适用本意见。

三、主要监管措施

（一）坚持“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实施审慎监管。要强化对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及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的持续、动态监管。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必须执行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在任何时点，其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内部控制、贷款集中、资产流动性等应严格满足审慎监管要求。村镇银行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

（二）根据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本充足状况及资产质量状况，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一是对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在5%以下的，监管机构可适当减少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或范围，支持其稳健发展。二是对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的，要督促其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并加大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的力度，适时采取限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增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以及要求其降低风险资产规模等措施，督促其限期进行整改。三是对限期达不到整改要求、资本充足率下降至4%、不良资产率高于15%的，可适时采取责令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停办所有业务、限期重组等措施。四是在限期内仍不能有效实现减负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的，应适时接管、撤销或破产。

对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应主要实施合规监管，并与其母公司实施并表监管。

（三）引导和监督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金投向。原则上，信用合作组织应将其资金全部用于社员，确有资金富余的，可存放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对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只要其管理规范，诚实守信，运行良好，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其实际需要予以融资支持。鼓励农村地区其他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兼顾当地普惠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将其在当地吸收的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当地。对确已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可用于购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或通过其他合法渠道向“三农”融资。

（四）建立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服务质量评价考核体系。一是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满足区域内农民、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信贷政策，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服务目标，保证其贷款业务辐射一定的地域和人群。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在农村地区开展贷款业务的特点，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构建正向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符合“三农”实际的贷款管理制度，培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信贷文化。三是监管机构应建立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该机构综合评价、行政许可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经营，满足农村地区的有效金融需求。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⑥ 如何认识金融业标准，中国再实施这些标准时应该持什么态度

一、正确认识标准化工作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标准已成为现代国际经济发展重要的竞争手段和合作纽带，成为一个国家提高整体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各家金融机构联合推动，我国金融标准化建设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在推动信息化建设由分散走向集中，促进金融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形势下，国务院出台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确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国际接轨、统筹推进的改革方向，提出了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的总体目标，标准化工作必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是一种以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融资和网络金融产品销售等为代表的新的金融业务模式，虽然名曰“互联网金融”，其功能仍然是资金融通、支付清算和财富管理等。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具有“开放、共享、平等、普惠、去中心化”等新型特点，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提升微型金融、农村金融的普惠性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行业与传统金融行业类似，同样强调风险管控，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以第三方支付机构、P2P平台为主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起步较晚，风控意识、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相对滞后。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在“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2]的框架下，如果能科学合理地运用标准化手段，充分调动相关市场主体和社会团体组织的积极性，则可以发挥标准统筹协调作用和试点示范效应，提升市场主体的自律和自治能力，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对监管框架形成有力补充。
二、如何做好互联网金融行业标准体系规划
本质上讲，互联网金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涵盖了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内容，应从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三个层面做好互联网金融行业标准体系框架的规划和设计。
坚持技术标准先行，创新与可控并重。
技术创新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典型的包括支付技术的变革，以及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搜索引擎等技术的应用等等，技术创新在支付清算、信息处理、风险管控、筹融资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技术创新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以支付技术为例，从最初的网银支付到基于NFC的移动支付[3]，再到二维码支付、声波支付、指纹支付和刷脸支付等，技术创新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支付服务中，产业链更加复杂，推动了线下（Offline）金融服务与线上（Online）金融服务有效融合，不断催生出新的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同时也对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产业各方向安全、自主可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产业各方形成分工协作、利益共享、互利互惠的运作模式，建立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合作发展机制，切实做到普惠民生。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标准时，应兼顾标准的强制性、演进性和包容性，在信息安全方面，要实施强制性标准，依托检测、认证、检查等手段，确保标准的实施和落地；此外，要注重标准的演进性和包容性，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新的技术和业务模式出现，鼓励创新并营造良性竞争的氛围。
做好产品标准，强化风险管控。
借助互联网渠道销售的传统金融产品，包括存款业务、各类基金、股票和部分保险业务等，一方面有明确的监管要求和市场准入规则，另一方面，有标准化的产品设计流程和风控机制，较完备的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机制，以及标准化的产品说明书。而一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这些方面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有所欠缺，如部分P2P网贷产品。针对这些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从监管层面进行规范的同时，也要从行业自律角度，制定相关标准对其具体的要素和指标进行约束，一是规范产品的设计流程和风控指标体系，并在各环节中体现风控的思想，二是规范产品说明书要素，对产品要素，投资管理，费用，收益说明，以及发行、运行、到期等阶段需要公开的信息进行明确，三是规范产品风险提示机制，对风险揭示书的要素，包括风险级别、风险点、适应人群等进行细化。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标准，切实做好风险管控，为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推动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完善服务标准，保障消费者权益。
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个性化、碎片化、微小化等特征，让更多的用户体验到了随时、随地、随身和无门槛的金融服务。如，P2P模式使得个人可利用“碎片化”的资金参与以前只有大量资金才能参与的投资项目，余额宝以“小额、灵活”的碎片化理财理念填补了草根理财的空白。对于这些普通用户而言，金融知识往往比较欠缺，维权意识不足，另一方面，部分互联网企业在提供金融服务时，省略了传统金融产品面签、纸质文书等环节，导致维权环节多、举证难，此外还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对用户隐私保护不足、纠纷调节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得群体性追讨债事件时有发生，带来了不良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在严格履行政府部门的监管要求之外，还应当有行业自律组织进行监督，并推动形成统一的行业服务标准，对各类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服务流程、关键服务指标、信息披露规则、用户隐私保护机制、纠纷机调节制等进行规范，强化企业的内部治理，加强对服务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督，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三、如何推动互联网金融领域标准化战略的有效实施
此次标准化改革方向是由政府单一供给的标准体系，转变为由政府和市场共治的新型标准体系，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侧重于保基本，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提高竞争力。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性质的标准，其目的都是在于加强行业监管和协调，规范和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在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为条线的体系框架下，根据标准所规范的对象不同，对标准类型，及其制定、推行主体应有清晰的定位，这是确保标准化战略有效执行的关键。
具体来说，在涉及到保障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坚守业务底线等方面，应由政府主导实行强制性标准，并做好对实施情况的监督，确保其执行效力；在涉及技术创新、服务规范及市场竞争等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自律作用，实行团体标准，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大型企业应在建立行业标准、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公众等方面起到排头兵和模范引领作用。此外，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指导作用，行业主管部门应逐步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领域团体标准发展的指导意见，建立与业界和社会公众的良好沟通与互动机制，推动团体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实施。（供稿：金融信息中心 吴晓光 沈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