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广发银行：加快构建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
广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善小微金融服务的要求，持续 探索 科技 赋能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构建以“金融+ 科技 ”为支撑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多措并举培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税银通”2.0是广发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监管机构关于开展“银税互动”的政策要求、加强 科技 与业务融合而创新研发的公司信贷类产品。“税银通”2.0以企业涉税数据为核心，整合行内外B+C端大数据资源，在线为申请产品的企业客户实现精准画像，搭建了企业客户线上化风控体系，为客户提供金额最高300万元的信用贷款服务。该产品的推出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问题，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提高小微企业服务便利度和满意度，切实提升广发银行作为央企成员单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的质效。
实现全流程线上贷款服务，有效改善客户体验。该产品依托大数据模型，实时在线为申请“税银通”2.0产品的企业客户进行智能风险评估，并针对客户不同的风险程度，采用差异化的智能审批策略，有效提升申贷通过率；同时，通过金融 科技 实现授信申请、审批、合同签订、出账、还款操作的线上化，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打造普惠金融业务线上化风控核心，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以税务数据为主导，整合行内外大数据及反欺诈资源，穿透企业及个人信息，精准对客群画像，通过构建四道防线、五大模型，打造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普惠金融业务线上化风控核心，并以风控核心为支撑，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严格落实尽职免责工作要求，完善“敢贷”“愿贷”的小微金融服务机制。产品贷前调查、风险评级、贷中审批、贷后预警等全流程实现人工智能管理，减少人工干预。客户经理、经营单位负责人等分行相关岗位人员仅需承担线下访厂、贷后管理等少量工作环节的职责，并且明确在无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行为前提下，在产品不良容忍度范围内可予以免责，推动尽职免责政策有效落实。
无缝内嵌无还本续贷功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产品依托量化模型，精准测算每个客户的风险评级和违约概率，实现贷款个性化定价；支持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利息省、随心还”的智慧金融服务。此外，产品提供最长12个月的在线无还本续贷服务，单笔贷款到期后客户可直接申请续贷，延长贷款期限，有效降低客户倒贷成本。
截至2021年末，该产品已在广发银行境内44家一级分行推广，服务客户7265户，合计批复授信额度超过118.9亿元，累计发放贷款金额234.4亿元，贷款余额61.1亿元。产品入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普惠金融典型案例》，先后荣获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2021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优秀案例”、中国人寿集团2020年“产品创新奖”等奖项。
下阶段，广发银行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监管机构各项政策要求，结合“十四五”规划，加大对 科技 创新、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支持力度，践行 科技 赋能金融的发展战略，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源自投资者网
❷ 银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面临哪些问题，有何对策
2005年，世界银行小额信贷年会首次提出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也称“包容性金融”。 一般认为，普惠金融是指在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以保证金融服务排斥对象逐步获得其需求的相关服务。
2015年12月， 我国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 ，明确：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在政策引领和推动下，我国银行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普惠金融，如大型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强化薄弱缓解的金融服务供给，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不过， 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全面推进普惠金融面临着较大挑战。近年来，打着“普惠金融”旗号而进行的伪创新在我国大行其道，侵害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了扰乱金融秩序，影响 社会 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如何做到“成本可覆盖”“风险可控制”仍有待进一步 探索 。
要改变普惠金融的不足和问题，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做好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重要的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毫无疑问，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从银行层面看 ，关键是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依靠金融 科技 创新产品和服务， 探索 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普惠金融的范围很广泛，普惠金融就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较便捷、较低成本获得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存取款、小额贷款等，甚至还包括零钱兑换。如要得到更准确的答案还应说具体点。这里说下在农村推小额贷款的问题，这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最大困难是平时找不到人，都外出务工了，再就是放贷款后，到期收款难。如要进一步了解，可私聊。
问题一：普惠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目前各行在普惠产品的营销上并无行业较统一的利率定价，因此在营销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率战”和抢挖现象，使企业融资结构不稳定，或出现盲目扩张的行为。
另一方面，为适应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有效增强客户粘性，建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小微企业服务新模式，目前四行均已创新推出“互联网+企业纳税贷产品”。比如目前市场上的四款企业纳税信用贷款产品，如下表所示：
总体上看，以上产品均通过大数据连接工商、税务、财务等模型，实现大批量在线获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担保难问题，同时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便利程度。但从产品开发及客户定位上看，如何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打造有特色的小额化信贷产品体系，是普惠金融业务拓展中面临的挑战。
根据近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上升，但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平稳，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和疫情带来的短期性冲击造成了一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不良的爆发还存在滞后性，这也给银行拓展普惠业务带来挑战。
近年来，部分银行已经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初步建立起能够实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机融合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运营机制。
但从普惠条线从业人员人数上看，兼职普惠业务的居多，尤其是在县域等普惠业务十分重要的基层网点。
总体而言，银行普惠条线呈现出专业化团队建设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方面是客户经理队伍人员不足。辖内部分支行客户经理业务受理速度跟不上小微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他行营销速度；另一方面是从事小微企业业务的团队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为适应市场竞争和发展需要，小微金融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很快，但部分客户经理习惯于传统小微信贷业务的办理流程，对新型小微企业产品的接受度不高，对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创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基础都相对薄弱。
对策：
（一）强化理念更新，充分认识深抓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战略意义。
（二）强化服务内功，全面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强化战略联盟，着力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生态环境。
（四）强化队伍建设，培育一支能征善战的优秀团队。
2005年联合国推出普惠金融概念后，国际 社会 开始对其广泛关注。欠发达国家、地区大力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我国政府也不断发文大力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旨 在 让 社会 各阶层和群体都能够享受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建立有效、全方位为 社会 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在 政府大力推动、 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服务体系，服务覆盖面达到一定水平，移动互联网支付得到一定普及。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 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到13.39万亿元人民币。但相较于其庞大的服务对象和资金需求，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的要求和 社会 的期望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
1 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中暴露的 问题
1.1 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的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高度重视，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文件来推动其发展。这些文件 在 宏观层面上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是没有进行细化，对普惠金融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布局，从而导致金融机构 在 发展普惠金融时缺乏主观能动性。
另外， 在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顶层设计也存 在问题 。首先，普惠金融相关的法律体系没有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的发展缺乏清晰的法律规范。其次，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由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导致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最后，普惠金融的监管政策不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监管的缺失。
1.2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
无论是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消费者都存 在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的情况。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普惠金融存 在 误解，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贫”，要不就是忽视了风险 问题 ，降低信贷标准，盲目 推进普惠金融 的发展，要不就是感觉风险过大，不愿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阻。
同时，由于普惠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是弱势群体，这类人群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金融不甚了解。他们很容易 在 对普惠金融提供的产品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只看到了高额回报却忽略了风险 问题 ，结果与服务提供者产生纠纷。还有一些不法机构利用消费者金融知识的贫乏，假借普惠金融的名义，做一些诈骗的违法行为，产生非常不好的 社会 影响，从而制约 普惠金融发展 。
1.3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商业 银行 为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但是由于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端客户，对 普惠金融发展 缺乏重视，导致普惠金融进展很慢。而以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为主的金融机构虽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金融、小微金融，但是其自身实力不足、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其服务不够深入、覆盖面不广。政策性金融机构则大多数是靠财政拨款，缺乏商业可持续性，无法保障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
1.4 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
普惠金融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具有高风险的特性。普惠金融除了要 面临 着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等传统风险之外，还要 面临普惠金融发展 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信息安全风险、资金挪用风险、洗钱和套现风险。[1]普惠金融更需要建立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
而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没有建立起安全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 在 风险控制 方面 存 在 较大的 问题 。普惠金融消费者主要是长尾群体，信息收集难度大，导致其风险控制的难度非常大、调查成本非常高，传统的风险控制方法根本不能适应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2]因此许多金融机构罔顾风险，导致大量风险积聚。
1.5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融资成本高
目前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虽然推出许多普惠金融产品，但是大多数产品设计存 在 许多 问题 ， 在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 方面 设计呆板，同质性强，缺乏创新，尤其是利率 方面 普遍较高。普惠金融消费者来源广泛，需求也不一而足，这些产品往往根本不能满足其需求。而且，大量普惠金融产品消费者缺乏对产品的鉴别能力，监管部门对产品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普惠金融产品的市场混乱，普惠金融的风险加大。再加上目前大多数普惠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都 在 15%～20%左右，虽然要比高利贷低，但是却远远高于 银行 的贷款利率。这无疑对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普惠服务的提供都带来不利影响。
2 促进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引导。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细致规划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 统筹规划、均衡布局、组织协调、政策扶持等 方面 做出系统性的布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 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有机统一。
在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首先要加快普惠金融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的步伐，积极出台普惠金融法律法规，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规范的同时为其保驾护航。其次，加快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和信用平台建设，积极结合金融 科技 ，扩大现有信用体系的覆盖面，缓解 普惠金融发展 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 。最后，加强监管，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及时打击不法行为，纠正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2.2 提高认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保护
一 方面 ，对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加强培训、提高认识，使其清楚认识到普惠金融不是“扶贫”。普惠金融虽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金融模式，但业务面非常广、资金需求非常大，是一片业务“蓝海”，等待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大力开拓。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时不能罔顾风险，不能盲目推进，应遵循市场规则积极推进。
另一 方面 ，要完善消费者教育保护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宣传册、宣传流动车等工具积极进行金融知识扫盲，普及金融知识，使普惠金融消费者能够理性地运用金融工具来享受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妥善处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此，方能营造出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2.3 健全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国家应加快现有传统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改革转型，积极引导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继续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其 在 普惠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国家应 在 现有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学习格莱珉 银行 的经验，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普惠金融市场，成立专门的普惠金融机构，以此增强直接服务普惠金融消费者的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和能力也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全面扶持普惠金融的发展。
2.4 借助金融 科技 ，健全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随着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潜 在 的金融风险也正 在 不断积聚。目前大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风险的防控仍然采用传统的风险控制体系，这已完全不能满足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化的 普惠金融发展 体系， 在 风险防控时我国也应该借助金融 科技 的特征将其合理地运用到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中去，建立一套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积极主动将大数据等金融 科技 运用到普惠金融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每个环节中，提高自身的金融风险分析和评估水平，完善风险控制模型，准确识别、预警、防控普惠金融风险。而各级政府也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推动普惠金融数字化的进程。
2.5 降低融资成本，推出产品定制化服务
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根据消费者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结合金融 科技 ，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结合消费者自身的情况， 在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担保方式 方面 进行合理设计，为其提供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 在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时，尤其要注意担保方式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不动产抵押担保，要积极尝试保险基金担保、互助联保、再保险担保等担保方式。产品贷款利率设计时要走保本微利之路。普惠金融应该是以低成本、广覆盖、易获得、可持续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 在 经济利益和 社会 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切实为普惠金融消费者提供“普惠”的金融服务。
❸ 拉美小微金融监管模式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实践，金融监管有四种主要模式：即美国模式、香港模式、澳洲模式和英国模式。
(一)美国模式。专业监管模式。
(二)香港模式。与美国的模式相近。
(三)澳洲模式。双峰模式 。
(四)英国模式。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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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
(一)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
(二)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功能性金融监管优势在于：
1、功能监管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效率地实现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金融制度结构上。
2、按照功能要求设计的公共政策和监管规则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无须随制度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3、功能监管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能减少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从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转变
(四)从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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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现状
1.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模式。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标志着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 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其中，银监会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负责证券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制定。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指出三家监管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备忘录》还提出，可以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其它相关部委参加“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备忘录》的公布标志着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正式建立，并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备忘录》中提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按其主要业务的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子公司和各职能部门，按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
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1)缺乏信息共享和行动的一致性。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各监管者可能对本部门的市场情况考虑的较多，而对相关市场则不太关心。尽管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
(2)可能产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当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多个金融市场时，分业监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机构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经营，但却面对不同的监管者，缺少统一金融监管的约束，故在决策时缺乏全局利益考虑，容易滋生局部市场投机行为。因此，综合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的金融风险。
(3)致使金融创新乏力。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个监管者都选择直接管制的监管方式，对所监管范围内的市场风险过于谨慎，对所有创新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强制金融机构执行其规定的资本要求，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研发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又需要背负沉重的创新产品审查成本，则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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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
1.美国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然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联邦或州)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德国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德国的全能银行能够渗透到金融、产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例如，规定银行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对债务负责的资本总额；代客户出售证券可以卖给银行自己，但价格不得低于官价；代客户买入证券可以收购银行自有的证券，但价格不得高于官价等。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KWG)。《联邦银行法》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的稳定性和债权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联邦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力。《信用制度法》规定了从事信用活动的金融机构，要在哪些方面接受监管。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3. 英国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同时，英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有较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以防止各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部扩散。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 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4.日本模式
日本战后5O多年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是一种行政指导型的管制。大藏省负责全国的财政与金融事务，把持对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大藏省下设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银行局对日本银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证券局对证券企业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督。国际金融局负责有关国际资本交易事务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监管体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大藏省在监管中经常运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1997年，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来对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日本颁布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与大藏省平级，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监管权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 2001年，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的职能也分别归属给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厅成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日本单一化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比较以上四种模式，美国模式可以称为“双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对银行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联邦制国家因地方权力较大往往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德国、英国模式基本可以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其优点是，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配合。从德国、英国的实践来看，人们习惯和赞成各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个不善于合作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这种体制也面临同双元多头管理体制类似的问题，如机构重叠、重复监管等。虽然德国和英国同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但是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相比，更加强调其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之间既要相互协作而且还要保持各自的独立。而日本的金融监管事务完全由金融厅负责，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划为“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其优点：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规统一，金融机构不容易钻监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弊端，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但是，这种体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门养成官僚化作风，滋生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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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1.我国的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具体对我国来说，首先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分部，专门负责处理全国金融监管事务，并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抽调人员和资源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人民银行管辖。其主要职能是：三个监管委员会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汇集到协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整理和分析，建立相应的金融信息数据库，结果由三个监管委员会共享，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数据库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换；协调委员会没有监管权力，仅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由协调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协调。
2.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1)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进行修改，确立混业经营的合法地位，为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预留空间，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针对现行的混业经营的机构和方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2)构建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中国作为国际清算成员国，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新协议》的要求，针对《新协议》的原则和监管框架及时采取措施，以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3)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4)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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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1]
一、全球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四个特征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99年美国《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为标志，全球的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的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美国旧的金融监管体系采取按不同金融机构的类别进行纵向分别立法、分别监管的模式。如银行领域有《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由美联储等机构实施对货币存款机构的监管)，保险领域有《州保险法》(由州保险理事会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证券领域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等(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监管)。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法案》后，美国采取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与专门机构分层的金融监管模式，综合监管与分立监管相结合。与此同时，英国、日本等国也通过金融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框架。统一监管提高了复杂金融联合体的监管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顺应现代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
2.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同时，功能性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因而可以实现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监管。最后，由于金融工具所实现的基本功能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规更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3.从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转变。从监管内容上看，由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各国监管当局相应地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从单纯的表内、表外业务扩展到所有业务。从监管重点来看，以往的金融风险监管侧重于信用监管，但银行还可能因为其它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因此当前国际金融业的监管除信用监管外，还重视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从监管范围上看，国际金融监管也从单纯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转向以最低资本标准、监管当局的检查及市场自律三个层次的全面监管。 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新资本协议》咨询文件，继承了1988年老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同时吸取《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原则，即改进最低资本要求框架、发展监管评价程序以及强化市场自律。
4.从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转变。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金融业务与机构的跨境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巴林银行的倒闭，使各国监管当局认识到各国的信息沟通对于加强国际银行及其经营活动监管的重要性。国际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使得全球范围、地区范围及双边范围内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管合作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国的金融安全及经济安全与国际金融市场波诡云谲的变化息息相关，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的监管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监管从国内单边监管转向国内国际的多边监管，从封闭性监管转向开放性监管。
二、分层监管和单层监管：国外实践
1.美国的分层监管模式。美国在1999年之前实行个别立法、分业监管的体系。《服务法案》颁布之后实行横向综合性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错综复杂，既包括基于联邦法设立的监管机构，也包括基于州法设立的州政府监管机构，而且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又分别设立监管机构，这样美国的监管体系包含联邦政府、州政府与专门机构三个层次。对银行的监管有四个独立的机构：美联储(FRB)主要负责监管州注册的联储会员银行(1999年之后美联储拥有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职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负责监管所有州注册的非联储会员银行；货币监理署(OCC)负责监管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储贷监理署(OTS)负责监管所有属于储蓄机构保险基金的联邦和州注册的储贷机构；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负责监管所有参加联邦保险的信用社。除货币监理署和储贷监理署在行政上隶属财政部外，其余3家则为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
由于美国上实行联邦制，因而金融监管也采用联邦法和州法双轨制度。对银行监管除了以上提到的联邦政府监管机构外，每个州又都设有自己的监管部门，通常称之为DFI，主要负责对本州注册的银行，尤其是本州注册的非联储会员银行的监管。这样美国的银行同时处于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双重监管之下。
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保险领域有州保险法规定的州保险理事会对保险业务实施监管。由于《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废除，美国确立金融持股公司为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制度框架，在存款机构、证券与保险三者的监管关系上，根据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美联储拥有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权力，必要时也对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因此美联储成了能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唯一一家联邦机构，其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其它监管机构之上。另一方面，当各领域监管机构断定美联储的监管制度不恰当时，可优先执行各领域监管机构的制度。美国的新监管体系将存款机构、证券、保险融为一体，体现了功能性监管的特色。
2.欧洲的单层监管模式。德国是最早建立独立的综合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德国长期实行全能银行制度，银行可以同时兼营证券和保险业务。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和美国都属混业经营，但两者却存在很大差别，德国是基于银行内部的综合经营，而美国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的混业经营，这是导致两国金融监管模式存在差异的一个直接原因。德国实行单层的综合金融监管制度，早在1961年，联邦德国通过了《银行法》，授权建立联邦银行监督局(隶属于德国财政部)，统一实现对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务的监管。
但银监局并非德国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与此同时，银监局自身缺乏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机构和网点，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被要求参与银行监管。两者具有明显的职责分工：银监局负责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有关监管的规章制度，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报告进行，进行日常的监管活动。银监局的主要职责是防止滥用内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监管信息以及监督重大的股权交易等。在涉及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重大政策上，银监局需征得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同意。除此之外，德国还专门设立“联邦证券交易监督局 (证监局)”负责对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的管理。因此德国的金融监管以一架飞机作比喻的话，就是以银监局为机身，中央银行与证监局作为两翼的综合监管模式。
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与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相对应，实行分立的金融监管模式，即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一些自律组织分别对三者实施监管。80年代以后，随着混业经营的，分业监管已逐渐不能适应金融管理的需要。90年代英国“金融大爆炸”将英格兰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并于2000年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上确认了这种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
从欧美监管模式可见，无论是美国的分层监管还是德国的单层监管，都是一种基于混业经营的功能性监管。美国、德国采取综合监管与专门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而英国、日本则采取大一统的监管模式，各国的监管体系都是根据现实的国情传统与变革相结合的产物。
近年来，中国小贷公司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各省市区均设立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数量为5267个，比2010年底增加2653个，增幅超100%，实收资本4257亿元，贷款余额4893亿元，农村和小企业是主要的贷款对象，大学生创业小额贷款也包含在内。随后，国内主要的农村信用社也派出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折叠泛美开发银行
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成立于1959年，包括泛美开发银行(IDB)，泛美投资公司(IIC)和多边投资基金(MIF)三个机构，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有48个成员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其宗旨是促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于2009年1月正式加入，成为该集团第48个成员国。
折叠主要代表发言内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围绕小微金融服务，当前应积极调整金融结构，培育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使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小微金融服务中找到其定位，使其与小微企业的实际需要相匹配。
会专家表示，目前中国小额限贷资金供给依然严重不足，制约了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加大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潘功胜出席并致辞。 潘功胜指出，此次研讨会的举办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与泛美开发银行签署联合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双方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❹ 《关于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通知》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推动小微企业金融供给总量有效增长，质量、效率、效益明显提升的总体目标，对银行保险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明确了以下政策要求：
1.保持稳定高效的增量金融供给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全年要继续实现增速、户数的“两增”目标，其中五家大型银行要努力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全年增长30％以上。要求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发挥行业带头作用，强化“首贷户”服务，努力实现2021年新增小微企业“首贷户”数量高于2020年，大型银行要将“首贷户”纳入内部考核评价指标。大中型商业银行在对一级分行的信贷计划分解上，要向业务基础薄弱地区合理倾斜投放任务，压实责任。
2.着力优化金融供给结构
继续加大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探索完善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制定覆盖上下游小微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优化对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的融资和结算服务，有序发展信用融资和应收账款、预付款、存货、仓单等动产质押融资业务。
3.丰富普惠保险产品业务
鼓励深化银保合作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创新面向小微企业的保单融资产品。支持保险机构稳健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服务。督促保险机构加强基础管理，提高产品和业务研发的针对性，进一步畅通线上渠道，提高服务效率。
❺ 商业银行应如何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力度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在稳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据统计，全国中小微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60%的GDP和50%的税收，而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例仅20%多一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性。改变对中小微企业认识不足及态度，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不断提高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从根本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难题，全力支持小微企业良性发展。
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
中小微企业与本地中小银行建立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并由这家中小银行向其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包括基本结算及存贷款服务，是理论上最优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
大力发展市场定位更加明确的中小银行是解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最有效的办法。从实证分析结果看，市场定位更加明确的城商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效率普遍较高，它们机构点多面广，具有信息、成本、管理等优势，与小微企业更加“门当户对”。既能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又能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竞争性。因此，直接设立市场定位为小型、微型企业的中小银行机构可以有效提升银行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工作效率。完善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机制，建立适合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估制度，解决中小微企业授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立和完善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相适应的融资模式，合理调整信贷投向，充分发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主渠道作用，突出支持地方重点中小微企业。
改进小微企业信贷管理机制，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加强内部控制和信息化建设，提高专业人员素质，最大限度地降低贷款风险。
一是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统一的信贷管理机制，促进银行贷款营销的积极性，改善金融服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强化贷款责任制，推行以行长负责制为中心的贷款管理体制，明确客户经理的责任，同时建立贷款激励机制，提高客户经理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加强对客户经理的工作能力与道德水平的考核，建立一支品质过硬的客户经理队伍。
二是严格按照中小微企业贷款的规定程序办理和发放贷款，审核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分析其可行性，按规定要求办理。
三是改进和建立适合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管理及审批机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合理下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创新为手段，满足多元化、个性化资金需求。建立适合中小微企业业务开展的信贷制度、风险管控制度和激励考核制度，保证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加快产品及担保方式创新，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中小微企业，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四是确定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合理比例，避免贷款过度向大企业、大项目集中，防止增加信贷风险。
五是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后的监督，定时检查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掌握企业的资金运用情况，对有多个户头的中小微企业，各银行之间应加强联系与协作，减少逃废银行债务现象的发生。
六是加强对中小微企业所有者的约束，为了避免企业所有者逃废银行的债务，可以要求所有者以个人家庭财产作为抵押物品。
发展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发展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不仅仅是银行的社会责任，更是银行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调整信贷结构、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银行要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营销服务，主动参与所在区域政府的产业规划，加强与企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形成良好的关系，取得营销优质客户的先机和相关行业优势客户资源的源头，锁定目标优质客户。借助政府出台与贷款相关的各种补贴、贴息、损失承担政策，可以促使企业按月还款提高企业守信意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银行只对大中型和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开展主动的营销服务，对中小微企业往往坐等上门，为此失去了不少潜在的优质中小微企业客户。
因此，银行要主动挖掘中小微企业市场的潜力，制订并落实资金营销计划，主动寻找、选择和培养客户，满足产品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处理好与工商、税务、海关的关系，取得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盈利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税单、报关单、进出口业务量等，更加有利于优质客户的识别和判断。行业协会或商会是银行拓展目标客户的最有效渠道之一。银行以特别会员身份参与活动，既能了解行业最新的动态及发展趋势，又能广泛地宣传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注重大客户上下游的供应链中小微企业的分析，满足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建立专门的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银行要对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支持力度，对有信用、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微企业给予大力支持。
银行要对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支持力度，对有信用、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微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对暂时盈利能力较差，但市场反应敏感的中小微企业，在审查企业贷款条件时，应把第一还款来源的现金流量情况和企业发展前景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给予适当的信贷支持。
注重信息的准确评价，针对中小微企业投资主体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财务报表可信度不高的特点，对中小微企业的等级评定和客户评价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对企业正式财务报表、商业计划或各类书面文件等硬信息的过分依赖，注重现场调查和收集企业非财务信息以及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记录、还款情况、经营者素质和对银行忠诚度等信息，必要时把借款企业和主要经营者家庭财产合并为一进行信用分析。
充分把握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实施差别化的信贷发展策略
从风险控制、价值发掘和客户管理的角度，对中小微企业客户群体进行合理细分，并实施差别化的信贷发展策略。
由于中小微企业客户群体具有特殊性，在积极发展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时，应高度重视其信贷风险。加强防范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的对策研究，从风险控制、价值发掘和客户管理的角度，对中小微企业客户群体进行合理细分，并实施差别化的信贷发展策略。
在行业上，选择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鼓励具有较强生命力和高成长性、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在产业链上，选择处于重要产业链上下游、为绩优大型企业提供配套协作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在企业生命周期上，选择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且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在客户品质上，重点选择经营有特色、产品有市场、经营效益好、信用等级高、管理较规范、管理人员素质较好的中小微企业。此外，与公司类大企业客户相比，中小微企业客户资金实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建议在客户准入与选择中，充分把握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重点支持与大中型客户建立稳定协作关系的中小微企业客户。
坚持市场原则和商业化运作模式，推进中小微企业业务风险定价
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定价不仅要考虑目前市场竞争情况，更要加强对未来利率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和分析。
中小微企业业务风险相对较高，银行贷款议价能力相对较强，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定价不仅要考虑目前市场竞争情况，更要加强对未来利率市场化发展趋势的判断和分析。因此，要根据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水平、筹资成本、管理成本、收益目标及当地利率市场水平等因素，在科学计量信用、市场、操作风险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弥补资本成本、有利于创造价值回报、有利于防范风险、有利于实现战略预期的原则，对不同行业、不同担保方式、不同借款人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实行不同的风险定价，合理确定价格，对不同借款人实行差别利率，并根据风险变化灵活进行调整。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定价不仅要考虑目前市场竞争情况，更要加强对未来利率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和分析。
从政策上讲，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上浮，没有上限限制，从银行经营上讲，贷款风险大，成本高，应该实行高利率，从道义上讲，银行应该扶持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过高，容易受到指责。由于中小微企业风险大，应该提取较高比例的坏账准备金，这样，利率就应该有所提高。要解决中小微企业承受能力和银行效益问题，首先要求中小微企业依靠自身的积累和寻找合伙人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银行贷款主要满足临时性，季节性的资金需求，这样银行资金所占比重不高，使用时间有限，高一点的利率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随着利率的市场化，贷款利率完全由银行与企业协商，充分发挥资金价格在分配资金方面的引导作用，增加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摘自和讯网）
❻ 大丰农商银行：科技赋能小微信贷全流程服务链
编者按：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商业银行凭借体制及地缘优势，在农村金融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农村商业银行如何拓展业务、管控风险、发挥优势，为 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人民网聚焦大丰农商银行，解读其发展模式，挖掘区域农商银行的时代价值。
当前，金融 科技 发展迎来了重要窗口期，农商银行如何借力 科技 实现弯道超车？大丰农商银行清醒地认识到， 科技 是中小银行破局普惠小微金融服务的必由之路，必须充分利用数据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在风控、产品、运营、获客等全领域重塑小微信贷全流程价值服务链，实现小微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2015年，大丰农商银行曾以“铁脚板”深入乡村整村授信的方式推出了信贷产品“阳光信贷”。依靠巨大人力积攒的小微客户资源如何便捷地运用维护？大丰农商银行作出了有效地 探索 。
推倒“部门墙” 打造“智能服务”新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打造 科技 含量高又贴近百姓的金融环境，大丰农商银行下了一番苦功夫。该行迅速抓住机会，全力支持银行数字化转型。自2019年开始，该行在技术软硬件上投入共约1.7亿元。
在谋划部门整体架构工作中，为了凸显 科技 赋能对银行业转型的重要作用，大丰农商银行设立 科技 信息部，并按照职能结构划分为软件开发中心、运维管理中心和 科技 管理中心，在后端建起一道 科技 屏障。同时，该行还在前端零售业务部设立产品研发部，打造一支既懂 科技 又懂产品的研发队伍。“用通俗的话讲，产品研发部按照要求来‘画图纸’， 科技 信息部负责‘盖房子’。” 科技 信息部副总经理卞毓彬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敏捷转型，建立起前端营销人员和后端 科技 部门的桥梁。结合客户和业务需求，将技术用到实践中。比如一款贷款产品，前端客户经理反馈给我们，我们会适时调整并提交 科技 部门。”产品研发部总经理刘来山介绍，通过在前端设立产品研发部，将 科技 人才向前端输出，可以避免出现后端不懂业务，前端不懂技术的情况，使产品更精准、更有吸引力。
除了从人员和经费上保障 科技 力量运转外，大丰农商银行还特别注重创新这一核心要素。该行客户和流程节点实现标签数字化，产品研发部按照客户实际情况和需求定制信贷产品。
大丰农商银行依托政务数据、银行数据及互联网数据获取征信情况，收集确定客户画像，大数据后台分析确定信贷额度。这套臻于成熟的流程现已满足30万以下的小额贷款全覆盖，实现90%以上个人贷款线上自助办理。
“交易系统”是金融 科技 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而保障交易系统高效运转，提高业务管理效率及规范化程度，离不开“管理系统”的建设。早在2012年该行就开始启动研发“流程银行”系统，将内部所有部门的管理系统进行线上整合，做到数据共享、规范管理、流程简便，从而提高银行内部审批效率。
审批贷款的流程被置于网络“高速公路”上，客户不再像从前一样东奔西跑。对于数据不完善或不正常的客户，“流程银行”系统可以按照自动分析生成清单，提高了客户经理的办事效率。
跨出“铁柜台” 树立“易贷敢贷”新思路
与股份制银行给出信贷金额需要参考客户工资、社保、公积金不同，农商行客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信贷金额不能按照传统模式考量。大丰农商银行通过收集各村农户田亩数、农机数等数据，加入银行信贷系统作为新参数，分析信贷客户的画像，制作数据模型，给出符和条件的信贷金额。
2018年开始，大丰农商银行依托 科技 支撑，将“阳光信贷”打造成“金丰e贷”，农户可以轻松线上进行贷款，从申请到资金到账，最快只需要3分钟。
就当前而言，金融网络化服务，农商行与一些大型银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大型银行因为发展早，投入高，已经抢占了一定的农商客户源。对于农商行来说，如何补齐网上银行业务短板，亟待解决。
前有深入乡村“整村授信”的经验，大丰农商银行意识到，如何让老百姓方便“贷”又敢“贷”，必须要依靠线上，打造便捷又安全的信贷产品。
张老板在大丰开了一家商店，由于受疫情影响，经营周转出现了困难。他想起自己的店铺加入了“大丰农商银行e社区”，就直接通过手机申请，只用3分钟就测出他的贷款额度15万元，然后按照系统提示步骤操作，急需的10万元资金就到了他的社保卡上。
借贷款不用去柜台，不用准备过多的材料，已经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客户的共识，这也是大丰农商银行以客户为中心，改善金融服务的实际措施之一。
为了让老百姓易“贷”，大丰农商银行借力大数据技术，打造“数据评信、银行授信、客户诚信”的新型服务模式，将支柱信贷产品“阳光信贷”进化打造为“金丰e贷”，并先后推出了“金丰随易贷”“金丰E贷”等线上产品，实现在线申请、审查、审批、放款。目前，该行线上业务客户近5万户，贷款余额48.62亿元。其中“金丰随易贷”达18亿元。
信贷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如何把信贷风险降到最低？为了让老百姓敢“贷”，大丰农商银行在发展网络信贷的同时，更坚守风险底线，通过技术赋能提升风控案防能力。“通过 科技 手段，系统实现内部数据实时监测，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客户的画像变化，规避风险。”风险管控部负责人盛冬梅说。
构建“共同体” 践行“排忧解难”新担当
近年来，大丰农商银行秉承“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围绕城乡客户需求，依托 社会 保障卡载体功能，致力打造集“金融+社保+生活”为一体的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把惠民好事做好，把为民实事办实，得到了 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
正是对农商行金融网络化服务有着深刻认识，大丰农商银行以方便城乡客户日常生活为重要目的，将大众客户之“流”归纳成城乡经济之“海”。聚焦当地百姓的衣食住行，大丰农商银行大力发展场景金融，通过搭建互联网金融平台，营造起一个有区域特色的金融服务生态圈，在提升银行获客能力的同时，也为大丰居民和商户提供了更多便利。
实体商户受到市场冲击经营遇到困难时，需要打开营销渠道。大丰农商银行通过开发微信小程序、APP建立快销品营销渠道，将商品与客户对接，让客户以更便利的价格获得优质的商品。
在大丰区，有一张帮助居民开启衣食住行新体验的“金融钥匙”，这是该行在大丰地区代理发行的 社会 保障卡，其服务场景涵盖医疗、教育、 旅游 、交通、校园等众多领域。目前，该行代理发行社保卡72.6万张，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
拥有了与城乡客户息息相关的渠道，大丰农商银行积极践行 社会 责任，对接卫健委、医保局等单位，加大资金投入，与大丰各级医院深入合作。据悉，大丰农商银行投资1000多万元，在140家医保定点单位布设扫码设备。“对于农商行来说，不仅要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还要利用资源为客户排忧解难。”大丰农商银行网络渠道部总经理宗慕说。
❼ 小微企业金融政策
人民银行多措并举，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加强信贷政策指导，督促金融机构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完善市场化融资环境，拓宽中小微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持续开展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
法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第一条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的目标。继续坚持“两个不低于”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目标，在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全年货币信贷总量的前提下，优化信贷结构，腾挪信贷资源，在盘活存量中扩大小微企业融资增量，在新增信贷中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份额。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细化“两个不低于”的考核措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比例、贷款覆盖率、服务覆盖率和申贷获得率等指标，定期考核，按月通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商业可持续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单列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合理分解任务，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并由主要负责人推动层层落实。（人民银行、银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❽ 刘光溪：《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为向经济大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显著。中央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金融资产成为居民个人重要的持有资产，金融业全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促进了市场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进步，就不可能有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业务运行机制，其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在非公经济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性配置，对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构成层层的制度性约束。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型微型企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报告后，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
一、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逼出来的结果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从1952年开始，我国对国民时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和整顿，各种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接管、没收、终止或兼并，成为国营或者公私合营金融机构。1959年起，全国各地金融机构陆续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1978年，我国实行民生改革开放的兴国战略，从上至下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续了人民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的特点，国有银行或者保险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机构，快速有效地弥补了省、市、县三级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的问题。
此次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政策性、商业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机构都毫无疑问坚持了向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靠拢，成为所谓正规、正统的国字号或准国字号的金融机构。这种国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则采取了卡压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复无常的态度。特别是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所出现的部分金融风险时，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不是通过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营金融活动。本世纪初，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一级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三农经济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迫切地需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导致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蓬勃兴起，这种大而不当的金融服务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经济与金融服务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当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一）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导致民生与三农金融资源供给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结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为农业反哺工业，集中有限资源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金融资源高度集中，这在银行业方面特别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84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3.07%。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比重为44.93%，占17家主要商业银行比重为71.47%。17家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县市一级金融资源供给的缺失。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了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我国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质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成立的初衷是立足当地，服务三农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然而，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机构不是农户自愿入股、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是从上而下设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向集体所有、国有靠拢的模式。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出资人，县级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准分支机构，出现脱农进城发展倾向，背离了其成立时宗旨，基层金融缺乏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二）区域正规金融分布严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在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主要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大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式组织结构的便利，把金融资源从基层向省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集中，投向效率相对较高的省市和项目，寻求更多的利益空间和发展空间，却加剧了金融资源省市一级的分布不均。
在银行业，东部地区法人机构占全国比重仅为27%，却集中了60.2%的银行资产，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江苏六省市的银行业资产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50%。同时，全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的总部全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在保险业，东部地区法人保险数量占全国的比例高达86.4%。在证券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的占比分别为67.6%、97%、69.5%。金融机构总部分布不均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东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3.2%、76%、67.6%。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48.4%银行资产集中在东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等高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背景下，金融资源的过度向东部地区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金融政策和调控主要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权。在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这无疑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这不利于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增长，很容易导致我国区域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出现所谓的李嘉图陷阱。这迫切需要发展自主内生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调控权、发展权严重缺失限制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现有分业垂直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大一统金融体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主导了全国金融立法权、监管权和调控权，还通过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对省市县三级金融实施监管。分支式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金融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基层的金融信息，金融监管滞后、监管弱化和监管真空在所难免。更为严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剥夺了省市一级地方金融的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难以对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的民营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管理。这种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只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只能加剧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积累与积攒。
面对众多分散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审慎监管原则，限制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人设立金融机构。在过去30年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民营金融屡遭取缔、禁止和打压，只能走向地下、转入灰色，然而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和膨胀起来，成为所谓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切需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赋予省市一级地主政府金融发展权和管理权，规范和引导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四）县域金融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
我国县域金融体系是强制性外生供给制度变迁的结果，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通过行政手段在县城一级成立分支机构，解决了大一统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机构严重缺失的状况。这种金融制度一方面为县域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导致县级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过于低下，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利率机制也难以发挥价格机制作用，调节金融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国对金融机构采用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忽视了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从某种程度剥夺了基层金融发展权、监管权、调控权等方面话语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险机构是县域一级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大多只能提供比较单一的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三农经济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不利于经济薄弱领域的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
县域金融制度演进必然导致县域金融出现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催生了民间借贷、农村合作基金、轮转基金、民间天使基金、私人钱庄等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它们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开展各种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和经济薄弱领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但主要采用分散、隐蔽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管理和借贷形式极不规范，留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往往成为金融稳定最后处置的直接责任者。
（五）民间金融机构非公开化经营隐藏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安排，是一种自发的、内生的、贴近市场的金融行为，其活动完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通过利率机制自动地调节市场供求，真正地体现了金融市场上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为彻底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机构扩张过快，出现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取缔了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开走向灰色、黑色领域，成为影子银行。
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影子银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扩张，融资总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略高于五大国有银行贷款总规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隐藏了潜在的信用危机，2011年8月以来，浙江温州、河南郑州、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先后爆发民间金融危机，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下才暂时得以稳定。面对民间金融危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筑好与民间金融之间的防火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与民营金融机构的合作。这种重防范、轻合理引导其规范发展的监管理念并没有跳出传统压制、限制民营金融发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间资本只能继续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这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导致正规金融越压抑，民间金融就越自由快速发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所导致的体制机制障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等民营金融机构，新一轮民间金融危机还将会爆发，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新一轮冲击。
三、我国民营金融机构的主要优势与弱点
民营金融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但并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中非国有持股部分，在这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并不能对国有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发挥决策和主导作用。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其资本在机构中占据主导或主要控股地位，经营管理行为自主决定，风险自我承担，优势与弱点同样明显的一种原生态金融。
（一）原生态型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诞生在正规金融普遍缺乏区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实体经济经营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需要大量小额、分散、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经济薄弱领域设立分支机构，很难与零星、分散的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相关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发挥大型正规金融机构规模化经营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源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自然浓厚乡土气息的信用融资需求，在其诞生的早期是一个过渡性、转轨性和阶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对广大农村地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薄弱地区提供服务，体现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原生态型信用本质。
（二）机动灵活性
大型金融机构为大型企业大项目提供服务，小型金融机构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演进过程中自然分工的结果，它是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凭借自身较大的规模优势、较高的管理能力和较强的资金运作能力，能够承受较大经营风险，很容易获得规模报酬，主要对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提供服务。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现有民营金融机构是自发诞生的，所要求的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小，但具有经营机动灵活的特点，很容易与农户、小微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提供小额、期限相对较短且流动性较高的信用资金，满足其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三）无担保性
金融机构是以经营资金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企业，对贷款发放有严格限制的标准条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为贷款偿还提供保证。大型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经营优势，很容易满足借款条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相比较而言，农户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所拥有的财产价值较低，能够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普遍处于创业前期阶段，经营风险较大，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较低，没有规范经营的财务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只给予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较少的融资支持，这导致二者主要依赖于民营金融机构提供信用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无担保关系型融资。民营金融经营比较灵活，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相互信任的长期合作关系，提供无抵押担保信用融资，有效解决借贷市场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弥补大型金融机构所留下金融服务的空白。
（四）市场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民间金融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普遍缺乏。面对广大小额、分散、流动较高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薄弱领域正常的金融服务需求。这种状况主要是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提供金融产品单一，存在严重利率管制，导致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自由发起成立的，是一种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灰色与黑色金融机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它们的信用资金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使用，以满足不同经济主体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其中利率成为调节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主要价格机制，基本上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民营金融因此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彻底的领域。
（五）脆弱性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出现。民营金融机构源自于民间自发性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其快速发展同样滋长了脆弱性，特别是在国家监管部门任其自生自灭的条件下，民营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显，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数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是风险较高的群体，高利贷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加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成本和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贷款收回的风险。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当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加大时，容易滋生贷款对象的投机性、庞氏性的融资需求，这导致贷款回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民营金融机构小微型、经营风险较高等特点，在筹资市场上很难与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当面临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加大时，导致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周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不对其提供流动性支持，民营金融机构是难以利用筹资市场解决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这容易导致民营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倒闭，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显然，我国民营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国金融领域体制机制障碍所造成的，这加大了民间金融正常运行的风险，对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四、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经历了鼓励、禁止取缔、再鼓励的伏起宕跌演进历程，这既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也有我国金融实践方面的困境，这导致我国民营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夹缝中寻求生存，难以通过阳光化、规范化的经营，逐步成长壮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和服务保障。
（一）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理论障碍
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这种金融体制把民营金融当作异类，完全剥夺了民营金融的基本生存权。改革开放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我国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这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对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始终持有不确定、不明明朗的态度。每当部分地区出现金融风险的发展态势时，民营金融机构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地区的民营金融机构获得了蓬勃发展，其灵活的经营模式对正规金融机构经营构成了竞争威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为了维护、保护国有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打压限制，最后被迫关闭、被合并与兼并，逐步走向灰色区域。
在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下，金融领域由于经营的特殊性，存在更为严重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和理论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继续生存，从而构成了我国独特、奇特的民间金融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史也实属罕见。
（二）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践障碍
我国金融机构分布主要与五级行政管理体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层层分支式组织结构，这导致上下级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滞后，这无疑加大金融运行的成本。特别是县城以及乡镇一级金融发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也导致基层金融风险加大，难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面对基层金融风险出现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基于风险、监管成本、监管信息等方面的考虑，首先禁止和取缔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限制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2006以来，伴随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和落后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民营经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要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解决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缺失的困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其中，村镇银行要求大型银行机构参与发起设立；小贷公司只贷不存，防止其规模扩张。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903家，小贷公司6555家，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疑于杯水车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仅江苏和浙江两省小贷公司的贷款占全国比重高达31.13%。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是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这导致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难。
五、加快推动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我国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转轨，就必须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为指导，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一）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机构须有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统一为金融机构。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实状况，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调整与整合
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职能，履行好法律赋予职能与职权，实施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职能，改变依赖信用资金计划控制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留下合法的空间。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监管部门，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改变目前分业垂直的监管模式，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务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
（四）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强化和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支持民营机构的发展
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对民间融资动态跟踪，确保民营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民营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制订支持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
❾ 银行为什么能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
身小微企业发展及其融资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小微企业对GDP税收、就业贡献大。此外，小微企业体制机制灵活，在科技、产品等创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就我国而言，小微企业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是在市场经济下，很多企业只能从小微起步，逐步发展起来。因此，越是搞市场经济，小微企业就日益重要。二是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看，目前正经历农村非农产业、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讲，大量小微企业的成长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载体。 对商业银行而言，小微企业融资，由于其特殊矛盾、特殊规律，是一世界性难题，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事实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以及我国近年来从商业银行到政府等机构，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实践探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 做任何事情，只有认识并把握了其特殊矛盾、特殊规律及其决定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心应手。做小微企业融资也是这样。所谓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最佳实践，就是在认识并把握其特殊矛盾、特殊规律及其决定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的实践。而据笔者观察研究，就小微企业融资对象及其过程和结果而言，其特点主要有: 一是初创成长阶段。少数小微企业或超越初创成长阶段，比如某些百年小微老店，但初创成长阶段是绝大多数小微企业的生命周期特征。后几个特点实际上都派生于或附属于这一生命周期特征。所以，做小微企业信贷，必须认识并把握这一生命周期特征。这就需要商业银行针对初创成长阶段小微企业提供相应的产品及商业模式。 二是平均存活率较低。这对商业银行的解决方案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要审慎甄别，严控风险。其二是要发挥各方主观能动性，尤其是通过商业银行与小微企业的共同努力，总体延长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 三是少几可能做强做大。尽管小微企业总体平均存活率较低，其中少几却可能做强做大。商业银行应具备慧眼识珠、伯乐识马并谋划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的智慧。 四是业主家族式治理。大部分小微企业属于个体私营性质，通常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这就要求商业银行更多了解业主家庭、家族，从知晓客户到亲近客户到帮助客户到感动客户，从而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形成真诚互动， 五是财务报表不规范甚至虚假，隐瞒企业的真实经营状态，误导银行发放贷款或者是获得贷款后改变资金用途等。对此，商业银行要有解决方案，根据小企业提供的原始单据，以及搜集和了解到的相关信息，了解企业资产与负债的真实状况。 六是急小短。这是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突出特点。急，商业机会稍纵即逝，需急钱抓商业机会;资金周转困难或断裂，需急钱解困救命。小，少则千百，多则几百万。短，周转一下，过个桥，过个夜。这对商业银行的启示是:第一，要快速决策。必须构建高效快速授信决策机制。第二，要发展小额信贷。第三，要研发超短便利信贷产品。 七是成本较高。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往往额度小、频率高，这使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方的成本大大高于大中企业。除了需要政府补贴及税收等政策优惠，也需要商业银行采取针对性管理及技术手段尽可能降低内生成本。比如数据仓库技术和网上银行两项技术的应用，就可大大降低小微企业信贷的内生成本。 八是风险较高。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较高是小微信贷的固有特点。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良率分别为3.9%、5.7%和7.4%，小企业的风险比大中型企业分别高46%和90%。针对于此，商业银行要有一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有能力承受并管控相应风险。既要善于风险定价，同时又要防范“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更要善于利用政府和社会组织资源管控风险。 九是单靠市场机制不能收敛于有效均衡或出清。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65%左右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25%左右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10%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来源于民间集资方式，有2/3的中小企业普遍感到发展资金不足。据统计，我国银行针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而83%的小微企业更愿意选择民间借贷来实现融资，通过银行融资的部分尚不足2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应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以及利益动力不足或利益机制不完善。这就要求:第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更要有所作为。比如建立政策性风险补充制度;完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政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差异化监管及货币政策;建设良好社会信用环境。第二，中介机构要有所作为。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有效分散小微企业信用风险;加速建立健全征信系统，完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第三，作为需求方的小微企业自身要有所作为。比如诚信、守信，不要动辄“跑跑”。第四，作为供应方的商业银行当然更应有所作为。应更主动更积极地接近、知晓小微企业，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弥补信息不完全，同时不断创新与小微企业共生共荣的产品及可持续商业模式。 从哲学上讲，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规律面前就无所作为，人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上述小微企业融资的九个特点，是规律性的，因此，必须在尊重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所谓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最佳实践，不外两点:一是尊重客观规律，充分认识并把握规律性的小微信贷特点;二是在不断实践中，尊重客观规律，针对小微信贷特点，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前者可谓“因你而变”，后者可谓“因我而变”。这也是做好小微信贷的唯物辩证法。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最佳实践导论》一书系统而深入地梳理研究国内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的实践经验或最佳实践，从一定理论高度总结提炼商业银行及政府机构在这方面的“最佳实践”。通过这部力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而实事求是的专著，希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小微企业融资的方法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