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金融机构

㈠ 部分上市房企债务暗存“隐秘的角落”

身陷财务危机的泰禾集团近日在回复深交所年报问询函中，披露了公司最新债务情况：截至7月7日，泰禾集团逾期未还债务金额为270.65亿元，占泰禾集团最近一年经审计归母资产137.38%;同时，2020年年内到期债务为555.11亿元。《经济参考报》记者查阅泰禾集团最近两年年报数据，该公司2018年、2019年资产负债率连续下调。
记者调研发现，部分以高杠杆撬动规模扩张的上市房企，其权益大幅增加，导致净负债率降低。这些看似“权益”的背后，疑似存在“明股实债”等财务技法。今年以来，在坚守“房住不炒”底线的背景下，叠加行业下行、疫情影响等多重因素，部分房企的偿债能力和现金流持续承压。
债务规模双位数增长负债率却保持稳定
《经济参考报》记者发现，部分上市房企债务存在“隐秘的角落”，这些企业通过增加权益等财务手法，使负债率呈现下降的“假象”。
记者查阅正荣地产2019年财报发现，截至2019年末，正荣地产负债总额为1381.59亿元，较2018年末1169.2亿元增加18.17%。但该公司2019年净负债率为75.2%，相较于2018年的74%仅微增了1.2个百分点。在负债总额和借贷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该公司的净负债率依然保持平稳。
负责正荣财务的人士介绍说，这与该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爆发式”增长密不可分。该公司2019年财报显示，正荣地产少数权益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合并报表中的39项股权占比较小的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开发的物业。正荣地产在其中的权益占比大部分为13%至35%，仅有三个项目的权益占比接近50%。
业内人士认为，“谁操盘谁并表”的财务方式可能虚增了所有者权益，实则隐藏了负债。根据净负债率=(有息负债-货币资金)/所有者权益，一些房地产企业通过增大分母，降低了净负债率。
克而瑞研究中心选取的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总有息负债规模为46942亿元，同比增长16.4%，86%的典型上市房企总有息负债增加。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上市房企的有息负债总量出现“双位数”增长，但总体负债率却表现稳定。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19年沪深上市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68.8%，内地在港上市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仅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75.5%。
另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2019年上市房企总权益增长21.67%，高于有息债的增幅。业内人士指出，部分上市房企净负债率下降主要是因为权益规模增长显著，高于有息负债的增幅，这一现象值得监管部门警惕。
“房企权益上涨，一方面，来自于2019年房企股权融资的上升;另一方面，随着房企间合作或收并购行为不断增多，少数股东的权益规模和占比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甚至虚报，由此导致其权益虚增、净负债率下降。”一位房企高管表示。
永续债成避债洼地“隐性杠杆”推高风险
今年以来，“房住不炒”依然是楼市调控的主基调，房地产融资环境并未放松。记者发现，在期待融资放松无望的背景下，部分上市房企疑似通过“明股实债”的方式做低负债水平，进而求得更高的评级、更低的融资利率和更畅通的融资渠道。
《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不少有央企背景的房企大幅增加永续债发行。数据显示，2019年房地产行业发行永续债的规模约47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其中，在前15强的房企中，招商蛇口、保利地产和华润置地三家央企的永续债均大幅增长，分别达190亿元、156.8亿元和100亿元，同比增长171.43%、141.23%和100%，三家房企的永续债新增总额接近行业总量的55%。
“如果把永续债计入债务，2019年上市房企的净负债率将大幅上升。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房企将其统计为权益，因此超半数上市房企的净负债率实际是上升的。”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表示。
“永续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净负债率，优化了财务报表，但实际上将对房企产生未来的偿债压力。”中国指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认为，伴随大量债务到期，上市房企的短期偿债压力将持续增大。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近年来，表外融资成为房地产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体现为通过联营合营企业融资、“明股实债”融资等。表外融资会让房企债务隐性化，通过优化财务指标，误导有关部门高估房企偿债能力。
易居沃顿PMBA房地产投融资组课题组组长、阳光城执行副总裁吴建斌在“激荡时代，逐浪未来”易居沃顿房地产实战经营与商业管理项目课题发布会上透露，销售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尤其是500亿元以下的中小房企的净负债率更高，有的企业实际上已经达到200%甚至300%。
“在房地产行业上行阶段，负债率高一点没关系，用融资推动业务发展没问题。但从2018年开始，行业进入平稳发展的‘横盘’阶段，利润率呈现下跌趋势，每年下跌1%左右，目前市场的整体毛利率约25%，中小房企的净利润率在7%至8%，一些小企业甚至更糟。在‘房住不炒’的调控基调之下，中央对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放松，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持续从紧的情况下，高负债的房企风险就非常大。”吴建斌说。
融资环境持续收紧房企偿债能力面临大考
记者发现，在融资渠道持续收紧、融资成本持续提升的市场环境下，房企又迎来偿债高峰期，偿债压力剧增，资金链面临考验。
房企负债规模上涨明显加速。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9年132家A股上市房企负债总额达94861.01亿元，较2018年的82263.74亿元上涨13.28%。其中，13家企业负债超过2000亿元，较2018年增加一家。万科、绿地控股两家负债总额均超1万亿元，万科达14593.5万亿元，绿地为10143.14亿元，保利地产负债总额也多达8036.86亿元，新城控股达4001.75亿元。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上市房企中，恒大、碧桂园也拥有超万亿元负债，恒大中国负债总额18480.4亿元，碧桂园负债多达16885.44亿元。
从负债率来看，负债率超过85%的达11家。其中五家超过90%，分别是*ST松江负债率94.72%、云南城投负债率93.75%、鲁商发展负债率91.62%、京投发展负债率91.05%、中南建设负债率90.77%。
净负债率方面，更是多达36家房企净负债率超100%。其中，*ST松江高达827%，云南城投为732.48%，京投发展为710.29%，泛海控股为277.33%，泰禾集团为248.33%。
在负债大幅上涨的同时，房企融资成本也有所上涨。2019年下半年以来，房企平均融资成本上升明显。2020年，多数上市房企在融资调控继续收紧、偿债高峰到来之际，开始有意控制负债、降低杠杆。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业绩会上表示，该公司未来三年将聚焦降负债。有息负债每年平均要下降1500亿元，到2022年恒大要把总负债降到4000亿元以下。深圳佳兆业管理层也明确表示，2020年的目标是将负债率下降至120%或以下。富力地产联席主席李思廉表示，今年年内该公司负债率要再下降15%。
由于多元化融资渠道收缩，房企融资成本呈现整体上涨趋势。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从2019年末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融资成本来看，六成公司融资利率上涨，平均成本同比上涨0.33个百分点至7.13%。“2019年境内外融资均有所收紧，融资成本普遍提高。同时，2015年至2017年发行的低成本公司债陆续到期，整体的融资成本水涨船高。”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表示，今年以来，房地产融资规模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房企的融资压力持续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额度和比重是有上限的。若海外债大幅减少，房企的现金流就会捉襟见肘。”
今年4月以来，各大房企海外融资基本停滞。贝壳找房统计显示，前四个月房企债券融资5010亿元，同比下降10%，海外新增债务归零。受4月单月海外债券发行量减少影响，1至4月海外债券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3%，为近十年第三低位。5月、6月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已伤。在此背景下，境内股权融资、永续债、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成为房企补充资金的重要来源。
丁祖昱表示，由于海外债在今年三季度、四季度将面临兑付高峰。境内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债权融资等创新产品的占比恐将进一步提升。
雪上加霜的是，下半年房企将迎偿债高峰期。“房地产行业处于下行期，为了降低风险，房企加杠杆意愿普遍降低。”林波认为，今年宜高度关注开发商偿债能力和现金流状况，避免房企突然“休克”。
泰禾方面，针对2020年到期的有息负债，该公司的到期偿付能力存在一定流动性风险。近期，因流动性受限和融资渠道变窄，惠誉连续两次下调泰禾集团评级。
穆迪则将中国房地产业展望调整为负面，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房地产需求和库存水平造成压力，而境外融资环境仍不明朗。“疫情造成的市场震荡正在加重投资者的避险情绪，这导致境外融资渠道收窄，一些流动性和信用质量薄弱的开发商正面临更高的偿债风险。”穆迪高级分析师何思娴表示。
易居沃顿PMBA战略与组织变革课题组组长、珠江投资集团总裁王晞坦言，房企已出现规模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少的窘境。“房企现在不是为了盈利而存在，而是需要现金流续命，这是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难点。”

㈡ 股票大宗交易中的买方，卖方为“机构专用”隐秘什么

反映了机构资金的动态，为投资者采取跟随策略的重要风向标。

新交易规则规定，机构席位为基金专用席位、券商自营专用席位、社保专用席位、券商理财专用席位、保险机构专用席位、保险机构租用席位、QFII专用席位等机构投资者买卖的专用通道和席位。

机构专用席位反映了机构资金的动态，为投资者采取跟随策略的重要风向标。对市场数据的统计表明，机构专用席位现身的上涨股，后市持续走强的可能性相当大，具备较好的跟踪价值。机构专用席位频繁地出现在交易信息中，印证了主流机构对本轮由股改驱动的价值发现行情的认同与积极参与。

(2)隐秘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股票大宗交易的相关要求规定：

1、交易双方在交易时间内到各自证券营业部，填写大宗交易委托 单，由营业部大宗交易经办人员进入大宗交易系统，并按照委托单内容操作。

2、大宗交易在交易所正常交易日限定时间进行，有涨幅限制证券的大宗交易须在当日涨跌幅价格限制范围内，无涨跌幅限制证券的大宗交易须在前收盘价的上下30%或者当日竞价时间内成交的最高和最低成交价格之间，由买卖双方采用议价协商方式确定成交价，并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成交。

㈢ 反催收联盟“投靠”金融机构：帮其催收赚10%佣金，两头收割

文 | 棘轮

最近，反催收联盟正在“投靠”金融机构——他们开始主动联系金融机构，帮他们做催收。

他们开始争抢催收机构的生意，两头收割：一边收取借款人20%的服务费，一边又收金融机构10%的佣金。

在反催收联盟眼中，借款人不过是他们与金融机构合作的筹码，是“随意收割的韭菜”。

而一些反催收联盟也开始“洗白上岸”，他们开始从草莽中演变出商业模式。

甚至有反催收联盟已融资800万，并准备启动新一轮融资……

最近的反催收联盟让金融机构越发头疼。

他们不再躲躲藏藏，反而“送上门来”。

9月初，一家金融机构的贷后负责人宋明开始频频接到自称“调节中心”、“债务协商机构”人的电话，对方要求见面谈一谈。

宋明知道，这些人基本都是反催收联盟，“就是我们最憎恨的群体”。

谈？有什么好谈的。

“我们手握几万个借款用户，我们可以深度合作。”对方不断抛出筹码，宋明最终决定见一见。

“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对方来了三个人，领头人何晓用时代开篇，开始了和宋明的谈判。

何晓称，在过去，主要是三股势力：金融机构、催收和借款人。

而催收机构明显是站在金融机构一方的，实际上就是两方敌对势力——金融机构对战借款人。

“而如今，又出现了一个中间群体，这就是反催收联盟，而我们站到借款人一方。”何晓表示，这样四方的关系，才是“势均力敌”，才是“公平”。

“我们的出现，有 历史 的必然性。”

宋明并不认可，只是追问：“既然我们是敌对势力，你们来找我们干嘛？”

“借款人更信任我们，你们与其找电催，再走法催，不如直接找我们。”何晓抛出了此行的目的，他们要来和金融机构合作。

对方开出的条件，是让借款人只偿还本金的80%，同时，再向金融机构收取10%的“返点”。

“两头收割？”宋明一开始并不认可，直接将对方赶了出去。

但后来，来找他的反催收联盟越来越多，诱饵也抛得越来越大。

“与其让这些用户彻底变成坏账，为何不接受回来80%的方案？”宋明开始思考其中的合理性。

最近，宋明开始和一家反催收机构合作，“只挑选逾期一年以上，基本很难催回来的用户”尝试。

宋明不得不承认：“确实比电催的回款率要高。”

随着反催收联盟势力的不断壮大，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宋明了解到，已经不止一家金融机构开始妥协，和过去最看不上的人“握手言和”，开始了一些隐秘的合作。

这种新玩法的出现，与反催收联盟的越来越壮大相关。

“现在，头部反催收联盟可以聚集几万个借款人。”曾长期卧底反催收联盟的某催收公司负责人赵凡说。

反催收联盟之所以如此壮大，是因为他们确实踩到了时代的刚需。

“逾期的用户太多了，大家都想找个组织抱团取暖。”赵凡称，在反催收联盟的组织里，“你会发现借款人的心理依赖性极强。”

反催收联盟，真的是站在借款人一方的吗？

“反催收联盟眼里，只有钱。”赵凡称，他们就会利用借款人这种依赖性，“反复收割”。

“顶级的反催收联盟，能够从一个借款人身上榨出至少2万块钱。”他表示。

反催收联盟的暴利，来自于其五花八门的营收方式。

第一道收割利器，是一些传统的费用。

比如“咨询费”，少则几十块，多则上千块；“协商费”，一般是逾期金额的10-20%。

第二道收割利器，是数据贩卖。

“我们将借款人的数据收集好，再卖给一些需要营销的金融公司，一个用户的数据可以卖5块钱，反复卖几十次，就是几百元的收入。”一家反催收联盟的创始人透露。

而赵凡也证实了这点，这在行业早就是潜规则。

很多用户在加入了反催收联盟之后，反而会更频繁接到贷款电话。

第三道收割利器，是各种智商税产品。

比如，赵凡看到在很多反催收联盟，曾经兴起过一个产品，叫“反骚扰电话工具”。

反催收联盟称，只要买了这个，自己和家人都不会再被催收电话骚扰。

“一个工具的价格，是100到500元不等，实际上，都是骗人的。”赵凡称，用户一般付了钱之后，反催收联盟会有一套说辞，如果对方不信，还闹事，就踢出群。

“在反催收联盟眼中，借款人就是砧板上的鱼肉，随意宰割。”

更有甚者，还会推荐还不上钱的借款人去国外打工：“去东南亚打工，机票、住宿、吃饭全包，每个月还能赚几万块钱。”

一旦有客户上钩，等待他们的就是地狱般的人生：被扣下护照，失去自由；一旦反抗或是逃跑，还可能就此人间蒸发。

而作为中介的反催收联盟，只要把借款老哥们骗到东南亚，就可以拿到1万块钱的人头费。

而现在，第四道收割利器，就是将借款人“出卖”给金融机构。

在借款人看来，反催收联盟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但在反催收联盟眼里，借款人不过是他们与金融机构谈判的筹码。

“借款人都是我们养的韭菜，可以随时、随便收割。”

“你哪些借款人搞不定，名单给我们，我们随时可以搞定他们。”

在和宋明的谈判过程中，反催收机构就将借款用户成为“韭菜”“商品”，随意收割，随时交易。

对于催收机构来说，反催收联盟的倒戈，更让他们恐慌。

“以前，反催收联盟是我们对抗的敌人。现在，反催收联盟变成了我们的同行，开始抢我们的饭碗。”赵凡说。

赵凡算了一笔账，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催收机构抽取30%的佣金；而反催收联盟收取10%的回款，并要求20%的本金减免。

二者在成本上并无差别。

但借款人却需要为此付出更多成本。例如，反催收联盟会针对借款人多次收割，“借款人实际支付的钱，可能会超过本金”。

“反催收联盟，赚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钱。”他评价。

靠着两头收割，反催收机构成为了眼下金融市场上的最大赢家。

一些反催收联盟看到这个模式的暴利性，已经开始准备“洗白上岸”。

据知情人透露，在上海，一家反催收联盟起家的公司，融资了800万。

“我们已经上线了APP，里面给借款人提供很多功能，利率计算、债务报告、协商服务等多项功能。”另一家反催收联盟起家的项目创始人李洋称。

他们最开始靠着反催收联盟，积累了几万用户。

“如果一直走野路子，就只能成为一门赚钱生意，不能成为长久的商业模式。”李洋称，他从去年开始转型，项目定位成“债务管理工具”。

他的目标是，两头收钱。

他给借款人提供债务管理服务——说白了，还是帮借款人去金融机构协调还款金额。

同时，他也会去找金融机构，谈返点和服务费。

“这个模式，也可以不抢不偷不骗，光明正大地干。”李洋称，在国外，原本就有这样的协商机构，协调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的矛盾。

他自称，项目已经融了天使轮，估值三千万。

反催收联盟正在演化。

要么投靠金融机构，要么“洗白上岸”。

“他们主动投诚，但监管大概率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其本质还是搅乱金融秩序。”赵凡认为，反催收联盟上岸，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