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何谓隐性债务-0722
《来自金融监管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FIzSCry7J1BStKuS_8i_KQ》
隐性债务本质上是2014年财政部对此前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一次性登记（本质上是兜底）之后，再一次的盘加底行为。2014年随着43号文和新预算法的实施，财政部对2014年12月底之前的所有债务进行了一次集中登记， 随后对登记范围内的债务通过公开发债等方式予以置换化解 。
但是从2015年开始到2018年地方政府融资又经历了一轮全新的扩张，变种的方式包括工程类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违规PPP，明股实债类融资。2015年至2018年在实施债务置换、违规设立政府产业基金、违规政府购买服务、棚改、违规PPP、融资租赁、EPC＋F等项目的过程中，因法规漏洞及违规操作导致大量的隐性债务继续产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来越突出，形势越来越严峻。
2017年7月14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这个日子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魔咒 ，比任何法规文件都让地方政府心惊胆战；后续置换也是以这个日期成为置换隐性债务分界线。。
（1）决策主体是地方政府；（2）资金用途是公益性项目建设；（3）偿债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同时满足以上三点的就可以认定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27号文），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 直接或间接以财政资金偿还， 以及违法提供 担保 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1）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安排年度预算资金，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偿还；（2）出让部分政府股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3）企事业单位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性收入偿还；（4）部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隐性债务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5）企事业单位协商金融机构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偿还；（6）破产重组和清算。
（1） 只还本金不还利息，且置换的资金只能用于归还本项目；（2）置换后的债务成本不得高于原隐性债务成本；（3）置换后的债务不再是隐性债务，由债务主体经营收入或项目经营收入归还，政府不再承担偿还义务；（3）置换前必须解除政府违规担保；（3）置换债务的到期日不得超过隐性债务上报的化解期限，且总的化解期限在5至10年内；（6）尽量是2017年7月14日前的存量债务（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魔咒）
银保监会进一步发了 45号文规范 金融机构市场化方式化解隐性债务的原则。
原则：（1）必须是各省级党委和政府汇总报中央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范围内，由融资平台公司举借并实际提款而相应形成的，记录在财政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单中的债务。（2）利用“企业周转便利类金融工具”工具化债的前提条件。（3）企业周转便利类金融工具类型包括：银行信贷类产品；公司信用类债券；基金保险类产品，有条件的地方，允许产业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
同时也强调不合规的隐性债务置换方式：
不得承接明股实债类债务，其实这也是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应有之义；当然什么是明股实债定义仍然不清晰。
不得通过发放流贷性质的融资置换存量到期隐性债务。
对未列入财政部隐性债务清单的到期债务，银行保险机构不得使用企业周转便利类金融工具。因为如果不属于隐性债务，一旦置换实质上很可能新增隐性债务。
对已经形成担保圈的债务，不得使用企业周转便利类金融工具。
尤其注意上述关于禁止流贷置换存量到期隐性债务的规定。理由很简单流动资金贷款天然是不对应项目，隐性债务置换的基本原则是要对应项目；用流动资金贷款置换隐性债务很容易被挪用，并不是真的偿还旧的债务；从而容易变相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但是注意45号文并没有说平台不能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只是说不能置换，如果我不是置换呢，就是给平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是否可以？
银保监会和国务院2010年文件就规定平台新增贷款只能对应项目，但是那个“平台”是指银保监会名单里面的平台， 而现实中新增隐性债务都是依靠名单外的平台产生的 。
所以过去几年的确不少银行给有隐性债务的平台（但是不在旧的银保监会名单里面）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只要这个资金不被挪用去置换隐性债务或者对应政府项目，那么似乎合规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也是后来监管重点暴捶的点。
必须明确隐性债务穿透识别原则。
根据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监测工作方案》、《财政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政府隐性债务认定细则》等文件的规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以下甄别口径和标准：
1、从融资主体特点甄别， 符合以下市场化融资特征的就不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不需同时满足全部5点，至少满足2点，特别是满足第3点的即可认定为市场化融资：
（1）项目运营单位出资人是否社会化、市场化，除国资外，是否还有其他社会投资者。
（2）项目运营单位是否成立了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对公司运营决策的影响程度是否较高，政府官员不能在项目运营单位内兼职。
（3）项目运营单位收入结构是否具备多样化，市场化的特征，若 完全自主定价的收入占比 过半数，一般可判定为市场化运营。
（4）项目经营单位能够依靠自身经营收入偿还对外融资本息，扣除政府补贴后的收入足够对付对外债务。
（5）项目运营单位是否成立了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公司决策层是否能独立决策利润分配方案，不需上交财政。
2、从项目特征甄别，以下为主要基建项目类型的甄别标准：
（1）交通运输项目。
经营性高速公路、机场：自主定价，收入覆盖本息，投资方有社会资本，不属于隐性债务。
政府收费还贷高速公路、轨交、公交：不能自主定价、收入先入财政，依赖政府补贴。 补贴部分为隐性债务 （以补贴款为还款来源的为隐性债务，仅补贴则不是隐性债务），不交财政的收入部分为关注类债务，如广告收入。
（2）市政建设项目。
公共绿地、市政管廊、公共广场：无收入来源，所有权归政府的公益性项目， 属于隐性债务 。
供水、供电、供热、供气：有收入但政府定价，需要财政补贴的准公益性项目， 补贴部分为隐性债务 （以补贴款为还款来源的为隐性债务，仅补贴则不是隐性债务），不交财政的收入部分为关注类债务。
（3）土地储备项目。
土储融资于2016年叫停， 2016年后的土储融资都属于隐性债务。
法规禁止土储中心融资，土储中心融资也属于隐性债务。土储中心与地方融资平台未彻底隔离的，融资也属于隐性债务。
以政府购买服务进行的 土储项目 ，根据财政部文件规定， 土地整理部分应为工程采购，其余部分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是合规的，不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但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垫资、拖欠工程款、政府回购等情况，涉嫌隐性债务，此外拆迁款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畴尚存在争议，因拆迁款数额大，土储项目的回款时间长，实践中很少有金融机构愿意介入。 目前可以确认，城投公司代建或代拆迁获取合理报酬，不参与土地分成，不涉及垫资、带资承包等融资事宜，按合理进度付款，没有土地证抵押的，可认定不属于隐性债务。
（4）棚改、保障房、廉租房建设。
棚改、廉租房、保障房建设收入不能覆盖支出，政府提供补贴或回购的， 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
有配套商业项目，且资金可自平衡的，不属于隐性债务。
保障房、经适房 出售给拆迁户，以市场价格为准定价， 购买人为拆迁户个人不是政府，虽然拆迁款来源于政府也不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5）流动资金贷款或流贷性质的融资不会纳入隐性债务
这些贷款的性质仍然是偏向于企业运营层面，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银行需要测算经营性现金流缺口。资金用途不能挪用与项目，所以反而很难认定是替政府项目融资，不会被纳入隐性债务。
1、BT和垫资。此处BT和垫资都是指城投公司承建政府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模式，二者不同之处在于BT项目业主是城投公司或施工单位，垫资项目业主是政府，城投公司是施工方。 BT是指建设-移交这种建设模式，其本身并不会增加政府隐性债务 ，但在实践中BT往往附加了融资行为， 由城投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和建设然后由政府回购，这样就会产生政府隐性债务 ，不能仅从BT模式本身去判断是否为隐性债务， 而是要穿透看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融资内容 ， 实际上带融资的BT项目已经在2015年被财政部叫停。【财金【2015】57号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期限原则上不低于10年。对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的项目，通过保底承诺、回购安排等方式进行变相融资的项目，财政部将不予受理】
垫资是指城投公司或施工单位带资承包，相当于变相融资，法律规定政府作为业主的公益性项目严禁带资承包，不得拖欠工程款，此类项目都必须先有预算，在预算内进行支付，垫资则往往是在无预算或超预算的情况下， 这样就会产生政府隐性债务 。但是不能仅看到施工单位垫资就认定为隐性债务，需要穿透看垫资施工中的欠款方是否为政府。如果是城投公司欠施工单位工程款，而非政府欠款，不是财政资金偿还也无政府全额担保或补助，则不会产生隐性债务。
土地整理项目中采用政府回购模式的也与上述情况类似，土地整理后政府回购结算，也会产生隐性债务。
2、对没有收入来源的纯公益性项目，例如市政道路，绿地广场、公园、 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虽然举债主体（项目业主）为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表面看来与政府并没有直接关系，但项目应判定为非市场化运营的公益性项目，其偿债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政府财政资金，穿透到偿债资金来源，则可判断由此形成的债务应界定为政府隐性债务。
3、对有一定收入来源但收入不能覆盖支出的 准公益性项目 ，例如地铁项目，一般由地方政府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负责筹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建设资金除国有资本金投入，大量依赖于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信托贷款等债务，其资金结构比较复杂，需要深入剖析分析。因此类项目收费价格大多属于政府定价，本身运营收益难以实现收支平衡，除运营收入外， 债务偿还来源主要依赖财政专项补贴资金及相关商业开发收入 ，比如地铁项目中物业开发，灯箱广告收入等，因此此类项目应判定为非市场化运作的公益性项目，应当将其债务按照项目不同性质的收入予以区分， 穿透识别哪些属于商业化债务，哪些为隐性债务 ，从偿债资金来源来看，对于财政补贴资金偿还部分对应的债务应界定为政府隐性债务。
4、按照使用者人数进行政府补贴的影子付费项目，例如市政公园安装摄像头计算入园人数，然后政府根据人数补贴票价；当地市政道路的隧道按照摄像头计算过路车辆数量，政府按车辆数补贴过路费，虽然这类项目表面上是政府支付是以补贴使用者方式，而非政府偿还债务方式，但这类项目本质上看仍然是纯公益项目， 项目收入来源是政府补贴， 并没有经营收入，因此不能套用使用者付费PPP模式，穿透到资金来源，此类项目形成的债务应界定为政府隐性债务。
5、复杂的土地储备项目，通常土地储备项目资金只能来源于直接融资类产品，不能贷款融资， 一般是依赖土地储备专项债 ，这样就不牵涉到隐性债务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2020年新增专项债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将使土地储备项目只能依靠自平衡解决资金问题。
例如土地储备项目中政府委托国有企业或开发商承担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属于土地一级开发），同时划出一部分土地允许开发商配建一些商业设施（土地二级开发），由开发商对外销售或出租，所获得收益不上交财政，而是用于弥补廉租房和公租房开发成本，政府不再支付开发商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成本， 这种模式下项目资金的投入和收益可自平衡，因此不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然而一般 土储项目中的土地整理部分是不能够申请项目贷款的，因为土地整理不是项目 ，根据 《政府投资条例》规定政府投资项目是指预算内投资形成固定资产的投资项目 ，土地整理不形成固定资产， 因此不算政府投资项目 ，金融机构不能以项目贷款或项目融资， 只能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无指定用途是以公司综合收入偿还，而通常来说公司承接土地整理项目的收入主要还是政府支付，穿透到最终还款来源仍为财政资金分成比例，属于“以财政资金偿还”，因此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通过以上几类项目的分析可以看到，如何对表面上无法明确按照定义、特征、甄别口径和标准认定的非典型隐性债务进行穿透识别， 最关键两点就在于： 一甄别项目属性是否为公益性项目以及公益性部分的占比，二项目资金来源或偿还债务资金来源于政府支出，把握住这两点基本就可以抓住隐性债务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㈡ 地方政府 化解债务怎么搞的新花样
202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又一批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市场对债务化解工作高度关注。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的弱资质城投企业，曾经激进扩张的高杠杆房地产企业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再融资压力。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时处置一批重大金融风险隐患。”
从理论上来看，化解债务的方式包括债务偿还、债务重组、债务置换、债务转移、债务消灭等。1、债务偿还方式，要求有足够的资金。新增资金要么来自经营流入、资产变现或再融资。而对于融资困难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没钱。2、债务重组，即与债权人进行商量，通过削债、展期、利率调整等方式改变债务支付约定。债务重组经常遭到债权人的反对，尤其是削债等手段，根本无法通过债委会表决。3、而债务置换，要求具备一定的再融资能力，能够将短期债务置换成长期债务甚至是永续债务、高息债务置换成低息甚至无息债务。通过拉长时间来缓解短期偿债压力。4、债务转移，将偿债主体由偿还困难的A换成能够偿还的B，降低A的债务压力和负债率。5、债务消灭，要么将债务直接灭失，比如破产重整或清算，要么就是债务转换成权益，不需要偿还。
而实际上主要的化债手段包括还钱、展期、削债、置换、转股、破产等。转股是近几年很流行的方式，新一轮债转股2016年重新启动以来，四大AMC和各地方AMC、各银行系AIC已经有很多案例实践。虽然破产方式化债最为彻底，但是破产周期较长，流程复杂，债权人损失也最大，也是债权人最为抗拒的方式。它也可能对于区域信用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比如辽宁省频发的违约事件包括华晨 汽车 、沈机床、沈公用违约事件对于当地债券再融资影响很大。
那么近些年地方政府有哪些化债新手段呢？
2019年10月18日，贵州省金融副省长带队（包括贵州省水投、遵义道桥、遵义交旅及贵安开投）前往上交所举行债券投资人恳谈会及路演，对于当地城投公司再融资安排及债务化解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明确表态。贵州省将确保全省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如期兑付，支持贵州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融资担保公司”）为全省公开市场债券发行提供担保增信，同时设立了注册资本金为600亿元的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国资公司”）。省国资公司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600亿元，实收资本100亿元，由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贵州金控集团”）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贵州省财政厅。未来贵州金控集团将积极助力全省各市县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2020年9月1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会议通过控股子公司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的议案；2020年9月16日，茅台集团宣布拟发行150亿元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贵州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茅台集团拟将其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的4%）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国资公司”），根据过户日收盘价计算，该部分股权市值587.48亿元。
2021年3月11日，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告，贵州省国资委将所持贵州高速集团10%股权无偿划转给贵州金控集团。工商变更完成后，贵州国资委持有贵州高速集团75.27%的股权，贵州茅台集团持有贵州高速集团14.74%的股权，贵州金控持有贵州高速集团1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日为2021年3月9日。
茅台化债的核心，是利用“贵州茅台”这一优质资产来化解债务风险。既可以是把茅台股票注入融资主体，提高其资产质量，也可以直接由贵州茅台来替代融资，而后将资金提供给关联公司，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当前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将白酒企业股权进行划转也是同样道理。这一手段不仅可用于化债，也可用于充实社保等。
2021年3月2日，天域生态（603717.SH）公告，与新蒲发展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新蒲发展公司以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11,000万元（19新蒲03期债券（债券代码162347）债券抵付同等金额的应付公司工程款。天域生态在债券持有期间，既不行使回售权，也不得以非公允价值转让债券。天域生态以工程款欠款认购云南信托相关产品，并指定用于投资债券。
通过金融资产化债，工程企业拿到了更有保证的金融债权，对于工程企业更有保障性。当然在破产清算中，工程款在偿付中属于优先类债权，而金融债权属于普通债权。而城投公司则将经营性应付账款转为金融负债，对于城投公司债务结构并无实质改善，估计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吧。
2017年，山西交通政府性债务规模超过2000亿元，且总体债务成本高、期限短、非标比例大，涉及金融机构众多，尤其自2018年开始进入还贷高峰期，地方债务风险巨大。山西省政府在通盘考虑之后，决定整合高速资产、组建山西交控集团。在2017年7月获批筹建之后，山西交控集团于2017年11月便挂牌成立，注册资本500亿元，并同时资产整合、债务重组两件大事。
资产整合方面，加快对山西路桥集团等划转资产的整合，将从山西交通厅划转的34家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公司重新整合为16个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分公司，整合资产规模达4000亿元左右，并一举成为除国投公司外山西规模最大的省属重点国企。山西交控集团还对全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多措并举提高综合收益。山西财政还对山西交控集团分年分批进行大规模注资，尽快完成500亿元注册资本金确认工作，大幅改善了山西交控整体负债状况和市场融资能力。
债务重组方面，在山西交控正式挂牌之后，山西省便通过召开债权人大会等方式，着手将高速公路债务主体变更至山西交控集团，加快完成政府性债务向集团的平移工作。同时与各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最终于2018年12月与国开行牵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等参团的银团正式签订了《银团贷款协议》，债务重组规模最终达到2607亿元左右，每年将因此可减少利息支出30亿元左右。至此，山西高速公路高成本债务基本得以置换，消除了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从而成为2018年全国高速公路债务化解的成功案例。
2020年9月29日，为发挥山西省能源企业产业集群优势，提高集中度，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取得重大突破，山西省委决定对山西省属煤炭企业进行深度改革重组，组建晋能控股集团。10月30日，晋能控股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新成立的晋能控股集团注册资本500亿元，资产总额1.1万亿元，职工47.3万人，煤炭产能近4亿吨，电力装机3800万千瓦，注册地在山西大同，下设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电力集团、装备制造集团、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研究院公司、财务公司6个子公司。集团将聚焦煤炭、电力、装备制造三大领域，重点做优煤炭产业、做强电力产业、做大高端化智能化装备制造业，真正实现优势真优、优势更优、优势常优。后续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阳新材料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原阳煤集团）相关资产也将陆续被整合。
受永煤债券违约和冀中能源展期事件影响，债券二级市场信心受挫。2021年2月24日至3月2日，山西煤企债券在二级市场出现抛售情况，多笔挂单价格低于80元。2021年3月5日，新闻媒体报道，山西省级层面正组织有关金融单位，酝酿建立省属煤企折价债券回购长效机制，以有效应对二级市场债券价格异动，维护省属煤企债券价格稳定，相关方案已形成初稿。
折价债券回购实属山西应对违约压力的无奈之举。债券二级市场收益率高企，债券一级发行遇阻，甚至有消息称煤企已经转向了银行贷款和非标融资。虽然山西一直强调“自2016年以来，山西省属企业7000多亿元债券全部按期兑付，没有出现一笔违约。目前，山西煤炭产量创 历史 新高，煤价高位运行，特别是改革重组以后，山西煤企资产负债率持续降低，质量效益提升，发生债券违约可能性不大。”但市场信心并没有那么快恢复。
虽然折价回购债券至少给了市场一定的信心，但实际效果可能还要大打折扣。对于民企来说，只要自己能还钱，折价回购债券能大幅赚取价差收益，降低融资费用，因此民企很有动力去搞回购。比如3月1日，阳光100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阳光100中国”）公告，阳光100中国已于公开市场回购并注销2018年发行的本金总额为7.5亿港元2023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还有很多民企股东在转债发行时搞短线交易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国企来说，债券回购的出发点和收益都没问题，但是在国资国企的治理中始终面临着激励约束不相容的问题。债券回购具体实施中面临着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谁来回购，是煤企自己回购，还是省属其他公司回购，或者省属企业交叉回购？资金怎么来，很多煤企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哪里有钱来进行回购？回购债券的收益怎么处理，是自己留存还是上缴省财政，是否构成企业当年的利润贡献，是否算做当年的利润考核？还有如果购买的债券主体最终违约了，这笔亏损怎么处理？操作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应着“三重一大”事项的审批决策，晋能控股集团可能都没有自主权，只能是山西国资甚至山西省委省政府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解决。
2021年3月5日，一份名为《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评级相关事宜的函》在市场广为流传。因此市场传言，云投集团拟出售康旅控股44.9%的股权给另一家国有企业，本次股权出售由云南省国资委主导，试图缓解其短期流动性问题。截至2020年末，云投集团合并总资产超4780亿元，净资产超1680亿元，收入超1780亿元，是云南资产规模最大的综合类投资控股企业。根据统计，目前云投集团存续债券44只，存续规模544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债券规模有244.3亿元，集中兑付压力较大。2021年2月24日，云南省财政厅向云投集团现金注资10亿元，以增强云投集团资本实力。
云南康旅控股集团2020年10月挂牌成立，前身为云南城投集团。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云南康旅集团总资产2756.33亿元，总负债2175.45亿元，其中流动负债1266.36亿元，应付债券254.74亿元，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76.18%。未来1年内到期债券188.88亿元，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偿付压力。2021年2月24日，云南康旅集团将持有的闻泰 科技 （600745.SH）2652万股流通股协议转让云南工投集团，名义转让价款20.67亿元，实际该笔金额为云南工投集团给云南城投集团的借款本息，因此更像是资产变卖“以股抵债”。
2019年云南城投集团引入保利集团无果后，2020年5月，云南省国资委将持有的康旅控股部分股权注入云投集团。云南省政府曾表示，云南将推动全省康旅资源和股权向康旅集团“应注尽注”，同时通过资产重组、注资增信全力支持康旅集团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助力云南打造世界一流“ 健康 生活目的地”。截至目前，云南省国资委、云投集团分别持有康旅控股46.73%和44.92%的股份。
整体来看，不论是云投集团还是云南康旅集团短期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债券偿付压力。当前云投集团境内债成交收益率达到了19.16%（52D），美元债收益率31.82%(358D)；云南康旅集团境内债成交收益率76.91%（80D）,美元债收益率120.42%（1.07Y）。高企的收益率已经反映了市场对其信用违约的巨大担忧。
实际上在2020年6月，云南国资委就发文对省属国企债务进行清理。根据云南国资委发布的批示《关于省属企业到期债务情况的报告》，要求所有省属国企必须牢记严控新增债务，并且所有高于6.5%利率的债务，特别是大于7%的必须“千方百计换掉，并严禁再有类似”。严控新增债务方面，文件点名了云投集团、云南城投、云南建投、云天化四家省属国企。文件还要求，所有信托、资管及其他类的都要全部置换或还掉;所有省国企之间今后严禁相互借款、担保、更不能向私企借款担保，违者依规严处。
2020年3月，江苏盐城市发文《关于报送成本8%以上债务融资清退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称，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3月20日在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指挥部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要求，请各市属企业迅速开展融资情况自查自纠工作，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清退工作原则上要在202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2020年4月2日，江苏省泰州市财政局、国资委签发《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金出借、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市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6%以内，各市(区)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7%以内，各市(区)下属园区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8%以内”。
2002年4月，江苏省常州市有关部门就管控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征求意见，提出市级年内对7%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辖市区年内对8%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并明确2020年新增各类融资的成本红线。另外，市级国有平台公司原则上不得使用信托、融资租赁方式新增融资。在融资环境紧张时，经报备，可以适度采取信托、融资租赁方式作为除隐性债务接续之外的存量债务周转融资，但新增融资比例不得超过全年新增融资余额的5%;新增融资工具按最高不得超过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15%控制。
而2019年的“镇江模式”，其主要设想是引入国开行的长期低息贷款，通过低成本的贷款置换区域内高成本的负债。其逻辑也是债务置换。
对2018年以来各地154个化债方案进行了统计分类。
笼统的计划（80个），方案只有纲领性和方向性的意见，没有可以落地执行的具体做法。如披露的方案为“统筹资金，偿还一批；债务置换，展期一批；项目运营，消化一批；引入资本，转换一批。”
有明确的计划（18个）。此类方案尽管仍然没有落地执行，但已经明确了具体应该如何去做，或统计披露了每种手段或每年应该化解的隐性债务规模。如重庆市合川区表示，10年化解155.51亿隐性债务，其中债务置换、借新还旧及展期61.52亿元。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表示要协调国开行帮助化解保障房、青城资本等公司债务，进一步拉长债务期限和降低贷款利率，减缓近三年偿债压力。
处于执行阶段的方案（56个）。有一部分方案是当地政府总结上一阶段的化债结果，或者是正在落地的化债举措，我们将这一类统一划分为“处于执行阶段的方案”。如江西省上饶市经开区在2019年财政决算中说明，该经开区“通过预算安排偿还资金0.5亿元，通过公司经营性收入偿还2亿元，圆满完成当年（2019年）化解任务。”再如浙江省温州市“在全省首创政府存量隐性债务降成本置换新模式，首单10亿元债务节约利息成本2300万元。目前通过该模式已完成置换58.46亿元，节约利息费用2.6亿元。”
整体来看，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是比较主流的方式。2019年来广泛关注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已经搞了两轮，试点县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这些债务压力巨大的弱资质区域。从宁夏永宁县建制县试点的案例看，第二轮建制县试点利用剩余地方债限额或新增限额发行再融资置换15年开始形成的隐性债务，突破了隐性债务不得置换的约束。整体看地方债置换隐性债务将会是长效机制，但受到法定债务率和限额空间的双重约束，规模不会很大。
而债务重组一般都需要更强资质主体的增信措施。比如2020年9月，河北建投集团牵头组建了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有限责任公司，并联合省内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基金总规模300亿元。主要面向省属国有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的债券，采取“应急+增信”两种手段提供信用保障支持。该方式有点类似贵州省成立省融资担保公司，目的还是通过增信措施提升区域信用水平。当然债务重组能解决一时问题，能否解决根本问题还不确定。
2021年3月6日，财政部网站发布《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文件再次强调“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做到‘家的孩子谁抱’”。而实际上“中央不救助原则” 早在2014年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就已经提出，并在历次重要 财经 会议文件中都有所提及。官方也一直表态“消灭隐性债务”。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站中央的角度，要避免道德风险，肯定得表态不救助。但是从地方政府既有财力和资源来看，短期内全部偿还现有的隐性债务并不现实，除非对大部分债务变性（转经营性债务的标准放宽），或通过违约出清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简单粗暴地解决政府债务可能会引发很多不可控的后果。而且地方政府债务实际上是 历史 遗留问题，是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称多年累积的结果。毕竟多数城投公司的借贷资金最终用于建设对全 社会 有正外部性的民生项目。
更加现实的选择就是“严禁增量”和 “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胀来实现全 社会 分担。今年人大报告也特意提出“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就是希望从央地关系改革入手扭转全局。但首要就是保证城投公司把债务滚下去，只要能活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主流的“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实际上也是寄希望拉长久期来减轻偿债压力。从这个角度，“城投信仰”有其合理性。
还有很多市场人士提出城投平台整合与市场化转型的问题。即一方面加强存量城投债务管理，整合区域内的城投平台，集中最优势的资源去获取投资者的认可，同时降低再融资成本、提高再融资效率，稳住城投企业现有的债务规模。另一方面，通过股权划转、资产注入等多种方式对优质城投平台进行资产整合，促进其向产业平台进行转化，以产业为基础提升再融资能力。
整体思路没有问题，欠缺的就是时间。必须认识到城投平台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还在继续推进，城投市场化转型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些决策不当的“毒瘤”项目，不但建设成本高企，而且建成后现金流差，还需要持续维护投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这种 历史 包袱不是想甩就能甩的。
以市场高度担心的同煤集团为例，大同煤矿养着16万职工，算上家属和上下游，大同市内靠同煤生活的人超过80万人。建国初期就成立的大同矿务局曾承担着大同市内巨大的 社会 责任，从修路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到“三供一业”，费用都需要他们承担。即使企业办 社会 已经逐步退出了，但是那些关联企业员工还需要同煤去消化。这也是很多高成本老矿区还得继续维持运营的原因。煤炭电力行业很多老厂都因为这个原因连续持续亏损，比如大唐集团保定热电厂、国家能源集团大雁公司。未来某些城投企业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总结来看，债务化解工作任重道远，绝非朝夕能够完成。短期，保证融资困难企业的再融资能力；中期，通过资产整合股权划转等各种方式，提升资产质量，降低融资成本；长期，进行市场化转型，提升自身经营和造血能力，改善自身现金流。三者紧密关联，不可或缺。
㈢ 城投公司隐性债务研究理论意义
作为城投债基础研究专题——隐性债务篇，本文详细地回答了四个问题：（1）隐债是什么？（2）隐债政策怎么看？（3）如何通俗易懂地理解隐债化解？（4）未来城投如何转型？
此外，我们重点提示三个观点：第一，隐性债务注定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过渡性产物”，城投隐债监管是只紧不松的，并没有政策周期可言。本轮基建逆周期托举经济的过程很有可能呈现逐渐“去城投化”的特征；基础设施公募Reits、政策行信贷支持工具、PPP 中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对基建投资形成替代支撑，基建资金来源无忧。第二，化债不难，短期内展期、置换和重组仍然是主要的化债模式，市场无需对城投因隐债化解产生的风险过度担忧。真正难的是实质偿还债务，债务重组和债务转化模式并没有真正降低宏观杠杆率，债务仍存在于宏观系统中。第三，城投转型并不等于政企之间的关系割裂。转型前，城投平台和地方政府更像是“共存方”，成功转型后二者更像“合作方”。转型后城投不再背靠政府信用，“刚兑信仰”消失是必然的，但是城投违约风险并不会因此显著提高。
明得失：全面了解隐性债务
2018 年中发27 号文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做出了最明确的定义：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简单来说，隐债就是政府预算之外、不是由政府举债却(可能)需要由财政偿还的债务。
在2014 年“开前门、堵后门”之后，违法违规的融资模式1进一步滋生了隐性债务。
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合作建设的模式主要有三种：BT、委托代建、政府购买、和PPP；而只有合规的PPP 模式是被允许用作项目融资的，政策明文规定禁止BT 模式和含垫资的委托代建模式进行外部融资。
（1）BT 模式：①工程验收移交后，政府才支付工程价款，因此政府和施工方会签订回购协议，协议中会包含政府承诺或担保；②施工方以次作为融资增信的方式，实质上这笔融资已经属于上文中隐债的范畴。
（2）委托代建模式：①政府方可能拉长事件节点，管理费用可能存在垫资的情况，施工方可能根据应收账款进行融资；②可能会涉及回购协议。因此也有较大概率会被认定为隐债。
（3）BOT 模式：如果涉及回购或政府承诺固定收益等违法违规行为亦会被认定为隐性债务，但整体而言滋生隐性债务的风险要远小于BT 和委托代建。
相对于显性政府债务，隐性债务的风险要高出一大截。第一，隐债规模庞大，但结构和举债通道分散，隐债隐蔽性强、透明度差，难以进行有效统计。第二，隐债违约会引发财政风险，进而通过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渠道扩散，转化成为金融风险。第三，缺乏债务管理和预警机制，容易产生政府过度举债的风险。第四，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隐性债务违约率较高。
知兴替：隐债化解政策变迁
1994 年开始，地方政府的各类融资行为就具有“非显性化”特征。为了满足资金需求，1994 年之后地方融资行为分成两条主线演进：
第一条主线：“开前门”，由中央主导，由上而下地打破地方不能发债的限制，推动地方政府举债在法律上由“隐性化”向“显性化”转变。具体脉络如下：“1998国债转贷→2009 代发代还→2011 自发代还试点→2014 自发自还试点→2015 新预算法全面打开地方政府发债限制”。
第二条主线：“开后门”，由地方推动，由下而上地规避法律禁止的行为，通过搭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间接实现融资。2008 年金融危机后，基建投资开始承担逆周期调节作用，由于前期监管部门的政策重心是恢复危机后的经济，因此监管趋松，形成大量问题城投平台。
含有地方信用背书的隐性债务注定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过渡性产物”，形成发展生来具有不规范性。企业信用级别的债券强制赋予了政府级别信用，政府为企业兜底，在“四万亿”计划的特殊历史环境的推进下具有“政府信用”和“刚兑性质”的城投债才会野蛮发展，而这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把控形成了较大的威胁。
因此，政策监管的主线演变必然是先政企分离后规范政府融资再化解隐性债务。
为应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以2010 年6 月份国务院19 号文标志，监管部门开始对城投平台举债进行监管。从2010 年至今，隐债监管核心监管政策的变迁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排查债务→规范融资→十年化债”：
（1）2010 年至2014 年，19 号文时代——审计排查和监管搭建。2010 年，19 号文和412 号文接连出台，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城投平台的投融资行为进行监管。
19 号文及相关文件出台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管理框架初具雏形，且基本遏制了信贷渠道隐性债务的发展。
（2）2014 年至2018 年，43 号文时代——债务置换和规范融资。2014 年是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管理切换的分水岭。①新《预算法》打通了地方政府发债的“前门”。
②国发43 号文旨在堵住融资平台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后门”，③财预351 号指出要清理甄别截至2014 年底尚未清偿完毕的存量债务。这一政策意味着政府对存量的、不规范的债务进行了集中兜底和置换，试图将所有具有“隐性”属性的债务“显性化”。但是，每年地方政府债发行受到限额管理，仅仅依靠财政预算内资金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仍会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通过违规操作进行预算管理限额外的债务扩张，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剧。因此，2017 年隐债问题被重点提出。
（3）2018 年至今，27 号文时代——十年化债。2018 年和2020 年审计署两次政府性债务排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结合2015-2016 年PPP、政府购买等模式的兴起，以及政策结果上2018 年审计工作开展前后政策文件密集出台来看，2018 年的政府隐性债务审计结果不容乐观，化解隐债的工作变得更加迫切。2018 年非公开出台了两份核心的政策文件，标志了新一轮十年化债计划的开端——中发27 号文和中办发46 号文。①明确定义隐性债务；②提出用5-10 年化解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即基本要在2028 年以前实现隐债清零。27 号文下发后，后续监管政策都以“禁止隐性债务新增，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为主线展开。延续27 号文精神，中央层面也陆续出台了具体的化债方案，市场核心可关注如下政策：第一，金融机构隐性债务置换类政策；第二，区域隐债化债试点类政策：主要包括全域无隐债试点和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两类试点的重要化债政策支持是通过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券的方式来置换一批存量隐性债务；第三，城投融资限制类政策。
不同于地产政策，我们认为城投隐债监管是只紧不松的，并没有政策周期可言。
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隐债化债计划明确，可实施性强。第二，隐债政策并没有激进化债的阶段。第三，疏堵结合。城投融资并不是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的唯一渠 道，在限制隐性债务的同时，中央放开了地方政府债的发行，同时阶段性的政策支持对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形成支撑。
看现状：对当前主流化解模式和未来方向探讨根据政策文件，目前隐债化债方式共有6 种，我们将其重新梳理并结合化解实例中出现的模式，对当前隐债的化解模式做了梳理，核心归纳出“四大模式、十四种类型”——实质偿还、债务重组、债务转化、以及市场出清。
（1）实质偿还：平台会受到现金流输送。偿还隐债主要依靠的资金来源有三种——财政资金、项目经营收入、以及转让股权和资产收益。
（2）债务重组：基本是目前最主流的化债模式，包括债务置换、债务展期、债转股、以及通过化债基金或AMC 收购债务重组等多种模式。但是是除了债转股，其他方式的债务重组并没有实质上解决债务，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模式。
（3）债务转化：主要是指将隐性债务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的形式。虽然债务本身没有消失，但由于企业有经营性现金流偿付能力，因此可以通过经营性业务举债从而置换隐性债务，实现债务类型转化。因此，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增强平台的造血功能，按照增强造血能力的方式不同，此类化债方向主要可以分成：注入优质资产、平台自身转型、混合制股权改革、以及强弱企业合并联合等模式。
从解决隐债问题的角度看，通过财政资金、项目收入等资金来源实质偿还债务，或者债转股模式是最优的，真正降低了我国的杠杆率水平；而债务重组和债务转化模式并没有真正降低宏观杠杆率，债务仍存在于宏观系统中。
从落实的难以程度角度看，债务重组模式是最容易的，可以通过政策推动完成；债务转化模式需要有优质的资产和平台能产生足够的经营性现金流，需要看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机会等因素，同时需要时间敞口来推动落实；实质偿还模式从还款过程来看是容易的，但是缺少偿还资金是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还款结果来看难以依靠偿还模式解决隐债问题。
我们认为，短期内化债仍是主要依靠展期、置换和重组模式；除此之外，难以靠这部分化解的隐债，在2028 年以前会通过债务转化模式将其转化为经营性债务；长期来看，展期置换或者转化后的债务还是需要依靠财政资金或企业经营收入来偿还。
思未来：城投进入转型时代
从模式上看，城投转型主要有混改、城投企业合并重组、由政府向平台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的模式。但学界和业界对于城投转型方向都未有明确定论，城投公司也在不断做探索，个案间的差别较大。对于城投转型的核心关注点有二：
（1）各平台业务功能：城投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业务板块，而业务转型方向决定了平台的造血能力。本身是经营业务起家的平台转型的必要性比较小，而以公益性业务为主平台转型的诉求相对较强，包括土地整理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起家的平台。目前常见的转型方向有三种：①围绕原本的城建业务和已有的经营性业务，向市场化实业领域进一步拓展优势业务，例如发展成建筑公司、地产公司等。②向资本型公司转型。③向产融结合方向转型，成立金融控股集团。
（2）板块分工：区域内的城投的板块分工往往是有机协调的。目前主要有两种转型方向：①多家城投公司合并，业务整合重组，组建成新的综合性城投集团；②按照功能板块，具有相同业务板块的城投公司整合重组，减少区域内城投数量，形成几大城投平台。
城投转型并不等于政企之间的关系割裂：转型前，城投平台和地方政府更像是“共存方”，成功转型后二者更像“合作方”。第一，由于基建、土整等投资端业务仍由城投平台承担，而这些业务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运营，因此城投平台业务的对手方主要仍然是当地政府，只是合作模式出现了演变；第二，随着区域内小平台的整合出清，大平台和政府的合作会更多，成功转型后大平台 的区域地位和实力会进一步加强，同时经营性业务会向公益性业务输血，对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得到本质的改善；第三，政府仍能通过注入经营性资产或者股权的方式在城投平台转型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予以帮助。我们认为，转型后城投不再背靠政府信用，“刚兑信仰”消失是必然的，但是城投违约风险并不会显著提高。
转型时代的城投债分析框架的“静与动”：传统的“①地方政府信用——②政府对平台的支持力度——③平台自身信用”三维度的分析结构不变；核心改变在于“政府对平台支持力度”的分析范式边际调整，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业务占比指标的重要性弱化，区域内城投平台数量、转型后带动的区域产业资源、区域内的平台可替代性等指标的重要性提升。
㈣ 银保监15号文-隐债化解
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加强融资平台公司新增融资管理。对于不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客户，银行保险机构应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政策要求，按照市场化原则，依法合规审慎授信，防止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对承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客户，银行保险机构还应遵守以下要求：一是不得新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或流动资金贷款性质的融资。二是不得为其参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提供配套融资 。除此以外 对确因经营需要且符合项目融资要求的，必须由客户报本级人民政府书面审核确认，银行保险机构将审核确认情况作为审批融资的前提条件，同时严禁以审核确定名义进行变相担保 。在严格依法合规解除违法违规担保关系的基础上，对必要的在建项目允许在不扩大建设规模和防范风险的提前下，继续提供融资，避免出现工程烂尾。各级监管机构不再受理原银监会融资平台名单查询和调整事宜。
【 市场观点： “15号文”对于新增短期流动资金融资的严格限制，对于平台公司开展城投属性强的业务范畴，总体冲击有限；流动性资金需求较大的多为产业化转型的公司，可能对此有个审视】
三、妥善化解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优先化解期限短、涉众广、利率高、刚性兑付预期强的债务 ，防范存量隐性债务资料链断裂的风险。银行保险机构使用企业周转便利类金融工具接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应通过监测平台确认该笔债务在财政部汇总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单内。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得超过其对应的到期债务化解期限，规模不得超过对应到期债务本金余额， 不得通过信托资金、流动资金贷款或其他流动资金贷款性质的融资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不得置换明股实债类债务 。
严禁虚假化债。银行保险机构要严密监控资金用途，确保资金仅用于偿还对应到期债务的本金。不得用于扩大建设规模等违规用途，支持地方政府实质性化解隐性债务，严禁虚假化债。 不得配合地方政府或融资平台公司置换不符合条件的隐性债务。不得将不具备市场化条件的隐性债务转为经营性债务。不得将仍要地方政府承担的隐性债务转为经营性债务 。发
四、强化风险管理
加强统一授信管理。 强化集团统一的授信管理 。要将贷款含贸易融资、债券投资、特定目的载体投资、票据承兑和贴现、开立信用证、保理、担保、贷款承诺以及其他实质上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纳入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统一授信。银行保险机构要进一步规范各类业务管理，不得通过理财、信托、保险、融资租赁等方式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提供融资或绕道置换不符合条件的隐性债务。 不得承销变相增加或虚假化解隐性债务的平台公司债券。 保险机构要切实加强资金运用管理，不得以任何形式新增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