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共享交易室

A. 高盈国际与高盛的关系

摘要 高盈国际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香港，主营金融和科技两大业务领域，是具有全球视野的金融科技集团。高盈金融持有香港证监会批准的牌照，是一家数字期货商，主要业务涵盖期货在线经纪服务、期货咨询以及期货交易等。高盈科技专注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在金融投资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在极速高频量化交易领域有深入研究和丰富实践，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建立云数据中心和AI实验室，每年在量化科技领域做了大量的科研投入，为客户提供了优质的极具竞争力的量化技术服务。

B. 美国高盛集团有多厉害

美国高盛集团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也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2018年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18世界品牌500强》揭晓，高盛集团排名第154。2019年7月，发布2019《财富》世界500强：位列20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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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集团入股了中国石化、中粮集团、金龙鱼等多家大型企业，并占有中国移动的股份。高盛集团一方面协助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通过做市、交易和投资固定收益和股票产品、外汇、大宗商品及衍生产品，用自营资金进行交易。

此外，高盛还参与股票及期权交易所的特许交易商及做市活动，并在全球主要的股票、期权和期货交易所为客户交易进行结算。对于商业银行及其它投资活动，高盛既进行直接投资，也通过公司募集和管理的基金进行投资。

C. 高盛集团的老板是谁

创始人马可斯·戈德门 董事会主席巴菲特和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 1976年，在高盛的高版级合伙人莱文去世权后，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由文伯格和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产业的继承者巴菲特 也是高盛的股东之一 拥有50亿股原始股

D. 乾坤期货和高盛什么关系

乾坤期货和高盛是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乾坤期货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注册的金融机构。总部设在深圳并在广州、昆明和北京等地设有分支机构。2012年拿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北京高华证券全资收购乾坤期货，并增资至1.5亿。现为高华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高华证券与高盛高华均为世界顶级投行----高盛集团在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与高盛集团共享同一个办公平台、系统。
【拓展资料】
期货是一种跨越时间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通过签订合约，同意按指定的时间、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交收指定数量的现货。
期货集中在期货交易所，以标准化合约进行买卖，有的期货合约可通过柜台交易进行买卖，称为场外交易合约。按标的物种类划分，期货可分为商品期货与金融期货两大类。
期货的英文为Futures，是由“未来”一词演化而来。其含义是：交易双方不必在买卖发生的初期就交收实货，而是共同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交收实货，因此中国人就称其为“期货”。期货是除外汇外最大的交易手段。
期货市场最早萌芽于欧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过中央交易场所、大宗易货交易，以及带有期货贸易性质的交易活动。最初的期货交易是从现货的远期交易发展而来。第一家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所于1848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该所在1865年确立了标准合约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现代期货交易所应运而生。中国有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四家期货交易所，其上市期货品种的价格变化对国内外相关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现货远期交易是双方口头承诺在某一时间交收一定数量的商品，后来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口头承诺逐渐被买卖契约代替。这种契约行为日益复杂化，需要有中间人担保，以便监督买卖双方按期交货和付款，于是便出现了1571年伦敦开设的世界第一家商品远期合同交易所——皇家交易所。

E. 高盛集团的简介主要盈利方式

高盛集团（GoldmanSachs），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在香港设有分部，并分别在2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41个办事处。高盛集团同时拥有丰富的地区市场知识和国际运作能力。2012年，高盛前银行家尼尔·莫里森向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官员提供政治捐赠，以求赢得该州政府业务。9月2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高盛集团企图以1400万美元和解其政治捐赠案的指控。

高盛的盈利方式主要分为三大板块：投资银行、交易与本金投资、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板块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服务类型的相似性、服务提供方式、服务的客户类别和受到的监管环境等）。事实上，业务板块与组织机构设置并不完全一致，每个业务板块可能包括多条业务线、多个部门的贡献。

在这三大板块之下，高盛业务又可分为五大业务线：投资银行、交易、本金投资、资产管理、证券服务。五大业务线主要由投资银行部，固定收益、货币与商品部，股权部，商人银行部，投资管理部以及涉及证券服务的各部门负责。

高盛组织结构采用了事业部制，管理委员会是最高管理机构，下面设投资银行部，固定收益产品、货币及商品部，股权部，商人银行部以及投资管理部六个业务部门；另外，还设有全球投资研究部，人力资源部，总裁办公室，法律、合规和管理部以及运营、技术和财务部等多个支持部门。高盛采用事业部和地方总部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结构，业务线的作用相对较强。以投资银行部为例，部门设有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下面有美洲、欧洲、除日本外的亚洲、日本等四个地区分部，往下再按照行业、国家和产品进行细分。

高盛的投行业务战略及服务模式，值得中国国内券商学习。它以并购顾问和承销为主的投行服务主要针对大型优质客户，并且通过专门的客户关系部门投资银行服务部（IBS）来寻找和挖掘业务机会。除了按照行业来划分团队之外，高盛近年来，一项重要结构重组活动是将融资团队纳入投资银行部内。高盛的融资团队已经不仅仅是提供证券承销，而是将股权、债权及各种融资工具和产品整合在一起。在高盛的发展历程中，其业务范围从传统的承销经纪、并购等业务扩展到信贷、直接投资、衍生产品、风险管理等领域，高盛通过承销、并购与融资、风险管理等业务的结合。

发展历程：

高盛集团（GoldmanSachs）为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被《财富》杂志连续多年评选为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其业务涵盖：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对象为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人；业务按地域分为三大块，即美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在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资银行业务开始形成，但与商业银行没有区分。高盛公司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创业时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和一个兼职记账员。创始人马可斯·戈德门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们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其中差额便是马可斯的收入。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公司从迅速膨胀到濒临倒闭后来高盛增加贷款、外汇兑换及新兴的股票包销业务，规模虽小，却是已具雏形。而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变成了真正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伦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和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集团拥有丰富的地区市场知识和国际运作能力。

F. 高盛集团的发展历程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为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被《财富》杂志连续多年评选为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其业务涵盖：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对象为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人；业务按地域分为三大块，即美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在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资银行业务开始形成，但与商业银行没有区分。高盛公司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创业时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和一个兼职记账员。创始人马可斯·戈德门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们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其中差额便是马可斯的收入。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公司从迅速膨胀到濒临倒闭后来高盛增加贷款、外汇兑换及新兴的股票包销业务，规模虽小，却是已具雏形。而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变成了真正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伦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和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集团拥有丰富的地区市场知识和国际运作能力。
在1929年，高盛集团还是一个很保守的家族企业，当时公司领袖威迪奥·凯琴斯想把高盛公司由单一的票据业务发展成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引入股票业务，成立了高盛股票交易公司，在他狂热的推动下，高盛以每日成立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速度，进入并迅速扩张类似今天互助基金的业务，股票发行量短期膨胀1亿美元。公司一度发展得非常快，股票由每股几美元，快速涨到100多美元，最后涨到了200多美元。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使得股价一落千丈，跌到一块多钱，使公司损失了92%的原始投资，公司的声誉也在华尔街一落千丈，成为华尔街的笑柄、错误的代名词，公司濒临倒闭。这之后，继任者西德尼·文伯格一直保持着保守、稳健的经营作风，用了整整30年，使遭受“金融危机”惨败的高盛恢复了元气。60年代，增加大宗股票交易更是带来的新的增长。反恶意收购业务使高盛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1970年代，高盛抓住一个大商机，从而在投资银行界异军突起。当时资本市场上兴起“恶意收购”，恶意收购的出现使投资行业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催发了新的行业秩序。高盛率先打出“反收购顾问”的旗帜，帮助那些遭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竞价者参与竞价、抬高收购价格或采取反托拉斯诉讼，用以狙击恶意收购者。高盛一下子成了遭受恶意收购者的天使。
1976年，在高盛的高级合伙人莱文去世后，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由文伯格和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产业的继承者。刚开始，华尔街的人们都怀疑这种两人共掌大权的领导结构会引发公司内部的混乱，很快他们发现他们错了，因为两位新人配合默契，高盛也由此迈进了世界最顶尖级的投资银行的行列。文伯格和怀特黑特早就认为公司管理混乱，表现为责权界定不清晰，缺乏纪律约束，支出费用巨大。比如多年来，每天下午4：30，都会有一辆高级轿车专门负责接送合伙人。新领导人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贴出了一条简明的公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惯例——4：30由轿车接送——将不再继续，即日生效。”自此以后，合伙人的等级特权将不复存在，费用支出也受到监控，每天下午4：30也不再是一天工作的终结，而是下午工作的中段时间。尽管起步缓慢，文伯格和怀特黑特公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兼并和收购业务的发展。以前，一家公司如果有意向收购另一家公司，它很可能会尽量吸引或说服对方同意，绝不会公开地强行兼并。但到了1970年代，一向文明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在突然间走到了尽头，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和投资银行抛弃了这个行业传统。1974年7月投资银行界信誉最好的摩根斯坦利首先参与了恶意收购活动。当时摩根斯坦利代表其加拿大客户国际镍铬公司（INCO）参与了企图恶意收购当时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商电储电池公司（ESB）的行动。ESB在得知摩根斯坦利的敌对意图后，打电话给当时掌管高盛公司兼并收购部的弗里德曼，请求帮忙。第二天上午9点，弗里德曼便坐在位于费城的ESB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当他得知竞购价格是每股20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涨9美元）时，建议ESB用“白衣骑士”（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的竞价者参与竞价，以抬高收购价格）的办法对付INCO，或进行反托拉斯诉讼，在高盛公司和“白衣骑士”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的协助下，INCO最终付出了41美元的高价，ESB的股东们手中的股票则上涨了100%。从这件事开始，在一次又一次的收购与反收购斗争中，首先是摩根斯坦利，然后是第一波士顿都充当了收购者的角色，而高盛公司则是反恶意收购的支柱。
INCO和ESB之间的斗争给了高盛公司在这一方面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是好运来临的良好征兆。人们认为高盛公司是具备实力的，呈上升状态的和小型、中型公司以及进入《财富》500强的大公司并肩战斗的企业。因为突然之间，美国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恶意并购恐惧到了极点，除了一些最大的公司，其他公司都觉得难以抵挡恶意并购，于是高盛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当然，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高盛经常要几度登门拜访，对方才愿意接受高盛的服务。1976年7月，阿兹克石油公司受到了敌对性攻击，但是他们对高盛的服务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请来了律师，并初步控制了事态。弗里德曼建议重新考虑一下自已的决定，并告诉对方高盛的工作小组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和他们进行私下协商。弗里德曼后来说：“我们火速赶到机场，直飞达拉斯，但对方仍然不愿会见我们，于是我们就在他们公司附近住了下来，然后进去告诉对方一些他们没有考虑透彻的事情，但是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服务’。我们说：‘明天我们还会回来’。以后我们每天到附近的商店买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我们坚持留下来等待消息。”最后阿兹合克公司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感到了高盛公司的执着精神，同意高盛公司为其提供服务。参与恶意并购使摩根斯坦利获得了破纪录的收入，但是高盛公司采取了与其截然不同的政策，拒绝为恶意收购者提供服务，相反，高盛会保护受害者。许多同行竞争对手认为高盛这一举动是伪善行为，目的是引人注目以及笼络人心，而高盛却认为他们是公司对自己和客户的长期利益负责。反恶意收购业务给高盛投资银行部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在1966年并购部门的业务收入是60万美元，到了1980年并购部门的收入已升至大约9000万美元。1989年，并购部门的年收入是3.5亿美元，仅仅8年之后，这一指标再度上升至10亿美元。高盛由此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高盛公司推陈出新，把“先起一步”与“率先模仿”作为自己的重要发展战略。1981年，高盛公司收购J·阿朗公司，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的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到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阿朗公司贡献了30%。1990年代，高盛高层意识到只靠做代理人和咨询顾问，公司不会持久繁荣。于是他们又开设资本投资业务，成立GS资本合作投资基金，依靠股权包销、债券包销或公司自身基金，进行5年至7年的长期投资，然后出售获利。高盛在1994年投资13.5亿美元换取一家从事服装业的拉夫·劳伦公司28%的股份，并自派总裁。三年后，出售其中6%的股份套现到4.87亿美元。其余股份升值到53亿多美元。短短三年内，高盛的资本投资收入翻了近10番，而老业务投资银行部只翻了两番。在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290位。
投资银行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一项业务创新并敢冒风险，能使一家公司一夜成名，一夜暴富。高盛公司尝到推陈出新的甜头后，把“掀起一步”与“率先模仿”作为自己的重要发展战略。

G. 高盛公司的发展历史

高盛公司成立于1869年，在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资银行业务开始形成，但与商业银行没有区分。高盛公司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创业时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和一个兼职记账员。创始人马可斯·戈德门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们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其中差额便是马可斯的收入。
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公司从濒临倒闭到迅速膨胀。后来高盛增加贷款、外汇兑换及新兴的股票包销业务，规模虽小，却是已具雏形。而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变成了真正的投资银行。
在1929年，高盛公司还是一个很保守的家族企业，当时公司领袖威迪奥·凯琴斯想把高盛公司由单一的票据业务发展成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引入股票业务，成立了高盛股票交易公司，在他狂热的推动下，高盛以每日成立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速度，进入并迅速扩张类似今天互助基金的业务，股票发行量短期膨胀1亿美元。公司一度发展得非常快，股票由每股几美元，快速涨到100多美元，最后涨到了200多美元。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使得股价一落千丈，跌到一块多钱，使公司损失了92%的原始投资，公司的声誉也在华尔街一落千丈，成为华尔街的笑柄、错误的代名词，公司濒临倒闭。这之后，继任者西德尼·文伯格一直保持着保守、稳健的经营作风，用了整整30年，使遭受“金融危机”惨败的高盛恢复了元气。60年代，增加大宗股票交易更是带来的新的增长。
反恶意收购业务使高盛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70年代，高盛抓住一个大商机，从而在投资银行界异军突起。当时资本市场上兴起“恶意收购”，恶意收购的出现使投资行业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催发了新的行业秩序。高盛率先打出“反收购顾问”的旗帜，帮助那些遭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竞价者参与竞价、抬高收购价格或采取反托拉斯诉讼，用以狙击恶意收购者。高盛一下子成了遭受恶意收购者的天使。
1976年，在高盛的高级合伙人莱文去世后，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由文伯格和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产业的继承者。刚开始，华尔街的人们都怀疑这种两人共掌大权的领导结构会引发公司内部的混乱，很快他们发现他们错了，因为两位新人配合默契，高盛也由此迈进了世界最顶尖级的投资银行的行列。
文伯格和怀特黑特早就认为公司管理混乱，表现为责权界定不清晰，缺乏纪律约束，支出费用巨大。比如多年来，每天下午4：30，都会有一辆高级轿车专门负责接送合伙人。新领导人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贴出了一条简明的公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惯例——4：30由轿车接送——将不再继续，即日生效。” 自此以后，合伙人的等级特权将不复存在，费用支出也受到监控，每天下午4：30也不再是一天工作的终结，而是下午工作的中段时间。尽管起步缓慢，文伯格和怀特黑特公司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兼并和收购业务的发展。以前，一家公司如果有意向收购另一家公司，它很可能会尽量吸引或说服对方同意，绝不会公开地强行兼并。但到了70年代，一向文明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在突然间走到了尽头，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和投资银行抛弃了这个行业传统。1974年7月投资银行界信誉最好的摩根斯坦利首先参与了恶意收购活动。当时摩根斯坦利代表其加拿大客户国际镍铬公司（INCO）参与了企图恶意收购当时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商电储电池公司（ESB）的行动。ESB在得知摩根斯坦利的敌对意图后，打电话给当时掌管高盛公司兼并收购部的弗里曼德，请求帮忙。第二天上午9点，弗里曼德便坐在位于费城的ESB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当他得知竞购价格是每股20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涨9美元）时，建议ESB用“白衣骑士”（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的竞价者参与竞价，以抬高收购价格）的办法对付INCO，或进行反托拉斯诉讼，在高盛公司和“白衣骑士”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的协助下，INCO最终付出了41美元的高价，ESB 的股东们手中的股票则上涨了100%。从这件事开始，在一次又一次的收购与反收购斗争中，首先是摩根斯坦利，然后是第一波士顿都充当了收购者的角色，而高盛公司则是反恶意收购的支柱。
INCO和ESB之间的斗争给了高盛公司在这一方面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是好运来临的良好征兆。人们认为高盛公司是具备实力的，呈上升状态的和小型、中型公司以及进入《财富》500强的大公司并肩战斗的企业。因为突然之间，美国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恶意并购恐惧到了极点，除了一些最大的公司，其他公司都觉得难以抵挡恶意并购，于是高盛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当然，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高盛经常要几度登门拜访，对方才愿意接受高盛的服务。 1976年7月，阿兹克石油公司受到了敌对性攻击，但是他们对高盛的服务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请来了律师，并初步控制了事态。弗里德曼建议重新考虑一下自已的决定，并告诉对方高盛的工作小组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和他们进行私下协商。弗里德曼后来说：“我们火速赶到机场，直飞达拉斯，但对方仍然不愿会见我们，于是我们就在他们公司附近住了下来，然后进去告诉对方一些他们没有考虑透彻的事情，但是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服务’。我们说：‘明天我们还会回来’。以后我们每天到附近的商店买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我们坚持留下来等待消息。”最后阿兹合克公司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感到了高盛公司的执着精神，同意高盛公司为其提供服务。
参与恶意并购使摩根斯坦利获得了破纪录的收入，但是高盛公司采取了与其截然不同的政策，拒绝为恶意收购者提供服务，相反，高盛会保护受害者。许多同行竞争对手认为高盛这一举动是伪善行为，目的是引人注目以及笼络人心，而高盛却认为他们是公司对自己和客户的长期利益负责。反恶意收购业务给高盛投资银行部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在1966年并购部门的业务收入是60万美元，到了1980年并购部门的收入已升至大约9000万美元。1989年，并购部门的年收入是3.5亿美元，仅仅8年之后，这一指标再度上升至10亿美元。高盛由此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H. 高盛的发展历程

1869-1930
高盛公司是由德国移民马库斯·戈德曼于1869年创立的。高盛公司成立于1869年，在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资银行业务开始形成，但与商业银行没有区分。高盛公司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创业时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和一个兼职记账员。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们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其中差额便是马库斯的收入。1882年，他的女婿萨缪尔·萨克斯加入了公司。1885年，马库斯·戈德曼把他的儿子亨利和Ludwig Dreyfuss带入了公司，并且把公司取名为高盛。公司成为了在此阶段最初从事商业票据交易的先锋，并于1896年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二十世纪初，股票包销包括首次公开募股业务使高盛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公司1906年帮助Sear Roebuck公司发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高盛还成为了当时最喜欢招聘名牌商学院MBA学位学生的公司之一，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后来高盛增加贷款、外汇兑换及新兴的股票包销业务，规模虽小，却是已具雏形。而股票包销业务使高盛变成了真正的投资银行。
在1929年，高盛公司还是一个很保守的家族企业，当时公司领袖威迪奥·凯琴斯想把高盛公司由单一的票据业务发展成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引入股票业务，成立了高盛股票交易公司，在他狂热的推动下，高盛以每日成立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速度，进入并迅速扩张类似今天互助基金的业务，股票发行量短期膨胀1亿美元。公司一度发展得非常快，股票由每股几美元，快速涨到100多美元，最后涨到了200多美元。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使得股价一落千丈，跌到一块多钱，使公司损失了92%的原始投资，公司的声誉也在华尔街一落千丈，成为华尔街的笑柄、错误的代名词，公司濒临倒闭。这之后，继任者西德尼·文伯格一直保持着保守、稳健的经营作风。 1930-1980
这之后，继任者悉尼·温伯格决定把注意力从股票交易转移到投资银行部门，正是文伯格的这一决定挽回了公司当时极差的声誉。1956年，高盛是福特集团IPO最首要的咨询公司。另外高盛还开展了为地方政府或城市发行地方债券的业务，并且最先开始发明了类似对冲基金使用的投资风险管理。
一直保持着保守、稳健的经营作风，用了整整30年，使遭受“金融危机”惨败的高盛恢复了元气。1960年代，增加大宗股票交易更是带来的新的增长。反恶意收购业务使高盛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1970年代，高盛抓住一个大商机，从而在投资银行界异军突起。当时资本市场上兴起“恶意收购”，恶意收购的出现使投资行业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催发了新的行业秩序。高盛率先打出“反收购顾问”的旗帜，帮助那些遭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竞价者参与竞价、抬高收购价格或采取反托拉斯诉讼，用以狙击恶意收购者。高盛一下子成了遭受恶意收购者的天使。
1976年，在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古斯塔夫·雷曼·利维去世后，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由怀特·温伯格（悉尼·温伯格之子）和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产业的继承者。刚开始，华尔街的人们都怀疑这种两人共掌大权的领导结构会引发公司内部的混乱，很快他们发现他们错了，因为两位新人配合默契，高盛也由此迈进了世界最顶尖级的投资银行的行列。
温伯格和怀特黑特早就认为公司管理混乱，表现为责权界定不清晰，缺乏纪律约束，支出费用巨大。比如多年来，每天下午4：30，都会有一辆高级轿车专门负责接送合伙人。新领导人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贴出了一条简明的公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惯例——4：30由轿车接送——将不再继续，即日生效。” 自此以后，合伙人的等级特权将不复存在，费用支出也受到监控，每天下午4：30也不再是一天工作的终结，而是下午工作的中段时间。尽管起步缓慢，文伯格和怀特黑特公司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兼并和收购业务的发展。以前，一家公司如果有意向收购另一家公司，它很可能会尽量吸引或说服对方同意，绝不会公开地强行兼并。但到了1970年代，一向文明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在突然间走到了尽头，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和投资银行抛弃了这个行业传统。1974年7月投资银行界信誉最好的摩根斯坦利首先参与了恶意收购活动。当时摩根斯坦利代表其加拿大客户国际镍铬公司（INCO）参与了企图恶意收购当时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商电储电池公司（ESB）的行动。ESB在得知摩根斯坦利的敌对意图后，打电话给当时掌管高盛公司兼并收购部的弗里曼德，请求帮忙。第二天上午9点，弗里曼德便坐在位于费城的ESB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当他得知竞购价格是每股20美元（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涨9美元）时，建议ESB 用“白武士”（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的竞价者参与竞价，以抬高收购价格）的办法对付INCO，或进行反托拉斯诉讼，在高盛公司和白武士的协助下，INCO最终付出了41美元的高价，ESB 的股东们手中的股票则上涨了100%。从这件事开始，在一次又一次的收购与反收购斗争中，首先是摩根斯坦利，然后是第一波士顿都充当了收购者的角色，而高盛公司则是反恶意收购的支柱。
INCO和ESB之间的斗争给了高盛公司在这一方面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是好运来临的良好征兆。人们认为高盛公司是具备实力的，呈上升状态的和小型、中型公司以及进入《财富》500强的大公司并肩战斗的企业。因为突然之间，美国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恶意并购恐惧到了极点，除了一些最大的公司，其他公司都觉得难以抵挡恶意并购，于是高盛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当然，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高盛经常要几度登门拜访，对方才愿意接受高盛的服务。1976年7月，阿兹克石油公司受到了敌对性攻击，但是他们对高盛的服务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请来了律师，并初步控制了事态。弗里德曼建议重新考虑一下自已的决定，并告诉对方高盛的工作小组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和他们进行私下协商。弗里德曼后来说：“我们火速赶到机场，直飞达拉斯，但对方仍然不愿会见我们，于是我们就在他们公司附近住了下来，然后进去告诉对方一些他们没有考虑透彻的事情，但是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服务’。我们说：‘明天我们还会回来’。以后我们每天到附近的商店买一些东西，让他们知道我们坚持留下来等待消息。”最后阿兹合克公司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感到了高盛公司的执着精神，同意高盛公司为其提供服务。
参与恶意并购使摩根斯坦利获得了破纪录的收入，但是高盛公司采取了与其截然不同的政策，拒绝为恶意收购者提供服务，相反，高盛会保护受害者。许多同行竞争对手认为高盛这一举动是伪善行为，目的是引人注目以及笼络人心，而高盛却认为他们是公司对自己和客户的长期利益负责。反恶意收购业务给高盛投资银行部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在 1966年并购部门的业务收入是60万美元，到了1980年并购部门的收入已升至大约9000万美元。1989年，并购部门的年收入是3.5亿美元，仅仅8年之后，这一指标再度上升至10亿美元。高盛由此真正成为投资银行界的世界级“选手”。 1981年，高盛公司收购J·阿朗公司，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的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到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阿朗公司贡献了30%。
1990年代，高盛高层意识到只靠做代理人和咨询顾问，公司不会持久繁荣。于是他们又开设资本投资业务，成立GS资本合作投资基金，依靠股权包销、债券包销或公司自身基金，进行5年至7年的长期投资，然后出售获利。高盛在1994年投资13.5亿美元换取一家从事服装业的拉夫·劳伦公司28%的股份，并自派总裁。三年后，出售其中6%的股份套现到4.87亿美元。其余股份升值到53亿多美元。短短三年内，高盛的资本投资收入翻了近10番，而老业务投资银行部只翻了两番。
投资银行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一项业务创新并敢冒风险，能使一家公司一夜成名，一夜暴富。首推垃圾债券使德雷塞尔公司迅速发迹，而抵押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大量家庭贷款的打包及转信业务的出现，使罗门兄弟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高盛公司尝到推陈出新的甜头后，把“先起一步”与“率先模仿”作为自己的重要发展战略。高盛的公开发行风波
华尔街最后一家大型合伙人公司股票公开发行的搁浅，给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去洞悉盈利颇丰又十分神秘的高盛世界。 1998
一、公开发行的夭折使高盛元气大伤。
1998年10月19日的下午，高盛189位合伙人聚首在公司纽约总部举行神圣的仪式——两年一度的华尔街最高成就：高盛合伙人授勋典礼。今年的聚会也许是高盛129年历史中最奇特的，这是因为：该年的聚会本不该举行。两个月前，已不会再有人能成为高盛合伙人——因为高盛本打算近期公开发行，这意味着有50至60位本来即将任命的合伙人，相反却仅成为另一家新公司的薪禄不菲的雇员。
但是6月份由合伙人表决同意的高盛首次公开发行，于9月末搁浅，并正式“撤回”。此项首次公开发行，本应成为牛蹄声声90年代的里程碑，却不幸沦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牺牲品。高盛推迟发行是由于一旦股市下跌（华尔街大型证券公司的股价下跌更大），股价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若如以往所料，高盛股价在4倍帐面值左右，那么公开发行会将高盛定价为280亿美元。9月之后，高盛股票仅较帐面值有少许溢价，将公司估价为70亿美元，远远达不到将公司财富分配给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及其他员工的公开发行的目的。
据公司的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说，推迟首次公开发行是实用主义的决定。柯赛说：“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重新考虑公开发行，但我们只能往前走。”但据高盛的合伙人、员工、客户及华尔街人士透露，高盛就公开发行而进行的大辩论及发行的夭折，对公司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使高盛的资本结构及业务组合曝光并公诸于众。它挑起了公司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矛盾，并证实了华尔街上盛传的谣言——高盛投资银行家与交易员的竞争关系及两位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之间的不和。
二、公开发行的最初目的。
高盛公开发行的正式原因之一是“使资本结构与公司使命相契合”。但不可否认，许多合伙人，尤其年轻人，与其说是关心高盛的未来，不如说更关心自己资本帐户上储蓄的惊人数目。资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实际上，高盛的股本基础比摩根士丹利及美林都小（1998年中期为66亿，摩根士丹利为138亿，美林为117亿）。但行政总裁柯赛和前行政总裁怀特德都说较少的资本只会使公司能更好地决策，竞争对手也认为高盛并没有由于资本缺乏而受到限制。DLJ证券公司的行政总裁莱比说：“我希望能找到由于资本不足而使高盛不利的业务。”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高盛资本的数额，而在于资本结构和资本的稳定性。当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他们可以抽回资本；若大批的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可撤回大量资本。这就是为什么1994年是公司十分可怕的恶梦的原因。当时债券市场的波动损毁了高盛的盈利，合伙人纷纷逃之夭夭。（公开发行的主要倡导者柯赛，于1994年成为行政总裁，并不是巧合）。对于这方面的限制更为严厉：当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时，他们仅仅能撤走一部分资本，其余的可在至少5年后撤回。但资本还是可以逃离。
另一问题是高盛资本的成本。有两家外部机构，日本的住友银行和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在高盛投资了相当大的数目——1998年中期为 15亿美元，占总资本的23%。由于高盛税前利润的一大部分为这些外部股东占有，因此很难从留存收益中扩大资本，尤其是当股市不好时。以帐面值几倍的价格公开发行筹集的股本本应使高盛能以更低成本建立股本基础。”
三、公开发行所暴露出的高盛的弱点：
1、业务组合过分依赖交易运作，导致盈利不稳定。
甚至连高盛为准备公开发行而进行的最小限度的财务披露，也能揭示出高盛的业务组合并不理想。有一些报表甚至显示出高盛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脆弱。在华尔街最能赢利的收购兼并业务方面，高盛一直比主要的对手盈利强。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高盛做的项目金额几乎相同，但高盛比美林的盈利多50%，比摩根多30%。但令人担心的是高盛的收入组合比对手更不稳定，因为它更依赖交易运作。1998年前两季度中，高盛43%的收入来自交易，美林为23%，摩根士丹利为28%。年中，高盛的总资产是公司股权的36倍，比对手负债率高。如果将高盛比作一家钢厂的话，若以100%的生产能力计，可赚大笔钱；若以 60%的生产能力计，就会亏大笔钱。这些事实使华尔街人士将高盛比作对冲基金。因此，一些人认为高盛可能不得不将其公开发行定价为较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的低，其股票可能持续以折扣价格交易。
高盛对交易的依赖性在1994年已成为问题，在今天仍为问题。虽然高盛最初的招股书不遗余力地指出公司的风险管理自1994年以来改进了许多，但也不可能改进到足以抵抗前几个月波及全球市场的动荡的地步。显然很少投资银行能为这样的惨淡市况作好准备。高盛和华尔街的其他投资银行一样，在最近的业绩数据报告中，体现出不利市况的影响。直至今年夏天，高盛的业绩还非常显著。净收入从1995年的45亿美元升至去年的74亿美元。税前利润（由于高盛是合伙人制，税项由合伙人支付）从14亿增至30亿。前两季度，收入增长50%，公司的盈利很快超过40亿美元。但每况愈下。在截至8月28日的季度里，税前盈利从前一季度降低27%。9月份更差，有传说公司可能损失高达9亿美元。毫无疑问，公司对于交易的依赖是高盛的利润象单摆一样波动的主要原因。
当然，高盛的管理层根本不必担心，因为高盛仍是私有的，它有办法淡化亏损程度。一些有限合伙人认为这是坚持私有制的主要原因。而公开发行则需要高盛放弃拥有的多报或少报盈利的灵活性。
2、资产管理业务的不足。
高盛业务组合中的另一弱点是其提供抵挡市场波动缓冲的资产管理业务。虽然资产管理增长很快，但却并不象其他对手那样盈利。1997年末，高盛是美林管理资产的1/3。高盛4.58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收入比摩根4亿的资产管理净收入高不了多少。
资产管理可能不象声势浩大的成千上万亿金额的投资银行交易那么惊心动魄和有利可图，但它能产生理论上比交易利润更稳定的以费用为基础的收入。高盛的资产管理业务起步较晚，为赢得业务而收费低廉，由于定位不明和人员流动而出师不利。1995年末，高盛只有52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其中40%来自低费用的货币市场基金。
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关于资产管理是“丑陋的义子”的看法正在改变。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资产增长了3倍多，高达1650亿美元，其中只有 20%是货币市场基金。更重要的是，公司的态度已改变。高盛的资产管理公司如今雇有1000名员工，而几年前仅有250人，高盛不仅向聘用的外来人才许诺他们会成为合伙人（在高盛很少有），而且高盛内部其他部门的明星也转至资产管理公司。美国金融研究公司说“高盛是呼之欲出的巨人”。但外部仍然批评高盛在营销方面远胜于投资方面，高盛要成为巨人还长路漫漫。没有公开交易的股票作为货币用来收购，通往巨人之路更加崎岖。
3、公司内部矛盾公诸于众。
公开发行的举措加剧并揭露了公司内部的分歧，并将高盛的业务前所未有地公诸于媒体。矛盾之一是公司一般合伙人---是真正的有控制权的所有者 ---及有限合伙人之间的矛盾。虽然高盛管理层喜欢用“一边倒”来形容高盛人对公开发行的支持，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过头。这一举动使高盛的一些当今合伙人和108位有限合伙人愤愤不平或持有异见。
有限合伙人中的异见最甚，这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合伙制的信念及对交易条件的不满。最初，他们本将接受超过其股权帐面值25%的溢价，但一般合伙人期望得到将近300%的溢价。发行重组就如何处理有限合伙人的资本这一问题给予他们几种选择，其中之一是他们将得到股票股权的55%的溢价。若公开发行达到300%溢价，一般合伙人将得到绝大部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导致发行搁浅的是当市场下跌，300%的溢价下降，乃至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的所得基本相同——甚至更多。
即使早在发行依然继续进行时，已有关于高盛两位行政总裁保罗森和柯赛的传言。1997年末的营运总监保罗森，本已否决公开发行但却最终同意，条件是要坐上行政总裁的交椅。甚至传言公开发行的支持者柯赛，由于公开发行搁浅而受到攻击。
高盛尝试的公开发行使“公平”这一词和公司中层员工的薪酬成为焦点问题。高盛并不一定给中流砥柱的初级行政官支付高额薪酬，虽然这些人埋头苦干，并为能加入合伙人以及可能有8位数收入的机会所吸引。凭借公开发行，高盛着重保证将薪酬向中下层员工倾斜。但公开发行的搁浅，令高盛高级合伙人必须马上重整合伙人制度。这可以解释为何高盛今年比1996年多吸收十几位合伙人。即便如此，更多的成千上万中层员工可能希望高盛能完成公开发行 ，并问自己高盛是否依然是唯一的理想工作。摩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摩根比以前接到更多的高盛员工寻找工作的电话。
高盛一贯是其他人乐于憎恨的公司，这多半是由于高盛如此出色。那么为何该公司与其他华尔街公司不同呢？高盛出众之处多半在于华尔街上广为流传却少有公司真正拥有的一种概念：即公司文化。自新聘员工步入曼哈顿下区布罗德大街 85号那一刻起，高盛的优越及其对手的平庸即给人以刻骨铭心的印象。高盛警诫新员工永不能让公司蒙辱或出媒体中。他们一天工作14或16甚至18小时，明显是为了获得加入合伙人这诱人的独一无二的奖赏而奋斗。
首要问题依然存在。第一：高盛没有进行公开发行，是否错过了黄金机会，抑或幸免于难？也许答案是后者。若去年春天它出售股票，其股价会大大低于发行价——这对于华尔街的头号公司来说是耻辱的开端。其实，许多合伙人认为公司躲过了子弹。另一问题：高盛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会上市？公司高层依然坚持发行上市的路线。但许多其他人，包括长期的华尔街人士以及和以前的合伙人，都认为不可能。不仅有一大群新的合伙人----星期一会议后有 25%的新合伙人——需要被说服，但公开发行搁浅后，那些上次投“赞成”票的人会重新考虑。华尔街极度投机的最近一轮之后，可能需要新的一批投资者再次相信这些股票会卖成4倍帐面值。 200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08年9月21日晚间宣布，已批准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而高盛和大摩的转型，意味着“长久以来世人熟知的华尔街的终结”。
2008年09月24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Berkshire Hathaway宣布，计划对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投资50亿美元。

I. 请问一下各位，前一段时间，是高盛由于期货交易员的交易，濒临破产吗

5月11日早盘，纽约股市的金融板块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下跌，开盘不到一小时，抛售情况越来越严重，华尔街几家主要银行的跌幅创下几日来的新高。据传，全美第一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突然损失了超过几十亿美元。又有传言称，这和一名叫“伦敦鲸”的交易员有关。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事情逐渐浮出水面。摩根大通银行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季度文件中披露，3月底至今，公司的首席投资办公室在进行信贷信用投资时遭受了2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虽然其他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一部分损失，但公司的企业和私人证券投资部门，二季度仍将因此亏损约8亿美元，而之前摩根大通曾预计该部门二季度将盈利2亿美元。
消息一出，纽约股市金融板块加剧下跌。摩根大通股价收盘下跌9.3%至36.96美元。摩根大通的反应也算迅速，不仅是当日紧急召开分析师会议，C EO杰米·戴蒙本人也召开新闻发布会，诚恳道歉并表示此事件是公司的一次“重大失误”，犹如“脸上被扔了鸡蛋”。
戴蒙这么形容自己绝对不为过。“首席投资办公室”是杰米·戴蒙一直引以为豪的部门，它负责“管理整个公司所有主要业务线的日常运营所产生的结构性利息、汇率和某些信用风险”。戴蒙多次宣称这个部门足以对冲结构性风险，并投资于使公司的资产和债务处于更好的组合状态的地方。
而所有的一切，都和一个代号为“伦敦鲸”的交易员有关。
这位叫布鲁诺·埃克西尔的交易员在圈内早就知名。他任职于摩根大通的首席投资部门，每年都为摩根大通赚取约1亿美元。今年，他为摩根大通建立了巨额的信用违约掉期(C D S)头寸，在3月底之前空翻多卖出，押注美国经济的持续改善将推升企业债的价值。由于他撬动了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为自己赢得了“伦敦鲸”的称号。
但是，树大招风，多家对冲基金和其他市场参与方获悉后投入了巨额对赌资金买入针对这些公司债券的违约保护。从4月初开始，局势开始朝对埃克西尔不利的方向变化，摩根大通的许多衍生品头寸开始受损，而对赌的对冲基金则获利颇丰。
由于“伦敦鲸”账下的头寸损失越来越大，摩根大通不得不正式告知市场。在最初公布的可能损失8亿美元盈利后，戴蒙承认，损失可能在年底进一步扩大至40亿美元。实际上，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中，该项交易的损失已经进一步增长了50%至30亿美元。
这30亿并不是之前所说的摩根大通银行在这笔交易中可能损失的30亿美元，而是其将在第二季度盈利的数字，而这一数字已经包含了目前的损失。“摩根大通银行的首席投资部门在过去的三年中净赚了超过50亿美元，”一名华尔街分析师表示，“即使这次损失惊人，但和摩根大通的盈利能力相比，仍然是可以承受的。”
针对已经出现的20亿美元投资损失，摩根大通银行目前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但这一努力目前看来似乎异常艰难。摩根大通面临两难选择，一种策略是缓慢减仓，并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逐步接受小额损失，最终完全清空仓位。另一种策略是“长痛不如短痛”，立即清仓结束这笔交易。第一种做法的风险是在逐步减仓的过程中，市场可能再度向着对摩根大通银行不利的方向运行，从而使得最终总的损失更大。而第二种做法的风险将是摩根大通银行短期内不得不接受巨额损失的事实，从而使得财报十分难看，也可能间接对其运营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摩根大通银行总共持有面值约1000亿美元的跟踪公司债券的指数衍生品。据知情人士称，其负责该笔交易的首席投资部门对该指数的仓位主要以多头为主，因此，一旦市场对这些衍生品标的物的信用状况感到担忧，那么指数将朝着对摩根大通不利的方向运行，从而使得该笔交易的损失扩大。
而摩根大通将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其所持的该笔交易占全部交易金额的比例过大，这使得摩根大通银行对该笔大额交易的操作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根据洲际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所有该交易的未平仓合约总额为7850亿美元，已占到了摩根大通的1000亿美元其中的12.7%。
“摩根大通的交易规模过大”T F M arket的信用衍生品交易员皮特说，“一旦他们的交易活动大到可以影响市场，他们就应该停止并且退出了。”
华尔街虽下调大摩盈利预期仍对金融监管说“不”
评级公司首先做出了预期回应。惠誉评级公司发表声明，不仅下调摩根大通的长期债券评级，还将其列为负面观察名单，理由正是声誉受损可能带来风险以及内部风险管理的种种弊端。惠誉说，目前导致亏损的风险敞口依然存在，且摩根大通的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监控机制都很成问题，这些势必影响其日后的盈利能力，值得长期关注和评估。
标准普尔公司宣布维持对摩根大通的信用评级，但将其前景展望从“稳定”调为“负面”。
另外，部分证券机构也下调了对大摩的展望。“伦敦鲸”事件公布没多久，野村证券便下调了摩根大通的股价预期，并将其2012年每股收益从之前预测的4.75美元下调至4.32美元。该机构认为，对摩根大通来说，资本损失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有害的是声誉受损。
“即使受到这一损失，我相信摩根大通银行依然是最具盈利能力的金融机构之一。”众议员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斯班瑟·巴切斯认为，“除非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一损失并不会影响到银行的储户。”
但是，即使盈利损失对大摩来说是可以消化的成本，本次事件确实对摩根大通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摩根大通一直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受益者，CEO杰米·戴蒙本人作为金融危机中唯一幸存且获利颇丰的银行家，被华尔街引为翘楚。他一向反对严格的金融监管，这一次出事，相当于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确实令其蒙羞。

J. 高盛贵金属怎么样

有不少香港朋友在大田环球贵金属炒黄金，都觉得平台很稳定，再加上是香港金银业贸易场A类会员第202号行员，也信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