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结合实际谈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哪些成就
总体来看，历经40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以下四个伟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从经济发展看，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向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我们渐进式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国有企业、外商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管理体制、经济特区等相关制度的改革，逐渐明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全面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共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78年不足2%，增长到2016年的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当今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二是从治国理政看，实现了从单极化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治理的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对国家的政府管理体制、传统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能力等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社会流动性增加、科技互联网技术崛起、多元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等趋势，协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政府逻辑与基本内容。中国治国理政模式实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为核心职能，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框架和以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务型现代治理新模式。截至2017年底，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70%；中共党员总数达到8779.3万，党的组织达到436万个；全国社会组织数量突破80万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达到66.2万个；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73569个。
三是从城乡结构看，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1978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典型农业型国家。此后，经过采取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单位体制、设立经济特区、增设开放城市等改革创新，把农民从原有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中国社会走上了现代城市化发展之路，城市活力进一步释放。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区域，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城乡互动共融、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型新社会。
四是从社会民生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整体性转变。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改革，为广大民众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发展机会，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加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减贫事业，使得7亿多人口脱离了极端贫穷，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更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时，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了24445元（增长了78倍）和28.6%；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10955元（增长了94倍）和31.2%，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开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费的生活。新时代，随着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创业、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进一步建设，人民对生活的追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高品质生活开始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⑵ 外汇兑换券发行40周年怎样
这套纪念卷是在2019年发行的，纪念券分单枚，双连体，四连体，整版四个品类。
外汇卷作为特定时期的特殊票证，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套纪念卷旨在纪念中国经济外贸发展的青葱岁月。
⑶ 外汇的发展前景
中国的外汇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回局”的答篇章里还提到，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改进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
⑷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⑸ 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一定程度上幸免此次金融危机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政府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⑹ 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改革论文
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有关步骤和措施。
一、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12月1日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此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运行建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基础上,但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即对企业除了规定的可保留的现汇收人外,其他外汇收入全部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二是中央银行对各外汇指定银行的结汇周转头寸实行限额管理,也就是说,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结售汇过程中,对于超过其规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时,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对于不足其规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时,该外汇指定银行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补足。这样频繁进行的“抛”或“补”,便形成了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次日交易货币(美元、港币、日元、欧元)对人民币交易的基础汇率。
上述汇率机制的形成,虽然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说,它并未形成全面的外汇供求关系。这是因为:
1.强制结售汇制的缺陷。虽然中央银行几次调整了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外汇供求关系,只能是中央银行被动人市进行干预,充当外汇交易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失去了外汇调控的主动权。
2. 汇率变化缺乏弹性。1994年以来,除1997年外,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为此,人民币汇率水平不是纯粹由市场供求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从1995年到2001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是在1美元兑8.27―8.30元人民币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
3.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金不能自由流动以及金融工具、外汇交易品种和方式的匮乏,都造成我国外汇市场仍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因此,中央银行的干预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对外汇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
二、改革的指导方针
1.要处理把握好市场供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央银行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的调控的重要性,这关系到我国经济稳定安全地运行。因为,汇率机制的改革首先要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定。
2.要考虑开放经济的总体要求。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后可能出现的变化,根据开放经济的总体特征及我国经济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增大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范围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实现汇率的稳定和均衡。如何确定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保持一种“最佳”或“适当”的汇率水平,这涉及所谓均衡汇率问题,也就是说,使汇率的变动,与一个经济内部和外部关系获得一种协调、合理的关系,能促进和达到内外平衡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
4.要充分认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我国经济地位和贸易总额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坚定政策立场已经奠定了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主导货币之一的地位。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元、日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人民币仍然属于“边缘”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及钉住目标的调整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确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此,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三种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的趋势,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以国内政策的目标为主,要兼顾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前景,适当考虑人民币作为区域主导货币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5.要充分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基于贸易平衡的传统思路,贸易差额在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中居主导地位,汇率与外贸换汇成本的偏离程度一度成为衡量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外资流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日渐显著。从发展来看,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已出现一定的调整。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利用外资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导致我国资本流入规模出现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服务业中的投资超过一半。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开放了部分服务领域,尤其是对于金融、保险、证券、商业、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开放,等于增加了一倍的潜在投资者。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将更为丰富,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将更多地采用发行境外债券和股票等筹资形式。估计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比重将有所下降,其他投资相对比重上升,尤其是证券投资资金量将会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方式及结构可能出现调整,导致整体流动性的提高。
2001年以来,我国外资流人数额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场对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乐观预期开始发挥作用。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新的资本双向跨境流动的形势,要求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适当增加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权重,汇率政策目标由贸易平衡扩大到国际收支总量及结构的平衡。
6.要适应国际化的原则。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汇率机制改革将在金融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框架下进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我国经济要全方位与国际接轨,适应和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了实现经济金融与国际接轨,就必须撤除资本国内外自由流动的障碍,这就要求做到国内外资金价格市场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场化,进而是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与外币的价值比较和自由兑换形成的市场均衡汇率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内外市场价格信号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地反映出来,才能使中国经济与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融合,才能使国内价格体系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真正接轨,才能使竞争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反映出来。
三、改革的步骤与措施。
在本着人民币汇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对稳定,有利于稳定通货和保持中长期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增大汇率形成的市场化和灵活性,使汇率保持在相对均衡和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从而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渐增加汇率弹性;(2)逐步使用汇率波动区间,放宽波动范围;(3)在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改钉住美元为钉住一篮子货币。
总体而言,改革的进程应采取渐进的做法。可采取的步骤和措施是:
1.要认真总结以往汇率运行的正反经验。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1998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2001年11月我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前,在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机制应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服务,更好地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此,应该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特点、问题,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只有在深入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2.积极推动基础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在确定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下,应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总的来说,有关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的研究,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下,各有关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实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与教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当成绩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各个阶段的人民币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现应继续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比如,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论、出口换汇成本、理论比价模型、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有关模型和相关方案,比如,钉住单一货币或者一篮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中心汇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讨。在研究探讨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更适应我国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的有关方案,供决策参考。
3.改革的环境与时机选择。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03年以来,日本有关方面挑起人民币币值低估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囿于汇率升值或贬值的争论,沦为简单的政策解释和说明。在我国已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汇率的影响将突破传统的涉外经济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更强的影响力。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考虑国内外这样一个大环境,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在改革时机的选择方面,我们既要根据国内的需要,又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它不能过急,也不能不变,汇率机制的改革一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4.回归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动。在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人民币汇率制度被重新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前几年的实际操作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区间,保持基本不变。实际上属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取决于政策部门对于“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性”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标权衡。笔者认为,对于日趋呈现内需导向特征的大国经济而言,独立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我们的首要选择,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在未来5年内将有显著上升,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上升。上述变化最终落实到汇率制度调整上,但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必须谨慎从事。可选择的是一个具有充分弹性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在当前汇率水平的基础上,波动幅度扩大到上下1％。
建立内部汇率目标区,目标区上下可定为10―15％。改钉篮子货币应相机而行,从篮子的加权成分看,由于我国与美国以及香港地区的贸易额较大,而港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在篮子中仍然占主要比重,欧元与日元以及其他有关货币进入篮子后,将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趋合理。与此同时,应加强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场做市商制度,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
5.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日益提高的同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目的是监测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乎实际,符合国家中长期政策目标,以便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汇率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人民币汇率的监测体系包括宏观监测体系和微观监测体系两个层次。宏观监测指标包括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状况、进出口增长率、资本流动等数据。通过建立宏观监测体系,了解一个时期汇率水平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影响,预测下一日期外汇供需情况和市场汇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调整汇率政策。微观经济指标包括出口换汇成本、进出口盈亏状况、实际税负、对外负债和还本付息情况、盈利汇出状况等。观察微观状况的变化,监测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业对汇率的预期并对外汇供需的可能变化进行预测。
通过汇率监测体系取得宏观监测指标及微观监测指标后,可用于编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观察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可以准确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对我国涉外企业的影响,反映我国贸易部门实际竞争力的变化,对我国出口产业及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加强完善外汇监管体系的建设。在逐步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同时,特别要增强对短期流动资金的监管,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国际流动资金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以监管取代管制,这是今后时期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状况下,也不能忽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银行的干预调控作用。同时应时刻关注我国周边金融市场的动向,动态测算人民币对周边地区货币相对水平的变化,保持我国出口及利用外资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