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外汇自由兑换

1. 不少产粮大国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为啥也可能发生饥荒

最近，世界上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导致的危机愈演愈烈，从最初的医疗卫生，发展到了餐饮娱乐再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甚至粮食领域也有许多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

比如世界上著名的产粮大国越南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始限制出口（但目前越南改口了，有可能改变限制粮食出口这一政策）。这俩国家虽然看上去发展的很一般，但是却是名副其实的产粮大国，其中越南是世界第9粮食大国，哈萨克斯坦则是名列第14位。

说实话，这些国家看上去似乎并不需要限制什么粮食出口。其中越南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世界的第33位，哈萨克斯坦更是高达第12位，比很多欧美发达国家还高。

外加上巨大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出能力，这些国家看上去即便不限制出口也不可能发生粮食危机。

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几乎都有过惨痛的饥荒经历，而且有的饥荒堪称“毁灭级”，那么为何产粮大国在没什么天灾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饥荒呢？

其实这还真的有些门道。

上图_ 农业旧照

目前各粮食大国减少出口的举措，实际上不仅有历史依据，更有现实考量，毕竟真正决定他们手里粮食的往往不是国际上有多少张嘴要吃饭，而是国际上的“金主”们，又瞄准了哪块肥肉准备下手。2011年，世界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遭遇了棕榈油短缺，其核心就是国际炒家狙击棕榈油，导致泰国政府对棕榈油限价，结果其它食用油厂商也趁机囤货，逼迫政府对食用油涨价，导致棕榈油出现了极大短缺。

所以说，食品安全表面上是食品问题，其实是金融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

2. 分析二战后波兰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周期

波兰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带头羊，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一国。1989—1999年十年间波兰先后换了8届政府，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剧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以后不久便冷了下来。而波兰的“民主游戏”一直很热闹，同时却并未影响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增长。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了“波兰特色”。因此，在转轨国家中，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工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匈牙利是外资持股，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但是，正如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后来都有变化一样，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总的说来，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1993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四国地理位置相近，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中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传统上它们都属于“中欧”国家，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存在文化－历史差异。现实中，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号称“第一方阵”国家。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国家。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人口（1996年底）3864万，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均居前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剧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相上下，而高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是前苏联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中欧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17世纪初期以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对俄处于攻势，曾经进军莫斯科并扶植傀儡政权。彼得大帝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发生了“卡廷惨案”等历史事件，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个剧变前时代，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甚至在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中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原波共政治局委员A. 兰普[1]曾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10年，后来被前苏联收留并于1943年在前苏联逝世。作为斯大林清洗波共政治局委员后的唯一幸存者，其应当说是亲苏的了。但他却留有著名的“兰普临终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俄）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容的一面。如，1956年东欧变革之风虽起于波兰，匈牙利人只是表示了对波兰人的声援，但前苏联军队坚决镇压匈牙利，而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前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权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才使前苏联住了手。波兰政府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成为它后来在“苏东剧变”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2]最终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1989年的圆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1990年1月1日，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在东欧率先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前波兰有如下特点：

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团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4]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就常规而言，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在一般条件下也难有别的选择。但是东欧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大异，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财政紧缩的结果导致投资下降，企业资金短缺，需求萎缩，整个经济出现滑坡。1990—1991年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11.6%和11.7%，[5]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波兰式的私有化

在通货财政双紧缩、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波兰政府开始实行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但是，价格可以即时放开，紧缩可以实行，私有化却不是说“化”就能化得了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实际上一直到8年以后，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才接近达到。波兰私有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波兰剧变产生于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前体制下的腐败和化公为私而来的。在波兰最后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全面强化经理权力，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势头。新政府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并清查这种“自发私有化”。这种清算方式自然也推后了其它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届波兰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期间，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关键的一点是，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这种现象必须停止。”[6]自发私有化即被遏制，而合法私有化则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在民主制下，它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在剧变之初，波兰政府就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但是，这种方案与波兰工会运动“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第二届团派政府即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有趣的是，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左派“重新”上台后，类似的法案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通过。但那时已是剧变五年之后，私有化大势已成，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已经无从发挥了。

其次，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剧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三大工会代表、企业技术管理部门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才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1996年才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此时距波兰剧变已经七年。森吉米拉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在其它案例中，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格旦斯克造船厂。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均未获工会通过。最后因拖延转制，企业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团结工会下台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

全民平分国有资产既未通过，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置换国有产权。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波兰企业中强大的工会力量又使外资望而却步。这样，波兰的私有化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

1. 小私有化。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由于其资本量小容易购买，这项工作在团派政府时期即已顺利完成，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

2.“靓女先嫁型”私有化。在那些赢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即由企业内部职工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3. 二战后至八十年代初 波兰经济社会背景

1.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但产业结构较落后。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30%左右的劳动力务农，农业中有役畜（马）100万匹，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冶金业所占比重很大，是传统重工业时代波兰的骄傲。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它却成了“夕阳产业”的代表。夕阳产业比重大是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是与德国的鲁尔、英国的中英格兰—南威尔士齐名的欧洲三大矿冶工业与重工业城市密集带，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煤国，与煤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冶机械等产业具有突出的地位。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再加上市场有限、污染严重、高新技术含量低，属于“夕阳产业”。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2. 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捷克属于“前共产党时代”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与捷克不同的是，波兰在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以来，波兰一直实行共和制，除了19世纪亡国期间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在两次大战期间，捷克的民主宪政发达，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萨纳奇政体”。两国的“左派传统”也很不相同：波兰社会党是萨纳奇体制的建立者，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不过，虽然萨纳奇政体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很专制的，在更大范围看其实还算温和。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前苏联死于非命，只有在波兰国内萨纳奇体制下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事实上，剧变前的波兰旧体制也比其它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去世前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成功了，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即便是非民主时期的专制，也较为温和。在转轨中这样的传统使“经济民主”比其它转轨国家更为活跃。不仅在公共资产处理过程即“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高，而且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工会、雇员持股、社会保障责任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3. 由于前述原因，剧变前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另一国是南斯拉夫）之一。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宽容度最大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在1956年后就中止了集体化以后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与南斯拉夫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放权让利的试验。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盖莱克统治时代，波兰实行大举借债、大进（口）大出（口），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使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参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而显得特别严重，也由于前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内显现的所谓“奇迹”。剧变前的波兰经济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4. 剧变前的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但为了求得稳定，尤其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一方面，剧变前的波兰实行家庭农场制度，农业受到旧体制的束缚较实行集体化的其它东欧国家为轻；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前者是机会，后者是代价。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支付代价的过程（我国的农村改革即为典型）。而在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中，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而在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中，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利，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这一点上，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则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1/4左右，而且组织程度高。剧变时，波兰农民党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与团结工会结盟，加速了政治剧变的过程。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甚至比左派（“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5.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作为工会运动又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剧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由于其政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因而活动能力有限。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全民分配”与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均难以实现。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是波兰转轨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在波兰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波兰开始全面实施以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命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在此后的四年间，波兰政局动荡，团派政府四次更迭，但巴尔采罗维奇在四届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或其它经济主管职务，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当然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战略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1988—1989年间，波兰经济已经发生紊乱，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剧烈，国内总产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4]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就常规而言，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在一般条件下也难有别的选择。但是东欧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大异，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也有所不同。财政紧缩的结果导致投资下降，企业资金短缺，需求萎缩，整个经济出现滑坡。1990—1991年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11.6%和11.7%，[5]私人消费分别下降15.3%和9%，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10.6%和4.4%.在放开物价之后，1990年的物价猛烈上涨585.8%，第二年回落为70.3%，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具有多面性，而且充满了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出乎意料的乐观与始料不及的悲观交替出现，殊堪玩味。

首先出乎意料，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休克”的赞成者泼了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罗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虽然经过一阵“阵痛”，但几乎是从“纲领”实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的月平均167%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它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但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近1/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7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忽而逝。当年秋季，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平均月通胀率又达到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兹罗提；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的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然而，在短暂“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波兰的舆论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转。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特有，在中东欧其它几个实行紧缩的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卢布~85卢布就可兑换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起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消灭短缺之外，“休克疗法”的其它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短缺的消灭”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从操作意义上说“休克疗法”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针对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的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即使建立起来也难维持。俄罗斯、中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稳定”与“改造”、放开物价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至于在1991年发生了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至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4. 为什么休克疗法适合资本主义国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

休克疗法只是适合特定的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用休克疗法，就像正常人不可以使用精神药物，一旦用了也就和精神病差不多了。
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 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 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 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5. 俄罗斯和泰国经济怎么样

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状况

自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俄罗斯的经济一直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实行这一转变之初，俄罗斯政府的“处方”用的是“烈药”：从1991年1月起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其主要作法是：一、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或非国有化；二、放开价格，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决定；三、实行对外开放，放松对外贸和外汇的控制，使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四、紧缩财政金融，减少或取消各种补贴，严格控制政府开支和货币供应。

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激进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1993年12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和大选，可以说是对两年的“休克疗法”作了一个总结：在全国1.03亿人有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中，约有3300万人支持宪法和激进改革；2300多万人表示反对；近5000万人没有参加投票，形成一个对改革漠不关心或感到失望的“沉默的多数”。在全民选举中，主张“休克疗法”改革的“俄罗斯选择”集团比预计少得2/3～3/4的选票。

国内对改革的评价是不尽相同的。那些自称持公正的、不偏不倚立场的学者认为，改革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后果。可以被视为积极的是：改革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分解，形成了各种经营形式和类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这就是说，除了国有成分之外，还有私人的、合伙的、股份制的企业；逐步形成着市场职能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这包括建立商业银行和交易系统、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流通；尽管困难重重，供求结构终于开始运行，从而开辟了通往竞争的道路。另一方面，靠“休克疗法”铺设的通向市场的道路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它没有给经济带来根本上的结构改革，反而引起了空前的生产总滑坡。1993年底，生产比危机前水平下降了40％以上。就整个工业而言，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经济情况的恶化自然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商店的商品虽然增加了，但大多数为进口货，普通劳动者却买不起。

据俄联邦劳动部的统计，从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这一期间，物价上涨了162倍，而居民的现金收入只增加56倍，这就意味着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2/3。由于“休克疗法”，人民仅在1992年就损失了9000亿卢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罗斯人抛向了贫困线，甚至赤贫。

1992年俄罗斯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由于卢布急剧贬值，老百姓深受其害。特别是在1993年实行货币改革的时候，俄中央银行只提前一天半宣布货币改革方案，老百姓兑换新币的时间只有两周，一次性兑换不得超过3.5万卢布的纸币，剩下的钱要作为定期6个月的存款存入银行。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大贬值的情况下，老百姓那些存入银行的大量不能兑换的剩钱，实际上都成了废纸。人们多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准备日后派大用场或养老的存款，就这样一下子化为乌有了。据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1993年底有3300万人（占22％）的收入少于最低生活费。

政府的反对派人士把所有这些叫做“千年掠夺”。许多经济学家，首先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则风趣地说：“休克”是有了，“疗法”却未见到。政府人士指责院士们“不客观”和“天真”，强调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惊慌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这一争论，“仲裁人”是千百万俄罗斯人民，他们在大选中不投“俄罗斯选择”的票。

叶利钦总统在公民投票和大选后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时说：“我们不得不对继续民主改革的战略作某些修正。我们必须重视选民们给我们发出的信号”。

于是，新的转变开始了。

俄罗斯政府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4年1月上任伊始就说：改革需要修正。1994年2月24日叶利钦总统在向联邦议会提交的国情咨文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在经济领域，回到过去苏维埃计划体制时代和继续没有控制的“休克疗法”都是不能允许的。许多分析家们都认为这份国情咨文就是总统承认货币主义方针的破产和授权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制定新的国民经济战略。

1994年，政府选择了积极稳定的战略，其主要内容是：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用经济方法扼制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扶植国民经济中最有前途的部门。在操作上把降低生产下滑作为主要任务，同时特别注意加强改革的社会方向性。新的做法确定了，但要消除前两年改革的严重后果则任务艰难，政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速度，但求渐进。从1994年到1997年，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经济上逐步走向恢复。

近年来俄罗斯的形势怎样，老百姓的生活情形怎样？ 1996年秋末，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社会学者对全国各地的2430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问：日子过得怎样？

51％的被询问者答：“日子过得不容易，但还可以忍受。”12％的人说；“一切都还不错，可以过得去。”但有1/3的被询问者认为：已经无法忍受。

问：物质供应怎样？

——84％的被询问者说，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农村差不多什么食品都有；76%的人说，在自由市场上衣服、鞋子都不缺货；78％的人说，只要有钱，各种耐用商品和家庭生活所需的日用品都可以买到。

问：对生活感到满意吗？

——很少人完全满意（只占3％）；对生活多半满意的占9％；部分满意、部分不满意的占1/3；大部不满意的占31％；对现在的生活完全不满意的占23％。

问：最令人忧虑的是什么？

——据调查的结果，人们最忧虑的五大问题是：拖欠工资、退休金和补贴；刑事犯罪增加；经济危机，工农业生产的滑坡；物价上涨；失业者增加。

1997年的情况表明：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经济停止滑波并开始了微弱的增长，社会相对安宁，治安状况趋于好转。

1997年，叶利钦总统提出了实现全国和睦与和解的任务，为此，他倡导建立各派力量的对话和协商机制。总统、政府与反对派领袖们缓和关系，讨论问题，解决矛盾。10月，由总统、总理和议会上下两院主席参加的协商机制开始启动，几次成功地化解了政府与反对派的争执和两次政府危机。

经济方面，1997年的重要成果是经济停止下滑，并出现了90年代以来的首次回升。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工业增长额为2％，粮食产量达9000多万吨。据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8年1月8月宣布，1997年12月与1996年12月的经济指标相比，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为1.2％。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2％，商业零售额增长3.9％。全年通货膨胀率为11％，比1996年下降了50％。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在进入1998年的时候，偿还了拖欠预算拨款部门职工的工资。

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一方面认为，1997年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还是低于预期指标，经济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对1998年充满信心。他说，1998年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将在2％以上，年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5％～8％的范围内。

1998年2月17日，叶利钦总统在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一项包括五方面内容的俄罗斯“振兴战略”：（1）重要的应当是各权力机关齐心协力，俄罗斯不应当是争论不休的场所；（2）新战略还要求稳定的经济发展。俄罗斯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更新生产基地、推广新技术以及降低费用；（3）要根本改变权力机关的工作，权力机关应该是现代化的和高效率的；（4）要无一例外的在所有地区推进改革；（5）权力机关和社会要相互信任。

经济由下滑、负增长到停止下滑并开始增长，这是重要的、可喜的转变。不过，一些分析家认为，还不容过分乐观，许多困难不是很快可以克服的，因为现在的微弱的增长主要是靠小企业和合资企业扩大生产取得的，而支撑国内经济的基础工业仍未摆脱生产下滑的趋势；投资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而对于基本上属粗放型的俄经济来说，要摆脱危机、要回升就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要改变不合理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加速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且还要改变工业内部结构以适应市场需要。但结构的调整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泰国原是一个农业国。1960年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80%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83%，工业仅
占5%，服务业占12%。由此可见，泰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起点较低。为了尽快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
列，泰国政府从1961年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且依照其国情特点及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制订了6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作为各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和指导原则。

自60年代至今，泰国经济大致上经历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和协调发展的三个阶段。由于政策、措施得，在过去的20多年里，泰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在60 年代超过8%，70年代超过7%。即使在适逢西方工业国出现经济危机的第5个五年计划 (1982—1986年)期间，其年均增长率也达到4.4%。1986年以后，泰国经济突飞猛进， 1987年的增长率升到6.3%。同时，泰国充分利用了油价、利率和汇率三低的有利国际经济条件，及时把握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向海外大举投资的机遇，大力推进吸引外资战略，并实行了放宽管制和逐步走向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使泰国经济进入了连续4年的高速增长时期。

泰国经济概况

90年代以来，由于受海湾战争和国内政局的影响，泰经济增长率有所所下降，但年均 增长率仍有8%左右。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崛起，泰经济结构已 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主要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农业国逐步向新兴工业国转化。 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世界银行将泰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现有基础设施超负荷，工程技术人员缺乏，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已影响到经济的增长。1996年，泰经济增长率急骤下降，仅达6.9%，为过去13年来最低水平。尤其是外贸出现严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3%，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6.2%。

1996年财政年度，全国51家国营企业在交通、通讯、房屋、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为2580亿铢。
1996年财政年度，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为7773亿铢。

4.行业概况

（1）.农业概况

泰国有80%的人口从事农业，享有“东南亚粮仓”的美名,是亚洲唯一的粮食净出口国和世界上主要粮食
出口国之一。泰国的大米出口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一位，木薯输出位居全球之冠，橡胶名列世界第三，玉
米排名第四，鱼产品出口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在泰国的10大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6个，占出口总值的
40%。

到目前为止，新开发的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及花卉植物等已日益成为泰国农业的重要支柱。
目前，泰国已成为亚洲第三大海洋捕鱼国，渔业产品跃居泰国农业产品出口的第4位。在饲养业方面，鸡
、鸭、肉、蛋等畜禽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出口量越来越大。泰国冻鸡、鸡蛋、冻虾等冷冻制品的出口已跻身于世界10 大出口国之一。
另外，泰国在水果罐头和蔬菜市场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泰国菠萝罐头已占据当今世界市场的35%。泰国农作物包括水稻、橡胶、玉米。

农产品产量统计

（2）.工业概况

作为传统农业国，泰国经济结构随着近几年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制造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日益扩大。制造业已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且成为主要出口产业之一。泰国工业化进程的一大特征是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发展食品加工及其相关的制造业。这种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模式在过去20多年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泰国的采矿业过去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近几年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泰国采矿业的地位日渐衰落。作为换汇大户的锡也因世界市场价格趋低受到很大冲击。另外，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导致部分矿产品出口的下降，甚至短缺。在采矿业中前景乐观的首推石油开采。目前，泰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包括服装、纺织、制鞋、电机、电子、运输设备等。

今后几年建筑业的发展势头仍将持续，但不会再象前几年那样迅猛。由于建筑业的兴旺，建材市场出现短缺，如水泥、钢材等目前依靠进口以补充不足。为改善这种状况，政府积极鼓励建材工业的发展，供求形势有所缓和。目前发展较快的有水泥、陶瓷、卫生设备等。

工业行业产值统计

（3）.服务业概况

泰国旅游资源丰富，有500多个景点。历来以“微笑国度”闻名于世，吸引着众多外国游客。因此，旅游
业以其巨额外汇收入在泰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泰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吸引游客的措施，使游客人数
有了很大增长。金融业和其他相关服务业也有了稳定增长。

5.主要经济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1996年)：1842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6年)：6.9%

人均国民收入(1996年)：2700美元

汇率(1998年5月1日)：1美元=38.5000铢

通货膨胀率(1996年)：6.2%

失业率：2.6%

东盟经济

· 越南经济概况

· 越南经济将继续稳定发展

· 印度经济概况

· 亚行预测印度经济今年将增长6％以上

· 新加坡经济简史

· 新加坡经济盘点与预测

· 经济简史

· 文莱经济

· 泰国经济在复苏

· 泰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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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挝经济稳定外国投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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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经济概况

· 柬埔寨经济简史

· 菲律宾经济趋势

· 菲律宾经济

· 日本电子业衰退敲响东南亚经济警钟

· 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 恐怖主义困扰东南亚经济

WTO与东盟
· 入世冲击 马来西亚重定位拓商机

· 中国正式亮相WTO会议 今开会戴蓝证

· 泰国积极适应世贸规则

· 关注“后WTO时代”

· 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车轮

· 马来西亚将调降东盟自贸区进口税

· 东盟能源需求呈现巨大商机

6. 什么是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一医学术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 杰弗里·萨克斯
为。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 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休克疗法
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 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 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成功案例
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实施 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最初实施，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效。该疗法实施不到一周，恶性通货膨胀便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物价从暴涨趋于稳定。1986~ 198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0~15％，1988年为21.5％，1989年为16.6％。国民经济通过短暂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但随后几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长势头。同时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债务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并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初战告捷，为萨克斯赢得了较高的声誉。玻利维亚发生的惊人变化，被世人称为“玻利维亚奇迹”，萨克斯本人也被誉为“国际金融界的金童”，休克疗法也由此享誉世界，备受世人瞩目。
失败案例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丰厚的遗产令叶利钦喜上眉梢，可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杰弗里·萨克斯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 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 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 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杰弗里·萨克斯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 塔，一遇到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如果说原料和能源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标的话，其它部门则远远低于美国同类指标20%～24%。70%多的生产设备服务期超过十年，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一倍。这种局面是国内投资特别是实际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后果。外国投资不愿进入俄罗斯，吸收的外资总额累积只有115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 杰弗里·萨克斯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休克疗法”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俄罗斯的国情，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犯的最本质的错误。曾在莫斯科度过近20年记者生涯的意大利人朱利叶托·基耶萨对此评论道；“是因为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抄照搬西方也有争议的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了今天这样的灾难性的境地”。 由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副总理盖达尔不得不于1994年1月16日被迫辞职。叶利钦也被迫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并在1996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
追捧原因
怀着首战告捷的喜悦，萨克斯兴冲冲地来到刚刚发生过政治剧变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继续兜售他的休克疗法。不过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与原先相比， 增加了一种新的涵义，即除了完成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消除外债危机的常规使命之外，还要肩负起完成经济转轨的重任。 萨克斯将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杰弗里·萨克斯
所谓稳定化就是通过严厉的紧缩性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强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 经济秩序，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 所谓自由化就是通过“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实现价格的自由化，通过废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通过 放弃外汇管制和垄断，实现外汇的自由化。实行价格、对外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启动市场机制，使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调节作 用。 所谓私有化就是通过归还、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等产权制度改革，将国有经济民营化，最终塑造和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萨克斯认为只有采纳这种包括三化 的休克疗法，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便可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对萨克斯兜售的这种极具诱惑力的休克疗法，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纷纷向萨克斯发出邀请，聘请其担任这些国家的政府经济顾问，参与制定并实施休克疗法。进入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大部分国家都迫不及待地先后正式实施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为什么对这些国家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国家热衷于选择休克疗法来完成经济转轨呢？综合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这些国家自发生政治剧变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大都急剧恶化。如 波兰在休克疗法实施之前，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财政赤字达4万亿兹罗提（当时1美元换6500兹罗提），外债400多亿美元，2/3的国有大中型 企业亏损，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降，市场极度萧条，经济状况几乎达到本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水平。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宏观经济情况同 样不好。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外债达800多亿美元，生产持续下降。遏制宏观经济继续恶化的势头是这些国家的当 务之急。因为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转轨就无从谈起。而休克疗法在这方面的奇效和示范效应，无疑是促使他们采纳这一疗法的重要动因。 第二，对以往修修补补的渐进式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这些国家的改革已经搞了几十年，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经济目标，跳不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框，加之改革政策的失误和不断反复，使改革不仅未能取得明显的突破性进 展，反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疑难病症，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使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长期无效的改革挫伤了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对改革丧失了信心，并产生了一种对改革的淡漠甚至敌视的心理，这显然对经济转轨是极为不利的。而萨克斯倡导的休克疗法，却使他们在经济 困境中似乎见到了一线曙光。萨克斯在波兰曾夸下海口，如果波兰实行休克疗法，保证其半年内消除通货膨胀，半年后生活水平回升，10后完全达到欧洲水平。这 对上述国家的新政府显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急功近利促使他们不加选择地接受了休克疗法。 第三，对经济转轨存在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受西方舆论宣传的误导，在上述国家中存在一系列对经济转轨的不正确认识，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认为只要放开价格，市场经济便会自发形成，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经济转轨必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国有经济统统不能要；市场经济就是全面放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要任何的宏观管理和调控等 等。休克疗法恰恰能够满足这样一些想法，迎合了颇为流行的社会心理，其被这些国家所迅速接纳并付诸实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起到作用
一、休克疗法疗效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休克疗法的实施及预期效应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环境与条件的。这些客观环境与条件不具备，必然会对其实施的过程和效应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休克疗法之所以在玻利维亚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可以借助完善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效应。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基本国情却是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设之中，市场体系的残缺不全，市场机制的运转不灵，市场主体的缺位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低效僵化等将严重制约着休克疗法作用的发挥。不顾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强制推行休克疗法，只能适得其反，加重经济危机。因此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首先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不宜盲目照搬别国经验。 二、休克疗法只适宜肩负特定的经济任务。 稳定宏观经济与完成经济转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任务，不能混为一谈。稳定宏观经济的任务，主要是针对社会总供求的严重失衡，采取紧急而有效的措施（一般都是从 压缩社会总需求入手），在短时间内使社会总供求关系达到大致平衡，从而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实践证明，休克疗法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疗效。完成经济转轨的任 务，是指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它涉及全面的、综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不加区别地将上述两种任 务联系在一起，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将解决前一任务的方法，误用来解决后一任务的结果。尽管休克疗法在被用于解决经济转轨任务时，增加了许多针对经济转轨 的政策措施，但在总体上，它仍是一个要求在短期内奏效的应急性措施和方法，仍不可能完成经济转轨的重大历史使命。 三、休克疗法对于某些经济转轨国家具有特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经济转轨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在经济转轨的国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宏观经济失控的状况。对于那些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社会总需求极度扩张、经济秩序 严重混乱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而言，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显然不是经济转轨，而是稳定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持续恶化，使这些国家已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用常规的办 法从容地解决问题。休克疗法恰恰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应急解决办法，使这些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经济转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 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克疗法对经济转轨是必不可少的，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 四、应摆脱在经济转轨认识方面的误区。 经济转轨国家误用休克疗法解决转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经济转轨的不正确认识。他们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看成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因而 主张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而放弃宏观调控，实行价格、外贸、外汇的全面自由化。这种对经济转轨认识上的误区，使他们很容易接纳以“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但是经济转轨并不等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市场经济也并非不要宏观调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 识和做法必然要受到惩罚。所以，凡将休克疗法作为实现经济转轨战略选择的国家，在实施过程中无一不受到挫折。休克疗法的失灵使这些国家开始变得清醒起来，他们或是彻底抛弃休克疗法，或是进行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经济转轨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休克疗法无力完成经济转轨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任何夸大它的作用与功能同完全抹煞它的特殊效能一样，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编辑本段医学中的休克疗法
适应症
①严重兴奋躁动、冲动、伤人损物者，需尽快控制精神症状者； ②有严重抑郁，有强烈自责自罪、自伤、自杀行为者； ③拒食、违拗和紧张木僵者； ④药物治疗无效或对药物不能耐受者。出现躯体或精神病性症状，以及以前对ECT疗效好，似乎是疗效好的预测因子。
前期检查
进行电休克治疗前，要详尽做好躯体和神经系统检查，如胸透、心电图、脑电图等，排除脑部疾患，掌握适应症和禁忌症，掌握正确的操作程序。电休克的副作用远比抗精神病药少，而且见效快。不要产生恐惧心理。那种传说精神病院给病人坐电椅或精神科大夫身上带有电棒的说法，这纯属无稽之谈。 电抽搐治疗是一种治疗精神病的有效方法。但人们往往认为其副反应大，担心对大脑造成损害，事实并非如此。
治疗效果
做电抽搐治疗时，电量为80～120V，在此电量下，电流直接通过人的大脑，导致全身抽搐，病人意识丧失，没有痛苦。治疗结束后，少部分患者会出现头痛、恶心及呕吐，轻者不必处理，重者对症治疗即可缓解。还有一少部分患者可出现意识模糊、反应迟钝，这取决于治疗次数的多少和间隔时间的长短，一般7～10天内逐渐消失。据资料表明，电抽搐治疗可引起脑电图改变，导致记忆力下降，但这种情况持续很短时间。一般认为，电抽搐治疗后1月内可恢复正常。对有严重自杀行为的抑郁性精神病患者，经过药物治疗需2～3周才获得最佳效果，如采用电抽搐治疗在一周内即可生效。国外有研究证明，经电抽搐治疗100次以上的病例，并无明显的脑功能影响，现一个疗程仅有8～12次，据电抽搐万次治疗的分析表明，未发生危及生命的合并症。因此，可以说电抽搐治疗是一项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治疗步骤
在ECT中，在病人头部使用电刺激可诱发癫痫大发作。当今，推荐麻醉下进行ECT，可减少副作用（如骨折）的风险，并且增加其可接受性。病人在电休克治疗前，用快速起效的催眠剂和肌松剂麻醉。治疗通常是每周3次，门诊病人、住院病人皆可，总共为6-12次治疗。
治疗前手续
在治疗开始前，临床医师必须说明心理和医学问题，仅仅提及电休克治疗常常引发病人和家属的严重焦虑。他们必须接受关于电休克和其他治疗的好处以及不良效应的教育，不恰当治疗严重抑郁发作的风险。当临床医师感到病人和家庭恰当地理解这个程序，病人和家属或监护人应签署知情同意书。治疗前评价应包括完整的麻醉史、躯体检查、心电图以及可能的实验室检查来排除电解质紊乱、心肺或神经系统的危险因素。
副反应
与ECT相关的常见副作用是，短暂的治疗意识混浊和记忆丧失。虽然，在治疗的病程中，记忆损害几乎成定论，但是6个月的随访资料提示，几乎所有病人恢复到原来的认知水平；有些病人主诉持续的记忆困难，但是，单侧运用电刺激非优势大脑半球，并且用产生正方波电流的仪器取代正弦电波电流仪器，减少记忆损害的风险的严重程度。 后来，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的“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于上述经济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有了医学上的“休克疗法”的比喻。后来被引用为经济术语，被用来称谓一整套激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于上述经济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有了医学上的“休克疗法”的比喻

7. 什么是休克疗法

什么是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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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 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 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 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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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最初实施，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效。该疗法实施不到一周，恶性通货膨胀便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物价从暴涨趋于稳定。1986~ 198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0~15％，1988年为21.5％，1989年为16.6％。国民经济通过短暂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但随后几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长势头。同时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债务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并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初战告捷，为萨克斯赢得了较高的声誉。玻利维亚发生的惊人变化，被世人称为“玻利维亚奇迹”，萨克斯本人也被誉为“国际金融界的金童”，休克疗法也由此享誉世界，备受世人瞩目。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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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丰厚的遗产令叶利钦喜上眉梢，可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复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 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 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 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 塔，一遇到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如果说原料和能源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标的话，其它部门则远远低于美国同类指标20%～24%。70%多的生产设备服务期超过十年，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一倍。这种局面是国内投资特别是实际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后果。外国投资不愿进入俄罗斯，吸收的外资总额累积只有115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

热衷于休克疗法完成经济转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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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首战告捷的喜悦，萨克斯兴冲冲地来到刚刚发生过政治剧变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继续兜售他的休克疗法。不过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与原先相比， 增加了一种新的涵义，即除了完成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消除外债危机的常规使命之外，还要肩负起完成经济转轨的重任。

萨克斯将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所谓稳定化就是通过严厉的紧缩性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强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 经济秩序，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

所谓自由化就是通过“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实现价格的自由化，通过废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通过 放弃外汇管制和垄断，实现外汇的自由化。实行价格、对外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启动市场机制，使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调节作 用。

所谓私有化就是通过归还、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等产权制度改革，将国有经济民营化，最终塑造和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萨克斯认为只有采纳这种包括三化 的休克疗法，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便可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对萨克斯兜售的这种极具诱惑力的休克疗法，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纷纷向萨克斯发出邀请，聘请其担任这些国家的政府经济顾问，参与制定并实施休克疗法。进入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大部分国家都迫不及待地先后正式实施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为什么对这些国家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国家热衷于选择休克疗法来完成经济转轨呢？综合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这些国家自发生政治剧变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大都急剧恶化。如 波兰在休克疗法实施之前，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财政赤字达4万亿兹罗提（当时1美元换6500兹罗提），外债400多亿美元，2/3的国有大中型 企业亏损，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降，市场极度萧条，经济状况几乎达到本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水平。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宏观经济情况同 样不好。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外债达800多亿美元，生产持续下降。遏制宏观经济继续恶化的势头是这些国家的当 务之急。因为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转轨就无从谈起。而休克疗法在这方面的奇效和示范效应，无疑是促使他们采纳这一疗法的重要动因。

第二，对以往修修补补的渐进式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这些国家的改革已经搞了几十年，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经济目标，跳不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框，加之改革政策的失误和不断反复，使改革不仅未能取得明显的突破性进 展，反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疑难病症，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使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长期无效的改革挫伤了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对改革丧失了信心，并产生了一种对改革的淡漠甚至敌视的心理，这显然对经济转轨是极为不利的。而萨克斯倡导的休克疗法，却使他们在经济 困境中似乎见到了一线曙光。萨克斯在波兰曾夸下海口，如果波兰实行休克疗法，保证其半年内消除通货膨胀，半年后生活水平回升，10后完全达到欧洲水平。这 对上述国家的新政府显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急功近利促使他们不加选择地接受了休克疗法。

第三，对经济转轨存在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受西方舆论宣传的误导，在上述国家中存在一系列对经济转轨的不正确认识，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认为只要放开价格，市场经济便会自发形成，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经济转轨必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国有经济统统不能要；市场经济就是全面放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要任何的宏观管理和调控等 等。休克疗法恰恰能够满足这样一些想法，迎合了颇为流行的社会心理，其被这些国家所迅速接纳并付诸实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休克疗法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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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克疗法疗效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休克疗法的实施及预期效应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环境与条件的。这些客观环境与条件不具备，必然会对其实施的过程和效应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休克疗法之所以在玻利维亚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可以借助完善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效应。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基本国情却是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设之中，市场体系的残缺不全，市场机制的运转不灵，市场主体的缺位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低效僵化等将严重制约着休克疗法作用的发挥。不顾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强制推行休克疗法，只能适得其反，加重经济危机。因此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首先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不宜盲目照搬别国经验。

二、休克疗法只适宜肩负特定的经济任务。

稳定宏观经济与完成经济转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任务，不能混为一谈。稳定宏观经济的任务，主要是针对社会总供求的严重失衡，采取紧急而有效的措施（一般都是从 压缩社会总需求入手），在短时间内使社会总供求关系达到大致平衡，从而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实践证明，休克疗法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疗效。完成经济转轨的任 务，是指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它涉及全面的、综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不加区别地将上述两种任 务联系在一起，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将解决前一任务的方法，误用来解决后一任务的结果。尽管休克疗法在被用于解决经济转轨任务时，增加了许多针对经济转轨 的政策措施，但在总体上，它仍是一个要求在短期内奏效的应急性措施和方法，仍不可能完成经济转轨的重大历史使命。

三、休克疗法对于某些经济转轨国家具有特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经济转轨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在经济转轨的国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宏观经济失控的状况。对于那些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社会总需求极度扩张、经济秩序 严重混乱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而言，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显然不是经济转轨，而是稳定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持续恶化，使这些国家已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用常规的办 法从容地解决问题。休克疗法恰恰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应急解决办法，使这些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经济转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 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克疗法对经济转轨是必不可少的，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

四、应摆脱在经济转轨认识方面的误区。

经济转轨国家误用休克疗法解决转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经济转轨的不正确认识。他们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看成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因而 主张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而放弃宏观调控，实行价格、外贸、外汇的全面自由化。这种对经济转轨认识上的误区，使他们很容易接纳以“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但是经济转轨并不等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市场经济也并非不要宏观调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 识和做法必然要受到惩罚。所以，凡将休克疗法作为实现经济转轨战略选择的国家，在实施过程中无一不受到挫折。休克疗法的失灵使这些国家开始变得清醒起来，他们或是彻底抛弃休克疗法，或是进行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经济转轨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休克疗法无力完成经济转轨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任何夸大它的作用与功能同完全抹煞它的特殊效能一样，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8. 求经济学领域的高手！100分

1.《经济过剩的成因探究》，这篇文章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慕刘伟写的
2.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相继开始打破原有的僵化模式，踏上改革之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原来推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经济发展中却出现持续的高通胀和经济滑坡，直到新世纪初才略有起色。中国采取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一、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差异

虽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均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但两国转轨的战略目标选择上却有很大差异。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转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早在1991年10月的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就宣布了他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俄罗斯独立后，1992年2月盖达尔政府向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提交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方案，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活动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由此，必须进行私有化和制度上的改革。”[①] 叶利钦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俄罗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为基础，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社会保障市场化。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反映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货币主义)学派的意识形态，也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②]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计划主义受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危机的迹象已经明显暴露出来，此时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方案就是所谓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一些主要国家对危险的通货膨胀和深刻的衰退的克服，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扩张，并得到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认可。俄罗斯1992年开始推行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改革正是秉承了货币自由主义思想：经济活动全面自由化；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通过私有化，迅速实现经济制度改革，发展市场基础，把国家作为市场的外部力量从经济运行中清除出去；经济全面对外开放。

当选总统前，针对俄罗斯糟糕的经济现状，普京强调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作用。但主政后，其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加强，转而主张“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不再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强调国家如何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条件。普京并不是要改变叶利钦的改革方向，而是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巩固业已形成的私有化基础。2001年3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俄罗斯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③]中明确表达了普京的改革取向，即坚持以往改革目标，完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在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进行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4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明确指出，“我反对重新分割财产。我对20世纪90年代进行这些改革时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没有产生过怀疑。” “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在原则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抛弃，使已经制定的经济方针不变。”[④] 就任总统以来，普京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刺激经济增长为中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以保持各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合理，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实行税制改革等。农业上，加快农村特别是农用土地市场化改革，出台法规允许农用土地买卖。实质上，普京是要建立保持一定国家干预、有序竞争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并没有改变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转轨的目的，是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最初是本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改革方针的选择取决于能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进行改革始终不渝的一贯条件，也就是现阶段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积极稳重的步骤，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1992年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即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强调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现象。

二、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不同

1992年1月起，叶利钦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迅速全面放开物价，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求；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迅速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产权制度基础。由此，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俄经济转轨采取的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方式。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派到俄罗斯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提出的以货币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克服危机和实行改革的一种方案。按照这一规划，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同步进行，价格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1991年12月，叶利钦发布关于放开物价的第297号总统令。在叶利钦的支持下，1992年1月，以代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开始实施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激进改革。从1992年1月起，除某些生活用品和少数交通、能源等生产资料外，一切商品价格全部放开，不久又放开全部能源及能源产品的价格。而在经济严重短缺、市场经济法规不存在的情况下，改革启动后的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预计的那样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在各方压力下，虽然1992年6月俄政府颁发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改革的速度和步骤作了一些调整，但“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并未改变，仍要求尽快与国际接轨，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实现外汇自由化。与此同时，私有化的步伐加快。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最终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盖达尔政府被迫下台。继任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强调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合理与适度强硬的财政政策，以稳定财政状况，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试图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但在西方以经济援助为筹码的强大压力下，切尔诺梅尔金的政策根本无法彻底实施。就是在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仍以俄联邦政府实行严厉的货币、财政政策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一直到普京上台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由于俄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经济危机又和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企图用“快刀斩乱麻”的“休克疗法”解决问题，必然带来极大风险，加之一些设想和方案未经充分论证，方法粗糙简单，最终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转轨基本上是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渐进”方式，逐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80年代初，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1984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放松对价格及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管制。到90年代初，工业消费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市场定价。在国企改革方面，1983—1984年主要是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1989年主要是试行和实行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制，1987年十三大后，开始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调放结合”的原则推进价格改革，并开始把生产要素纳入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缩小了计划管理的范围。1990—1992年主要是坚持和完善承包制，积极试行企业放开经营、全员风险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税分流和租赁制等；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随后进行了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继续发展各类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非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逐步扩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国民经济摆脱了短缺状态转入供求基本平衡。

三、经济转轨的绩效比较

从转轨的起始条件看，两国无论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僵硬的计划调节手段，条块化、行政化的经济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转轨之初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⑤] 苏联国民经济基础比中国雄厚，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远在中国之上，这是俄转轨的有利条件。

不可否认，俄罗斯经过10多年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建设上确实取得很大成效。俄罗斯在产权上基本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就转轨的实际绩效而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可以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增长，市场经济的框架也基本形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1． 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比较

自1992年全面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实现快速增长，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生产迅速滑坡，投资急剧下降。自转轨以来，短短几年，投资减少3/4，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近50%，超过了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 30%的下降幅度（表1）。俄罗斯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农业生能力和

表-1 1990-199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资变动情况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国内生产总值占上一年的比重（%）

97.0

95.0

85.5

91.3

87.4

96.0

94.0

国内生产总值占1989年的比重（%）

97.0

92.2

78.8

71.9

62.8

60.3

56.7

固定资本投资占上一年的比重（%）

100.1

84.5

60.3

88.4

75.7

86.8

82.0

固定资本投资占1989年的比重（%）

100.1

84.6

51.0

45.1

34.1

29.6

24.3

Источник :《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омер1, 1997г , с.46.

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倒退20年。1997年俄经济稍有好转（GDP同比增长0.4%，通胀率降到11%），很快被199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所打断而再次跌入深渊：银行大批倒闭，GDP再降4.6%，经济一片混乱。虽然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持续复苏的积极迹象，但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是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其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内需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而且不稳定。

据统计，转轨以来的10年中，俄罗斯的GDP年均减少7.7%，工业产值减少9.3%。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GDP几乎减少一半。90年代末，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总产值中，俄罗斯联邦的GDP仅约占1.6%，俄罗斯的国家开支占世界国家总开支的不足0.5%。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按GDP（购买力平价）排名，苏联占世界第三，俄罗斯联邦占世界第七，那么现在俄罗斯已降到第13或14位，而按国内人均产值计算，1997年俄罗斯仅占世界第104位。[⑥] 这样，就GDP（购买力平价）而言，俄罗斯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等国。转轨以来，由于投资急剧萎缩，俄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畸形，企业设备严重老化，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近年来，大量出口导致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而制造业由于产品竞争力低，国内市场狭小，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1年，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50%和出口总额的80%，以及投资总额的70%。由于投资不足，转轨以来俄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基础基本没有改变，企业设备的老化率达70%，工业设备的平均使用期达16年，是世界标准的2倍多，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缺乏竞争力。[⑦] 20世纪90年代，俄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幅度达20% ，其中各具体工业部门下降幅度从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13%、15%到石油加工业的60%不等。而同期西方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上升了18-36% 。俄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平均低80%至83%，比新兴工业化国家低33%，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则更低。[⑧]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科技进步，新技术因素在发达国家的GDP增长中贡献率甚至达到90% ，而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俄罗斯只有5%的企业投资搞研发，俄在国际市场民用高科技产品领域只占1% ，而美、日则高达36%和30% 。[⑨]不仅如此，与中国改革以来大量外资流入相反，由于投资环境差，俄罗斯不仅外资很少进入，反而出现国内资金大量外逃现象。从激进改革开始到1999年，其流出额为1000-1500亿美元，甚至更多。[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的快速增长，1978年至199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高速度，1998、1999、2000、2001、2002年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和8.0% 。[1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水平低下”的局面。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89年的25:43:32，再变为2001年的15:51:34。同时，三次产业在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94年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占绝对优势的70.5% 下降到1989年的60% ，再下降到2001年的一半左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2.2% 上升到1989年的18.3% ，再上升为2001年的27.7%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也有所上升。[12] 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2．通货膨胀与人民生活条件改善

短缺经济的消除可以在长期内渐进进行，也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对供求比例的突然改变实现。但后一种发展方式要想永久消除短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必须预先达到一个最低水平。[13] 俄罗斯就是在尚不具备以上最低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式改革，例如私有部门几乎不存在，国有经济仍受到过多保护，市场准入自由和竞争机制还没有形成。这样，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就不难理解了。

转轨以来，俄罗斯恶性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1992年1月放开物价后，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高时达到4位数（见表2），近年来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两位数。为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长期推

表-2 1991-1998年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与上年相比，%）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通胀率

160

2509

839.9

215.1

131.4

21.8

11.0

84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

行过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市场上货币短缺，生产性投资严重萎缩，生产急剧下降。随着经济的持续下滑，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状况迅速恶化。严重通货膨胀导致普通居民银行储蓄损失达50%，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俄官方承认从1991到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 。[14] 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1999）》资料，各类食品销售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100，到1998年蛋类、水果、奶制品、鱼类、肉类的销售指数分别为40、58、77、80、86，而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的面包和土豆的销售指数却提高到114和110。目前，俄罗斯全国仍有近3000万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1977年以来，我国先后有过几次通货膨胀高峰。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为6%，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为8.8%，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17.8%，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3.2%、21.7%和14.8% 。经过对过热的经济进行调整，1996、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回落到6.1%和5.0% ，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随着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改革开始的1978年为基期指数100的话，1980、1985、1990、1995、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27.0和0.569、160.4和0.533、198.1和0.542、290.3和0.499、383.7和0.39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39.0和0.618、268.9和0.578、311.2和0.588、383.7和0.586、483.5和0.491 。[15] 从上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近3倍。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了0.5以下，比1978年低了18.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也首次降到了0.4以下，比1978年降低了18.3%，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3．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比较

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折和变革，不能不付出代价，但俄罗斯的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经济急剧下降，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严重。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统计，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8年的0.49，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标准。截止1999年底，俄全国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16]俄罗斯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比，从1990年的8:1增加到1996年的13:1。经济滑坡导致社会保障水平低，人民生活压力增大，自杀和死亡率上升。俄罗斯的自杀率从1992年的10万分之31，增长到1996年的10万分之39.4。[17]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每10万人中有20个以上的自杀者，那么这一比率就相当高了。转轨以来，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降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90年代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居欧洲之最，死亡率超过出生率2倍，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俄罗斯的人均寿命也由苏联时期的70岁，降到2000年的65岁，其中男性只有不到60岁。[18] 在90年代前5年俄罗斯死亡人数的统计表明，年龄在20-49岁的男性占了绝大多数，男性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不到47%，而且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男性人口高死亡率与失业、收入减少、生活压力大、酗酒等有关。

另外，激进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经济体制和秩序，而新的体制和机制又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经济活动的无序和失衡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寻租”活动猖獗。再加之政治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普遍不满和怨愤，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精神道德的失落，从而导致滥用毒品、暴力、犯罪等各种消极社会现象的出现。

中国由于采取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尽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贫富悬殊、失业、腐败等社会问题也愈加突出，但由于经济的较快增长使绝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国力的强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通过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使社会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总体上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稳定。

四、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综观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国内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导致经济大幅滑坡，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俄罗斯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俄罗斯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潜力，以及极为丰富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只是时间的问题。新世纪初以来，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复苏使人们看到了俄经济发展的一缕曙光。[19]同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很多困难和危机。虽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据测算总数大约有1.5至2.1亿人。[20] 中国社会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中国学者测算目前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加权平均后在0.32—0.35之间。[21] 但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标准，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虽然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可以使这一标准相对放宽，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严重社会现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失业现象日趋严重，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而且老龄人口比重日趋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这一切都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为7%—8%，但隐性失业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此外，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中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明显。而且进一步经济改革中，深化产权改革、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将日益突出。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9. 请问二战前的波兰经济如何人民有丰衣足食吗有鱼有肉

尽管民主在雅典的核心是直接参与大多数市民，但还不够在这里暴露无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直接参与在密闭的成年男性公民，所有的妇女，儿童和人们的外邦国家都不允许参加。大多数奴隶是不被视为简单的，自然也就没有民主了。

10. 俄罗斯经济“休克疗法”是什么

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 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 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 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相关书籍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