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什么叫外汇占款
谈外汇占款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国，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近几年来，外汇占款一直是很多专家学者鼓吹经济过热、倡导货币紧缩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的外在化。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政府在经济中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是相背离的。当然，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每个人都会有所差异，但如此普遍的一边倒的想当然的不容置疑的所谓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夸大，却是整个经济学界的耻辱。如果我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从权力需要出发，对现实的判断就会根本不同。为了避免今年再有人出来喊叫经济过热，写这样的一个短文还是有必要的；举手之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可能是至关重要。 由于长期对外汇短缺的重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强制结汇措施使得中央银行投放大量人民币、购买并屯积大量外汇。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突破五千亿美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排在前列的是日本、中国、台湾、香港）。单从这个外汇储备来说，五千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四万亿，投放到了基础货币当中，再加上货币乘数作用（当然中国的货币乘数的大小是个判断差异更大的问题，最悲观的估计是小数，货币只是在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炒作票据而已），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造成货币投放量过大，从而有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有必要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逻辑上是直接的，五千亿，四万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大，货币紧缩。没问题。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的。 问题出在哪呢？在国民经济当中，我们每多生产出一元的财富，就应该增发一元的货币购买力，否则过多的商品追逐过少的货币就会导致货币升值，通货紧缩。我国持续的通货收缩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我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在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占款的情况下），反而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到外贸进出口的特殊性质。假定（老师说经济学都要有假定），我国这一年进出口持平，没有赢余（先不考虑资本项目）。进口了一千亿美元，出口是一千亿美元，收到的外汇全支付了，没有外汇盈余，没有外汇占款。可从商品的角度看，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出口收入的一千亿美元被强制结汇收到八千亿人民币，但这八千亿人民币的收入能否足够支付那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 问题也就是出在了这里。一千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能否相互抵销。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在国内是不是只卖八千亿人民币？哈哈哈哈。你现在该明白了，前面说了，每多增加一元的商品，就该多增发一元的人民币购买力，而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并不仅仅是海关统计的进口额（进口按CIF,出口按FOB），国内还要加收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增殖税、环节税、消费税、检验检疫费用、港口码头仓储运输费用、批发零售商的费用和利润，最后的人民币占款就不是八千亿人民币，而会是两万亿人民币。 如此一来，中国所面临的就不是外汇占款问题，而是进口商品的占款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也不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是通货紧缩问题。九四之后，外汇并轨和中国经济的放开使得中国出口大增，随之而来的是对进口的放宽，而九六之后中国就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怪圈。在成功软着陆的错误理论下，中国继续着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的升值压力。大批的外国基金敢于炒作人民币升值，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学界的愚昧吗？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你呢？他们宁愿利用这个会赚钱。正象有的经济学家说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说。经济学是有国界的，经济学不是科学。 所以，中国每年少量的外贸赢余在扣除了各出口的企业外汇留成之后，每年的外汇占款造成的RMB投放远远无法弥补进口商品所造成的RMB占款。再加上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的买卖（称之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短缺，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强。客观的说，不是外国人要人民币升值，而是学界错误的观念导致的错误的政策逼迫人民币升值。从九六年开始，这种累积的力量是巨大的，进口商品的RMB占款远远大于表面上的五千亿美元累计的所谓的外汇占款。再加上贪污腐败导致的资金外流，去年境外赌博就从中国抽走六千亿。国内货币供给远不是表面数字上的汇率兑换的结果。而近两年资本项目的大量赢余并不能真正变为真实的RMB投放到中国经济当中，炒中国的房地产对温州炒房团是可行的，对这些国际大基金来说是不屑一顾的。 当然只有央行真正知道自己发行了多少RMB ，但可能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货币究竟是对应哪些具体的商品和劳务。上千亿美元的HOTMONEY敢于炒作人民币升值，敢于换成人民币坐等红利，当然不是为了来弥补人民币的供给缺口，相反，它们还要占用这些额度来制造更大的RMB供给缺口，从而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升值的压力下，人民币失去了贬值的可能性，这就等于这些游资只赚不赔（我们说过，这叫单向投机的自我实现性），人民币利息率又远高于美元、日元，利息加红利，何乐而不为？所以当他们称赞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就时，我们最好还是想一想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再加上中国大量的走私进口（如赖昌星等），大量的假出口（骗出口退税），大量的假进口（骗取外汇），大量的出口转进口，以及统计不规范的边贸、地贸、非法交易（境外赌博、毒品），再有就是国内市场经济之后大量富余人员形成的地下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都是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考量却又影响巨大的因素。大量的货币在非法的因素下漏出，货币的发行量已经无法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着眼点；而把中国经济规模还局限在国有加外资加民营，更是无视全体十三亿人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对中国经济规模的定义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如果央行不看经济的现实，只根据数字报表做理论上的业务游戏，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的来源也正是在这里，不能怪日本、美国政府和机构投机者。 综上所述，所谓的外汇占款并不存在，人民币并不存在现实的超额供给，相反，由于对人民币需求力量的错误认识、人民币在非法权力下的大量漏出、大量热资进入造成的R M B闲置、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票据游戏、进口走私、境外赌博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人民币供给存在巨大缺口，从而造成通货紧缩、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的贬值形成美元的超额供给，大量美元头寸等待美元反弹，在等待过程中，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又有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因而投机人民币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就是说，人民币与美元现在是固定汇率，汇率不变，赚到人民币的高利息；人民币升值，赚到升值红利；美元再反弹，又赚到美元红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继续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等于是为人作嫁衣，将人民币逼上升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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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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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主要原因及其释放的途径是什么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8.6212，1995年为8.3490，1996年为8.3143，到2003年为8.2770（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4.1％。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8.2770.2003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5.55倍。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23％，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0.3％，比美国低2.53％。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3％。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2.7％，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1.25％。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1.5个百分点。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一) 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三) 国际政治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四)人民币升值的客观作用
1、 加强经济自循环的能力
当汇率变化反映了外币的供求程度之后，企业和家庭就能及时调整其策略，更为有效地利用外币。而且，如果国内企业长期借助有利汇率带来的成本优势，通过出口低端产品赚取利润越容易，国内企业投资于产品研发的动机就越小。这不利于国家的竞争力的长期发展。
2、 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人民银行必须从市场中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这使央行难以将货币供应控制在目标区间之内。为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进行所谓的“本外币对冲操作”，即在买入美元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券或央行票据，从市场中回笼资金。适度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能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3、 与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
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而通过发放央行票据来回笼外汇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并将导致政府财务负担的上升。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由于：1) 外汇占款减少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2) 货币升值将使进口价格降低，因此可能压低国内价格。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原因，除非这个原因的压力大到让政府无法回避或阻挡。我觉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国以及各种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
第二：逐渐摆脱盯住美元的模式，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做准备；
第三：借此机会，缩小港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差，争取达到1：1，然后，在适当时机下，人民币、港币和澳元将融合，形成单一货币。
⑷ 请教 外汇占款是啥意思它怎样增加货币供给
外汇占款
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国，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近几年来，外汇占款一直是很多专家学者鼓吹经济过热、倡导货币紧缩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的外在化。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政府在经济中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是相背离的。当然，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每个人都会有所差异，但如此普遍的一边倒的想当然的不容置疑的所谓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夸大，却是整个经济学界的耻辱。如果我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从权力需要出发，对现实的判断就会根本不同。为了避免今年再有人出来喊叫经济过热，写这样的一个短文还是有必要的；举手之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可能是至关重要。
由于长期对外汇短缺的重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强制结汇措施使得中央银行投放大量人民币、购买并屯积大量外汇。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突破五千亿美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排在前列的是日本、中国、台湾、香港）。单从这个外汇储备来说，五千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四万亿，投放到了基础货币当中，再加上货币乘数作用（当然中国的货币乘数的大小是个判断差异更大的问题，最悲观的估计是小数，货币只是在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炒作票据而已），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造成货币投放量过大，从而有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有必要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逻辑上是直接的，五千亿，四万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大，货币紧缩。没问题。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的。
问题出在哪呢？在国民经济当中，我们每多生产出一元的财富，就应该增发一元的货币购买力，否则过多的商品追逐过少的货币就会导致货币升值，通货紧缩。我国持续的通货收缩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我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在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占款的情况下），反而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到外贸进出口的特殊性质。假定（老师说经济学都要有假定），我国这一年进出口持平，没有赢余（先不考虑资本项目）。进口了一千亿美元，出口是一千亿美元，收到的外汇全支付了，没有外汇盈余，没有外汇占款。可从商品的角度看，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出口收入的一千亿美元被强制结汇收到八千亿人民币，但这八千亿人民币的收入能否足够支付那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
问题也就是出在了这里。一千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能否相互抵销。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在国内是不是只卖八千亿人民币？哈哈哈哈。你现在该明白了，前面说了，每多增加一元的商品，就该多增发一元的人民币购买力，而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并不仅仅是海关统计的进口额（进口按CIF,出口按FOB），国内还要加收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增殖税、环节税、消费税、检验检疫费用、港口码头仓储运输费用、批发零售商的费用和利润，最后的人民币占款就不是八千亿人民币，而会是两万亿人民币。
如此一来，中国所面临的就不是外汇占款问题，而是进口商品的占款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也不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是通货紧缩问题。九四之后，外汇并轨和中国经济的放开使得中国出口大增，随之而来的是对进口的放宽，而九六之后中国就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怪圈。在成功软着陆的错误理论下，中国继续着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的升值压力。大批的外国基金敢于炒作人民币升值，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学界的愚昧吗？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你呢？他们宁愿利用这个会赚钱。正象有的经济学家说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说。经济学是有国界的，经济学不是科学。
所以，中国每年少量的外贸赢余在扣除了各出口的企业外汇留成之后，每年的外汇占款造成的RMB投放远远无法弥补进口商品所造成的RMB占款。再加上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的买卖（称之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短缺，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强。客观的说，不是外国人要人民币升值，而是学界错误的观念导致的错误的政策逼迫人民币升值。从九六年开始，这种累积的力量是巨大的，进口商品的RMB占款远远大于表面上的五千亿美元累计的所谓的外汇占款。再加上贪污腐败导致的资金外流，去年境外赌博就从中国抽走六千亿。国内货币供给远不是表面数字上的汇率兑换的结果。而近两年资本项目的大量赢余并不能真正变为真实的RMB投放到中国经济当中，炒中国的房地产对温州炒房团是可行的，对这些国际大基金来说是不屑一顾的。
当然只有央行真正知道自己发行了多少RMB ，但可能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货币究竟是对应哪些具体的商品和劳务。上千亿美元的HOTMONEY敢于炒作人民币升值，敢于换成人民币坐等红利，当然不是为了来弥补人民币的供给缺口，相反，它们还要占用这些额度来制造更大的RMB供给缺口，从而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升值的压力下，人民币失去了贬值的可能性，这就等于这些游资只赚不赔（我们说过，这叫单向投机的自我实现性），人民币利息率又远高于美元、日元，利息加红利，何乐而不为？所以当他们称赞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就时，我们最好还是想一想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再加上中国大量的走私进口（如赖昌星等），大量的假出口（骗出口退税），大量的假进口（骗取外汇），大量的出口转进口，以及统计不规范的边贸、地贸、非法交易（境外赌博、毒品），再有就是国内市场经济之后大量富余人员形成的地下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都是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考量却又影响巨大的因素。大量的货币在非法的因素下漏出，货币的发行量已经无法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着眼点；而把中国经济规模还局限在国有加外资加民营，更是无视全体十三亿人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对中国经济规模的定义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如果央行不看经济的现实，只根据数字报表做理论上的业务游戏，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的来源也正是在这里，不能怪日本、美国政府和机构投机者。
综上所述，所谓的外汇占款并不存在，人民币并不存在现实的超额供给，相反，由于对人民币需求力量的错误认识、人民币在非法权力下的大量漏出、大量热资进入造成的R M B闲置、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票据游戏、进口走私、境外赌博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人民币供给存在巨大缺口，从而造成通货紧缩、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的贬值形成美元的超额供给，大量美元头寸等待美元反弹，在等待过程中，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又有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因而投机人民币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就是说，人民币与美元现在是固定汇率，汇率不变，赚到人民币的高利息；人民币升值，赚到升值红利；美元再反弹，又赚到美元红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继续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等于是为人作嫁衣，将人民币逼上升值之路。
http://www.xici.net/b114375/d25725887.htm
⑸ 什么叫外汇占款
谈外汇占款
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中国，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近几年来，外汇占款一直是很多专家学者鼓吹经济过热、倡导货币紧缩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的外在化。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政府在经济中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是相背离的。当然，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每个人都会有所差异，但如此普遍的一边倒的想当然的不容置疑的所谓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夸大，却是整个经济学界的耻辱。如果我们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从权力需要出发，对现实的判断就会根本不同。为了避免今年再有人出来喊叫经济过热，写这样的一个短文还是有必要的；举手之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可能是至关重要。
由于长期对外汇短缺的重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强制结汇措施使得中央银行投放大量人民币、购买并屯积大量外汇。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突破五千亿美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二大（排在前列的是日本、中国、台湾、香港）。单从这个外汇储备来说，五千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四万亿，投放到了基础货币当中，再加上货币乘数作用（当然中国的货币乘数的大小是个判断差异更大的问题，最悲观的估计是小数，货币只是在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炒作票据而已），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造成货币投放量过大，从而有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有必要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逻辑上是直接的，五千亿，四万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大，货币紧缩。没问题。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的。
问题出在哪呢？在国民经济当中，我们每多生产出一元的财富，就应该增发一元的货币购买力，否则过多的商品追逐过少的货币就会导致货币升值，通货紧缩。我国持续的通货收缩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我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在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占款的情况下），反而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到外贸进出口的特殊性质。假定（老师说经济学都要有假定），我国这一年进出口持平，没有赢余（先不考虑资本项目）。进口了一千亿美元，出口是一千亿美元，收到的外汇全支付了，没有外汇盈余，没有外汇占款。可从商品的角度看，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出口收入的一千亿美元被强制结汇收到八千亿人民币，但这八千亿人民币的收入能否足够支付那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
问题也就是出在了这里。一千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能否相互抵销。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一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在国内是不是只卖八千亿人民币？哈哈哈哈。你现在该明白了，前面说了，每多增加一元的商品，就该多增发一元的人民币购买力，而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并不仅仅是海关统计的进口额（进口按CIF,出口按FOB），国内还要加收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增殖税、环节税、消费税、检验检疫费用、港口码头仓储运输费用、批发零售商的费用和利润，最后的人民币占款就不是八千亿人民币，而会是两万亿人民币。
如此一来，中国所面临的就不是外汇占款问题，而是进口商品的占款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也不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是通货紧缩问题。九四之后，外汇并轨和中国经济的放开使得中国出口大增，随之而来的是对进口的放宽，而九六之后中国就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怪圈。在成功软着陆的错误理论下，中国继续着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的升值压力。大批的外国基金敢于炒作人民币升值，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学界的愚昧吗？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你呢？他们宁愿利用这个会赚钱。正象有的经济学家说的，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说。经济学是有国界的，经济学不是科学。
所以，中国每年少量的外贸赢余在扣除了各出口的企业外汇留成之后，每年的外汇占款造成的RMB投放远远无法弥补进口商品所造成的RMB占款。再加上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的买卖（称之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短缺，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强。客观的说，不是外国人要人民币升值，而是学界错误的观念导致的错误的政策逼迫人民币升值。从九六年开始，这种累积的力量是巨大的，进口商品的RMB占款远远大于表面上的五千亿美元累计的所谓的外汇占款。再加上贪污腐败导致的资金外流，去年境外赌博就从中国抽走六千亿。国内货币供给远不是表面数字上的汇率兑换的结果。而近两年资本项目的大量赢余并不能真正变为真实的RMB投放到中国经济当中，炒中国的房地产对温州炒房团是可行的，对这些国际大基金来说是不屑一顾的。
当然只有央行真正知道自己发行了多少RMB ，但可能并不真正知道这些货币究竟是对应哪些具体的商品和劳务。上千亿美元的HOTMONEY敢于炒作人民币升值，敢于换成人民币坐等红利，当然不是为了来弥补人民币的供给缺口，相反，它们还要占用这些额度来制造更大的RMB供给缺口，从而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升值的压力下，人民币失去了贬值的可能性，这就等于这些游资只赚不赔（我们说过，这叫单向投机的自我实现性），人民币利息率又远高于美元、日元，利息加红利，何乐而不为？所以当他们称赞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就时，我们最好还是想一想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再加上中国大量的走私进口（如赖昌星等），大量的假出口（骗出口退税），大量的假进口（骗取外汇），大量的出口转进口，以及统计不规范的边贸、地贸、非法交易（境外赌博、毒品），再有就是国内市场经济之后大量富余人员形成的地下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都是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考量却又影响巨大的因素。大量的货币在非法的因素下漏出，货币的发行量已经无法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着眼点；而把中国经济规模还局限在国有加外资加民营，更是无视全体十三亿人的巨大力量的存在。对中国经济规模的定义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如果央行不看经济的现实，只根据数字报表做理论上的业务游戏，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的来源也正是在这里，不能怪日本、美国政府和机构投机者。
综上所述，所谓的外汇占款并不存在，人民币并不存在现实的超额供给，相反，由于对人民币需求力量的错误认识、人民币在非法权力下的大量漏出、大量热资进入造成的R M B闲置、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票据游戏、进口走私、境外赌博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人民币供给存在巨大缺口，从而造成通货紧缩、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的贬值形成美元的超额供给，大量美元头寸等待美元反弹，在等待过程中，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又有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因而投机人民币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就是说，人民币与美元现在是固定汇率，汇率不变，赚到人民币的高利息；人民币升值，赚到升值红利；美元再反弹，又赚到美元红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继续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等于是为人作嫁衣，将人民币逼上升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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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与对策(考试题)
一) 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三) 国际政治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四)人民币升值的客观作用
1、 加强经济自循环的能力
当汇率变化反映了外币的供求程度之后，企业和家庭就能及时调整其策略，更为有效地利用外币。而且，如果国内企业长期借助有利汇率带来的成本优势，通过出口低端产品赚取利润越容易，国内企业投资于产品研发的动机就越小。这不利于国家的竞争力的长期发展。
2、 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人民银行必须从市场中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这使央行难以将货币供应控制在目标区间之内。为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进行所谓的“本外币对冲操作”，即在买入美元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券或央行票据，从市场中回笼资金。适度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能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3、 与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
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而通过发放央行票据来回笼外汇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并将导致政府财务负担的上升。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由于：1) 外汇占款减少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2) 货币升值将使进口价格降低，因此可能压低国内价格。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原因，除非这个原因的压力大到让政府无法回避或阻挡。我觉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国以及各种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
第二：逐渐摆脱盯住美元的模式，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做准备；
第三：借此机会，缩小港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差，争取达到1：1，然后，在适当时机下，人民币、港币和澳元将融合，形成单一货币。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8.6212，1995年为8.3490，1996年为8.3143，到2003年为8.2770（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4.1％。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8.2770.2003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5.55倍。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23％，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0.3％，比美国低2.53％。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3％。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2.7％，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1.25％。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1.5个百分点。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对策：
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做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从整个日元的升值中，就长期来看，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物价的整体下跌，日本CPI指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多年出现负增长。所以说看本币升值对物价的影响不能只看眼前，而要着眼于长期，着眼于对未来物价的影响，对长远的整体经济的影响。那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能抑制当前通货膨胀趋势的观点，短期来看也许可行，长期来看，还可能进一步形成通货紧缩趋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⑺ 分别阐述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的原因以及影响
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三) 国际政治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四)人民币升值的客观作用
1、 加强经济自循环的能力
当汇率变化反映了外币的供求程度之后，企业和家庭就能及时调整其策略，更为有效地利用外币。而且，如果国内企业长期借助有利汇率带来的成本优势，通过出口低端产品赚取利润越容易，国内企业投资于产品研发的动机就越小。这不利于国家的竞争力的长期发展。
2、 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人民银行必须从市场中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这使央行难以将货币供应控制在目标区间之内。为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进行所谓的“本外币对冲操作”，即在买入美元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券或央行票据，从市场中回笼资金。适度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能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3、 与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
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而通过发放央行票据来回笼外汇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并将导致政府财务负担的上升。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由于：1) 外汇占款减少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2) 货币升值将使进口价格降低，因此可能压低国内价格。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原因，除非这个原因的压力大到让政府无法回避或阻挡。我觉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国以及各种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
第二：逐渐摆脱盯住美元的模式，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做准备；
第三：借此机会，缩小港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差，争取达到1：1，然后，在适当时机下，人民币、港币和澳元将融合，形成单一货币。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8.6212，1995年为8.3490，1996年为8.3143，到2003年为8.2770（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4.1％。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8.2770.2003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5.55倍。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23％，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0.3％，比美国低2.53％。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3％。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2.7％，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1.25％。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1.5个百分点。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对策：
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做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从整个日元的升值中，就长期来看，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物价的整体下跌，日本CPI指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多年出现负增长。所以说看本币升值对物价的影响不能只看眼前，而要着眼于长期，着眼于对未来物价的影响，对长远的整体经济的影响。那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能抑制当前通货膨胀趋势的观点，短期来看也许可行，长期来看，还可能进一步形成通货紧缩趋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一、人民币升值之利：
（一） 人民币升值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1）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
例如：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这个回答并不全对。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3）有利于进口产业的发展：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还是越来越清晰的。
这是因为，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和出口。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一国货币的升值，带来的是该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训的。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从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无非是想把这一悲剧转嫁到中国。
2） 还会影响到我国企业和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因为尽管“中
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竞争力受到打击是很可怕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例如：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又如：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3） 还会破坏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
缘越来越近。升值业可能葬送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将被大大消减，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例如：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何为金融危机？这就好比是一户本来很穷的人家，来了一个巨富亲戚，
为他们带来了暂时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阔而借给这家人巨资，不料这户人家的富亲戚突然消失，留给这户人家的只有高筑的债台，并因此导致了借其巨债的朋友。一时间危机四起。
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
4） 还有，升值后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
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国许多散户投资者纷纷在当地开立人民币储蓄帐户，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会让他们受益。当然，这些散户帐户并非是真正的人民币帐户，因为依照中国不可自由兑换的汇率体制，在海外开立人民币帐户是非法的。他们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储蓄帐户，帐户内的存款是美元，但基于人民币的现货汇率，这些帐户将因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汇率的波动而升值或贬值。 Everbank首席执行长Frank Trotter称，公司此举在一些客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失衡迹象以来，这些客户一直在要求开立人民币计价帐户。Everbank于7月1日推出了此类新帐户，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将逾650万美元投入该类帐户。
（5）此外，人民币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
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然而：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则更像一场政治阴谋。手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如果是一个小孩问：这值多少？那么，这个小孩一定还幼稚到没有学会用钱。如果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问，这值多少？那么，这就会引发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就是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
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考虑，盐川正十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凭什么你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的一枝独秀我们日本也有贡献，你看，日本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币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这样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 中国经济具有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3大优势，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不了企业的行动，所以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使他们在国内达不到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来达到。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美欧方面的动机似乎更为明显，就是为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消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美元贬值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升值的国际压力日大。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品牌)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83992.html
回答者：DenHurt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4-12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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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未对经济金融产生冲击
12月14日， 人民币汇率首破7.82 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今天在此间表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本月八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百分之五点七五，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得到初步发挥，企业逐渐适应了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浮动，没有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冲击。
周小川是在今天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五次会议作《关于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二00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