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融期货董事长

⑴ 谁知道因为什么导致全国担保公司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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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德隆，必须要了解掌舵人唐万新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唐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东方电子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中国股市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四川长虹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上市公司，然后操纵上市公司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股票)。”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

⑵ 中国华融是什么公司

嘉 丰瑞 德 诺亚方 舟N P A 投资计划 产 品 等 普通 投 资者不 容 易买 到。

⑶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什么级别

党中央国务院直属的53家央企都是正部级。国务院国资委代管的央企都是副部级。省属国企都是正厅级。地市直属的国企都是正处级。所以要看中国华融是归谁直管，才知道其级别。

⑷ 谁掌控了中国的金融系统

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 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能称得上是金融机构的，是有许可证的，一定是正规机构。还有为数庞大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如标会、和会、P2P 网站等，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同时还有金融体系的底层服务机构与监管机构，以此共同组成金融体系。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但他们大多依附于正规金融系统，其地位与 角色严重受制于监管政策，因此本文着重讨论正规金融系统的控制权。
1、概览金融机构
根据央行规范(2010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从宏观层面统一了中国金融机构分类标准，首次明 确了中国金融机构涵盖范围，界定了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组成，规范了金融机构统计编码方式与方法)，中国金融机构包括如下：
一、货币当局：1、中国人民银行;2、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监管当局：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1、银行;2、城市信用合作社(含联社);3、农村信用合作社(含联社);4、农村资金互助社;5、财务公司。
四、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1、信托公司;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金融租赁公司;4、汽车金融公司;5、贷款公司;6、货币经纪公司。
五、证券业金融机构：1、证券公司;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期货公司;4、投资咨询公司。
六、保险业金融机构：1、财产保险公司;2、人身保险公司;3、再保险公司;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保险经纪公司;6、保险代理公司;7、保险公估公司;8、企业年金。
七、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1、交易所;2、登记结算类机构。
八、金融控股公司：1、中央金融控股公司;2、其他金融控股公司。
九、新兴金融企业：1、小额贷款公司;2、第三方理财公司;3、综合理财服务 公司。
结合这一规范，根据机构监管条线，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包括如下机构：
鉴于中国目前机构监管的特征，各金融机构的准入、业务审批等均受限于其监管上级， 由具体的司、局、部(委下面的部)进行管理。

2. 概览金融市场
中国存量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为主，占有绝对的优势，近十年以来虽然有下降的超势，但仍然高达90%。这显示着中国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3、重要的金融机构

4、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人
如何控制一家金融机构?一家上规模的普通公司，受《公司法》等制度的约束进行人事 任免和公司治理，符合三会一层议事规则，即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 成的决策体系。股东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由此产生董事会、监事会(或监事)和公司高管。
同时中国现行的《公司法》等在保护小股东利益、限制高管权力等做了一系列的安排， 虽然还有相当可以改进的空间，但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当前国际通行的规范的。
但长期以来《公司法》在国内执行的并不是很好，大量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不符合《公 司法》要求的比比皆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更是远远背离《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规范，离现 代公司治理的原则相去甚远。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内，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重要：人(人事任免与辞退)、事(业务 管理)、财(利润分配、薪酬、剩余索取权等)。通常来说，所有权是决定所有这些权力的基 础，在基础之上，才能谈人、事、财。
制图 by聂日明

股权结构的基本结论
第一，银行业存量资产占金融业资产的 90%以上，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 43%，这意味着五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到全社会金融资产的 40%左右。
第二，财政部与汇金公司两者，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 银行，以第一大股东控制了交行、光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资产中超过 50%是由财政部 和汇金公司联合控制的。
第三，汇金公司原先由央行监管，现在转移为中投公司下属公司，中投的董事长均为财 政部的副部长等，这意味着，汇金与财政部为一致行动人，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控制着中 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
第四，地方政府与央企控制了其余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另半壁江山。 第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股份制银行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和央企设立，至今多数仍然为实际控制人。
第五，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多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银 行改革大潮以来，地方政府仍然为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实际控制人。央企、外资与民营分享 了这一盛宴，但其中大多数仍未上市，退出渠道尚不明确。
第六，信托、券商、基金股权结构分布基本相同，与股份制银行相近，多为央企和地方 政府所设，经过多年的股权变更，民资、地方国资、央企股份、外资间的转让，多数公司的 股份已经相对多元化，但地方国资与央企投资控股公司仍然牢牢的控制了中国主要的信托、 券商、基金。
第七，保险公司依规模大小，大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相近，为财政部与 汇金控股，小保险机构与券商相近。
第八，以安邦保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中崭露头角，开始进军银行、 券商等机构，部分机构已经实现了银证保的全牌照。其与安邦保险不同的是，他们不像安邦 那样公开在资本市场上举牌，而是通过分散持股或者多公司形成一致行动人，例如肖建华的 明天系。
第九，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次重要的机构，虽然 是会员制机构或者公司，但会员大会名存实亡，主要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
最后，国有股也并非铁板一块，以股权作为控制权的抓手，需要明确国有股份的实际控 制人。银行改革之前，财政部是四大行的唯一股东，中行和建行采取的方案是，将原有全部 资本金冲销坏账，财政部的权益被尽数冲销，在此基础上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并透过汇金 公司持有两家银行 100%的股权。
而在工行与农行的改革中，注资方案不再用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2005 年 11 月， 新《公司法》明确了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的地位，中国财政部随后参与了工行的 股改。因而，财政部将依然保留部分在工行、农行的权益，与注入外汇储备的汇金公司一道 成为新工行的股东。汇金公司将不再是工行的惟一股东。更有媒体指出，“在对工行的注资 中，财政部不愿意再像在建行、中行股改中被‘晾在一边’，将力争成为工行注资方案中的 ‘主角’”，为此不惜承担 2350 亿的贷款损失(工行不良贷款 4700 亿的一半)。
而汇金公司，在工商登记中，汇金公司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汇金的 5000万元注册 资本金为财政部出资，但汇金所运用的资金却来自央行的外汇储备。郭树清与谢平执掌汇金 公司的时代，一般认为汇金公司是由央行控制的。为此引起财政部的不满，最终在财政部的 努力下，汇金公司被中投公司吸收，成为中投的子公司，回归到财政部的控制之下。
5、人事任免权
现有中国金融系统人事任免框架是在 1998 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涵盖了两条主线：党务与高管。但在 1998 年时，这两条线并不区分，因为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现代的企业治理， 人事基本上由党委组织部管理。
制图 by聂日明

当时，包括央行的很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甚至完全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总部对分支机构失去控制，“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在本地吸储、贷款用于本地”成为通行的做法。
基于这种背景，自 1998 年以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央开始金融集权(后面详述)， 从党务的条线对主要的金融机构收权，实施垂直管理，上收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人事任免 权。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 中共中央于 1998 年 5 月 19 日发布，中发[1998]9 号)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 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文件明确了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为中央管理(2012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发文《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中管金融企业。一般 认为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 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中国人寿 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银河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光大(集团)总公司、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金融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当时银监会还未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的干部实行垂直管理，中 央金融工委管理深度下沉至分支机构一把手(各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应征得中 央金融工委的同意)。以此隔绝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当 然，为了减轻地方的反弹，文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分行，中国 证监会地方证管部门，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交通银行省级分行及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公司省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还应听取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委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由中央金融工委进行协调。
其中，中央金融工委书记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设副书记两名，其中一名副书记主持日 常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 行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党委分管党的工作的副书记及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书记担任工委委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列入中央管理。
在机构业务管理条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1号)，从任职资格、任职资格审核与管理、任职资格取消等方面对金融机构的高管任免规 则进行限定。这时，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拥有两条较有约束力的权力：不通过任 命的权力、免职的权力。
随着 2003 年中央完成金融集权，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撤销，金融体系的党委监管权分别 下放到各监管机构，被监管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关系分别设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由他们“代管党的组织关系”。
而业务管理条线的任职资格的审查与终止的权限移至各监管机构，分别制定了行业的 “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包括银、证、保在内，均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涵盖所有主要类型的金融机构。
制图 by聂日明

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委与业务两条线的管理，在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时代，地方性金融 机构的党组织设置、领导关系和工作职责，由地方党委参照本通知精神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 规定。城、乡信用合作社的党组织由所在地的市、县委领导。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跨地区分支 机构的党组织，一般实行属地领导。演变到现在，各地情况均不相同。
典型的人事任命案例：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
招商银行，为股份制银行，招商局轮船为实际控制人。马蔚华为该行第二任行长，2013 年年中为招商银行第八届董事长届满换届之时。换届之初，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其中执行董事候选人 3 名：马蔚华、张光华、李浩。董事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产生股东董事 9 名、执行董事 3 名、独立董事 6 名，共 18 名董事组成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对 3 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和 6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以普通决议案进行等额选举，即选举执行董事和独立 董事的表决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马蔚华原定是可以继续执掌招商银行的。
但随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审议通过了取消原提交到本次 会议审议的该项子议案，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马蔚华先生按其本人意愿，不再参加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大股东招商局轮船提交了《审议及批准委任田惠宇先生为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提案。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田惠宇先生为招商银行行长。2013 年 9 月 9 日，招 行公告，接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银行田惠宇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3]454 号)，核准田惠宇先生招商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与招商相近，工商银行行长的人事任免也基本类似，虽然在组织架构与法律程序上，中管金融企业满足了董事会基本需求和法律要求，但实际上，企业是没有发展自主权的，董事 会并不能代表出资人的角色行使权利。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可以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 组部建议罢免行长，但考虑到中央国有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目前还没有 出现董事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种奇特的人事任免权与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权、《公司法》等存在冲突，现实中也爆 发了相应的案例。
任职资格审核与组织部任命高管( 银函〔1999〕281 号)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修订《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时，征求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1998 年 7 月 17 日中组部函复：“鉴于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领导干部的任职，中央均进行全面考察，并征求 有关方面(包括人民银行对其任职资格)的意见，因此，金融系统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任职前 可不再单独进行资格审查”。中组部的意思为，中组部任命的金融机构高管，监管机构无须 再履行核准职责。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回复为，“我行认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 是我国法律授予中央银行的职责，也是国际通行原则。为了加强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和管理，妥善处理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我行起 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 任命干部关系的意见》(附后)，现送你部进一步征求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在我国有 关干部的任命由党组织决定，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公布。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好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为此，央行坚 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金融工委作出任命后，要由拟任职的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提出任职资格审核申请，由人民银行发出任职资格审核文件。
所有权(出资人)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中再集团董事长刘京生辞职(中管金融企业“人事权”之争，《金融世界》2012 年 08 月号)
2008 年 8 月，中国再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刘京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中 国金融》报道称，薪酬问题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
中央汇金公司在注资中再集团以后，其时谢平为汇金公司总经理，风格强硬，以现代公 司治理机制，向企业派驻董事并介入公司决策。作为中管金融企业的高管，当时，刘京生年 薪为 200 万人民币。中央汇金认为中再集团的高管薪酬发放程序存在问题，高管薪酬的考核 及发放并未经过董事会讨论。公司董事长的薪酬应该由董事会决定，这一质疑完全符合现代 的公司治理原则。
但中再集团方面则回应称，刘京生的薪酬标准是“党委定的”，而所谓的党委，是指上 级党组织，亦即中国保监会党委。“表面上看，这是中再集团的董事会与党委之间的矛盾。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董事会的背后是大股东中央汇金，而党委的背后则是保监会。”
最终，刘京生未能进入新一届董事会。
2009 年6月，中再集团领导班子的党组织关系和人事任免权，从保监会划至中国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划转后的中再集团人事任免权和党、团、工会等组织关 系与中投对接，保监会只负责对中再集团高管的资格核准，对其任职资格进行行政审批。
6、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 10是金融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最具寻租空间的权力，其准心就是以市场准入、 业务审批为主的管理，近年来经营监测越来越成为央行、银监会的主要工作重心。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机构管理：包括市场准入、分支机构设立、人事任命核准与终止等。
第二，业务监管：金融产品的各个方面(价格、面向对象、治理机制等)。
第三，经营监测：以合规和风险防范为基础的各类基于指标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
业务监管权、所有权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央行设立上清所边缘化中债登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但由 于设立之初央行未考虑过其后来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中债登的财务与基础管理在财政部，人 事任免权在银监会党委，央行拥有业务监管权。显然财政部是中债登绕不过的重要的主体，
于是，央行决定成立上海清算所，力推自己对口监管的机构做大、做强。尽管业务高度 重合，但人事权分属两个部委的中债登与上海清算所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名义上，上清 所执行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 Party，下称 CCP)清算机制，区别于中债登的双边清算 机制，丰富了市场的竞争。但央行将其负责审批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逐步移至上清所。 2013 年债市危机以来，央行借此债市整顿契机，加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规范管理，未来中 债登将更加专注于国债、央票和金融债。而企业的信用债将更多集中于上清所。
7、财权等基础管理
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分置，不受《公司法》等法律约束，更体现在资产转让、收益回 报、薪酬制定等方面。从 2003 年至今，中管金融企业(非金融央企的相关职能已经移交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基础管理职能，主要由财政部金 融司承担，包括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即相关的统计备案工作;负责金融机构 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交国有资产收益;拟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 监督其执行，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拨备和核销政策及报批等。
8、不算结论的小结
从股权上来看，财政部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际控制人;从业务监管权来看，对中国金融系统来说，央行是相对强势的控制人，“央妈”称号也缘于此;从人事任免权来看，银监会的人事任免权覆盖到的资产总额是金融系统内最大的。
但控制权也无法一概而论，被控制机构对监管机构甚至更高层的游说能力惊人。金融系 统中，四大行对国务院、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一般都从 四大行中产生，四大行的负责人又从监管当局中产生，金融高官与机构高管交替升迁的路径 已经程序化。所有的监管机构在监管金融机构时，都需要考虑被监管机构领导人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无差别监管。

⑸ 郑万春的人物履历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交信贷部处长、海南洋浦分行行长、海南省分行行长助理兼省行营业部总经理、总行工商信贷部副总经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管理部总经理、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党委副书记，曾兼任赛特集团董事长、华融家乐福董事长、融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等职。
2004年12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兼华融证券董事长、中德合资融德资产董事长；
2009年1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兼华融证券董事长、华融期货董事长；
2011年3月，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2013年10月-2015年10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2015年11月，任民生银行行长。
曾在美国银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访问研究。

⑹ 我国二十三家金融央企分别是

目前中国的中央金融企业为24家。

1、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再保险（集团）公司

2、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光大（集团）总公司、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金融企业是指在国务院领导下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并监管的国有金融机构等独立法人单位。

(6)华融期货董事长扩展阅读

1、国家开发银行

（1）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银行。 2008年12月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国务院明确国开行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

（2）国开行注册资本4212.48亿元，股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公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比例分别为36.54%、34.68%、27.19%、1.59%。

（3）国开行主要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截至2015年末，资产规模12.3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连续43个季度低于1%，保持一流的市场业绩。穆迪、标准普尔等专业评级机构，连续多年对国开行评级与中国主权评级保持一致。

（4）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2015年，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企业500强中排名第87位。

（5）国开行在中国内地设有37家一级分行和3家二级分行，境外设有香港分行和开罗、莫斯科、里约热内卢、加拉加斯、伦敦、万象等6家代表处。全行员工近9000人。旗下拥有国开金融、国开证券、国银租赁和中非基金等子公司。

2、中国进出口银行

（1）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府全资拥有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其国际信用评级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目前在国内设有9家营业性分支机构和5个代表处，在境外设有东南非代表处和巴黎代表处；与 140 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2）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我国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转贷行和中国政府援外优惠贷款的承贷行，为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外经贸政策、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促进对外关系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3、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1）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简称中国信保，英文Sinosure） 是我国唯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也是我国四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之一。[3]于2001年12月18日正式揭牌运营,公司资本金约300亿，资本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

（2）2011年5月14日，国务院批复了中信保改革实施总体方案和章程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的政策性定位，大幅补充了公司资本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200亿元人民币注资已于2011年6月底到位。

（3）2011年11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信保领导班子列入中央管理。2012年3月17日，中信保升级副部级央企。

（4）中国信保的业务范围包括：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国内信用保险业务；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担保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及信息咨询业务；进口信用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5）中国信保还向市场推出了具有多重服务功能的“信保通”电子商务平台和中小微企业投保平台，使广大客户享受到更加快捷高效的网上服务。

（6）公司成立以来，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外经贸的支持作用日益显现。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出口信用保险充分发挥了稳定外需、促进出口成交的杠杆作用，帮助广大外经贸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在“抢订单、保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7）截至2012年末，中国信保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约1万亿美元，为数万家出口企业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为数百个中长期项目提供了保险支持，包括高科技出口项目、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项目、大型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等，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43.4亿美元。

（8）中国信保现有15个职能部门，营业机构包括总公司营业部、18个分公司和6个营业管理部，已形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并在英国伦敦设有代表处。

（9）公司的经营宗旨是：“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重点支持货物、技术和服务等出口，特别是高科技、附加值大的机电产品等资本性货物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4、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1）中国华融是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发起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前身为创立于1999年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2）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全国设有32家分支机构，旗下拥有华融湘江银行、华融证券、华融信托、华融租赁、融德资产、华融渝富、华融期货、华融置业、华融致远投资、华融汇通资产10家子公司，服务网络遍及30个省、市、自治区，可以为客户提供资产经营管理、银行、证券、金融租赁、信托、投资、基金、期货、置业等全牌照、多功能、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3）截至2011年底，公司总资产达2185亿元，净资本收益率达12.58%。公司注册资本258.35亿元，由财政部控股，持股比例为98.06%；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参股，持股比例为1.94%。在成立大会上，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民表示，改制完成后，中国华融将稳步推进增资扩股，适时引进海内外优秀的战略投资者，择机完成IPO实现海内外整体公开上市 。

（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创立于1999年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支持国有银行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减债脱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的“安全网”和“稳定器”作用。

（5）在圆满完成国家赋予的政策性资产处置任务后，从2006年开始启动商业化转型。特别是2009年以来，经营业绩连续三年实现翻番，进入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截至2012年6月末，中国华融集团总资产为2463亿元，集团所有者权益为344亿元。

5、中国太平保险有限公司

（1）太平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太平保险”）1929年11月20日始创于上海，由私营金城银行独资开设，资本为法币100万元。1933年，金城银行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银行参股，并将资本增为法币500万元。之后通过收购丰盛、安平、中国天一等华商保险公司，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太平保险拨款法币100万元，独资设立太平人寿保险公司。

（2）太平保险除在上海设立总公司外，又在国内各大口岸广设分支机构和代理处，最鼎盛时，太平保险在全国的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还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成为当时我国保险市场上一家实力雄厚的民族保险公司。

（3）1949年5月，上海解放。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太平保险于1949年6月20日恢复营业。50年代，国家对民族资本保险公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1951年和1956年的两轮改组，包括太平保险在内的28家华商私营财产保险公司合并重组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

（4）根据国家的整体安排，从1956年起，国内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太平保险停办国内业务，专营境外业务。太平保险从此移师海外，在港澳及东南亚地区开拓经营了整整45年。

（5）2001年12月20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太平保险全面恢复中国境内的财产保险业务，并对公司进行股权改造。

（6）改造后，太平保险的股东共有三家，分别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保险”，持股47.525%）、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保国际”，香港上市公司，中国保险业首家上市公司，持股40.025%）及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简称“工银亚洲”，中国工商银行在港上市公司，持股12.45%）。公司注册资本金10亿元人民币，总部设在深圳。

⑺ 曾经轰动的德隆系是怎么个样的事情

想知道德隆，必须要了解掌舵人唐万新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唐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东方电子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中国股市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 ———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四川长虹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上市公司，然后操纵上市公司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股票)。”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 ———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

⑻ 宝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团队成员

夏志明（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
夏志明先生曾任国防科工委官员、美国休斯卫星工程师、香港亚太卫星运营总师及驻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代表海湾控股（香港上市公司）副总裁/董秘；北京百尼鑫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纪方舟资本管理合伙人及执行总裁，荣获2012（第八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中国创新型经济体制建设十大企业家”，现任宝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先生具有丰富而具体的投行、直接投资、上市、PE/VC投资，多手段融资的成功经验；在美国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巴黎、香港等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和基金、交易所，各类中介机构深厚的合作关系。
黄卫东（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
黄先生，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黄先生曾担任过美国上市公司、世界500强公司等多家跨国公司、民企上市公司的CFO和财务总监职位。黄先生具有丰富的投资和企业管理、上市经验，能够根据企业情况，帮助企业制定适合的财务及上市方案，减少企业上市时间与成本。主导过同济健康集团美国上市、神阳科技美国上市，ING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在境外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的组建与香港上市、首创置业香港上市（之后担任我基金中国投资顾问）、杭萧钢构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工作。现任宝金国际投资总监。
冉明权（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冉先生，中国资深政策分析和战略管理专家。1977-1979年服役于新疆乌鲁木齐89322部队；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3-1996年期间，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等政府机构工作，参与多项专题研究、文件起草和改革试验工作。具有深厚的政策分析和宏观研究能力，并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后在华融投资公司、海湾集团公司（香港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担任副总裁，负责战略管理、项目投资、企业并购以及IPO上市等工作。现任宝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冉先生拥有十分丰富的上市及投融资经验。曾主导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0369长运股份）以及重庆船厂、重庆纺织站、三峡宾馆等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
胡潜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胡先生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理工大学，分别在原国防科工委、香港亚太通信卫星公司、美国休斯通讯卫星公司及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从事技术、市场、投资及并购业务。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及丰富的项目投资和风险管理能力及经验。现任宝金国际副投资总监。
郑国伟（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郑国伟，国际金融专业金融硕士。曾供职于银行、中石油等大型国有企业。曾在海南及深圳特区担任过综合类上市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兼任过党委书记等党务工作，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及投资银行经验，尤其在与国有大型企业及地方政府交往中，组织并实施了为国有大型企业及地方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整体融资方案，并得到项目方的强力认可，在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金融租赁、IPO中的PR及资产重组方面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及实操经验。
刘滨亭（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刘滨亭，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具有近20年的金融资本运作交易经验，包括：股权投资、投资银行、管理咨询、项目评估等。先后交易及管理过数百亿规模的资金，拥有出色交易、市场开发与风险控制记录；并参与国内首支期货基金的设计和试运行。授权管理的金融类资源管理和资本运作获高额投资收益率。曾成功运作新加坡上市企业Delong Holdings成为首家上市国内钢铁企业。拥有前瞻的理念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经验。现任宝金国际执行总裁。
褚忠良（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工商管理硕士，注册理财规划师,具有14年的营销、创业、投资、并购的实际运作与管理经验、专注于矿产能源、房地产项目、信托项目的投融资管理经验、担任多个项目投融资总监；2009年至今运作了宝金盛世黄金矿业基金一期二期和多个PE基金投融资管理工作。现担任宝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海波（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李海波先生，高级会计师。先后任天津新港船厂历任财务科长、副处长、处长，香港上市公司海湾控股财务总监及美国联合技术（UTC）旗下企业海湾安全技术公司财务总监。
李均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李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香港和英国注册律师。李先生先后出任香港联交所高级经理，胡关李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李先生为中国企业财经研究进修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企业融资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新矿资源有限公司、富通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网龙网络有限公司等10家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曹 巍（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
曹先生拥有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电讯、证券、银行等行业拥有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参与了中兴通讯美国研发分中心的海外IPO；熟悉金融证券产品的交易、交割和协议设计；按照美国国会2005年通过的对上市公司的SOX法规协议，参与了对日本理光美国公司从公司经营策略、日常管理、财务纳税、股权置换、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审计和咨询。

⑼ 西南财经大学的知名校友

西南财经大学的知名校友：刘家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尚福林中国银监会主席，王东，女，西南财经大学EMBA学员，当选2006年全国十大EMBA精英人物。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姜洋，前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等等。

西南财经大学校友总会成立于2007年10月13日，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秉承“凝聚情感、成就校友、助力西财、奉献社会”的工作理念，聚集校友资源，拓展合作渠道，为校友事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在宣传西南财经大学、促进各地校友会建设与发展、推动校友与母校之间的交流合作等方面已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