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外汇市场的完善与发展

㈠ 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历史很急啊！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30年中，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适应和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

过去30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1978～1993年，改革开始起步，以双轨制为特征。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建立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建立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外汇管理体制。二是1994年到本世纪初，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施银行结售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全国外汇市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初步确立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地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我们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汇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外汇管理从“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发挥利率、汇率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30年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人民币经常项目分步实现了可兑换。改革开放之前，外汇统收统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上缴国家，外汇支出由计划分配。1979年以后，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分配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随着留成比例逐步提高，市场调节外汇收支的作用不断提升。1994年，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对中资企业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非贸易经营性用汇限制。1996年12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所有经常项目外汇交易只需以真实性为基础。此后，不断简化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程序和凭证，逐步允许企业按需保留经常项目外汇，对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全面推进进出口核销制度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

第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不接受外商投资。1979年以来，坚持审慎开放，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次序，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适度对外借债、建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有序对外开放境内证券市场，到实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战略、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企业外汇强制调回要求及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们严格管制的主要是针对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工具、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衍生工具、居民对外借款和放贷等几项，限制较少或实现一定程度可兑换的共计二十多项。

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币汇率水平由官方确定，实行固定汇率，汇率只作为核算工具。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外汇留成制度的实行，开展外汇调剂业务，形成官定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1994年初，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转向由市场决定。2005年7月，进一步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加强，汇率弹性进一步扩大，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四，外汇市场建立并获得长足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外汇高度集中管理，没有外汇市场。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建立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1994年，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银行对客户的结售汇市场。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继续改进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机制，扩大市场主体，增加市场交易工具，进一步理顺供求关系。目前，初步形成了外汇零售和银行间批发市场相结合，竞价和询价交易方式相补充，覆盖即期、远期和掉期等类型外汇交易工具的市场体系。

第五，外汇统计监测体系不断健全。1981年，我国制定了国际收支统计制度，自1982年开始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年起向社会发布；2005年起发布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06年起发布国际投资头寸表；1986年开始外债统计；1994年开始银行结售汇统计；1996年开展跨境资金流动统计，2003年正式运行国际收支风险预警系统，2005年运行高频债务监测预警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目前，已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和要求、适合国情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制度。

第六，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日益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极小。1994年以后，适应外汇储备持续较快增长的需要，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完善储备经营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有效控制各类风险。建立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逐渐从侧重短期流动性管理转向长期多元化投资管理，建立较成熟的策略研究、投资决策和交易执行体系，形成较完善的业绩评价、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架构。通过积极专业的投资、有效控制风险，实现了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实践证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是成功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特别是涉外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收支与经济总量之比从1982年的19%提高到2006年的126%，年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前三位，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位于前列，外贸外资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我国外汇资源配置已经实现由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由稀缺到相对充裕的飞跃。1994年以来，除1998年外，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2007年年末外汇储备增至1.53万亿美元，储备规模排名世界第一。从2003年起，我国由对外净债务国转为净债权国，2006年年末对外金融净债权达 6621亿美元。外汇管理方式则逐渐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在促进对外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国际经济风险的防范。

经验和体会

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有以下几点经验和体会：

一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矛盾不断涌现，对外汇管理工作不断提出新挑战、新要求。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不断开拓创新，敢于攻坚克难，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在人民币可兑换、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市场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突破，不断消除影响涉外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体制机制障碍。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管理思路、转变管理方式，从重点管流出转为对外汇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从事前审批、直接管理为主转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 （1950～2007年）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二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服务大局。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30年的实践证明，对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当前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也必须依靠改革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要注意妥善处理推进改革与创新管理的关系，通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增强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改善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方式，完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有效性，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三是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扩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企业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人口众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增加就业的压力很大，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宏观调控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经济金融体系整体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待加强。作为发展中大国和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后发国家，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必须把国情意识和世界视野相结合，既要学习借鉴国际上推进货币可兑换的经验做法，又要结合国情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在实践中始终要注意把握改革力度和节奏，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可兑换的道路。

四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外汇管理的中心任务。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要始终注意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支持发挥扩大内需、结构调整等政策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性作用；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支持优化出口结构、扩大进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拓宽资金流出渠道，促进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

五是必须坚持改善监管、防范风险。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金融危机、拉美货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国际金融动荡此起彼伏。这显示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金融领域的风险问题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和突发性，国际资本流动复杂多变，一国的开放也增加了受外部冲击的可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把防范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在改革的整体部署上，注重审慎和渐进开放，注意与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企业承受能力、金融监管水平等相适应；在改革的过程中，注重与相关领域改革的综合配套；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进外汇业务的合规性、真实性监管，监督银行履行代位监管职责，提升监管的手段，强化统计监测和预警，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力争在外汇领域关键环节和重点方面的改革取得新突破；继续深化对外汇领域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国际收支平衡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不断完善国际收支调节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继续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㈡ 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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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㈢ 简述我国外汇市场的结构

与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趋势相比,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由交易员分别报价,系统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集中撮合成交,从技术层面看应当说是符合国际外汇市场发展趋势的,而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也是连年翻番,表现惊人。因此,从交易技术、交易规模等角度考察,10年来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如果从市场制度的角度看、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外汇市场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在新产品的创新等领域基本上没有新的进展,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定位等方面甚至还出现后退的趋势,值得关注。

一、从市场交易平台的角度看,外汇市场这个平台应当是市场化的,然而目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市场定位还有待明确

在整个外汇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承担什么职能,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外汇交易中心本身的发展,也影响到外汇市场的发展。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成立初期采取的是会员制的组织体制,会员交纳会员费,并成立了理事会,这实际上是具有一定市场中介色彩的自律性组织。然而,随着10年来的发展,外汇交易中心这种市场色彩反而在淡化,成为监管机构的直接下属机构。从市场的角度看,这起码不能视为是一种进步。

根据国际经验,如何合理界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类市场主体的职能,往往是影响外汇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韩国外汇市场的发展看,韩国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金融机构成立的一个自治委员会----汉城外汇市场委员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自律性组织,韩国的外汇经纪商、韩国银行和政府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了韩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外汇市场发展中,其初期也有定位不清的外汇交易中心,成立后一直没有获得法律地位,这个交易中心由五家台湾商业银行组成,其他银行可以以会员身份参加；随着台湾外汇市场的发展,该交易中心进一步明确了其经纪商的功能,此举促进了交易中心的发展和台湾外汇市场的发展。可见,一个市场化的、定位明确的交易平台对外汇市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外汇市场上,商业银行等市场主体更了解市场的需求,能够对市场有更为灵敏的反应,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商业银行引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运作,无疑有利于外汇市场的发展。

二、从市场的交易竞争程度看,中央银行应当逐步降低大规模持续直接的市场干预,着手提高外汇市场的市场竞争程度

中央银行大规模入市干预,使央行成为当前外汇市场上事实上的最大做市商,市场的监管者和调控者此时被动地成为最大的交易主体,不利于外汇市场效率的提高,也降低了外汇市场的竞争程度,降低了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的灵活性和回旋的余地。

从技术层面看,尽管近两年来外汇市场推出了欧元/人民币交易和外币拆借中介服务、交易时间延长、结售汇统计数据上网,但是在汇率政策方面事实上的盯住美元以及稳定的汇价、央行的大规模直接干预,使得市场参与者认为人民币汇率有政府担保,直接制约了外汇市场的发展。

从市场主体的结构看,当前外汇市场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就是交易量在交易主体中的分布过于集中,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300多家会员中,只有少数几家银行占据高度垄断地位,这种市场主体的同质性、交易分布的集中性可能有利于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但是因为商业银行交易行为的趋同性,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的交易的集中性,一方面使得中央银行有较大的被动入市干预的压力,同时也使汇率形成的市场弹性有待提高。

从国际经验看,中央银行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应当是间接地通过商业银行等市场主体来进行的,持续大规模直接干预的成本实际上趋于上升。因此,中央银行逐步减少持续的直接干预,引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让商业银行等中介机构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是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央银行入市干预,应当是在全面掌握市场交易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交易行为来进行,这样更有效率。

市场竞争程度不高,同样还表现在市场流动性缺乏方面。当前,中国外汇市场上除美元之外的交易品种缺乏流动性,直接制约了市场的发展。外汇市场中的一个规律是,流动性创造流动性。一个流动性好的产品会吸引更多的机构参与交易,机构的参与反过来又增加了该产品的流动性。从当前的市场环境看,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进而提高市场的流动性,是推动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要逐步引入做市商制度,在放开双边交易的条件下,有条件地引入做市商制度。经过批准的做市商银行在规定的做市限额内,根据自己的判断,连续报出愿意买卖外汇的价格和金额,提供市场流动性,而不必强调有真实的结售汇背景。同时,还应当吸收更多的市场主体,如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尝试进行货币经纪公司试点；逐步放开实需原则的限制,在增加具有不同交易动机的交易主体基础上,允许市场参与者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无实需背景的金融交易。

三、从市场主体结构看,应当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交易选择,改变中小金融机构在当前外汇市场结构中的被动地位

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交易的集中化和非中介化,大型银行主导着整个外汇市场的运作过程。与此同时,一大批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参与程度也在提高,这些客户在国内的网络较小,但是因为其参与国际业务的经验较少,信用评级较低,难以通过国际外汇市场进行买卖,希望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构建的平台进行交易来轧平头寸。

目前,对应于银行结售汇柜台的主要交易品种,银行间市场有四种货币兑换,都是外币兑人民币报价。此时容易出现不同外币之间的交叉汇率和国际外汇市场之间汇率的差别,一些能够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的大银行,往往会把国内市场流动性较高的美元的交易放在国内的银行间市场交易,而把欧元、日元和港币头寸通过国外市场转换为美元的头寸,中小金融机构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内外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因此,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应当在控制中小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将中小金融机构作为服务的主要对象之一。

当前,为了改变中小金融机构这种被动的市场格局,既可以考虑推出美元兑欧元等交叉盘的报价,也可以改变现有的报价方式,将四种货币的交易基准价格统一为美元的基准价格,其他主要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价格由美元基准价格和国际外汇市场美元和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价格进行套算。

四、从市场功能定位看,应当推动外汇市场从以实需为基础的结售汇头寸的平补市场,逐步转化为同时覆盖实需交易和金融性交易的外汇市场

在当前的资本管制条件下,基于交易的实需原则,银行间外汇市场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结售汇头寸的平补市场,主要是配合结售汇制度下外汇指定银行平衡结售汇交易产生的头寸。在这种市场格局下,商业银行不是基于商业需要或盈利的目的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其交易行为是为了履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结售汇周转头寸的管理规定。当市场供求出现不平衡时,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入市买卖外汇。反观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跨国企业和中央银行基于不同的交易目的,进入外汇市场交易,实需性需求的比率实际上趋于下降,而金融性交易的交易量占市场总的交易量已经超过70%,因此,逐步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谨慎地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扩大外汇市场的金融性交易,是提高当前外汇市场活跃程度的重要方向之一。

与市场功能定位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从市场产品结构看,应逐步推出以银行间远期交易为代表的新交易品种。目前国内外汇市场只有四个即期交易品种,缺乏远期交易等交易品种。开展远期结售汇的四家银行只能通过即期市场和拆借市场进行平盘,银行间外汇市场缺乏远期交易市场,汇率形成仅基于当前的外汇供求,难以迅速反映市场对未来汇率的预期。因此,应积极拓展包括远期和外币货币对在内的新的交易品种。

有关国际经验表明,只要有现实的避险交易的需求,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避险交易的品种,只不过在不同的管制条件下,这些新品种究竟是在在岸的市场,还是在离岸的市场而已。目前在香港等海外市场,有关人民币的远期交易十分活跃,对于中国在岸市场的远期交易的发展也是一个外部的推动力。目前我国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仅限于零售市场上的远期外汇业务,内容仅包括进出口贸易避险和还本付息避险,完全以实需为原则。应当逐步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远期外汇交易,并为未来退出调期、期货、期权等业务提供经验。与此相对照,也可以推出商业银行的远期头寸管理,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建立相应的远期业务平盘机制,为金融机构提供远期外汇避险机制。

㈣ 关于我国今年来外汇市场发展情况200字

第一阶段(1979—1984年)。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0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

第二阶段(1985—1990年)。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事实上，1986年随着全国性外汇调剂业务的全面展开，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牌价与千差万别的市场调剂汇价并存的新双轨制。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政府有意识地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由此前的4.7221元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第三阶段(1991—1993年)。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第四阶段(1994—2005年)。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之后，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事实上，1994年我国已开始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并已消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的绝大多数限制。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账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第五阶段(2005年至今)。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汇市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

㈤ 我国现行汇率制度是什么如何完善

中国截止到2018年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的汇率制度不同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而是资本管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都是中央银行接受你任何的买卖货币的请求，无论数额大小。而中国是不允许你自由兑换外币的。

(5)论我国外汇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扩展阅读：
汇率制度的内容：
1．确定汇率的原则和依据。例如，以货币本身的价值为依据，还是以法定代表的价值为依据等。
2．维持与调整汇率的办法。例如，是采用公开法定升值或贬值的办法，还是采取任其浮动或官方有限度干预的办法；
3．管理汇率的法令、体制和政策等。例如，各国外汇管制中有关汇率及其适用范围的规定。
4．制定、维持与管理汇率的机构，如外汇管理局、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等。
汇率制度的研究包括两个基本视角：汇率制度是如何形成和决定的。如何选择汇率制度。前者是实证问题，后者属于规范分析。
汇率制度分类是研究汇率制度优劣性和汇率制度选择的基础，而对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关系的考察，首先在于对汇率制度如何分类。由于不同的分类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汇率制度的选择成为宏观经济领域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㈥ 谈谈对我国汇率的认识 （从历史回顾、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面回答）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币汇率。四十多年来，在不同的时期，人民币汇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50～1952）。由于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因此，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最初不是按两国货币的黄金平价来确定，而是以“物价对比法”作为基础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是物价水平，这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汇率安排。
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则上涨至2242.93。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国外物价趋跌的价格对比关系，根据前述政策要求，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旧人民币，调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旧人民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价下调49次。至于和其他外汇的汇价，则是根据它们对美元的汇价进行间接套算的结果。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 同时，由于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大量抢购战备物资，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我“封锁禁运”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降低外汇汇价，以利于推动本国进口。因此，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也由“推动出口”改变为“进出口兼顾”，并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1952年12月，人民币汇价调高至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对外贸易主要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可以调节进出口贸易，保证出口的增长。
2．第二阶段（1953～1972）。从1953年起，国内物价趋于全面稳定，对外贸易开始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而且主要产品的价格也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经济本身要求对人民币的汇价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内部的核算和各种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同时，由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确立，各国之间的汇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再加上我国同西方工业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和借贷关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国内物价水平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我国进行建国以来的首次币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自采用新人民币后，1955年至197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新人民币。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兑黄金官价宣布贬值7.89％，人民币汇率相应上调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币。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了稳定的方针，即在原定的汇率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逐渐同物价脱离。但这时国内外物价差距扩大，进口与出口的成本悬殊，于是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口统负盈亏、实行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的办法，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减弱。
3．第三阶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从1973年开始频繁地调整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调整了61次），而且在计算人民币汇价时，采用了钉住加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办法，所选用的“篮”中货币都是在我国对外贸易的计价货币中占比重较大的外币，并以这些货币加权平均汇价的变动情况，作为人民币汇价相应调整的依据。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价政策的直接目标仍是维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针对美元危机不断发生且汇率持续下浮的状况，人民币汇率变动较为频繁，并呈逐渐升值之势。1972年为1 美元＝2.24元人民币；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币；1977年为1美元＝1.755元人民币。
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外自我封闭，对内高度集权，直至80年代初，国家外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外贸进出口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大体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也被指令性计划所冻结，尽管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但它并未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二、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2．第二阶段（1985～1990）。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事实上，1986年随着全国性外汇调剂业务的全面展开，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牌价与千差万别的市场调剂汇价并存的新双轨制。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在每一时点上，市场汇率水平不尽相同。这种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底。其间，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从开始试办时的人为定价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 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 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从改革开放以后至1991年4月9日的十余年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别实施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公布牌价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以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体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三是在人民币官方汇率的调整机制上，做过多种有益的尝试，如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小幅逐步调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调整的方式，这些为以后实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奠定了基础；四是市场汇率的机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场汇率的调节作用在我国显得越来越大。
3．第三阶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其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关即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要求，参照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官方汇率数十次小幅调低，但仍赶不上水涨船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调剂价。
4．第四阶段（1994～2005）。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 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稳，并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事实上，1994年我国已开始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并已削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的绝大多数限制，如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汇率安排已完全废除，而绝大多数经常项目交易的用汇和资金转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帐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起初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国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三、人民币汇率安排的新阶段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第 16 号文——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一次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单盯美元，改盯一篮子货币，以建立调节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此次人民币短期升值来看，这将有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巨大压力，同时，释放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压力，并能淡化人民币兑美元的国际矛盾。从长远战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最终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创造渐近条件。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简单的说就是从管理汇率制度逐步过度到以市场供求决定的浮动汇率制

㈦ 我国外汇市场现今发展如何

即使是在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仍然总体保持平稳。业内专家认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基本面有效发挥了稳定市场预期的基础性作用。总体来看，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仍是相对强势的货币。今年上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下跌2.7%，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整体仅下跌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CFETS）则上涨0.9%。

外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展望未来，我国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创新驱动，我国经济有条件保持稳定增长，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全球流动性有所收紧的背景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㈧ 请问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发展有何看法

浅谈一下本人的看法：
现在进行的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对于世界来说，这个经济伙伴越来越重要，因此国内的外汇市场更需要完善和发展，为未来人民币取代美元，做为世界流通货币做准备。
中国缺油，缺各种自然资源。但中国最丰富的是人力资源。外汇增长是中国大力向外出口人力资源的原因。在非战争时期，不像俄罗斯美国一样什么都不缺人又少。中国只能用人力资源换自然资源。
外汇储备就是个人力资源储备。当然越多越好，但是也要防止外汇储备贬值，使得中国人被白白盘剥。

㈨ 外汇的发展前景

中国的外汇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回局”的答篇章里还提到，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改进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