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储备的发展历程

A. 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与中央相继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相契合。

1978-1991年间，中国贸易额和外商投资额增长虽然缓慢但开始起步，国际代工模式和外资引进仍处于试探期。在此期间，加工贸易发展成为对外出口的主要力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浦东新区的建立以及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极大鼓励了外商进行直接投资的信心。199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外资出现迅速增长态势，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提升。

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速了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步伐，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又一关键节点。为兑现入世承诺，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由此产生的制度性红利极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果断采取措施，尽量将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困境中率先实现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推动全球经贸格局发生进一步变化。

我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标志着我国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一步走得非常成功，实现了由“贸易小国”向“贸易大国”的转变。

(1)中国外汇储备的发展历程扩展阅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

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占世界总贸易额的0.78%。中国出口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0.75%，出口额在世界排名第34位。

1978-1989年，在近12年时间里，中国贸易逆差年份就有9年，累计逆差额为468亿美元，年均逆差额为39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资源告急，1979年外汇储备年余额仅为8.4亿美元。

1978-1982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共920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共17.69亿美元。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拓展通常存在一个传导过程。我国对外开放在时间点上正好契合了以全球价值链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以渐进式为主要特点的对外开放和以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国内改革相辅相成，使得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贸体系。

B. 如何使用好我们的外汇储备中国该怎样尽早走出危机,说出你的方案和理由

.(1).中国有句俗语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给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兴奋之余，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恐怕是摆在最高决策当局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在此之前有关的议论，可谓是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有：

一为“分红论”，即把一部分外汇分给老百姓，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刺激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把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势必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然后1万统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这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1万亿美元中的部分外汇拿到外国消费，不但没能直接刺激中国经济，而且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货币危机或通货膨胀，最终受害的则依然是中国老百姓。

二为“减持论”，即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理由是：过多的持有美国国债与其它美元资产风险太大。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来计算，2002年-2008年美元证券类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在66%-74.75%。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必将遭受巨大价值损失，因而“减持”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减持的节奏与数额如果掌控不好，势必又将加剧美元贬值，到头又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这也是中国现阶段为什么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为“多元论”，即逐步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理由是：这样可以提高外汇储备“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显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战略思考。如何调整？其实温总理早在今年2月访欧演讲中己给出答案，就是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同时，总理还表态说，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意味着巨额外汇储备今后不可能在美元“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可以进口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可以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投资，可以增加对主权国家的信贷额度，可以扩大中方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融组织的股份与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己经在进行类似的大胆尝试。从未来讲，推动形成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个别国家独霸“世界货币”发行权所带来诸多风险。当然，“藏汇于民”也是一种潜在的选项，这就需要改进现行某些强制结售汇制度法律法规框架。

总而言之，掌握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可以说是利弊兼有，利在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增加国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观上存在汇兑损益、投资损益与美元危机的风险。但不管怎样，“腰杆子粗了”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战略与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只要外汇储备这张牌打的好，中国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使得外汇储备更好的为发展与稳定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做好三点：
1将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来就重要），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极差！一个不尊重学术、知识、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的国家，发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纳入议题的矛盾，要想解决，几乎都要涉及到体制问题。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产力。
3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升级。农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旧还是个农民。中国经济的巨量，科技贡献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抢夺子孙后代的。产业不转型，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就受到限制。第三产业才是解决中国巨大就业压力的根本之道。
4还债社会保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是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国家。可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质量、生产安全、环境等问题，几乎是把国民的基本生命权、居住权、教育权

C. 各国的货币发展史

泰铢 泰铢1897年以前，一铢相等于8fuang，一fuang又相等于8att。现时的十进制（即1铢等于100撒丹），是由拉玛五世订定。但1940年代以前的名称为tical，后来才改称baht（铢）。原本铢是重量单位，相当于15克，由于一tical相当于15克的银，后来索性使用铢为名称。 1902年11月27日，铢不再与纯银挂钩，因为银价相对于金本位的货币大幅贬值。当年9月19日，泰国发行首批纸币，面值5、10、20、100及1000tical。 1946年5月规定官方汇率为：9.9 5铢等于1美元，40铢等于1英镑。1947年3月，泰政府承认了自由市场汇率，并对进出口贸易结算采用差别汇率，由9.95到23.60 铢等于1美元。 1949年9月18日英镑贬值，9月26日泰铢随同贬值30．5％，对美元官价贬为12.50铢等于1美元，自由市场汇率为23. 54铢等于1美元。 1955年3月，泰铢再次贬值。1963年公布泰铢含金量为 0.0427245克，官方汇率为1美元等于20.80铢，同时停上实行浮动汇率。 自1971年起，随着美元停止自由兑换及贬值，泰铣也不断贬值。 1973年2月12日美元再次贬值后，泰政府于1973年2月14日宣布依然同美元官方汇率挂钩，即随美元贬值10％。 1973年4月10日，公布泰铢含金量降为 0.0354164克，7月15日再次宣布泰铢含金量升至0.0368311克，官方汇率改为1美元等于20铢。 泰铢1978年3月8日，政府宣布泰铢同美元脱钩，改与一揽于货币挂钩，外汇平准基金会每人宣布泰铢对美元的买入及卖出价，并对商业银行的外汇买卖价格作出限制。1984年11月5日，泰铢贬值14.8％，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27.15铢，之后泰铢有所升值， 1990年年底价为1美元兑25.290铢。 由二战后直至1980年，泰铢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在一美元兑20铢。由于美国持续呈强，泰国于1985年将泰铢贬值至25铢，直至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止。 1998年1月，泰铢改行浮动汇率，即时贬值一半，兑美元跌至56铢。其后回升至一美元兑40铢。 2006年底至2007年初，受泰国出口业飞速发展带动，泰币经历了一段“疯涨”的历程，兑美元汇率由原先一兑39变成一兑34（2007年4月），这使得旅游业经受波动。 法郎1795年法郎正式代替利佛尔(livre)成为法国的本位货币单位，1834年其他货币全部退出流通领域，法郎成为法国唯一的货币。1803年法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规定1法郎含金量为0.2903225克，含银量为4.5克。但由于金银比价在19世纪后期不断跳动，导致金银复本位制度的崩溃。1876年实行金本位制。废止5法郎银币的流通，并规定法郎含金量为0.2903225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郎币值与黄金脱钩。1928年6月法国制订新货币法，正式实行金块本位制，规定1法郎含金量为0.05895克，比1803年贬值79.69％。1936年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次年6月取消法郎含金量，法郎成为不能兑现的纸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郎先后5次贬值，贬值幅度达到90％。1958年，戴高乐总统当政后，决定推出新法郎(Nouveau Franc)，取代不断贬值的旧法郎。1960年1月1日，法国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法郎(Nouveau Franc)，1个新法郎等于100个旧法郎，含金量为0.1802克。60年代以后，法郎不断受到猛烈冲击，1969年8月再次贬值11.11％。1971年8月，法国建立双重外汇市场，将法郎汇率分为贸易法郎和金融法郎。后来又于1973年3月取消汇率区分。1972年4月，法郎参加西欧的“蛇形浮动”，并于次年3月参加西欧联合浮动。80年代以后，法郎又先后3次贬值。美元与法郎的比价一度跌至1:10。 日元日圆是日本的官方货币，于1871年制定。其纸币称为日本银行券，有1000、2000、5000、10000円四种面额，铸币有1、5、10、50、100、500円等。日圆也经常在美元和欧元之后被当作储备货币。现在使用的日本货币单位“円”是在1871年6月27日（明治4年5月10日）制定的。当年明治政府将一日圆的币值订定为与纯金1500毫克等值，并设有次一级的币值单位钱，相等於0.01日圆。 韩元韩币有纸币和硬币两种。纸币有1000韩元、5000韩元、10000韩元、50000韩元四种，易于根据纸币上面印的历史人物和颜色加以分辨。 韩国铸币总共有1韩元，5韩元，10韩元，50韩元，100韩元，500韩元，6个币值。现流通的硬币有10韩元、50韩元、100韩元、500韩元四种（10韩元是最小单位）。 由于韩元汇率高不值钱,故1元，5元硬币2001年2月起停止流通。2009年6月23日韩国央行韩国银行发行面额为5万韩元（约合40美元）的钞票，这是该国迄今为止发行的面额最大的钞票。常用读音“WON”：�3�9。“HUAN”：�6�5 为古时候韩币读音用法。 英镑发展英镑为英国的本位货币单位，由英格兰银行发行。辅市单位原为先令和便士，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1971年2月15日，英格兰银行实行新的货币进位制，辅币单位改为新便士，1英镑等于100新便士。目前，流通中的纸币有5、10、20和50面额的英镑，另有1、2、5、10、20、50新便士及1英镑的铸币。 英国于1821年正式采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废除金本位制，金币停止流通，英国停止兑换黄金。1925年5月13日，英国执行金块本位制，以后又因世界经济大危机而于1931年9月21日被迫放弃，英镑演化成不能兑现的纸币。但因外汇管制的需要，1946年12月18日仍规定英镑含金量为3.58134克。 到20世纪初叶，英镑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趋于衰落，逐渐被美元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英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将英镑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上。1947年7月15日，英国宣布英镑实行自由兑换，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于同年8月份又恢复外汇管制。1949年9月，英国宣布英镑贬值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2.80美元，1967年11月18日，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汇率降至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2.13281克。1971年8月15日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后，英镑开始以不变的含金量为基础确定对美元的比价。同年12月18日美元正式贬值后，英镑兑换美元的新的官方汇率升值为1英镑兑换2.6057美元。实际汇率可在1英镑兑换2.5471美元至2.6643美元的限度内浮动，波幅为4.5％左右。1973年3月19日，西欧八国组成联合浮动集团，英国未参加，继续单独浮动。翌年1月，英镑实际汇率制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同年，英镑区缩小，仅包括英国、爱尔兰、开曼群岛和海峡群岛。英镑发行的黄金准备至少相当于26.5亿英镑以上。1990年10月8日，英镑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对货币体系内各种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为6％。1992年9月16日，英国宣布英镑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 英镑是英国官方货币。英镑在欧元被采用后，成为历史最悠久的仍然被使用的货币。目前占全球外汇储备的第三名，在美元和欧元之后。英镑是第四大外汇交易币种，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虽然英镑和欧元没有固定汇率，然而，英镑和欧元之间经常存在长期的同步走势，虽然2006年中期以来这种趋势已经减弱。对通胀的担心导致英国央行自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早些时候调整利率，英镑兑欧元也达到2003年1月以来最高价格。人们预计2007年利率仍然会上调。2007年4月18日，英镑兑美元创26年新高，已经突破2美元的水平，这是自1992年以来的第一次。 由于英镑的国家象征意义，使得用欧元取代英镑的主意一直受到部分英国公共部门的争议。苏格兰保守党宣称，欧元的采用意味着本地特色钞票的终结，因为欧洲央行不允许成员国或是下一级别政府设计钞票。苏格兰国民党也不认同采取单一欧洲货币，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应该有本国的特色货币，它的政党政策中包括进入单一货币体系。 英镑兑其他货币英镑可以在全世界的外汇交易市场中被买卖，它的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是波动的。历史上，英镑一直是最有价值的基础外汇品种。

D. 外汇的发展历史，你知道多少

古代的外汇交易 外汇最早的交易出现在古时候。在《犹太教法典》时期，就已经出现“兑换商”，他们主要帮助别人兑换货币，然后收取佣金或者费用。

这些人在城市占据一个小角落，或者在外邦人常出入的寺庙外设摊。

在公元4世纪左右，拜占庭政府控制了一家垄断外汇交易的公司。

1472年，意大利创办了一家当铺，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真正形式上的“银行”——邦卡蒙台达电子锡耶纳牧山银行（BMPS）——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直到现在仍在运营。

邦卡蒙台达电子锡耶纳牧山银行

在15世纪，为了满足纺织商人的货币兑换需求，美第奇家族（Medici）在国外开设了银行，并开始启用“往来账账本”处理交易。

这类账本可以显示外汇账户、以及与国外银行有往来的本国货币账户。

美第奇家族与达芬奇

17和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外汇市场保持活跃。英国和荷兰的代理人和商人有着非常频繁的外汇兑换往来。

现代外汇的起源

1850年代的美国，一家名为Alexander Brown & Sons的公司开始交易外汇，它被视为领先的市场参与者。

美国历史上的外汇交易先锋，还包括1880年代获得允许而进行外汇交易的J.M. Do Espirito Santo de Silva。

1880年，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形成，也因此，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一年是现代外汇的起始年；

从1899年至1913年，外汇储备增长了10.8%，而黄金储备只增长6.3%，这象征着新兴外汇市场逐渐受到重视；

1902年，就在这一年，伦敦共出现了2家外汇经纪商；

1913年，全球外汇交易几乎一半都是以英镑进行的，这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的外汇银行数量从1860年的3家上涨到1913年的71家。

尽管当时的英镑几乎统治了外汇交易，但是英国本身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却是缺席状态。

外汇交易最活跃的中心却是巴黎、纽约和柏林。

伦敦及整个大英帝国在1914年前都相对沉默。直到1914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美国银行系统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美元。1920年代，一些家族开始成长为外汇行业的重要人物。

1930年。在瑞士巴塞尔市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建立该银行的目的在于为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和面临收支暂时性逆差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根据协议，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波动1%以内。

之后，尼克松总统废除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固定兑换汇率失效。 此后开始迎来浮动汇率系统。

布雷顿森林会议

1972年至1973年3月，由于布雷顿森林协议以及欧洲联合浮动协议的影响，外汇市场被关闭。

1973年是现代外汇市场真正的历史转折点。

在这一年，国家之间的汇率约束、银行交易及受限制的外汇交易时代结束，市场开始进入全面的浮动汇率时代。

现代外汇

1980年代中期，在网络出现之前，一种电子外汇交易形式就开始流行，即由路透开发的“Reuters Dealing”。

从现如今的标准来看，这个系统非常落后，但是在当时，它非常先进，它更像是实时可关闭网络沟通系统。

如果网络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这套系统可能至今还在使用当中。

中国外汇发展史

中国于1994年成立官方外汇市场，此后人民币呈现逐步升值的态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政府仍强调整保持人民币的稳定；但在市场建设方面有了进展，将于4月1日将推出新的交易品种--欧元。

以下是中国外汇市场发展过程中主要事件简述:

1994年以前，人民币兑美元一直趋于贬值:1979年1美元兑1.5元人民币，到1986年为1美元兑3.5。

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将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4/4，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为8.6。

1996年12月，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资本项下依然实行严格管制。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铢等亚洲货币竞相贬值，日元兑美元一度创下七年以来的低点至147日元水准，但中国政府自始至终恪守人民币保持稳定，并采取多项配套措施。

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区间为8.2800-8.2770元，而8.2800元被看作是人民币贬值与否的重要关口，央行进场护卫频繁。 *1998年7月开始，央行进行外汇大检查，审核企业超过一定限额的购付汇的贸易真实性。

1998/9/1，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以走私、逃汇、洗钱与骗税等为目的向银行骗购外汇的，分别按走私犯罪以及逃汇罪，洗钱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

1998/9/29，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国内企业将在境外资本项下的外汇于10月1日前调回国内，未经特别批准，不允许在境外资本帐户下保留外汇。

2000年，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区间一度扩大，市场揣测央行意欲放宽人民币波幅。

2000/4/12，人民币兑美元收市跌破8.2800元关口至8.2830元。

2000/5/25，人民币汇价连续两日升破8.2770元关口，分别收报于8.2764元和8.2768元。

2001年，中国加入WTO关键一年，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走升，运行区间移至8.2760-8.2800。

2000/12/1，人行允许居民个人与其直系亲属在境内外币账户的资金划转；上调了自费出国(境)留学供汇额度，以更好的满足居民的用汇需求。

2000/12/11，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但并未承诺完全开放资本市场。

2000/12/24，人行行长戴相龙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虽然中国加入WTO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将增多，但预计今后五年外汇储备稳步上升，人民币汇率可保持长期稳定和坚挺。

2002年 1/15，戴相龙称，欧元目前为中国外汇储备中第二重要货币。他同时指出，日元贬值对人民币汇率会产生压力，但人民币仍将保持稳定;1月31日日元兑美元跌至135水准，成为39个月以来新低。

2002/2/4，中国银行副行长李早航撰文指出，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中国在必要时应当对人民币实行适度贬值。这与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官员与主要媒体对人民币贬值避而不谈形成鲜明对比。

2002/3/11，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戴相龙再次表示，日元贬值对中国构成一定的压力，但人民币可保持稳定，不会贬值，亦不会大幅升值；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不成熟，应循序渐进推进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

2002/4/1，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通欧元兑人民币的交易。

2002/6/1，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推出外币拆借。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根据《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15年8月，中国央行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即日起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中间价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将相当程度上与美元脱钩，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提高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又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并成为其中唯一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人民币正式入篮也被各方视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新起点。

根据2015年上半年的交易数据，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即期交易主要集中在美元对人民币交易，占比93.71%；在非美元交易中，主要是欧元、日元、新加坡元和港币，占比分别为1.79%、1.35%、1.55%和0.65%。在远期和掉期市场，绝大部分均是人民币美元交易。在外币对交易中，USD/HKD以及EUR/USD占比最多，分别占比56%以及30%。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已推出九个货币对的直接交易，但受客盘需求和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上的交易币种集中度仍较高。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真正放开外汇交易市场，但是这些年随着国内投资者对外汇投资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一旦中国外汇市场开放。中国的百姓或许很快就会看到全民炒外汇的盛况。相信那一天的到来，不会太晚。

E. 收集近十年（98-08）中国外汇储备量的数据资料，并分析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原因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底，中国大陆外汇储备余额再创新高，达81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3%。假如将中心政府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计算进来，我国外汇储备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中国外汇储备及相关统计

年份

外汇储备

贸易总额

贸易顺差

利用外资1978

2

206

-11

1980

-13

381

-19

1985

26

696

-149

45

1986

21

739

-120

73

1987

29

827

-38

85

1988

34

1028

-78

102

1989

56

1117

-66

101

1990

111

1154

87

103

1991

217

1357

81

116

1992

194

1655

44

192

1993

212

1957

-122

390

1994

516

2366

54

432

1995

736

2809

167

481

1996

1050

2899

122

548

1997

1399

3252

404

644

1998

1450

3240

435

586

1999

1547

3606

292

527

2000

1656

4743

241

594

2001

2122

5097

226

497

2002

2864

6208

304

550

2003

4033

8510

255

561

2004

6099

11548

320

606

2005

8189

14221

1019

603

注：表中数据分别摘自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治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历程

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收付的基础。它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贸易顺差；二是资本净流入。因此，外汇储备的多少，不仅反映了一国对外经济交易活力与吸引力的大小，而且也反映了该国对外借债与还债信用能力的强弱。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国外汇储备越多，一方面标志着该国对外出口竞争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则表明该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且外资争相进入。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拓展，外汇储备规模也随之相应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纵观改革开放25年来的历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零储备”时期

20世纪整个80年代，作为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头十年，它却仍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约束之内。当然，在这一阶段，中国也正处在对外开放的“试验”阶段。当时，中国人还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国。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谨慎的“试验”，我们仍然固守着计划经济下“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法则，尚无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间，仅有1982年和1983年这两年存在少量贸易顺差，其他10个年份均为贸易赤字。但无论是顺差抑或是赤字，从规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这两个年份的贸易赤字突破了100亿美元。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各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只有区区几百亿美元。

同样，在这一阶段里，我国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的力度也不算大，规模较小。20世纪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我国各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只有几十亿美元。1978——1989年这12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仅为580亿美元，尚不及1997年一年的额度。

正是由于外贸进出口及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均不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也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1978——1989年的12年间，除1989年为56亿美元外，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50亿美元。

实际上，当一国对外开放有限，经济对外依存度不高时，该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及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也不大。但总体来讲，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贫穷，资金短缺，尤其是外汇资金短缺，而且国内物资供给奇缺，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因此，当时的外贸出口能力较弱，外资流入也相对较少。这一阶段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期。

第二阶段：百亿储备时期

经过了80年代的谨慎探索与经验总结后，90年代的中国开始走出“计划经济”的阴影，并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新时代。应该说，1990——1995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转轨时期或过渡时期，也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阶段，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也进一步熟悉了世界。在这一阶段，尽管出现了1993——1995年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得力、有效，最终却是有惊无险，中国经济改革顺利地渡过了这一难关。

1990——199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000亿美元增长到接近3000亿美元。从商品进出口差额来看，一改过去十余年的贸易赤字状况，6年中共有5年出现了贸易顺差，除1995年顺差167亿美元外，尽管其余各年顺差规模不足百亿美元，但它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信号。

在这一期间，我国开始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尤其是进一步拓宽了国际融资的渠道和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实际利用外资年度总额从100亿美元增至接近500亿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资都是“直接投资”性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资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正是基于外贸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形势的明显好转，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从1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快速而稳定的增长，标志着我国外汇储备正在走出“短缺”的时代，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成为我们的一种自信和自豪。

第三阶段：千亿储备时期

1996年底，中国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并顺利进入“低物价、高增长”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国家抽样调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现了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据此判定，困扰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短缺经济”终于宣告结束，买方市场新时代已然到来。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中国经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灾，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则呈跳跃式增长，并首次突破400亿美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经济已然步入良性循环新时期，并具有了较强的抵御外来风险和抗干扰能力。1998年在贸易总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我国继续保有了第二个4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随后的6年中，虽然我国贸易顺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亿美元之间，但其间我国贸易总规模则在不断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1年突破5000亿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亿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亿美元；2004年则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然而，2005年，不但贸易总额接近14000亿美元，而且贸易顺差第一次奇迹般地跨越了1000亿美元的“绝对”大关。这又是一个质的新飞跃。

与此同时，我国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方面，1997年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达644亿美元。在之后的8年中，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一直保持在500——600多亿美元之间，这是一组让世界为之赞叹的数据。500——600亿美元的稳定规模，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良；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引入外资不再是“饥不择食”，当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1996年底，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这标志着企业和居民有了更多持有外汇存款的机会。这一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1000美元，1997年则进一步增至1400亿美元四周。2001年再次突破2000亿美元；2003年更是突破4000亿美元；2004年跨越6000亿美元；2005年又大步跨越了8000亿美元。若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定能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并会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样庞大的规模、如此高速增长，是好是坏
二、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分析
在经济国际化环境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都是必不可少而至关重要的。一般地，外汇储备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汇储备可以抵补贸易赤字，并保持一国必要的、正常的进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借债与偿债的信用担保与物质保证。
第三，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干预本国外汇市场、调节本币汇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国家经济动荡或是遇上战争灾难时，外汇储备将是一国最后的战略储备。
因此，一国外汇储备规模多大为好，或者说，它的适度规模应该是多大，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简单地看一个数据就能了事的。
事实上，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比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们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本身具有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因此，它们保有的外汇储备相对较少。如美国和欧盟区各自保有的外汇储备不过几百亿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种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仅国小、资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机感重、不自信，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动机。
此外，在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确定上，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开放国家与非开放国家、大国与小国，在评判标准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960年美国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国国际储备对年进口额的比率以40%为宜。20%为底限，低于30%便要补充。这一观点后为许多西方国家所接受，它们主张，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一般应能满足3——4个月进口付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又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能低于短期外债的规模，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但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更强调，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能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这显然强调了“充足”的外汇储备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各国实际国情的不同，在国际上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当然，从量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应该有一个适度规模，因为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外汇储备资产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以确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足够的流动性往往是要以较低的盈利性要求为代价的。其二，由于汇率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外汇储备资产极易遭受汇率风险而导致无形的账面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它应该有一个度：安全够用但不浪费。
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中的、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该是多大？我想，这是一个不便妄加揣测的重大战略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和分析。
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大国，它需要更大的外汇储备为之保驾护航。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1982年，中国GDP首次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1986年GDP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1995年GDP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2002年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2004年，我国GDP接近16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经济布满活力的标志。但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按照2004年普查数据统计，我国GDP位于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却处于全球第107位，居倒数水平。
不容置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与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将会拥有一个长足发展的巨大空间。然而，这一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可能会碰到不少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搞建设，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作后盾。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太小气。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机制，无形之中“夸大”了外汇储备规模。
人民币虽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在我国仍被严格管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公民尚不能将本币金融资产自由地“交易”为外币金融资产。从投资角度讲，我国居民只能投资国内市场的本币金融资产，而不能自由投资国外金融资产。因此，我国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汇资产相对较少，除涉外企业外，大量的外汇资产只能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进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因此，资本严格管制下的“倒逼”机制，无形的夸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仅为1615.70亿美元，其中，企业外汇存款与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大体各占一半。即便加上外汇储备，我国外汇资产也不足1万亿美元，而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却高达28.72万亿人民币，其中，我国城乡居民本币储蓄存款已达14.11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相当低下。即便算上外汇储备，我国整个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也仍不高。
每年五六百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再次“夸大”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外汇储备的初始来源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经常项目；二是来自金融项目。一般地，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是实质性的、较为真实，它往往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此，它是外汇储备最扎实的经济基础；而外资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则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因此，对应较大流量的外资流入，应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应对。
1996——2004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动力尽管是来自“双顺差”，即贸易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但每年的外资净流入总额却一直保持在500——600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则小于它，一般各年仅为200——4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中有相当部分主要来自外资净流入，因此，如此“虚高”的外汇储备，并不能支撑外汇储备“过多”的结论。
世界仍不太平、祖国尚未统一，这也需要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作后盾。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它必需满足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足够需要。从世界格局来看，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中日关系在坎坷中停滞不前，台独分子还在不断滋事，民族极端主义与恐怖势力仍然猖獗。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并作好必要的战略预备，包括外汇储备战略。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是结构风险，而非总量风险
三、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及其风险分析
外汇储备结构也即外汇储备资产的分布结构。其中，最主要的外汇储备结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币种结构；二是期限结构。这也是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最大风险所在。
从币种结构来看，假如外汇储备资产过于单一地集中在某种“弱币”上，则必然会导致过大的汇率风险，但“弱币”贴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利息收益。当然，实际收益是正还是负，则需要具体分析。
从期限结构来看，则主要是考虑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由于外汇储备是用于日常之需及不测之用，因此，外汇储备资产分布的期限结构必须首先满足流动性需求，然后才是在兼顾安全性的基础上满足盈利性的需要。
外汇储备存放地及存放结构一直是各国坚守的顶级机密。但从官方相关信息的大致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据此，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的风险分析：
风险之一：人民币在金融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我们被迫将绝大部分的外汇资产高度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变成了外汇储备性质。
可以设想，在本币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国家，居民均可自由用汇对外进出口或是对外直接投资，或作证券投资，本币与外币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或交易，从而本国公民就能自由地持有本国或外国的金融资产。假如是这样，该国公民的金融资产就会多样化地分散在外币化的金融资产上，也就不会过于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成为外汇储备。
相反，由于人民币目前只能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而在金融项目下尚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公民只能通过货物及服务贸易，还有经常性转移收付来获得外汇，并持有外汇存款。除此之外，公民不能通过“投资”性质的金融交易来将本币金融资产转换为外币金融资产。于是，公民的金融资产大多只能是本币资产，而不能化作外汇资产。这也是我国外汇储备名义上“过大”的真实原因之一。
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尽早地实现人民币在金融项目下的可兑换，来分流或释放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或风险，让居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将他们的资产合理而分散地摆布在所有本外币金融资产上。这便是“藏汇于民”的道理。同时，这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有效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小政府干预汇市的成本与风险。
风险之二：庞大的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美元资产，这或许是被迫或不得已，但它绝对有害于汇率风险的规避。
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一直占据60%以上的比例。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不断放大，我国的“贸易美元”及“贸易顺差美元”不断增大；同时，90年代中期以来，为抑制人民币对美元持续的升值压力，在以美元作为干预货币的汇率调控机制下，我国官方不断吸入美元——增大美元储备。如此一来，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例定会上升，因此，有人估计目前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也许超过了80%的比例。
无论是何种理由，“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显然是危险的。从长期趋势观察，美元的确属“弱币”范畴。从美元兑日元汇率来看，美元是长期贬值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兑日元汇率为240左右，但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价最低曾跌至80四周。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来看，美元也正在呈贬值状。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8.7左右，如今已跌至8.0四周，美元应还有下跌空间。
我国外汇储备币种单一，且过度集中于“弱币”——美元。假设美元长期贬值，必然会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巨大账面损失，其结果必将使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假如为了改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而大量抛售美元，则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并导致国际汇市恐慌，美元汇率暴跌。另一方面，假如不改变现有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抛售美元，则又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而刺激外汇储备更快增长。为了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央行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恰恰又会拉动本币升值；反过来，为了降低升值压力，央行假如增加货币供给或者降低利率，这会使本来就因外汇储备而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雪上加霜。
如此看来，减持美元及美元资产迫在眉睫。美元减持后，我们应当避免重蹈覆辙，在增持欧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的同时，甚至还可以增持黄金储备或石油战略储备等。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将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虽不能急，但必须行动起来。
风险之三：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存放地及投资期结构过于集中，可能会存在政治风险与信用风险。
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但高度集中于美元，而且美元资产又主要集中在美国。从投资品种和投资期限来看，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既有相当部分存入了美国商业银行，也有较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各类债券，包括美国国库券、美国财政部中长期债券、联邦政府机构债券以及美国公司债券等，此外，应该还包括少量境外美元资产。
美国一向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敏感的台海问题，美国始终保持着与中国交往的距离，并将台湾问题视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时不时为难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要提高警惕，尽可能规避外汇储备存放地的政治风险。
当然，在投资期限结构上，我们也要尽可能分散风险。一般地，外汇储备资产分布结构应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比方，在国际环境动荡时期，外汇储备应多置放于银行存款及变现程度高的短期证券上；在和平稳定时期，外汇储备可以多一些放置于中长期品种上。

中新网11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报告称，近三十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

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每隔十年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迈上新的台阶。1979年我国FDI总量只有8万美元，1980年为0.57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34.87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60倍；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15亿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2007年我国的FDI达到了835.2亿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7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7754.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第6位，占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6.7%。

报告称，3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只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德国的3.7%；1990年，增加到286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中国台湾省的39.5%；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65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9-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共增加15267亿美元，年均增加526亿美元。尤其是2000-2007年，共增加13627亿美元，年均增加1947亿美元。

央行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8088亿美元。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2007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来看，排在第57位的是越南，其GDP是712亿美元，排在末位即第180位的是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其GDP是8700万美元。如果将从第57位的越南一直到第180位的基里巴斯这124个国家的GDP加起来，总和是17597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这124个国家GDP的总和。

外汇储备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
二是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三是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和这些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

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实力的标志，它是弥补本国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本国汇率以及维持本国国际信誉的物质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要持有高于常规水平的外汇储备。但是，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1、 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入代表着相应规模的实物资源的流出，这种状况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我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持续下去，将损害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2、 带来了较大的利差损失。据保守估计，以投资利润率和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差额的2%来看，若拥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损失高达100多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动的风险，这一潜在损失会更大。另外，很多国家外汇储备构成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若美元贬值，则该国的储备资产也将严重缩水。
3、 存在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我国每年要引进大约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为此国家要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同时，我国又持有大约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闲置不用。这样，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俭用借钱给外国人花，其潜在的机会成本不可忽视。
4、 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负有无限度对外汇资金回购的责任，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不仅从总量上制约了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的效力，还从结构上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并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
5、 影响对国际优惠贷款的运用。外汇储备过多会使我国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优惠贷款。按照IMF的规定，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但不能享受该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其他成员国提供帮助。这对我国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楼主，我也不是很懂这个，分数并不重要，希望能有所帮助
祝一切顺利！

F. 帮忙！ 关于中国自从建国以来中过的经济变化历程的内容

新中国经济史论

老田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以下省略字数若干,楼主如有需要，请登陆下面网站看全文）

G. 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阶段发展史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
人民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权被分割成彼此不能连接的区域。各根据地建立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职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与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当天发出布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市迁入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系列，接受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赋予其国家银行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着手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一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境内流通的本位币，与各经济部门协同治理通货膨胀；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三是实行金融管理，疏导游资，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四是开展存款、放款、汇兑和外汇业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迎接经济建设做准备。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结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建立了全国垂直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统一了人民币发行，逐步收兑了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全部清楚并限期兑换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很快使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运用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实行现金管理，开展“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运用折实储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调控市场货币供求，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的状况，终于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时，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业的调整，灵活调度资金，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快速成长，适度地增加了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贷款；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银行体制，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私营金融业纳入了公私合营银行轨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与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相适应，从1953年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制，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督和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在国家计划实施中具有综合反映和货币监督功能。银行对国有企业提供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季节性贷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贷款，对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提供部分生产流动资金贷款，对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提供生产贷款、口粮贷款和其他生活贷款。这种长期资金归财政、短期资金归银行，无偿资金归财政、有偿资金归银行，定额资金归财政、超定额资金归银行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期间虽有几次变动，基本格局变化不大。
三、从国家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植，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改革了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在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改革机制，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努力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求达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四、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设立跨省区分行，同时，成立人民银行系统党委，对党的关系实行垂直领导，干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9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人民银行的“三定”调整意见。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
有关金融监管职责调整后，人民银行新的职能正式表述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明确界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这种职能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
“一个强化”，即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人民银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调控；加强对货币市场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监测，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关联渠道、有关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转换”，即转换实施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式。由过去主要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监管指导等直接调控方式，转变为对金融业的整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转变为综合研究制定金融业的有关改革发展规划和对外开放战略，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协调发展和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转变为加强与外汇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与制订工作，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两个增加”，即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今后将由人民银行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并参与有关的国际反洗钱合作。由人民银行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重大的责任，中央银行在履行新的职责过程中，视野要更广，思路要更宽，立足点要更高。特别是要大力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不仅要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规范、监督与监测，还要从金融市场体系有机关联的角度，密切关注其他各类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综合、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金融宏观调控。要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规划关系到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金融业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仍然较重、改革与重组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更善于擅于准确把握影响经济金融发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况、开发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识大局、讲宏观、懂技术、胆识兼备，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突出作用。
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规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
（一）起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发布与履行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三）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
（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
（五）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维护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实施外汇管理；持有、管理和经营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六）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七）经理国库。
（八）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付结算规则，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九）制定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负责数据汇总和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十）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
（十一）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按照有关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十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H.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并存时期(1981～1984年)。改革以前，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于出口创汇成本，但高于国内外消费物价之比。为了扩大出口，人民币需要贬值，不过人民币贬值对非贸易外汇收入不利。从兼顾贸易和非贸易两方面的需要出发，1979年8月政府决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在官方汇率之外实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它以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加一定幅度的利润计算出来，明显低于官方汇率。
第二阶段是取消内部结算汇率，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双重汇率体制明显调动了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国家外汇储备也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安排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从对外关系来看，IMF将双重汇率看作是政府对出口的补贴，发达国家威胁要对我国出口商品征收补贴税。第二，从国内角度来看，双重汇率造成外汇管理工作中的混乱，而且它在外贸部门仍然吃大锅饭的情况下不能有效抑制进口。所以，从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内部结算价，人民币又恢复到单一汇价。
为了配合外贸改革和推行承包制，我国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增加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 第一阶段
汇率并轨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时期(1994～2005年7月)。1994年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第二，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央行通过参与该市场交易管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外公布的汇率即为该市场所形成的汇率。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而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1994年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间小幅度升值外，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增长，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1999年，IMF对中国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第二阶段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人民币总体小幅升值。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对外公布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作为当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银行柜台交易汇率的中间价。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新人民币汇率制度平稳实施充分证明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要求。人民币汇率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I. 90年代至今人民币汇率变化历程

下表列出了1971年至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

注:年平均值，1美元兑换人民币金额。特别说明：1949年-1952年采用浮动汇率换算，53-71年都是2.462。

(9)中国外汇储备的发展历程扩展阅读:

率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或比价，或者说是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汇率变动对一国进出口贸易有着直接的调节作用。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使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即让汇率下降，会起到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反之,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即汇率上升,则起到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

影响汇率变化因素:

（1）国际收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一国国际收支为顺差，则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外汇储备增加，该国对于外汇的供给大于对于外汇的需求，同时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则该国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对外升值；如果为逆差，反之。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但美元却保持长期的强势，这是很特殊的情况，也是许多专业人士正在研讨的课题。

（2）通货膨胀率。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如果本国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外国高，则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外汇汇率上升。

（3）利率。利率水平对于外汇汇率的影响是通过不同国家的利率水平的不同，促使短期资金流动导致外汇需求变动。如果一国利率提高，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该国货币升值，则其汇率下降。当然利率影响的资本流动是需要考虑远期汇率的影响，只有当利率变动抵消未来汇率不利变动仍有足够的好处，资本才能在国际间流动。

参考资料:汇率 网络

J.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综合国力和什么实现历史性跨越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新突破，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达到114.4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2021年我国新建高速铁路投产里程、新改建高速公路里程达2168公里、9028公里。新型信息基础建设力度加大，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超过142.5万个，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到5.2亿户。
社会生产力稳步提高。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谷物、籽棉、花生、肉类、茶叶、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粗钢产量10.3亿吨、发电量8.1万亿千瓦时、化肥产量5446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