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国的外汇储备结构

❶ 三道社会生活题(高额悬赏！）

1.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朝核问题最可能出现两种前景：前景之一是如各界所愿，顺利实施“2·13”共同文件的规定，在近期关闭宁边的核设施，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前景之二是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终处在口头上要解决，但实际上总是枝节丛生、争吵不断的状态下，问题长期拖延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朝鲜不会轻易交出核武器，因为作为一种终极安全保障，核武器对于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朝鲜意义重大，朝鲜不太可能以这种终极的安全保障换取美国一纸协议的不确定安全保障。即使朝鲜关闭了宁边核设施，但朝鲜拥有多处与核相关的核生产或实验设施，是否能全部放弃？同时，日本在每轮会谈时都会制造一些麻烦，似乎并不诚心希望事态的顺利解决，而按照常理来看，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利于日本安全环境的改善，但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分子怀有不理智的想法，谋求通过朝核问题搭乘“核武化”的便车。说到底，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断，五轮“六方会谈”的障碍多在美国，而布什及其下一任政府将采取怎样的对朝政策，现在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整个事态的判断上还是应抱以长期观察的谨慎态度。

从更宏观的国际战略的角度看，朝核问题不是简单的朝美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朝三方之间的战略博弈，中国在此有切身的利益关切，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美实际上在比试“定力”和忍耐力。

由于此次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问题最终由俄罗斯来解决，加之以前朝鲜多次越过中国与美国做交易，似乎不太理会中国的劝告，所以有很多人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被边缘化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似乎有一定的丢分，但说被边缘化未免夸大其词，中国在整个“六方会谈”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朝核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只要能解决，不管什么形式，对我们来说是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于在意中国在整个事态中的地位与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及地区安全稳定才是问题的关键。

依我看，当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面对两种发展前景，做好两手准备。二是避免有些人所担心的朝鲜彻底倒向美国。这种可能性虽然并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准备。维护中朝友好关系有很多的有利因素，比如中朝之间的历史友谊、共同的战斗经历、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三是伴随着朝鲜核问题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问题，这既与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相关，也对东北亚地区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将就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谈几点想法。随着2007年“2·13”共同文件决定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正式提上了政治议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安全机制安排，比如欧洲有欧盟、北约和欧安会。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有东盟地区论坛和“10＋3”这样的对话平台，可是在东北亚地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地区范围的安全机制。东北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要地区之一，汇聚了中、日、俄三个世界大国，并且美国深深卷入其中，韩国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国家，朝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个性国家，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差别悬殊，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纠纷，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东北亚地区目前保持着世界上唯一残存的冷战结构，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严重不符，也无法解决当今东北亚地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此重要而错综复杂的国际结构，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安排，这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点来讲，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既然有必要性，下一步就要讨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行性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认为该机制可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东北亚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日益加强为建立安全机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本地区多数国家政府表现出了建立安全机制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经验积累使中国具备了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另一种意见是条件尚未成熟，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身份认同和威胁定位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不具有可行性。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必要太拘泥于某些西方学者的学理逻辑，既然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来看有建立的必要性，中国就应该全力推动，况且目前并不存在一个能完全阻碍安全机制建立的因素和势力，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东北亚安全机制。实际上，俄罗斯和韩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建议。

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有关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及其功能的认识还不统一，甚至存在很大的误解。关于安全机制的定义很多，简单地说，就是旨在解决相关国家安全关切问题的一个制度化平台。在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安全机制分为外向型机制与内向型机制两种类型。前者针对来自机制外的威胁，类似于同盟关系；后者针对机制内国家的行为，旨在维护机制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如欧安会和上海合作组织），乃至以建立一种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欧盟）。

根据现有条件和渐进原则，未来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定位是：建立一个内向型的、以维护机制内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地区安全机制。因为就东北亚地区来说，根本不存在外来威胁的可能，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安全共同体无异于天方夜谭。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寄希望于安全机制能解决相关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小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据此，我建议考虑两种建构方式：一是采取欧安会模式，即在承认机制内各种集团的利益及各种双边同盟关系的情况下，建立宽泛的对话机制。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安全论坛，旨在起到沟通信息、交流观点、加强互信、促进合作的作用。二是参照早期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即在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建立东北亚无核区、维护边境安全、交流军队信息、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等。

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除了始终坚持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外，中国还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应该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基础上推进，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同步进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应采取积极参与、积极推动的态度，力求在某些方面起到主导作用。第三，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必须正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设立议题必须坚持由易到难的顺序，先从比较容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逐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基础，然后逐步扩大到错综复杂的传统安全领域。第四，坚持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相一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原则。第五，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有一种意见认为，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应该把美国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是不可取的。因为美国深深地卷入东北亚事务有它的利益关切，实际上美国已经构成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股势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要说难以成功，即使建立起了某种制度安排，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要采取中美共同主导的原则态度，在两国之间搭建另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这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李欣整理）

2.(1).中国有句俗语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以出乎意料的速度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这无疑是给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兴奋之余，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恐怕是摆在最高决策当局面前的一大难题。而在此之前有关的议论，可谓是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有：

一为“分红论”，即把一部分外汇分给老百姓，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刺激市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把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势必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然后1万统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这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1万亿美元中的部分外汇拿到外国消费，不但没能直接刺激中国经济，而且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货币危机或通货膨胀，最终受害的则依然是中国老百姓。

二为“减持论”，即逐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理由是：过多的持有美国国债与其它美元资产风险太大。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来计算，2002年-2008年美元证券类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在66%-74.75%。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必将遭受巨大价值损失，因而“减持”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减持的节奏与数额如果掌控不好，势必又将加剧美元贬值，到头又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这也是中国现阶段为什么力挺美元的根本原因。

三为“多元论”，即逐步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理由是：这样可以提高外汇储备“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显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战略思考。如何调整？其实温总理早在今年2月访欧演讲中己给出答案，就是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同时，总理还表态说，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意味着巨额外汇储备今后不可能在美元“一颗树上吊死”，我们可以进口国内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可以鼓励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投资，可以增加对主权国家的信贷额度，可以扩大中方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融组织的股份与投资等等，事实上我们己经在进行类似的大胆尝试。从未来讲，推动形成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应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抑制个别国家独霸“世界货币”发行权所带来诸多风险。当然，“藏汇于民”也是一种潜在的选项，这就需要改进现行某些强制结售汇制度法律法规框架。

总而言之，掌握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可以说是利弊兼有，利在为中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增加国家的信用度；弊在客观上存在汇兑损益、投资损益与美元危机的风险。但不管怎样，“腰杆子粗了”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战略与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只要外汇储备这张牌打的好，中国完全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使得外汇储备更好的为发展与稳定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做好三点：
1将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30年GDP崇拜。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来就重要），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极差！一个不尊重学术、知识、不把教育放在心上，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的国家，发展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2全面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纳入议题的矛盾，要想解决，几乎都要涉及到体制问题。制度和教育都是重要的生产力。
3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与升级。农民工不能打了十年工依旧还是个农民。中国经济的巨量，科技贡献少之又少，很大原因是靠了吃祖宗留下的和抢夺子孙后代的。产业不转型，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就受到限制。第三产业才是解决中国巨大就业压力的根本之道。
4还债社会保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是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国家。可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质量、生产安全、环境等问题，几乎是把国民的基本生命权、居住权、教育权

3.（1）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与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近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世界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由大涨转为大落，各国能源发展面临复杂形势。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印尼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两国能源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对于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促进两国经济和能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增加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入，刺激居民消费，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能源产业更好发展结合起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很大。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进重点节能工程，实施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并将其作为下一步政府投资的重点。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进一步强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积极防治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们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保障能力。从长远看，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增加。我们把能源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将进一步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电力，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序开工建设一批现代化煤炭矿井、大型核电项目、油气管网、城乡电网等重大工程，保证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中国能源资源开发潜力较大，有条件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通过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对能源的需求。

我们高度重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近，中国实施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品油价格；同时，公布了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方案，在清理和取消交通收费的前提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税额。这项重大改革旨在理顺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规范税费、促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我们将继续深化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同时，深化能源企业改革，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加强能源立法，为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和拓展能源合作，有利于扩大双边经贸往来规模，增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有利于增加双方能源开发投资，增强能源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各自能源保障水平，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发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离开了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很难获得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协调合作，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金融市场，维护经济增长，促进能源市场健康发展。深入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兼顾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利益，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维护合理的能源价格，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共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加强能源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能源开发与节约的能力和水平。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能源领域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并切实按照“巴厘路线图”兑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愿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

（2）第一，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假设中国无法获得进口石油，对国民经济和军事安全均构成致命的威胁。中东、非洲、拉美等产油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都会对石油的供给产生冲击。敌对国家也会通过禁运等方式掐断一国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供给。

第二，油价的波动（Fluctuation of oil price）。石油的频繁波动或是持续上涨会对石油进口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进口成本上升、国际收支恶化、输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等。对于像中国这样能源密集度很高的国家来说，油价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

第三，国际能源运输线的安全（Safe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and pipe lines）。和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

第四，环境安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依然在中国能源消费存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维持在65%以上的比重。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是相当困难的。以煤炭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以及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运用上的滞后，使得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一方面利用效率相当低下，另一方面给环境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❷ 2015年末朝鲜外汇储备

很少，
朝鲜在经济发展好的时期，例如六七十年代，外汇多为卢布，但是随着苏联解体，这些卢布已经贬值为废纸。
后来开始储备美元和人民币，但是随着中国和全世界的制裁，这些外汇几乎都被禁锢起来，无法发挥作用了。

❸ 各个国家之间怎么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

额！这种情况的话，自然会有金融大鳄们去做空这个国家的。参考东南亚经济危机，目前的帝国也面临着这种情况。

金融大鳄们最喜欢这种情况了，先进去推波助澜，持有资产，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卖空你的货币，等到极限时，大量抛售。让该国家的货币崩盘，国家的外汇储备等优良资产洗劫一空。

如果某个国家真有自信不惧怕隔个三五年更换一次货币，金融系统大换血，社会回到以物换物的阶段，而且政府还不下台，老百姓还不造反的话，像那么做还真的可行，玩的好能黑一些国家一把。

目前来看，貌似地球是只有朝鲜这么一个国家敢这么玩。所以朝鲜才被称为流氓国家，普通商人基本没人敢和朝鲜做生意。

❹ 同样在朝鲜半岛为什么朝鲜和韩国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大

战后朝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先盛后衰的发展历程。朝鲜在80年代之前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国和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也不低于韩国。1960年时，韩国GDP与人均GDP仅是朝鲜的40%和55%，1975年时韩国GDP与人均GDP分别是朝鲜的90%和84%。直到1980年韩国才刚刚赶上朝鲜。韩国GDP与人均GDP分别是603亿美元和1589美元，朝鲜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13亿美元和1161美元。此后韩国则快速发展，把朝鲜远远抛在了后面。 90年代后朝鲜经济发展则每况愈下。自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连续9年负增长。它们分别是-3.7、-5.2、-7.6、-4.3、-1.7、-4.5、-3.0、-6.8、-1.1。直到1999年才开始出现出正增长6.2。

90年代后，随着苏东剧变，朝鲜的贸易环境日益恶化，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进口激减，从而导致冶金、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整个工业生产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1990年至1998年，煤炭产量由3 315万吨减少到1 860万吨；发电量由227亿千瓦减少到170亿千瓦；钢铁产量由336万吨减少到94．5万吨；原油进口量由252万吨减少到50万吨。由于原料、燃料、电力的严重不足，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企业设备运转率仅达到20％。进入1999年后，朝鲜工业生产开始呈现好转的迹象。据朝鲜内阁外务相白南舜说，朝鲜经济已全面出现转机，全国数千个工厂企业实现了生产正常化，1999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有资料表明，朝鲜2000年年电力生产同比增长了140％，煤炭生产同比增长了113％，有2500多个工厂企业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60年代时，朝鲜粮食生产曾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1964年朝鲜产粮500万吨，那时仅1200万人口，既能让国民过得舒服，还有余粮可供出口，被国际舆论称为“经济奇迹”。70年代中后期，朝鲜年产粮食超过700万吨，80年代前半叶曾超过800万吨，1984年甚至达到1000万吨。但是，90年代以来直到2000年，朝鲜自产粮食每年平均在400万吨左右。2000年朝鲜的粮食总产量约为359万吨，比1999年（422万吨）减产约15％。其中1999年大米的产量为163万吨，2000年减至142万吨，玉米从192万吨减到144万吨，大豆从13万吨减到12万吨，只有红薯从31万吨增至39万吨，增产约25.8％。朝鲜目前的全国总人口为2400万左右。按平均每人每天460克粮食消费计算，朝鲜全年粮食需求量最低应为400万吨上下。朝鲜全年正常粮食需求量为746万吨左右，其中口粮480万吨，工业用粮120万吨，饲料用140万吨。可见朝鲜每年缺粮大约250-300万吨。自1991年以来每年进口80-160万吨粮食左右。

进入90年代后，随时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朝鲜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苏联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1990年朝苏贸易额为25．6亿美元，占朝鲜贸易总额的54.2％。苏联解体后，1991年朝俄贸易额急剧减少到4．7亿美元，比上年减少80％以上。此后贸易额逐年减少，1995午朝俄贸易额只有2.3亿美元，在朝鲜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则下降到11％，5年间朝俄贸易规模缩减了50％以上，因此造成朝鲜对外贸易严重滑坡，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1991年贸易总额由1990年的47．8亿美元下降到27．2亿美元，1992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6．6亿美元，1993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6．4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1．1亿美元，1995年贸易总额下降到20．5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下滑至14.42亿美元。1998年朝鲜对外贸易额为14．42亿美元，同比减少33．7％，其中进口额为8．8亿美元，同比减少30．6％；出口额为5.59亿美元，同比减少38．2％。这是90年代以来，朝鲜贸易额首次低于15亿美元。1999年为14.79亿美元。2000年略有回升（19.7亿美元），2001上半年骤增八成。其中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增长241％，从中国进口矿物性燃料和谷物分别增长112％和89％。

朝鲜从2000年以来已把强国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然而，由于半岛目前的不战不和的态势，朝鲜又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在今后一个时间内，沉重的军费负担仍将继续拖累朝鲜国民经济的发展，朝鲜只能继续采取“建设与军事并举”的方针。朝鲜自60年代起就一直保持对与军事工业直接相关的重工业的高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而军工生产却发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目前，朝鲜人口总数为2300多万，朝鲜拥有现役正规军105.5万，准军事部队18.9万，预备役470万。其兵力占世界第五位。据外电报道，近年来朝鲜每年的军费支出约占其GNP的20—25％左右，1994年其军费支出为56．6亿美元，占GNP的26．7％。这种巨额的军费不能不严重阻碍并延缓朝鲜现代化的正常进程。

东欧剧变和苏联崩溃，使朝鲜失去了原来与这些国家协作保有的战略物资来源和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停止与朝鲜进行易货贸易后，朝鲜又没有足够的外汇继续进口石油、棉花、焦炭等战略物资；而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开放市场，又使许多朝鲜商品失去了竞争力。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进一步缩小了朝鲜的国际经济空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东欧剧变后，在美国要求停止与朝鲜进行贸易，否则西方国家不提供贷款的压力下，东欧等国家都停止了与朝鲜的正常贸易，导致出现了朝鲜有竞争力的商品也无处输出的局面。1995～1997年连年发生的严重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给朝鲜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和工业生产的瘫痪，使朝鲜不仅难以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而且不得不砍伐森林作为工业和民用能源，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与美国进行的核对峙，使安全问题陡升为最紧迫的课题，致使朝鲜无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经济结构，结果更加恶化了经济困境，逐渐降低了国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解决方法和越南一样：加快市场经济改革步伐，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裁军放权，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模式，逐步将经济管理权下放，采取按劳分配制度，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积极性，鼓励发展个体和私人经济，扩大市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韩国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荡与恢复阶段（1945年～1961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1948年成立的政府为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其生产设施几近毁灭。1953年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韩国经济停滞的时期，但是，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结果一种佃农耕作制度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政府实施的几个重要政策目标，成为60年代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1953年至1962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3.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0.7%。
（二）高速增长阶段（1962年～1992年）。1961年5月，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不均衡发展等战略，推进了韩国经济的有计划开发。1962年开始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

这一阶段又细分为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可谓外向型经济形成时期。“一五”期间作为振兴出口、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步骤之一，1965年韩国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60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达到7.6%。1962年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3亿美元增至81亿美元，增加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至252美元。“二五”计划结束时的1971年，出口额由1962年的5480万美元增至10.68亿美元。

70年代是韩国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继续推进自立经济建设、解决发展不均衡时期，也是重化工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针对韩国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提出“各地区均衡发展”、“划时代地扩大出口”、加紧“重化工业建设”等目标，改善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为了继续扩大出口，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2%，创造了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纪录。同时，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31%超过了第一产业的比重24.8%。“四五”计划期间（1977年～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为5.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朴正熙总统遇刺，1980年光州事件及粮食的大幅度减产，重化工业投资失控，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尽管如此，应该说整个七十年代韩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在“新村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局在宏观调控上的失误，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1971年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由95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增加5.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由10.68亿美元猛增至150.6亿美元，年均增长39.7%。

进入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波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改革，在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五五”计划（1982年～1986年）和“六五”计划（1987年～1991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2%和9.3%。八十年代上半期，韩国出口增长率超过进口，贸易赤字逐渐减少，1986年终于出现盈余。1984年～1985年韩国同其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得出口增长速度放慢。但是，1986年以后，进入低汇率、低油价、低国际利率的所谓“三低”时期，使出口连续几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增加14%，1987年36%，1988年28%），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达到11%，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6757美元

（三）调整改革发展阶段（1993年7月至今）。1992年开始实施第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可是，1992年12月当选的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民选总统金泳三，1993年2月上台后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年～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与中国建交。由于韩国具有的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和对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设备投资增加等因素，199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6%；1995年也保持了这种良好势头，增长甚至超过1994年，达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由于日元升值导致韩国出口下降和设备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回落为7.1%，可是，在这一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基本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1997年10月开始韩货价值暴跌，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漩涡之中。97年11月末，韩国可用外汇储备降至73亿美元，陷入无法支付外债之困境。韩国政府不得不于当年11月21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金融救助，并于12月1日与IMF签订了金融救济协议。5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救助计划实施后，不稳定的外汇状况随着1998年1月韩国政府同国外债券组织签订短期外债向中长期转换的协定后开始趋于稳定。以IMF的金融救济为契机，韩国摆脱了全国范围的危机。而受到金融危机洗礼的韩国经济，九十年代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调整改革中的韩国经济，于2000年显示出有力的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2001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增长3.8%。2002年新当选的卢武玄总统提出了四大方面的经济施政纲领。2002年经济年均增长7.0%。而2003年仅增长3.1%，国内生产总值为6012亿美元，人均为12646美元。

纵观韩国经济的发展，“根据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的研究，韩国经济的主要转换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为1963年～1983年。1963年随着第一次经济五年计划的制定实施，工业化正式启动。1970年韩国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strialization country）。1983年韩国经历了1979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机，1980年负增长后经济得以恢复，并在经济稳定基础上促进自律化、开放化。”而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挫折之后，韩国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韩国不同历史时期促进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评价
通过韩国经济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促成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从世界经济发展宏观角度来讲，韩国处于后发展国家可以利用更发达国家技术革新成果，“浓缩”工业化进程之优势地位；以及超越传统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一个出口国需先在本国国内市场上充分收集消费者偏好使其成熟后再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漫长过程；还有对像韩国这样资源匮乏国家，战后节约资源型技术得到的快速发展，使其经济发展中资源匮乏束缚得到大大缓解；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即“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贸易将使双方受益，而后者比前者受益更多”又一次得到部分验证。而从韩国本身来讲，政府实施的以下几种经济增长战略不能不为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政府的“定向”和“导向”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作用。对韩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政府规划、指导、管理和调控经济。其主要手段是：首先，运用经济开发战略，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向。韩国政府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经济活动重点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出“重化工业化”经济开发战略，80年代以后，又提出“技术立国”等。其次，根据经济发展远景目标，制定五年经济开发计划，以自由与计划相结合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开发计划。第三，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法规及措施并加以执行。第四，韩国政府首脑亲自干预经济。由于政府将干预经济活动视为其重点职能之一，所以，政府最高层直接干预经济、直接处理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初期是比较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在韩国当时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由政府充当其经济活动的总指挥。政府主导经济的主要手段为宏观经济决策、计划指导、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干预，经济立法和行政手段等。然而，这种依靠政府主导，30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自有其弊端。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制度演进存在路径依赖。由于政府主导的企业制度、金融支持政策的安排，造成了企业对政府的强力依赖。韩国大企业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竞相不计后果地扩张，沿着规模扩张的路径走下去。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大企业集团没有适时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技术创新；企业的高负债、财务结构不合理，以及企业集团的制度缺陷，终使企业管理失控。到1997年金融危机时，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也就不难理解了。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另一弊端在金融体制上表现显著。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是一个金融市场，根据市场信号运用市场运行规律，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相关部门中去，推动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可是在韩国，其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使然，金融业的职能仅是行使政府指令、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政府决定利率、存贷、投资等，使金融机构丧失了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因，大量的呆账成为其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扭曲与滞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所有弊端都展现给国人，使其始于90年代初但又未能痛下决心的改革调整不得不真正使上轨道。政府由此转向旨在减少干预、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秩序、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上。政府这种由主导经济向重点规划经济的角色转变，使如三星电子这样的大企业集团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韩国现任总统卢武玄当政之初提出的四大经济施政纲领，并非言之无物。首先提出确立自由公正的社会秩序，具体包括建造易于创业的环境、构筑透明公正的竞争机制、构筑先进的金融基础系统和进行财政税收改革。在建设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中，提出要用东北亚时代的视野，构筑以物流中心基地与国际化金融为两翼、围绕信息高新技术产业的商务中心。而建设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和面向广阔未来的农渔村社会都有具体内容及实施方案。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基本完成其使命，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

（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六十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继续发展以进口替代产业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建立独立的、完整的民族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尽量不进口或少进口；其二，面向世界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以出口产业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通过广泛的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选择后者，使韩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充分发挥了韩国当时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有效地弥补了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资本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劣势，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对来讲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源于其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措施。概括起来韩国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其一，以比较优势为其出发点。针对缺乏原材料、资金不足但劳动力丰富的现状，韩国决定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其二，适时地进行结构调整。保持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能够适时地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其三，实行优惠政策，支持发展出口。尽管这些优惠政策，如直接补贴，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但在出口企业的发展初期，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不平衡增长战略。韩国在增长方式的选择上，理论上受经济学家哈士曼（A.D.Hirschmann）的“不平衡发展论”的影响，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牺牲部分产业和工业部门而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业，通过发展重点产业来积累资金，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⑰]。在财力、物力和技术积累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因此，选择“倾斜式”的重点投资，“不平衡中求平衡”发展，采取“先工后农”，“先出口后内需”，“先轻后重”，“先大后小”，“先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后一般产业”，“先增长后稳定”，“先速度效益后技术效益”，“先内涵后外延”，“先效率后公平”以及“先增长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不平衡增长战略。

对于韩国所推行的这种不平衡增长战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62年至1971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重点发展投资省、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增加出口创汇，以此增加对基础工业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能力资金的积蓄，取得显著成效。而70年代初期起，由于重点转向重化工业过程的过急过猛，出现了对重化工业的重复、过剩投资，降低了经济效益。再则，效率与公平上的不平衡，出现经济增长之同时工潮迭起等并非完美之现象。但从本质上看，应该说不平衡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交错的平衡增长。

（四）与国际经济变动协调的产业政策与国际化发展战略。韩国在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机遇，以其协调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其产业结构。8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推行国际化，力图把其企业全面推向国际市场，按照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冷战结束后，随着愈来愈多的国家重视发展经济，韩国更加强调其经济的国际化、世界化发展，同样，这符合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

（五）高科技与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及其人力资源要素的支撑。韩国历来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大对科技开发的投入。而此战略得到产业界的普遍赞同，认识到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工的素质。韩国的大企业大都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职工训练所、人力开发院等职工培训机构。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现任总统卢武玄提出的“构筑技术中心的社会”经济施政纲领，体现了韩国在经济日趋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中，以高尖端科学技术立国的志向。

❺ 朝鲜国内生产总值多少

朝鲜是计划经济，不能计算GDP，只计算工农产值。就是说，第三产业不算。

美国的第三产业占了GDP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我们的第三产业也占了GDP的一半以上。

但是在朝鲜，这些商业、金融、服务、旅游之类的第三产业，由于不能产生社会财富，就是不计算在工农产值当中的。他们的工农产值不到500亿美元。

(5)朝鲜国的外汇储备结构扩展阅读：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第一项为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等。

第二项为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余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生产、销售和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划费。

第三项为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

第四项为营业盈余，是指常驻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

❻ 关于外汇储备

简单的说吧，你到美国去买东西，人家不一定要人民币啊，除非人家也有相应的东西在中国买，对不对？个人没有美元，可以在外汇市场去买，但整个国家的进口，总不可能大量抛售人民币去买美元吧，这样汇率动荡会把经济搞垮的……所以一个国家总得有一笔外汇来应急嘛，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调节汇率，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实施起来可不止这么简单。
其来源一般是通过对外贸易（出口） 赚来的，像朝鲜那样的封闭的国家基本就没有外汇储备，用黄金支付。

下面的内容是网络词条上抄的。建议你直接查一下

外汇储备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
二是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三是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❼ 谁能告诉我朝鲜为什么不用朝鲜币要用美元啊！！！！越详细越好！！！！坑爹的外汇作业啊~~~~~

因为美元汇率稳定，不容易贬值

❽ 哪些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厉害，我国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很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了官方外汇储备，其中有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

更有媒体就此预测，人民币或挑战世界“第三货币”。在人民币不断崛起的趋势下，又一欧洲发达国家也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青睐，加之中国积极开放外资与境内市场，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增强。

种种迹象都表明，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前行步入快车道。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地位上升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