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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略探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的区别
一、我国财务理论中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
关于资本成本,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第47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的融资成本。
而资金成本,属于我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刘恩禄、汤谷良:《高级财务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两者的计算方法也完全不同:以普通股为例,资本成本的计算通常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以及债券收益加风险报酬法;而在我国财务学界,资金成本=每年的用资费用/(筹资数额-筹资费用)(汤谷良、王化成:《企业财务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从上述我国资金成本的定义出发,还有一种经常被引用、直接以定义计算普通股资金成本的方法,即把股票投资股利(率)和股权融资交易费用(率)简单相加的结果作为普通股资金成本。
二、从定价理论看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根本区别
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这一共同点启发我们应该到定价理论中去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
(一)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
在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定价理论一直作为贯彻其中的轴心,推动着整个金融理论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定价理论的轨迹正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利率)-货币资产价格-资本资产价格这样的路线向前发展。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在我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这种个人收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展冲突。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筹集费与占用费)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筹集费与占用费)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投资者要求获得的必要收益率),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
鉴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
三、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我国混淆的原因及其危害
(一)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
1.我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
我们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
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资本/投资者的必要报酬。
1992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我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由于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二)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所产生的危害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
1.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
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融资能力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仇彦英:《企业过度偏好股票融资有副作用》,《上海证券报》2001年5月29日)(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2.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我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
3.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再如,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这也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与国际接轨,摒弃资金成本概念是我国财务理论界的紧迫任务
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而资金成本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昆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资本成本理念。
C. 如何论资本成本的决策研究
论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及危害
摘要:与资金成本不同,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但理论界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资金成本用于投资决策,就会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用于融资决策,就会导致与西方企业完全不同的融资次序,并切断公司投融资理论的联系。为了使中国财务理论能指导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就必须摒弃资金成本概念。
关键词:资本成本;资金成本;风险定价;公司治理
目前在中国财务学的融资决策研究中,既使用资本成本概念,又使用资金成本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中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混乱,并在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引发了不良影响。
1 概念不同
表面上看,企业在实际使用资本时都是先将其转化为货币,然后进行投资或购买实物资产,在这一意义上讲,可以用货币统一表示资本与资金,因而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从深层次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关于资本成本(CostofCapital,COC),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1]。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融资成本。
而资金成本,属于中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2]。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资本成本是与资本市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一起引入中国的“舶来品”。而资金成本,则是中国企业改革“拨改贷”后的“产物”,是一个由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决定的融资成本。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财务理论界仍然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要么仍用资金成本的名称和定义,根本不提资本成本;要么一方面使用资本成本的名称,另一方面却依旧采用资金成本的定义。
2 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不同
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受这一共同点启发,下面从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中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
2.1 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
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风险,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其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1964年和1965年,美国著名财务管理专家WilliamF.Sharpe和J.Lintner在H.Markowitz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用于确定资本资产的风险价格即资本成本。自此,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
相反地,中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误以为“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3]。直到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市场》编写组的专家们在介绍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本市场时也仅仅是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期限长短的不同,丝毫没有涉及两者的风险大小不同。因此,在中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报酬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2 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是他们在职支配资源满足个人需要、获得效用的最大化,是他们借助于运作公司,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而这种利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生冲突。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
鉴于中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
2.3 从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看
自从1938年美国学者JohnB.Williams提出股票定价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模型后,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直到1952年,H.Markowitz在投资组合理论中首次用未来收益的标准差来衡量资本资产的风险,这个问题才柳暗花明。CAPM模型提出后,来自古典经济学静态要素成本之一的资本成本彻底完成了向动态成本的转变。可以说,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模型揭示了资本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标志着财务理论的飞跃发展,并使得公司财务理论与投资理论融为一体。
与西方财务理论中的资本成本不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变迁中的产物。最早由蒋一苇教授提出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建议,具体的实施措施就是1984年开始的“拨改贷”改革。事实证明,“拨改贷”后,国有企业开始有资金成本的意识了,其财务经营关系看上去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营行为有点相似。但仅仅是“有点相似”而已,因为“拨改贷”是试图让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靠贷款来组建和发展。显然,这种情景下的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毫无共同之处。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筹措、占用资金所以要付出代价,存在资金成本范畴,是因为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这是由资金本身的特征及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而决定的。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化的道路走下去,资金成本很可能转为资本成本。但是,“拨改贷”并未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这是因为提供贷款的银行没有市场化。国有企业肆无忌惮地追逐国有银行资金,对应的资金成本无法约束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资金的有效需求。
1990年中国深沪证券市场成立,宣告中国开始引进现代资本市场的架构体系。在“拨改贷”后,国家财政实际上向国有企业注资很少,现在让国有企业上市筹资,上市公司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当然地把从股市里筹措的资金当作国家无偿补充的资本金看待,使得筹资异化为圈钱,以致股权资金成本的约束力还不如银行贷款的约束力。于是资金成本就一直停留在对经营者的软约束状态,始终无法演变成具有硬约束性的资本成本。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国企的改革路径决定了资金成本不同于资本成本这一结果。
3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中国混淆的危害
3.1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虽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从内涵到外延都迥然不同,但在中国财务理论与实践中却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黄少安、张岗发表于《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文认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总资本成本为CS,“其构成包括:股票投资股利PS;股权融资交易费用CT;股权融资的公司控制及负动力成本CP;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PA。”“CS=∑(PS,CT,CP,-PA)”。显然这里的CS应该是资金成本而非资本成本。此外,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1999)、仇彦英(2001)等以及许多教科书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混淆。其混淆程度之深和覆盖面之广均不容忽视。
首先,中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在现代财务理论中,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但是,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在赶超式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下,中国资本市场得以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
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必要报酬。1992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中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特别是这一时期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定失误,资本成本理念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一次讲话可为佐证:“由于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一种股东消极主义,即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4]。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3.2 二者混淆在投融资决策中的危害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堪称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
首先,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相反的股权融资偏好。截至2003年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31只,可转债23只,托管市值分别为367亿、222亿元。再看股票融资,同样截止2003年底,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6428.46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2269.92亿股,总计筹资额(包括A股筹资额和A、B股配股筹资额)为人民币10131.72亿元[5]。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超强发挥的直接后果便是扭曲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融资渠道有限、大量企业一窝蜂地争夺上市融资机会的情况下,非市场的行政干预和黑箱操作问题就不可能得以根治,按市场化原则择优配置资源的机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
其次,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中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
再次,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6]。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最后,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这也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结 语
资本成本是一个财务学概念,不能混同于会计学中的资金成本概念。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与国际接轨的资本成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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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晓求.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经济信息,2003,(3):23-25
D. 机会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给你两篇文章吧。
《机会成本概念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分析》
机会成本概念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分析
在我们引进的经济学概念里，“机会成本”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它不仅活跃于经济学理论学术界，而且深得现实经济生活里各方面的器重，甚至于扩展到了政治体制、法律观念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至于在金融投资、股票、证券行业里，“机会成本”常常与风险概念一并使用，成为投资决策与风险判断的最重要的方面。不谈“机会成本”而言投资者，多半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投资者。
机会成本又称为择一成本，它是指在生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一种货物占用资源而不能用于生产另一种货物的价值。换言之，就是当一种资源只能用于生产一种产品时，未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价值大小，就是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如一批钢铁用于生产机床时，它们就不能被用于生产汽车，生产汽车产生的价值便是生产机床的机会成本；同样，当钢铁用于生产汽车时，生产机床产生的价值就是生产汽车的机会成本。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生产者只能在不同的产品生产决策上做出选择，择一而须弃另一，择得合适，便是机会成本低下，经济效益好；相反，择得机会成本高者，经济效益就不好。由于机会成本并不是实际选择定的生产产品的成本，它更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
无疑，这是一个很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概念，当它从生产领域引入到投资领域后，投资资金便作为资源来看待了。在投资的选择上，择一而不能投另一，便有投资的“机会成本”考虑。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无一不是在投资项目的多方面对比与选择后才完成的，那种被列于选择，而最后又没有投资的项目，自然成为了机会成本的计算主体，在这一主体上投资可能得到的全部的价值收益加上投资价值量，就是被选择定的投资的机会成本。
当机会成本概念引入投资领域时，相应地，人们对于风险的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传统的投资活动里，人们通常只从投资活动本身计算成本，如投资咨询成本、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成本、投资的生产资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它构成了投资的实际成本。一个投资项目或对象，只有耗费于其上的各种支出才是成本计算范围内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投资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投资后产生的收益，投资成本水平高低则取决于收益的多少，它与投资活动范围以外的项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这种成本概念下的投资风险，也就是投资后可能没有任何收益，而且可能损失投资资本的结果。有了机会成本概念之后，投资者便将风险的范围扩大了，如果投资的项目或对象虽然得到了收益，但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没有达到投资于另一个项目或对象可能产生的收益水平，也就是说，投资实现的收益水平并没有高于机会成本，这便是投资的不成功，投资没有得到“机会”性收益，投资决策错误，与此相关的投资决策与活动就是风险巨大型的。
正是这样的投资机会概念和投资风险概念，使得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考虑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投资者不再简单地将投资的直接收益作为评判投资成本与否的标准，而是将收益与风险和“机会成本”联系分析，对投资的成功要求大大提高了。相应地，人们推出了新的风险分析办法，并且推出了大量的避免风险的工具与方法，试图在任何一次投资活动中，都取得最大的收益，或是将风险降低到最小水平。金融衍生产品就是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
应当说，当前的金融衍生产品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还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它似乎在表明，凡是与金融活动相关的产品，无一不可以来“衍生”一下，利率可以，股票指数可以，外汇可以，债务当然也可以。因此，我们目前还根本细分不了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大体与金融活动相关的期货、期权、调期、回购等都在金融衍生产品范围之内。因此，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定义为已有金融产品基础上设计出来的新的投资对象。显然，作为投资对象，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就是清楚的：一是避免风险功能；二是投机套利功能，投资就有投机的可能，金融衍生产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对象，投机功能就是强大的。就金融衍生产品的避免风险功能而言，在投资者风险概念扩大了的情况下，金融衍生产品的这一功能似显得更加招人喜欢，也更显得地位突出。
以股票期货指数为例来讨论。对于单个投资而言，股票投资可能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投资之一，这就产生了投资避险的要求。股票指数期货正是应这样的要求而“衍生”出来的产品。对于一个有多种股票的投资者而言，股票指数期货就是最有效的避免风险的工具了，它以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反的操作。一定时间后，股票的价格真的下降了，投资者手中的股票贬值了，他的投资受到了损失；但是，股票期货也下跌了，他通过买入股票期货来对冲，赢得了期货市场上的正向收益，结果，该投资者没有损失，或许还能赚点，最普遍的情况，便是损失得很少。
同样，如果一个投资者卖出股票后，做了空头，股票价格上升，而且显示出了继续上升的热头，这对于投资者是一个损失，他需要别的方式对这种损失进行补偿，于是，他需要买入股票期货来避免这种风险，如果股票市场价格上升，他出售股票的损失也就越大；而在股票期货市场上，股票指数期货价格上升，卖出合约可以得到相当价值的收益，这样一收一付，正负相抵后，至少也是风险减少，股票指数期货的避免风险功能表现得格外充分。
在这样的股票市场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相反的操作中，我们可以留心到如此的事实：如果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做的是多头，而同时并不利用期货市场上的避险保值功能，那么，投资者可能会有两种结果出现：一是股票的价格上升，股票的投资者将抛出股票，取得可观的投资收益；二是股票的价格下降，股票的投资者由于资金周转等问题，他不得不抛出，由此蒙受较大的投资损失，与既做股票市场多头，同时又做股票期货市场上的卖空来说，投资者可能赚得痛快，也可能赔得惨重，收益的波动曲线是大幅度的；而利用了股票期货市场者，就在不赔不赚和小赔小赚之间波动，曲线是平缓型的。
同样，当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做的是空头时，在不利用股票期货市场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由于价格下降而庆幸抛得及时，减少了损失或是获得了收益；相反，如果股票价格上升，投资者则可能后悔抛股票过早，形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情况不同，如此的投资活动的收益波动曲线是高波峰和低波谷的。如果利用了股票期货市场，则拉平了收益的波动曲线。
可见，用不用股票期货来做反向操作，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投资做不做保险的选择，如果做了，投资者就不再有投资损失的巨大风险，但同时，它也使投资者得到较大收益的可能性消失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风险是避免了，但赚取大钱的机会也丢掉了。我们承认，这的确是金融衍生产品投资保值避免风险的功能。但是，如果认识只是停留于此，我们的思想就显得过于狭窄了。
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避免做股票投资的风险，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夸大机会成本的观念在作崇，投资者将股票投资的非实际成本过于计较了。在多头投资者那里，他将股票价格可能下降而形成的风险夸大了，但他又不想马上抛出股票，由此利用起了股票期货产品；在做空头的投资者那里，他将股票价格可能上升而形成的风险夸大了，但他又没有办法不做空头，他也就利用起了股票期货产品。多头者想持有股票，空头者不想马上投资，都是以相反的操作作为机会成本来考虑的：多头怕抛了股票会有更大的损失，而空头则害怕马上买入会极不合算。这样的结果，机会成本成了投资的最主要考虑，同时又被放置于放大的地位上，投资者便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最后，干脆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保险”，夸大的机会成本马上变成现实的风险度量，投资者用股票期货消灭了风险，也消灭了增加收益的机会。
但是，机会成本毕竟不是实际成本，在进行股票投资时，考虑机会成本是必要的。若是过于计较，结果就失去投资本身的意义了。在进行任何投资时，投资量、实际成本支出、投资收益和投资损失量是四个真实的需要计算的指标，一个股票投资者做多头时，他应当对股票市场的情况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如果他估计股票价格将下降，最简单可靠的反应是将股票及时地抛出；一个股票投资者做空头时，如果他估计股票价格将上升，他就应当在股票市场上及时地买进，以待谋利。如果投资者的估计错了，投资者将需要支付的是实际的投资损失量或是实际成本。利用股票期货市场来“保险”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将手中现有价值延续到一段时间后不变的做法，它与股票投资者对市场的分析与判断不再有任何关系，市场是升是降，投资者手中的价值基本不变。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投资么?就此而论，股票期货产品的保值功能是消极的工具，它使投资者没有了投资价值的变化风险，也没有了投资价值增加的积极力量。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千千万万，如果每个投资者都是如此进行操作，不论做空头还是做多头，投资的风险都由股票的期货市场操作“保险”住了，那么，股票市场的价值变化也就将基本稳定了。从总的情况分析，现代的股票市场，不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都具有“零和交易”或是准“零和交易”的性质，即是股票市场有人赚钱，一定是他人赔钱所致。在投资者都用股票期货来进行保值后，股票市场便一定是超常地稳定了，没有人能够利用股票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了，这样一来，股票市场的存在便有了问题，没有投机的股票市场，还有什么投机者呢?就是一般的投资者，谁又不想低价买入而高价卖出呢?股票市场的存在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从理论上讲，股票的期货产品如果只是让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作为保值来使用，这一产品的保值功能很可能就会将股票市场送进历史的博物馆。但是，现实运行的情况表明，股票市场并不因为股票期货市场的出现而有生存问题，相反，这使得股票市场更加活跃，而且波动更大。这就充分地告诉世人，股票期货产品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保值，而是投机，股票期货产品虽然产生于股票产品，但它远比股票本身更具投机性，这是我们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的功能目前还没有一致性的定论，对于它是褒是贬各有说法，毁誉参半，争论颇大。从我们的分析可见，金融衍生产品重要的不在于它有避免风险的功能，而在于它更大的投机性。事实上，投资者对股票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看重的，就是它们的投机功能，就是它们“以小博大”的投机方式，真正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进行避免风险保值者并不多。这样的格局，应当成为研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重要的依据。当然，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管理的政策制定与决策部门来说，如此的结论更有特别的意义。
《投资决策理论新发展——实物期权理论研究综述》
现行投资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其成熟的标志是《资本预算》（Dean，1951）一书的出版。随后Markowitz（1959）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在此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即CAPM）。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的问世将证券的定价建立在风险和报酬的基础上，这不仅受到诸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热烈欢迎，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实践。
时至今日，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缺陷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呼吁对投资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对投资决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近十年来，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理论的研究上。
一、实物期权理论的起源和确立
实物期权即实际投资机会，是指存在于实物资产中且具有期权性质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将期权的观念和方法应用于实物资产（real assets），特别是公司的资本预算评估与投资决策之中。其理论起源于实践工作者、战略专家以及理论工作者对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不满。
早在实物期权理论产生以前，公司经理和战略专家们就直觉地认识到经营管理柔性和战略作用的价值，所以，在现实中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应用净现值法来进行投资决策，相反，往往凭借个人的经验来作出决策。Dean（1951）、Hayes和Abernathy（1980）、Hayes和Garvin（1982）等指出，标准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常常低估投资机会的价值，导致投资短视行为并造成投资不足。决策理论工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用决策树法来完善净现值法，然而这只能部分地反映投资决策的柔性价值。Myers（1977，1987）指出，传统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在评估具有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的投资机会时有它内在的缺陷，他认为由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是来自于对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一个对未来投资机会选择的权利。同时，他将期权的观念应用于实物资产上，提出可以借用金融期权定价理论来评估此类投资机会。在Myers把一些投资机会看作是“增长期权”的思想基础上，Kester（1984）讨论了增长机会的战略和竞争作用。Trigeorgis和Mason（1987）指出在评价公司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时，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评估方法是比较适用的方法。Baldwin和Trigeorgis（1993）指出，可以通过获取和管理公司的实物期权等主动活动来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并重建竞争优势。Mason和Merton（1985）、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Kulatilaka和Marcus（1988，1992）等讨论了其他更一般的实物期权的概念。其中，Mason和Merton（1985）对许多投资运营的实物期权作了详细的讨论，并把它们通过一个假设的大规模能源投资项目的形式集中地表现出来。
二、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
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来自Black和Scholes（1973）、Merton（1973）等关于金融期权定价的开创性的工作。Cox、Ross和Rubinstein（1979）提出的离散时间二项式定价模型使得期权定价相对简单易行。Margrabe（1978）讨论了两种风险资产互换的期权定价。Stulz（1982）分析了两个风险资产的最大（最小）值的期权的定价。Johnson（1987）进一步把上述分析拓展到对多种风险资产的期权定价。这些研究使得分析放弃、转换用途的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成为可能。Geske（1979）讨论了复合期权的定价，这在理论上可用于评估增长投资机会的价值。Carr（1988）综合上述两类工作分析了序列（复合）交换期权的定价。以上这些工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来对序列投资以及其他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进行定价。
Cox和Ross（1976）指出，金融期权可以看作是特定的可交易证券的组合，也就是提出了合成期权的概念，这使得对期权的定价成为可能。无风险定价系统的基本特征就是构造等价可交易证券组合。由于同风险态度以及资本市场均衡无关，风险中性定价对将来的期望收益以无风险利率贴现。Rubinstein（1976）在不存在连续交易机会和风险回避的条件下也给出了标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Mason和Merton（1985）、Kasanen和Trigeorgis（1994）等指出，理论上可以用类似于对金融期权定价的理论对实物期权进行定价，因为尽管实物期权并不能被交易，但在投资决策中，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公司的现金流量是可交易的话，那么它们的价值是多少。对于实物期权定价来说，在市场中存在同不可交易的实际资产具有相同风险特性的可交易孪生证券（或可交易证券的动态组合）已经足够解决问题了。Garman（1976），Constantinides（1978），Harrison和Kreps（1979）以及Cox、Ingersoll和Ross（1985）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无论或有权益资产是否可交易，在为它们定价时，只要我们将基本变量的预期增长率减去其波动率与风险市场价格的乘积，我们就可以用风险中性方法对其定价。这好比以无风险利率贴现等确定性现金流量，而不是以风险调整贴现率来贴现期望现金流量。对于无系统风险的实际资产来说，等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中性增长率等于风险利率。然而，如果标的资产不可交易，那么它的增长率就要比等风险可交易金融证券的均衡期望收益率要低。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差距，在进行期权定价时，需要进行类似股息的调整。McDonald和Siegel（1985）指出，可以用市场均衡模型来估算二者之间的差额。
三、各种实物期权定价理论的综述
现在已有许多关于实物期权定价研究的文献。这些研究文献大多是针对某一种实物期权进行分析，一般都给出了解析解。McDonald和Siegel（1986），Paddock、Siegel和Smith（1988）以及Tourinho（1979）等都讨论了推迟期权。Ingersoll和Ross（1992）研究了利率变化对投资价值的影响。Pindyck（1988）研究序列投资中推迟期权的价值，并分析最佳投资进度安排。Carr（1988）和Trigeorgis（1993）也讨论了序列投资问题。Trigeorgis和Mason（1987）、Pindyck（1988）研究了膨胀和收缩期权。McDonald和Siegel（1985）、Brennan和Schwartz（1985）分析了关闭和再运营期权。Myers（1990）分析了放弃期权。Margrabe（1978）、Kensinger（1987）、Kulatilaka（1988）以及Kulatilaka和Trigeorgris（1994）等研究了转换期权。Myers（1977）、Brealey和Myers（1991）、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Pindyck（1988）以及Chung和Charoenwong（1991）等把将来的投资机会看作是公司的增长期权，并进行了研究。
尽管上述这些研究丰富了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但是，由于它们主要是针对特定时段的特定种类的实物期权进行定价，所以没有太大的实际应用价值。现实中投资项目一般比较复杂，通常一项投资中包括多种实物期权，而且这些期权的价值互相影响。唯一的例外是Brennan和Schwartz（1985）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分析了暂停（再开始）采矿的实物期权以及放弃采矿的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他们指出，转换矿场运营状态的部分不可逆转性会产生一种惯性或者滞后效用，这使得长期保持稳定的运营状态相对有利。尽管滞后效用是早期决策对后期决策影响的一种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研究不同实物期权之间的相互影响。
Trigeorgis（1993）分析了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特性，并指出后续实物期权的存在可以使关于标的资产的早期实物期权的价值增大，因为早期实物期权的执行会改变标的资产本身的价值，从而会增加后续实物期权的价值。所以一系列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并不等于其中各个独立实物期权价值的简单加总。他还研究了决定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近来这种关于实物期权间相关性的研究，更是促使实物期权理论从理论研究阶段发展到实际应用阶段。
四、实物期权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比较研究
企业在考虑投资决策时所采用的传统资本预算方案在评估比较稳定的现金流时是准确的。但是，它忽视了企业在制定决策后的管理弹性，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投资人士的质疑。而实物期权与传统的资本预算评估方法（如常用的净现值法）最大的差别在于实物期权非常重视弹性决策中的考虑因素。
Hayes和Gavin（1982）指出使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的公司由1959年的19%增加到1975年的94%，但却使得研究开发费用和资本投资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准则常低估了投资的机会，导致过于短视的决策、投资不足以及竞争力丧失等情况。
Donaldson和Lorsch（1983）认为使用现金流量折现法的资本投资决策，由于所假设投资方案的未来现金流量确定，且决策者在决策后毫无选择和修正的机会，只能消极地执行既定政策，这使得执行的最终结果与决策者在实际经营决策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实际上，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充满着竞争者进入等不确定性，所以投资后真正的现金流量与预先估计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一致，在市场环境及整个经营环境改变或不确定性因素消失时，决策者便会根据新的信息修正投资方案评估价值，原先的投资决策可能因此而改变。
Myers（1983）指出当采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评估投资规划中运营或者战略性的期权时，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当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在评估较稳定的现金流量时，问题不大；但在评估企业的成长机会或无形资产时，特别是研究和开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因几乎都是期权价值，所以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并不适用。
Baldwin和Clark（1992）指出传统资本投资决策方法并不能正确评估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组织能力的发展可使企业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市场的机会，而获致较佳的运营绩效。他们建议应将组织能力视为投资的范畴，并讨论其在战略性资本投资上的重要性。Dixit和Pindyck（1995）认为净现值法虽然运用简单，但它隐含了错误的假设，即投资是可逆的（reversible），投资是无法递延的，然而大部分的投资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而且是可以递延的（deferrable）。
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确定性与竞争者的反应往往使实际收益与预期有所出入。当有新的信息或是不确定性逐渐明朗化时，企业往往发现不同的投资项目应有不同的管理弹性能力来修正原先设定的投资。例如，可以递延投资或扩张、紧缩甚至放弃这项投资项目。这些可以依照环境变化而对未来行动做出调整的管理弹性，使原本净现值的概率分布函数发生不对称性与偏态，这种不对称性和偏态来自于增加了可能的向上价值和限制向下的可能损失。当缺乏管理弹性时，传统净现值的概率分布是对称的，净现值的期望值将符合预期的分布；当管理弹性的效果显著时，即可以提供对未来改变加以调整或改变原先设定的策略，使得带来向上的潜在获利且限制向下的损失，在此偏态不对称的概率分布，它的期望值会超越静态的净现值的期望值，超过的部分就是期权的溢价，这反映了管理弹性的价值。
以期权方式评价资本决策构架的提出，是想把管理弹性观念化和数量化。当考虑决策者的管理弹性时，并不是放弃传统的净现值（或折现现金流量）法，而是通过期权评价的方式来量化管理弹性，避免出现投资项目的价值被低估的现象。基本上，当未来情况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期权的价值愈高。传统上，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等因素会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的净现值，但是却会增加期权的价值（正效果），从而抵消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的负效果，使投资项目在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价值增加。
事实上，资本投资的期权理论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考虑了所谓投资项目所隐含的“弹性”价值。决策者要正确评估投资项目的真正价值，就必须将这一弹性考虑进来。在资本投资决策上运用实物期权，是将资本预算评估程序的现金流量折现法所需要的信息加以扩充（考虑管理弹性）。因此，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投资机会评估时，期权评价方法将可提供较现金流量折现法更为完善的决策方案分析结果，使之能符合投资项目的特征，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E. 各位大神，谁有 201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 ，急用啊，在线等！！！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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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关于股票各方面的知识。我急求一篇关于股票知识的作文。
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1999年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1999年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andZeros，1998)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 and 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1999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第一个指标是资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我们用它来反映股市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应有的风险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代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本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B股相对于A股规模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仅为A股流通市值的3．5％，将B股舍去不会影响计量模型的准确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总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无法从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现成数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盘价计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2000．2)。
第二个指标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总成交金额与季度名义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股市流动性。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额在公开出版物上难于找到现成的数据，我们依据《中国证券报》(1993．1—1993．12)和《证券市场周刊》(1993．1—1993．2)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三个指标是换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额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换手率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均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Liqridity)。
第四个指标是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用Volatility表示，等于沪市A股指数的季度标准差。沪市A股指数来自《中国证券报》(1993．1—1999．12)。在我们研究的期限内，深市和沪市大盘的走势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只计算了沪市A股指数的标准差。因为上市公司的季度红利分配数据无法精确得到，所以我们在计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时，只计算了资本利得的标准差。
(2)经济增长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我们以1993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基期RPI=100。用名义GDP除以当季的RPI就得到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在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时，采用商品零售价格的月度环比数据，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统计年鉴》(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月度环比数据散见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11—2000．1)、《中国统计》(1992．11—1996．2)、《宏观经济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标中，我们使用的均是名义GDP，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同时作用于这些指标的分子与分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销了这种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无法获得资本存量的季度折旧数据，所以不使用资本存量增长率指标；②无法获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整的季度数据，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联系较为密切，所以使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各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值同样除以季度零售物价指数而化为实际值，然后再计算各季度的环比增长率。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义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1994．5)和《宏观经济管理》(1994．8—2000．2)。
第三个指标是居民的银行储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于居民本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减去上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再除以该季度的名义GDP。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00．2)。
(3)传统的金融深化指标。用Depth来表示，测定金融中介的规模，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带息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M2／GDP。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的算术平均值。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中国金融年鉴》(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00，2)。因为1993年前后M2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所以1993年第一季度的Depth指标中的M2更指1993年第一季度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受到许多因素内影响。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它变量，有必要结合相定变量进行分析。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在优比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叠之处，西方关于金融中介的理论表明金融中介同样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对大企业的控制，以及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的机制。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提供了不尽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场在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机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对大企业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们把股票市场和金? 谥薪榉旁谕
G. 急求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9年和2010年，麻烦发至[email protected]
ao
H. 中国当前资本市场的现实，请论述如何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
管他怎么提高，官方努力就行了
I. 哪里有《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电子版
我有2006年的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