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储局对决铜期货

『壹』 国储局电解铜买卖流程

国储局电解铜买卖流程

操作流程:
1、提供公司5证+公司证明，交国储指定国企平台审核，可领客户到国企平台公司。
2、国企提供空白合约，一周内完成交易。
3、审核后通知签约，缴全额给国储局，非平台公司。
4、提供6张照片办证进国储仓库验货。
5、交易由国储指定平台开票给买方。
6、从头至尾，可以陪同客户解释任何一个步骤，或直接咨询国资。

『贰』 国储铜事件的事件简介

什么是国储铜事件
如英国商品研究所2004年11月预测，2005年全球铜供应将出现10万多吨的过剩；2004年11月中旬举行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年会上，国际大投资银行也大多预测2005年铜价会下调，市场将继续过剩。但实际情况却是国际铜价的逆市上涨，在2005年11月更是达到期铜市场百年来的最高纪录，每吨高达4146.65美元。“国储铜”事件正是发生在有关机构预测国际铜价会下跌，但实际却持续上涨的时期。
2005年11月9日国家物质储备局(简称国储局)发布的国家储备铜竞价销售公布称：为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的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国储调节中心受国储局委托，于2005年11月16日拍卖2万吨国家储备铜。
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内，国储局举行了四场现货铜拍卖会，拍卖起价一次比一次高，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场拍卖起价上海、宁波地区为每吨37140元，但首批100吨的成交价格就达38120元/吨，拍卖价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消息一经传出，沪铜期货和LME铜期货价格便快速上扬。
第四场现货铜拍卖会上，占2万吨拍卖总量80%的1.6万吨铜流拍的拍卖底价与市价不相上下，参与者怨声载道。尽管国储局声称抛售铜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内铜的需求，平抑铜价，但市场更愿意相信国储局此举是在缓解其在期货市场的损失所带来的压力。
因为自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铜期货市场上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1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2005年12月21日。
但自2005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基金不断以推高铜价的方式逼空国储局，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不断走高的国际铜价无疑会给国储局造成巨额亏损，所以国储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抛售国内现货来缓解压力，挽回损失。2005年年末，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坦言，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局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

『叁』 国储局为何要抛售铜储备

因为国储局的交易员刘淇滨去年9月，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抛空了20万吨的铜12月份到期，国外的基金知道中国是铜进口国，国内缺铜，国家储备局没有那么多的铜。所以利用资金优势囤积现货铜，挤高铜价逼国储局交仓。国家储备局已经将手中的头寸展期到2006年。所以在这场国家储备局VS国外基金的对决中，铜价被不断地对高，已经脱离了供需层面。

『肆』 国储的铜期货多空对决赔了还是赚了

lme交易所，国储铜的最后交割日为每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三，12月21日为国储的最后交割日，从实际交割数量来看，12月交割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目前有消息说，“十一”长假至今，LME在韩国釜山和新加坡的两个交割库库存连续大幅增加。到12月20日，两库库存已增加到55350吨。而根据以往情况，这两个交割库此前库存水平几乎为零，其一直代表中国交割头寸。
也就是说，国储的大部分空单选择了展期。国储局是在3300美元时建仓，那么，现在每吨将不得不亏损1000多美元。即便空头头寸只有10万吨(传说为20万吨)，其损失也将达到上亿美元。
展期似乎可以达到用时间换空间的意图。但展期的同时，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由于目前LME远期合约价格低于近期合约，除交易成本外，两个合约价之差就是展期一吨铜需要付出的代价。按照目前的价格，展期10万吨铜须付出3000万美元的损失。
基金的逼仓远未结束，中国的反击也还在继续。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post..com/f?kz=71992375

『伍』 在铜期货对决的结果是什么

没钱的和心脏不好的就不要去了，如果做错方向，如果对冲不掉就死吧，知道日本的百分之五先生么？还有陈九林，还有最近的国储。当然，你还是有50%的机会赚的。

『陆』 案例分析开成公司与亮昌公司

国储铜案例

案例介绍

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铜价快速攀升，持续上涨的时间和上涨幅度均超过以往，世界各大机构纷纷预测在此轮上涨之后，国际铜价将步入下跌时期。如英国商品研究所2004年11月预测，2005年全球铜供应将出现10万多吨的过剩；2004年11月中旬举行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年会上，国际大投资银行也大多预测2005年铜价会下调，市场将继续过剩。但实际情况却是国际铜价的逆市上涨，在2005年11月更是达到期铜市场百年来的最高纪录，每吨高达41466.5美元。“国储铜”事件正是发生在有关机构预测国际铜价会下跌，但实际却持续上涨的时期。2005年11月9日国家物质储备局(简称国储局)发布的国家储备铜竞价销售公布称：为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的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国储调节中心受国储局委托，于2005年11月16日拍卖2万吨国家储备铜。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内，国储局举行了四场现货铜拍卖会，拍卖起价一次比一次高，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场拍卖起价上海、宁波地区为每吨371400元，但首批100吨的成交价格就达381200元/吨，拍卖价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消息一经传出，沪铜期货和LME铜期货价格便快速上扬。第四场现货铜拍卖会上，占2万吨拍卖总量80%的1.6万吨铜流拍的拍卖底价与市价不相上下，参与者怨声载道。尽管国储局声称抛售铜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内铜的需求，平抑铜价，但市场更愿意相信国储局此举是在缓解其在期货市场的损失所带来的压力。因为自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铜期货市场上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1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2005年12月21日。但自2005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基金不断以推高铜价的方式逼空国储局，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不断走高的国际铜价无疑会给国储局造成巨额亏损，所以国储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抛售国内现货来缓解压力，挽回损失。2005年年末，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坦言，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局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

案例分析

“国储铜”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国储局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1、内部控制存在严重缺陷。期货交易的特殊性使得企业财务报告难以公允反映期货投资业务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因而针对期货交易的内部控制相对困难。国储局在期货交易内部控制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国储局本身没有资格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借道中粮期货经纪公司进入期货市场。由于其行为是非法的，所以在国储局内部并没有制定与期货交易相关的如付款、对外投资等内部控制制度，制度的缺失使国储局在期货市场的行为缺乏合理基础，因而更多地是进行投机而不是投资。二是在世界期货业中，从事期货交易的下单人和资金调拨人都是分开的，期货经纪公司一般会定期与客户进行核对，以确定期货交易的下单人和资金调拨人是否为同一人。而国储局从事期货交易的人员刘其兵既是期货交易的下单人，又是资金调拨人，明确违反了期货交易的一般内部控制原则。

2、风险管理水平低下。国储局所进行的期货交易具有多样化的内在风险，包括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结算风险等，而执行期货交易的操作人员是惟一了解现状或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带来潜在后果进行认真思考的人，其他处于控制地位的管理人员可能不理解或缺乏信息去理解与投资对象相联系的风险性质，因此期货交易的风险大于一般交易的风险。而国储局对期货交易既没有制定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也没有建立一整套风险管理基本流程。此外，对国际铜市价格走势的判断失误也说明了国储局缺少懂得期货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

3、监管缺位。作为国储局国储调节中心的交易员，刘其兵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无人察觉。原因是刘其兵曾为国储调节中心赚取过一定利润，也被誉为“近两年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因此，国储调节中心大胆放权，期货投资的暴利加上监管的缺位直接诱发了刘其兵投机而非套期保值的交易行为，导致了国储局的巨额亏损。

『柒』 内控失败的国有企业有哪个

近年来，国内企业的重大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整体来看，突出有三类重大风险：一是多元化投资，二是金融工具投机，三是生产安全事故。撇开生产安全事故不说，前两类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大特点：一是风险发生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巨大，动辄就会使企业“伤筋动骨”；二是同类事故在大型国有企业时有发生。鉴于此，我们称此两类风险为大型国有企业典型的高风险业务。下面我们通过案例对此两类重大风险做深入分析。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年度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捌』 最近世界范围内内部控制失效的案例有哪些请给出一些知名上市公司的案例，最好是近几年的。

1.多元化投资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风波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 （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 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玖』 国储铜几年轮换一次

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铜价快速攀升，持续上涨的时间和上涨幅度均超过以往，世界各大机构纷纷预测在此轮上涨之后，国际铜价将步入下跌时期。

• 中文名

• 国储铜事件

• 实质

• 过剩铜供应

• 发生时间

• 2003年下半年以来

• 表现

• 铜价快速攀升

目录

• 1国储抛铜大事

• 2事件介绍

• 3事件经过

• 4事后结论

国储抛铜大事

编辑

2005年10月30日 国储局召开会议，就国际铜价问题进行研讨。会议之后，国储局对外宣布，将在近期向市场抛售3万到5万吨铜。

2005年11月9日 国储局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发布通告，宣布为抑制中国的铜价，中国将向市场抛出一定数量的储备铜。

2005年11月11日 国储局声称其持有130万吨库存，比市场预期的要高出100多万吨。

2005年11月16日 国储局第一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计划出售的2万吨铜全部售罄。

2005年11月17日 国储局官员表示，中国交易员刘其兵在伦敦市场上所持有20万吨空头头寸属于个人行为，该人也不再是政府雇员。

2005年11月23日 国储局第二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6629吨铜流拍。LME铜价跌至每吨4020美元的两周低位附近，在尾盘时回升至4098美元。

2005年11月30日 国储局第三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6100多吨铜流拍。LME铜价创下每吨4270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国储第三次抛铜压价的意图再度落空。

2005年12月7日 国储局第四批2万吨储备铜竞拍，再度遭遇大面积流拍，仅成交3700吨。国际铜价依然逆市上涨，创下期铜百年来最高记录4466.5美元/吨。[1]

事件介绍

编辑

什么是国储铜事件

如英国商品研究所2004年11月预测，2005年全球铜供应将出现10万多吨的过剩；2004年11月中旬举行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年会上，国际大投资银行也大多预测2005年铜价会下调，市场将继续过剩。但实际情况却是国际铜价的逆市上涨，在2005年11月更是达到期铜市场百年来的最高纪录，每吨高达4146.65美元。“国储铜”事件正是发生在有关机构预测国际铜价会下跌，但实际却持续上涨的时期。

2005年11月9日国家物质储备局(简称国储局)发布的国家储备铜竞价销售公布称：为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的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国储调节中心受国储局委托，于2005年11月16日拍卖2万吨国家储备铜。

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内，国储局举行了四场现货铜拍卖会，拍卖起价一次比一次高，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场拍卖起价上海、宁波地区为每吨37140元，但首批100吨的成交价格就达38120元/吨，拍卖价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消息一经传出，沪铜期货和LME铜期货价格便快速上扬。

第四场现货铜拍卖会上，占2万吨拍卖总量80%的1.6万吨铜流拍的拍卖底价与市价不相上下，参与者怨声载道。尽管国储局声称抛售铜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内铜的需求，平抑铜价，但市场更愿意相信国储局此举是在缓解其在期货市场的损失所带来的压力。

因为自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铜期货市场上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1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2005年12月21日。

但自2005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基金不断以推高铜价的方式逼空国储局，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不断走高的国际铜价无疑会给国储局造成巨额亏损，所以国储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抛售国内现货来缓解压力，挽回损失。2005年年末，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坦言，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局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

事件经过

编辑



在国储铜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对这次事件进行剖析和反思。其实，技术问题还在其次，根源在于腐败。
一些从事期货交易的专家透露说，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没有取得期货交易资格的公司，之所以敢于冲破法律的限制，在海外做期货交易，关键是为了牟取私利。他透露说，这些公司的账户往往是公私不分，换句通俗的话说，赚了钱是自己的，亏了钱是企业的。这也正是中国公司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出手“贼狠”的原因，反正亏了钱是国家的，怕什么？
如果不是这样，很多问题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在1997年的“株冶”事件中，国际期货市场上已从事两年交易的株冶工作人员，在LME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卖出多达45万吨锌，而当时株冶全年的总产量也才30万吨。如果是正常的套期保值交易，全年总产量30万吨至少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这对于从事了两年交易的人来说，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倘若不是出于攫取私利的强烈欲望，很难想像他们会如此超常规地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地去进行交易。最后，不得不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处理“株冶事件”，但由于空单超出株冶全年总产量的50%，中国除了斩仓别无选择。仅三天，中国便损失了1.758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14.591亿多元！
亏了由国家埋单，在某种程度上，“株冶事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这种结果将令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更加有恃无恐，他们犹如一群嗜血的赌徒，拿国家的钱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豪赌，赚钱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被套住的时候将烂摊子交给国家。因而，人们看到的不是那些靠老鼠仓发财的投机者灿烂的笑容，而是一出又一出血淋淋的悲剧。
在这次的国储铜事件，媒体披露出来的老鼠仓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据接近刘其兵的人士透露，光是刘这两年通过在期铜上的投机，就给自己的小金库增加了不下3亿美元的收益。假如不是此次空单被套，这些重重黑幕，恐怕永远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
除了老鼠仓，腐败分子通过海外期货交易洗钱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8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由于我国企业的境外账户难以有效监督，难以杜绝某些人通过期货交易洗钱的可能性。更紧迫的是，洗钱者利用市场漏洞，盯上跨市套利的手段，将会更加严重地影响金融安全。理论上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跨市套利者都要在国内外分别开设A(境内)和B(境外)两个公开的账户，如果要把公开账户的资本洗出去，就需要再在国外市场开一个隐蔽账户C(境外)，将资金转移到境外B账户可以合法地进行，再把B账户资金通过一些手段流进隐蔽的C账户。一般有以下两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在有公开的跨市套利交易中，A账户与B账户具有方向相反的头寸，以博取正规的套利差价。需要洗钱时，又让C账户和B账户建立相反头寸，利用目前我国头寸较大时，B账户亏损概率极高，这样C账户就很容易赚取B账户的钱，从而达到洗钱目的。
第二，洗钱者与外盘有实力的基金内外勾结。同样先让隐蔽的C账户和公开的B账户建立相反头寸，然后基金找机会在短期内突然打击B账户使其严重亏损，或干脆就协同外人使B账户头寸被吃掉，由于期货交易的特殊性，亏损严重就必需认赔平仓，操作者就可在认赔的同时，让隐蔽的C账户也平仓，这就自然地使C账户依赖B账户获取暴利。有中国头寸长期被逼仓的现象作掩护，就很难发现是洗钱。从时间特点上看，2003年10月到11月一次套利就具有这种嫌疑。在不能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我国在境外账户的期货交易，很容易演化成灰色交易，纳税人的钱很容易成为腐败分子的猎物，当他们贪婪地对准目标时，无论企业亏损还是盈利，他们个人都将有机会赚钱。
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储铜这样的悲剧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