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禀赋效应

① 存在什么心理的人总是对自我评价过高,过度的自我接受

误判检查清单
我是否有高估自己参与创造的东西，想法的价值及实用性？
我是否有讨厌和自己不相同的人，观点，想法？
需要改变想法时，我是否有寻找理由而拒绝改变？

自视过高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人会错误地高估自己，就好像瑞典有 90%的司机都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平之上。这种误评也适用于人们的主要“私人物品”。人们通常会过度称赞自己的配偶。人们通常不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孩子，而是会给出过高的评价。甚至人们的细小私人物品也一般会得到过度的称赞。人们一旦拥有某件物品之后，对该物品的价值评估就会比他们尚未拥有该物品之前对其的价值评估要高。这种过度高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现象在心理学里面有个名称:“禀赋效应”。人们作出决定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决定很好，甚至比没作出这种决定之前所认为的还要好。

当自视过高的倾向往往会使人们偏爱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有些心理学教授们用很好玩的“丢钱包”实验证明了这种效应。他们的实验全都表明，如果捡到钱包的人根据钱包 的身份线索发现失主跟自己很相似，那么他把钱包还给失主的可能性是最高的。由于人类的这种心理特性，相似的人组成的派系群体总是人类文化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分，甚至在我们明智地试图消除其最糟糕的效果之后仍是如此。

现代生活中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派系群体，它们被一群自视过高的人把持，并只从那些和他们非常相似的人中挑选新成员，现代生活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非常糟糕的结果。因此，如果某个名牌大学的英语学系学术水平变得很低下，或者某家经纪公司的销售部门养成了经常诈骗的习惯，那么这些问题将会有一种越来越糟糕的自然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很难被扭转。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那些变得腐败的警察部门、监狱看守队伍或者政治群体中，以及无数其他充满了坏事和蠢
事的地方，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城市的教师工会就很糟糕，它们不惜伤害我们的儿童，力保那些本该被开除的低能教师。因此，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中最有用的成员就是那些发现他们管理的机构内部出问题时愿意“清理门户”的负责人。

自然了，各种形式的自视过高都会导致错误。怎么能不会慧蠢呢?

让我们以某些愚蠢的赌博投注为例。在买彩票时，如果号码是随机分配的，下的赌注就会比较少，而如果号码是玩家自己挑选的，下的赌注就会比较多。这是非常不理性的。这两种选号法中奖的概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玩家中奖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现代人本来不会买那么多彩票的，但国家彩票发行机构利用了人们对自选号码的非理性偏好，所以他们每次都很愚蠢地买了更多的彩票。

那种过度称赞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禀赋效应”强化了人们对自己的结论的热爱。你们将会发现，一个已经在商品交易所购买了五花肉期货的人现在愚蠢地相信，甚至歼碧搜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相信，他的投机行为具有许多优点。

有些人热爱体育运动，自以为对各个氏历队伍之间的相对优势十分了解，这些人会愚蠢地去买体育彩票。和赛马博彩相比，体育彩票更容易上瘾——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会自动地过度赞赏他自己得出的复杂结论。

在讲究技巧的比赛——比如说高尔夫球赛或者扑克赌牌比赛——中，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挑选那些水平明显比自己高得多的玩家作对手，这种倾向同样会产生极端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自视过高的倾向降低了这些赌徒在评估自己的相对能力时的准确性。

然而更具有负面作用的是，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未来为企业提供的服务质量。他们对这些未来贡献的过度评价常常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自视过高往往会导致糟糕的雇佣决定，因为大部分雇主高估了他们根据面试印象所得结论的价值。防止这种蠢事的正确对策是看轻面试的印象，看重求职者以往的业绩。

我曾经正确地选择了这种做法，当时我担任某个学术招聘委员会的主席。我说服其他委员别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只要聘用那个书面申请材料比其他求职者优秀很多的人就可以了。有人对我说，我没有尊重“学术界的正常程序”，我说我才是真正尊重学术的人，因为学术研究表明，从面试中得来的印象，其预测价值很低，我正在应用这个成果。

人们非常有可能过度地受到当面印象的影响，因为从定义上来讲，当面印象包括了人们的主动参与。由于这个原因，现代企业在招聘高层管理人员时，如果遇到的求职者能说会道，那么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险。依我之见，惠普当年面试口齿伶俐的卡莉·菲奥 纳(注:卡莉·菲奥 纳，1954—，1999年至 2005 年期间担任惠普公司 CEO)，想任命她为新总裁时，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认为:(1)惠普选择菲奥 纳女士是一个糟糕的决定;(2)如果惠普懂得更多的心理学知识，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它就不会作出这个糟糕的决定。

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显示了自视过高的威力。在托尔斯泰看来，那些恶贯满盈的罪犯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有那么坏。他们或者认为(1)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或(2)考虑到他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压力和种种不幸，他们做出他们所做过的事，变成他们所成为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原谅的。

“托尔斯泰效应”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人们不去改变自己，而是为自己那些可以改变的糟糕表现寻找借口，是极其重要的。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会为可以改变的糟糕表现寻找太多荒唐的理由，以此来试图让自己心安理得，所以采用个人和机构的对策来限制这种愚蠢的观念造成的破坏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个人层面来说，人们应该试图面对两个事实:(1)如果一个人能够改正糟糕的表
现，却没有去改正，而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他就是品德有问题，而且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2)在要求严格的地方，比如说田径队或者通用电气，如果一个人不做出应有的表现，而是不停地找借口，那么他迟早肯定会被开除。而机构化解这种“托尔斯泰效应”的对策是:(1)建设一种公平的、唯才是用的、要求严格的文化，外加采用能够提升士气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2)开除

最糟糕的不守规矩者。当然啦，如果你不能开除，比如说你不能“开除”你的孩子，你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个孩子解决问题。我听过一个教育孩子的故事特别有效，那个孩子过了 50 年还对学到的教训念念不忘。那孩子后来变成了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小时候曾经从他父亲的老板的仓库里偷糖果吃，被他父亲发现之后辩解说，他打算过会就放回去。他父亲说:“儿子，你还不如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然后在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把自己称为小偷。”

避免因为自视过高而做傻事的最佳方法是，当你评价你自己、你的亲人朋友、你的财产和你过去未来的行动的价值时，强迫自己要更加客观。这是很难做到的，你也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比起什么都不做，放任天生的心理倾向不受约束地发展，却又好得多。

虽然自视过高通常会给认知带来负面的影响，但也能引起某些离奇的成功，因为有时过度自信刚好促成了某项成功。这个因素解释了下面这句格言:“千万别低估那些高估自己的人。”

当然，有时候高度的自我称赞是正确的，而且比虚伪的谦虚要好得多。此外，如果人们因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或者拥有美好的人生而感到骄傲，那么这种自我赞赏是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自豪感，会有更多的飞机坠毁。“骄傲”是另外一个被大多数心理学教科书漏掉的词汇，这种疏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把《圣经》中那个关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寓言解读为对骄傲的谴责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在所有有益的骄傲中，也许最值得钦佩的是因为自己值得信赖而产生的骄傲。此外，一个人只要值得信赖，哪怕他选的道路崎岖不平，他的生活也会比那些不值得信赖的人要好得多。

② 现在什么行业比较有前景

2019年互联网行业有前景。

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榜单和《2019年中国改伍败互联网企业100强发展报告》显示：

2019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产业互联网数量再创新高，以服务实体经济客户为主的产业互联网领域企业数量达到60家，累计服务近4000万家企业。

(2)期货禀赋效应扩展阅读：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以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实践生根阶段，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广取得积极成效。

我国已培育了50余家具有一定区域和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均设备连接数达到60万台，以平台为支撑的新型生产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有序推进，有力推动了工业经济数字化转型。

工信部将围绕平台落地推广，加强政策标准制定，遴选跨行业跨领域平台，聚焦挖掘典型应用场景、培育标杆解决方案、建设创新体验培训中心、打造先导示范区等深入开展试点示范，协同推进技核颤术、产业和生橘派态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落深落细落实。

③ 低碳金融的理论有哪些

低碳金融①是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入日常业务中，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其核心是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的方法，用环境价值量或经济价值量进行计量，并运用于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活动评价等领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尺度，低碳经济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流的战略选择，是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抢占碳交易市场战略制高点的关键。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面临的能源与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以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大力发展低碳金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碳交易市场具有全球应用价值和明确的收益前景，发展低碳金融有利于我国把握碳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其次，我国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低碳金融的资金融通和杠杆调节作用，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第三，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2],积极发展低碳金融有利于我国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在新一轮国际货币定价体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第四，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低碳金融是推进金融产业经营模式创新和业务范围扩充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
一、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围绕碳减排权，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开始构建以碳交易市场为基础，包括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银行贷款以及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为支撑的低碳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实践相比，我国低碳金融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一）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但对实践的支撑作用有限。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我国参照和遵循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2002年的《京都议定书》。在此基础上，我国于2007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作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指导性文件。在低碳金融方面，我国参照和遵循的主要是“赤道原则”①和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②。在具体的业务指导方面，中国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8年合作制定了《绿色信贷环保指南》，以规范国内低碳金融的管理机制。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低碳金融的操作与管理主要参照相关的国际准则和公约，国内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但多为指导性的意见和纲要，缺乏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文件，难以起到有效指导实践的作用。此外，低碳金融的支持性政策缺失，突出表现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优惠三方面的政策尚未出台，导致金融机构的发展信心不足，缺乏业务拓展的动力。
（二）金融机构创新意识突出，但业务绩效相对低下。
在目前的政策和监管机制下，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被允许直接投资或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的买卖。因此商业银行的项目切入点主要有绿色信贷和财务顾问服务两种。
1.绿色信贷有力推进了低碳金融的业务创新。
2008年，兴业银行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并于2009年1月成立可持续金融的专门业务经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负责能效金融、碳金融、环境金融等领域的业务经营和产品营销。同时，兴业银行推出多种新型业务模式，覆盖了能源生产、运输和使用等多个环节，突破了原有企业贷款注重担保条件、期限较短等固有缺陷，减低贷款门槛，拓宽贷款期限。在具体的项目推进上， 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同时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此外，兴业银行推出以CDM机制项下的核证减排额收入（CERS）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实现了低碳金融业务的创新。[5]（PP405-406）2.财务顾问有效拓展了低碳金融的业务领域。
2009年7月，浦发银行以独家财务顾问方式，为陕西两个水电项目成功引进CDM开发和交易专业机构，预计每年至少为项目业主带来160万欧元的售碳收入。[6]2009年10月，浦发银行作为唯一的金融业代表，与天津中新生态城投资管理公司等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EGIA），旨在推广低碳金融解决方案。此外，为打造“低碳银行”形象，浦发银行制定了《信贷投向政策指引》和《关于开展能源效率融资项目的营销指导意见》，对授信企业和新建项目“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即对绿色产业提供重点授信支持，对环境污染、能耗超标企业明确不得与其建立授信关系，确保将优先的金融资源投入环保，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碳交易平台逐步建立，但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
1.碳交易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从国内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来看，目前已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家机构，其中北京环境交易所是政府批准设立的特许经营实体，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综合性国际化环境能源权益交易市场平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除上述三家主要机构外， 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成立。此外，大连、贵州、河北和山西等交易所目前也都在紧密筹备中。虽然各地碳交易平台成长迅速，但只是一级交易平台，碳交易市场的容量有限，远落后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此外，各交易所之间缺乏沟通，业务内容和经营准则差异较大，离统一的碳交易平台还有相当差距， CDM机制支持低碳经济的作用有限。
2.注册项目成交偶然性大。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CDM最大的供应国。据CDM执行理事会网站预计，未来中国每年将获得1. 9亿吨碳排放权签发量，占CDM项目年签发总量（3. 2亿吨）的59%。[7]
截至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共有2232个。尽管在供应量上占绝对优势，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国现有的几个地区性交易所还处于试点阶段，交易清淡，已发生的交易项目偶然性很大，且已成交的CDM项目价格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有资料显示，目前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的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我国国内的交易价格只在8-10欧元左右，不及欧洲二级市场价格的一半。[8]可见，我国低碳金融业目前处于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定价权和国际话语权，市场潜力未充分挖掘。
二、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的约束因素分析。
低碳金融的发展反映出我国本土市场对未来碳交易市场的敏感性，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低碳金融的发展面临明显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低碳金融要符合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国家政策需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确保自身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要协调好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就必须深入分析制约低碳金融发展的相关因素。
（一）意识约束是制约低碳金融业务发展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被认为与环境问题无关，但随着我国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企业的社会责任被逐步提上议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要求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中来。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原有经营模式与新的发展策略之间寻求一条可行出路，就成为金融机构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低碳金融短期内投资成本大于经济收益，金融机构对开展低碳金融业务的态度普遍比较谨慎，目前已成交项目的价格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机构对低碳金融业务的收益状况存在质疑。同时，我国目前有关低碳金融业务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实施框架至今尚未落实，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盈利空间存在显著差异，一些达不到低碳发展标准的业务行为给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外，低碳金融兴起和发展的时间较短，我国金融机构对其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以及项目开发、程序审批等均不熟悉。在未对低碳金融业务充分把握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敢贸然介入其中。
（二）成本约束是导致低碳金融预期收益不良的重要条件。
1.低碳金融发展的机会成本分析。低碳金融的发展强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并重。
要实现金融领域的低碳发展和生态创新，初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强力的政府支持。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为消除市场风险，政府资金通常先行注入，商业资金后续跟进。但我国目前低碳金融领域的政府作用有限，在4万亿刺激经济的投资中，属于低碳经济生态环保的投资比例只有5%,低碳金融的发展动力主要源自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巨大的市场风险和有限的投资回报并存，导致低碳金融业务的机会成本较高，国内金融机构普遍持观望态度。
2.低碳金融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由于缺乏碳交易定价权和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国的CDM项目发起人在同国外CERS需求方接洽时只能进行分散的“谈判”，交易成本巨大，容易造成CERS的压价现象，使我国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基于项目的交易涉及跨国项目的报批和技术认证等问题，监管部门要求指定的国际运营机构来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证，所涉及到的费用高昂。在政策缺失的情况下，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商业价值短期内无法有效转化为现实利润，金融机构发展低碳金融业务的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存在矛盾。
尽管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意识不断提高，业务模式也得到积极拓展，但就项目实施的效益而言则不尽如人意：首先，从业务创新的主体来看，低碳金融业务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数商业银行，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普遍持观望态度；其次，低碳金融业务面较窄，大多数银行设想有余、执行不足，呈“蜻蜓点水”状③。第三，碳信用机制尚未建立，我国从事低碳金融业务的机构普遍缺乏抵御和防范国际（三）禀赋约束是阻碍低碳金融模式创新的直接根源。
1.交易环境不健全。由于低碳金融业务的项目链条较长，在融资担保和合同订立等方面需要特定中介机构的介入与协助。我国目前低碳金融领域的中介机构发展不成熟，中介机构的专业人才储备也不到位，导致开展低碳金融业务的内部动力严重不足。此外，目前国际碳交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我国缺乏统一的碳交易平台，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不少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与者自发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在制度安排上差异较大，绝大多数市场效率比较低。
2.业务模式亟须创新。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在低碳金融方面虽有所行动，但业务模式主要以CDM项目融资和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为主，远未深入低碳金融领域的核心。不仅碳基金、碳证券、碳期货和碳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匮乏，而且满足CDM项目下多样性金融需求的创新产品也鲜有耳闻。此外，我国现有低碳金融业务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要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需要切实加强其对低碳金融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创新高层次业务模式，特别是中介服务模式。
（四）风险约束导致金融机构的业务积极性严重受限。
1.市场风险。低碳金融是基于市场环境的金融创新，客观上必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要实现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双赢，金融机构必须着眼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探索能够提高环境质量、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济收益的有效策略。但目前来看，我国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未来金融领域对“两高”项目的融资贷款获利空间仍然较大，要转向发展低碳金融，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可能面临低碳项目回报有限的尴尬局面。因此，在政策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发展低碳金融首先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2.项目风险。目前我国的低碳金融业务主要是以CDM机制下的融资贷款为主，这仅是低碳金融业务领域的低端项目。要加快低碳金融发展，势必促使低碳金融项目链条的扩展与延伸，扩大碳基金、碳期货和碳证券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范畴。上述交易通常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且交易项目不仅需要满足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还要满足环境认证的国际约束。此外，项目建设和评估过程中，项目可行性分析是否通过、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碳排放量的评估测算是否符合要求等均存在不确定性，使得高端低碳金融业务面临较大的项目风险。
3.操作风险。在既缺乏必要的低碳金融业务知识，又不具备专业人才储备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难以独立胜任发展低碳金融的重任。同时，由于低碳金融项目需要依托国际市场，国内金融机构在交易中需要频繁与国际金融组织、专业评估公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进行接触，业务往来中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此外，目前国际低碳金融项目以欧元、美元、瑞士法郎和英镑为主要计价货币，我国缺乏定价权，国内金融机构在业务操作中势必面临较大的操作风险。
（五）政策约束导致金融机构的发展理念相对保守。
1.国内政策严重缺位。出于趋利动机和成本收益的比较，国内政策缺位导致低碳金融发展的外部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低碳金融业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标准。如《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等均为综合性、原则性的文件，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和评估标准，金融机构难以把握。另一方面，激励和扶持措施尚未出台。虽然低碳金融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但低碳金融发展面临较高的成本，目前有利于扶持其发展的税收优惠、税收减免、财政支持和利息补贴等政策措施尚未出台，这势必打压低碳金融的发展。
2.国际规则前景不明。对于有待进一步降低成本以促进商业化、需要继续研发具有技术可行性的低碳金融产业，国际机构和专业公司倾向于采取比较保守和谨慎的态度，造成了低碳金融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例如，目前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附件I国家， 2012年之前不必履行减排义务，因而获得了碳交易市场的巨大商机。但是2012年之后《京都议定书》是否续签、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附件I国家的位置则不得而知。在此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开展碳排放交易时势必重视低碳金融业务的潜在政策风险，大量商业银行对低碳金融项目持观望态度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三、创新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低碳金融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了低碳金融发展的总体思路，即以市场导向为主，加以强制性的政策管制。在此思路的指引下，我们需要强化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各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低碳金融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今后应当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为低碳金融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1.加大舆论宣传是前提。舆论宣传的根本作用是消除金融机构发展低碳金融的不良预期和观望心理，增强其业务拓展和模式创新的积极性。首先，应加强关于低碳金融的正面报道。对在低碳金融领域有所建树的金融机构进行报道，突出其经营业绩和社会效应，增强社会对低碳金融的认可。其次，强化试点地区和单位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宣传典型的方式，选拔在低碳金融领域有所创新的单位，给予表扬和政策扶持。一方面强化低碳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突出政府对低碳金融业务的扶持态度，有利于消除金融机构对低碳金融业务的顾虑。
2.出台政策法规是保障。制定并实施发展低碳金融的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是创造低碳金融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保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政策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即适应性、倾向性和可持续原则。具体而言： （1）政策性纲要。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低碳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以行政手段推进低碳金融发展的制度性变迁。（2）操作性文件。一方面制定妥善、长期的碳价格机制，让市场对碳交易价格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细化低碳技术创新、低碳金融业务类别、项目评估和成果转化等的操作流程。（3）激励措施。制定扶持低碳金融发展的扶持性政策，强化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金融聚集，这是提高金融机构认可度、稳定各利益主体发展信心的重要保证。
3.建立信息披露机制是补充。要强化低碳金融的社会效应，避免逆向选择和寻租行为的发生，建立有效的碳交易信息沟通和披露机制很有必要。首先，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碳交易信息沟通机制，客观、全面、及时地发布碳交易相关信息，以提高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消除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其次，建立严格的监督和披露机制。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银行业协会和媒体等方面应当建立经常性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及时通报商业银行执行“赤道原则”、推进环境风险管理、实施低碳金融等方面的情况，既能规范金融机构的操作，又能增强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二）强化金融机构的杠杆调节作用，为低碳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扶持。
1.自身环境友好是基础。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首先要强调其作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通过制定严格、规范的《企业低碳发展意见》
等约束性文件，树立“寓义于利”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将可持续金融作为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的核心理念。具体而言，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低碳金融问题的研究，树立“低碳经营理念”，从业务流程与规则上确保企业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机制与低碳发展目标相一致。然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探索建立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在业务流程和项目运营规则上把好入口关和惩罚关，将低碳理念贯彻到项目审批和贷款发放等各个环节，严把“低碳”关。
2.杠杆调节作用是重点。商业银行是低碳金融发展的主体，应当通过建立金融机构环境信用评级等手段，发挥其在贷款和项目融资中的杠杆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要充分考虑项目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因素，推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策略，配合我国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节能环保、可再生资源开发等项目采取“积极进入”政策，提高授信额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环保达标但属于信贷限额管理的项目，采取“适度进入”策略；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设立环境准入门槛，采取“限制进入”政策。
此外，还应高度重视环保标准提高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采用利率杠杆对现有融资客户进行结构调整，对以往发放的“两高”行业予以利率上浮，形成对企业履行“节能减排”责任的硬约束。
3.业务模式创新是关键。在国内相关政策缺失的情况下，要有效应对低碳金融发展面临的巨大投资成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环境因素引入金融创新之中，积极开发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具体而言： （1）开展碳权质押融资货款，实现对企业“环保责任”的软约束。只要银行与CDM业主及发改委三方约定，客户出售CERs所获得的资金就只能进入指定账户，并在客户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银行有权处置客户获得的CERs。（2）开发环境金融产品，并形成合适的产品结构。如建立绿色基金、发行绿色债券、完善绿色信贷，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业务创新，改变我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三）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为低碳金融发展提供条件保障。
1.转变企业经营理念。低碳金融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层面，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经营理念，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探索： （1）建立企业节能长效机制，通过改进生产方式等手段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突出低碳理念对环境和社会的贡献； （2）购买“熊猫标准”中的碳减排指标，积累企业碳资产管理能力，实现碳中和； （3）进行公开透明的企业减碳行动，在实现企业自身碳减排目标的基础上，引领和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减碳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2.规范碳减排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环保责任“自动履行”的社会舆论氛围，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价值导向，因此要促使企业履行“节能减排”责任，单靠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来规范与管理。今后可建立或指定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机构为中心，按行政区划分设相应的信息采集点，组建“企业绿色社会责任联盟”。在具体操作中，各地区监督中心负责区域内企业碳减排情况的调查与数据搜集，在核证完毕的情况下向中心报送，中心负责信息的比较和共享。对未按要求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联盟有权进行信息披露，相关金融机构可以据此对不达标企业设立环境准入门槛。
3.加快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建设。随着碳排放权和排污权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现有的碳交易平台已经无法满足低碳金融发展的需要。此外，我国各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彼此孤立、缺少联系，离多层次的碳交易市场体系还有差距。要促进低碳金融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制度，加快统一碳交易平台的建设。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模式，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初始排放权按区域进行划分[9]:
一方面，合理确定各区域的排放总量，由高污染地区向低污染地区付费，以此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注重公平；另一方面，初始配额的分配可以考虑招标、拍卖等市场分配方法，以提高效率。

④ 与天为敌

确定地战胜不确定性，这正是“桐厅与天为敌”的精髓所在。

一派坚持认为最好的决策是以由过去模式决定的限制和数据为基础的；另一派则是基于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大程度上的主观信仰。这是一对从未解决的矛盾。

贝叶斯的定理着眼于这样一种常见的情形，即当我们对一些事件的概率做洞颂出合理的直觉判断时，还希望了解当事件果真发生后如何调整此前的判断。

大数定律简单说就是指样本的观测值与其真实价值间的差异会随着观察样本的增加而消失。

“如果人的本性对于碰运气毫无兴趣的话，仅仅依靠冷静地计算，人们就不会进行过多的投资活动”

时间是赌博中决定性的因素。风险和时间是同一事物两个相反的方面，因为如果没有明天就不会有风险。时间会改变风险，风险的本质由时间的范围来塑造。

结果的不确定性越大，延迟行动的价值也就越大。

好赌的希腊人没有发明概率，为什么呢？因为对希腊人来说，真实只是那些可以被逻辑和公理证实的东西，他们对证据的坚持，将真实与只凭经验的实验完全对立起来。希腊人认为真实与可能性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他们不能想象在日常混乱的自然界中存在任何形式的实体结构或者协调的事物。

处理不确定性的现代方法以度量开始，并使用机会和概率。首当其中的即是数字。

斐波那契数列远远不只是一种消遣。将任何一个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除以它后面的数，数字3后的结果总是0.625，数字89后的结果总是0.618；数字越大，小数位越多。用数字2之后的任何数除以它前面的数，其结果总是1.6，在144之后，其结果总是1.618。希腊人知道这个比例，他们称其为“黄金分割”。

形态是独立于成长的。

希腊精神的独特品质是他们对证明的坚持。他们更关心“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

印度——阿拉伯数字体系的核心是零的发明。

如果没有合乎逻辑的结论，即使思想走得再远，它也会停止的。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解放时，风险管理的观念才会出现。

第3章复式记账法的推广。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希腊人对做实验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注理论和证明。他们显然从来没考虑过通过复制某种现象足可以证实某种假设。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日常事务是按部就班的，没有什么规律性。精确是上帝才要负责的事情。

概率总是有两层含义，一种代表未来，另一种阐述过去；一个有关我们的看法，另一个有关我们知道的事实。

文艺复兴时期卡达诺创作《机会赌博之书》是我们已知的第一本有关风险衡量方面的书籍。

三名法国人，帕斯卡费马和梅森骑士。帕斯卡和费马第一次创建了概率理论。这个理论用实际的数字来衡量概率，这和以前根据可信度来做决定是截然不同的。费马和帕斯卡有关分配筹码的解决办法，长期以来被用来支付社会福利，它也是现代保险和其他形式的风险管理的基石。

决策应与我们对某个特定结果的渴望程度有关，并与我们对这个结果出现概率的信任程度有关。我们对某事渴望的力量，即功利。功利即将成为所有有关决策制定和风险承担的理论的核心。

帕斯卡和费马掌握着使用分类的方法来计算未来事件概率的钥匙。

第五章17世纪的后半段

抽样检测方法使用以及在概率计算，这两种方法是所有风险管理方法的基础材料，涵盖了从保险及环境风险度量到极其复杂衍生产品设计中的风险管理方法。

格朗特和配第是统计学的共同创始人。

抽样调查、平均值以及何为常规构成了统计分析学的框架，并使信息服务于决策制定，同时影响了我们对于未来事件出现可能性的相信程度。

哈雷根据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的数字，对总人口数做出准确的估计。下一步是根据年龄分布的情况设计一张表格。这个表格能够用来计算不同年龄段的投纳轮郑保价格。

同样在17世纪后半段现代保险业萌芽。

将对与决策相关的数学几率的识别，转变为对不定事件概率的估计。改变以往只是收集原始数据的情况，决定能用它们来做什么。知识在这点上的进步方式比我们所见到的更令人惊诧万分。

第6章，任何与风险有关的决策都涉及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不能分开的元素，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概率理论促成了选择，伯努利定义了进行选择的人们的动机。bonuli的基本论点是人们对风险有不同的价值评定。财富上的少许增长带来的效用同以前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效用观点成为供求法则的基础。效用成为博弈论整个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彼得宝难题和漂亮50。

伯努利还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除非被饿死，否则没有人是一无所有的。风险不再是我们所面对的东西，风险已成为面向选择的机遇。

即使在一场公平的赌博中，赌博者也会遭受效用的损失。因为财产上损失带来的效用降低度，大于相同数量的收益带来的效用增加度。因此大自然的警告是根本不去赌博。

第7章说的是，从现实的事实经验中，推断出预先未知的概率的研究。

样本如何更好的代表他所代表的整体？钟型曲线出现了。

反转概率。10万个大头针中出现12个残次品，那么实际瑕疵率达到总数0.01%的概率是多少呢？

贝叶斯推断体系的主要应用是使用新的信息来校正基于旧信息所得出的概率，用统计学术语来说是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的比较。

第8章，高斯在风险管理领域的成就，是现代风险控制管理理论的核心。

正态分布形态形成了绝大多数风险管理体系的核心。

判断股票价格是否真正彼此独立的最好方法是观察其变化值是否成正态分布。实际上有足够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股票价格的变化成正态分布。

即使股票价格的变化成完美的正态分布形态，其平均值也不为零。股票价格的平均变化是大于0的。实际上股票价格平均涨幅不包括红利收入为每年7.7%，标准偏差为19.3%。

某个投资者购买并持有股票70年，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很好的，而期望每三个月就盈利2%的投资者显然是个傻瓜。

假如我们想知道股票价格在任何一个月下跌的概率，我们可以计算得出这个概率是45%。但是在任何一个月中，股价下跌超过10%的概率仅为3.5%。这意味着每30个月才可能出现一次这种情况，那么每隔15个月股价就可能出现一次上涨或下跌10%的情况。

承担更多的风险，要取决于从正常的背离中所产生的机会。

凯特尔将概率应用到道德和社会科学之中。

数据挖掘——只要你能够反复钻研数据，这些数据就能够帮你证明任何你想证明的事物。

第9章用脑过度的人，就是高尔顿，他是优生学的创始人。

他用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天才和杰出是遗传的特征。遗传是特殊才能的唯一根源。

高尔顿提出了一个普遍原理，就是向均值回归原理。回归是理想后代的平均类型，偏离其父辈的倾向，并且大概要回归到被称为父辈的平均类型中去。

高尔顿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限制低能人繁育后代，从而减少正态分布中左半边的分布数量。

道尔顿的分析思路最终导致了相关性概念的产生，它可以用来衡量两个不同序列事物的相近程度。

高尔顿将概率观念从基于随机性和大数法则的静态理念，转变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10章豆荚和危险。

为什么回归平均原理不能很好的引导决策，第一有时回归平均的进程太慢了，一次震荡就能毁坏整个过程，第二回归的力量可能太强，即使到达均值附近也无法停止，最后均值本身也是不稳定的，我们对于这个均值一无所知。

最聪明的策略是解雇近期业绩很好的经理人和聘用近期业绩很差的经理人。这个策略类似在股票疯涨时卖的股票，在其狂跌时买入股票的策略。如果这种反向策略十分难以采用，我们还可以运用另一种方法来达到相同效果，那就是一往无前，解雇落后的经理人增加有好的经理人管理的基金，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先等上两年。

长期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要比短期投资的不确定性小得多。随着时间的变化，风险证券投资和稳妥投资收益的差异会显著的扩大。

过度依赖回归均值，会面临趋势中断的风险。

每当股票收益接近债券收益时，股票价格就下跌。

无法想象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这使我怀疑从过去事物中推断未来是否明智。（债券和股票相对关系的变化）

均值回归在某些条件下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其他条件下则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

在没有考虑支持这种进程的假设是否恰当时，永远不要依靠回归均值理论来开始行动。高尔顿的言论十分明智，他鼓励我们去欣赏广泛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平均值的观点。

第11章。这一章从概率论转到了风险决策的角度。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性和可度量性是决策的基础，理性的人会客观处理信息，他们在预测未来时所犯的错误都是随机的错误，而不是乐观或悲观的固执偏见所造成的结果。

第12章

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把我们对结果有所控制的领域最大化，而把我们完全不能控制结果，和我们弄不清因果联系的领域最小化。

当实际上仅是概率法则起作用时，千万不要硬给结果指定一个特殊原因。没有原因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个原因却是晦涩的。

投机者的数学期望值为0。

根据混沌理论，许多看似混沌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秩序的产物。

阿罗是把风险管理概念应用于实际形式的奠基人。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不是在拒绝假设和接受假设之间进行，而是在拒绝和不拒绝之间进行。

假设必须接受反证才能证明有效，在拒绝和不拒绝之间选择清晰确切而且概率可测量的方式下，假设必须可以验证。

奈特认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适当的风险，与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前者根本不是不确定的。经济学中不确定性问题的根源是经济进程本身所具有的前瞻性特质所决定的。这样一个不依赖于过去事件发生频率的系统是极易发生意外情况，并且注定是多变的。

凯恩斯在二战期间涉及了英国的融资战略，战后他通过谈判立刻为英国获得了大量的美国贷款，他还编写了用于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森森林体系中的大部分条款。凯恩斯有关经济学的观点最终围绕着不确定性展开，家庭储蓄和消费金额的不确定性以及增加的储蓄中，有多少被用来消费，并在何时进行消费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在指定了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利润产出的不确定性。

凯恩斯提出了与放任主义政策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加积极，不仅仅是用政府的需求来替代日益减少的个人需求，而是要广泛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凯恩斯为我们带来伟大的新思想，我们并不受制于未来，不确定性使我们获得自由。

凯恩斯拯救经济的方法揭示了，只要我们作出决定，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第14章这一章博弈论出现了。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几乎我们制定的所有决策，都是一系列协商的结果。

《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是由一个物理数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合作的。

纳什均衡的结果虽然稳定，但它并不是最优的结果。

采用博弈论的方法进行拍卖活动的频谱拍卖，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博弈论和经济行为艺术是以某个行为的关键因素为基础的这个关键因素，是某人在效用最大化时的收益，依赖于他合理行为的所得，而效用最大化指的是在博弈论的框架下最大限度的利用可获得的交易。这里的所得当然是假设的最小值，如果其他人犯错误的话，他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博弈论有关理性行为的假设 ，使得理性的概念被完美的定义，并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马克维茨的证券组合的选择。马克维茨从线性规划转向了证券组合的研究。

投资者们想要的是预期的收益，而不想要收益的方差，收益和方差间的联系是马克维茨证券组合选择的根基。投资的多样化是对付投资方差的最佳武器。冯纽曼和莫根施特恩已经量化了效用，马克维茨开始量化投资风险。

马克维词用有效这个词来描绘那些拥有最优价格和最小方差的正确投资组合，这种方法将从博弈论中学到的两种常识结合在一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不要孤注一掷。

证券组合的选择变革了投资管理专业，因为它将风险提升到了和预期收益相同的高度。

马克维茨解决了计算单个证券协方差的全部难题，它的解决方法是根据市场的整体情况来估计每种证券的变化程度。使用贝塔这个字母来描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每种股票或是其他资产，相对于整个市场的平均变化。

变动性是否就能代表风险了？对于真正的长线投资者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市场的短期波动，他们相信下跌的一定还会涨回来。变动性代表的就是机会而不是风险。持有投资组合的真正风险是在期中和期末时，这个投资组合并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弥补成本的收益。

选择市场时机是一个风险很大的策略，它的一个风险就是当市场出现较大的向上趋势时，投资者却置身市场之外。

夏普的文章分析了投资者财产变化和其持有风险资产的意愿之间的关系。

第16章不变性的不足之处。

这一章说到了思考快与慢的丹尼尔卡内曼和他行为学的研究。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时而进步，时而退步，反复不定，最终会回归到我们平均表现的水平上，与是否得到他人存在毫无关系。

偶尔性的巨大收益，似乎能够较长时间的吸引投资者和赌徒们的兴趣，而持续的低收益则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反应对于那些将投资看作是游戏，如果是没有进行多元化投资的投资者来说是最为典型的，多元化投资是很乏味的，见多识广的投资者会将投资多元化，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投资是一种娱乐形式。

卡尼曼用不变性的缺陷这个短语来描述，相同问题，以不同形式出现时，人们的选择是前后矛盾的。不变性指的是如果a强于b而b又强于c，那么理性的人会认为a强于c。

心智会计现象。如果信息过多，就会阻碍和歪曲决策，从而导致不变性缺陷，并且给予当权者机会来操纵人们所愿承担的风险。

概率的判断和事件本身无关，而是和事件的描述相关，某个事件已被判断的概率，取决于对这个事件描述的清晰性。

如果人们都如此愚笨，那么我们这样的聪明人为什么没有发财呢？

第17章理论警察。

决策后悔。

行为金融学，研究理性模型中的缺陷。行为金融学分析了投资者在风险和收益间是如何努力进行给予和索取的。

投资者们会过于重视新的信息，而忽视先前的很久以前的信息。

禀赋效应，我们倾向于对所拥有的事物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而对不拥有的相同事物以较低的价格购买。

理论警察，他们的工作是抓捕违反理性行为。

理性行为，体现价值的地方是市场上非理性行为的盛行为理性投资者，在上述比喻的消遣游戏中，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机会，他们可以比被理论警察，缉拿的在逃的非理性投资者更容易叫停，把东西传给邻座或是占到一个座位。

体现价值的地方指的是，尽管有很多证据证明市场上有很多非理性的行为，但是通过和非理性投资者进行对赌的方法进行获利是十分困难的，由此可见市场行为是符合理性模型的。

对风险管理首先要强调的是投资多元化。从迷信到超级计算机这一决定性的一步即将迈出。

第18章，单边赌博中的奇异体制

衍生产品是金融工具，本身并没有价值。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衍生产品，是因为他们的价值源自于其他资产的价值，他们被精确用来防范由价格突然变动而引发的风险的原因。这就是他们所有秘密。

衍生产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期货，你指定的价格在未来进行交割的合同。一种是期权，就是一方与另一方以预先制定的价格进行买卖的机会。

从理论上讲，商品投机者在长期的情况下能够盈利，因为大多数人的财政余额不足以抵抗波动性的风险，结果波动性的风险通常会导致价格的低估。

期权定价。期权的价值取决于4个要素，时间价格，利率和波动性。真正重要的是第4个要素，潜在资产的预期变动性。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股票价格变化的程度，而不是变化的方向。这是由于期权本身特性的原因，投资者的潜在损失仅限于购买期权的费用，而潜在收益却是无限的。

任何使股票发生变动的因素都是重要的，因为跌得快的股票往往涨得也快，期权购买者会寻找表现活跃的股票，而出售期权的投资者希望股票价格稳定。

投资组合保险，动态规划的细节取决于从起始价格到底部价格之间的差额，设计的时间段以及预期的投资组合的变动性。当市场开始下跌时，投资组合逐步变现，但是仍旧持有一些股票，当市场上涨是投资组合开始购买股票，但也要持有一些现金。结果是这个投资组合在上涨下跌两个方向上的表现都有轻微的滞后，这个之后就构成了费用，市场的波动性越大之后所表现的费用就越多，它取决于所承保项目的不确定性。

看跌期权是一份合约，法律上规定如果期权持有者想卖掉股票，那么出售看跌期权的卖方必须购买。假设买方总是存在，但是实际上无法确保在需要这些买方履行职责时，他们会适时出现。

动态规划往往使投资组合保险低估了市场的波动性而高估了市场的流动性。投资组合保险的成本显然应该比在纸上谈兵时所预计的成本高得多。

为什么套期保值工具会给它的持有者带来巨大灾难的？因为他的持有者增加了波动性的风险，而不是去限制这些风险。他们将公司的财政变为利润中心，他们将小概率事件视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当面临在确定性损失和赌博间进行选择时，他们选择了赌博。你不可能期望在不承担巨大损失风险的前提下，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前景理论预测本身已经遭受损失的人更愿意去赌一把，而不是去接受确定的损失。

如果所有的存款人和他们的金融中介绝对没有风险的资产进行投资的话，那么潜在的商业增长就永远不会实现。

生活不是没有逻辑性的，然而他却为逻辑学家设了一个陷阱，他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精确更有规律，它的精确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不精确性也是隐秘的，它的野性在等待中。根据混沌理论者所说，不精确性源于一种称为非线性的现象，非线性指的是结果和起因不成正比。

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野性总是在等待时机展示自己。

人类并没有从神圣的上帝手中夺到社会的控制权，而是把它置于机会法则的支配之下。你相信上帝玩掷骰子的游戏，而我相信客观世界中存在完整的法则和秩序。根据混沌理论者所说，不精确性源于一种成为非线性的现象，非线性指的是结果和起因不成正比。

混沌理论是一个敏感的依附于初始状态的时代进化。混沌理论否决了不连续性的概念，看起来似乎是不连续性的，并不是突然与过去间断，而是先前发生事件的合理结果，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野性总是在等待时机展示自己。

应用混沌理论又是另一回事。混沌的时间序列的鲜明特征是，预言的准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真实生活的历史数据构成了一系列连续的事件，而不是一系列独立的观察资料，这是概率法则所需要的。尽管许多经济和金融变量的分布近似一条中型曲线，但是这个图形仍不完美，再强调一次类似真相并不等于是真相，野性隐藏于边缘和不完美中。

⑤ 为什么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增值是什么经济现象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各国自身的交易制度与国际交易制度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功能是推动国际分工规模的增加、国际合作关系的扩大。国际贸易的好处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一个国家及地区能否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或者说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对于该国家、地区的经济福利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进行国际贸易也可以说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得以发挥比较优势的基本通道和引擎。更进一步的是推动一个国家制度的全面发展。众多研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要比相对封闭的国家具有更好的经济福利增长。不言而喻，对外开放可推动分工规模扩大，贸易量的增加，将推动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加快，有利于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资源优势及要素禀赋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技术结构及资源结构，以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挥贸易对经济福利增长的引擎作用。
然而，能否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福利的增长作用，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战略选择，更取决于经济管理者对交易制度理论的认识。从目前国际贸易理论上，只能得出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争取一个外向型模式，诸如增加科技产品出口、提高企业效率等等。但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诸如经济发展战略管理、汇率管理等等，则是模糊的。可以从这次人民币升值的大讨论中看得出来。
人民币汇率问题被吵得沸沸扬扬，可以说狼烟四起，不仅有日本的发难，更有美国的通牒。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国内的经济理论家普遍认为人民币值被低估。使用的理论：一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二是外汇平衡理论，三是银行对汇率的管理。这都是事实，毕竟是美元在我国购买价要比在美国购买价低得多。在汇率的形成中，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对人民币汇率有决定性作用。持上述理论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基本现实，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产生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中，汇率的变动是一种总处在边际价格的调整上，就是说国际贸易产品只能是商品价值的交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原有的理论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现在还用它作为理论指导就不能不发人深思了。①国际货币多元化流通中，各国之间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与汇率的变动是不相关联的，源于汇率价格变动轨迹与国内消费品市场价格变动轨迹无论如何说也联系不到一块。硬把两者放在一起只能说明对不同的劳动价值形成中价格运行轨迹的无知。②国际货币多元化流通中，对外不平衡是相对的，是内部不平衡的表现。立脚点应该调整国内宏观经济管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水平，推动、促使对外平衡。③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操作无可非议，关键是如何看待。为实现经济福利的不丢失，对外汇市场的操作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交易制度的功能。科技进步能提高经济体收益是不错，但这一收益必须有了价格才能成为现实，然而收益实现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外溢。源于货币有这种分配功能。应当记得，科技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投入成本。对一个生产单位来说收益是增加了，相对货币流通的一个经济体来说，还是经济收益等于经济成本。在两两交易中，对一方是收益外溢，对另一方就是（经济）福利增加。在国际贸易中，当货币和金挂钩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各贸易国不存在经济福利丢失问题。经济福利外溢有着明显性，即金的丢失。从理论上讲，交易对象是商品价值形态，RHP=V+LI+G/M。出口国际需求量大的产品就有经济福利增加。目前不但货币和金脱离，而且货币是多元化浮动汇率，是交易制度性质的变化。交易对象是市场品价值形态，RHP=（V+LI）R/C，而非商品价值形态。所以汇率价格的运行已经不是边际价格调整而是效应价格运行，呈S型，就是说升值压力表现为加速度形式。所有后起东亚国家都经历过，而且都是在S型的加速期出现了经济危机。
在市场品价值形态交易制度中，人均货币收入与生产率的比等于总消费与总积累的比。RHP/C+LI=R/C。当保持一定的积累增长率时，相应提高了生产率增长，相伴随地是消费增长及RHP的增长。通过出口贸易弥补了国内消费增长的不足，只能通过提高RHP增长来平衡。当出口进一步增长相对RHP不增长时，就会有大量的剩余货币出现，表现为国际贸易顺差增加。一旦本币出现升值预期热钱就会滚滚流入，推动国内经济泡沫产生。这是国际货币多元化交易的基本功能。
在这一功能机制作用下，汇率变动与国内要素流动性增加成正比，与国内要素流动性减少成反比。这说明在一定国际贸易依存度的基础上，其币值代表着该国劳动能力的价值。就是说，币值的上升实质是劳动力价值的升值。这一现象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初次分配。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大量增加必然引出各种各样的争端与摩擦，进一步的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妥协的途径有二：一是本币升值，二是输出资本。前者称作经济福利丢失，后者称作经济福利外溢，这样一来，使所有参加贸易国都得到好处。这一现象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再次分配。而提高国内要素的流动性来增加外汇资金的吸收能力，通过减少外汇储备来实现经济福利增长构成国际经济福利的最终分配。
问题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看不到这一点，才有了人民币值被低估的普遍性认识。这种认识必须改正，否则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币5%的升值丢失了我国二年以上的国际经济福利。更使人忧虑的是这样下去，使我国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毫无希望。一，如此下去，25年人民币有可能升值100%，RHP增长40年赶不上日本，赶上美国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二，在国际贸易中，小国可以从一项国际分工中获得经济福利的高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无法创造出国际单项分工的现实。三，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由于对交易制度理论的无知，也就不可能认识到落后国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已经形成国际分工的先进国家在要素流动性增加推动经济福利增长方面已经没有多余的潜力可挖，相对落后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50年的时间里无论经济改革有多快，都不存在要素流动性增加的制约。落后国家有着要素流动性增加的大空间是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唯一根本性条件。
（二）国际贸易均衡理论
（1）给出一个平衡公式：
A（R/C…ZGY/W…P/V+LI）/B(R/C…ZGY/W…P/V+LI)
公式的含义是两个国家币值的比较。币值相比较取决于三大变量：消费与积累的比率、商品价值量（Z表示人均持有货币增长，G表示基础货币，Y表示货币发行量增长，）、人均货币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率。假设上面参数相同时，AB二个国家贸易的发生是源于行业产业结构的不一样。这种国际贸易完全是相对优势的发挥、资源共享，导致收入均等化趋势。经济福利的增加取决于贸易量的增加。这可有相对开发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封闭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得到证明。但是这个假设是建立在金（银）等实物货币之上的假设。
目前国际贸易已经不存在实物货币交易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转变为纸币交易制度。这个制度的变迁有二个决定条件：一是货币完全与金脱钩，二是国际上多元化货币的存在，并自由兑换。在1980年以前只能说是准纸币交易制度。没有交易制度经济学知识的学者不可能认识到交易制度的改变就改变了产品的劳动价值形态。
国际交易制度的改变几乎使全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但是社会认识有着“路径依赖”，落后于事物发展进程。这就是中国经济理论家死抱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放的根源。
（2）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说明内外经济失衡的公式；
S-I=EX-IM……(1)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右边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大于出口成为双缺口；反之成为双剩余。通过统计可知，1994年为界前15年表现为双缺口，但可以说缺口不大，可称得上基本平衡。
BP=（EX-IM）+（IF-OF）……(2)
这是在经常账户的基础上引入资本账户。BP表示为净出口和净资本流入之和。统计可知，1995年后我国保持着双顺差。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
张曙光通过上面二个公式的应用指出“在坚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下，正是双顺差的持续，才产生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可见传统平衡理论忽视了引起双顺差的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即消费积累的不平衡与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不平衡。把它看成固定汇率的结果是以偏盖全。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什么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战略？并且实行固定汇率制？这些经济学家不知道是为了与美国寻求合作。
为什么要合作？1可以学到许多现代化的金融管理知识。2可以模仿学习美国的国内经济运行平衡管理方针。3减轻中国应对金融突发事件压力。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中国与美国的双向依赖。中国搞生产，美国发货币；中国人制造商品由美国人消费；中国经济增长虽快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美国发行货币虽多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之忧；中国有着双储备（外汇和储蓄）屡创新高没有经济滑坡，美国双赤字累创新高 经济运行安然无恙。但这种贸易格局使中国成为财富创造者，美国成为参与财富的分配者。导致中国的净福利流出，美国净福利流入年2000亿美元以上。
现在我国顶住美元要获利了，中国经济学家又建议人民币升值让经济福利继续丢失。其根源在于国际交易制度理论知识的欠缺。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错在那里呢？
（3）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是复杂的，单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好几个：有商品价格；消费增长率；积累增长率；相对的还有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货币发行量增长等等。这读者不难理解，比如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量多时照样出现商品价格的上升。
可见我国的大腕经济学家都是假定上述的因素不存在。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引出商品量的增加相对美国价格偏低从而导致商品向美国流动量的增加，才出现了我国巨额的顺差。
在我看来，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美国就说“实际汇率”已经升值，“名义汇率”也必须升值的思想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种思想忽视了在汇率调整、降低外汇储备中的多种选择，而是把人民币升值看成唯一的方法。例如，1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取消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2采购外国商品，对冲外汇储备，补贴国内用户。3增发货币量，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4增发货币量，对教育、医疗、住房的个人提高补助额。总之，国家无论使用那一个方法都可以提高我国的商品价格，来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
看来经济学家们甚至忽视了1994年以前我国是如何形成双缺口的及其主要因素是什么。
（4）从外汇市场上看，人民币确实存在着升值的压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实体因素与货币因素。
在国际上，世界基础货币增长速度比我国快着一倍。1997年以来全球基础货币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高于10%，甚至达到25%，相对经济增长只有2—5%，二者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美国一直保持低利率，无节制的大量发行美元。同时现行的国际货币储备格局使各国银行，特别是亚洲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的干预支持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导致世界基础货币增长迅猛。根据IMF国际游资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20%。仅对冲基金已达8000多只，有1万亿美元资产。
而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正好相反，比1997年下降近90%。
在国内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及国家平衡经济运行的不信任预期下个人与企业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一是海外资金回流近500亿美元。二是我国在海外的企业与个人的收入的转移支付2000年只有几万亿，部门转移也不大，2004年却增长2倍。三是外资企业收益汇出减少。四是外贸部门在中国结汇增加。这四个方面就组成“游资”，是国家无法管制的。它和我国的经济学家对人民币走势的分析判断密切相关。
在实体性经济因素上，我国经济运行平衡管理能力差。1）我国这几年消费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先进国相反。这说明在个人收入方面，诸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上没有基础货币的支援，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差距太大。2）在虚拟经济制度上差距更大。因为我国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上指导思想的错误，到目前也没有走向正轨。只要企业经营不和股票付息相联系，期货经营不和实物商品交割相联系，证券市场就永远不可能走向正轨。这样一来，也就不能有吸纳外资投资的功能，才有外资充裕的表现。3）作为经济管理体的国家，一般地说，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只要用在对国民社会保障的提高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中国政府没有这种理念的操作从而破坏了消费与积累的平衡增长。4）在先进国家，是各类企业在发展权利的平等。而我国对企业的管理是等级制度，这就造成低价的竞争机制格局。导致科技期货市场的低迷，仅此一项就少着上千亿美元的吸纳。（数据来源于夏斌，陈道富2006，2）。
（5）同一商品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格？比如麦当劳的汉堡包在全世界质量是一样的。2004年1月，在中国是1.23美元；在美国是2.80美元；在欧洲是3.48美元。这种现象给购买力平价理论一个很大的打击，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蓝子货币”来计算都有个被质疑的问题。由此而来也成为给劳动生产率决定价格理论定性为“伪理论”的依据。就是说在劳动率上全世界的汉堡包是一样的，在生产率上的表现上却有着不一样。由此也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是来源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完全是个“伪理论”。
从理论上讲，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有多种，P=（V+LI）…R/C…Q/M。相对国际商品交易其价格不仅只有劳动生产率因素还要加上需求与供应的比率和消费与积累的比率。尽管不同国家在产业结构上不同与生产要素流动速度有不同，但在一个国家内部总有一个平均率存在着，因为商品交易行为有这种功能。换言之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不同使同一商品有着不同的价格表现。与我们观察到的是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与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相关联是一致的。
同一商品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高的国家价格也高，相对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低的国家其价格也低。二者的比率相等。
所以我们说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的比率。但是在短期内对进出口却有着很大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并不能改变中国外汇储备上升的趋势，而是改变了（缩小）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从另一方面看相对中国而言既然想改变这种出口大于进口的现象，为什么不能取消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给予国民待遇呢？为什么只能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来调整出口大于进口这个事情呢？
（6）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对出口产品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补贴呢？
显然推行出口补贴是推动人均收入均等化的首选手段。比如美国对粮食进行高额补贴，其原因是不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那么粮食生产就有可能被淘汰。在工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没有别的方法来实现与工业收入的相等，只有对粮食进行补贴才能实现这种相等。
在中国对工业产品进行出口补贴就有问题了，有着追求经济增长、提高政绩的质疑。在加上这种努力带来人民币的升值，经济福利的丢失，更让国民怀疑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纯洁性。众所周知对出口进行补贴，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能提高就业来推动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使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一步增加就业，增加国民的收入呢？
（7）最近,从报刊杂志上发出一种声音，说“美元发行不受约束”，“这将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产生”，“超美元供给将破坏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经济学家标准的官僚主义思想意识在作怪：
1， 美国从发行货币上，年获得不下于6000亿美元的货币收益用来补贴国内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我们喊喊，是不是美国人民就听我们的？反过来说这种喊叫，在美国人心中完全是一个白痴。美国人民是不允许美国政府如中国政府那样只顾官僚阶层的收益而不管一般劳动大众的社会保障的。人民币升值以来，汇兑损失几百亿人民币，却没有一个部门的官员为其负责本身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怪事情，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这是不允许的。
2，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为自己的国民谋福利收入是无可非议的。相反非议别国政府为国民谋福利正好说明自己缺乏为国民谋福利的思想意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货币经济上应该向美国学习。而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与美元棞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如果政府在这一点上讲信用的话，人民币就可以很快成为国际货币从而分享美元年数千亿的货币收益。我们只所以做不到，根源在君主制官僚体制上重大决策让一两个精英说了算。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人民币应该贬值来减少损失，我们却盯住了美元就是为了受损失。目前我们应该盯住美元才能获利政府却要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受损失。我真不知道中国政府中了那门子邪。
3， 就短期抑制外汇储备上升过快来说，政府完全可以由经贸部牵头组建商品对冲集团服务企业。从美国进口我们不能生产的民用产品，销售不出去时通过增加基础货币对这些产品补贴来纠正进出口的不平衡，从而增加国民经济福利。有人说“发票子”将导致物价上升、人民币贬值。是的，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用发票子的方法能把外国的东西买回来并卖给劳动人民的话，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4， 美元利率的不稳定必然造就世界上某个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根源一是经济体小与放开外汇管制相关联；二是国际贸易的竞争引出各种自然资源价格的不平衡总要出现资源供给断裂的时候，进行强力的调整来打击金融资产泡沫。这种现象应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今年夏初我国房地产、股市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其根源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的。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得不到遏制那么中国将步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后尘。这一点就是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由来。
外贸平衡商品对冲企业的建立，它的伟大作用有以下几点：1作为外贸部门直接领导的企业，可以有选择的进口我国短缺商品，平衡进出口贸易可提高经济福利。2这种商品对冲服务能化解我国出口贸易的磨擦。为对我国的所谓“低价倾销”案找到一个新的化解途径。同时起到为我国密集型劳动产品扩充国际市场的作用。3只要是对我国呈现逆差的贸易国，商品对冲企业就可参加向该国推销产品的谈判，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就业。4用商品对冲外汇储备能使经济福利增长，相对用货币来对冲高外汇储备的操作必须支付正向成本时，用商品来对冲高外汇储备的操作总是处在负成本中。
（三）小结与建议
小结：汇率的比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相对众多的比较方法而言，我们面临着一个优先秩序的选择：1）购买力平价的比较实质上是一个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即相对一个国家总有一个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化问题。所以同一质量商品价格的差别实质上是一个平均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别。由此而来两国之间汇率的变动与均等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动没有直接的联系。2）购买力平价的比较也可以说是两国之间商品价值的比较。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很多，把诸因素都进行均等化的计算是办不到的。所以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作“实际汇率”的提高在统计上就没有可信度。例如从人均产值上看，我国虽然有着10%增长率但在人均产值增长上并没有美国高，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美国必然是拿我国部分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和美国接近均等化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比较，从而失去科学性。3）由此看来，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其基本根据就是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存在。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长期逆差的存在。我们认为说人民币被低估无非是希望用货币来对冲贸易的不平衡而已，看不见用购买商品照样可以对冲贸易的不平衡。4）主张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无非是认为长期的高外汇储备引出人民币升值预期将恶化国内资源配置。（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长期的高外汇储备正是国内资源配置长期恶化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对待高外汇储备上看作人民币汇率的扭曲从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一是把两国商品贸易的不平衡拉向两国货币币值不平衡的比较上；进一步的是拉向商品价值的比较与两国之间劳动力价值的比较上。在这个问题上就世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一个共识的标准，使之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反之用我们的观点可以清楚的看到高外汇储备来源于决策当局的“奖出”“限入”的错误政策；只着重积累投资的增长、忽视消费产出的增长是政府无法逃脱的系统性责任。这样一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观点实质上开拓了政府的责任而且阻碍了迅速扭转高外汇储备的手段的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李扬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回归有管理的浮动》《经济研究》2005，8。
夏斌等：《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经济研究》2006，2
张曙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研究》2005，5
王海钰：《交易制度理论探讨》《理论前沿》2005，12
王海钰：《中国：应走人民币贬值之战略》本网。

⑥ 红酒先生：破除经济金融化，走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下的人类 社会 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场大疫面前，应该重新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特别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问题。

金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处在现代经济 社会 网络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到经济 社会 资源配置的效率、安全，以及经济 社会 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近几十年来，我国金融界一些人士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当作现代金融的样板，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而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让全世界吃惊，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说：“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也许这些已经发生并在继续的变化，能够帮助国内部分金融界人士破除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迷信。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员克里·布朗认为，西方 社会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思维定式，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立足中国国情，立足 社会 主义的价值观去思考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金融发展路径上的“洋迷信”“洋八股”。

经济金融化难以为继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下长达四十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业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产业服务模式，以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逐渐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该模式“登峰造极”，随即爆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刻分析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前因后果，仅稍作停顿之后，就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开始了经济金融化。

人们对投资金融、投身金融趋之若鹜，大量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不断涌现。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计238家。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增加至447家，13年里增加了88%。其中，保险公司增加更多，增加了120%。

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更如雨后春笋，除此之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金融化。

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风险不断叠加，结构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的巨大虹吸作用。

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正如前几年一位银行行长所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渐渐收缩，慢慢吹大了金融泡沫。近年来，中国经济动力减弱，逐渐下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

这里，我想用一组数据来简单描述一下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我还是以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为例来进行比较。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8784亿元，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6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3倍。

2006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3950.10亿元，2019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29612.74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6.49倍，该增长幅度为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企业利润的比值为4.8:1；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企业利润比值为2:1.短短十三年，工业企业利润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权重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企业利润比例的大幅提升，说明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已经十分显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受挫下滑6.8%，中国上市银行净利润却同比增长5.62%，这种现象匪夷所思。金融化的经济从 历史 规律和现实样板两方面来看都将难以为继，让人忧虑。

制造业才是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影响力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大国。不同于靠自然禀赋吃饭，可以被动或主动接受国际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国，无论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中国都必须建立相对完整、自成体系、 健康 均衡的产业系统与经济生态。

我们不能过度考虑比较优势，幻想国际分工，否则将“不能呼吸”，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还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中国经济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前工业时代(手工业)、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

制造业和给人们提供食粮的农业一样重要，是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动力，其他行业与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其他行业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风光无限的互联网经济都概莫能外。

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基础，处在一个最为重要的位置。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与否，成熟程度如何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我们必须心无旁骛，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

为了维护中国制造这个国之根本，还必须澄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次关系。多年来，有些人看见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务业大国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增加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 社会 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也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间接支持了服务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经济技术进步、 社会 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应该是人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该本末倒置，盲目推动其发展。

其次，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单单发展服务业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我们既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又要引导发展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引导产业优化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有正确的方向，不要逆库兹涅茨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向而动。

最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金融业，推行“去工业化”政策是失败的。实施“去工业化”政策，不仅导致美国产业失衡、产业软化，严重影响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造成大片“铁锈地带”，贫富差距加大，出现 社会 分裂。这次新冠肺炎大疫来临之际，因制造业的缺失，号称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一片混乱。

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国，坚定而踏踏实实地建设制造业大国、强国。

放任金融盲目发展可产生重大风险

若放任金融越位发展，不仅不可能使其安于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而且会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侵蚀中国制造，造成工业与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此，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二是出现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 社会 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

换句话说，现代经济 社会 发展是否必须采取充满风险的金融自我服务模式，只能一路沿着伴随风险的独木桥小心前行，别无他途？难道必须像美国一样，一次次遭受金融风暴的蹂躏吗？要防范化解这些如影随形的金融风险，只能是加强监管，小心防范，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宿命，果真如此吗？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看。

第一，重大金融风险可能会在哪里出现？

金融风险有多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第二，为什么要有金融交易市场？

金融交易市场也有多种类型，这里以最为典型的股票市场为例。为了给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我们需要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为了给持有股票的股东提供配置资源、转让股份的便利，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因此，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必须有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交易市场。

第三，股票等交易市场一定会有重大风险吗？

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存在不确定性，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能例外，但却不一定会有重大风险。从 历史 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

第四，为什么会有杠杆交易和金融衍生品？

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第五，杠杆交易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真相。

融资融券是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在市场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股票市场，投资者或者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要看大市氛围。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不可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防止市场过热流动性过剩时，投机者却会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缩短牛市周期，加大股市风险。

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主动或被动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作利用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做空股市，反方向套利，助推股市暴跌。

在市场实践中，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权，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不少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设立的。这种名义在微观状态下可以成立，但放在宏观层面来看，它却是错误的。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在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将会发生无法估量也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请开始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被认为是他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金融业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清醒。应该鼓励直接投资，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资。

资本主义的周期不是 社会 主义的规律

历史 是一面明镜，面对当今如火如荼的经济金融化，我们应该回顾 历史 ，特别是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500年以来的 历史 ，看看 历史 中的兴替周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热那亚城邦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以及美国周期四个不同的“百年周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这些霸主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其所倚重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就会转向似乎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在产业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之际，一定是这个百年周期最繁荣、财富最充盈的阶段。

然而，盛极而衰。随着产业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物质财富开始枯竭，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爆发，霸主终究被不可避免地取代。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是 社会 主义事业，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包括与我们共存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继承，是扬弃中的创造，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新的伟大 历史 的开创。我们不是在因袭，而是在遵循 历史 、传统、国情和 社会 实践创造新的 历史 与规律。因此，“百年周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另辟坦途。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资本主义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不能放任不管。而要避免被金融误导陷入资本主义周期命运，最重要的是要有 社会 主义制度自觉和自信。

1、用 社会 主义制度重塑金融。

社会 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即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也就是 社会 利益最大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最大化，它要求金融为全 社会 的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允许金融以创新为幌子效仿美国，以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名，行自我服务之实。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在 社会 主义发展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优势。我们可以在 社会 主义的价值观指导下，制定在资本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底气与法宝。但是，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

2、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

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目前有复杂化倾向。本来金融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的。要提高服务水平，搞金融创新当然可以，但创新的前提是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决策者和监管者应坚持 社会 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要谨慎评估，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之名、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

3、在金融市场谨慎对待外资。

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严重的经济金融化，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泛滥成灾。因此，在对待外资的政策上我们应该鼓励直接实业投资，慎重金融投资、金融交易。在允许外资投资金融市场的政策存续期间，除应该策略性限制外资对冲基金入市外，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外资特别是短期游资进出的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制定不同情况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实战应对处置方案，防范市场大幅波动和金融攻击。

当今世界，网络化的金融高度复杂并不总能为人所透彻了解或观察至清，加之又具有病毒传染般的传播能量，所以十分难测。因此，监管者要有清晰的“防疫抗病毒”意识，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套利者的游说，抵制住金融中心之间竞争带来的诱惑和压力，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来源 | 摘编自《本原与初心》，该书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

文 | 张云东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⑦ 外汇，期货市场有机构间的搏杀吗

朋友，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思考。
有无，很难说的，因为这个机构怎么去定义呢？没有一个定义，说有可以，说无也可以的啊。
外汇与期货都是投资渠道，都可以买卖，包括先卖后买与先买后卖，没有一定的资金自然不可以，但是没有判断，那又如何操作，凭何进行操作？所以如果有“机构”，那资金量与判断力，它需要同时具备，否则那就是“赌博”或者“瞎搞”。
而你又说到股票，这就乱了。一、不管上证A股，还是深市A股，中小股民都是只能先买后卖，而不能先卖后买；二、“机构”是一定存在的不需要判断，而且机构既有充足资金，又有判断力——因为它们是有想当的主导能力的、而且内部交易、权钱交易不绝（这是中小股民的最大悲哀）。
也就说，它们：外汇、期货、股票三者是不一样的，尽管外汇与期货更为相似，但是它（外汇）的标的物是什么?谁在管理你有想过没有？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差别是在根本上的，如果有一个中国老先生、一个非洲女孩，一个美国女人，你说这三个人谁更美？（这样应该不能对号入座了吧）
好像，这样似乎与我第一句话有所违背或者无关，但是你言下之意我看出来了，机构博弈时代，我个人认为好像无从谈起，国内股市的现状是什么？有经济学家的分析十分干练，国家挣钱，机构挣钱，甚至外国人也在挣钱，唯独老百姓不挣钱，所以中国股市好像不存在“股灾”。这种说法或者看法、分析自然也不是完全合适，因为并不是zf层面就全无考虑。个人认为体制上的桎梏太多太厚，多方面反映出中国股市“抗药性”太强，西药不治本，中药短期无疗效，甚至都有反作用。
唯利是图太明显，不管是竭泽而渔，还是饮鸩止渴，“逮着好吃不放筷”的特征很明显。
既然机构是图利，我们又不能让它无利可图，那么在不让它为所欲为这方面总可以有所行动吧。
就看看你的来电记录，有些大学生刚毕业完全不懂投资就给人打电话，拉人去投资；就看看有些老人不顾自己疾病缠身也投身股市；就看看某些分析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的那些“分析”、“指导”；就看看有些ZF人员让大小非上市；就看看热钱来了卷到了钱就可以跑……所以，不要说“机构博弈时代”！因为那只是某种程度上的、某种层面上的表现。

⑧ 正确的家庭理财是怎样的

谈论到理财，很多人还是处在传统观念中，不是囤房子就是买银行理财产品。有一些基金的家庭会加入炒股大军，散户太多，一不留神为国捐躯了；其他保守的家庭，重仓银行理财，但又觉得收益偏低太鸡肋，不甘于心。

这些家庭大都理财渠道单一，道听途说。散户投机心理强，总想着一夜暴富，加剧了市场的不理性，稍有不慎几年的心血都付之东流。

市场上，铺天盖地的理财概念和教育也让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谈理财，但这些大多属于“术”的范畴。如何选择银行理财产品，如何挑选基金，股市有哪些投资机会，这些概念和建议，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是听完了却又仍然一头雾水，而投资理财既需要循序渐进，又要做到面面俱到，这样才能叫资产配资。

归根结底，理财的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保持良好的心态，然后调动全部的资源，实现财富的增值。至于方式方法，每个人都不会相同，有的人在比特币挖矿早期进入币圈，有的人发现了好的私募基金经理，有的人通过宏观经济分析发现了好趋势，但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点——专注。把事情做到极致，突破认知极限，做好资产配置，付出了努力，一定会有相应的收获。

⑨ 在中国，做量化交易一天的工作是怎样的

做量化交易一天的工作：

8:00~9:00： 打开交易策略，设置一些运营参数

9:00~9:30： 观察策略运转，确保没有问题

9:30~15:30: 解决已有策略的问题并研究新策略，测试新想法

15:30~17:00: 分析交易记录， 确定第二天的交易计划

17:00~18:00: 运动

岗位职责：
分析金融市场（期货、股票等）数据，寻找可利用的机会；开发与维护量化交易策略；提供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相应的技术支持；

岗位要求：
1.熟练计算机编程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一门编程语言，python优先；

理工科背景，具有良好的数理统计、数据挖掘等相关知识储备，熟悉机器学习方法（分析科学问题和相应数据，建立模型和方法，验证模型和方法，应用模型和方法并分析结果，改进模型和方法）；

有处理分析大量数据的经验，并能熟练选择和应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解决科研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良好的自我学习和快速 学习能力，有工作激情，喜欢金融行业；两年及以上实验室研究经验或研发类工作经验优先；

(9)期货禀赋效应扩展阅读

量化交易是指以先进的数学模型替代人为的主观判断，利用计算机技术从庞大的历史数据中海选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多种“大概率”事件以制定策略，

极大地减少了投资者情绪波动的影响，避免在市场极度狂热或悲观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

⑩ 各国都在囤粮，是否会加剧粮价的暴涨

各国都在囤粮，是否会加剧粮价的暴涨？根据题主的问题，我的回答如下。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都纷纷暂停了粮食出口，全球很多国家的粮食危机问题，最近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前段时间做租的西班牙，不少市民为了能买到食用油，驱车百里，高纯迅兆价购油。还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因为市民抢购，导致商超的葵花籽油翻倍，可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是 “一油难求”。而印尼呢，为了能买到食用油，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民众在烈日炎炎之下，排队购油的现象。过去，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占全球出口市场的 52%，自从地缘政治冲突开始至今，俄乌纷纷关闭了粮食出口的大门后，葵花籽油和其他种类植物油在国际市场上就突然供给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