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程立人：从一位志愿军战俘到阿根廷富豪的传奇经历
抗美援朝后，有一位叫程立人的贵州籍志愿军战俘流落到阿根廷，成为该国大富豪、总统的妹夫。改革开放后，他爱国恋乡，多次回贵州探亲、访问。那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早年经历
程立人原名程国纲，1926年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区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因为家里有钱，他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从1945至1949年，他在四川成都某大学外语系系统地学习了4年。虽然长得其貌不扬，傻大黑粗，一脸大麻子，但他勤奋、智商高，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1949年7月，他大学毕业了，但找不到工作。为了谋生，他无奈地参加了国民党95军，该军军长为黄隐，驻扎在成都市。同年12月9日，该军参加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60军（军长韦杰），程立人也成为解放军战士。刚解放时程立人随部队一起参加了西昌剿匪等战斗。解放军的部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强食弱肉、死气沉沉的氛围，充满了新鲜的、朝气蓬勃的气息，他好像重新焕发了精神，决定在部队好好干，做出点成绩。
1951年3月，他成为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的战士，开入朝鲜参战。据其战友张泽石在《我的朝鲜战争》中回忆，程立人长得其貌不扬，“傻大黑粗、一脸大麻子”。1951年5月，程立人所在的部队奉命迅速后撤，并承担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其所在的师则为全军断后。但翌日，他们被联合国军包围。5月27日，程立人不幸被俘（一说为主动投诚）。
被俘后，他被关押在有“死亡之岛”之称的巨济岛上第86号战俘营（86联队）。巨济岛又称“死亡之岛”，它四面环海，淡水奇缺。在高丽王朝，就是专门用来关押囚犯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大海，彻底打消了所有关押者逃离的希望。美军在岛上修建了5个码头，并修建了可关押几万战俘的战俘营。程立人开始被押送釜山战俘收容所关了一段时间后，才被送到巨济岛86号战俘营（86联队），并任该联队第四大队长，后任文化教员。
在战俘营
程立人发现，巨济岛战俘营中的两万名志愿军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被俘后要求前往台湾。其他战俘绝大多数坚决要求回大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双方互相视对方为叛徒，战俘营成为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程立人原来担任战俘营86联队第四大队的大队长，第四大队千余名成员主要是由180师被俘战士组成，其中大部分是解放成都时国民党第95军起义过来的四川兵。他们不少是贫雇农和城市贫民，原本是被抓壮丁才在95军当上兵的。
被俘后，他们在苦难中本能地为生存、为个人前途而抱成团。他们的团体叫做“弟兄会”，他们的首领是“戴玉书大哥”。戴玉书四川德阳人，是在艰难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刚强豪爽汉子，崇拜关云长的忠勇义气。他是旧 社会 成都一个做皮鞋的小生意人的儿子，自幼丧母。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去拾煤核，摸鱼，每当受到欺负时，他宁肯自己头破血流，也要为小伙伴抱打不平，他也自然成了小伙伴们的头头。在他尚未长成壮汉的时候，就成了国民党壮丁，后随95军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很看不起那些只想多吃多占、欺软怕硬的“袍哥兄弟”。由于战俘平常干的是抬大粪、装卸军用物资的重活，每天三顿饭，一顿一个饭团，依然饥饿的战俘们出现了争抢饭团的现象，有时候不惜大打出手，被看押他们的联合国军的士兵们看在眼里，经常发出忍不住的笑声。自尊心颇强的戴玉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时常阻止他们之间的争抢，戴玉书年轻力壮，又有点功夫，有时候阻止不了气急了就要动手。这样，不但在战俘中树立了威信，连那些联合国军的士兵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对自己的弟兄们说，我们要活得有骨气，要真金不怕烈火炼，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
“弟兄会”还有个智勇双全的“军师”名叫赵明智（战俘营化名曹明）。赵明智既非四川人，也不是95军士兵，却深得戴玉书和弟兄们的信赖。他是山西灵石县人，13岁就参加抗日二纵侦察队，老共产党员，政工干部出身。赵明智曾问戴玉书：“大家都吃不饱，别人抢饭的时候你不但不抢，还阻止别人抢，你就不饿吗？”戴玉书正色道：“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出来打仗，死都不怕，都是同胞，却为一口吃的大打出手，你看那些美国佬，看得哈哈大笑，不丢人吗？”赵明智听戴玉书这样说，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发现戴玉书的人品值得信任，性格又很相投，便决心辅佐戴玉书把“弟兄会”建成一支“反背叛斗争”的突击队。弟兄会的“患难相助、不忘祖宗”的口号就是赵明智提出来的。赵明智又介绍了时占魁、耿基增、续公度等连、排党员干部参加到“弟兄会”里来，会员发展到200多人。
“弟兄会”成长壮大后，首先就夺取了程立人的大队长的权力，戴玉书、赵明智担任了正副大队长，成立了由清一色弟兄会成员组成的四大队自己的“战俘警备队”。由成都籍军人陈志君担任警备队队长。程立人被边缘化了。
后来美国随军牧师伍培礼来到86联队，他委任程立人当了文化教员，由他负责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并在学校为伍培礼传经布道召集听众，从此他有了“校长”的绰号。但他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难以得到“亲共”、“反共”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大珠宝商与总统妹夫
1954年1月20日，美国开始遣返战俘。坚定的战俘如张泽石、戴玉书、赵明智等回国者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战俘登上南下赴台的 汽车 。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程立人则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跟随“中立国”前往印度。
程立人远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当时战俘营里流传着他“主动投降”的说法，“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投诚分子”。记得他的人现在依然这样说。这成为当时战俘营中任何一个阵营都排斥的人物，最后回大陆和台湾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国”。
他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后，1955年去了南美的阿根廷。阿根廷的面积相当于16个贵州的总面积，然而人口总数却与贵州差不多，只有约3000万人。此国农牧业比较发达，许多产品出口量占世界首位，工业也有一定基础，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在阿根廷期间，由于他懂得好几种外语，有扎实的文化功底，所以他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经营珠宝生意，往来几十个国家，获得了巨额利润，迅速暴富。
据吴华英、郑权欢的《郑春炎传》记载，1968年，阿根廷珠宝商程立人经营一所华都餐馆。他们获悉从广东恩平县君堂镇石潭乡果园村来的华侨郑春炎擅长经营餐饮业，亲自找到郑春炎，意欲聘请他出任华都的厨师。程立人是珠宝的行家，对饮食业知之不多，故一切业务，均听取郑春炎的意见。郑春炎对他说“今天 社会 进步很快，旧式的服务制度已不适应 社会 的需求；其次，要充分利用一切先进媒介，直观地大力宣传，务使有较佳的效果……”“你的提议很实际，确是个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你却坦诚地无私地向我介绍，可见你的为人，不是重利轻义，而是把我当作手足看待，好!这就照你的意见办，而且委托你操办一切……”程立人激情满怀，情不自禁地对郑春炎说。郑春炎心想，程立人不愧是个珠宝商的大行家，他有眼光，有胆色。这是他发家致富的经验。
1987年，程立人已经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名下有着60万亩土地，两家上市公司，还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夫。
思念故土
热爱祖国，怀念故土，这是人之常情。侨居海外的程立人，这种心情显得更加突出。但是，在过去“左”的思想影响年代，由于他特殊的经历，报国无门，思乡无路，只好把自己的心思寄托于台湾。到了台湾，见到黑头发，黑眼睛，有了共向的语言，觉得异常亲切，也算回到自已的国土，从而得到几分慰藉。
信息比较灵通的地区，分析了这个国家的优势，通过各种关系早与程立人等华侨接上了头。上海就先走了一步，他们与程立人联合办了一个阿中信托投资公司，并有700余人到那里定居，从事各种职业；福建也通过各种渠道到阿根廷首都 探索 劳务输出与贸易工作的新路子；台湾到那里定居的就有3000多人。
1986年3月，程立人第一次回国探亲，他为家乡贵州思南县许家坝捐献一笔美元，兴办公路等公益事业。程立人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懂得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最根本的是要靠发展教育事业。他虽从事商业，奔忙于世界各地，但他仍然坚持其观念，十分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家乡创办的学校，不断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 社会 栋梁。
通过他几年来两次回国探亲的观感，程立人深深体会到家乡人民的甘苦，后来，他主动向思南县政府提出再捐献数万美元，为许家坝中学兴修一座教学楼，并附建一个图书馆。此建筑竣工后，与原有主体建筑溶为一体，为许家坝镇增添了新的光彩。程立人并且为许家坝中学教学楼题词：“教育是立国之本”，从这几个挥洒自如的大字可以看出其书法有一定的功底。
程立人还积极支持贵州省政府在贵阳兴建了一处华侨村，为海外回黔同胞了解贵州，建设贵州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献计贵州致富
到1988年，年近花甲的程立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他多次这么说：“若不为贵州做点好事，我无脸见乡亲父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从书信中不断得知家乡亲人的情况，他的爱国恋乡感情更加强烈。1987年秋，他第二次回黔时，得知王思明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长，便特意向他发出去阿访问的邀请，王思明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私人邀请。
王思明一行5人，在1988年4月9日下午一点（当地时间是4月8日下午一点），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飞机场，程立人及其所属公司经理刘正华先生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们。
王思明到阿的第三天，程立人安排他们参观其农场。他有3个农场，两个农场离首都有近百公里，土地面积有2000多亩，其中一个农场已出租给别人耕种，另一个农场离首都有400多公里， 汽车 在高速公路行驶只要5个小时便能到达，土地面积很大，有60多万亩。这两个农场却无人耕种，长满了野草。
这两个荒芜农场有什么值得参观的呢?这样的农场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闲置。但程立人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经营珠宝和国际贸易，所得到的经济效益比农场得到的经济效益快而且多得不知多少倍。不过这些农场都是他在这个国家得到法律保护的不动产，也是他进行国际贸易谈判的物质基础，他虽然放弃了耕耘，却不会轻易放弃农场的产权。
程立人向王思明介绍，他的农场可以种植荷荷芭(又名苛苛芭)，若种植这种经济作物，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荷荷芭，主要用于榨油。此油可以代替鲸油制造高级润滑油，是航天航空工业不可缺少的，也可用于高级化妆品和医药原料，还可用于食品保鲜。随着现代化向更高程度发展，美国等一些国家将此经济作物视为新的一代“摇钱树”。荷荷芭野生于墨西哥，美国进行了人工培植。后引种成功的有以色列、印度、泰国、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巴拉圭、海地、南非、阿根廷等国，其中以色列最成功，仅以阿根廷种植荷荷芭的经济效益为例，投资3年就有效益，以后逐年翻番。在1988年，美国最好的每公斤价格就可达到50美元。
王思明想，能不能组织自身的力量向阿远征呢?这也是程立人所希望的，在组织力量的基础上，经过培训，懂得一定技术，然后向阿远征。使之既能种植荷荷芭等经济作物，又能将其原料加工成各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在离开阿根廷的前一天，也就是1988年4月15日，程立人和王思明进行了草签协议和制订章程。
形成的三个文件，是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基础上的结果。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有：在阿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注册登记建立“阿贵信托投资集团公司”。这个公司的指导思想，是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什么见效快、收益大，对公司发展前途有望的就经营什么，通过扩大贸易积累资金，逐步经营开发性项目，如在阿兴办纺织厂。程立人当即表示将自己的农场土地1.5万亩土地无偿赠贵州省侨办，利用这些广阔土地种荷荷芭、葡萄、棉花等经济作物。简言之，就是以开展综合贸易为主，兼营其他业务。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经营体制，
阿方出任董事长，贵州方出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利益按四六分成，阿方为四成，贵州方为六成。公司总部设在阿首都，待条件成熟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分公司或办事机构以中国和阿根廷两国的资源、产品优势为基础，面向世界，开展全方位的经济贸易活动，努力为双方国家多创外汇。
在贵州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1988年上半年组织数十名 科技 人员在黔南州罗甸县种植荷荷巴的试验获得可喜成效，这对双方进一步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1994年，程立人又一次回到贵州访问、探亲，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省长陈士能和副省长袁荣贵、胡贤生、姚继元分别会见了他，对他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介绍了贵州的省情、经济建设成就、投资环境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同时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从那之后，程立人便成了一个传奇而神秘的人物。后来在2012年11月期间，家乡的官员、贵州省人大女副主任唐世礼访问阿根廷时，曾费尽周折，见到了时任阿根廷立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程立人，对于回来看看的邀请，时年80多岁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机会他会考虑。至于后来他是否回乡了，再无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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