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怎么没有控股股东

⑴ 国民技术股东刘谦益是什么人

曾几何时，资本市场的弄潮儿刘益谦，摇身一变成了收藏界的“鸡缸内杯大叔”。

近期，刘容益谦作为长江证券、国民技术的大股东频频受到关注。这与国民技术累计投入5亿元的产业基金合伙人及母公司工作人员“失联”及长江证券总裁离开不无关系。

北京时间财经统计发现，截至2017年9月30日，刘益谦持有国民技术2469.13万股，按照1月2日收盘10.12元/股计算，其持有股票市值仅为2.50亿元，亏损严重。

同样，截至2017年9月30日，新理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理益集团”）及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华人寿”）共计持有长江证券9.39亿股，按照1月2日收盘7.91元/股计算，持有股票的市值为74.35亿元。与彼时新理益集团斥资100亿元受让青岛海尔持有的长江证券股票相比，此时其大幅浮亏逾40亿元。

新理益集团和国华人寿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益谦。可以说，刘益谦的2017年投资并不顺心。

⑵ 武平的展讯变动

2009年1月，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随后2月，展讯宣布李力游出任公司新总裁兼CEO，而武平则担任董事长，退居幕后。几乎同时，CTO陈大同、运营副总裁范仁永、销售副总裁周承云及市场总监许飞也相继离职。 虽然前三个季度表现差强人意，但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展讯的TD芯片出货开始攀升，尤其在TD固话芯片的出货增长迅速。 今年第一季度，展讯通信销售额为5210万美元，同比增长534%，比上一季度增长23%;净利润为660万美元，上年同期净亏损为830万美元。
武平新的开始
“创始人肯定比职业经理人对公司有感情，不过早晚也要交班。”iSuppli中国区高级分析师顾文军说，武平早就有二次创业念头，如今展讯已经成为一家公众化企业，无论业务还是管理都相对稳定成熟，是到了放手的时候了。 据了解，武平已经注册了两家新公司：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芯意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武平会在3G和移动互联网中开始第二次创业。 在武平朋友收到的短信中，武平是这么说的：“我从6月起不再担任展讯董事长，也将离开我亲自创立并为之付出无尽心力的地方。我也即将开始新的创业历程。”
武平：“芯”路漫长
—— 一个海归技术创业者的十年回首 一位心怀家国的创业者为什么会让外资股东左右自己的事业？一家创业企业的前途命运该不该与国家的产业战略缠绕在一起？一场屡败屡战的商业角斗还有无必要咬牙坚持？ 零星的雨点飘落在夜晚的黄浦江上，对岸林立的大厦放射出五彩的霓虹，披挂着世博会标志的渡轮扬笛驶过，而这一畔的红摩咖啡馆却显得低调而沉静。 面容精瘦的武平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普通话，他摆手婉拒了《创业家》的拍照请求：“这次不拍了，真的不拍了。咱们就是随便聊聊。”背墙而坐，一杯矿泉水，46岁的他保持着黄浦江一样的平静，也许心中仍有波澜意气，但却不再慷慨激昂。 就在10天前的5月28日，《创业家》记者收到了他的短信：“我下月开始即不再担任展讯董事长，也离开我亲自创立并为之付出无尽心力的地方。感谢……我也即将开始新的创业历程，希望继续得到你的支持……武平。” 在3G大幕正式拉开的时刻，为什么要作别自己一手搭建的舞台？个中甘苦，武平自知。也许因为它“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展讯了，不是我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全部放进去的展讯”。 这又是为什么？第一代海归创业者的标志性人物，肩扛起整个国家的手机芯片梦想，缔造了中国3G第一股，却并未收获巨大的财富回报，也没能取得耀眼的商业成功，最后成为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相比尚德的施正荣，我算不上一个好榜样。”武平自嘲。 整整十年前的2001年，他率领一个由37名海归组成的豪华团队回国创办了展讯通信(Nasdaq:SPRD)，独立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这十年中，武平团队有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率先研发出TD-SCDMA(下文简称TD，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手机芯片，中国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敲钟的光鲜时刻。但更多时候，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TD芯片超前四年研发成功，耗资数亿却无用武之地；并购美国的射频芯片公司QUORUM，却看不到短期收益；在国产手机市场上被台湾联发科抢走90%以上的份额；股价低迷，从IPO首日的高点15.95美元一度跌到0.7美元的谷底。“武平是一个好的创业者，但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一位展讯的投资人对《创业家》做出这样的评价。 2008年以后，随着股票锁定期的结束，昔日的创业战友陈大同、范仁勇等一个个离开展讯，武平成为最后的坚守者。2009年2月，他辞去CEO的职务，仅保留董事长头衔。这也标志着他在展讯的淡出。 “在中国，技术创业不容易。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却只能拿境外投资变成一家外资公司；国家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和奖励，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其他支持；我们在自己的主场，也不一定有主场之利。”武平感慨地说。 当他挂冠而去之时，展讯刚发布了自上市以来最好的季报，其股价回到9美元以上。国内GSM手机芯片市场份额超过20%。TD芯片随着中国3G应用的启动开始贡献业绩，高品质、低成本的射频芯片更打入了三星的供货体系，展讯也拿到3亿人民币的政府担保银行贷款。武平多年来的苦心布局正逐步变为现实。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执行和运作上犯过大的失误。回过头看，有些事情是没得选择的。毕竟我们在做开创性的事，过程中会有摸索。是命运把我们推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加入过几次创业公司，但作为CEO是首次，尤其是上市公司CEO，总感觉愧对一起的员工，好多东西没有实现。”武平缓缓说道。
展讯的家在哪里？
“一个公司上市之后，资本的力量就变得非常强大，一个连5%股权都不到的创始人不可能左右这个公司的方向。我对公司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我要思考公司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主人是谁，它的家在哪里，我希望它还能变成一家中国的公司。但资本是不考虑这些的。展讯现在的家就是资本市场了。” 2008年10月，正是金融危机最肆虐的时候。 深圳的山寨机厂商已经停产2个月，中移动TD的全面商用仍然在原始阶段。当年年初，在武平的力主下，展讯以总值7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了美国的射频 (RF)芯片公司QUORUM，不但花掉了一半多上市募集资金，而且还在继续吃钱。资本市场就一直用持续的下跌来回应这笔看来很不划算的并购。随着展讯2008年第三季度报出3130万美元的巨亏，公司股价也干脆跌到了1美元以下的谷底。 这使得“潜伏”在展讯内的众多风投机构无法顺利地套现退出，武平也因此失去了公司董事会的信任与支持，他在这时任命当年在美国博通公司的同事李力游出任公司总裁。 “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当我需要对未来做更多布局的时候，同时也在内部花大力整顿过去快速发展的遗留的问题时，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不是太理解，在这种环境下我再往下做事是越做越难的。 由于我与许多投资人都是好朋友， 原以为与朋友不沟通都可相互理解，但其实结果并非如此。”武平坦言。 尽管他仍为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但展讯的大部分股份掌握在以NEA为首的众多风投手中。甚至连他的创业伙伴陈大同，也已经转身成为董事会里北极光创投的资方代表。 展讯上市花了足足六年，对于这些快失去耐心的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大概主要考虑的是退出价值。武平也承认这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流通市值，竞争对手仅需要不到1亿美元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买下展讯。业内盛传，像高通这样市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司已经有所动作，只是因为看不清楚TD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才没有着急出手。其他境外公司与金融机构开始接触展讯。 这恰恰是武平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在不在展讯没有关系，但展讯一定要留在中国，这是我回国创业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讯未来长久发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个国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国来干嘛。” 但还有一个转危为机的可能，那就是将展讯私有化下市，然后再回到国内上市。“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帮助我们创业团队从海外资本市场上把公司的主导权拿回来。” 武平动用了他能找到的各种渠道，通过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国的主权基金能够通过美国的资本市场入股展讯，至少把展讯的控股权拿回到中国人手上。 但他注定只能失望而归。尽管工信部领导、上海市与张江园区领导给了许多支持，联系了许多境内资金，但在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下，展讯太不起眼了。或者说，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下，我们的体系远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多人回国就是要给中国做一个有核心技术的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而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会，我们可以花大价钱去救别的国家的公司，但也应花一点点钱去买中国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有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投累计持有美国股票价值96.3亿美元，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黑石、苹果、新闻集团等。 2009年初，上海市政府用另一种方式支持了武平。展讯拿到了为期三年的3亿元的国内银行贷款，并且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补助金来偿还这笔贷款的多数利息。之前紧绷的财务状况为之一解。而这时花了近三年持续在韩国三星的努力也有了结果，射频芯片在三星开始量产。工程人员集多年积累的高质低成本的GSM芯片也将推向市场。 2010年3月，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银湖基金以约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展讯13%的股份，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斯时，展讯的股价已经上涨逾6倍。 武平终于意识到，他在展讯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为什么我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 “在中国，高科技创业公司内部的管理加技术团队的股份合起来最好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话好运作，员工也有主人翁精神。像展讯这样，就算我们上市了，很多创始团队的人还是会退出做其他的事。总之，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团队，当然如果它是创始团队就更好了，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公司很好地控制起来。” 在武平看来，展讯最终形成今天这样的股东结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们早期这几个创始人聊天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自己要是早点有钱的话，就不要让海外的资金吃掉这么多股份，后面的路不会这样。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十年后的因果，十年前就已种下
2000年，中国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业内称“18号文”)，鼓励海外相关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因此，在美国IC设计界颇有建树的武平、陈大同、范仁勇等人多次应邀回国做学术和业务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信息产业部领导鼓励他们回国创业，相关的央企承诺给他们提供不少于3亿人民币的投资。 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和瑞士参与过多个创业公司的武平被打动了，他们回到美国先组织了一个15人的名校博士创业团队，目标是“在中国做一个技术程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领先的企业”。 但他们一回到国内，马上就遇到了体制怪圈。 “谈的时候就发现这3亿，是一笔一笔地给，第一笔最多给你1000万到3000万，而且不承诺兑现时间。”武平回忆，“我们对资金何时到位根本没有把握。” 更让这些满心要把硅谷创业文化带回中国的海归们失望的是，创业团队的股权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律规定，以知识产权入股，经过专业评估后最多只能占到15%。显然这个比例是无法吸引到如此众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后，国家不断修改相关法律，目前知识产权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这个新创企业归央企下属的话，那么整个薪资体系必须按国企体系走。国内的薪资水平根本无法负担他们在海外的家小，而补贴也就是第一年给带头人一套房和一辆车。 “当时好几家国有企业都有想法给钱，但是谁也解决不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初因为国家需要，我们把这个创业团队弄起来，最后发现国家可能给不到你这个钱，还要在外面找。”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最后武平只能从海外找。这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台湾富鑫和联发科蔡明介的第一轮投资650万美元，代价则是过半的股份。而展讯通信则不得不注册在开曼群岛。 显然，650万美元和3亿人民币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IC设计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即使不考虑人力成本，光较为低档的芯片单项研发费用一般也不低于100 万美元。有风险投资人跟他们打赌，如果他们能在一年内开发出GSM芯片并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着投资。 武平他们的确做到了。但第二轮融资的难度远远超过预期。受“911事件”的冲击，整个美国资本市场处于冻结(Freeze)的状态。“我们本应该是大幅溢价融资的时候，‘911’使得我们的谈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忆说。 当时他接触的部分投资商采取拖延战术，希望等展讯耗尽谈判资源与资金后再以低价入股。武平说，当时他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找了12名在硅谷的清华同窗，一共凑了150万美元作为过桥资金硬顶着，期间公司所有员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个月。最终，在众多投资界朋友帮助下，展讯从海外融资近2000万美元。武平说：“资金到位那天，财务告诉我，公司账面上的资金数字是零。” 虽然在绝境中复生，但代价高昂。“第一轮融资后，我们几个核心创始人的股份数量都近两位数的，但这轮之后，都变成了个位数。其实这是自杀式的融资，稀释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讯又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主要为了研发TD以及2G芯片量产。张江创投、联想创投、华虹国际、上海实业等国内机构也陆续跟进。“虽然融资价格比较高，但稀释的还是我们团队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讯已经形成了海外投资人主导的股权结构，整个创业团队加员工也不过约18%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讯能够在香港或者国内上市，但投资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国市场。当他看到今天的国民技术在深圳创业板获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时，赞赏感慨。如果展讯能在创业板上市，以其技术含量和公司业绩，现在可能也是第一股。尽管展讯在目前三家美国上市的中国IC设计公司中，市值还算领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邓中翰与无锡尚德的施正荣无疑要比他幸运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两个月后注册的，亦是中国实践“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35%。双方还约定，日后进行股权融资时，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变，即只稀释政府方面的股权——到上市前信产部的1000万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而管理团队股份不变，光邓中翰的个人股份就达到11.8%。 2001年，施正荣的尚德太阳能成立，无锡地方政府牵头，8家当地企业联合投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20%，折合160万美元，现金股5%，折合40万美元。此后，随着国有股份的主动退出，又一轮外资私募的进入，最终施正荣在上市前控制了约54%的股份。后来，有媒体报道称之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荣和邓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领导着公司。 国家的大战略与企业的小战略 “TD这么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喊了那么多年却难开始推广。退一步说，你商业化运作晚一点也没关系，但至少你得给做的这些人甜头，至少要保障他的研发费用，不要亏钱。你让他去干活，他连什么时候吃饭也不知道，每次都是空穴来风，资本市场更认为你在骗人了。TD结局是成功了。但还有很多标准炒了半天，最后放弃了，那些投入到基础性研发的企业和科研人员让人惋惜。成功经验，国家应该总结，这个教训，国家也应该总结。” 5年，5个亿。 早在2004年，展讯就做出了中国第一颗TD手机的核心芯片，但国家直到2009年才开始正式推广3G手机。展讯花了5个亿，足足等了5年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展讯在TD的投入与产出上根本找不到平衡。其TD芯片一季度仅出货1万片左右，而其GSM芯片每个季度出货量在800万~900万片左右。这让展讯很茫然。 “如果单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这个产品我们至少早做了两年。”武平承认。就商言商，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决策。 当时国内TD-SCDMA标准已经孕育5年，但其产业发展却始终陷入瓶颈。无论是有“国字号”大唐电信背景的T3G，还是普天通信背景的凯明，没有一个厂家做出商用的TD-SCDMA核心芯片。国内3G的发展面临着“标准存在，芯片空缺”的尴尬境地。 而2003年，展讯刚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款GSM/GPRS手机核心芯片，当年就实现了产品量产销售，销售额为2583万元。2004年，光GSM/GPRS芯片这一个业务就给展讯带来了1个多亿的收入，并拥有了包括波导、夏新等在内的国内30多家客户。 熬过了前三年大幅投入研发的紧巴巴日子，展讯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下收入和利润快速增长的好时?光。 但武平和陈大同，两位创始人一起做出这个新决定：放弃跟踪开发国际上相对成熟的WCDMA芯片，转而全力主攻TD-SCDMA芯片。这意味着展讯还要加大研发投入，还需要继续融资。 武平的理由是：“展讯要有长久的竞争力，要变成一个国际型的大公司，和高通、联发科竞争，没有一点自己的看家本领是不行的。这个看家本领最好就是跟着政府走做中国标准。TD要做不成，今后4G竞争中国也参与不了，中国在通讯业上就会一塌糊涂，我们属于通讯业的核心产业，我们肯定也是一塌糊涂。这就是商业的高度。” 但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赞同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创始人的决定带着明显的感情色彩。武平对此并不否认。 “我们最初回国的这些人，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一个从中国出来的技术人员，国家培养了半天，然后出国做成了点事情，所以要对国家有个交代。如果我们这批人把2G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明明知道怎么把3G做出来，而我们没有去做，中国的TD最后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终生遗憾。但风险投资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不喜欢理想主义的，太理想化了很可怕。这个我明白，但还是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说，第一个做出TD核心芯片，让展讯收获了不少政治荣誉和政府支持。此前，2000年~2004年，展讯没有从政府方面拿到过一分钱的专项资金。此后，不仅多位国家领导人来视察，而且展讯还承担起国家863计划和国家移动通信专项研究课题，拿到了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资金。但身处北京的中星微在政府关系上更是高手。他们前后拿到的政府资金超过了展讯一倍，虽然业界公认，展讯的技术含量是最高的。 让武平没想到的是，“我们国家推广3G的决策会那么缓慢，耗掉了那么多企业。” 本世纪初，硅谷有4家大陆留学生创办的搞3G芯片的公司，最后只剩下展讯一家活着。展讯能活下来，是因为它后来把80%的力量放在GSM/GPRS芯片上，只把20%放在TD上。 TD的磨难不仅影响了展讯的业绩，也影响了在GSM市场的投入与竞争提升，同时直接导致了风险投资人与武平的分歧。这种分歧随着展讯的上市而日渐激化。“上市之后我们必须每天要面对业绩的压力，你要想花钱做长期布局就要付出代价。我在展讯上市后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并购美国的射频芯片公司QUORUM，比如投资TD与CMMB(移动电视)等，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那个时候也许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无线通信终端两大核心芯片是射频芯片与基带芯片。如果展讯当时不并购QUORUM公司，也许现在就麻烦了。因为他们最初的射频芯片供应商后来也开始做GSM和TD芯片，成了竞争对手。“如果不是我们很早就做出了产品，TD这个标准最后能不能成呢？当时和我们一起做的国内企业有的没有做出来就散掉了。当然我也不能断言没有展讯，TD也许还要蹉跎。”武平称。 为了带动整个国产手机产业，展讯还举办过手机芯片产业上下游的技术论坛。“我辞掉CEO之后，技术论坛就立刻停止了。”武平苦笑，“在公司上市之后，以短期退出为目标的投资者最好能够逐渐被有战略眼光的长期投资者替换掉。”展讯还与上海市一起建立了亚洲第一个集成电路科技馆，服务公益大众，或许这也不是受资本市场欢迎的。 “展讯是一个留学生企业，它的市场和运营都在国内，也给中国做了一些战略的事情。但就是这个对国家有向心力的公司，它的股东架构却是一家外资公司。一个由海外风险投资支撑的外资公司，还能承载一个国家的产业梦想吗？”《创业家》记者如此问道。 武平不答。
这是我的主场吗？
“我们国家走到今天，对高科技的眼光有了一定提升，但能否在关键时候出手撑一个真正属于高科技，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有些状态与2000年、2001年时的情况类似。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我们不光要有战略，在政策制定和具体执行上还要补课。” 蔡明介，联发科的创始人。他是最早看到武平他们价值的人。 2000年，武平去台湾游说融资。本来只是顺道去看望这位业界牛人与老朋友，但对方一看他商业计划书中列出的海归团队名单，马上决定投资。“就冲名单上这些博士，就已经值了。”蔡明介认为这是一笔战略投资。 此后，由于与联发科存在竞争关系，后来的投资者买下了联发科持有的老股。 既生瑜何生亮？联发科在商业市场上比展讯早走了至少十几年，市场经验要丰富得多。在国产手机芯片市场上，联发科几乎横扫了所有竞争对手，只有展讯还在坚持战斗。 与武平一心追求的技术领先不同，蔡明介特别强调市场和客户。 “我们不是大公司，没有太多资源去做早期阶段的研发，尤其是在早期定产品规格的阶段，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就算在市场将要走到接近大幅成长的中间阶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和效率，不见得扳不倒 巨人。”蔡明介在《竞争力的探求》一书中这样写到。 因为他认为谁在竞争中最先达到经济规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联发科从来没有第一个进入市场，都是作为后来者的角色进入，用的是成熟技术，但把工程质量做到一流，进入后就能引发价格雪崩，将先发者挤出市?场。 展讯比联发科更早看到了MP3和手机融合的趋势，开始研发MP3手机。但当时展讯的判断是，MP3歌曲要从网上下载，所以GPRS功能是MP3手机的基础功能。由于下载歌曲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展讯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改进芯片的GPRS功能上。按照武平的说法，这事实上就是2.5G手机。 但联发科很快找到了捷径。它们做好音乐功能之后，给手机装了一个USB接口，直接从电脑上传歌。“其实最后我们看，联发科的判断就是用户的最终状态。”由于技术上远比调GPRS简单，所以联发科反而比展讯更早推出了MP3芯片。“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商业运作上远没有它们娴熟。”武平说。 但展讯的创新也得到认可，除了TD是远早于联发科开发成功外(联发科后来是买来的，展讯在中国市场率先发明并量产了单芯片双卡双待技术，给国产手机带来杀手锏。 比起信奉硅谷精英文化、公平竞争的展讯，联发科采用的是更加凶狠直接的打法。他们找到展讯的大客户，会直接说：你要什么条件就不做展讯了？只要你不做展讯，我什么条件都给你。 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美国的话，就是不正当竞争。像联发科这样一度占据国产手机芯片95%的市场份额，政府是要启动反垄断调查的。 “和台湾企业竞争，总觉得缺少一个力量。我们和欧美企业打仗的时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结构没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输了。但跟台湾企业就不一样了，台湾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我们差不多，这就有点难了，同时从政治上说我们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对大陆企业稍微苛刻一点，也要把台湾同胞吸引回来。地方政府在管理台湾企业的时候，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怕台湾企业跑了，这就犯了政治错误。”武平坦言。 “要是没有联发科，可能中国山寨手机市场也起不来。因为山寨市场一开始一定是抄袭，而且不经过合格的测试和验证。山寨市场是联发科做起来的，我们也就跟在后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讯做起来的，也许我们会被整顿。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沾了联发科的光。” 主场之利很重要。美国政府通过WTO谈判，要求中国必须有CDMA，其实是在扶植高通，现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韩国扶植本国企业更是举世瞩目。 而中国虽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战略性行业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战略高度，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根本无法执行。“半导体产业的‘18号文’到底有多少个企业享受过？懂行的人都知道，没有多少。我们是响应‘18号文’回来的，但也没有享受到。反过来，国外都知道中国出了政策，然后人家借此攻击中国，转而保护自己市场，打击中国企业。” “比如国家的任何一个出口制造企业几乎都有出口退税，但国内设计企业出口芯片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是做生产的，而是做设计的，政府看不到生产线，就不能退税，这还是典型的制造业思维。政策逼得我们卖产品要到海外去绕一圈，因为有人从海外买了产品再出口就有退税。我们是和外资企业竞争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都有退税的，中国企业反而没有，我们的竞争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多大一块利润?啊？” 走过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认识到，硅谷模式在国内不能简单复制。“在中国，一个技术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毕竟在中国，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这就是中国国情。 不惑之年，重头再来。他已在张江注册“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移动互联网开发应用和手持终端设备的设计。“第一，还是想做一个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长短期规划来运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还是希望做一个对中国产业能产生真正影响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资，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国。”武平告诉《创业家》，“从公司创办的意义上说，它会和展讯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点，浦东的滨江大道上空旷寂寞，武平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长长的背影。第二天，他将飞往海外。

⑶ 国民技术定增通过概率

7月20日，国民技术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告，拟向孙迎彤增发数量不低于6939万股不超过9252万股公司股票，发行价格为12.9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9亿元且不超过12亿元。

目前，国民技术无实际控制人，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孙迎彤，共持有3.75%公司股票。发行完成后，孙迎彤的持股比例为不低于13.84%且不超过16.75%，并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国民技术称，此次发行有多重考虑。1、高度分散股权结构，导致客户与供应商对于公司控制权不确定性的担忧，已经成为影响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潜在不利因素，孙迎彤成为实控人后可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2、公司芯片业务需要长期持续资金投入，公司存在资金压力；公司当前经营形势基本面的变化是孙迎彤艰苦付出与带领的结果。

7天浮盈170%

受消息影响，国民技术近来股价大涨。截止到7月27日上午收盘，公司股价站在35元/股以上。

按照募资9亿元和12.97元/股发行价格计算，一旦定增实施7天浮盈约为170%，浮盈金额接近16亿元。

国民技术主要业务涵盖集成电路及新能源负极材料两大领域。在集成电路领域，公司主要从事自主品牌的集成电路芯片研发设计及销售，并提供相应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售后的技术支持服务。在新能源负极材料领域，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石墨化加工服务。

2018年至2020年，公司营收分别为6亿元、3.95亿元和3.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6.1亿元、1.04亿元和1123万元，扣非后则连续三年亏损，分别亏损16.6亿元、5.9亿元和1.47亿元。

截止到7月27日上午收盘，该公司总市值约为187亿元。

孙迎彤的资金缺口大

此次定增是否能成功，目前还存在两个不确定因素：股东大会能否通过、孙迎彤的资金缺口大。

公告显示，定增预案在7月19 日获得董事会一致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数据显示，此次发行前，国民技术股权高度分散，第一大股东为孙迎彤，持股仅占总股本的3.75%。前 10 名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11.03%。目前,公司股价超过35元/股，而面向孙迎彤的发行价仅为12.97元/股，股东们会如何投票呢？

如果说第一个不确定因素不可控，但第二不确定因素相对好一点，但难度不小。

国民技术在回复深交所问询时透露，孙迎彤自有资金能满足20%，主要来源于任职薪酬及一定的家庭积累，主要包括自有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及银行存款、股票、股权等金融性资产。剩下部分需要通过自筹资金解决，目前，孙迎彤已与多个融资方接洽，相关资金来源具有可靠安排。自筹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向金融机构、亲朋等渠道筹集资金、处置个人在外其他投资股权、处置个人房产等方式确保本次认购资金的足额支付。

另外，截至2021 年 7 月 23 日，孙迎彤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3.75%，其持有公司股票对应市值（以 2021 年 7 月 23 日收盘价计算）共计约 7.02 亿元。

⑷ 止步4.95% 恒大“买而不举”背后究竟什么意图

栋梁新材和中元股份晚间发布2016年三季报，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组合A和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组合B合计持股比例达到4.95%，接近5%的举牌线。

而在栋梁新材和中元股份之前，已先后有金洲管道、国民技术、梅雁吉祥被恒大系买到了4.95%。且这几个股票都是恒大在三季度新进的票，尤其梅雁吉祥作为去年“老妖股”，恒大买成了第一大股东。

（表格统计：中国基金报）

精准而诡异的4.95%

按照规定，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俗称“举牌”，并且履行有关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在举牌后6个月内不能卖出股票，否则将视为违规。

对于机构来说，精准持股4.99%不仅可以回避公告，降低行踪曝光度，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增持减持行为上免受举牌带来的诸多限制。可以说，持股 “4.95%” 成为了一道进可攻退可守且又利益最大化的界线。距离举牌一步之遥，却引而不发跃如也。

未及举牌线为持股机构增减持行动提供行事便利，股东可以随时卖出股份而无锁定期限，更不会形成短线交易。

不过，从过往案例来看，获“准举牌”个股后续被举牌概率较大。此前恒大举牌万科A、新华联举牌北京银行等等，均采用先逼近举牌线、后触及举牌线的方式。相较直接举牌，“准举牌”这一动作颇受险资欢迎。

被恒大系看上的共同点：股权分散、无实控人、市值小

恒大此次主要是通过恒大人寿旗下恒大人寿传统组合A和恒大人寿传统组合B两个产品以及恒大地产来持股。同时，在今年8月份还通过广州市昱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奕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悦朗投资有限公司等几家投资公司举牌持股6.82%的万科A。

从持股情况来看，恒大人寿并不像传统险资买股票那样，偏爱“大蓝筹、低估值、高分红”的框架，三季度恒大买入的股票不少是低市值、主营业务一般、股权分散、壳股特征明显的股票。而这类股票也深得游资的亲睐。

而他们也有些共同之处，比如持股比例较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在10%以下、没有实际控制人等。在估值指标方面，这些公司市值均相对较小。

具体来看，梅雁吉祥是一家主营水力发电的公司，长年是两市第一低价股，业绩平平，数度处于退市保壳边缘，但其总市值并不小，目前是128亿元。不过股权分散，无实际控制人。

国民技术主要从事超大规模信息安全芯片和通讯芯片产品设计的研发与销售。此前“定增大王”刘益谦是国民技术最大单一股东，持股4.38%。而目前恒大已一跃成为国民技术第一大股东。公司目前处于无实控人状态，股东持股比例极为分散。

栋梁新材为专业生产各种铝合金型材、铝装饰板及PS版铝基板的大型铝业集团公司。该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仅为9.44%。而恒大重点入股的金洲管道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仅为9.03%。这两家公司的市值位于60亿元至80亿元之间。

此外，恒大人寿所投资布局的中设集团目前亦无实际控制人。

恒大打的什么算盘？

1）高抛低吸炒股票

一边清仓式甩卖，一边4.95%精准买而不举，许家印仅仅是在炒股票？

市场人士分析对选股宝APP表示，与徐翔操控股价，逼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等抢钱，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相比，许家印的招数显得更加高明而老辣。

恒大在新季报前潜伏买入重组股，季报密集发布期，上市公司公告股东变化，进而形成无形的广告，让大家知道恒大进来了，而且还是直接逼近举牌线，然后炒一轮之后能走的就走了，不能走的就减持，然后再去布局下一只。而举牌让投资者认为是推动重组，这是恒大的最高明短线手法。

2）以保险为平台，拓展版图

不过，一位私募人士不认同恒大仅是炒短线的行为，他告诉选股宝APP，“恒大买很多上市公司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做大集团公司，整合各个领域的资源串，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都会走这种综合类的模式，利用旗下的保险公司低成本融资，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拓展公司版图”。

许老板持股主要是通过恒大人寿旗下恒大人寿传统组合A和恒大人寿传统组合B两个产品以及恒大地产来持股。由于资金成本足够低，险资企业可称为投资领域里“买方中的买方”，市场认为，恒大想对标的是生命人寿、安邦保险等企业，建立以保险为平台，服务多元产业的综合体系。

这种模式在巴菲特身上特别明显，保险业务不仅为巴菲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额低成本保险资金，还让他能够通过伯克希尔这家上市公司，大规模收购企业或投资股票，伯克希尔公司的企业版图越来越大，业务扩大到投资、新闻出版、能源、涂料、地毯、珠宝、家具等多个行业，成为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的综合保险控股集团。

3）通过地方国资平台实现A股上市

还有人士向选股宝APP分析，像恒大这样的行业龙头，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资金实力和人脉储备，其选择通过地方国资平台实现A股上市。在其A攻城略地过程中，国资上市公司如嘉凯城、廊坊发展以及深深房A，都充分反映了恒大对地方国资平台的认可。

⑸ 股市买而不举什么意思

在A股市场，曾经吸引金融投资界和股民眼球的万科与宝能之争，眼下已渐趋平淡。
然而，在中国的A股市场，总有演不完的离奇故事。我是王者要独占一方，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时候书写我的篇章。今年下半年，又掀起了一股“恒大狂潮”。
恒大集团的想法不算新奇，但构思巧妙如一台大戏。在今年4月份，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为嘉凯城控股股东之后，才突然大手笔买入万科股票，引起市场的轰动，从而也掀起了炒作“恒大概念股”的热潮。
来自机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在A股市场上，恒大人寿共进入22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而没有进入前十而未披露的到底还有多少家上市公司，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恒大人寿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即使持有再怎么多的上市公司股份，也无可非议。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成为多家上市公司股东的背后，普遍存在着持股超过4.9%但没有达到5%举牌线的“买而不举”现象。
随着三季报的披露，更让恒大人寿投资风格的变化暴露无遗。比如，持有积成电子4.96%的股份，持有中元股份、栋梁新材、国民技术的股份比例均为4.95%，离举牌线都是适可而止。
众所周知，《证券法》第86条规定，相关股东或一致行动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时起的三日内，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且在上述期限内不得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这也就是说，只要还有一步之遥，就可以做到买而不举，就可以不受《证券法》第86条约束，就可以做到进退自如。
我之所称之为“恒大狂潮”，是因为恒大人寿并非哗众取宠之举，而是呼啸而过时最有可能将是一片狼藉。
根据交易所市场监察信息显示，恒大人寿通过旗下两个保险的组合账户，分别于9月28日至9月30日买入梅雁吉祥股票9395.83万股，动用资金逾4.9亿元，一跃成为梅雁吉祥第一大股东，但只占公司总股本的4.95%，却不触及离举牌线。
正因为其持股接近举牌线，这给市场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引发了投资者对于该股的追捧。在10月26日披露三季报之后，短短三个交易日，神勇的投资者让其股价最大涨幅高达31.81%。然而，在10月31日当天，恒大人寿却将上述两账户将所持有的9395.83万股全部卖出，占当日成交量的17%。
不容置疑，这是一场淋漓尽致的表演。
有人说，这种“买而不举”行为，涉嫌“操纵”股价，严重损害了某些投资者的利益。但是，这只能凸显出我们制度建设上存在的漏洞，却找到什么违法违规的确凿证据。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却因为法律法规是张网。有网就会有洞，有洞了就会有人钻。笨者想钻脱层皮，能者就会没有事。
我只能说，在中国股市的赌场文化里，遵循的纯粹是成王败寇逻辑，而只会是敢死队、韭菜队等生生不息，有人甚至提议把国家队也改名成中国散户足球队。
也即是，股市潮起潮落，反复无常，你方唱罢我登场，悲欢总有离人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