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形集团

⑴ 伞形集团的基本信息

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召开，根据《巴厘行动计划》，必须在本次会议上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国际气候制定达成新的协议。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形成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多重博弈的利益格局，各方角力左右着国际气候制度走向。气候变化终究是一个发展问题，它因发展而生，其应对措施也与发展阶段有关。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出于其国内利益需要和国际战略考虑，没有欧盟积极主动高调，但也不愿意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展示出积极姿态，但其中期减排目标甚至远低于其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幅度，且以发展中大国参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其它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在政治立场上追随美国，形成“伞形集团”。 气候变化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限于专业领域的问题，而是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并承担各自责任的问题。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
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在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强调美国应承担减排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通过，与欧盟的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暴发后，欧盟的谈判态度走向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欧盟尤其缺乏诚意 。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伞形集团国家的立场类似，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其中，最不积极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态度有所转变，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首要政策重点之一，其清洁能源技术最近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美国迄今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不过同样把主要排放国家参与减排作为前提条件，且迄今未阐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11月底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与会各方就谈判中有关重大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坚持《京都议定书》应继续有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此外，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应涵盖长期合作共同愿景、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应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⑵ 哥本哈根会议上有哪些具有相对共同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

一、分为三大方：
1‘、最大的阵营就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77国加中国”集团
2、另外一方就是发达国家，又划分为欧盟、“伞形集团”等一些利益集团。
3、另外一个集团，由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乌克兰等发达国家组成，称为“伞形”集团，因为这些国家名称的首字母组合类似英语单词“伞（umbrella）”而得名。
二、各方具体共同利益诉求：
先说欧盟，欧盟现在提出来，不管别人干不干，单边承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如果其他发达国家（指美国）承担相应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也采取国内适当的减缓行动，并实现比基线排放偏低15%-30%，欧盟将承诺30%的减排指标。

美国现在提出来相对于2005年减排17%的目标，但现在还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从现在反馈回来的消息看，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批准这样的方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可能是两手空空，拿不出具体承诺的方案。

发展中国家集团要求气候变化谈判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作为主渠道，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其中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在近中期（2012-2020年）大幅度减排，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排40%，以便为发展中国家腾挪出发展空间。

⑶ 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的观点、立场

以上都是现在各国提出的自己的减排方案，不是最终结果，还要看大会能不能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这些都是虚幻的。

⑷ 伞形集团的介绍

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是一个区别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划分，用以特指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议题上不同立场的国家利益集团，具体是指除欧盟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俄国、乌克兰。因为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分布很像一把“伞”，也象征地球环境“保护伞”，故得此名。

⑸ "伞形集团"是那些国家

伞形集团，指除欧盟以外的其它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连线很象一把伞。

⑹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为什么被称为伞形集团

伞形集团——除欧盟以外的其它发达国家，包括美、日、加、澳、新等
有2个寓意: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连线确实很象一把伞;另外象征一把地球的保护伞.

⑺ 伞形集团的五大要素

正在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具体议题众多，每一个议题都涉及各自利益，围绕巴厘路线图所明确的共同愿景、中期减缓目标、适应、技术和资金五大要素。 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减缓、适应和技术需要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满足资金需求，一方面依靠市场促进资金流动，另一方面需要筹集非市场的公共资金。为了在公约框架内继续推进资金议题，各国就建立专门用途的新的资金机制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就有关资金机制的管理问题，涉及资金的来源及分配方式，向缔约方会议进行汇报的义务，成员国之间的均衡，透明度和易于使用等，也受到各方的关注。鉴于不同机制之间可能引起的资金分散问题，一些国家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伞形资金机制框架，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统一协调和管理。除公约框架外的谈判，在公约框架外新出现的资金机制备受关注。由英国、日本和美国三方出资、世界银行具体运作的信托基金，包括三个特定的基金，即：清洁技术基金、森林投资基金和适应气候弹性示范基金，另外还有战略气候基金，主要通过与地区发展银行合作用于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

⑻ 争执从未停止，怀疑贯穿始终，甚至不断有大国退出。 急急急.....

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会前多次表示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美国的温室气体排量目前占世界总量的17.6%，但美国国会迄今未批准将其温室气体排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减排目标。加拿大于2011年底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承诺在退出《议定书》之前将与美国保持一致。日本曾承诺到2020年将其碳排放总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但在今年年中声称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欧盟的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2.4%，承诺到2020年将其碳排放总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主张达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希望将该期限定为8年。欧盟还希望在2020年之后实施更大规模的全球减排目标，并把发展中国家拉入法定量化减排体系中去。9月2日，欧盟一官员在泰国举行的气候谈判会的一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欧盟更进一步的减排目标仅是一种“愿景（Wishful thinking）”。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提出，多哈的重要任务包括通过一个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可批准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根据巴厘行动计划就结束公约工作组的工作达成一致，包括发达国家缔约方承担可比的减排指标，确保发达国家对落实巴厘路线图下的适应和减缓行动兑现资金承诺；以及开展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的相关工作。 由44个低地沿海国家组成的小岛屿集团同样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积极的主张者。瑙鲁国在代表该集团在多哈会议发言中将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称之为“生命条约”，敦促发达国家更有力和可信地执行《京都议定书》，并进一步采取更紧迫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出现更多的自然灾难。基于这一点，这些国家希望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定为5年，因为8年的时间太长，不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

⑼ 意大利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立场

大体还是欧盟的立场，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分歧。

美国对欧洲“路线图”不买账

一些欧洲人对大西洋彼岸那个国家的气候政策日益失望。

“没错，问题就在于美国，”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11月15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这个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总在强调，‘我有(减排的)意愿，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欧盟委员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季马斯同样敦促美国加速行动。但他语气比较缓和：“我们会等待，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会兑现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

然而，时间所剩无几。从目前的进展看，哥本哈根会议似乎无可避免要重演两年前巴厘岛的那一幕——在那个传说中的众神之岛，欧洲人退了一步又一步，退到无可再退，才让美国人妥协，而美国人却只前进了一步，那就是在通往“后2012时代”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上签字。

对美国来说，“巴厘路线图”规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除这一点有点限制作用外，其他条款没有什么约束力。欧洲人显然并不想要这样的路线图。

前不久，欧洲把诺贝尔和平奖送给了上任不到一年的白宫新主人。但年轻的美国总统对于欧洲主导的谈判体系的态度，与其前任似乎并无本质区别。《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法案，规定发达国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这对于华盛顿仍是政治毒药。

然而季马斯说，他注意到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气候政策上的“巨大转变”。这位欧盟官员最近在雅典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布什执政时期，你不可能跟美国人谈气候变化，他们甚至不想听到‘京都’这个词，他们的词汇表中没有这个词。(跟他们谈气候变化)就像对牛弹琴。这种立场现在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美国的气候政策的确有改变，至少在语言上。今年4月，奥巴马在布拉格告诉欧洲人：“我向你们保证，美国已在这场全球努力中做好了领跑的准备。”今年9月，他又在联合国总部宣称：“我们已将气候问题作为外交议程的首要议题。”

也许这位年轻的民主党人真的打算学习前辈克林顿。当年，克林顿力推数字经济，使美国实现了8年的经济繁荣；现在，美国要走出金融危机，“绿色新政”确实是一个好出路。过去几年，美国的清洁煤等清洁能源技术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开始掌握气候问题的主导权。

但在行动上，奥巴马政府主张各国自主减排。这个车轮上的国家由于其发展模式的限制，不可能接受欧盟提出的到2020年减排至少20%(相对于1990年水平)的提议。奥巴马提出的目标是4%，这差不多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奥巴马的解释是：“美国不是一艘快艇，而是巨大的邮轮——我们无法立刻转变方向。”

然而，即使是4%这样低的目标，忙着进行医改的美国参议院今年还没空讨论。1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明确地说，参议院将于明年上半年进行气候立法。这意味着，美国代表不会带着减排数字去哥本哈根，最终在包含减排数字的协议上签字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向来我行我素。布什在其任期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其前任克林顿虽然曾签署议定书，但正如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所说：“除非这份协议有所修改(即让发展中国家减排)，否则我无法将它提交给国会。”克林顿确实从未将它提交给国会批准，美国也是如今唯一游离在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

美国接受不了欧洲人和其他人为他们设计发展道路和时间表，这也许是欧洲人真正感到沮丧的地方。不过，除了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外，还没有几个欧洲官员愿意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英国《卫报》的环境记者戴维·亚当在一份报道中说：“我不太确定欧盟确实有摊牌的胆量，而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中美恰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当欧洲为说服不了美国而苦恼时，美国却试图让中国接受它的立场。

11月16日，预言“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的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多得多，因此不必采取与美国完全相同的行动——但是，在计划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我们大家都应承担一定的义务。”

1992年，世界各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确认全球变暖。5年后，各国在公约基础上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发达国家减排。从那时开始，美国总在气候问题上“扯上”中国。克林顿以中国没承担减排义务为借口不向国会提交议定书，布什同样如此。奥巴马虽承诺行动，但却要美中共同“负起领导责任”。

如今，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亲密”交流程度前所未有。无论是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是擅打“感情牌”的两个华裔部长，来北京都是只谈气候不谈人权和贸易。甚至曾连续十年投票反对给予中国最惠贸易国待遇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一改攻击中国的习惯，她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我想气候变化危机将改变美中关系，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契机。”

英国《卫报》今年9月的一份报道注意到：“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仅英国就已将20多名外交官派往北京，专门负责密切关注和推动中国改变立场，而美国负责此事的外交官是英国的两倍还多。”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这使一些乐观人士产生了错误的希望。这些人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达成某种“模板”式的协议，从而为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奠定基础。

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正式签署了一份名为《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但有消息称，这份文件的内容侧重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

事实上，关于减排问题，中美均不可能作出可以让其他国家仿效的突破性让步，因为两国恰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中国始终按照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免受排放的法律限制，而发达国家导致了气候问题，应为解决这个问题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一名欧洲外交官还注意到：“过去中国提出，(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将排放量减少25%到40%(相对于1990年水平)。如今，他们只提40%。”

美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减排目标。事实上，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尽管还没通过低得可怜的减排目标，但从不忘记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减排，他们甚至提议征收“碳关税”——矛头直指中国。这种绿色壁垒中国不会接受。

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对奥巴马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人们注意到，当天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双方决心根据各自国情采取重要减缓行动。”无论是《中美联合声明》还是胡锦涛与奥巴马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都没有提到或要求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说，这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在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成果，谁也不想让哥本哈根会议失败，谁也承担不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责任。”

虽然中国不会承诺到2020年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已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代表中国承诺，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墨西哥城？

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归根结底，还是美国为弱化自身减排承诺和资金技术转让义务，而不愿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原则。如果抛弃这样的原则，那么或如一些人所言，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10多年的谈判将变成“非正式的闲聊”。

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美国并不是“孤家寡人”，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都是它的追随者。这些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提出的目标，要么以主要排放国减排为前提，要么数字过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日本虽然提出减排25%，但国内产业界抵触情绪严重，极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连线组成伞形，因此它们被称为“伞形集团”，这个集团在气候谈判中力量强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欧盟国家的立场渐渐向“伞形集团”靠拢，这削弱了欧盟作为整体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因此力推全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能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机，这种商机曾一度掩盖欧盟内部的分歧。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公开声称，减排可能危及就业及其经济发展。

200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波兹南召开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公开宣称：“在金融危机之时，我认为讨论减排是件荒唐的事，这就好像得了肺炎，却想找个理发师看病。”今年10月，欧盟首脑会议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的气候援助资金。然而，由于内部分歧，它并未就欧盟具体援助金额以及各成员国出资比例达成一致。

这一切美国人都看在眼里。《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反问道：“如果欧洲人都不能彼此商定如何分担(援助金额)负担，那还有什么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协议？”

在另外一大阵营中，不同的声音也很多。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和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基本一致，即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至少40%，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技术和资金。减排方面，除中国外，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也制定了国家方案或国家行动计划。巴西最近还宣布，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自愿性减排36.1%至38.9%。而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则担心减排影响石油出口，立场比较消极。

两年前，“巴厘路线图”把哥本哈根设计为谈判终点站。但现在，连联合国负责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都觉得终点站好像在哥本哈根站之后。他在11月的巴塞罗那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也许人们只能再达成一份“哥本哈根路线图”，最终的协议可能还需要人们等待“最多一年”。

欧盟似乎妥协了。11月初，奥巴马在华盛顿对来访的欧盟领导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构建的将是一个“应对潜在生态灾难的框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回应说，“是的”，“我们正在为一份框架协议而努力”。

在北京，奥巴马在与胡锦涛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将不是致力于一项局部性的协议，也不是一份政治宣言，而是一项包含谈判涉及的所有问题的协议，一项可立即运作的协议。”可惜，华丽的辞藻加快不了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在华盛顿，更广泛的意见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明年的墨西哥城会议才可能达成，那时美国国会应已完成气候立法。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持有类似观点。他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到来前，各国纷纷亮出了谈判底牌，比如，美国减排4%，欧盟至少20%，加拿大2%，印度人均排放量永远不超过发达国家，等等。但在哥本哈根会议还是达成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大，法律协议可能还需要一两年，因为各国提出的目标不同，还需要很多时间就具体细节来谈判。”

⑽ 杭州天堂伞业集团企业性质，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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