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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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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服务业整体招商引资状况

2010年，全区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核心城市核心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的一年。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区政府紧紧依靠全区人民，坚持科学发展，倡导创新发展，致力率先发展，凝神聚力，克难奋进，圆满完成了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新跨越。[27]
城区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推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按可比价增长15.5%；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8.1亿元，同比增长36.9%；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1.4亿元，同比增长18.1%；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9亿元, 同比增长46.5%。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位居中心城区首位，尤其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净增4.9亿元，是全区历史上增幅最高的一年。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经济，产业结构明显优化。现代服务业平台建设加速推进。围绕“一个龙头、一个中心、五个园区、五个节点”布局，建项目、搭载体、引产业。出资24亿元整体购置诺德大厦，引进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期货大厦、环球金融中心A座正式投入运营，中石油大厦、保险大厦、证券大厦、北方金融担保大厦、喜来登酒店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自主投资2.6亿元建设了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服装创意产业园二期已竣工，IT产业大厦和大连电子IT产品交易中心已开工建设，益嘉广场红星美凯龙已正式营业。高端服务业迅速兴起。以大商所为引领的期货、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新入驻大通证券等金融服务企业60多家[28]；以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为标志的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新入驻大连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等现代物流企业40多家；以天河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新入驻低碳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企业58家，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42.3亿元，同比增长31.2%。新经济企业加快聚集。随着新经济发展平台和载体的加快建设，全区吸纳项目、资金、技术、人才迅速涌入的“洼地”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区商务楼宇已达50栋，入驻总部性质的企业51家；共引入世界500强、跨国集团分支机构34家。服务业税收贡献率已达78%，二三产业比重为27:73。
对外开放增强发展新活力。全区不断整合优化招商资源，进一步提高了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打造了招商引资新模式[29]。采取“领导带动、政企联动、全员推动”的招商模式，周密筹划，精心组织，主动出击，先后赴“长三角”、呼和浩特等地举办现代服务业招商主题推介会，尤其是在呼和浩特招商会上，一次性签约项目222个、合同金额405.7亿元，无论是招商规模还是招商成果都实现了历史之最，创造了“沙河口模式”，得到了市领导充分肯定。推出了招商引资新举措。出台了《沙河口区招商引资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确定了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环球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IT产业大厦为重点招商资源，分别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调动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共签约入驻企业213家。拓展了招商引资新领域。广联博引，选优引强，多次随省市政府赴外地招商，主动登门拜访广东原创动力、华策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积极邀请深圳益田、日本住友、韩国SK集团、新加坡忠源等中外知名企业来区考察，共开展中外交流活动100余次。全年引办外资项目52个，实际利用外资5亿美元；引进内资50.3亿元，同比增长17%。

G. 请问有谁知道大连北良集团这个企业怎么样工资待遇如何

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中央投资控股的大型综合现代物流企业，公司下属港务、铁路、贸易、运输4个分公司，拥有16家全资、控股、参股、合作企业，与几十家企业有稳定的生产经营合作关系。2004年初，公司资产总值82亿元。

北良公司的综合物流服务业务主要包括粮食、石油化工品、植物油及各种杂货的港口中转及仓储、铁路运输、集装箱物流、粮油贸易和期货，粮油食品深加工，物流及贸易、电子商务、船舶和货物代理。另外北良公司还从事房地产开发、酒店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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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良公司以港口为依附，以“北良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物流业和临港加工产业，目前一大批相关合资合作项目正在“北良园区”建设，部分项目已经投产。北良公司规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北良园区”总投资220亿元，努力建设东北亚粮油中转、加工、储存、商贸交易中心，油品及液体化工中转、储存、商贸交易中心，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和信息中心，东北亚粮油食品集装箱物流基地和粮油集装箱区域性枢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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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是中国著名的海滨避暑度假胜地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位于胶东半岛，胶洲湾畔，三面环海，气候宜人，以海为主题，以山、海、城为一体的自然景观与丰富的近代历史文化内涵构成青岛旅游的基本特征。其主要的名胜古迹包括栈桥、小青岛、鲁迅公园、小鱼山公园、八大关、迎宾馆、京山炮台、天柱山摩崖刻石、崂山风景名胜区、琅琊山风景名胜旅游区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旅游业的发展，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海洋游乐城、海豚馆、国际啤酒城、海上乐园等一批高品质景观、场所以及度假别墅相继建成对外开放，大型海洋公园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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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简介

09/21/2005/14:03 华夏经纬网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全市海岸线总长为870公里，其中大陆岸线730公里，海岸曲折，岬湾相间。青岛现辖七区五市，总面积10654平方公里，总人口720.68万。

青岛是国家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8个国际会议城市之一，同时，青岛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中国重要的海洋科研基地。由于受海洋环境的调节，空气湿润，温度适中，四季分明。也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青岛亦是一座历史名城，中国道教即发源于此。

1986年青岛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相当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94年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青岛现已形成了电子通讯、信息家电、化工橡胶、饮料食品、汽车船舶、服装服饰六大支柱产业。200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780.3亿元，同比增长15.9%；2003年全市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20.14亿元，增长23.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总支出147.17亿元，增长18.3%。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城市中居第11位，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5位。

2003年青岛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06.59亿美元，增长22.1%，其中，出口额123.92亿美元，增长17.2%，进口额82.67亿美元，增长30.1%。2003年共批准利用外资项目2248项，增长22.7%，合同外资80.06亿美元，增长44.9%。实际利用外资40.14亿美元，增长68.8%。截至2003年末，共有7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青岛投资，累计合同外资25.3亿美元。

青岛正在大力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和旅游经济三大特色经济；建设家电电子、石油化工、汽车造船、新材料四大工业基地；培育家电电子产业群、石化产业群、汽车产业群、造船产业群、港口产业群。加快“五个中心”建设，即区域性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服务中心、金融中心、高新技术产业中心。

在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青岛的各个行业迅速崛起。目前已有一大批中国知名企业，如海尔集团、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海信集团、澳柯玛集团、双星集团等。青岛啤酒已经拥有百年的生产历史；海尔集团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企业，2003年实现全球营业额突破800亿元人民币。青岛现拥有中国名牌产品25种，中国驰名商标6个，有4家企业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12家企业入选国家500强企业，市级以上名牌产品共168种。与此同时，金融业增长快速。汇丰银行、山口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都在青岛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保险行业也实现了承保金额6228.0亿元，保费收入46.43亿元的新高。

青岛市在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中，积极贯彻“招商引资”与 “招才引智”并举的发展战略，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引智工作以扩大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智力和加快培养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专门人才为突破口，围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构筑有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大城市框架、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全方位智力保障。引进国外专家1300多人次，派出各类培训2400多人次，参与解决生产技术管理难题550多个。积极构筑国际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先后举办了“中国山东海外百名博士创新周”及“21世纪：国际化人才与创业项目洽谈会”，与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个组织建立了长期智力合作关系。青岛拥有25个海洋科研、教育以及管理机构，全国重点综合性海洋高等学府――青岛海洋大学就设在这里；拥有中国国内一半以上的海洋科技人才，是一座集海洋科研、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东方海洋科学城。

青岛国家级重点发展区域简介：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3月动工兴建。经过19年的开发建设，这里成为中国北方投资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社会累计固定资产投资18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8.8%，顺利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区内的前湾港是天然良港，总投资8.87亿美元兴建的前湾港三期工程业已启动，建成后预计年吞吐能力超过650万标准箱。截至2003年底，已有20多个省市、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开发区投资,累计批准三资项目1630个，总投资84.9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0.6亿美元。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228个，投资过亿美元的项目9个，世界500强企业在开发区兴办了40个项目。

近年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紧抓住世界范围的制造业转移和青岛市“挺进西海岸”战略全面实施的机遇，大力发展临港产业，突出发展“大港口、大工业、大旅游”三大特色经济，着力构筑“三大基地”（家电电子基地、石化基地、以汽车集装箱造船特种钢为龙头的机械制造业基地）、“两大中心”（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一个胜地”（具有国际水准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加快构建青岛新的经济发展重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际新城区，在青岛构筑有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大城市框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

保税区：

青岛保税区是1992年11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15个保税区之一，是山东省和沿黄河流域唯一的保税区，具有“境内关外”特性，实行“免证、免税、保税”的自由贸易区政策，是目前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度最大、政策最优惠的特殊经济区域。主要培育开发现代国际物流、国际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商品展示展销等功能。形成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国际采购中心、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导的制造中心，力争成为东北亚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截止到目前，青岛保税区已吸引57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市的投资者前来兴办实业，投资各类项目2600多个，其中三资企业990多个，合同利用外资已达15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如日本伊藤忠、住友、三菱、日商岩井、丸红、松下、扶桑、美国朗讯、美铝、德国德固萨等先后在青岛保税区落户。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199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2000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2001年被评为国家级先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2年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大学科技园，2003年被授予“全国科技先进区”。

青岛高新区毗邻崂山风景区和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区内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条件便利，自然环境优美，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俱佳的高质量商务、科研、生活区。

青岛高新区吸引了美国朗讯、日本三菱重工等跨国企业，一汽集团、中信证券等国内强势企业入驻。中国民族产业的旗帜—海尔集团总部座落于区内。目前，青岛高新区已经初步形成家电电子、软件、新材料、海洋生物制药“四大产业”集群，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的首选区域。

主要节会活动简介：

青岛国际啤酒节：

青岛国际啤酒节始创于1991年，于青岛建置百年举城欢庆之时拉开序幕。啤酒节由国家有关部委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融旅游、文化、体育、经贸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节庆活动。

啤酒节由开幕式、啤酒品饮、文艺晚会、艺术巡游、文体娱乐、饮酒大赛、旅游休闲、经贸展览、闭幕式晚会等活动组成，自2000年起固定在每年八月中下旬举办。节日期间整个城市充满动感与活力，占地近500亩的啤酒城内更是美酒飘香，激情荡漾。节日每年都吸引超过20多个世界知名啤酒厂商参节，也引来近300万海内外游客相聚狂欢。

啤酒节经过十三届的培育，目前已成为青岛乃至山东最具影响的大型庆典活动，是青岛公认并推举的节庆第一品牌。如今，啤酒节在传承百年啤酒文化和张扬城市个性特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文化层面上也为青岛创造了狂欢节的氛围，更是海内外游客夏游青岛不容错过的一道精神盛宴。

中国青岛海洋节：

中国青岛海洋节作为青岛市的重要节庆品牌，是当今中国唯一以海洋为主题的节日，创始于1999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每年7月份举办。海洋节依托风光秀丽的海洋风景带，以弘扬海洋文化内涵为基调，突出群众的参与性、娱乐性，体现国际性，力求使各项活动内容全方位、立体化地体现海洋特色，深层次地挖掘海洋文化内涵。海洋节充分发挥青岛“中国海洋科技城”的优势，荟萃现代节庆之精华，成为七月青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举办以来，全面展示了青岛的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科技优势和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了全社会保护海洋环境、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推广旅游服务海洋科技的意识。
以“科技节”和“市民节”为基本定位的中国青岛海洋节，内容涵概了开幕式、海洋科技、海洋药物、海洋美食、海洋体育、海洋文化、海洋旅游、闭幕式等几大板块数十项活动。

I. 在大连干什么最有发展

大连为东北亚最大的软件外包城市。大连有一个数是在全国是排在第三位，就是软件出口2.12亿美元，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大连是排在第三位的；从增长率来看，大连是排在第一位的，增长88%。那么大连的软件产业发展，它的特点就是国际化，通过面向日本市场、为日本的一些公司做软件外包

建设"大大连"的具体措施：一是实施"西拓北进"，调整大连的空间布局。把大连城区西拓到旅顺、北进到金州，构筑"两城三星"组团式城市空间布局。"两城"即大连主城区与大连新市区。主城区由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和旅顺口区组成；新市区由金州区、开发区、保税区、金石滩度假区、"双D港"、大窑湾港组成。"三星"即庄河市、瓦房店市、普兰店市三个卫星城。主城区要突出典雅优美风貌，新市区要体现观代风格，三个卫星城要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要逐步形成以"两城"为中心，以"三星"为节点，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沿黄、渤海岸两条轴线呈"V"字形放射状的城镇体系。到2020年，城市用地达到1000平方公里，城市化率达到85％。二是坚持"产业强市、工业先行"。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三大工业支柱为支撑，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的"13l"产业格局。建立"一核三带"开放型产业布局。一核，即产业分布以城区和新市区为核心。三带，即沿沈大高速公路和黄海大道，以卫星城和多个功能各异的产业园区为依托，形成两条放射状的陆域经济带；以长山列岛及周边海域为依托，构筑海洋经济带。三是按照"立足大连、服务腹地"的要求，充分发挥港口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总体功能。四是以建设畅通型、生态型城市为目标，进一步加大城市建设及管理工作力度，把大连建设得更绿更美。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三大工业支柱为支撑 这几个是大连最重视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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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下这个就知道哪些行业比较红火了!

加快科技、信息与金融业发展 全面落实“大大连”规划纲要确定的任务
大连市副市长 戴玉林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大大连”规划纲要》是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快我市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为我市科技、信息、金融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为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抓住新世纪头20年的发展机遇期，将我市科技、信息和金融业在空间和规模上做大，在质量和水平上做高，为实现建设“大大连”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关于科技事业发展
(一)发展思路。围绕“大大连”建设，以软件、生物、新材料、节能和环保、现代农业为重点，将空间做大、产业做高，即拓展两个空间，实现两个突破。拓展两个空间：一是扩大产业基外延空间，使高新技术产业与“大大连”的体量相一致，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布局，适应“两城三星”组团式城市空间布局需要；二是放大产业的内涵空间，首先是借助软件业在国内外的影响，扩大规模，拉长链条，除实现软件业快速规模化发展外，还要带动培训业、智能信息服务业、IC设计和制造，光电子材料生产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是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使其在相关领域与世界发展同步，为“大大连”建设创造具有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新产业空间。实现两个突破：一是在外向型、国际化的发展水平上要有突破，重点引进世界500强、国内100强企业及培育本市一批产值在几亿到十几亿元的企业，使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在科技创新体系上要有突破，进一步完善以孵化网络、技术支撑、风险投资、法律咨询为重点的中介服务创新体系建设：
(二)发展目标。到2005年，形成我市高新技术产业新格局。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1170亿元，年均增长25％，占同期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基本形成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电子产品制造、生物工程、新材料、高效节能和环保、高科技农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新结构，其中软件及信息服务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产业品牌，在生物工程产业上成为我国生物制药重要基地。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园和金州现代农业科技园区，使之成为国内高新技术和现代高科技农业的品牌区。从软件园到七贤岭往旅顺南路延伸，基本形成以世界500强为标志的智能信息服务产业带框架；双D港成为国内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最活跃的产业区。金州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成为我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和全国新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新品种引进、推广和普及取得重大突破。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800家，规模上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家。全市基本形成以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和企业科技开发中心为四大支柱的系统联动的科技创新体系，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25万平方米，孵化各类项目1000项，技术市场实现成交额17亿元，风险投资投融资达到10亿元以上。各县市区均辟建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基本实现各县市区“一套科技服务体系，一个企业孵化器，一个产业园”的新目标。
到2007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60％以上，传统工业高新技术化取得跨越式进展，工业产品结构基本形成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导的新格局。高新技术产业链得到全面拉伸，并遍布“大大连”的“两城三星”、生物工程产业形成制药、基因制品、功能食品、海洋生物等优势产业；新材料产业形成非金属材料、生物医学材料功能材料、特种用途材料为主体的新格局；农业新品种更新换代率达到90％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全市技术交易市场总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技术交易额超过30亿元。
到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70％以上。软件园—七贤岭一旅顺南路成为软件业、智能信息服务业，以及相关培训业产业带；开发区一双D港—黄海大道入口以北成为双D产业带;黄海大道两翼成为现代农业高科技产业带；沈大高速公路两翼成为现代农业深加工产业带。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功能完备，效益突出，全民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显著提高。在软件及信息服务业、电子产品制造、生物工程、新材料、高效节能与环保、现代高科技农业等各产业领域，形成一批技术上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规模达50亿元以上，实行跨国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国际软件名城和亚太地区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初步确立；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达到50％以上。
到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市各主要工业产品基本实现高新技术化，高新技术产业比2000年翻三番，突破3500亿元。一大批世界工业500强公司进入大连，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实现与国际接轨，国际软件名城地位得到巩固。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经济发展及对外经济贸易的支柱产业和“大大连”的产业支柱。
二、关于信息产业发展
(一)发展思路。我市要以建设环渤海乃至东北亚地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加工和出口基地、国际软件名城和东北亚信息服务中心为目标，实现信息产业新的跨越式发展；以牵动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方向，以宽带网络建设为基础，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电子政务为龙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为重点，全面建设“数字大连”。
(二)发展目标。到2005年，“数字大连”的总体框架基本形成。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50亿元，年均增长24％；软件业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年均增长63％，出口创汇5亿美元，年均增长115％；电子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180亿元，年均增长弱％。 到2007年，信息化整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信息基础设施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需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基本普及现代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数字大连”主要业务系统不断完善；奠定了环渤海乃至东北亚地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加工和出口基地、国际软件名城以及东北亚信息服务中心的坚实基础，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达到1000亿元，年均增长24％；软件业销售收入达到150亿元，年均增长46％，出口创汇8亿美元，年均增长74％；电子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250亿元，年均增长38％。
到2010年，信息化整体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现代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数字大连”基本建成；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初步确立环渤海湾乃至东北亚地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加工和出口基地、国际软件名城以及东北亚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型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650亿元；软件业销售收入达到500亿元，出口创汇30亿美元；电子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300亿元。
到2020年，信息化整体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信息基础设施继续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满足宽带化、个人化、智能化的通信服务，信息资源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充分利用和高度共享，现代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全面广泛的应用，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和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和优化，“数字大连”全面建成；确立环渤海湾乃至东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加工和出口基地，国际软件名城和东北亚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信息技术研发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信息产业成为大连国民经济的第一主导型支柱产业，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同期GDP的30％以上。
三、关于金融业发展
(一)发展目标。到2010年，基本建成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期货等各行业全面发展、各类中外资金金融机构聚集、服务功能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数量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每年新增分行、分公司以上级金融机构3家以上。到2020年，将我市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实现金融业持续、快速增长，做大金融业体量。金融资产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金融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现在的5．3％提升到10％；银行存贷款保持12％以上的年增长率，总额翻两番，分别达到8000亿元和7000亿元；保费收入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总额翻三番，达到260亿元；期货业保持全国领先，大豆期货交易保持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位置，增加交易品种，期货交易额年均增长10％以上，总额达到5万亿元。
基本形成充分开放、辐射力强、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不断完善，交易规模保持10％以上的年增长率。建设安全、有序、诚信、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以上，不良资产率控制在国际通行警戒线标准10％以下。
(二)工作措施。一是加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内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法人公司落户大连，积极发展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二是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和不良资产清理，强化金融综合监管；全面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三是实施内引外联，做大做强大连市商业银行、大通证券、华信信托投资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向外拓展业务市场。四是大力推进金融信息化建设，实现金融服务电子化、网络化和国际化。五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开展资本运作，加快拟上市企业培育，做强做大上市公司；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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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