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小集团和主席团

❶ 香港电视剧《突围行动》是哪个演员主演的有没有剧情简介内地会否引进中央台可否会播

1主演：徐子珊 吴卓羲 马浚伟 廖碧儿 杨思琦 米雪 岳华

2剧情：法庭检控主任唐志高，于裁判法院负责检控工作，处理一般性的随地吐痰、乱抛垃圾、违例驾驶等琐碎案件，不过，志高胸怀大志，已申请调职政府律师，期望可以一展抱负，处理严重刑事大案，伸张正义。志高父亲唐大海对他十分支持，经常出席旁听志高负责的案件，大海望子成龙，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区域法院，甚或高等法院，看见志高处理大案。

一日，大海因为赌马大有斩获，大宴亲朋，谁知到头来空欢喜一场，原来大海并非沿正途落注马会，而是在非法外围落注，原本欲以赢来的钱偿还大耳窿的欠债，因为艇仔走数令大海好梦成空。大海被大耳窿追债时为志高撞破，揭发了大海因赌外围‘笃手指’而输尽退休金的事。志高向大海痛陈买外围不当之余，也动用了本拟买楼的积蓄为父填债，并向后母何美妍和异母异父的妹妹芷敏隐瞒真相。大海痛失儿子血汗钱，决心戒赌，甚至脚伤也改为光顾赛马会诊所，希望省吃俭用，尽量减轻儿子的负担。

正当志高以为雨过天晴，料不到大海因为抵不住诱惑，再次赌外围而欠下巨债，及至大耳窿登门催收，东窗事发，家庭顿起纷争，其间大耳窿更暗中滋扰志高一家，芷敏甚至夸大其词，令大海以为大耳窿搔扰到志高的工作地点，自觉害了儿子的前途，影响他转职做政府律师的机会，加上芷敏对大海的不齿和厌弃，令大海情绪低落，终日陷于痛苦自责。一日，志高收到政府取录通知书，第一时间就想将这个好消息向父相告，却赫见大海从天而降，原来大海因为赌外围，自觉累人累物，以死赎罪，从此父子阴阳永隔。

志高有位警察老友殷向明，正在调查一宗关于外围集团案件，向明从一名艇仔被杀的案件中找得线索，锁定外围集团的庄家，就是某上市服装集团主席童展龙的舅仔宋金元，经过连串追踪调查，终于人赃并获，金元被拘捕，而担当这次检控的政府律师正正就是志高，最后成功检控，把金元绳之于法。

志高某次无意中得悉，与自己有数面之缘的富家子童日进，竟牵涉入一宗危险驾驶、肇事不顾而去的案件中。志高深感诧异，直觉认为日进本性善良负责，理应不是犯案者，只是替人顶罪，遂藉某次骑马会面中，向日进暗示其不智。身为兽医的日进乃展龙的侄儿，与伯娘宋金枝情如母子，为免真正犯案的金枝次子童日昭鎯铛入狱，本欲为其顶包，但受志高启发后决定改变主意，希望日昭能够从惩罚中得教训。与此同时，完成搭桥手术后的展龙从外地回港，惊悉事件，迫令日昭出面自首，事件遂告平息。日进与志高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却惺惺相惜，日后渐发展成挚友。

另外，金元虽然已经被定罪入狱，但向明竟然发现原来另有幕后庄家，金元好可能只是一只代罪羔羊，向明遂锲而不舍继续调查，矛头直指金元亲姊金枝。但在调查期间，向明不幸遇劫，更被贼人刺毙，调查无疾而终。志高痛失好友，伤心之余，更负起照顾向明妹妹殷向晴的责任。向晴性格与大哥向明一样耿直不阿，因而在工作上得罪了展龙的次子日昭，结下仇怨。日昭找机会对向晴报复，阴差阳错下祸及志高，志高被诬陷身藏丸仔，无奈被逼辞去政府律师一职，后得日进帮助，辗转进入时装集团内任职法律顾问。志高负责一宗商标版权官司，成功击败对方，崭露头角，得展龙与金枝赏识。

志高重遇他的初恋情人徐颖，二人对对方仍未忘怀，但碍于种种误会，未能坦然相对，令徐颖以为与志高缘尽于此，故接受了向明的追求，成为向明的女朋友，这段三角关系纠缠不清，后于向明死后，徐颖因事要回加拿大而暂告一段落。后来，徐颖重返香港定居，志高欲重拾旧爱，但徐颖表现若即若离，志高无从捉摸，及后，志高更发现徐颖与展龙过从甚密，关系似是非比寻常，志高对此痛心不已。

另边厢，日进亦为感情烦恼，原来金元之女宋嘉儿向其大肆追求，嘉儿从少跟随父亲寄居姑丈家中，一直自觉在家中犹如外人一般，故积极争取在家中的地位。后来，嘉儿眼见进入公司的向晴和日进感情甚笃，加上向晴又得金枝信任，在公在私都视向晴为眼中钉，处处加以针对。其实日进对嘉儿只有兄妹之情，未有男女之爱，正苦恼要如何令她明白时，金枝的长子童日朗学成归来，嘉儿性格现实，见日朗年青有为，未几即见异思迁，但日朗寄情工件，对嘉儿不加理会，嘉儿却误会日进和向晴从中作梗，对二人怀恨。

日进与日朗感情要好，亦觉日朗是承继家族生意的真命天子。某日二人潜水，发生严重意外，日朗受创，失去自理能力，每事每物需要重新学习，金枝及展龙大为心痛。

正当这家人愁云惨雾时，日进出走的生母再次出现，金枝更意外揭发日进竟然是展龙与日进母亲的私生子，精神大受打击，怀疑日进早知此事，所谓潜水意外其实是早有预谋，存心陷害日朗，私藏夺取家族生意之野心。金枝惧怕日进的存在，会威胁到儿子继承遗产的权利，遂买凶杀人，势要置日进于死地。而嘉儿亦与金枝连成一线，和日进誓不两立。

日进被神秘人施袭，幸得志高相助，击退杀手，志高更发现杀手竟然拥有向明的对象，从而推断向明之死并非普通的劫杀，甚至可能同金枝有关，遂主动联络警方提供资料，警方要求志高继续潜伏在集团内当线人，志高欣然答应。另外，日进得知自己与展龙的亲父子关系，心中并不好过，遂离开公司，转投另一服装公司任职，与旧公司打对台。而展龙弟弟展鹏知悉日进身世真相后，晴天霹雳，与展龙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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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央视呀？ 难说 一般不能把 你看央视引进tvb的都是创世纪之类的大片

❷ 二战中的一位苏联将领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

❸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证

731”遗址：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7月16日，我们就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前。虽然此刻，四周一片静谧祥和，但作为60年前“731”部队的侵驻地，至今在高楼群中，绿树荫下，仍能寻找到二十几处杀人工厂的残垣断壁。焚尸房、冷冻房、培养细菌老鼠的地窖和放养黄鼠的小石池等等历历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疯狂研制出来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细菌武器用于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细菌试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残杀。在细菌战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人受到屠杀和残害。
现场踏访：
“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这张图片上显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养的细菌鼠和跳蚤”，“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国人的残酷镜头”，“这个场面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制作的实景模型，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被鼠疫夺去一家数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和看完了日军不择手段戕害无辜生命的真实图片和模型后，来自河北的吴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览厅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动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坏了！太让人气愤了！”他告诉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的特别日子里，他带着朋友和10岁的侄子来这里参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侄子以前只在书刊、影视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认识。这次特地让他到这个真实的地方，来真实地感受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人是如何的残酷无情、毫无人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一定要让他记住，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参观过“731”罪证陈列馆的人们纷纷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无余！”“‘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它不仅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着，就要为中国人民作证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731”部队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的一批原队员，也以忏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据陈列馆的曹主任介绍，近几年来，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队的成员多次来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忏悔。在来过这里的原“731”部队队员中，又以田村良雄为代表人物，他已来过数次，为的是忏悔和把那段历史坦诚公布给公众，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的侵华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一开始，他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后来还亲自参与过对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战后被俘，后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其获释回国。近年来，他几十次出现在日本、中国各地集会场所并公开了“731”部队的秘密。6年前还曾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的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认。田村良雄称，他之所以出庭做证，一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历史事实感到愤怒，二是对于中国被害者及其家属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曹主任介绍说，田村良雄现已84岁高龄，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为中国人民作证。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❹ 朝战志愿军哪个军全军复没

志愿军180师，建制打没了，接近全军覆没
1951年春夏之际，声势浩大的第四次战役后，新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19兵团于4月上中旬到达指定集结位置，并做好了发动攻势的准备，中朝联合司令部随即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
4月22日至29日为战役第一阶段，西线以志愿军第9、3、19兵团组成左、中、右三个突击集团，实施主要突击；东线以人民军第3、5军团实施钳制性突击。22日黄昏，中朝军队迅速突破对方防御，发展顺利，23日各部队向前推进15至20公里，24、25日，先后歼灭美第24师、第3师、英军第29旅及南朝鲜军第l、6师各一部，“联合国军”为保存实力，主动后撤。志愿军各突击集团继续发展进攻，相继占领清平川、加平、春川，再次逼近汉城，至29日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联合国军”乘机反攻，但进展不大。中朝军队调整部署后，于5月16日发起第二阶段攻势，以志愿军第3、9兵团和人民军第3、5军团转向东线实施主要突击，以19兵团在西线牵制对方，配合东线作战。17日，中朝军队在县里地区切断南朝鲜军第9、3师退路，达成合围，经两天激战，将其大部歼灭，在“联合国军”战线中间打开一个大缺口，继续向南发展进攻。美军第3师由西线迅速东调，20日到达下珍富里一带，封闭了战役缺口。志愿军连日作战，粮弹供应困难，遂停止进攻，向后转移。
在紧急后撤中，5月23日，“联合国军”动用13个师，以坦克打头阵，发起了进攻。在60军180师正面上，进攻之敌是美军第7师、陆战第1师；在西侧进攻的，是美军第24师、伪军第2师、第6师。早饭后，60军军长韦杰正在军指挥所，突然，参谋报告：
“从侦察得来的情况，了解到从洪川方向出发的敌人坦克机械化部队沿公路向正屏山、春川方向开来。”
韦杰一听，紧张起来，因为若不采取措施果断阻敌，敌军在2个小时左右就可能突进到军指挥所附近，中午就有可能推进到3兵团指挥所附近。他急令180师控制正屏山以南公路，抗击阻敌。
180师538团、539团紧急行动，在汉江南岸击退了敌人先头部队，延迟了敌军进攻的速度。
不久，韦杰又接到180师的报告，右翼友邻部队已经撤离阵地。在此情况下，军指挥部作出了一个决定：180师主力撤过北汉江，在北岸组织防御。
180师击退敌人进攻后，立即收拢部队，准备转移。可是，23日中午，军部接到3兵司令部的电令，说道：“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泗水洞附近尚有2000不能行动之伤员，60军亦有伤员1000余名，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此外，各部除以自己运输力量搬运伤员外，并组织动员部队，特别是机关人员甚至干部全体参加抬运伤员，以期将伤员迅速转运下来。”
60军很快将这份电报发给了180师，结果，180师主力撤过北汉江的决心就无法实现了。180师师长郑其贵立即召集师级干部研究当前的形势，众人认为要完成转运伤员的任务，决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掩护部队首先要争取主动，占领有利地形，否则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副师长段龙章建议：
“我们还是将师主力撤过北汉江以北，江南只留一些精干的小分队控制要点阻击敌人，一旦受到威胁可以迅速撤过北汉江，以免陷入被动。”
但郑师长说：“那么多伤员还没有来得及转运，上级又明确要求我们暂不撤退，我们怎么能违背上级指示？并且还放弃江南阵地？”
郑其贵是一位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执行上级指示态度非常坚决。这样，180师作出了坚守江南的决定。
此时，驻扎在四万隅的敌人出动1个连及坦克10余辆，攻占了426.4高地，这本来是180师的阵地。另外，九万里敌人的8辆坦克已推进至揪谷里，还有几辆坦克进至君子里。这时，位于180师右翼的187师已经撤离，东面之敌已经威胁到杜武洞，有向456.0高地、386.9高地、正屏山阵地进攻的企图。为迟滞敌人北犯，保证兵团主力转移及伤员的安全，179师以1个营的兵力进至连叶山、607.0高地、405.7高地一线阻击敌北犯，确保180师左翼的安全。180师开始在426.3高地及155.8高地构筑翼侧阵地，以保障翼侧安全，准备在北汉江以南坚持5天时间。
结果，180师在正屏山与敌人苦战。部队已经断粮了，战士们挖野菜充饥。没有弹药了，战士们只能到敌人尸体上收集。谁知，敌人枪炮的口径与志愿军的不同，缴获了也无法使用。迫击炮，我军使用的是82口径，而敌人是81口径。手榴弹，我军用的是木柄的，敌人的手榴弹像个小地瓜，许多战士缺少知识，拿在手里不知道怎么用。到了下午，美军第7师一部向开始正屏山发起进攻。美24师、伪第6师利用19兵团与3兵团之间的空隙，占领了江村、城隍堂、济宁里，控制了北汉江渡口。180师右侧后已被切断，结果三面受敌。
但是，538团、539团依托着正屏山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扼守城隍堂的3营教导员任振华指挥全营，击退了敌人的6次冲击，伤亡很大。子弹打光了，当敌人逼近时，任振华拿起最后一枚手榴弹冲入敌群。只听“轰”的一声，任振华拉响了手雷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至晚里，180师试图避开敌人封锁的渡口，但由于在汉江南岸背水作战，时值雨季，江水位上涨，徒涉过江已不可能，只好采用各种简易的办法渡江。538团在可以徒涉过江的地段拉起铅丝，一部分指战员攀沿而过。有的战士拉着马尾巴过江，也有不少指战员被急流卷走，但全师还是渡过了北汉江。
25日拂晓，538团在西上里、上芳洞、下芳洞一带布防，539团在明月里、九唇岱山一线布防，540团占领了鸡冠山、北培山。
此时，全师已不足6000人了，仍布防在10多公里的正面上。在缺粮、缺弹药的情况下，还面临着美24师、韩6师的进攻。尽管179师占领了马迹山、水利峰、阳通岭、沙坪里一线，但180师态势仍然三面受敌，形势非常不利。
天刚亮，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敌人的几十架飞机对180师新占领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接着又以坦克拥护步兵实施冲击。在鸡冠山前沿阵地，战斗异常残酷。540团3连干部全部伤亡，剩下的10多名战士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敌人。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教导员关志超率领全营在306.9高地上勇敢地抗击敌人。这天，敌人约1个营的兵力企图抢占九唇岱山，马兴旺命令5连迅速抢占主峰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于是，双方同敌兵在山的北、南两面展开了爬山竞赛。敌人有坦克、汽车，耀武扬威，可是，他们下车后徒步，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5连指导员杨小来跳到一块石头上，大声喊道：“同志们，加油啊！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头。”
听了指导员的话，战士们争先恐后，终于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了主峰。前卫排长张天有命令全排迅速展开，给敌人迎头一击。战至中午，全排杀伤敌人120余名。16时，敌人又冲上来了。这时，他们的子弹也打光了，杨小来和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将敌击退。
经过一番激战，张杰、王逸民率师部机关勤务分队及1000多名伤员越过敌人的合围圈，但师主力陷入了重围。韦杰要通了179师副师长张国斌电话： “张国斌，现在180师的处境很危险，你赶到536团指挥反击，接应180师。”
“军长，我认为最好派师主力去接应。”
“不要争执了，你马上赶到536团去。”
“是。”
张国斌刚转身，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电话，还是韦军长的声音。
“你去指挥535团、537团，536团由查玉升副军长指挥。”
26日中午，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538团指挥所开会，研究执行军部的命令，准备向北突围，决定在黄昏时全师分两路，主力纵队为538团、师直、540团，另一路为539团，以2营为先头，实施突围。会议要求轻装，要快，突围前实施火力准备，把炮弹全部打出去，减轻负荷，坚决突破敌人的合围圈。
谁知，会议讨论来讨论去，开了3个多小时，结果失去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536团在副军长查玉升在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一场激战，遭受很大伤亡，无力反击。结果，全师被包围于芝岩里以南地区。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师部依然决定，于当晚向西北方向突围。
黄昏，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率2营、3营先行一步，在驾德山突过公路时与敌人遭遇，他们以勇猛的动作打开一个缺口。敌人拼命地以火炮和自动武器严密封锁突破口，2营、3营伤亡很大。2营命令5连堵住口子的一侧，3营命令7连堵住口子的另一侧，掩护后续梯队通过。
可是，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封闭缺口。5连的一侧遭到敌人坦克、步兵的强大攻击，连长乔迁虎连忙组织战士用炸药包、手榴弹打坦克。炸药用光了，战士们就爬上敌人的坦克，用手榴弹炸堵塞坦克的瞭望孔，同敌人进行反复搏斗。在敌人的连续冲击下，5连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10多人，但他们守住了阵地。在另一侧，7连指导员贺永国指挥战士们与敌人反复拼杀，大部牺牲。
次日凌晨，180师主力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鹰峰山下。因为上级通报，过了公路就是我方阵地。此时，部队断粮已经7天了，十分疲劳。按军部的计划，在这里应该有部队来接应。可各接应部队都在与敌激战，不可能到达。唯一能接应的181师542团因为天下大雨，山大路小，受山洪影响，且距离有远，无法赶到接应地区。没有部队接应，180师处境更加困难了。
很快，敌人在鹰峰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合围圈内。
鹰峰山，海拔1436.9米，丛林密布，敌人已经占领了主峰东侧的高地。怎么办？郑其贵、段龙章决定全力拿下主峰东侧高地。随即，他们把攻打东侧高地的任务交给了538团。接到任务后，团长庞克昌、胡景义将到达鹰峰的300余人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突击队，由1营参谋长潘辉指挥，趁敌立足未稳，攻下了高地。与此同时，539团奉命占领主峰。团长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集中本团能战斗人员，控制要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样，180师在鹰峰占领了阵地。
下一步怎么办？韦杰在报话机里对段龙章说：“你们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部派部队接应。你们一定组织好，把部队带出来。”
这时，敌人已从两翼合击占领了史仓里，以飞机、火炮猛烈突击在鹰峰山下的180师。全师在鹰峰山下只有1000人，而且极度疲劳、饥饿。段龙章将韦杰的指示向在场师领导作了汇报。师首长当即决定，兵分两路行动：539团1营为前卫，由郑其贵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指挥，打开一个口子。段龙章指挥其余部队跟进，黄昏出发，向史仓里突围。若遭遇阻击，可自行选择敌人间隙突围。
夜幕降临了。师部集中400多人，编为3个连，有组织地向前突进。郑其贵、吴成德率先头部队出发，没有向导，道路又少，仅靠朝鲜发的30年代日本人印制的一幅地图，结果前卫部队走错了方向，误入滩甘里，结果遭到敌人的阻击，伤亡很大。师保卫科长燕宏义、538团1营参谋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太，3营营长郭光业，539团政委韩启明，3营教导员杨彬、副营长罗彦义、副教导员郭春玉、师宣传股长杨长彩、担架营长、教导员和其他几名股长英勇牺牲。部队只好返回鹰峰。
这时，天已大亮。敌人已经控制了鹰峰各山头和道路。为打开通道，担负前卫任务的2个连与敌人展开激战。因伤亡过大，失去了战斗力。
撤出战斗后，部队在鹰峰西边名一片名叫东野川的灌木丛中休息。
师部首长分析了眼前的处境。突围又没有重火器，坚守又没有吃的，大家一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在此情况下，郑其贵提出：“我们以团为单位，利用夜暗林密向北突围，到伊川、铁原集结。”
但吴成德、段龙章表示：“还是看看军部的意见如何？”
正好539团王至诚团长还带有一部完整的报话机，于是，郑其贵又召集各团团长在东野川一面开会，一面与军里取得联系。
韦杰得知同180师联系上后甚为激动，因来不及用密码发报，就在报话机上对郑其贵大声说道：“你不能那么干，命令你们集中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部派部队接应。”
这里距史仓里还有20多公里，师部立即改变了突围方案，决定集中兵力向北突围。但此时已人心涣散，集中突围的命令有的单位传达了，有的单位没有传达，有的已经自由行动了。
15时以后，军部与180师失去了联络。
原来，敌人从对面山上用迫击炮向180师师部射击。一颗炮弹正好落在师指挥所中间，报话机被炸坏，背机员小刘被炸死。郑其贵立即命令机要科长文青云：“将密码全部烧掉！”
文 青云是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危急的场面，听说要烧掉密码本，吓得哭了，边哭着边和译电员赵国友、通讯员小尹来到一个山崖边， 把汽油泼在密码本上点火烧了起来，不料，山上敌人看到烧密码的火光，立即又以迫击炮和机关枪朝点火处同时射击，郑其贵命令：“警卫班掩护烧密码。”
这时，突然几个美国兵摸到了译电员跟前，想抓活的，在紧急关头，小尹将手榴弹投向了敌群，敌兵应声倒下，接着一颗炮弹炸来，赵国友用身子护着火堆，壮烈牺牲，小尹负伤滚下了山崖。
29日晚上7点钟，大雨倾盆，闪电雷鸣。洪学智正在楠亭里新成立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一个潮湿阴暗的矿洞里，电话铃忽然响了。他立即拿起听筒，电话里响起了彭德怀沉重而沙哑的声音：“你是洪副司令吗？”
“是我，彭总，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你赶快回来，有重要事情。”
洪学智一听这话，心里一惊。他昨天冒着倾盆大雨连夜从空寺洞赶到楠亭里。怎么才来一天的时间，又让回去？于是就问道：“昨天晚上刚来的，才住了一个晚上怎么就让我回去？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彭德怀有点不耐烦，语气坚定地说：“你别问了，让你回来，你就回来，马上回来！”
说完后，彭德怀就撂下了电话。
洪学智二话没说，连忙吩咐司机发动汽车。几分钟后，他和警卫员就坐上了汽车，冲进茫茫夜雨之中。
楠亭里距空寺洞有50多公里，如果在平时，汽车跑起来，不过一个小时。但雨大天黑，山高路险，加上敌人空袭，不敢开大灯，所以，车走得很慢，等他们到了空寺洞，已经是半夜两点多种了。洪学智跳下车，急急忙忙地彭德怀的住处。
一进洞，他就见里面点着洋蜡烛，彭德怀一个人站在那儿，只穿着一条短裤，打着赤膊，满头大汗，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彭德怀已经是一夜没有合眼了，听见动静，停下脚步，抬起熬得发红的双眼看着洪学智：“噢，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洪学智一份电报，“你看看，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发生了。”
“怎么了？”洪学智吃了一惊。
“60军出问题了，那个180师同军部，同3兵团和志司都失去了联络。电台怎么也联络不上。韦杰昨天还说，这个师还在行军，还在往回撤，可派部队去找呢，又找不到。”
彭德怀说着，叹了一口气，急得要命地说道：“现在让哪个军去接应呢？有的军离它不远，可是电台忽然又不通，接他也没法子接呀！”
洪学智看了电报后也很着急，担心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往后撤，敌人正在跟踪追击，现在联系不上，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
“还要想办法继续联系，整整一个师，不能就这么白白地丢了。”彭德怀停了一下又说，“3兵团、60军的领导太犹豫，迟疑不决，联系不上就干等着，也不赶快派人去找，去接应，把好几天的时间白白地耽误了！”
说着，他又递给洪学智一份电报：“刚才，我给60军发一份紧急电报，命令他们立即派人救援180师。”
洪学智一看电报：“应即以181师、45师解180师之围。60军、并15军首长并王王：至现刻止，无反映我180师被消灭。据悉：27日有2个营袭击美军指挥所，被其援军赶到未成。另悉：在纳实里、退洞里获得我一部分武器。据上判断：我救援部队如是坚决，一定可以救出该师，如再延迟不决，必严重损失。”
此时，已经陷入困境的180师各团、营开始各自选择突围方向。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带领50余人已于28日晚突围出来，与541团会合。180师能战斗的人员已经不多了，因负伤、饥饿，在鹰峰山下掉队的人也不少。
这时，179师、181师已逐步靠拢，但敌人已经向北合围，若用这两个师进行反击，伤亡势必很大，难以奏效。在60军指挥所，韦杰、袁子钦、查玉升、邓仕俊焦急万分。查玉升、邓仕俊主张坚决反击。双方各执己见，60军只好将处置意见报告3兵团。
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考虑了60军的意见，最后指出：“鉴于该师已分散突围，反击将付出很大伤亡，令他们派得力干部、战斗英雄和侦察分队渗入敌纵深寻找失落人员。”
这天，539团团长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带领1营及机关干部40余人突围归来。该团1营营长丁占胜、2营教导员关志超、团卫生队长郭富明带领50余人于6月1日成功突围。
几乎同时，段龙章、王振邦、庞克昌及538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率部分人员同537团7连会合。郑其贵率20余人回到537团阵地。537团3营营长杨树华派人引导，他们来到179师指挥所，同张向善、张国斌、姚晓程会合。
539团3营副营长邢春生、教导员卫福善指挥本营及收容的人员360余人回到181师阵地上。
军务科长张杰、直工科长王逸民带领机关干部和直属分队400余人突围归来。
5月31日上午9时，志愿军总部致电60军，转达了毛泽东对180师的关心。电文是：“韦袁查：毛主席31日2时来电询问180师情况如何，甚以为念，请你们将180师详细情况电告。”
下午，韦杰将180师情况作了报告：“180师由于连续突围，伤亡在2000以上，由于没饭吃，沿途搞野菜，中毒不少，有的饿得走不动，有的掉了队，到达鹰峰时约有1000人，27日晚攻下三个阵地后已无力再突围，因而分散利用敌空隙突围，现已在零散地回来，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已到我处，似此已无成大股者，他们渡过北汉江即将第二梯队人员及笨重火炮不分白天夜晚后撤，现已收容约1300人……”
第二天，韦杰又向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报告说：“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539团团长、538团参谋长等已先后归队，加上零散人员及该师二梯队540团2营共约2000余人。全师损失近8000人，其中伤亡约2000人，其余大部掉队失散。在突围中山炮、82迫击炮已全部炸毁，密件密本已全部焚烧，只留一份报话机密话，必要时亦予焚烧。我们已派员到各交通要道收容流散人员、马匹、车辆。另该师于渡江后白天坚守、夜间突围部队作战表现了英勇顽强，并毙伤敌1000余名……”
洪学智后来回忆说：“五次战役第二阶段，60军在东线的最西面，插得最浅。美军猛插我军以后，我们本想让60军很好阻止一下，掩护东面的3兵团主力和9兵团撤回来，让60军断后。180师又是在60军的最西面，所以要180师掩护该军的侧翼。撤退时，180师过了北汉江到了北培山和驾德山之间，正好赶上美军在山中一条斜的公路上插过去。他们就隐蔽在山里。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没想那儿会藏着1个师。180师 师长叫郑其贵，他看见白天公路上有敌人的坦克轰轰隆隆地开过很多，就以为是被包围了。其实他那个地方离我们控制地区很近，就隔了一条公路，他们完全可以在 晚上撤回来。但是师长害怕了，他怕敌人测向，测出他们位置，就命令把电台砸了，把密码烧了。这样军、兵团和志司就都同他联系不上了。他们藏的那个山很大， 树林很密，他们不发信号，也不知他们藏在哪儿，也就无法派人去接他们。以后180师师长又命令干部扔下战士分散突围。最后，除了师长及少数跑散了的同志陆续回来了一些，其余大部失散未回。这是我军入朝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180师师长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他如果不命令分散突围，是可以把部队撤回来的，因为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只是把他们同我们大部队隔断了。另外，美国的机械化部队晚上是不敢行动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夜晚往回走嘛。12军的第91团，也被包围在了敌后，插到敌后，脱离大部队已经100多公里了，还一直同师部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这个团比180师插得远多了，孤军深入，还是很有秩序地，完整地撤回来了。180师师长只看见公路上敌人汽车、坦克不停地过，就慌了，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次被俘的人员，是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大头，这对我们以后的停战谈判中有关战俘问题的谈判造成了很大不利。”
6月3日，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参谋长李懋之向志愿军司令部、中央军委报告了180师损失的经过及检讨。他们在报告中说：“60军180师在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向北转移时遭受严重损失，使我们万分痛心。现该师仅有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队及随军后勤担任掩护任务的540团第二营，突围出来的539团一营及该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等共计4000人，损失7000余人。这7000人中，估计突围战斗伤亡2000人，被敌俘去五六百人，吃野草中毒及饿死一部分，失散一部分。”
6月中旬，志愿军总部在空寺洞召开了一次由各军长、政委参加的会议。
会上，彭德怀总结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当讲到180师的情况时，他当着军长、政委们的面，把韦杰叫起来，说道：“韦杰，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被包围了？你们并没有被包围，敌人就是从前面过去。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后面也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有敌人，晚上完全可以过来嘛，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
接下来，彭德怀的话说得就很尖锐了：“你这个韦杰，军长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你像不像个指挥员？把部队搞成什么样子了？这是我们志愿军的耻辱！”他还说：“我们的教训在哪里？主要是指挥员用将的问题。”
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除了彭德怀的声音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弄不好真要杀人呢！邓华见状，连忙问洪学智：
“怎么办？”
刚刚入朝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的陈赓正好在场，洪学智就让他出面求请：“陈司令，你说说吧。”
陈赓听了，站起身，说了一句：“老总，该吃饭了，肚子饿了。”
“好，吃饭。”彭德怀也同意开饭。
不久，志愿军总部发出指示，对180师的问题作了总结：必须承认损失是非常重大的，我军建军以来少有，我们很惭愧，要以悲痛心情总结经验，从各方面想办法挽救此损失。造成此次损失的原因，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误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倘若我们一方面搞得好，损失完全可以减少，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有：1.初战时部队对敌人不够熟悉，对朝鲜战场与中国战场、对美帝与对国民党军队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在指挥与通信联络方面有很大缺点；2.从领导方面来说，对部队不大熟悉，因此在战役结束时，部队收缩未像过去那样认真部署，以防止敌人追击、截击。尤其是五次战役胜利结束后，领导上有些轻敌。另外，补给问题上存在很大弱点，不能及时按需要补给……
但是，志愿军是打不垮的，英勇的志愿军又开始了反击，中朝军队随即展开8个军进行防御，遏制“联合国军”反攻，至6月10日，双方在汶山、铁原、金化、构口、明波里一线形成对峙，战役结束。此后，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
随后，敌我双方开始了漫长的停战谈判，在打打停停中较量着。

❺ 《突围行动》中的嘉儿是搞什么的，她怎么样

姓名：宋嘉儿（杨思琦饰）
年龄：25岁
性格：
外表善良，聪明勤奋，温纯没机心，实则工于心计，记仇善妒，野心勃勃，现实势利，自尊心强，不甘寄人篱下，为向上爬，不择手段。
背景及遭遇：
宋嘉儿是时装集团主席夫人宋金枝的侄女，父亲宋金元是时装集团人事部的主管，嘉儿在理工大学毕业后，也顺理成章进入公司，担任设计师一职。和喜欢攀富贵的金元相反，嘉儿讨厌仰人鼻息，希望出人头地，所以从小努力读书，长大后工作卖力，渴望藉着童家的优势更深入上流社会，而对阻碍自己向上爬的人，嘉儿会不择手段，加以铲除。嘉儿对父亲的阿谀奉承和不长进，抱不以为然的态度，及后，金元因外围事件入狱，更激发嘉儿向上爬的决心，希望藉着权势，洗清种种不名誉。
嘉儿和金元都在童家居住，嘉儿懂得观言辨色，揣摸姑丈童展龙和姑妈金枝心意而不着迹，所以和二人关系良好，唯独对只懂吃喝玩乐的表哥童日昭关系一般。
嘉儿与堂表哥童日进青梅竹马，感情甚佳，嘉儿亦一心以为和日进会是一对，希望将来嫁入童家，堂而皇之进驻上流社会。无奈日进对嘉儿只有兄妹之情，嘉儿对日进力追未果，又眼见新入职的买手殷向晴，和日进投契之余，又得到金枝的欢心，嘉儿在公在私皆视向晴为眼中钉，处处与向晴作对。
及后，金枝和展龙的长子童日朗学成归来，加入掌管时装集团事务，嘉儿既仰慕日朗的外表和才能，更因为日朗比日进更接近权力核心，遂转而向日朗追求示好，可惜日朗对嘉儿无意，嘉儿误会是日进和向晴从中作梗，怀恨在心。其后日朗意外重伤，顿成伤残，金枝认定祸首乃日进，嘉儿遂与金枝连成一线对付日进...

❻ 八路军三五九旅

三五九旅

1937年8月25日，由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等部编成，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后任旅长兼政委），隶属第一二○师，辖第717团、第718团。当年9月上旬，第718团归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建制，旅部率第717团由陕西省富平县出发，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编成第719团和新的第718团。1939年10月，进驻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的防备。1941年开赴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至1944年垦荒播种26.1万亩。1944年11月，旅主力4000人组成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进军湘粤边。1945年后加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战斗序列。中原突围后，归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建制，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历次战役，改为第二军第五师，解放后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该旅另一部组成第二梯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军东北，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现隶属兰州军区某集团军。

以身作则的罗章

罗章，在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从政治机关调到旅供给部任政治委员，分管全旅大生产的组织实施。他经常扛上一把为自己特制的七八斤重的大镢头,往来于全旅分散在各个山头、山坳的100多个生产点上，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和干部战士一起开荒。他说：“干部的以身作则首先是要勇敢，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其次，干部的以身作则还要勤奋，不怕吃苦，艰苦奋斗。”由于在南泥湾的生产运动中成绩显著，在1942年12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被评为全边区22位劳模之一，毛泽东题词授予他“以身作则”的奖状。1955年，罗章被授予少将军衔。

模范团长陈宗尧

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718团团长陈宗尧（中）曾受到毛泽东表扬：“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在生产中，陈宗尧把团部设在第一线，指导各连的劳动生产，最先组织了百人开荒大竞赛，战士们还给他编了个《生产忙坏了陈团长》的歌。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为他题写了“模范团长”的题词。1944年秋，陈宗尧任第二支队长随军南下，1945年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特等模范家属陈敏

陈敏，1917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在大生产运动中，她的丈夫谭文邦在三五九旅一个团里当政委，带领官兵整日在南泥湾开荒、挖窑洞。陈敏带着两个孩子在家纺线，纺出大批头等细纱，她的模范行动鼓舞了许多妇女走上生产战线。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在题词表扬22位劳模的同时，为她亲笔题写了“模范家属”的赞语。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题名，给她颁发了“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

特等劳动英雄赵占奎

718团模范班长赵占奎，原名赵占魁，1943年出席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时，工业上有位劳动英雄也叫赵占魁，为了区分，政府征求他的意见后，改为了带“土”的奎。718团曾组织过百余劳动英雄参加的开荒竞赛，有6个人创造了日开荒3亩以上的纪录。其中，李位和赵占奎更是分别达到了3亩6分和3亩7分，被边区评为特级劳动英雄。赵占奎的生产热情，不仅推动了所在班成为全连开荒最多的一个模范班，而且影响了全连，原来规定开荒800亩，结果开了1700亩。

背景链接三五九旅1937年8月25日，由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等部编成，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后任旅长兼政委），隶属第一二○师，辖第717团、第718团。当年9月上旬，第718团归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建制，旅部率第717团由陕西省富平县出发，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编成第719团和新的第718团。1939年10月，进驻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的防备。1941年开赴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至1944年垦荒播种26.1万亩。1944年11月，旅主力4000人组成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进军湘粤边。1945年后加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战斗序列。中原突围后，归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建制，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历次战役，改为第二军第五师，解放后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该旅另一部组成第二梯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军东北，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现隶属兰州军区某集团军。

❼ 皖南事变有一个会议叫什么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1939年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在新四军皖南军部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❽ 突围电视剧原型

一、红心商人杨廉安

电视剧中，林满江介绍得很清楚，当年华润集团就是以五根金条起家的。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于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938年在香港悄然成立的一家名为“联和行”的贸易商号。这家仅有3个人小商号，第一任老板叫杨廉安。

二、暗藏万金的粗布马甲

根据上级指示，杨廉安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多点办公，先后办起5家商号。联合行成立之后，为苏区和抗日前线提供了电台、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120多吨，资金500万美元。

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香港。联合行区去了与上级组织的一切联系，为了保护联合行的大笔资金，杨廉安将让妻子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和带着年迈失明的婆婆逃离香港，从此失散多年。

杨廉安亲手缝制了一件特制的马甲，他把所有资金卷成小卷，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里，将沉重的马甲穿在身上，保护着联行的大额资金和党的经费，一路撤退到广州，然后穿着它穿越8千里战火，在党最苦难的时候，将这笔抗日资金送到了周副主席的面前。在电视剧镜头中，志行大千的匾额就是在讲述这段光荣的历史。

三、海上突围

电视剧的名字叫作《突围》，是依据2013年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贪污案件改编的。电视剧男主在腐败分子的重重阻挠下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突围”，其实华润公司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实现过“海上突围”。

随着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国统区的迫害日益严重。国民党特务对民主人士采取盯梢、监视甚至暗杀等手段。1949年，中央领导指示，华大商行与华润公司合并购买船只到香港出口农副产品、采购物资的名义，秘密接送民主党派领袖和著名爱国人士去解放区。

《突围》由耀客传媒出品，由靳东、闫妮、陈晓、黄志忠、秦岚等人主演，定于2021年10月21日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联合播出，并且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同步播出，首更1集，会员周日到周五每天22:00更新2集同步卫视。

非会员次日观看，11月10日会员暂停更新，11月11日非会员暂停更新，11月13日（周六）更新2集，11月14日（周日）更新1集，会员11月15日播出大结局。

❾ 台儿庄战役是谁指挥的

台儿庄战役由民族英雄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汤恩伯、张自忠、田镇南、关麟征、池峰城、王铭章等抗日将领指挥。战役期间，中国抗战最高统帅蒋介石曾三次赴徐州视察、督导、调配兵力，其中第一次，蒋介石在台儿庄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亲赴台儿庄南站观战，并亲自勉励池峰城，前线将士因而士气大振，大大增强了前线将士的战斗力。
参战将领：
1、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战役国军总指挥。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奉孙中山之命与黄绍宏、白崇禧合组“广西全省绥靖督办署”，任督办。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议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
2、第五战区第2集团军司令孙连仲。
孙连仲，字仿鲁，河北雄县人，1893年生，保定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成为冯玉祥的部下后，因为头脑机灵，作战勇敢，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之后不断升迁，为冯部中的虎将——“十三太保”之一。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集团瓦解，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6路军，孙任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26路军又改建为第2集团军，孙仍任总司令。
3、第五战区第59军军长张自忠。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被誉为“抗战军人之魂”。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校，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1914年，他投笔从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并先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抗日战争暴发后，他率部南下抗战。1940年5月1日，在枣宜会战(枣宜改自忠)中英勇殉国，为盟军在二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4、第五战区第30军军长田镇南。
田镇南（1888--1974），字柱峰，号位午，项城市王明口田老家村人。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38年，任陆军第2集团军第30军军长。奉命开赴台儿庄前线，正面迎击板垣和矶谷两师团的一部。
5、第五战区第52军军长关麟征。
关麟征（1905-1980）原名志道,字雨东。陕西省户县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关麟征在黄埔系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1938年8月与倭寇第九师团遭遇瑞昌苦战，东京广播称：皇军遭遇最为强劲之敌寇。关麟征素有“关铁拳”之称，与孙连仲之“孙钢头”一时齐名。1939年，军功赫赫的关麟征坐升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此为黄埔学生中升任集团军总司令之第一人，时年34岁。
6、第五战区第31师师长池峰城。
池峰城（1903-1955）河北景县人。又名凤臣，字镇峨。1920年加入北洋军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旅第三营营长。中原大战后，任国民党政府军陆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抗战期间，分别担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师长、第六战区江防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等职，曾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解放战争中，任国民党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国防部中将部员。1949年参加北平和平解放。
1955年3月16日病逝。傅作义是中国著名的“善守将军”，毕其一生，他的成名是“守涿州之役”，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成就了他在旧中国军界的功名。抗战时，长城之役还是以守著名。傅作义颇以此自负，对国军中众多名将，他曾不屑一顾，可是，傅作义却佩服抗日名将池峰城。老傅看过台儿庄一役的战例报告后，曾这样称赞池峰城：池将军是中国战史上一神人也。
7、第五战区作战部参谋长封裔忠。
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指挥部队在淞沪、台儿庄、桂柳等战役中英勇歼敌。其直接指挥的云南松山战役，战功卓著。1944年国民政府授予抗日救国一等勋章。
8、第五战区第122师师长王铭章。
王铭章将军，字之钟，四川新都太兴场人，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生。在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
9、国军敢死队队长，一线战地指挥官仵德厚。
仵德厚(1910-2007）陕西三原人，时任第30军30师88旅176团第三营营长，敢死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