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集团唐军离职

Ⅰ 轩辕剑3云和山中的黑衣大食与唐军决战的具体内容

首先确定的是那次战争的名字叫怛逻斯之战。

怛逻斯之战
先说句题外话，本章已分了若干节，本节又分了几部分，本部分又分成几小节，实在不能再分了，所以本来只打算稍微写一下，可怛逻斯之战又实在不该三言两语就了结，所以，我们被迫还是得分下层次——阿门，但愿下面写的过程中不要再分了……

⑴、前奏：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击败了朅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缓”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也算是普遍心理，另外，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他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俘获的敌国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在想了若干遍“这样找值得吗”之后进入了梦乡。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中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 jibāl a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是达到了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最后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忾，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⑵、战败：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帅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一些：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尽管简略，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逻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那么怛逻斯在哪呢？它就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国塔拉兹（Taraz）附近，这里也曾叫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图2-2）。从安西出发，到怛逻斯的确切距离不好说，但总有千里之遥了，有人考证出来最短也在一千四五百里，而最长可到二千多里，显然通鉴所说的七百里是远远不够的，但通鉴说的是“深入大食七百里”，或许没有包括此前的路途。不过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小勃律是“九千里而赢”，到怛逻斯城就只有一两千里呢？其实“九千里”是对京师而言，如果是从安西出发，就没有这么远了。高仙芝应是从安西都护府出发，安西都护府在开元、天宝时应当设置在龟兹国。从地图（图2-3）上看，这两次出征距离相差无几，小勃律理应更远一些。但如果看图片觉得怛逻斯更远，那么也没办法，或许是眼睛欺骗了我们，地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天的世界地图来找这两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位置关系（图2-4）。第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会“艺高人胆大”的深入敌国。

图 2-2 怛逻斯之战所在地

图 2-3 两处战场大致位置比较

图 2-4 两地位置关系

除了地理需要重视一下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很简单，似乎下面只要就其意义再讨论一下就可以了。然而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列传，却发现有意外收获：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尺而还了——只怕还都没法还了，因为他一死就更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都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不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帝，或者说是不直接属于，但汉兵则是唐朝皇帝正式辖内的子民，因此有可能高仙芝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此上报，既可以把人数降低以挽回面子，又可以找到足以说出口的理由，两全齐美。这么猜想也有个前提，就是那两万四千戍兵为汉族士兵，这其实也是可以说通的，因为平日戍守的应该就是他们，至于蕃兵应该是有战事的时候才“应邀”参战。但是，我们都知道玄宗后期“开边意未已”，因而徭役也有所增多，从安史之乱中唐朝一下子就能招募来几万人马来看，推算如果玄宗为了开边而募兵很可能也会是几万，那么安西的戍军也有可能超过二万四千人。因此无论怎么看，人数问题都实在难以下清楚的结论，除非考古上又能找出来确凿的证据，否则也只能天马行空的猜测。唐军人数记载有异，大食军的人数也有差异，一般来讲认为是十万人，最多的说法是二十万，总之，从人数上讲大食有着一定的优势。
人数无法确定下来，那么，高仙芝失败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唐军是在哪方面有了失误才会失败呢？抑或是大食军用了什么妙计取胜呢？不知道，一点具体的过程都没有，只知道双方相持了五天，然后葛罗禄突然背叛，唐军便败了。也许双方就是肉搏似的直来直去的打斗，但唐军战斗力绝不弱，这种战斗模式下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很可能是中了敌军的埋伏。大食军队是从喀布尔附近出发，虽然也离战场有一定距离，但和唐军比起来，他们更像是主人。分析一下，最后高仙芝是受到两面夹击而败，由此可推出，一旦有一方占据了怛逻斯城，则必将是大食军。因为如要是唐军占住城，葛罗禄军队自然也将进城，或者住在城下，当他们背叛的时候，若是前者的情况，唐军主帅逃出的可能性极小，若是后者，则有城可据的唐军至少可以坚持守住一段时间。事实情况是，葛罗禄一背叛，唐军就败了，但主帅都有机会逃走，可见是在城外。既然大食占据了城池，称他们为主人也就是妥当的，大食所占的优势不言自明。如果说唐军短时间内无法摸透地理无法用计，那么有主场之利的大食军依据地形弄出什么伏兵计来再正常不过。
还有种说法是认为高仙芝轻敌导致战败，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高仙芝带着六七万军队出征，本身说明他对此战还是重视的，即使真是二三万，那么带着安西的绝大多数士兵前来，也足见高仙芝很注重与大食的一战。那怎么还是轻敌呢？一般来说，对于一位百胜将军，即使心中多次默默告诫自己要重视对手，但心里仍然无法摆脱一种不自觉的高傲。假如是为了重视而重视，那么此前做好的准备(譬如军队人数比平时要多，也许会自认为比较保险，而放松了警惕)只能更巩固这种轻敌的心态。
最关键的，还是要说突厥葛罗禄的背叛。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唐军呢？可见五天来唐军当是渐渐处于劣势，另外，大食也很有可能派出来使者动之以情晓以厉害，他们所拿出来的理由也许就是高仙芝屠杀大石老弱的事件，还有从这个民族擅长的商业来看，或许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另一方面，大食不是小勃律，不是朅师，不是石国，而是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其实力又哪里是高仙芝此前对手所能比的呢？

⑶、战后：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与阿拉伯帝国都想要扩张，所以早晚都会打这一仗，结果是，这一次交手，唐朝败了。但敌人也并没有追击，想来是唐朝名声在外，他们既然已经取胜，已经挣够了很大的面子，也就没必要来触犯唐朝。假如他们真的追至唐朝国境的话，玄宗决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势必会触怒他，因此唐朝肯定会派很多精兵来应战，大食军的情况就不妙了，如果他们失败，唐军则多数情况下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会乘胜追击，这样一来，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不追击说明大食很有自知之明。不过又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人，那就是安禄山。当时安禄山未反，他的态度究竟会是如何？从天宝十年的记载来看，还没有安禄山有反心的明确记载，当时李林甫尚在，对安禄山的震摄力还是很大的。也许此时安禄山会想尽力保住现有局势，一旦真会发生大食来攻的事情，安禄山有可能会引范阳兵前来救援，以表示对唐的绝对忠心，从而彻底打消朝廷内部对他的疑虑。这与他想在玄宗死后谋反并不冲突，因为如果他有救国功劳的话，就会树威，到时拿起“太子谋害大功臣”的理由来自卫更会引人同情，无疑对他将来的谋反是十分有利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见唐朝西部乱了，安禄山趁机在东边造反——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唐朝内忧外患下覆灭的可能性极大，而谋反的安禄山失去了唐朝这个靠山，以自己的实力能否对付的了大食，实在没底。一旦阿拉伯帝国统治中原，只怕我们的古老文明也会和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一样中断，最好的情况是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又建立了中原王朝；最糟的情况则是中原文明一蹶不振，那么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或许就会用阿拉伯文了……总之，太复杂，每一步产生的后果都会不相同，因此唐与大食战后还算相安无事，也不是件坏事。
无疑阿拉伯对于这场胜利欣喜若狂，甚至据说阿拉伯的史书中还说唐朝因此而称臣。这个只怕很难让人接受，起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唐朝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玄宗素来自诩英明神武，不会轻易低头，而且高仙芝是异地而败，唐朝本土又没有什么危险，又没有被迫屈服，根本没有称臣的必要。因此玄宗因在别国的一场失败而称臣，无法想象。
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的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著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不曾为人所注意，就是《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通鉴、唐书均没有明写。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原以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朋友说《全唐文》中有一篇诏敕有相关信息。朋友所指的当是《全唐文》中《授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制》这一篇，其他再找的话，就没有和高仙芝升贬相关的诏敕了。原先也曾扫过一眼这篇制文，但由于天宝九年玄宗曾任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便以为是那时下达的。经提醒后，再仔细看它，果然发现有不平常的地方：“四镇经略副使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密云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高仙芝”、“可起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一个“前右羽林军大将军”，说明这份制书并不是第一次封高仙芝时下达的那个，再加上“起复”，这两点都透露出来这是一份传达出不为史料所记载的一件事情的诏书，那就是高仙芝确实曾被免职。玄宗这道诏书是什么时候下达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在当年，因为《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十载，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可以为证。的确，战败后将军总要多少负些责任的，如果高仙芝没受处分，反而奇怪。
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这样的大败不久就复职，而且安史之乱中任命他为第一任副元帅，可见玄宗还是相当的看重他。这或许也与李林甫主张重用边将有关，前面曾提过，李林甫不想再让像张九龄这样的文治官员参与到高层，在他的鼓动之下，玄宗后期大量重用蕃将。高仙芝本人也是蕃将，且从现存记载来看，没有参与到朝廷中的任何争斗，所以李林甫也犯不着为难他，加上在那个时期高仙芝确实是属一属二的上将，复职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使将军名声在，还怕天子不遣冯唐来吗？

⑷、怛逻斯之战的意义
怛逻斯之战，自然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跻于西方”，意思是唐朝经此一战，退出了中亚的竞争。我本来很信服这种说法，因为最初印象就是如此，难免先入为主。但看了更多资料之后，觉得这种“一刀切”的算法的确有问题。
说是“一刀切”，毫不夸张，因为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认为自此后唐朝再也没有染指中亚，似乎怛逻斯之战就是一个分水岭——不然，唐此前也有“不济”的时候，此后也没有就此了断在中亚发展的愿望。
在怛逻斯之战以前，唐曾多次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讨伐大食的请求。比如《新唐书》西域传中，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和石国都曾请求大唐讨伐大食，结果都是，“天子不许”，对俱蜜稍微好一些，“其王那罗延颇言为暴赋，天子但尉遣之而已”，起码还派个人慰问了一下。这些西域的国家，自己的力量不够，只好借助于大国的保护，而他们夹在大食与大唐之间，哪个都惹不起，在石缝中求生存，的确很不容易。想来他们也是很盼望着看大食与唐之间打一战决一雌雄，也好据此来决定究竟投靠哪一方，但唐朝皇帝居然说什么也不出兵，对他们来说，大概很是气馁吧。既然他们曾对唐朝这么请求过，未必没有对大食这样请求。我们的史书中不可能把他们的事记得那么详细，而且他们不可能傻到把对大食说的什么话来告诉唐朝。但从史料来看，他们似乎依附唐朝更多一些。
而唐朝为何不出兵呢？是不是实力上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唐不出兵，体现了唐在中亚霸权的衰落。看来是有些不济了。其实从实力来讲，唐朝从来就不惧怕战争，如果真没有实力，也不会东征西讨了，这些节度使也就不会这么活跃了。然而战争的消耗必定是很大的，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花费这些精力到底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委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
而当唐朝的野心无限制的扩张之后，这种交兵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唐战败后，一时间
但，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终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怛逻斯之败后，安西的实力并未动摇，唐朝仍是强大的。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慢慢衰落，不过纵然盛世不再，也总不至于一下子跌进深渊。唐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假设唐朝继续这样恢复下去，或许在将来的天宝二十几年，会有一场向大食报一箭之仇的复仇之战。然而，唐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有了安史之乱，唐朝即使胜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

Ⅱ 唐军的人物经历

1940年生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八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无线电系。
从事太阳电池及其应用研究。
1968年参与“实践1号”卫星太阳阵研究，负责性能测试和环境试验。
1969年主持“灯塔1号”导航卫星太阳阵研制，成功地研制了壳式叠瓦太阳电池阵，为国内首创，并主持生产了正样产品，通过了卫星总体各项考核试验。
1973年主持研制了“地面用双层玻璃封装太阳电池组件”，为国内首创。
1979年参加“中国、西德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示范村合作项目”工程，为光电系统组副组长、负责10kw太阳阵供水装置、Ikw太阳阵灌溉装置，以及太阳电池阵供电的有线电话、有线对讲、无线电台、电视差转台、无人气象台等装置，共9个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调试运行。获1987年北京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4年在编写和出版太阳电池成套国标和部标工作中，是主要起草人之一，获取984年在编写和出版太阳电池成套国标和部标工作中，是主要起草人之一，获取984年电子部技术标准成果一等奖。
1987年参与国家“862”工程，主持研究“东方红3号”通信卫星2200W太阳电池阵，并生产业革命套正样飞行产品，于1994—1997年发射，运行良好。具90年代初国际先进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