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纪集团

『壹』 半导体板块股票有哪些

以下是该板块股票，望采纳：
000823 超声电子
002134 天津普林
002288 超华科技
002436 兴森科技
002463 沪电股份
002579 中京电子
002618 丹邦科技
002636 金安国纪
002815 崇达技术
300476 胜宏科技
600183 生益科技
603228 景旺电子
603328 依顿电子
603936 博敏电子
002049 紫光国芯
002156 通富微电
002180 艾派克
002185 华天科技
300053 欧比特
300077 国民技术
300139 晓程科技
300183 东软载波
300223 北京君正
300327 中颖电子
300458 全志科技
300493 润欣科技
600171 上海贝岭
600584 长电科技
600667 太极实业
600764 中电广通
600770 综艺股份
603005 晶方科技
603160 汇顶科技
603986 兆易创新
002079 苏州固锝
300046 台基股份
300373 扬杰科技
600360 华微电子
000532 力合股份
000636 风华高科
000701 厦门信达
000733 振华科技
002138 顺络电子
002199 *ST东晶
002222 福晶科技
002389 南洋科技
002484 江海股份
002806 华锋股份
300319 麦捷科技
300394 天孚通信
300408 三环集团
300446 乐凯新材
300460 惠伦晶体
600237 铜峰电子
600563 法拉电子
603678 火炬电子
603989 艾华集团
000670 *ST盈方
002119 康强电子
002129 中环股份
002371 七星电子
600206 有研新材

『贰』 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本公司系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位于临安市青山湖科技城产业园区，专业生产销售电子基础材料覆铜板，被评为“浙江省杭州市劳动保障诚信示范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和谐企业”。集团总公司位于上海，集团创建于1988年，现有全资子公司6家，总资本约为15亿元，是专业从事电子基础材料的研制、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电脑、家电及军工产品。股份公司于2011年11月份在深交所上市。
法定代表人：韩薇
成立日期：2012-11-0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所属地区：浙江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056708710H
经营状态：存续
所属行业：制造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英文名：Jin'an Guoji Technology (Hangzhou) Co.,Ltd.
人员规模： 500-999人
企业地址：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大康路188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覆铜板(在许可项目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研发: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生产设备设施;批发、进出口: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叁』 哪位知道上海国纪电子有限公司的情况

金安国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香港的一家大型集团企业，集团的管理中心在上海市的松江工业区内。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子工业的基础材料——覆铜板。集团公司自1988年在杭州临安投资第一家企业开始，先后投资创办了国际层压板材有限公司、杭州英特覆铜板有限公司、杭州联合电路板有限公司、上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国纪层压板材有限公司、深圳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珠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全资企业。由于员工的努力，一直发展良好，目前已成为本行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知名企业。生产的主导产品已远销欧美、澳大利亚、香港、台湾、韩国及东南亚地区。韩国LG、日立化成、德国西门子、摩托罗拉、日本富士通、上海贝尔等知名企业都已大量使用本公司的产品。国内军工企业大部份都是使用本公司的此类材料。
15年以来，金安国际的各类产品已全部通过了美国UL和德国VDE的认证，1995年通过了德国TUV和上海SAC的ISO9002的质量体系认证。自95年以来，集团下属企业——国际层压板材有限公司连年获得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全国外商投资先进企业，杭州地区出口创汇金龙奖、杭州市“创汇、创利”双优企业等荣誉称号，多次被杭州市人民政府通报表彰。
为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科技和市场，2000年集团公司在上海松江出口工业区投资建设了第一家高科技合资企业——上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2002年正式建成投产，所生产的FR-4，FR-5覆铜板广泛应用于通讯、电脑、家电及军工等产品，是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材料，目前发展势头良好。上海国纪现在总投资规模达到7000万美元，06年销售额接近人民币20亿元，目前投资1500万正在筹建研发中心。07年集团公司还在珠海投资建设——珠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占地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预计07年下半年一期工程可投入生产。集团公司目前正积极进行A股上市工作，计划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届时，公司的发展将会更快，投资的行业将会更多，同时也会给我们企业的员工带来更好的发展空间。

为适应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新公司的筹建，公司诚邀以下英才。以下职位工作地点大都在上海松江区，有班车接送。集团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地点在上海市中心 哥们以后在有什么问题 兄弟可以免费帮你回答 四海之内结兄弟吗

『肆』 万国国纪劳务公司办新加坡有人了解情况吗有去回来的吗这个可以办吗公司靠谱不

大家好，首先声明，我是一名HR，认识很多出国劳务公司，他们一直做劳务输出多年。近来很多求职者跟我讲被某某劳务公司骗了，所以我和劳务公司朋友专门针对骗人项目的进行了整理，来告诫大家，避免过多人上当受骗。不过现在骗人的项目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现在我在这里在把出国劳务的大致行情跟大家详细讲一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其实骗人的项目虽然五花八门，但有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就是以高薪做为诱饵。吸引很多人来报名，结果人出不去，钱打了水漂。所以出国劳务一定要认清自身的条件，如果你没有学历，没有语言能力，又没有技术，或者年龄又比较大的，想出国一年挣几十万，那你连想都不用想，出国劳务挣钱是比国内要多，但国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是那么好挣的。每个国家对国外来的务工人员和签证都是有限制的，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去别的国家工作。首先你得明白，人家这个国家的签证开不开放，有没有你应聘的这个工种，语言能不能达到人家的要求。然后雇主跟你面试，你能不能面试上，年龄符合不符合雇主和签证的要求。所有要求都达标，你才能有资格去申请。
我相信想出国工作的朋友，一想到出国，马上会想到一定要去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新西兰等等。还想出国费用低，工资高！我奉劝有这些想法的朋友一句：天上不会掉馅饼！！！出国费用又低，挣钱又多，又是发达国家，还容易去，这是不现实的，千万不要报有幻想。

从美国说起吧，美国目前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大部分人一想到出国，首先会想到美国，对美国有无限美好的憧憬，但美国却不是那么容易去的，首先美国是没有工作签证的，根本就不提供，就算去了美国也是打黑工，然后想办法再转身份。去美国的签证一般是旅游、留学、商务等等，需要去大使馆进行面签，就像面试一样，签证官说让你过去，你才能过去，签证官说不让你去，谁都不好使。面签成功的因素很多，比如年龄、出境记录、财产证明等等，你的材料和面签时的沟通让签证官觉得你在国内混的还不错，没有黑在美国的理由时，签证官才考虑让你签证成功。如果你年龄比较小，没有出境记录，又没有财产证明，我劝你还是不要考虑美国的好。

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新西兰，这些国家基本可以统一的来讲，情况差不太多，如果你不是厨师（而且还是资格比较老的厨师），没有英语雅思成绩，没有技术能力，这些国家的工作签证你就不用考虑，因为根本去不了，只能考虑以旅游签证过去打黑工，黑工的条件和美国一样，你的出境记录越多，财产证明越多，签证就越容易通过，否则也是不好去。欧洲目前的工人工资比较一般，并不是很多，除了厨师之外，基本全是黑工。澳大利亚是有工签的，比如457，但是英语雅思成绩是首要条件，先有了雅思成绩才能找雇主担保，否则海关你都过不去。

针对这些发达国家，骗人的项目是最多的，真的五花八门，总结一点就是，这些国家的工签一般只有厨师，如果不是厨师，你必须要有雅思成绩和过硬的技术，有雇主担保才能过去，而且雇主的担保函也是很贵的，折合人民币要几十万，这个钱一般是要工人负责的。现在赶集网上，58同城上有好多招聘信息说可以去欧美打工，一个月挣两三万，什么工种都有，年龄五十多岁以下，也没有语言要求的，而且费用还可以从工资里扣除的，这种连看都不要看了，全是骗子。

说费用可以从工资里扣除的这种说法，我现在真的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种说法最早的来历，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几年前的中港集团骗人项目。XX集团利用这种说费用可以从工资里扣除的模式，看似很为消费者着想的模式，骗了中国大概差不多十万人，总数额高达20亿，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中港集团的子公司，而且都有中国公安部的出入境资质（办理这个资质需要注册资金500万，而且这个钱要押在公安部没有任何利息）。这个事在两年前，整个劳务圈闹的沸沸洋洋，但直到现在为止，这种骗人的模式还是屡试不爽，因为真的是抓住了工人的心理。但是想出国的朋友一要明白一个道理，这种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劳务公司，你会让你的工人挣到钱了再把费用打给你吗？工人的工资又不是发给劳务公司，而是直接打给工人本人，如果工人不还这个费用呢？你难道还要跑到国外去跟他要吗？中国人都明白，欠钱的才是大爷。正规工作签证的国家和项目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来操作，钱会在规定时间直接打给工人，也不拖欠工资，更不可能打给第三方的，如果是黑工的话，这个事就更不成立了，工人随便跑到哪都可以，随便给谁工作都可以，钱就更不可能给劳务公司了。再说了，谁嫌着没事自己掏钱把你送出国挣钱，办签证，税费，广告等，还有国外的合作方难道都不需要费用吗？

再说说亚洲国家，全世界唯一一个各行各业工作都可以去的国家，就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85%以上是华人，语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华人占大多数，所以中国人过去都能找到对口的工作，签证也是开放的！
韩国的工作签证一般也是厨师、帮厨和服务员，再就是免税店的项目，其他的都是以旅游签证过去的黑工，韩国黑工查的相对其他国家来说，都要严格一点，黑工挣的比工签工作一般要多。
日本可以通过研修生、工作签证和旅游签证过去，日本的研修生一般需要在国内培训三四个月，才能过去，一般工作一年或者三年，以后不能再去日本，工资一万左右。还有工作签证，这种一般就要求日语能力了，还有学历，雇主面试通过才能过去。再就是以旅游签证过去的黑工了，跟韩国一样，黑工挣的一般比较多。
还有建筑工，一般是去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或者非洲国家，这种项目一般是中国的建筑企业在国外的工程，建筑工需要在国内考试通过，成批过去。

还有现在东南亚的bc行业招工，这个行业门槛相对来说较低，收入也很可观。一般是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等国家招工，这些工作适合年轻人过去，一般三十岁以下的，或者刚毕业的学生过去工作。想去这些国家一定要找靠谱的公司，过去之后给转正规的工作签证，合法的工作。我目前从事这个行业。

想出国的朋友有大部分人可能刚接触这个行业，有很多地方不懂，但只要务实一点，不要太好高骛远，认清自身的条件，就可避免上当受骗。本公司常年招聘，不收费，根据工人的自身条件给予最适合的出国建议。
文采有限，不足之处尽请谅解
别让心情沮丧
短信祝福送到
我愿意把最真挚的问候

『伍』 “永贞革新”的主要人物是“王叔文”还是“王俶文”

中国唐代顺宗时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 ，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势力。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8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 ，史称二王八司马 。改革历时100余日，以失败而告终。

一、永贞革新的背景

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二：

一是藩镇割据。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

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如老宰相贾耽，《旧唐书》本传称：“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新宰相高郢、郑珣瑜，亦均小心谨慎，而无显赫政绩。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老宦官携手合作，共同维护旧的秩序。

一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哗、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

另外，君主的态度，也为人事背景之一，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永贞革新的经过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变革新政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据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旧唐书·刘禹锡传》）。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至是解其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大怒，欲杀刘辟，辟仓皇逃走。

一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先罢禁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

另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残暴掊敛，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用能吏杜佑摄冢宰，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如此变革新政，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为不满。这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纯）为太子。三位宰相，高郢无所作为，贾耽、郑珣瑜称疾不起，以表示与革新党派不合作。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党派。而在此之前（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加拜户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如前所说，翰林专掌机密诏令，职权甚重。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王伾为之一再疏请，也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形势已经不利。至此，叔文又因母丧去位，形势更急转直下。七月，韦执谊不听叔文调遣，革新党派内部分裂。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叔文为宰相，不报，知事不济，亦称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九日，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

三、永贞革新的影响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以革新党人刘禹锡的个人遭遇为例：被贬之前，本官屯田员外郎；被贬之后，因制有“逢恩不原”之令，在朗州一住便是十年。其间，当政者或惜其才，欲渐用之，而宪宗亦诏迁禹锡等为远郡刺史。但适逢武元衡为首相，衔旧怨（元衡曾为德宗山陵仪仗使，禹锡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被革新党派罢为右庶子），谏官十余人又论列，言不可复用，最终亦无转机。元和十年（815），始召还，仍欲用为郎官。禹锡至京师，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由于“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又被出为播州刺史。自此去京师又十余年。文宗大和二年（828），再从和州刺史任上召回，用为主客郎中。禹锡至京师，衔前事未已，又作《重游玄都观》诗，序谓“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据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以致武宗会昌二年（842），禹锡卒，也仅官至检校礼部尚书。由此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另外，有唐一代，朋党虽然产生甚早，但朋党之争却迟至永贞革新才形成。据《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贞元十九年（803），补阙张正一与韦成季、王仲舒等七人，以曾同官而相善。或告执谊云：“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时官翰林学士，因奏云：“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导致成季等七人尽被斥逐。至永贞革新正式开始，朋党之争更为激烈。后来，永贞革新虽然失败，旧的朋党之争并未消失，新的朋党之争又起。著名的“牛李党争”，即产生于宪宗元和（806—820）中。此后直到唐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由此亦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

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自然更为深远。宪宗初即位，藩镇就开始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并令诸将为己上表强求节钺。朝廷不许，以宰相袁滋为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不久，朝廷恐安抚无效，又以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而征刘辟为给事中。刘辟自然不受征，且出兵阻袁滋入川。袁滋不敢进，被贬为吉州刺史。朝廷不得已，终于以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但藩镇见朝廷如此可欺，又岂肯甘心于眼前既得之小利？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仿前任韦皋求总领三川，不得，竟举兵造反。二年（807）十月，镇海节度使李锜因不愿入朝，亦举兵造反。九年（814）闰八月，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为留后，并纵兵侵掠，危及东都。十年（815）六月，淄青节度副大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并助吴元济与朝廷对抗。这些藩镇叛乱虽然最终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不久之后，藩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也无法加以控制。

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宪宗以及敬宗，又均死于宦官之手。唐人李谅著《续玄怪录》，中有《辛公平上仙》篇，据研究，所记即为宪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谋害之事①。至于敬宗被谋害，则已无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诛宦官，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与朝臣合谋发动“甘露之变”。但因宦官掌握军权，功败垂成，朝臣及相关人士近二千人被杀，酿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祸。而此后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四、永贞革新的评价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古今十分悬殊。

韩愈撰《顺宗实录》，既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述，又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评价。但该“实录”记述永贞革新本多不实，对永贞革新的评价自然也就不高。或认为涉及个人恩怨。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如近人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变革新政时期，侍御史窦群曾往拜谒，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问：“何谓也？”群云：“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792），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793）。到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韩愈《永贞行》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因而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很难公正。

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或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或称：“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册）。或称：“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十三章）或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不用说，评价都很客观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当时人的立场，是否还应有别的解说呢？

按史称顺宗册太子，王叔文已有忧色，口虽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丞相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犹见英雄末路之慨。而狷急如刘禹锡，所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对参加变革新政颇有悔意。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句，尤见作者当时动机本不纯正。至于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对参加变革新政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总之，参加变革新政的低级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而不达。这场变革新政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参加者恐怕均难辞其咎。因此，对永贞革新的评价，恐怕还应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应该分别评价。受韩愈《顺宗实录》影响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主观动机。而清代以来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客观效果。就此而言，这两种评价都难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综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评价。

『陆』 北京万象国纪投资有限公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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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明末农民战争缘起什么

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

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

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

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

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房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建立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

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

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

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