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汇率是如何调控的。
汇率亦称“外汇行市或汇价”。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汇率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因为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都是按本国货币来计算成本的，要拿到国际市场上竞争，其商品成本一定会与汇率相关。汇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响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和价格，直接影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例如，一件价值100元人民币的商品，如果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8.25，则这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是12.12美元。如果美元汇率涨到8.50，也就是说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该商品在国内市场上成本实际上是低了，直接使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变低。商品的价格升低，竞争力变强，肯定好卖，从而促进该商品的出口。反之，如果美元汇率跌到8.00，也就是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必将有利于美国出口商品。同样，美元升值而人民币贬值就会有利于中国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反过来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却会大大刺激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日本和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人民币升值可令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打击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并反过来刺激中国大量进口他们的商品。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人民币贬值，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将更糟糕。
正是由于汇率的波动会给进出口贸易带来如此大范围的波动，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相对稳定的货币汇率政策。中国大陆的进出口额高速稳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各国货币之所以可以进行对比，能够形成相互之间的比价关系，原因在于它们都代表着一定的价值量，这是汇率的决定基础。 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为本位货币。两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的货币单位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含金量多少来确定他们之间的比价，即汇率。 如在实行金币本位制度时，英国规定1英镑的重量为123.27447格令，成色为22开金，即含金量113.0016格令纯金；美国规定1美元的重量为25.8格令，成色为千分之九百，即含金量23.22格令纯金。根据两种货币的含金量对比，1英镑=4.8665美元，汇率就以此为基础上下波动。 在纸币制度下，各国发行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代表，并且参照过去的作法，以法令规定纸币的含金量，称为金平价，金平价的对比是两国汇率的决定基础。 但是纸币不能兑换成黄金，因此，纸币的法定含金量往往形同虚设。所以在实行官方汇率的国家，由国家货币当局（财政部、中央银行或外汇管理当局）规定汇率，一切外汇交易都必须按照这一汇率进行。在实行市场汇率的国家，汇率随外汇市场上货币的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 汇率对国际收支，国民收入等具有影响。
Ⅱ 各国货币当局为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所采取的措施
1、运用货币政策
运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贴现率使利率发生变动，引起本国币值发生变动和刺激国际资本流动，以引起外汇供求状况改变，进而引起汇率变动。
2、调整外汇黄金储备
一国为了满足其对外政治、经济往来需要，都必须保有一定数量黄金和外汇储备，黄金和外汇储备不仅是国际交往的周转金，也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后备力量，还是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手段之一。管理当局经常利用所掌握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通过参与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买卖外汇）平抑外汇供求关系，以维持汇率在规定的上下限内波动。
3、实行外汇管制
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异常严峻和国际收支长期恶化，黄金外汇储备不足，无力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卖外汇以进行干预，则借助于外汇管制手段，如直接限制外汇支出、甚至直接控制汇率的变动。
4、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
一国出现暂时国际收支逆差而且有可能导致汇率波动超过规定幅度、同时动用外汇黄金储备不足以干预外汇市场时，就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借款。这将减轻或避免为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匆忙对本国货币宣布贬值、或采取紧缩性宏观政策、或诉诸管制等非常措施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5、实行货币法定升值或贬值
当国际收支长期存在巨额顺差时，一般会导致该国货币汇率大幅度上浮，超过规定上限，货币管理当局应对本国货币进行法定升值，但是尽管顺差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可政府能够采用冲抵政策减少顺差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其结果是顺差国货币法定升值的内在压力被严重削弱。
Ⅲ 国家的汇率是如何控制的
具体如下:
（1）运用财政金融手段，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存款准备率，提高利率，以紧缩经济，促进扩大出口，减少进口。
（2）通过本国货币法定贬值，降低本国货币对外汇率，从而降低本国出口商品的成本，有利于增加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同时，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减少国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3）在进口方面发放进口许可证，凭进口许可证购买所需外汇。
（4）采用进口配额制，对一定时期内进口商品的数量和金额加以限制，对超过配额部分不准进口或征收高关税或罚款。
（5）进口存款制，是对某些限制进口商品要求进口商预交一定金额的进口存款作为无息存款。有些国家还规定进口方必须获得出口方所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出口信贷或提高开出信用证押金等方式限制进口。
（6）在出口方面给予出口信贷、出口补贴，鼓励出口。
（7）管制资本输出入。即根据经济情况变化，有时采取一些措施鼓励资本输出，限制资本输入。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多实行限制资本输入鼓励资本输出的政策；发展中国家多采取鼓励资本输出限制资本输入的政策。
（8）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当国际收支发生逆差，表现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就是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必然上升。此时，中央银行抛出外汇，阻止汇率继续上扬；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而引起外汇汇率下跌时，买进外汇，防止汇率继续下跌。这种外汇买卖活动，在国家不直接规定汇率变动幅度的情况下对汇率起到了缓冲和稳定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只能对国际收支的短期逆差效果显著，而对长期逆差作用不大。因为外汇平准基金数额有限，无法供应长期的外汇市场需求。
Ⅳ 国家干预汇率的目的和措施有哪些
1．防止汇率在短期内过分波动
2．避免汇率水平在中长期内失调
3．进行政策搭配的需要
4．其他目的,如政府维持低汇率刺激本国出口
措施:
1.对银行利率进行调整
2.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3.干预股市以间接干预汇率
汇通外 汇
Ⅳ 当人民币汇率波动时,政府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央行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时，可以通过汇率调控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汇率调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央行中间价和汇率波动区间的限制控制汇率波动幅度。央行每日公布央行基准价，并规定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市场价格不得突破央行中间价的上下2%。这样，央行只需控制中间价，就控制了市场汇率。
二是央行直接入市干预。通过直接在市场中买卖外汇，改变市场外币与人民币的供求关系，从而实现调控汇率的目的。
Ⅵ 国家是如何调控汇率变动的
在以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利率政策处在核心地位。从利率与通胀率和汇率的关系看，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升降来调控以汇率和通胀率为代表的内外平衡关系，即当通胀率上升时，内部需求会大于供给，相应引出贸易逆差，导致本币贬值。因此在以往时代，当通胀率上升时，汇率是反向走势，即会出现贬值。而提升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国内总需求水平上升，从而抑制了国内的通胀率，一方面也因为压缩了国内需求，使进口得到抑制，同时促进了出口，本币汇率由此得到提升。所以当加息对紧缩总需求发生了作用，使通胀率下降时，本币汇率就会上升。
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出现了人民币的“内贬外升”，即当通胀率与汇率出现同方向变动，在这样的时代，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工具，肯定不会收到以往的效果。
其一，从道理上说，在新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与国际经济已融为一体，而前面的分析也说明，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和人民币汇率提升是长期趋势，这样就会引来大量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热钱”，而国际热钱的成本是热钱本币的利率，收益率则是人民币利率与汇率之和，所以人民币利率的提升，也是热钱收益率的提升，所以提升人民币利率不仅不会减少国际热钱的流入，反而会刺激热钱更大规模地流入。而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是用基础货币收购外汇，这样就会导致因外汇流入增长所投放的基础货币的增长，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央行加息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通过抑制货币投放而达到紧缩总需求的目的，但因为热钱流入的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反而被迫上升，所以加息这一举措就变成了刺激货币投放的宏观政策效果。由于加息引来的外汇流入更多，加息会提升本币汇率这个结果没变，但是由于货币供给规模更大了，对抑制通胀的目的来说，就是适得其反。
其二，从实证角度看，加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自2007年3月以来，央行已进行了6次加息，但通胀率到11月份已上升到6.9%的十年以来高点，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也从去年1月份的15.4%上升到11月的18.5%，所以很难认为若央行在今年继续加息，会有能压制住通胀率和货币增长率的那一天。
有人认为，去年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其主因不是央行加息，而是中国资本市场如股市和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攀升，这个判断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去年在央行进行6次加息之后，国际热钱流入占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是明显上升了。如果以FDI加贸易顺差为正当外汇流入，这两者之和在2003～2006年占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是74%，但2007年前9个月这个比重却下降到63%，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显然，热钱比重上升与人民币利率上升是同时发生的，但2003～2006年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情况，而地产价格的上升自2003年以来就很强劲，以至于到2005年国家不得不出台抑制地产价格的大量措施。股市的“大牛市”出现在2006年，而当年FDI加贸易顺差比当年新增外汇储备还高出了3%，所以如果国际热钱是为了投机于中国的资产价格，那为什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的前几年我们看不到，却偏偏在央行连续加息后出现了呢？所以人民币利率上升与热钱比重上升同时出现，不应看成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其三，从国际上看，近年来由于日元利率很低而美元利率很高，所以引发了大量“套息”交易，国际上估计有近万亿美元。而去年以来，日本央行为了应对经济过热而开始进入加息通道，美联储则为了应对房地产泡沫崩溃所引发的衰退不得不减息，所以日元与美元间的套息交易被大量取消，表现为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目前已从2007年初的1：123上升到1：109，可见利率始终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向的重要机制，而对美元与日元间的套息交易萎缩，国际上一般都是用两国利率水平的相对变化来解释，而未见有用美元资产价格作解释的言论。那么，如果在国际主要货币资本之间发生的流向变动是因为利率变动，在人民币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流向变动就会例外吗？
此外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对利率政策的使用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去年美、欧都出现了明显较以前年份为高的通胀率，但是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市场危机，不得不连续减息，而欧盟自2006年以来为应对经济过热已开始连续加息，但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威胁下，也不得不放弃了加息举措。到去年12月，欧元区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已高达10.7%的历史高峰，已经远远高出原先所设定的4.5%的年增长率，但目前仍在酝酿减息。可见，由于时代不同了，在发达经济体中利率与通胀率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而并不似以往那样，出现了通胀率的抬升就必须得加息。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利率这个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在今天的作用，考虑新的宏观政策工具组合。
重新认识汇率
如果利率调节宏观总需求的能力在当代新经济格局中被弱化，那么哪个宏观调节工具能取代？我认为首先考虑的应当是汇率。
在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突出，是因为利率对需求水平变动的影响最大，但这是在内需主导时代得出的经验和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内需在中国的需求增长中仍是主导因素，但外需的增长速度显然更快。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看，2006年为4.5%，去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进一步上升到9.8%，三季度则超过了10%，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今后肯定还会上升。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在9%左右，日本号称出口导向型经济，可战后到70年代完成工业化的长期内，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国目前已经达到40%，在未来时期进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时代后，出口比重肯定还会上升，可见外需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已经与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于外需在中国需求的边际变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汇率在调节中国总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与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体地说，由于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汇率是出口企业的减收因素，出口企业为了维持原有利润就得提高供货价格，这样就可能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发生转移，从而达到紧缩总需求扩张的目的。然而在长期内保持较低汇率水平，是中国获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条件，因此过快或过多地让人民币升值，从长远看对中国并不是有利的选择。但若因外需增长过快，过度拉升了中国的通胀率，导致中国内部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强，提升汇率就是抑制国内通胀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所以从新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新环境看，人民币汇率的提升速度必须把握在不显著快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汇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并兼顾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就是平衡中国的全球化利益与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关系的核心。
重新认识通货膨胀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在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与当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体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市场的力量要纠正这个差距，所以主要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内出现较高通胀率就会是一个长期趋势。提升汇率是抑制通胀率的必然选择，但会使中国丧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让汇率较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利，还是让通胀率较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利，就必须进行选择。
以往的经济理论通常认为，年均不足1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可以定义为“通缩”，1～3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合理通胀，超过5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显著通胀，10个百分点以上是严重通胀，而若到几十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恶性通胀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价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胀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与发达国家拉近价格水平，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长期内出现6%～8%之间的较高通胀率，可能是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不仅是在中国，在其他能够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国家，目前都在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物价上涨率。例如印度，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8年来最高点，为9.2%，而去年前10个月的通胀率也上升到了6.7%，并不比中国低。近年来俄罗斯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率也显著提高，去年前10个月前者的通胀率为10.8%，后者为8.1%，更高于中国。所以在新全球化时代，通胀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