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周小川

❶ 个人住房加杠杆的逻辑在哪

周小川发言：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中国居民住房兴起较晚，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额度中的比例较小，只占百分之十几，比其他国家的40-50%还有很大差距。而且个人住房贷款对银行来讲是比较安全的，银行是喜欢的，所以个人住房贷款加贷款逻辑是对的。

这背后的逻辑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真正的目的应该是移杠杆，居民个人加杠杆，企业和政府去杠杆，简单的说，企业和政府负债率持续攀升，尤其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额度不断增加，一旦经济下行经济衰退，中小企业无法偿还巨额贷款，破产风险巨大，直接导致银行产生大批坏账，导致银行金融业危机。

环望当下，经济面持续颓势，股市一蹶不振，中小企业已经生存的极为艰难，银行放水也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态势，从2008年到现在，M2指数持续增加，但GDP增速却不断下降，大量发行货币已经不能像前几年那样拉起经济涨幅，如今M2和GDP的比值已经达到2:1，即发一块钱的货币才能拉起5毛钱的GDP，而美国该比值是1:2。

呈指数增长的信用曲线越来越陡峭，要么发行更多的货币来支撑经济繁荣的假象，但是后果就是越堆越高的泡沫，一旦破灭将走向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后失去的20年，这不是民众想要看到的也不是政府想要看到的。另一种只能是慢慢挤泡沫，但是这个挤泡沫的过程同样是痛苦的，部分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破产，银行信贷也势必遭受影响。

从中长期来讲，供给侧改革是政府的着力点，最近也天天不厌其烦的讲。但短期来讲，移杠杆也成为必然的选择，企业去杠杆，个人居民加杠杆，意思就是有风险大家一起担，不能只让企业担，而且个人贷款风险的确比企业要小，只要经济没有大崩溃，没有大规模裁员下岗潮，个人贷款坏账的几率并不大。

所以房价还得涨，因为房地产是杠杆转移的最好手段，等杠杆加的差不多了，作为楼市和经济的接盘侠们，做好经济下行与政府共渡难关的准备吧。

❷ 中国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表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重点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表现、成因及对策展开论述，着重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着未来金融行业发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未来抉择；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当前实行的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也是未来监管重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央行将在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上进一步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意味着其权责进一步提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杆会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放松，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此外，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未来监管的几大重点领域，“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周小川则强调，党的领导要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用贝塔系数来衡量。

❸ 由人民币进入sdr想到的

美国东部时间11月30日（北京时间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成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这标志着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双向流动规模都可能增加，但不宜过分夸大
当前全球官方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分别占63.8%、22.5%、4.7%和3.8%，人民币在1.1%左右。加入SDR后，国际储备中人民币占比若赶上日元水平，全球央行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将增加约2100亿美元，若赶上英镑水平，将增加约2900亿美元。
所以短期内，人民币加入SDR就像产品被贴上“驰名商标”标签一样，经过IMF认证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公信力更强。各国央行储备中势必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配臵，但这个数额不宜过分夸大。
最初资本流出规模可能更大，之后趋于均衡
最初资本流出的规模可能更大，之后流入流出不会相差太多。随着过去两年中国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双向流动规模已有所扩大、国内流动性的波动也有所加剧。从内部看，中国经济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在放缓，三季度GDP增速破7%。
从外部看，美国加息临近，对国际资本吸引力增大。15年9月银行结售汇逆差6953亿元，创2010年1月有数据以来最大逆差，而金融机构口径外汇占款余额较上月下降7613亿元至27.4万亿元，再创历史最大单月跌幅纪录。这说明当前资本外流的压力确实存在。
但是中长期来看，加入SDR还是会增加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对人民币的需求。所以整体而言，考虑到决策层意图保持稳定的汇率，我们预计之后资本流入和流出规模不会相差太多。
对自身汇率的影响：不会长期贬值，但波动将加剧
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加入SDR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路途还很漫长，央行仍有维持币值稳定的动机，以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所以央行仍会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平稳。
从利率角度看，即使考虑了美国未来可能的加息，中国利率仍然比美国高很多。从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看，中国为3.14%，美国仅为2.25%。而8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经释放了一定的贬值压力，所以只要美联储加息节奏缓慢，短期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相对有限。
但人民币汇率波动将加剧。人民币纳入SDR，意味着朝着国际货币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可以试想一种极端情况，如果人民币国际地位和美元接近，那么中国央行也可以像美联储一样只关心利率不关心汇率了。国际化程度越高，本国承受的汇率风险越小，央行干预汇率的动机就越弱。
加入SDR后，央行在“三元不可能悖论”中会更加纠结。国内看，无论是去杠杆还是稳增长，都需要央行进一步降息，加入SDR后势必又要逐步扩大资本项目的开放，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需要消耗的外汇储备将会更多，这也决定了未来央行要在“不可能三角”中做出一定取舍。
对美元地位的影响：冲击微乎其微
我们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对美元的地位影响微乎其微，其在外汇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仍然难以撼动。其一，美元外汇市场规模庞大，在外汇交易和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均处于高位，同时美元也充当着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其二，从交易成本考虑，使用美元作为中心媒介货币能够大幅减少交易成本，产生规模效应，这也是美元能够至今保持并巩固其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首先，全球约有90%的外汇交易都使用美元，其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是外汇市场银行间交易频率最高的货币，也意味着美元是一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调控汇率的重要手段。其次，美元是一种国际价值储藏手段。2014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显示，美元占比达到63.7%，而欧元仅为美元的三分之一。
其次，从国际贸易来看，虽然部分欧洲工业国家倾向于用本国货币进行出口结算，但是从全球来看，尤其是亚洲国家，美元仍然是世界贸易最主要的记账单位。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从韩国的对外贸易计价货币来看，美元占比达80%以上。相比之下，亚洲其他小型经济体对美元的依赖程度更甚，在对外贸易中，美元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再次，将美元作为中心媒介货币可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其主导地位得以维持巩固。虽然美元霸权地位使得世界需要承受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但是美元作为国际兑换的中心货币一直延续至今。理论上，使用一种货币作为中心媒介货币，可以大幅减少交易市场的数量，因而成为节约交易成本最自然的方式。
回顾历史，欧元崛起对美元霸权地位带来了冲击，却仍无法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以来，美元地位更加巩固。欧元自诞生以来对美元汇率不断上升，对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造成了冲击。从2002年至2009年，欧元外汇储备占比逐渐上升至27.8%，美元受挤压占比减少，从2002年的67.1%降至62.1%，但也保持在60%以上。
但自09年欧债危机以来，不确定性的上升使得欧元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储备占比也逐渐下滑。2014年欧元外汇储备占比降至21%，美元相比较而言又成为了“安全”的货币。
对股市债市影响：债市吸引力增强，深港通凸显决心
人民币冲刺SDR，国内债市受瞩目
人民币纳入SDR将为债券市场带来增量资金。如果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储备货币，中国债市将具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和更好的风险收益特性。2015年，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增长至6.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在岸债市。截至15年6月，境外机构持有国债2,348亿元，政策性金融债2,493亿元，分别占人民币境外机构持债的40%和43%。
人民币债券国际投资者占比提升，债市容量将加大。截至15年6月，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投资规模占银行间债券存量的2%左右，相比之下，韩国境外机构持有国债比例约23%，日本约8%，而美国比例接近48%。假设未来五年GDP增速为7%，至2020年时债券总存量/GDP达到60%（目前为56.54%），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总额占比提高至5%，则届时境外机构持有债券总额将达4.78万亿，较目前增加4万亿以上。
渐进开放资本账户，深港通望加速推出
人民币纳入SDR可以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催化剂，相应会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更多渠道参与内地股票市场。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截止目前，流入香港市场资金合计892亿人民币，合计港币1097亿港币，而目前市场对深港通也心怀期待。
随着中国渐进开放资本账户，海外投资者通过QFII和RQFII、外国投资者通过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等官方投资渠道及跨境借贷等非官方渠道进入国内市场。周小川也曾指出今年逐步解除对个人跨境投资，以及推出“深港通”，允许投资者在国内和海外资本市场更自由的投资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SDR之后，还有几步棋要走？
我国政府争取将人民币纳入SDR的努力无疑增强了金融改革动力，也凸显出资本账户开放的潜力。加入SDR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IMF和官方机构的背书，也是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认可。展望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必然绕不开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国内债券市场开放等三个重大问题。
汇率浮动区间，或许进一步扩大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遵循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从汇改进程看，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是逐步扩大的。94年浮动幅度是0.3%，07年扩大至0.5%，12年扩大至1%，14年3月17日，浮动区间从1%扩大至2%。所以，长期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央行会逐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我们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有可能扩大到3%甚至更大。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必须更加灵活、更有弹性，反映市场供求平衡，才能有效地促进SDR合理价值的形成。如果人民币未来仍然只钉住美元，加入货币篮子只会进一步增加美元对SDR估值的影响，与SDR货币篮子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浮动区间扩大的背后，是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逐步退出，是市场开始相信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其均衡水平。这一变化意味着央行重构其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基础货币增长的动能可能进一步减弱。而未来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提高货币乘数则成为货币政策的新常态。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放松扩大“Q系列”
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新汇改以来，唱空中国外储的悲观言论一度甚嚣尘上，而其背后的逻辑却是很荒谬。由于我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和相对高利率的支撑，人民币贬值空间有限，因而资金大规模流出也并非常态，更何况央行有足够能力对冲。
目前在人民币加入SDR的预期下，从各方信息看，未来有可能出台以下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措施：1.正式推出个人投资者出海计划（QDII2），放松对个人跨境投资的限制；2.尽快推出“深港通”，加强在岸和离岸市场之间的联系；3.允许境外主体在中国市场发行金融产品（衍生品除外）；4.进一步扩大QFII、RQFII和QDII的参与者群体、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可能最终改审批制为注册制；5.进一步升级自贸区内的金融开放措施并扩大自贸区试验的辐射范围。
人民币高息货币，开放国内债券市场
扩大国内债券市场开放也有客观条件和需要：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而且，相比于股票市场，境内债券市场相较周边市场的开放程度更低，具有巨大潜力。
相比于普遍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人民币仍属于世界主要货币中的高息货币，这对于境外固定利率产品投资者尤其是央行、养老金、保险公司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具有较大吸引力。
一方面，可以考虑放松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门槛。引进优质境外机构到境内发债，有助于完善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丰富境内债券投资产品。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取消外债规模审批。我国对外债一直实施规模管理：外资企业外债规模不得超过“投注差”（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差额范围），内资企业则需取得国发改委或外汇局核定的外债指标。今年5月，发改委已取消企业发行外债的额度审批。而央行和国家外管局均在今年2月已开始尝试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前海和江苏张家港三个地区）。
而现在美元有加息升值预期，相对来说，理性的企业，不会有负债外币化的冲动，所以即使放宽额度，也不太愿意去美元融资，外债负债激增及外债失控风险的可能性都比较小，正是我们改革外债规模审批的大好时机。

❹ 海外一直因为什么看空中国现在却改变了论调

杠杆率过高以及去杠杆力度过大对经济可能产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一直是海外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现在，他们的论调发生了改变。

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称，从中国银行业近期发布的三季度业绩报告可知，中国政府推动金融体系内杠杆明显降低。

中国去杠杆已取得不小的进展。不仅用于购买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理财产品存量下降，金融机构相互间拆借的增速也明显放缓。

赵锡军对记者表示，不管是“去”也好，还是“稳”也好，现在最重要的是精细化地区分杠杆。在新时代，去杠杆不是要强调规模和水平，而是杠杆要用在何处、资源配置在何处着力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未来的金融工作不是单纯地扩大规模、增加利润，更不是简单地通过加杠杆刺激投资和消费，更重要的着力点在于如何配置好资源，使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得到补充、均衡，形成高质量的供给体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形成了大量的杠杆和债务，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在下一阶段金融领域的工作中，一方面要把杠杆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要化解好已经形成的高杠杆和杠杆风险”赵锡军说。

对于风险隐患，邓海清同样表示担忧。邓海清认为，银行机构之间的同业往来不应受到过多的监管压制，这与央行主导的“利率市场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如果“利率市场化”脱离银行体系，反而通过APP、互联网金融等来实现，将对金融系统产生严重后果，这同样也是未来监管思路里要做的修正。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认为，通过杠杆转移，纠正杠杆错配，可以实现在保持总杠杆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尽量将杠杆风险降到最低。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表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风险管理和加强监管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去杠杆上，而增加GDP，即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也是去杠杆的治本之道。

见了成效了，肯定会转变看法了。

❺ 造成201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大一些，有多种因素。其中，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比较高。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
从外部来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分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冲击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新规则——“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表明，人民币汇率走势更多关注与一篮子货币相关联。2016年以来，上述国家的汇率均呈现明显波动，美元指数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于美国经济数据的摇摆、英国退欧黑天鹅等事件，汇率市场波动剧烈。
从内部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和灵活性上升也是汇率正在更多由市场因素驱动的表现。伴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市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预期也更为多元化和分散，主体的多元化和行为的变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2016年以来，受企业外币负债去杠杆以及海外兼并收购意愿不断升温等因素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呈现阶段性的外汇供小于求的局面，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汇率阶段性地呈现较中间价贬值的走势。
市场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离岸和在岸汇差阶段性较大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长接受专访，首次就汇改与市场进行全面系统的政策沟通，是这一轮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注重政策沟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央行不断强化与市场的沟通，在汇率引导上也更加市场化，干预频次在减少，但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积极干预，有助于预期的稳定。

❻ 小川为什么不敢说股市调整已经到位

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5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趋于稳定，股市调整已大致到位，金融市场可望更为稳定。这是2015年以来，周小川第三次公开谈及中国股市。
周小川前两次谈股市时，股市表现如何？
周小川今年第一次谈到中国股市，是在1月21日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在被问及中国股市时周小川表示，中国股市应该更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当时，受证监会开出多张两融罚单等利空影响，中国股市刚刚遭遇了“1.19”大跌：上证综指在1月19日收盘下跌7.7%，收于3116.35点，创下当时近7年的最大单日跌幅。不过，1月21日，上证综指大涨4.74%成功站上3300点，收于3323.61点。
周小川第二次公开谈及股市，是在3月12日全国“两会”期间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答记者问上。这一次，周小川否认了资金进股市就是不支持实体经济的看法。周小川说：“通过股票市场来融资，使实体经济得到了发展。确实有一些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中其他的环节中有一些金融交易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是一种纯粹的投机炒作的做法，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好像去了股市就是不支持实体经济。”
从3月开始，上证指数就开始一路向上，直到6月，上涨了70%。周小川在此期间再未谈及中国股市。
为何股市调整是“大致”到位？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说3月12日那次周小川谈话助推了股市登顶5100的话，这次谈话对股市应该仍旧有着提振作用。毕竟，周小川是曾经的证监会主席，对股市还是有相当研究的，他选择在大盘进入底部时发言，其保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对国内的投资者来讲，应将今年周小川的讲话联系起来看。那就是股市对实体经济绝非可有可无，而“大致调整到位”也绝不是随便说的。
民生固收李奇霖指出，目前股市缺的不是钱，而是信心，但驱动股票牛市的宏观层面因素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第一波下跌是因为监管层去杠杆措施，并非源于宏观层面。第二波下跌是因为股市信心不稳时就引导了汇率贬值，导致套利的各路资金集中平仓。其实，引导居民资产重配金融，驱动股牛的“宽信用与财政积极托底+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无风险利率下行”等宏观因素没有发生改变，而且杠杆也降得差不多了，目前缺的只是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周小川行长强调股市已调整到位的原因，主要在于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资产价格稳定、宽信用以及汇率稳定其实已成为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江锡钰还指出，尽管如此，周小川也还是留有余地的，说股市“大致调整到位”。一个“大致”，也许就让这位万众瞩目的央行行长进退有据了。

❼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❽ 为何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

3月9日上午10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

❾ 为什么利率一路下行

2019年11月21日，前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中讲到：“中国可以尽量避免快速地进入到负利率时代”。

周小川透漏出什么呢？利率进入负时代是必然，只是快慢的问题，中国可以尽量慢一点，让大家有个适应的过程。

开年来全球经济都进入了休眠，为刺激经济，“降息潮”来势汹汹。仅3月就有20多个国家的央行宣布降息。美联储更是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由1至1.25%降至0至0.25%。

近些年利率下行趋势从未改变，我们一直担心的零利率时代提前到来，负利率开始全球蔓延。

回看过去8年

1、普通理财从6%降到3.5%

2、定期存款从3%降到1.5%

3、余额宝从7%降到1.67 %

无论是余额宝也好看，银行理财也好，我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利率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其中有一部分的因素是利率本身的下行，另一部分的因素是现在去杠杆去刚兑的结果。

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的需求，老百姓的收入等都会有一个幅度的增长，只有供需平衡了，国家的国际收支才不会出问题，才不会有经济危机。

所以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

此时，央行会采取适度的货币政策，利率下行，释放更多的货币到市场上，增加货币流动性就成了其中一个手段。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技术进步放缓、增长红利消失等不利因素，经济增速也在持续下滑。

01.从宏观层面上来说

1）利率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如果利率上升就是国家希望收拢资金，如果利率往下走的话，就是国家释放出一部分资金来拉动GDP，目前这种经济环境下利率下行，通过内需来拉动GDP，这也是一个必然发生情。

2）利率是用来吸收外汇用的。中国以前的一个阶段下，人民币定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水平来吸引外资是有必要的，但是目前外资基本上是超国民待遇已经结束了，人民币如果现在还定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也会增加国家的成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

一、印钞票，自己印出来的钱是没有成本的，但是超发货币会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个其实在前几年我国的经济情形势下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所以一部分的钱把它锁在了房市里面，另外一部分把它锁在了股市里面，锁定了这一部分的流动性。

二、现在推行的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解决前几年货币超发的问题。

02.我们常说的利率水平，更多的是指向理财产品的利率。也就是说大家以前对于理财产品的安全性这种界限是比较模糊的，只要看到一个利率值，都敢往里面投，都觉得是保本保收益的。

但是现在一些银行理财或者信托产品，已经把保本刚兑的这条线给去掉了。所以如果是非保本型产品，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去实现刚兑的。所以保本保收益类型的产品的利率水平就不像之前那么高了。

所以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说，我们都非常的明确的看到了未来的一个降息趋势。

03.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

如果中国是一个向好的发展，也会向国际进入市场不停的去靠近，所以也会逐渐的实现一个利率趋同的情况，未来的利率水平也极有可能像美金一样下降到1%左右的保本保收益水平。

所以，长期来看，利率下行是必然趋势。

❿ 三去一降一补落实方案3篇

三去一降一补方案一

“十三五”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发力攻坚。如何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考验着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的能力，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景，成为前来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去产能

下决心落实到位

“压减产能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涉及企业债务、职工安置、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永洋特钢集团公司董事长杜庆申告诉记者，公司产能从300万吨压减到240万吨后，通过调整生产线生产汽车用钢、挖掘机铲头等新产品，企业利润不降反升。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经济步入新常态后，这个问题越发成为转型升级的羁绊。“去产能是五大任务之首。这个问题不解决，去杠杆、去库存等其他问题也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一语中的。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中释放出来，并通过创业创新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去产能，关键在于落实。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钢铁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政府和社会要多方面创造新就业机会，为企业员工谋出路;企业自身也要摆脱“等要靠”心理，努力通过科技创新解决效率低下和效益不高的问题。

辜胜阻说，去产能会带来失业和税收减少等问题，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关键要做好社会政策兜底。同时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有效对冲去产能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

去库存

妥善应对分化格局

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持续上涨，而不少二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依然“寒意十足”。

“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和复杂性。”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一线城市本身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房价上涨有一定基础。但非理性上涨显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并透支三四线城市的购买力。

“现阶段三四线城市是去库存的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建议，要发展批量化租赁市场，在人口净流出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政策优惠。

在市场分化加剧背景下，“一刀切”式的调控手段已不能适应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解决矛盾的关键是改革和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要把投资型市场与自住和改善型市场区分开来。

去杠杆

守好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银行贷款不良率抬头，“去杠杆”压力进一步增强。

通俗地说，杠杆率就是债务负债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国债务水平需要引起警惕，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造成的问题，也要审慎分析中国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样的现象。

“金融风险点多面广，相互传染，要高度重视当前金融领域各种风险点。”辜胜阻代表说，这需要把握好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要更多用市场化方法去产能，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关键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通过提高经济总量‘分母’来降低杠杆率。”

降成本

让企业“轻装上阵”

“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成本居高不下，高昂的成本挤占了企业狭窄的利润空间。”辜胜阻代表说。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企业面临的融资贵、税负重、用工难、隐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更为突出。据统计，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仅为5%出头，而仅贷款利息一项通常就会超过5%。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建议，在已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企业减税力度，提振企业家信心和发展动力，调动企业家投资实业的积极性。

辜胜阻代表说，稳固经济增长之基，要打好削减实体经济成本的“组合拳”，让企业“轻装上阵”。

补短板

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点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最薄弱的环节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当前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百姓对教育、养老、医疗、旅游、文化等领域的需求不断升级，这些都是补短板的主要领域。

“扶贫攻坚是最紧迫的，提高创新能力是最长远的。提高有效供给核心还是要靠创新，而不论企业技术升级设备改造还是研发创新，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

近期国家确定了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措施。蔡继明代表说，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能缓解困扰我国的资源环境等问题，还将带动整个产业链飞跃式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有效‘补短板’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有压有保，有减有加。”辜胜阻代表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补短板可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发力点。

三去一降一补方案二

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

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党校教授辛鸣、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刘胜军分别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内容要点做出解读评论。

三去一降一补方案三

************、******、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5月1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工作方案的汇报，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

深化价格、财税、社保等领域改革

******指出，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区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关系长远，一定要切实抓好。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强调，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善于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勇于担当，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要突破重点难点，坚持重点论，集中攻关，以点带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要平衡好各方面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注意减少风险隐患。

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介绍，中等收入群体有很多定义，国际通行的标准是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及其附近区间的劳动者。

我国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关键是让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建设“橄榄形”社会的重要基础。此前，迟福林提出建议，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制定专项国家规划。

2013年，我国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形”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

近年来，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迈向“橄榄形”分配结构仍有发力空间。苏海南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和难点是：一方面要使偏低收入者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要让现有的中等收入劳动者不因为各种原因重新下掉到低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