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去杠杆存在的问题

㈠ 国企去杠杆最大的困难在哪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趋势已出现改变，但国企高杠杆问题依然突出。专家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部署，方向明确，对象具体，将会加速国企降杠杆进程。

另一方面，国企负债主要对应着国有银行资产。国有企业通过处置资产而承受的损失，有相当部分要传导到国有银行部门，形成不良贷款。当前，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大型国有银行承担着较大的资本金压力。国有银行部门为了规避不良贷款，很难积极配合国有企业去杠杆。

在降杠杆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寄希望于“债转股”。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各类实施机构已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70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万亿元。

从目前情况看，“债转股”落地状况并不理想。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人士表示，落实债转股的资金都是通过市场化筹集的，本身就有利息成本，银行也得有收益的考虑。同时，对于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发展前景，仍需谨慎观察。

如何可持续发展才是重要的。

㈡ 国企去杠杆最大的困难在哪

“去杠杆”是中国正在推动的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

国有企业去杠杆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国有企业的职能过多，背负了额外的负担。这种负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稳定税收。国有企业贡献了大量的国家税收，其每100元营业收入的纳税额是8.55元，私营企业是3.02元，外资企业是3.03元。国有企业的税赋约为其他企业的2.8倍。

二是稳定就业。国有企业解决的就业人口在1997年达到了总就业人口的73.4%。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该比例逐年下降。截至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4.5%，但仍然大于全国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稳定就业的重要阵地。国有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实际上要低于私营企业，但是稳定内部就业的压力又迫使国有企业要从事很多非核心业务。例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办养猪场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富余的后勤人员，解决职工就业问题，履行社会责任”。因这种原因而形成的资产和负债都不属于主营业务，在对这部分业务去杠杆时更是面临非常大的阻力。

三是稳定投资和GDP。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和GDP创造能力并不比私营企业更有效率和优势，相反甚至远逊于私营企业。但在特殊时期，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更容易达成默契，国有企业因此成了政府部门实施逆周期调控的核心主体。

第二，国有资产处置敏感。去杠杆意味着资产和负债两端同时承压。其中，资产端的压力主要体现为国有资产处置比较敏感。一方面，如果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过程不顺利，就会出现旧账变新账的问题。这会对国有企业的责任人产生负向激励。另一方面，任何资产处置都对应着沉没成本的流失。沉没成本、估值损失等价值消失成了阻碍国有企业资产处置的重要原因。国有资产流失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因处置资产而导致资产变现价值下降，是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另一个负向激励。

第三，国有银行部门面临较大的损失压力。除了资产端面临阻力，国有企业的负债端也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国有企业的负债主要对应国有银行的资产。国有企业通过处置资产而承受的损失，部分可以通过自身消化，但仍有相当多的部分将传导到国有银行部门，形成不良贷款。当前，大型国有银行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已经苦不堪言，承受着较大的资本金压力。因此，国有银行部门为了规避不良贷款风险，很难积极配合国有企业去杠杆，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更是如此。地方性城商行的客户主要是地方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又是最近一轮加杠杆的主力。这些地方性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本身就较弱，在国有企业去杠杆的过程中，承受的压力尤其大。

第四，国有企业去杠杆过于追求效率，反而导致效率下降。根据国发［2016］54号文，降杠杆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特征，分类施策，有扶有控，不搞“一刀切”。然而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各方都在分类施策的标准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从而导致分类处置的结果是“都不用处置”，稳妥有序的初衷产生了效率低下的后果。此外，去杠杆只是一种手段和过程，最终目的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提质增效。然而，当前在推动去杠杆的过程中，部分领域和部门把去杠杆从手段变成了目的。目前以“明股实债”形式推动的债转股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企业通过将债权变更为股权，在名义上降低了杠杆率，但股权要求的回报率往往高于债权利息率，这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流动性压力。这种去杠杆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无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提质增效。

㈢ 如何理解2016年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去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
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降成本：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㈣ 三去一降一补落实方案3篇

三去一降一补方案一

“十三五”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发力攻坚。如何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考验着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的能力，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景，成为前来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去产能

下决心落实到位

“压减产能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涉及企业债务、职工安置、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永洋特钢集团公司董事长杜庆申告诉记者，公司产能从300万吨压减到240万吨后，通过调整生产线生产汽车用钢、挖掘机铲头等新产品，企业利润不降反升。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经济步入新常态后，这个问题越发成为转型升级的羁绊。“去产能是五大任务之首。这个问题不解决，去杠杆、去库存等其他问题也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一语中的。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中释放出来，并通过创业创新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去产能，关键在于落实。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钢铁公司董事长陈代富说，政府和社会要多方面创造新就业机会，为企业员工谋出路;企业自身也要摆脱“等要靠”心理，努力通过科技创新解决效率低下和效益不高的问题。

辜胜阻说，去产能会带来失业和税收减少等问题，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关键要做好社会政策兜底。同时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有效对冲去产能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

去库存

妥善应对分化格局

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持续上涨，而不少二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依然“寒意十足”。

“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和复杂性。”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一线城市本身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房价上涨有一定基础。但非理性上涨显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并透支三四线城市的购买力。

“现阶段三四线城市是去库存的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建议，要发展批量化租赁市场，在人口净流出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政策优惠。

在市场分化加剧背景下，“一刀切”式的调控手段已不能适应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解决矛盾的关键是改革和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要把投资型市场与自住和改善型市场区分开来。

去杠杆

守好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银行贷款不良率抬头，“去杠杆”压力进一步增强。

通俗地说，杠杆率就是债务负债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国债务水平需要引起警惕，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造成的问题，也要审慎分析中国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样的现象。

“金融风险点多面广，相互传染，要高度重视当前金融领域各种风险点。”辜胜阻代表说，这需要把握好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要更多用市场化方法去产能，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关键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通过提高经济总量‘分母’来降低杠杆率。”

降成本

让企业“轻装上阵”

“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成本居高不下，高昂的成本挤占了企业狭窄的利润空间。”辜胜阻代表说。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企业面临的融资贵、税负重、用工难、隐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更为突出。据统计，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仅为5%出头，而仅贷款利息一项通常就会超过5%。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建议，在已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企业减税力度，提振企业家信心和发展动力，调动企业家投资实业的积极性。

辜胜阻代表说，稳固经济增长之基，要打好削减实体经济成本的“组合拳”，让企业“轻装上阵”。

补短板

抓住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点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最薄弱的环节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当前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百姓对教育、养老、医疗、旅游、文化等领域的需求不断升级，这些都是补短板的主要领域。

“扶贫攻坚是最紧迫的，提高创新能力是最长远的。提高有效供给核心还是要靠创新，而不论企业技术升级设备改造还是研发创新，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

近期国家确定了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措施。蔡继明代表说，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能缓解困扰我国的资源环境等问题，还将带动整个产业链飞跃式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有效‘补短板’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有压有保，有减有加。”辜胜阻代表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补短板可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发力点。

三去一降一补方案二

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

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党校教授辛鸣、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刘胜军分别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内容要点做出解读评论。

三去一降一补方案三

************、******、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5月1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工作方案的汇报，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

深化价格、财税、社保等领域改革

******指出，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区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关系长远，一定要切实抓好。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强调，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善于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勇于担当，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要突破重点难点，坚持重点论，集中攻关，以点带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要平衡好各方面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注意减少风险隐患。

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介绍，中等收入群体有很多定义，国际通行的标准是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及其附近区间的劳动者。

我国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关键是让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建设“橄榄形”社会的重要基础。此前，迟福林提出建议，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制定专项国家规划。

2013年，我国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形”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

近年来，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迈向“橄榄形”分配结构仍有发力空间。苏海南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和难点是：一方面要使偏低收入者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要让现有的中等收入劳动者不因为各种原因重新下掉到低收入群体。

㈤ 如何破解去产能与企业增产扩张的矛盾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㈥ 中国的钢琴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吗

杠杆，撬动了发展，也积累着风险。
加杠杆易，去杠杆难。然而为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再难也要坚定推进。
去杠杆半年来，正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越来越多的资金正从传统产能过剩领域逐步退出，向高新技术产业等新经济聚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和互动关系在悄然变化。
实体企业：产能过剩行业融资受限正艰难转型，科技创新等“新经济”资金涌入
“谁的电话都可以不接，银行行长的电话不能不接。”以钢铁为主业的江苏常州东方润安集团董事长蒋中敏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中途出去接了一个电话。
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记者，某股份制银行接总行通知，钢铁企业授信额度都要压降，他的授信降低30%。他在这家银行半年后到期的贷款，还后只能续贷原来金额的70%。
“我们不当祥林嫂，活着就证明有水平，而且要活得更好。”在钢铁业摸爬滚打28年的蒋中敏，坚持转型不转行，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他们和意大利合资设立了马拉兹电梯导轨公司，用公司产的轧钢和余热余气深加工制造电梯导轨，效益比同行高两三成，三年多市场占有率做到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销售同比增长约八成。
去杠杆主攻方向是降低企业债务，而钢铁、煤炭等资金密集、产能过剩行业首当其冲，去杠杆与去产能如影随形。如今，仍然存活下来的这类企业，多在有限的资金中闪转腾挪，艰难推进着转型升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司长孙学工指出，中国总体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属中等水平，但上升较快，分布不均衡，去杠杆主要是针对企业杠杆率。
记者采访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去杠杆的推进，银行业普遍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行业准入限制+企业白名单管理”，放贷普遍收紧。
去杠杆任务还指向过度融资企业。在经济上升期扩张过快的企业，在下行期资金链趋紧。有的还贷后少贷甚至不贷，主动去杠杆；有的陷入停产半停产，被动去杠杆。
去杠杆效果初显。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月末下降0.5个百分点；全国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6月末余额同比下降0.5%，连续4个月下降。
并非所有的行业都要去杠杆，新经济发展需要融资大力支持。
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对岸。每周一次的六和桥投融资沙龙，为社会资金对接双创项目。随身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平川，在这里找到了250万元投资。他开发的钢琴学习软件APP，以及与之蓝牙连接的智能钢琴即将上市。
两年多来，这里已为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项目融资7.2亿元。沙龙主办者杭州枫惠咨询总经理马海邦说，现在民间资金充裕，越来越多的资金正在进入新经济。
金融机构：银行传统信贷风险攀升正积极拓展新空间，多渠道融资格局正在形成
去杠杆影响的不止是企业的前途命运，也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人们眼中“金饭碗”的银行业，如今日子也不好过。
“现在公司贷款负增长，主要是没有好项目。每年到期的几百亿上千亿的信贷规模，要维持住很难。”某国有大银行辽宁分行信贷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有的企业银行围着转，有的企业银行躲着走。多位银行人士直言，现在安全是第一位的。今年5月末，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已超过2万亿元，比年初新增2800多亿元，不良率达到2.15%⊥户经理做的业务如果出现不良，处罚远远超过提成。
但由此也产生了新风险。在东北某地级市，各大银行对钢铁业的授信近90%都集中在一家企业，贷款风险在集中。
对金融业来说，去杠杆有压力，但也是调整业务发展模式的契机。
银行正从单一的信贷提供者，演进成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提供商。
“去杠杆其实也在倒逼银行转型和金融改革。”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说，我们提出搞全资产经营，不把经营局限在以存贷款为主的模式，而是实现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统筹管理与集约经营，推动信贷类资产、交易类资产、同业类资产、投资类资产的多元发展，为实体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
债券市场发展迅猛，有实力的企业往往发债融资。建行江苏分行今年上半年承销的债券平均年化利率只有3.28%，而同期贷款的平均利率是4.44%。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打通直接融资的管道。
7月7日，南京埃斯顿(11.730, -0.28, -2.33%)自动化公司的定向增发计划拿到了监管部门批文。公司将募集3.9亿元，用于正在南京兴建的用机器人(21.610, -0.39, -1.77%)生产机器人的工厂。这家掌握了机器人制造核心技术的企业，去年3月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上市后融资容易多了，银行主动找上门。应当在去杠杆的同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融资打开多元化通道。”公司财务总监袁琴说。
未来思考：金融应精耕细作企业应苦练内功，金融与实体经济共荣共生
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今年5月底首次突破100万亿元，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149万亿元。在去杠杆背景下，无法期待货币信贷再度高增长。怎么用已有的上百万亿元的资金，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好务
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的武汉黄鹤拖拉机公司，正咬牙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停产老旧产品，依托华中农业大学技术进军精耕播种机领域。在这个节骨眼上，看见企业销售一度腰斩，多家银行抽贷撤退。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到企业深入调研，不仅追加授信1500万元，还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帮企业减少财务支出。
如今，他们的新产品受到农民欢迎，产品已进入十几个省份的农机补贴目录。“虽然今年还亏损，但明年有望扭亏为盈。”公司总经理刘世顺说。
对金融业而言，虽然风险防范是关键，但实体经济是盈利来源。如果对遇到困难但仍在努力、仍有前景的企业“一刀切”退出，而对目前效益不错的企业蜂拥而上，可能会埋下更多隐患。
“银行要反思自身的经营模式，集中抽贷和蜂拥授信都容易产生不良。”某国有大行省级分行副行长说，同质化、粗放式的金融服务应当改变，要突出专长、精耕细作，培养长期客户。
同样需要深思的，还有企业的发展模式。
在辽宁重工业城市抚顺，一墙之隔的两家企业，境遇大相径庭。抚顺特钢(5.500, 0.00,0.00%)生产的是高精尖的特钢，价格是普钢平均价格的4倍，红红火火；而抚顺铝业生产的普通电解铝因亏损严重而停产，冷冷清清。

“不管什么行业，都有好的企业。关键是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增强核心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金融和实体经济能否走上共荣共生之路，不仅关系到去杠杆之役的成败，更是经济健康、金融稳定的关键。
虽然从体量看，创投只是国内金融业的小弟，但其机制理念值得借鉴，目前正在部分银行试点的投贷联动就借用了类似机制。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今年4月为上海一家做智能汽车操作系统的高技术公司，投了数以千万元计的A轮融资，期待其成为我国汽车智能化革命的新兴中坚。而这只是这家创投公司投的近90个高新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