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杠杆

㈠ 当前金融的主要工作可概括为哪三句话

中国央行行长：当前金融的主要工作可概括为三句话。

谈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时，易纲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些潜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宏观上仍然存在高杠杆风险;部分领域和地区金融“三乱”问题仍然突出;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对于这些风险，要提高警惕，但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有很好的条件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

易纲表示，下一步，将依法合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具体来看：稳住宏观杠杆;深化金融和其他关键领域改革;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尽快补齐监管短板;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加强金融领域准入管理，清理整顿各类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金融业务，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㈡ 求助 国外媒体关于“中国制造”事件前后的对比报道

【央行在资本项目管制上过于自信】

央行行长助理易纲近期表示，由于存在通胀压力，我国将处于升息周期，今年已5次提高利率。将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今后要采取综合措施，如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采取价格杠杆等收紧信贷。易纲鼓励商业银行加快发展固定利率贷款，尤其是房贷固定利率贷款。而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又表示，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促进就业第一，其次才是通胀目标。根据以上说法，大致可以揣摩出央行此后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倾向：汇率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利率是小幅加息到实际利率为正即可。

独立货币政策、稳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三项目标是不能三者兼得的，只能达到其中二项目标。就中国基准利率而言，一直以来都是和美国基准利率之间保持一定的利差。次按危机后美联储大幅减息，现在一年期基准利率为4.75%，考虑到美国经济衰退前景和不高的通胀数据，美联储可能还要大幅减息。而中国通胀压力日趋严重，如果要实际利率为正，一年期存款利率至少在4%以上才可以。可这样一来，中美基准利率几乎就没有利差了。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死守资本管制项目，不能让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场套利。

从目前信息看，央行似乎对于资本管制信心十足。国家外管局今年4月份披露，该局从去年11月开始实行新政策，对企业出口收汇行为进行非现场监测、分析与排查，对贸易收结汇主体实行分类管理，即：对结汇“关注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全国集中筛查并核定的第一批“关注企业”共5303家，此后又核定了472家。到2007年4月末，这些“关注企业”多收外汇的总额较去年9月末下降了40%。我们还注意到，去年证监会高官高调要求国际资金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说法，近期销声匿迹。而房地产限外政策、中投公司成立以及QDII额度不断扩大等等，可以看出监管层迫切要求资金“泄洪”的愿望。管理层的“宽出严进”的资本管制政策，目前基本没有分歧。

问题是资本项目的严厉管制政策会有效吗？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其资金流动的规模远非1990年初期所能比拟。姑且不论打压不尽的地下钱庄非法资金渠道，就是国内数以万计出口企业间的资金头寸调动，央行外管局上下千号人就真的能洞察入微、一览无余？这还不算凯雷、黑石之类的金融资本巨头在华金额日益庞大的股权投资。利之所趋，靠政府机构内有限的官员堵住滚滚而来的国际套利资金洪流，这个想法无论如何是要打问号的。

就算资本管制政策有效又如何？不值钱的美元不能买你的股票、房子，难道还不能买你的鞋子、衣服还有手机？资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国际金融资本套利中国，但无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外贸出口增速的迅猛增长拉动经济似乎一片繁荣，但实际上“民工荒”和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品价格猛涨，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资源已经支持不起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长。

最后购买“中国制造”的美钞，首先化作山西煤老板的暴利和电力、资源等上游国有垄断企业员工的高收入，然后大部分作为热钱进入股市楼市吹起泡沫，剩下的化作一路高涨的CPI。这一过程实际上和国际金融资本套利中国的结果一样，不过是换个方式，时间周期拉长而已，最终还是会有一场经济大调整在前方等着我们。

这样的资本管制政策有什么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央行目前的货币政策显示出管理层对于资本项目管制是非常自信的，但我们认为这种自信是值得怀疑的。就算有效，其结果还是国内热钱洪流滚滚，股市楼市泡沫飞扬，通胀形势日益恶化，这样的资本管制政策也没什么意义。〖分析专栏〗

㈢ 2014年的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

2014年货币市场流动性将会呈现怎样的格局，是否也会出现类似2013年的状况，资金成本是否将维持高位或者继续寻顶，对于饱受流动性冲击的银行，其资产负债业务将如何调整，在此背景下银行板块二级市场个股该如何选择。

本文将从银行体系层面来研究流动性松紧，重在剖析2014年基础货币的变动及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的可能举措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进而导致资金价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作为流动性创造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将会产生哪些冲击。

外汇占款减弱流动性释放

2003年之前中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央行主动吐出；2003年之后，基础货币不再由中央银行主动吐出而改由通过外汇占款来提供。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当中央银行买进外汇时，就要放出等值的基础货币，则货币供应量相应增加；当中央银行出售外汇时，则基础货币减少，货币供应量相应减少。央行副行长易纲曾经表示，2011年之前，由双顺差累计的外汇占款占投放的基础货币量远大于100%。

近年来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从2011年四季度以来，随着新增外汇占款的急剧下降，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增速总体下滑，外汇占款作为流动性释放主要渠道的作用有所减弱，央行的外汇资产余额增速也逐步趋缓。首先，贸易顺差主要由国外经济的复苏状况决定。随着欧美经济的复苏，将对中国2014年的出口起到促进作用，进而将逐步增加贸易顺差。其次，外商直接投资（英文简称FDI）近年来较为稳定，每月增量基本在80亿～100亿美元左右浮动，预计2014年将继续保持稳定。最后，热钱的流入与否，短期主要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以及利差密切相关，中长期与中国资产价格的升值幅度密切相关。

从国外来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将导致短期资本持续流出。随着美国经济数据反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可能加快，这将导致短期资本持续流出；而随着美国加息预期的升温，中美利差将有所缩小，热钱将进一步流出。

从国内来看，首先，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趋缓，升值的预期也将减弱，从而导致热钱流入减缓；其次，从货币政策来看，如果货币政策持续偏紧，资金价格进一步上行，那么热钱短期的套利空间仍然存在，这将刺激热钱流入；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将会出现下行风险，热钱中期将持续流出。最后，从监管层面来看，外管局《关于完善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对虚假贸易融资行为的监管，防范异常外汇资金的流入。

综合来看，初步判断2014年新增外汇占款将较2013年有所减弱，预计将在1.5万亿～2万亿人民币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将明显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将有所降低。预计2014上半年由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以及监管趋严的影响，预计新增外汇占款较弱；下半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预计新增外汇占款将有所提升。

公开市场操作保持流动性

货币政策目标决定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和流动性投放的力度。现阶段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有两个。首先，经济增长目标已然降低，不会为了短期提升经济增速而大幅放松货币；监管层认为，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但是把增长目标调低，实质是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这表明如果2008年以来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形成的膨胀的产能和扭曲的结构得不到真正的压缩和矫正，接下来的信贷放松就会迅速再利用起它们，虽然经济增速短期内会加快，但肯定并不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其次，维护通胀水平和房价稳定，由于通胀和房价上涨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放松或将触发通胀和房价稳定；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为了避免实际利率为负，预计2014年CPI将在3%左右。因此，为了实现2014年货币政策目标，2014年M2增速大概率仍将设定在13%左右。

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3年以来央行重启正回购、重启3个月央票以及3年期央票；二季度，央行对于到期票据采取正回购进行对冲；下半年对于到期央票央行采取到期续做，锁长放短，包括继续进行国库现金定存操作，显示央行对当前整体流动性状况并不是十分担忧。

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目的是平滑银行间市场资金量的时间分布，避免货币市场利率的大起大落。除公开市场外，央行和财政部联合进行的中央国库现金定期存款招投标也可以扮演一定的流动性供给角色，具体可以通过增加招投标的数量和频率来满足市场流动性的需求，即财政通过变换自身的存款，将国库存款通过拍卖的方式变成商业银行一般存款，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直接增加银行的存款来源，这是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如果再算上国库现金定存的到期量，全年公开市场净投放量仅为140亿元。

因此，为了实现2014年M2增速13%的目标，央行存在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要么提高货币乘数。总的来说，在间接融资体制下，银行的资产结构决定了货币乘数，进而决定了货币创造和存款派生的能力；事实上，也正是由于2013年以来银行同业资产和非标债权的货币创造能力与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了冲突，使得央行为了维护货币政策目标，降低系统性风险，相较短期利率，更注重信贷扩张和货币供应，更注重维持资金面的紧平衡，逐步实现银行和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过程。按照2013年9月末2.1%的超储率水平估算，流动性总量应处在“比较充足”的水平。

资金价格将逐步上行

事实上，在流动性总量比较充足的背景下，央行对于短期利率的飙升采取了相对漠视的态度，认为流动性紧张是由前期杠杆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引起的局部性的、结构性的风险，随着这些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过程逐渐实现，资金面依靠市场的力量也会摆脱这种过度紧张的局面。从银行业层面来理解，货币市场利率的大幅飙升反映出过度扩张的银行业资产规模和不断膨胀的表外理财产品所带来的流动性管理问题。

从表内同业业务来看，同业业务模式使得本来用来管理银行流动性的同业资产异化为主要依赖期限错配来逐利的非标业务，流动性风险剧增。由于存款在一级市场上流向不均衡，商业银行需要在资金市场上调剂头寸，因此同业业务产生；但目前同业业务已异化成解决理财资金投向、放大资产负债规模和满足某些监管指标的重要手段，同时同业业务已开始主要依赖期限错配来逐利，使得本应用来管理银行流动性的同业资产，在信贷额度受限的情形下，成为银行隐匿信贷的工具，大量投资非标资产。

从表外理财业务来看，近一半投向货币存款和同业存款，这些业务基本能做到资产和负债的久期相匹配。另一半投向债券和非标业务，这部分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也是支撑理财业务高收益的重要原因。因此这部分理财产品的短期负债与长期资产的错配，在禁止银行理财可以由自营资金接盘后，商业银行要么使用表内备付金对接到期理财产品，要么需要不时在货币市场进行同业拆借或者回购筹措资金来偿还投资者。

因此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其实反映的是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快速增长导致银行流动性缺口放大这一态势；一些银行（尤其是中型股份制银行）严重依赖在银行间市场借入短期资金，缺乏长期稳定的负债来源，如果这种短负债、长资产的过度运用，一旦某个环节因期限错配问题出现资金链的断裂，市场就会出现流动性风险甚至危机。

鉴于流动性紧张就是由一些杠杆率较高的金融机构所引起的，因此央行漠视短期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其意图的实质就是警告和打压部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偏好，促使其以更加谨慎的方式管理资产负债表，特别是节制流动性错配，节制因杠杆扩大而导致的期限错配风险。事实上，至今的信贷扩张大多隐藏在表外，而且通常会覆盖好几层交易，流动性分配不均匀，货币市场拆借利率的骤然上涨能够促使部分商业银行以更加谨慎的方式来管理资产负债表，可以打击银行用于增加杠杆隐藏贷款等监管套利活动，减少部分机构因杠杆扩大而导致期限错配的局面，进而缓释金融风险。

预计2014货币市场资金价格上行仍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冲动。在流动性总量供给处于比较充分的背景下，从需求方面来看，在影子银行等监管套利的创新驱动下，资金仍将源源不断地流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这些利率不敏感主体对资金需求的欲望仍然强大。

首先，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2014年治理的重点，但是这只能规范地方政府开拓融资渠道，而不会减弱地方政府对融资的需求；其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使得房地产开发和房贷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如果这两个主体融资需求仍然强烈，那么2014年资金成本将继续上升。反过来说，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移的前提条件就是有效约束地方政府、房地产行业等这些利率不敏感主体的融资冲动。

进一步，信贷市场的资金价格也已经开始逐步上行。首先，银行的融资成本被不断上升的货币市场利率所波及，且已经传导到贷款的定价水平；其次，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原来的金融抑制有所消除，必然使得存款利率水平上行；最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以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储蓄率的拐点大约在刘易斯拐点之后5年左右出现，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2007年间已经出现（对应的是农民工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因此现在中国储蓄率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而这意味着银行体系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将逐渐变得紧缺。

但是利率上行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不断上升的货币市场利率，银行的融资成本必然上行，且已经传导到贷款的定价水平，这是货币市场资金成本向信贷市场传导的必然结果。随着利率上升，一方面压缩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的融资需求，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出现下滑，也使得实体经济挤出无效产能的能力出现下滑；另一方面高利率将加剧借款人的债务负担，使现有债务的质量恶化，产生更多不良贷款，而这可能会加速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去杠杆，进一步如果利率上升过高，可能会刺破泡沫，产生信用危机。

因此事实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已经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以及资金成本高企迫使企业去杠杆，进而经济增长承压；另一方面，如果央行放水推动银行间利率水平下行，这又将使得企业加杠杆，此前去杠杆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2014年货币信贷工作会议和央行《2013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中求进。货币信贷工作的“稳”主要体现为“总量稳定”，重点是要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通过加强和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保持适度流动性，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同时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做好各时点的流动性安排，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2014货币市场资金面将维持“紧平衡”，一方面，央行2014年还会继续保持2013年对基础货币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投放的中性趋紧，央行“放短锁长”将维持，防止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配合经济增速放缓，逐步实现去杠杆，但可能造成的短期资金面波动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供给来平抑，不能根据短期银行间资金价格的波动和央行的频繁灵活操作来看待短中期货币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从监管政策来看，2014年可能将出台监管具体措施来限制非标业务的过度扩张。

总的来说，2014年央行将通过“货币政策中性趋紧”以及“非标业务规范监管”来实现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在流动性总量比较充足的背景下，央行将继续保持对短期利率飙升的相对漠视，这是由杠杆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引起的局部性的、结构性的风险，这是经济去杠杆缓释期限错配风险的阵痛，这是以时间换空间来解决结构性顽疾的必然选择，因此在现有的银行考核体系下，2014年季末或者年末的货币市场资金价格将不时飙升，流动性风险甚至危机将继续重演，不排除将继续出现因流动性错配而产生信用违约的个案。

银行流动性偏好加速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

上文的分析显示，2014年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货币市场资金面将继续维持紧平衡，银行间市场利率将不时飙升，因此，对于银行这种重要的金融媒介来说，将面临流动性冲击；短期来看，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理财产品和银行间市场作为资金来源、而其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将存在更为严重的流动性错配问题，这将促使商业银行流动性偏好提升，倒逼商业银行调整和修复过度膨胀且健康度不高的资产负债表。

1资产端：生息资产扩张减速

生息资产规模扩张减速，预计未来生息资产规模增速的中枢将在10%左右。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维持中性背景下央行管理和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关于“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金融调控，实质是减少货币信用创造，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面对流动性约束，自觉加强流动性管理，提升流动性偏好，修复过度膨胀的资产负债表。

具体来看，银行业的生息资产规模增速继续收缩，从2010年的18%降至2013年三季度的10.5%左右，鉴于商业银行流动性偏好抬升，因此预计未来生息资产规模增速的中枢将在10%左右。在生息资产规模减速的同时，银行存量资产的结构变换也愈加凸显。

1）信贷资产配置

信贷资产配置总量上受制于央行规模管控和银监会监管指标，结构上继续向高收益率的个人消费性贷款和小微贷款倾斜，期限上倾向于短期贷款。2014年银行信贷投放将继续受制于央行的信贷规模管控，以及银监会的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信贷结构上，由于负债成本的提升，必然要求商业银行提升信用风险偏好，向高收益率的个人消费性贷款以及小微企业贷款倾斜；贷款期限结构上，将以提高资产周转率进而提升净资产收益率（英文简称ROE）为目标，信贷期限趋于短期化。

2）同业资产

同业资产继续降杠杆，一般同业类资产的期限将降低，收益率较低、受到严格监管的同业非标业务将继续压缩，同时根据监管松紧程度保留部分高收益的同业非标业务，并且预计商业银行将继续加强“类贷款业务”的创新。

从同业业务来看，使得本来用来管理银行流动性的同业资产，在信贷额度受限的情形下，成为银行隐匿信贷的工具，大量投资非标资产，加大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基于对同业业务监管措施出台的预期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银行同业资产从2013年二季度以来延续收缩的态势，目前上市银行同业资产的规模大约为9.91万亿元。同业资产与同业负债的比例从2013年一季度末的97.3%降至三季度末的84.8%左右，同业杠杆降幅明显。

2014年在流动性冲击下，银行将降低一般同业类资产的期限，同时继续收缩部分同业非标资产。但是，在同业负债成本提升的情形下，一方面商业银行将继续保留部分高收益的同业非标业务，这将视监管松紧程度而定，另一方面预计商业银行将继续加强“类贷款业务”的创新。

3）债券类资产配置

债券类资产的配置将有限提升，高收益率信用债的配置将继续增加。在流动性冲击下，银行基于盈利要求，在同业业务规模收缩的同时，债券资产配置提升，其中应收款项类投资继续大幅攀升，这体现在应对同业业务的非标治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在会计科目处理上将信托受益权从同业资产科目转移到债券投资类资产进行规避。

因此，从监管角度来看，随着同业去杠杆的加剧以及对于同业非标资产投资的限制，银行债券类资产的配置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考虑到流动性总量的趋紧以及资金成本的抬升，预计2014年银行债券资产的配置占比提升较为有限，但将增加高收益率信用债的配置。

2负债端：存款增长中枢下移

历史数据显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速与M2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中国过去一直以来依靠货币信贷拉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相应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将使得信贷需求持续降低，这将导致M2增速趋势性降低，从而存款的增速也将降低。2014年存款余额的增速将在13%左右，与M2增速一致。考虑GDP增速、CPI以及3%～4%的差值，中期M2和存款余额的增长中枢将在10%～11%左右。

存款虽然一直以来是银行付息负债的主要部分（占比80%以上），但是近年来随着同业负债的扩张，银行业负债增速明显高于存款余额的增速；随着2013年银监会“8号文”要求商业银行2013年底之前将表外非标余额降至理财产品的35%及总资产规模的4%，银行业同业业务经历了明显的去杠杆过程。从2013年二季度以来，同业负债扩张趋缓，银行业负债回归一般性存款。

但是中长期来看，银行主动性负债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首先，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同业负债作为银行主动负债，占比仅为付息负债的14%左右，与国际银行业主动性负债的占比一般都在45%左右相比，中国银行主动性负债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其次，正如上文所述，一般性存款余额的增长中枢将趋势性放缓，在流动性冲击下，为了缓释流动性错配风险，商业银行需要提升主动性负债的配置规模，并且拉长负债端的久期；最后，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短期理财产品、余额宝等货币市场产品使得低成本负债向收益率更高的同业负债迁移。实际上，可以观察到同业负债的收缩幅度低于同业资产。

㈣ 有没有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房价崩盘的记录

日本出现过房价崩盘，中国经济特区香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出现过房价崩盘。

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爆发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是世界各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也是最深的一次房地产危机，至今仍无完全恢复的迹象。

香港：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返家发生动荡。

(4)易纲杠杆扩展阅读：

日本事件经过：

战后50年，日本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仅用几年时间连续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强国。

日本的贸易和制造业直逼美国，在电子汽车钢铁和造船等领域更是将美国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经济实力达到美国一半，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50%。

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土地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土地。弹丸岛国的日本房地产总价值超过地大物博的整个美国，日本平均房地产价格是美国的100倍，东京大阪的价格是纽约、芝加哥的几十倍。

日本人买下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洛克菲勒中心和美国人最骄傲的产业好莱坞影片公司。

尤其是日元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人极其富有备感自豪，资金指处所向披靡。伴随“国富民强”，大量新资金没有去处，只好集中和积聚在十分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土地和房屋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价格和泡沫与日俱增。

日本房地产发展在世界各地中有其特殊性。日本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加上经济高度发达，房地产开发从战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

伴随经济和房地产开发，土地价格尤其是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不断上涨，高度垄断集中，1985年东京大阪的土地价格比战后初期猛涨了10000倍。

但是如果以为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是无可避免的，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即使是1985年泡沫已经相当严重，如果没有后来5年时间中执行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泡沫破裂还是可以避免的。

1985年日元升值以及对升值错误的估计和预期，将日本直接推入泡沫破裂前的“最后疯狂”。在5年短暂的“辉煌和灿烂”之后，日本经济和房地产陷入了已经长达14年的萧条和低迷。由此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房地产泡沫以及破裂，都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

日本主要的错误政策是：

1、利率太低，资金泛滥，引导失误监管失控。

2、盲目扩大信贷，滥用杠杆作用。

3、投资投机成风，股市楼市连动，管理监督形同虚设。

影响：

泡沫破裂后许多日本居民成为千万“负翁”，家庭资产大幅度缩水，长期背上严重的财务负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严重影响正常消费。

日本银行及非银行机构的不良债务高达100万亿日元，最后成为坏账的达到几十万亿日元。倒闭和被收购的银行和房地产公司不计其数，大量建筑成为“烂尾楼”。

建筑业饱受重创，1994年合同金额不足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国民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负增长和零增长。

㈤ 央行新成立的＂国际金融风险跟踪组＂要做哪些事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开放的扩大以及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运行状况、金融的风险度与金融安全的相关性也正在日益提高。
而此次央行成立国际金融风险跟踪组，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看来，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今年以来金融行业对外开放进程加速，开放条件下国内金融体系面临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大；
二是今年的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美元升值已经给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巨大的压力；
三是国内正处于金融去杠杆、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关键时期，也是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凸显期，防止风险进一步蔓延，需要对相关金融风险和信息进行密切跟踪。“新设立的部门主要是跟踪研究上述三大风险，及时研判作出相应的对策，做好风险爆发的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