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去杠杆

① 政策倒向“明斯基”是什么鬼

政策倒向“明斯基”是什么鬼？

A股在3点收盘后港股跌幅又扩大了1%逼近下跌2%，恒生指数成份股中跌幅榜都是今年暴涨的牛股，可见港股的获利盘压力也不小，欧洲股市也是低开。

明斯基时刻主要是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通俗讲就是现在经济整体在稳定增长的时候如果不主动去杠杠，未来可能会出现长期被动去杠杠周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去杠杠、去杠杠、去杠杠！

怎么去呢？商品供给侧......房子严调控......货币稳偏紧......金融去杠杆......股市去泡沫

最后给大家一个四季度防御思路：滞涨、低估值、大市值、非资源

② 2017年中国楼市走势趋势说明什么

此外，各家银行对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政策也不断调整。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北京地区的银行已经将首套房贷利率上调了3次，首套房贷利率也由去年的最低85折，上调至现在普遍的基准利率上浮10%。更有银行将首套房贷利率上调至基准利率上浮20%，放款期限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监管层正在排查如银行消费类贷款等领域资金用途情况，严防资金流向楼市。

③ 中国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表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重点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表现、成因及对策展开论述，着重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着未来金融行业发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未来抉择；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当前实行的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也是未来监管重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央行将在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上进一步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意味着其权责进一步提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杆会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放松，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此外，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未来监管的几大重点领域，“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周小川则强调，党的领导要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用贝塔系数来衡量。

④ 房价大跌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那得看是怎么下跌了。
中国的房地产其实就是个货币池子，在之前全世界都进行量化宽松的时候，中国当然也进行量化宽松，那么天量的货币除了进入市场流通外，就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因为毕竟人民币还没有到美元的那种国际化水平。因此多余的货币就进入了房产市场，所以就推高了房价。可以说到了今天，高企的房价就相当于一个堰塞湖，不管什么原因房价一旦发生暴跌，就好比堰塞湖决堤，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经济倒退20年都是乐观的估计。
中国房市的泡沫事实上比80年代末的日本房市泡沫还要大得多的多。但是中国好在是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市场中会有一部分国家的政策影响和宏观调控，所以会出现很多保护市场的行为。比如房产市场的限购，这个在美国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也不代表不好，毕竟通过调控最后时限经济的软着陆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现在已经确定的事实是，美国已经进入了紧缩阶段，首先是美联储在2017年加息了3次，然后美联储已经宣布要进行缩表（即销毁回收的美元，也就是彻底紧缩的信号），还有就是特朗普刚通过的大规模减税计划。这些对于美国以外的那些高杠杆，泡沫很严重的，尤其是风险和银行或金融系统相关联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楼市泡沫就是个超级炸弹，所以我们也看到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说了，要防止“明斯基时刻”，已经提出了金融风险的预警。紧接着中央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直接给未来的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性质下了定义，即未来房子只可以有居住属性，不可以有投资和金融属性。在紧接着就是限购限卖，然后就是房贷首付上升等措施。我们看到经过这一番初步调控，一线城市房价急速上涨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初步遏制。北京等一线城市甚至连续数月出现环比下跌等情况。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线城市房价国家是不会允许再出现暴涨的情况了；二线城市大部分也被遏制，但是少数城市因为发展潜力巨大以及之前房价还有较大上涨空间，所以目前还有涨价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库存多，也正在通过涨价去库存（因为不涨价你不会跟着买房子）。等库存去的差不多了，前面说贷款和首付都提高了门槛，即去杠杆化，前几天又说调控后要有长效机制，其实就是传说已久的房产税。
房产税目前预计在2019或2020年左右开始征收，除了弱势群体外没有免征的群体，预计2018年正式立法，然后各地根据自己情况决定税率，税收按照你的房屋的实施估价计算，1年交1次。因此等房产税开征后，炒房的人要不就在开征前大规模抛售房屋，即容易造成房源供过于求，房价更会出现下跌的态势；要不然就烂在手里，每年缴纳巨额税金，为国家做贡献。
但是这样做的话中国经济相对就安全多了，一方面去库存降低杠杆率即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另一方面开征房产税可以增加税收，进而可以对企业减税，从而增强对抗美国减税的竞争力。最后最重要的是将资金引导进实体经济，从而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实现未来的健康发展。

⑤ 上周股市下跌如此惨烈，原因是什么

近期市场暴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前期丰厚的获利盘，加之管理层清查配资及降杠杆的要求，另外，近期IPO新股密集申购 ，特别是中国核电 、国泰君安等巨无霸抽取了大量市场资金，多重因素一触而发。
更为主要的是，市场期待的央行每月一次的降准和降息并未如期而至，临近6月30日，市场资金年中出现紧张，连续的下跌致使融资盘爆仓严重，多杀多致使踩踏出现。
市场有句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A股暴跌，是牛市结束了，还是“千金难买牛回头”？
6月26日下午，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回应称，近期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是市场前期过快上涨的自发调整，是市场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同时也与年中季末流动性波动、投资去杠杆、投资者对市场分歧加大等因素叠加影响有关。目前，改革开放红利释放、流动性总体充裕和居民资产配置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改变，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他呼吁，各方要理性看待、不轻信、不盲从。
融资盘踩踏是元凶
A股端午“劫”余波未平，6月26日再次将“黑色星期五”上演得淋漓尽致。
6月26日，A股继前一个交易日大幅下挫之后，早盘深幅低开100多点，随着一路震荡下行，盘中创出近期新低4139.53点，截至收盘，失守4200点；其中，A股股票跌停家数达1641家，跌幅超过九成的达2100家，只有53家公司股票飘红，新股国泰君安首日上市涨幅超过40%显得格外耀眼，盘中出现临时停牌。
新时代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孙卫党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近期的暴跌，特别是6月26日创业板指数几近跌停，主要是融资盘的强行平仓，出现了严重的踩踏事件。前一阵强平的主要是大比例的融资盘，这几日就开始是小规模的融资盘，等融资盘跌完了，市场将会企稳。
孙卫党指出，最近市场持续暴跌，投资者心理出现恐慌，特别是对于满仓的投资者，信心肯定备受打击。在大成基金经理杨挺看来，当一个市场因为高杠杆推升至不再健康的“疯牛”行情时，管理层对股市融资的杠杆进行监管、规范及限制是理所当然的，不破不立，这对于整个A股市场来说反而是好事。
杨挺直言，如果说上周股市的暴跌使那些高杠杆的投资者意识到市场风险主动去杠杆的话，这一周，特别是周五的暴跌后很多股票跌幅都高达40%，有的股票甚至达50%，这将大幅击穿前期配资者的安全线，引发强制平仓，使主动去杠杆转换为被动去杠杆。
“这种急速调整将大幅清退高杠杆操作的投资者。”杨挺认为，“但因为高杠杆资金不计成本的快速出逃，引起股市暴跌概率增加。而连续、大幅暴跌又将进一步影响市场信心，改变投资者预期，因此短期内市场难以有乐观表现。”
据数据统计，6月18日，融资融券余额为2.27万亿元，为2015年最大值；截至6月25日，融资融券余额为2.19万亿，下降幅度为3.52%。
去杠杆后现钱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杠杆成就了A股上半场的辉煌，而去杠杆的扳机被触发后，也造成了市场的快速下行。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拒绝回答货币政策相关问题，让业界对近期国内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这无疑加剧了市场对于资金面乃至货币政策走势的担忧。
上投摩根首席策略分析师吴文哲认为，这是一次带杠杆的牛市，经过了过去几年非标资产迅速发展后，社会配资的渠道、方式大幅增加。这次牛市启动，配资也成为了助推器。从中期维度看，虽然现在市场上很多声音在质疑货币政策是否已经转向，但是，支撑这轮牛市的因素仍在。
“去杠杆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低杠杆的环境对市场的健康上涨是有利的。”吴文哲分析称，目前，地方债务置换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经济尚未企稳，在财政政策发力尚有限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仍不可缺。股票市场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融资渠道作用，另一方面引导经济结构转型上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申万宏源发布的报告称，楼市局部过热抑制货币宽松是此次调整的基本面逻辑之一。在经济尚未真正企稳反弹之时，一线城市特别是深圳出现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局面，这使得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一定的挑战，也打破了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将一路宽松的一致预期。
该报告称，股市的调整本质是由这个逻辑引起，未来市场如果要重新企稳反弹，需要关注楼市的政策动向以及房价的变化趋势，也就是等待这个靴子落地。参考历次由基本面逻辑导致的中期调整的空间和时间，一般高点回落幅度会超过20%，时间跨度会超过2个月。
对于是否会出现“钱荒”，国泰君安报告认为，预计6 月“钱荒”重来的概率较小，7 月，1月期及以下期限的利率将逐步回落，但短期资金面边际变紧；未来进入7
月份以后，导致利率上行的大多数因素将消失，但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仍在。
值得注意的是，6月24日，证监会核准了28家企业的首发申请，但是并未出现此前业内预期的江苏银行等大盘股。总体看，7月初新股的发行规模并不大。
另外，临近6月底，一些IPO排队企业财务资料有效期将到期，需补交相关材料，这意味着短期之内，IPO审核节奏有望放缓，对股市抽血效应有望减弱。

⑥ 住房贷款应该有大力发展空间是什么意思

今天上午，G20会议在上海正式召开，上午9点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就资本外流、汇率走势以及货币信贷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1
谈外汇储备：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没什么可担心的
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下滑较快，针对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周小川称，“保持我国对外支付的能力，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
周小川表示，中国外汇储备始终是变动之中，不是固定的。2002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不足3000亿美元，到2014年年中则接近4万亿美元，储备规模已显偏移。除了经常项目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以外，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当中，也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额外资本流入，这部分资金会择机掉头，并不奇怪。在此过程中，储备规模有所下降是正常的，也是与经济调整和经济趋向更加平衡的增长相匹配的。
2015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有明显的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外汇储备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交叉汇率变化以及支持“走出去”的资金运用等。比如，汇率、价格等变动会减少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千余亿美元，这不同于实际的外汇流出。企业等主体增持外汇存款、提前偿还外汇贷款，都会减少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资金也会从外汇储备规模中调出。外汇储备这些变动属于正常现象。
此外，也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的变动是由于市场参与者近期在预期基础上的行为所导致的，如出口商延迟结汇，进口商提前购汇，投资者提前离场，消费者提前消费，民营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等等。周小川指出，稳定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更显得特别重要。同时相信只要经济基本面健康且汇率接近均衡，预期会回归理性。
周小川称，“总的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也不应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外汇储备的波动终将回归理性，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
2
谈汇率：人民币不存在贬值基础
中国2015年汇改时明确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不是一个新提法，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参照一篮子这一特征显得并不清晰，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过于稳定，弹性不足。
周小川表示，“参照一篮子货币，进展起起伏伏。美元仍旧是一篮子货币中最重要的货币，有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排除欧元、日元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的影响。”
但从近期市场情况看，人民币汇率走势还是比较好地反映了上述机制。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大的走势反应了市场供求的变化，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周小川指出，市场往往对短期因素反应比较充分，而央行作为宏观部门，主要从长期视角观察人民币汇率走势，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目前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较高，从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贬值的基础。中长期来看，供求关系等规律性因素还是会发挥主导作用，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将反映经济基本面。
3
谈1月2.5万亿信贷：主要是中国新年因素
一月份货币信贷数据公布后，有观点认为，中国货币信贷增长过快、货币政策“放水”、中国在进一步“加杠杆”等看法。对此，周小川表示，“我们会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和杠杆率的变化。”
周小川指出，一月份的部分数据确实比较高，但央行一般不对一月份的数字作过分的反应，主要是传统中国新年因素。许多公司、机构集中发奖金，补发所欠工资；居民大量旅行、购物和家庭团聚，现金的需求量会多出2万亿元；商业银行也往往倾向于年初多放贷款。央行倾向于节后稳定一段后再适度引导。
4
谈债务水平：确实偏高，但有中国特殊的国情
最近，央行下调了二套房购房比例，一月信贷新增也很大，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在加杠杆，应该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以及应该如何去杠杆？
周小川认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债务水平，也精心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是偏高的，同时还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但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有三个因素要关注：
1储蓄率高，接近50%，其中最主力的还是居民储蓄；

2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如果发育成熟，就会有很多资金变成企业股权，中国有强烈愿望更好发展股本融资；

3中国从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人均GDP低，人民底子薄，办企业要借钱，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当人民财富积累多了，债务率也会逐渐下降。我们也会充分吸收国际经验，也会结合自身特色改善这个问题。
5
谈楼市：住房贷款有大力发展的空间
周小川指出，住房贷款应该有大力发展的空间。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还是偏低的，有的国家占到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所以银行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产品，所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周小川同时称，房地产市场时冷时热，所以要进行逆周期调节。首付比例原来是30%，现在降低是有空间的。今后可能会考虑给银行更多自主权，来制定首付比、利率。监管部门同时对银行进行监管。
“原来中央和监管部门直接规定的事情多一些，这样有优点，但也有缺点，比如银行没有灵活性和区别性。所以我们今后对金融机构总体审慎性要加强，但具体的事情给他们一定的裁量权，确保总体风险可控。”
6
谈金融监管：不一定要改革，中国的金融监管有调整压力
有媒体问：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推进了以宏观审慎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央行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明显加强，大多数央行都承担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您认为即将启动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最优模式是怎样的？
周小川回答称：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个是G20政策成果之一。金融危机后，G20国家一起，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应对经济危机，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同时修订一部分过去的指标体系，使得宏观调控更加审慎，这是规则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各个国家实行要参与不同情况，各国按照框架精神来执行。但并不是说，这一框架的执行一定要有监管改革，这是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改革。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大家希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全球有不同的做法，没有完全一致的模式。
我们国际的金融监管体制，也会出现一些不满意的地方，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需要改变，需要调整的压力，目前仍处于研究之中。其中一个因素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框架的有效运行。

⑦ 央行会继续通过去杠杆等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吗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4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政府有能力和信心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保持经济健康、稳定运行。

周小川当天在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声明中说，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等原因，中国金融业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但总体上风险可控。

IMF近日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预期较7月份预测值均上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6．8％和6．5％。这也是IMF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IMF总裁拉加德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IMF非常欢迎中国央行近期采取的控制信贷增长的措施，继续推进这些措施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很有必要。

⑧ 是努力去杠杆还是在默默加杠杆

凤凰财经讯 在2014年已经较高债务的基础上，2015年的中国经济继续加杠杆，而今年依然继续提高。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至今还在继续提高，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增长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在此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将不远。
那么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杠杆情况分别如何呢？今日华泰证券[1.04% 资金 研报]在华尔街见闻发布最新研究结果，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国际警戒线，仍持续加杠杆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府债务约为388250亿元，占GDP比重为57.37%，国际警戒线为60%，可见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然偏高，但低于发达国家。然而，从政府此前表态可以预见，为“稳增长”今后一段时期政府部门仍将处于加杠杆进程。
有许多学者反映，政府部门的“钱”应该花在“正地方”，财政支出应该是帮助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支出。市场预计我国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规模会超过5.5万亿元，而其中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数相对较小，所以5.5万亿元的社会融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了传统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广发证券[1.37% 资金 研报]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其经过调研发现，“地方政府拿这个钱，在现有的政策激励下也没什么人干活，大部分又买入了银行的理财产品，这是中国目前的金融空转的状态。”
居民部门：加杠杆进程，但远低于发达国家
华泰证券报告显示，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低，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则略高。负债率低与我国的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联系，此外，居民部门的债务构成单一，只有贷款，其中住房抵押贷款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5年楼市回暖，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人们纷纷前去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近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吃紧，公积金账户几乎出现“被贷空”的现象。今年房地产持续高温，这一现象恐怕会加剧。
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报告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较为平稳，呈稳中有降格局，工业企业则呈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部分传统行业去杠杆效果明显。而房地产、部分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在不断加杠杆，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加杠杆”明显。此外，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地方企业高于中央企业。
华泰证券预期，企业部门去杠杆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企业部门处于加杠杆进程，但是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居于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恶化，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近5年内增加了42个百分点。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强调，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商业银行主导，这个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总体杠杆率偏高的事实。未来我们将通过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我国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但是，真的会“去”吗？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就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黄益平建议，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楼市去库存应加杠杆还是去杠杆？
关于楼市去库存应该是加杠杆还是减杠杆的问题，在两会期间就被讨论得沸沸扬扬。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目前房地产领域用加杠杆的办法去库存，风险很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长副行长潘功胜的态度则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杠杆率并不高。
此前，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同时做到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实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还是为了去库存而加杠杆，但加杠杆的结果，却是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大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去库存的效果尚不明显。这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资源配置之下资金的虹吸效应造成的——资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资前景的一线城市楼市。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对实体产业的抽血，也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难题更添一重难度。
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
最后，华泰证券表示，当前“去杠杆”更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事实上，我们今年也这么做了，从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购“天天见”，SLF(7天期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月月见”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宽松的了。”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海通证券[0.06% 资金 研报]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09年至今，中国的M2规模不仅超越美国，而且接近于美国的两倍。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QE，但美国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去杠杆了。然后再慢慢加杠杆。中国目前则是在杠杆的基础上加杠杆，在泡沫的条件下创造泡沫， 在债务的基础上增加债务。这就很难实现去杠杆和化解泡沫的目标。如果说，宽松的环境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但过度宽松的环境则往往会乐不思蜀。
说到底，我们都明白，提高经济生产率、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才是去杠杆最具活力的方式。

⑨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历次情况

◆1999年12月16日德国柏林
1999年12月16日，二十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柏林举行二十国集团创始会议。会议强调，二十国集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2000年10月24日-25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2000年10月24日至25日，20国财长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会议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如何防止和解决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金融危机问题。与会者达成了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共同对付金融危机的“蒙特利尔共识”。蒙特利尔共识主要包括：共同推动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使其成果延及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增加这些机构的透明度；继续朝建立统一的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方向努力，以增强联合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对债务沉重的国家进行援助，并协助这些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农业研究、环境保护和艾滋病等疾病的防治方面加强合作。
◆2001年11月16日-17日加拿大渥太华
2001年11月16日至17日，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渥太华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在美国“9·11”事件后各国如何在财经领域就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合作等问题。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席了会议。
◆2002年11月22日-23日印度新德里
2002年11月22至23日，20国第4次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会议主要就金融危机防范与化解、经济全球化、打击恐怖融资以及发展援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2003年10月26日墨西城城市莫雷利亚
2003年10月26日，20国集团在墨西哥城市莫雷利亚举行第5次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年会。与会代表就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处理、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的融资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2004年11月20日-22日德国柏林
2004年11月20日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第6次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德国财长艾歇尔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本次会议将主要讨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稳定与增长、金融部门机构建设、打击滥用国际金融体系、老龄化挑战与移民、主权债务重组以及区域一体化等议题。进一步增强20国集团的地位与影响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
11月21日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在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第6次会议结束后与德国财长艾歇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将于2005年担任20国集团会议的轮值主席国。
◆2005年10月15日-16日中国北京
2005年10月15至16日第七届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以“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为主题，讨论了各种重要的全球经济问题，重申了在实现平衡、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共同目标和责任。
此次会议除发表例行的《联合声明》外，作为两个具体成果，还发表了《二十国关于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声明》和《二十国有关全球发展问题的声明》。
◆2006年11月18日－19日澳大利亚墨尔本
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第八届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举行。会议对全球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并探讨了能源与矿产问题的解决办法。
◆2007年11月17日－18日南非开普敦
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南非开普敦郊外的克莱蒙德举行。二十国集团成员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确保世界金融市场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等问题。
◆2008年11月8日－9日巴西圣保罗
2008年11月8日至9日，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年会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有必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3月14日英国霍舍姆
2009年3月14日，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英国首都伦敦以南约50公里的霍舍姆举行，并发表联合公报，同意进一步行动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2009年9月4日－5日英国伦敦
2009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同意继续采取措施刺激经济以保证全球经济的持久复苏和增长，并在时机成熟时退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战略。
◆2010年10月22日－23日韩国庆州
2010年10月22日至23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议题并发表《联合公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根据这项改革协议，欧盟国家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让出两个席位给发展中国家。
2016年2月27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代表在上海合影。 27日于上海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亦坦承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在加大。但公报同时也提出，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仍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
这不意味着全球经济前20强将无所作为。根据公报，G20成员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提振增长。 2009年3月14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霍舍姆市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重要议题，并就将于4月2日举行的第二次G20领导人峰会筹备进行了讨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增长明显放缓，西方主要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增长下滑的压力。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当务之急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经济刺激措施的力度，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尤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积极落实G20华盛顿峰会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强市场诚信、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的共识。金融稳定论坛（FSF）已决定将其成员扩大到所有G20成员国，这将有效地增强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合法性和新兴市场的代表性，为FSF在全球金融稳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奠定基础。为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性联合监管，FSF正在积极组建联合监管机制。此外，FSF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加强监管方面的合作也取得新进展。
会议决定将为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各种可能的动员资金和流动性的方式，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议认为基金组织迫切需要大幅度增加资金，包括进一步通过双边支持，显著扩大和增加“新借款安排”，并加速份额审查；决定确保所有多边开发银行得到所需资本，并首先对亚洲开发银行增资；决定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并确保其治理结构能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穷国家应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会议承诺在2011年1月前完成基金组织新一轮份额审议，敦促立即执行基金组织2008年关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一揽子措施，在2010年春季会议前完成世界银行改革；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应通过公开、择优的过程进行选拔。各方一致要求世行和其他多边行加快治理结构改革，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会上，谢旭人部长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并呼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周小川行长指出，要改善国际金融监管和合作，加强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他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和成熟金融市场的监督，同时呼吁发达经济体为稳定本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做出应有贡献。
会议期间，谢旭人部长还分别与英国财政大臣达林、美国财长盖特纳、以及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财长进行了双边会谈。 2013年2月15-16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本次会议是俄罗斯担任2013年G20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尾部风险下降，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为应对当前挑战，发达国家应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促进需求再平衡，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主要成就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6日在莫斯科闭幕。与会各方就全球经济形势、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减弱，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过于疲弱。各方应协调努力，强化互信，履行此前作出的改革承诺，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并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稳定和增长为共同诉求
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指出，尽管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减弱，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很多风险，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
鉴于此，二十国集团成员同意“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以建立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并进行深度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各国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
会议还要求发达国家根据去年洛斯卡沃斯峰会的精神，在今年9月G20圣彼得堡峰会前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
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出，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G20各国应继续将促进复苏、增长和就业作为当前首要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推动结构改革；发达国家应妥善处理好财政整顿与经济复苏的关系。
在金融监管方面，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的执行再现曙光。美国和欧洲方面均已承诺将在近期执行该协议。
“货币战”话题遇冷
在本次会议前，有关“货币战”的争论一度占据各大媒体主要位置。部分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这一话题将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内的多位国际财经组织掌门人均表示，围绕货币战的争论“毫无根据”且“徒劳无益”。
货币战的讨论源于日本去年年底以来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不少国家的批评，认为这可能使各国竞相通过本币贬值、资本管制等抵御汇率冲击，从而引发货币战甚至贸易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皮耶尔·帕多安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意在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发展问题，但从长期看，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强化金融监管，着力保障长期投资融资，推动经济增长。
本次会议的联合公报着重强调，各国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保持市场开放。
中方认为，发达国家应减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中方还呼吁IMF加强有关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监督。
俄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也认为，那些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应该注意其风险，全球需求再平衡不应该仅仅依赖汇率调整，而应该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IMF份额改革面临重启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联合公报强调，要提高IMF的可信度、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尽快落实2010年首尔峰会关于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内容，就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额总检查。联合公报重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强劲增长，由此带来的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应体现在IMF的相关改革中。
中方代表团在发言中也呼吁尽快就IMF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份额总检查尽快完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时说，希望今年的圣彼得堡峰会能充分考虑全球经济力量分布变化，就IMF份额改革取得进展。拉加德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IMF承诺在全球经济力量分布变化的基础上，对份额进行调整。
新兴国家加强协调
在本次会议框架内，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副手举行了会议。巴西、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就强化财政、金融领域合作，特别是筹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储备库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探讨。
出席会议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介绍说，此次会议是为今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进行政策准备。“这次领导人会晤将包含重要的金融、财政议题，将反映自去年新德里峰会以来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进展情况，讨论、研究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建立金砖国家货币储备库等具体议题。”事实上，在本次会议期间，与会财经人士在纷纷呼吁新兴经济体加快结构改革的同时，也建议新兴经济体深化相互协作，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带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

⑩ 房贷杠杆率是什么意思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

无论企业营业利润多少，债务利息和优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变的。

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盈余所负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减少，这能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盈余。

这种债务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称为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影响的是企业的税后利润而不是息前税前利润。

财务杠杆率等于息税前利润与营业利润之比，反映由于固定的债务存在，财务费用（利息）对保险企业利润的影响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负债的程度和企业偿债能力，财务杠杆率越高反映利息费用越高，导致ROE指标越低。

(10)周小川去杠杆扩展阅读

1、杠杆率的优点

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

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2008年年末，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1% ，但杠杆比率只有2.9%；UBS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1.5%，杠杆比率却只有2.6%。通过引入杠杆率，能够避免过于复杂的计量问题，控制风险计量的风险。

三是有利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通过引入杠杆率，使得资本扩张的规模控制在银行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

2、杠杆率的缺点：

一是对不同风险的资产不加以区分，对所有资产都要求同样的资本，难以起到鼓励银行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目的。

二是商业银行可能通过将资产表外化等方式规避杠杆率的监管要求。

三是杠杆率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定义， 同时对会计准则有很强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