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挡不住权力干预的杠杆

① 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有什么

财政一般用财政政策干预市场，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
例如减少税收可以刺激消费，增加政府的支出能够刺激生产，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国家为实现财政政策目标所采取的经济、法律、行政措施的总和。经济措施主要指财政杠杆；法律措施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各种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收支行为，对违法活动予以法律制裁；行政措施指运用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予以干预。 财政政策手段的选择是由财政政策的性质及其目标所决定的。财政政策的阶级性质和具体目标不同，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

② 税收程序法律制度

税收程序法律制度（论述题） 税收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提出了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蓝图。税收法律制度与税制改革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法治的背景之下来思考和推进税制改革。基于这一思路，我将讲一下关于税收与税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税收的内涵与职能

1.税收的内涵

税收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税收作过极其深刻的论断，对税收的抽象本质作出了科学概括。马克思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

目前，人们一般从公共产品和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理解税收的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产品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提供；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由于其本身性质的特殊，无法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提供，而这些产品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国家扮演着履行公共职能的社会角色，使得其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具有私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基本上由国家提供，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是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税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财政理论为我们理解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税收的职能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具有三大职能：

一是组织收入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收入职能是税收的首要职能。从历史上看，税收本来就是为取得财政收入满足国家经费开支的需要而产生的。自产生以来，税收就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时、稳定的实现，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的基本形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些国家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90%。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我国的财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税收的组织收入职能在我国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是调控经济职能。这是指税收作为经济杠杆，影响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引导个人、企业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增税和减税是影响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作出增税、减税措施的选择：开征新税、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减少税收优惠等都能起到增税的效果；而停征税种、提高税前扣除标准、调低税率和实行税收优惠等都可以起到减税的效果。就具体税种而言，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的调控经济职能更为显著。从历史上看，自从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税收一直都是各国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在我国，税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适度运用税收杠杆对调控宏观经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是收入分配职能。通过税收间接地实现收入再分配，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也应该得到重视，通过设计有效的税制，如运用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收措施，积极发挥税收的分配职能，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税法的概念与特征

以上税收职能的有效实现，都将依赖于税法的有力保障。税法是所有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性规范，如《个人所得税法》；又包括程序性规范，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法具有如下特征：

(1)强制性。税法的强制性与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具有密切关系，但税法的强制性还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一是这一强制性的实现不仅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而且有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作保证。二是法律规范可具体分为指导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税法主要是强制性规范，即对于一切满足税收要素的纳税人，均应依据税法缴纳税款，而不允许行政机关与纳税人之间达成某种合意，变动法定税收要素的内容。

(2)规范性。税收的规范性直接决定了税法结构的规范性。税法与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国家税收收入需要得到有效保障，而纳税人财产权也不能受到不当干预，因此税法必须具备规范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税种与税种法的相对应性。“一法一税”，国家一般按单个税种立法，作为征税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且税种的开征与否一般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制定税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具有稳定性和固定性。其次，是税收要素的规范性。虽然各个税种法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就税收的基本要素而言，是每一部税种法都必须予以规定的，包括税法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等。税收要素的规范性是税收规范性的保障或基础，便于税法的实施。此外，税法的规范性还体现在税法一般都采取成文法的形式，而排除习惯等非成文法的适用。

(3)技术性。技术性在税法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税收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化，税法也随之高度技术化。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为保证税负公平，防止偷税、避税行为，设计条理细致的税收法律制度就很有必要。一方面税法要防止对经济生活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如何才能确保税收征收，保证税收征管的实效。因此，在这些制度设计中就体现出税法规范的技术性。

(三)税法的本质

税法的核心任务是正确处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因税收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税法如何正确处理这一关系，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税法既是国家税收收入保障之法，也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二者缺一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税法的本质即在于兼顾国家税收和纳税人权利，是利益协调之法。

片面强调国家税收收入或纳税人权利都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无论是忽视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片面追求国家税收的保障；还是过分强调纳税人权利，不重视国家税收的保障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国家征收不到充足的税款，就无法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无法提供公共产品，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将陷于瘫痪，最终也不利于保障纳税人的利益。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税收的根本目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取之于民”，就无法“用之于民”。综上所述，同等重视国家税收与纳税人权利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对税法本质的这一认识在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利益协调之法的中国税法必将有助于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税收关系，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也实现对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从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四)税法的基本原则

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国调整税收关系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是贯穿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全过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如下三项：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也称为税收法律主义，是民主和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最基本的税法原则，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各国法律一般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这两方面予以规范，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税收法定原则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法定要求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等税收要素应当由法律规定，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在税收立法方面，根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在税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等方面的原因，立法机关有时也进行一定的授权立法，赋予最高行政机关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尚未制定税收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先制定税收行政法规。在上一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税收立法方面对国务院作了一些授权，具体包括：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过程中拟定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授权；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授权。根据这些授权，国务院制定了许多税收条例草案，推进了税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证。这在我国当时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国际通行做法，对现行税收授权立法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立法制度。

(2)税收要素确定。税收要素不仅要依据法律作出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由于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使用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也是允许的，如“基于正当理由”等。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应当做到根据法律的宗旨和具体的事实，通过法律解释等明确其意义。行政机关也可以根据有关的法律和税收征管的实际状况，在其权限内对这些概念予以明细化。

(3)征税程序法定。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这就是征税程序法定。也就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征税机关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依法征税既是征税机关的职权，也是其职责，征税机关无权超越法律决定是否征税及何时征税，不允许征纳双方之间达成变更税收要素或征税程序的税收协议。

2.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中公平的概念包括两种：一为横向的公平，一为纵向的公平。横向的公平是指处于同等经济负担能力的人应纳同等的税收； 而纵向公平的目的在于让经济负担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等的税收。

所谓经济负担能力，是指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其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而在所得、财产与消费中，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因为所得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衡量的收入，易于度量，且稳定规范，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支撑纳税能力的基础。加之所得是一种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的纯收入，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真实的收入状态和纳税能力，且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标准进行税前扣除，还能适用累进税率和根据不同性质和来源的所得使用不同的征税办法。故以所得为依据设计税收负担可以实现横向和纵向的公平，特别是无负担能力不纳税的观念可以保障纳税人的生存权。税收负担能力理论被税法学界和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发展成税法上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课税原则。

3.税收效率原则

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所要求的是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职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税收的行政效率可以从征税费用方面来考察。征税费用占所征税额的比重即为征税效率。为了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一方面应当采用先进的征收手段，节约费用，提高效率，堵塞漏洞，严厉打击偷税、骗税行为；另一方面，也应尽可能简化税制，使税法语言准确明白，纳税手续简便、透明，降低纳税人的税法遵从成本。

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主要通过优化税制，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或者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国家征税时，除了使纳税人因纳税而发生负担以外，最好不要再使纳税人承担其他额外负担或经济损失。据此，一个比较理想的税收制度应对纳税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五)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建设

1.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早在建国之初，我国就很重视税收立法。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0 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随后政务院分别公布了契税、工商业税、房产税、地产税、利息所得税等10多个税种的暂行条例或暂行办法。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958年9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1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公布试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是我国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1994年，根据“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我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行了全面的、结构性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现行税制体系经过十多年的运行和完善，组织收入和调控经济的职能得到明显增强，对于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1994年税制改革相适应，我国也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的框架。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组成。可以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大类。在税收实体法领域，涉及20多个税种，根据征税对象的不同，涉及的税种主要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等类型。流转税可以进一步分为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所得税可以分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可以分为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目前的税收程序法主要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2005年12月29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对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快速稳步增长，保护纳税人权利以及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推进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税收法律体系的整体效力级次不高。税法作为和人民财产权直接相关的法律，应主要由立法机关进行制定；这也是税收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然而，我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不尽相同。从整个税收法律体系看，现行有效的法律仅有三部：《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据粗略统计，现行有效的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大约有50部。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税收法律偏少，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偏多的状况，需要通过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加以改变。

二是税收法律体系的结构尚不健全。具体体现为在税收法律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统领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税收通则法)的缺失。在税收实体法领域，也存在诸多缺失，如目前我国对证券交易征税是通过印花税的形式进行的，有些税种目前还没有依法开征。在税收程序法领域，如税务代理制度立法层次低。总之，无论在税收实体法还是税收程序法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3.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的趋势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当务之急是应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指导，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基本思路，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首先需要提升税收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将目前实行多年且条件成熟的各种税收暂行条例按照法定程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

其次，应制定科学的税收立法规划，构建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我国的税收立法规划应当提上议事日程。税收立法规划对提升税收立法的体系化、科学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应当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抓紧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收通则法)，进一步完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构建一个更加规范、透明、法治化，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法体系。要根据“十一五”规划关于完善增值税制度、实现增值税转型，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的要求，做好相关的立法工作。

③ 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国法的发展史上，《哈佛法律评论》作用之重要无容置疑，在各个领域，它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诵读的经典文献。宪法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赛尔教授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直是宪法学必读的经典，即使是司法审查最积极的拥护者也回避不了他对这项制度的谨慎质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在法学论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过了霍姆斯1897年的绝世经典“法律的道路”。这对于法理学“排行老大”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译《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法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须赘言。事实上，这正是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选择文献的主要标准。毕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而要为中国读者服务，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政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一坛陈年老酒那样，借助时间发挥出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说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曾在1967年出版过一个宪法的集子，收集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余篇论文。我们采用了其中四篇。其余的尽管是某个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但似乎对今天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因而必须为更新的综合(synthesis)所替代。我们主要从Lexis-Nexis网上搜索了宪法几个主要领域的论文，将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毕竟这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事情）放到现在的这本文集，构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这几篇文章都和司法审查有关系。美国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国家，其历史至少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在这个里程碑的判例中，马歇尔(C.J. Marshall)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没有宪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自己建立了司法审查权。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几乎所有“法律人”参与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赛尔教授在判决90年后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显然不是第一篇质疑和界定这项权力的论文，但无疑是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赛尔并不质疑这项权力的宪法依据，而是在勉强承认其存在的基础上限制这项权力的范围。这也是现代绝大多数怀疑者所采取的思路。毕竟，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会断然否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法官应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这项非同寻常的权力。赛尔的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宪法的严格解释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有些判决未必明确引用他的文章，但是从判决思路上显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则多少站在另外一边，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开始，他先论证司法审查实际上是有条文依据的。这也和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数人都像汉德法官(J. Hand)那样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法没有规定但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权力。威克斯勒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但是从宪法规定的结构上能逻辑地读出这项内在权力。这么说来，威氏是司法审查的积极拥护者了。其实不然，他接着笔锋一转，转而主张司法审查必须依照某种“中立原则”。宪法授权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这项权力，随便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掺合到宪法文本中去；假如这样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举出了美国法官在判决过程中“越界”的许多实例，包括像“校区种族隔离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这样的社会影响巨大且至今为民众所称颂的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迄今为止讨论这个主题的最具建设性的论文，也是这个领域的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着自马伯里决定以来的学术论辩之总结，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后，人们对司法审查和司法职能的学术探讨多建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因而其引用率那么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法审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打开的，因而本书如果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将是不妥当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论文专门是为了纪念马歇尔诞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书惟一的一篇来自司法实务界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法兰克福特并不是一个听起来那么熟悉的名字。如果说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闻名，那么法兰克福特则是一位以严谨和中庸著称的大法官，严格保持着一位法官所应有的中立和低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那些家喻户晓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国法官共同体，他对同行马歇尔的评价也因此而更为公允。尽管在美国的宪政文化之下，司法审查或许是一项迟早都要出现的宪政制度，但是说马歇尔通过马伯里决定改变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应该并不算过誉之词。当然，马伯里案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诠释其后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兰克福特法官进一步探讨了司法职能的本质，并再次对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而这种警告和前面两篇论文的主旋律是相当和谐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专门关于司法审查的论文，本书的其它论文则是从更具体的视角探讨同样的问题。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脚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 4)。可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脚注，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国宪法如此简练，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么重要的条文，但是却不可以不知道这个脚注；如果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脚注意味着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通不过宪法学的期末考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脚注”中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视。我们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着多数主义规则：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那么社会中的多数选民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观点的候选人选入议会；议会代表中的多数通过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如果多数人的某些利益或观点并不那么无辜——如果他们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该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国家，除非你能唤起多数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没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类只占这个社会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会发现多数人压在你头上，对你们进行任意的歧视，而且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种身上，而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主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这种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当然，如果这个社会就是清一色的歧视，法院也不见得帮得了你，但多一个依靠总没有坏处。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寻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宪法所要求的结果时，法院应该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应该，是因为歧视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议会或总统这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因而法院在宪法面前责无旁贷；可以，是因为反正民选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宪法职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职并无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罗琳产品案宣判于1938年，正值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法院的威信跌落到仅次于“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点。事实上，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明确信奉司法节制主义，全面退出对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预。然而，“第四脚注”为司法复兴埋下了伏笔：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需要司法干预的。通过这个脚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现代法院在民主社会中的司法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政治制衡理论，并为法院日后对取消美国的政治与法律歧视发挥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论准备。种族最终被宣判为“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将以“理论上严格，实际上致命”的眼光来审视涉及种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种族歧视，这部法律就面临“死刑”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这种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数，足见“第四脚注”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第四脚注”毕竟只是一个脚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将所有问题说清楚。这也就引发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战。他并不质疑“第四脚注”的出发点：司法机构可以在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质疑脚注表述的准确性：“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通过逐个澄清概念误区，阿克曼指出“第四脚注”的措辞具有误导性：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实不是“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譬如妇女、穷人和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是多数群体，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通过这篇论文，阿克曼与其说是挑战或“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不如说是更新了“第四脚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讨论有一个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但这个前提显然不是自动成立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运行良好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贿选、舞弊现象相当严重。如果徒有纸上的规定，实际上“选”出的议员并不能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那么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保证民主程序依法进行？这又是民主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因为在选举的那一刻，被选举的那个政治机构其实已经解体了，所以根本无法保证新的人选符合宪法要求。民主过程必须得到法治的保证，否则就注定是虚假的民主；为了保证民主过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第四脚注”命题的延续。“第四脚注”也确实提到了这种情况：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法律禁止某个人群参与选举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指望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对此类立法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法院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帮助民主“运转起来”。

皮德斯教授的论文涉及范围更广。选举过程不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国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对种族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例如选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选区形状的不规则以及法律对竞选资金的规制等等。另外，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却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如自动识别选票的机器可能误读或忽略某些有效选票等高度技术性问题。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如果某个关键的选区在统计选票中有争议，法院应有何作为呢？选举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并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对于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管了：相对于其它机构（如国会——总统自己显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选中那样作为候选人卷入争议的话），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问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过程中应尊重什么限度，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司法审查的标准不妥当，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观，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就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念的投票结果而已。（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戈尔诉布什”判决中，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发生了。）皮德斯教授对这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编《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书，可以说是集这个领域的各种判例与理论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这篇文章中，他梳理、总结和评判了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通过司法而宪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新鲜的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鉴别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标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民主依赖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是对民主以及所有宪法权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充分和自由的辩论与交流，没有选民与候选人的准确信息，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民主”能产生什么政府呢？如果等到选举那一天再来关心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只恐怕专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饭了。这是为什么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同时也是为什么政治言论的自由是如此重要。两者其实反映了同一个命题：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随意控制和干预，正是因为它对于民主社会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霍姆斯和布兰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中所阐述的伟大思想。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其理解为，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论将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应当严格审查限制言论的法律，防止其对言论自由构成过重的负担。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里获得了系统化。在1941年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一书中，他为“清楚与现存危险”的宪法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这一标准作为少数意见逐步为多数意见所接受。

然而，“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释认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论的种种社会后果，然后决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平衡”路径太主观、太不确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为这项至关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及之后一段时期，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正是基于霍姆斯法官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将被告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给“平衡”掉了。因此，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剥夺，法院应该采取“绝对”(categorical)保护路径：凡是属于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言论，一律不受政府干涉，就这么简单。虽然只有少数人采取看上去极端的第二种路径，其中亦不乏杰出者。法官中有布莱克(J. Black)，学者中则有切菲的老师迈克尔约翰教授。后者将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紧密相连，系统发展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理论。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此收入的这篇短评中，切菲教授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辩护，并责怪其师“剑走偏锋”。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两大门派的交锋。孰是孰非，读者读后自有公断。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样，普斯特教授的论文也是对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届开庭期的评判和总结。《哈佛法律评论》每年都会请一位知名学者（一般是宪法学领域）写一篇继往开来的“前言”(Foreword)，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的判例进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决了好几个意义重点的案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州政府侵犯同性恋袖手旁观的态度，并明确肯定了大学校园里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合宪性。“纠偏行动”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不过和一般的歧视正好相反，它“歧视”的不是少数群体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强势群体自己，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并促使他们早日强大起来，足以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保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学医学院曾明确为非裔或西裔等少数族群保留录取名额，这种做法当然照顾了少数族群的需要，但其显然的后果是损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对待这种“歧视”？最高法院相当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认为，“反向歧视”和一般歧视没有区别，都属于“嫌疑归类”，因而都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会反驳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因为“反向歧视”的对象并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并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不过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多数法官对纠偏行动的审查标准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一般允许大学为了校园的“多样化”(diversity)而规定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录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确规定限额。但从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触这个问题之后，“多样化”是否能为纠偏行动提供宪法依据，一直是一个未决悬案。2002年，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政策又惹其社会风波，辩论双方都通过媒体积极造势。最高法院下达了折中判决，继续否定限额制度等纠偏行动的合宪性，但明确肯定“多样化”可以作为纠偏行动的宪法依据。保守派人士没有觉得太“吃亏”，自由派人士则宣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初看起来，这个判决似乎有点意外，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由保守主义者占多数，年迈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总统大选案中5:4的判决，清晰显示了共和党略占优势的法院构成。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赞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则”，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应该是不相关的，但是“应该”归应该，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绝对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场的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必然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纠偏行动和同性恋诉讼中的重大“胜利”？普斯特教授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决。他认为，法官的解释过程并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独立，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事实上，法官的任务正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正是通过法院的文化解释，抽象的宪法在具体案例中获得了实定法的权威。或许也正是通过文化对法官个人的约束，“中立原则”才成为可能。

最后，却伯教授的论文多少代表了法学领域的“另类”。具有数理功底的他试图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原理，来昭示司法过程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不错，法院是受社会约束的，但反过来司法活动也积极地改变甚至塑造社会。就和传统物理学割裂了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那样，传统的法理学也割裂了法院作为审判者和被审判的那部分社会之间的联系。现代量子力学揭示，观察过程将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这种变化在宏观是微小的。同样的，司法判决也改变着有待判决的事实本身。法官必须理解，在“弯曲”（而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笔直）的宪法空间中，他的判决将影响他对待决案件本身的认知，并将改变受判决影响的社会。法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交织于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意识到判决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而是主动塑造社会的“行为”。惟有如此，司法过程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责任感。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本书主要作者简介
序言
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第一章
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
第二章
美国宪政法治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
第三章
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
第五章
契约神圣原则与大学自治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
——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
第十章
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华人官司对美国法律的贡献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
第十二章
争取劳工权益的漫漫长路
——有关劳工权益的几个案子
第十三章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第十四章
战时的公众自由和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园祈祷与“分离之墙”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丛”中的平等选举权
——贝克诉卡尔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
——《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罗诉韦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两难抉择
——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布什诉戈尔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

④ 依法治国对民事诉讼法实施的影响

一、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现状之我见
案件执行工作作为人民法院两大任务之一，在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施初期，各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对其给予足够重视，加之执行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设置混乱，执行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案件执行工作不规范等情况极为普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执行工作越来越多的阻碍了人民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和司法权威的完全树立。特别是近几年来，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一大社会顽疾。
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实施以来，随着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飞速发展，各种涉法利益冲突的增加，法治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所必经的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社会阶段对人民群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人民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年来，更是成为严重制约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也极大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使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了极大挑战。客观地看，造成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财产私有化程度加快，但社会公众财产的公示公告不够，财产监管制度不完善，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难以查询到确实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相关部门及个人囿于自身狭隘利益的考虑，不愿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更有甚者采取非法手段极力阻挠人民法院执行；部分被执行人诚信意识缺乏，蓄意隐瞒、转移财产，躲避执行，甚至给人民法院来个人间蒸发，让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无法查获其行踪；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一些领导干部法纪观念淡薄，经不住当事人的一再恳求，挡不住＂人情关系＂的庸俗干扰，而出面干预和影响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工作，而人民法院因人力物力受制于人，挺不起腰，抬不起头，不得不屈服忍耐；执行案件的数量激增与执行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执行人员分身乏术，疲于应付的现象；个别执行人员消极执行的情况；法律法规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不够完善，又相对滞后，从法律程序上制约了执行工作的健康发展。种种不利因素，不一而足。
近年来，随着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各种暴力抗法事件的增多，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些案件当事人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充满怨言，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对我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各级人民法院对此在紧紧依靠党委、人大领导和监督的同时，不断创新执行理念，改进执行方式方法，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执行手段。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就＂执行难＂问题下发文件予以支持，但均因于法无据，而在施行过程中畏头畏尾，收效甚微。人民法院＂执行难＂的状况仍没有得到大的扭转。
二、新民事诉讼法执行篇的闪光点、对执行工作的影响及实际执行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本次民事诉讼法执行篇的修改，最高立法机关既着眼于保障人民群众的自治权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从法律层面上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明确了严厉制约和制裁的依据，为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对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必将起到强大的积极促进和推动作用。

⑤ 法律杠杆怎样调节经济关系

其实就是把原来某些违法的经济行为现在合法化了 例如：原来的高利贷是在高出银行利率的情况下就已经违法 而在去年 今年全国各地出现很多重大的民间借贷纠纷 国家就立法对我国的民间借贷又做了调整 现在国家对民间借贷高于银行利息4倍的情况下就合法了 这就是法律在调节经济关系中所起到的杠杆作用 用法律调整经济 让经济在合法的情况下发展得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其他人别喷我

⑥ 正当程序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涵义和适用范围

考察西方各国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本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各种不同表述、规定以及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界定、论述，对“正当法律程序”的涵义和适用范围可做以下解析：
1、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起始于“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自然正义”的概念已存在多个世纪，其主要涵义可归结为两个规则：其一，任何人不得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其二，任何人在受到公权力不利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刑事处罚或其他制裁）时，有获得告知、说明理由和提出申辩的权利。根据第一个规则，法庭的判决或其他公共机构的决定如果有与相应判决、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人或其他有成见，有偏见的人参与，该判决或决定即无效；根据第二个规则，法庭的判决或政府的行政行为在作出时如果没有预先为受到相应判决或行为不利影响的人提供辩护和异议的机会，该判决或决定亦无效。之后，正当法律程序在实践中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完善，远远超越了这两项规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无事前公正补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先取证，后裁决等。在现代，正当法律程序不仅是程序性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强调立法本身的公平正义，非正义的法为非法。同时，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特别强调执法公正。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中曾引述英国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帕克勋爵在《关于一个香港移民问题》的下述判词：
“好的行政机关和一项诚实的或真诚的决定，不仅需要不偏不倚，不仅需要全神贯注于该问题，而且需要公正行事，……自然公正的法则是一种公正行事的义务”。
丹宁勋爵本人在《关于珀加蒙出版有限公司案》的判词中认为政府大臣任命的稽查员对公司进行调查和提交调查报告同样要遵守实质性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规则：
“报告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假如他们认为适当，他们可以对事实做出裁定，这可能对那些被他们点名的人非常不利。他们可以指挥一些人；他们可以谴责另一些人；他们能够毁坏别人的声誉和前程。他们的报告可能导致司法诉讼；可能使某些人面临刑事起诉或民事起诉；可能使某个公司关门，而使它本身成为关门的材料。……鉴于他们的工作和报告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认为稽查员必须公正行事，这是他们肩负的义务，正如这是其他机构肩负的义务一样。尽管他们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半司法机关，而是行政机关，稽查员也可以使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获取情报。但是在谴责或批评某人之前，他们必须给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以纠正或反驳对其不利的材料”。
2、正当法律程序早期主要适用于刑事处罚领域或与刑事处罚有关的事项，如拘留、搜查、逮捕、起诉、审讯、监禁等。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扩大，不仅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行为，而且适用于行政行为和其他各种公权力行为，如罚款、没收、吊销证照等行政处罚、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土地、自然资源和其他财产的征收、征用、税费征缴、行政许可、审批、以及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给付，乃至人事管理中的拒绝录用、辞退、开除和其他行政处分。
丹宁勋爵认为，在适用正当法律程序方面，以往的法律界都在“司法的”和“行政的”之间划一条界限。主张正当法律程序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行为，而不适用于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司法的”和“行政的”界限逐渐消失。丹宁勋爵在一位政府大臣拒绝受理英格兰东南部一些农民要求调查牛奶价格问题的申诉的《帕德菲尔德案》中指出：
“大臣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立即驳回申诉？大臣是否可以自由地行使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拒绝将农民的申诉提交由其任命的委员会调查，从而拒绝给予农民法律救济？……每件值得委员会调查的真诚的申诉必须提交委员会，大臣不能随便以武断或异想天开的理由驳回申诉，他不得因为对申诉人的个人恶感或因为不喜欢申诉人的政治观点而驳回申诉。有人说，大臣的决定是行政的不是司法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无视是非，也不意味着法院无权纠正他。好的行政机关要求对申诉应当予以调查，对冤情应当给予法律援助。国会正是为此目的而设立行政机关，而不是让大臣可将之撇在一边。没有充分的理由，大臣不得拒绝对申诉的调查。……假如大臣拒绝，他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如果有人要求他说明理由，他就应该说明。倘若他没有这样做，法院就可以推定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法院认为，大臣受到了或可能受到不相干的影响–——或者相反，他没有考虑，或者可能没有考虑那些他应当考虑的因素——那么，法院就有权干预。法院可以发出训令迫使其正确考虑申请人的申诉”。
3、正当法律程序最初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告知、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和公职人员在与所处理事务有利害关系时回避。但20世纪中期以后，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于1967年制定《信息自由法》，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此两法之后均归入194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组成部分。欧盟和欧盟的许多成员国（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荷兰、丹麦、芬兰），以及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或本世纪初陆续制定了信息公开法和与美国“阳光法”类似的透明政府法。在没有制定专门信息公开法和透明政府法的许多国家，则在其行政程序法典中专门规定了政务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可见，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已构成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美国法哲学学者贝勒斯教授（Michael.D.Bayles）认为，现代程序正义的问题至少发生在三种不同的语境下。正当法律程序对三种不同语境下的程序正义问题自然有不同的要求，适用不同的程序形式。第一种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是集体决定。
“这个语境下的一个分支涉及对问题作出决定的活动。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sofOrder）及其他会议规则要么是公正的，要么是不公正的程序。另一个分支涉及官员或代表的选择。选择立法者的程序，与立法辩论和立法行动的规则不同，但是两者都涉及集体决定的活动（）”。
第二种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是“解决两造或多造之间的冲突。冲突通常是诉诸强力[战争或强制（coercion）]、谈判、调解、咨询、、仲裁或审判来解决的”。
第三种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是做出“对个人施加负担或赋予利益的决定，也即‘负担/利益决定’（burden/benefitdecisions）这个语境下的程序正义问题。这里的个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诸如公司这样的组织。赋予利益的决定包括诸如获得社会保障或福利的权利，获得津贴或业绩奖励，被大学录取或被加护病房接纳，以及被聘用等问题”。
很显然，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等程序形式更多地适用于作为第一种语境下程序正义的集体决定（行政决策）。当然，这些程序形式同样也适用于作为第二种语境下程序正义的解决争议（司法和行政裁决）和作为第三种语境下程序正义的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行政处理行为。总之，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容和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包括告知、说明理由和听取申辩，而且也包括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等。现代正当法律程序不仅适用于司法和准司法行为，而且也适用于行政执法行为、行政决策行为和立法行为，甚至一定程度地适用于政治行为和社会公共组织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