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汗森汇率

A. 用IS-LM模型怎样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IS-LM"模型，是由英国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和美国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汉森（Alvin Hansen），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概括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式，即"希克斯-汉森模型"，也称"希克斯-汉森综合"或"希克斯-汉森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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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教关于海地、丹麦的地理知识

海地 http://ke..com/view/22092.htm

丹麦 http://ke..com/view/6431.htm

C. 分析解释美国双赤字之间的传导机制

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传导机制
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3 种观点[1 ] :一是财政赤字有益论,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赤字有益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二是财政赤字有害论,认为赤字对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三是财政赤字中性论,认为要分析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要看财政赤字发生的一些条件,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有利、有害或无关紧要,基本上取决于学者们对某种理论的选择或偏好。
一、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最经久不衰的宏观经济争论围绕着联邦政府财政展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5 个争论问题中,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平衡其预算赤字。”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财政赤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2 ] 。从整个财政赤字理论的发展历史看,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3 ] ,主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尽管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滞胀的原因,使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从1970 年代开始逐步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位置,但1980 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完善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使该学派又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之中,并在1990 年代以后,继续对一些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4 ]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经济学流派有关财政赤字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约束政府的支出规模,保持财政平衡,反对财政赤字及相应的国债政策;货币学派对赤字财政政策也是坚决持反对态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无效的,其代表人物之一Barro运用生命周期假说和跨时模型,用数理方法表达了李嘉图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供给学派认为不能仅仅根据财政赤字规模的大小来对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关键是导致财政赤字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供给学派主张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同时实施减税的财政政策,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和Saleh[5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都指出,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体现在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储蓄、经济增长、利率、汇率、通货膨胀、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上。其他的一些文献还研究了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就业或失业的影响,以及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问题。
本文以Saleh 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和Gale 和Orszag 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综合考虑各学派有关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对Gale 和Orszag 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和拓展,提出了一个更为完善和系统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
Saleh 仅仅分别讨论财政赤字对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缺乏逻辑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Gale 和Orszag 虽然建立了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并不完善,缺乏对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通货膨胀效应、货币供给效应等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进之处主要在于:补充了图1 中的传导机制①和④,并在传导机制②和③中加入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
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说明
具备可持续性是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同时,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其本身就是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体现。
Gale 和Orszag 认为,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的关系是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私人储蓄= Y - T - C ,公共储蓄= T - G,国民储蓄S = 私人储蓄+ 公共储蓄= Y - C - G。其中, Y 为GDP , T 为税收收入, C 为居民消费, G为政府支出。又有Y = C + I + G+ NX ,可得S = I + NX ,即国民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其中, I 为私人投资, NX 为净出口。这个简单的等式很好地描述了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预算赤字增加导致国民储蓄减少,则或投资减少,或净出口减少,或两者兼而有之。投资和净出口减少之和正好与国民储蓄的减少相等。净出口的减少意味着贸易赤字的增加。国民储蓄的减少对利率水平有影响,进而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可以围绕这个简单的等式进行。由于对该过程和路径认识的不同,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
传导机制①总结的是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思路。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缺乏远见的或者是受流动性约束的。这些人倾向在当前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范围外进行消费。因此,暂时的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削减会立即对总需求产生相当数量的影响。如果经济中的资源初始时未充分利用,则国民收入增加,进而产生著名的“凯恩斯乘数效应(Keynesian multiplier) ”。由于财政赤字对消费和国民收入均产生刺激作用,储蓄和资本积累并不随财政赤字增加而减少。这样,恰当控制的财政赤字给经济带来有利影响。通常,财政赤字增加导致GDP 增加和就业增加,使私人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乐观而增加投资,称之为“挤进效应”。凯恩斯主义的吸收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诱导国内吸收和进口扩张而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若国内吸收超过国民收入,则贸易赤字,否则贸易顺差。传统凯恩斯学派财政赤字理论的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GDP 增加(乘数效应和挤进效应) →国内吸收增加→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有利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存在两个基本的区别:一是资源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存在大量受流动性约束的居民,总消费对可支配收入的变动非常敏感。许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赤字并不一定挤出私人投资。如Eisner (1989) 认为,总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利润率,导致在任何利率水平上增加投资。因此,财政赤字可能刺激储蓄和投资,尽管财政赤字提高了利率。财政赤字并非具有挤出效应,反而具有挤进效应。一方面,作为替代,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公共资本挤进私人资本。这两股力量决定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到底是挤出效应还是挤进效应。当公共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时,将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而与私人投资产生互补作用,即产生“挤进效应”(Aschauer ,1989) 。如果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购买资源而产生过度需求,则公共投资将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 Yellen ,1989) 。Premchhand (1984) 指出,如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为财政赤字融资,为了提高政府债券的吸引力,政府债券的利率水平上升,将阻碍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因此,财政赤字的这种融资方式会产生挤出效应。
传导机制②总结的是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理论思路。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财政赤字增加导致的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恰好等于政府储蓄减少的数量(即财政赤字增加的数量) , 国民总储蓄保持不变[6 ]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恰好等于财政赤字增加量→无需资本内流→GDP 不变→利率不变→汇率不变→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状况不变。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无影响。
传导机制③总结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思路。由于S = I + NFI ,则ΔS =ΔI +ΔNFI 。其中,NFI为净外国投资。若国民储蓄下降,或者国内投资下降,或者净外国投资下降,或者是两者的不同组合。这些投资数量的变化会导致价格(利率、汇率) 的不同变化从而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私人储蓄增加的数量少于公共储蓄减少的数量,则国民储蓄下降,需要进一步调整,使国民储蓄同国内投资与净国外投资之和再度保持平衡。如果私人储蓄的增加不能完全抵消公共储蓄的下降,若外国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则数量调整完全依赖资本流入(ΔS =ΔNFI) 。此时,净外国投资下降,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ΔI = 0) 。由于国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国内产出(GDP) 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增加的国外借贷(资本内流) 需要偿还,因此,未来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会下降。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资本流入具有无限弹性,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对本币投资的需求增加,因而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吸引外资内流,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尽管利率水平不发生改变,更多的财政赤字仍然会减少将来的GNP。
这种情形被称之为小型开放经济、完全资本流动情况(thesmall open economy viewor the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等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完全流动) →GDP 不变→利率上升或不变→本币升值→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因此,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具有有害影响。另外一种可能情况是,国际资本的供给并非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相关的价格(利率、汇率) 及数量调整与小国开放经济的情况有差异,但最终结果——将来的国民收入下降——仍然相同。在资本不能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国民储蓄下降意味着,在现有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下,投资资金出现短缺。由于厂商争夺有限的投资资金,这种不平衡带来利率上涨的压力。利率提高导致国内投资减少(挤出效应,ΔI < 0) 。在封闭经济中,对国民储蓄减少的调整完全来自于国内投资(ΔI =ΔS) 。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国民储蓄的减少导致的利率上升,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投资减少,二是净外国投资下降(即资本内流增加) 。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利率上升对资本内流影响的程度。这种变化必须足够以保证国民投资(national in许雄奇,等: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传导机制) 等于国民储蓄。利率上升,吸引外资内流,本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恶化。根据Elmendrof 和Mankiw[7 ] 的表述,这种情况称之为传统观点(the conventional view) 。其传导机制在于: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增加量少于财政赤字增加量→国民储蓄减少、将来的GNP 减少→资本内流增加量少于国民储蓄减少量(资本不完全流动) →GDP 下降→利率上升→本币升值或汇率不变→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 。此时,财政赤字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利的。
传导机制④总结的是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财政赤字不同弥补方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思路上的差异。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包括外债和内债) 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经济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通货膨胀效应依赖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和财政赤字对总需求、总供给等的影响。
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财政赤字是否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在财政占优的经济体制中,央行被迫货币化财政赤字而引发通货膨胀。Sargent 和Wallace[8 ]指出,若财政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财政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弗里德曼也认为财政赤字能够促成物价上涨和助长过度的政府支出。
从微观角度讲,如果政府用公债融资取代税收融资,持有公债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资产(财富) 增加了,消费支出将增加,就会产生扩张性效应[9 ] 而引发通货膨胀。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没有充分利用,预算赤字的增加就会对总需求产生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萨缪尔森在他的名著《经济学》中指出,预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则意味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这虽然会增加GNP ,但同时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挤出投资。
巴罗[10 ]认为,公债不是净财富;在财政支出既定的情况下,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的相对数量变化,对总需求、利率和资本形成都没有影响,因此,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对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无影响。综观各经济学学派,对现代财政赤字政策争论激烈,观点迥异,但财政赤字政策始终在坎坷中不断发展,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主流政策。各个学派的财政赤字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释现实,但都能够在某一方面对现实做出比较成功的解释。
三、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理论基础
从财政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古典经济学的财政理论体系里,资源的充分就业是在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自动完成的,其思想根源在于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财政政策不起作用,政府应当追求不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政策。
面对1929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束手无策,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经过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善,认为增加总需求的赤字财政政策(再辅之以扩张的货币政策) 是解决伴随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问题的唯一出路,主张实行“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反周期财政政策。
在20 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之际,新自由主义抬头,出现了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认为旨在调控总需求水平的财政政策,不仅不会稳定经济,反而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其现代货币数量论为依据,强调货币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主张上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主张恢复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所倡导的由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一套政策措施出现了危机。这时,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和“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对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全盘否定稳定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用规则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面对各经济学派的批评,一批被Parkin 命名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包括曼昆、斯蒂格利茨等) ,坚持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基本信条,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逐渐建立和形成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反驳了需求管理政策无效的观点,对“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理性预期在使政策无效方面的作用这2 个方面提出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不但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效的[11 ] 。
一些转轨国家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倘若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那么,以增发国债为赤字融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不会产生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新凯恩斯主义不赞同“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据此得出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和经验事实也是相悖的。很显然,如果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么财政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根本无效的。无论是针对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经验研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Bernheim(1987) 、Masson 等(1995) 、Giavazzi (2000) 等的经验研究都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12 ] 。一般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不可能得到满足。Agenor 和Montiel (1996)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欠发达,资本市场常常受到高度扭曲和压抑,消费者对税收归宿也很不清楚。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也很难成立。郭庆旺等对中国的经验分析也证实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刘溶沧等[13 ] ,赵志耘等[14 ] ,付文林、沈坤荣[15 ] ,马拴友[16 ] ,许雄奇[17 - 18 ] 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完全否定财政赤字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财政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无影响的理论观点,都不太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状况。
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过去60 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对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或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其需求管理政策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
中国财政运行从平衡财政到赤字财政是以1978 年为界限和转折点的。在1978 年以前,中国的财政预算是严格按照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的,财政支出坚持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基本上安排了赤字预算
自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之后,财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前台。从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扩张财政政策到90 年代初中期的紧缩财政政策,再到2000 年前后的积极财政政策,2005 年前后的稳健财政政策,以及2008 年底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政策中的相机选择性较强,财政政策规模和操作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符合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逆调节要求。中国近年来实施的财政赤字政策也是把扩大社会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治理(由需求不足导致的) 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有效方式,应该成为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赤字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在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在中国的财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资还是影响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管理实践证实,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反周期的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财政赤字政策的实践基本上是符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是一种相对过剩问题,表现出来的是结构性矛盾,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因此,中国应实施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相结的财政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赤字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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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讲解下IS-LM模型中各个区域应当实行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

一、封闭经济下的LM-IS均衡
（一）紧缩的货币政策

初始状态LM、IS线如图，现在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LM线向左移至LM’，在新的均衡点E，利率升高，Qd减少。
1、在古典总供给曲线下，价格降低，产量保持不变。价格降低使经济中的实际货币余额升高，从而LM’线向右移动，恢复到初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造成货币量的减少，价格降低，总产量、利率不发生变化。
2、在经典凯恩斯供给曲线下，价格降低，产量减少。同样，价格降低使LM’线内生地向右移动，在初始LM线左达到新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货币量的减小，价格降低，利率升高及产量下降。
3、在极端凯恩斯供给曲线下，价格不变，产量减少。紧缩的货币政策完全作用在产量上，在E点达到LM-IS均衡，利率水平相应提高。
（二）紧缩的财政政策

初始LM、IS线如图，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IS线向左移至IS’，在新的均衡点E，利率下降，Qd减少。同样在三种不同的供给曲线下，紧缩的财政政策造成的结果不一样。
1、在古典总供给曲线下，价格降低，产量保持不变。价格降低使经济中的实际货币余额升高，从而LM线向右移至LM'，在初始利率和总需求上达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将造成价格降低，总产量、利率不发生变化；政府财政支出的减少被居民消费、投资增加所弥补。
2、在经典凯恩斯供给曲线下，价格降低，产量减少。同样，价格降低使LM线内生地向右移动，在新的均衡下产出不能完全回到初始状态，利率小幅升高，需求量小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性财政政策造成价格降低，利率升高及产量下降。居民消费、投资部分弥补财政紧缩缺口。
3、在极端凯恩斯供给曲线下，价格不变，产量减少。紧缩的财政政策全部作用在产量上，居民消费、投资并没有弥补需求缺口，在E点达到LM-IS均衡，利率水平降低。
二、固定汇率下的LM-IS均衡
在开放经济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经济中的货币余额量是内生的，资本或贸易的流动将使利率水平维持在世界利率上。如果总需求不发生变化，任何用于改变经济状况的货币政策都是徒劳的；一旦总需求发生变化，经济中的货币状况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紧缩的货币政策

初始LM、IS线如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减少货币供给，LM线左移至LM’，在新的均衡点E，利率升高，Qd减少。
1、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中，利率升高给资本带来逐利空间，本国居民将国外资产转移进国内，从而使得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增加，LM’线右移至初始状态。利率维持在世界利率水平，产量恢复到初始状态；央行增加了与初始公开市场操作相等的外汇储备。
2、在实施资本控制的经济中，由于不存在资本流动，本国与国外的联系唯一是通过对外贸易，因而这种情况下经济达到新的均衡要缓慢的多。利率升高使储蓄上升，投资减少，国际贸易状况改善，购买本国产品外币通过央行转换为本币进入流通领域，货币供给增加，LM’线右移至初始状态达到均衡，国际贸易恢复初始状态。同样，央行增加了与初始公开市场操作相等的外汇储备。
（二）紧缩的财政政策

初始LM、IS线如上，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影响总需求，IS线左移至IS’，在新的均衡点E，利率降低，Qd减少。
1、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中，利率降低，本国居民将持有的本国资产转移到国外，从而使得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减少，LM线左移至LM’，利率维持在世界利率水平，总需求量减少；央行外汇储备减少。总需求量减少对价格、产量以及最终LM-IS均衡的影响同样由于供给曲线的不同而不同（如封闭经济中的情况），这里不做具体分析。
2、在实施资本控制的经济中，利率下降使储蓄下升，投资增加，国际贸易状况恶化，购买国外产品使本国货币供给减少，LM线左移至LM’，利率维持在世界利率上，总需求量减少，央行外汇储备减少。
三、弹性汇率下的LM-IS均衡
弹性汇率下，IS线是内生的，汇率的浮动使货币价格因供求关系而发生变化，套利资本不仅要关注利率变化，而且也要关注汇率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状况将影响总需求状况，而总需求的变化不会作用到货币上。
（一）紧缩的货币政策

初始LM、IS线如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减少货币供给，LM线左移至LM’，在新的均衡点E，利率升高，Qd减少。
1、小国情况。在小国经济中，利率升高不会影响世界利率，世界利率维持在初始水平上。利率升高出现逐利空间，本国货币升值，本国商品价格相对国外商品价格升高，对外贸易恶化，总需求减少，IS线左移至IS’。最终均衡利率仍在世界利率上，总需求量减少。
2、大国情况。大国利率上升将使世界利率上升，世界利率上升幅度小于大国利率上升幅度。如同小国经济，大国对外贸易恶化，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状况改善，大国总需求减少，IS’线与LM’线在较高的世界利率上达到均衡。这种情况下，世界利率上升，大国对外贸易恶化，总需求减少。
上面两种情况，总需求变化对产量、价格及LM-IS均衡的影响因为总供给曲线不同存在差异，这里不作解释。
（二）紧缩的财政政策

初始LM、IS线如上，政府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总需求，IS线左移至IS’，在新的均衡点E，利率降低，Qd减少。
1、小国情况。利率降低不会影响世界利率，世界利率维持在初始水平上。利率降低导致本国居民资产外移，外币需求上升，本国货币贬值，本国商品价格相对国外商品价格降低，对外贸易状况改善，总需求增加，IS’线左移至初始状态。最终均衡利率仍在世界利率上，总需求量不变，政府支出减少被对外贸易弥补。
2、大国情况。大国利率降低将使世界利率降低，世界利率的降低幅度小于大国利率降低幅度。如同小国经济，大国对外贸易改善，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状况恶化，大国总需求内生地增加，IS’线左移在较高的世界利率上与LM线达到均衡。这种情况下，世界利率上升，大国对外贸易改善，总需求略有减少。

E. 财政政策效果与IS和LM曲线的斜率有什么关系

在IS—LM框架中，引起IS和LM曲线移动的因素很多，如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税收、进出口等等货币政策效果变动都会使IS移动，而实际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变动都会使LM移动，这些移动都会引起均衡收入和利率的变动。例如，政府减税使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消费支出水平就会上升。再如，汇率变动，比方说本国货币贬值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会使出口增加，进口减小，从而使净出口增加．IS曲线也会向右上方移动。同样，在价格水平不变时增加名义货币供给或减少名义货币需求，或者在货币名义供求不变时价格水平下降，都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在诸多使IS曲线和LM曲线移动的因素中，西方学者特别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收入和利率同时上升，并且通过与不同斜率的IS和LM曲线相交可清楚表现出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政府实行扩张贷币的政策，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利率下降，收入增加，并且通过与不同斜率的IS和LM曲线相交可清楚表现出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西方学者常常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效果的简明而直观的工具。

F. 用islm模型说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充分效性

1、首先在电脑中打开Word2013，如下图所示。

G. 拉尔斯汉森第几次到中国

2014年6月18日，是其首次来到中国上海。

一、拉尔斯汉森(Lars Peter Hansen)，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现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资深讲座教授。他主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传统的计量经济学估计方法有广义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和极大似然法等,但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目前，汉森正利用稳定控制理论和递归经济学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

二、“诺奖得主中国行”是由《时代周报》倾力打造的年度品牌活动。

2014年6月18日“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在上海盛大举行！活动主题定为《金融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此次为拉尔斯 • 汉森首次来中国，就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创新与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上海独家对话中国经济专家，与中国精英共同迸发思想热潮，一同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创新出谋划策！

三、值得关注的是，说到汉森，不可不提的就是他的中华情结。

汉森的岳父蒋硕杰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于上海，博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长达十年。蒋硕杰也是台湾地区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作为一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台湾地区推动贸易自由化、汇率改革等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为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和之后的经济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H. 成都汉森商务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成都汉森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08月01日，主要经营范围为商务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等。
法定代表人：余鸿
成立时间：1996-08-01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51010900001990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成都市外南新加坡工业园区（庆云村）

I.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哪些

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得主：

1960s

• 1969年

•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挪威人 (1895-1973)

•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荷兰人 (1903-1994)

他们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前者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后者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1970s

• 1970年

•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美国人 (1915- 2009)

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 1971年

•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乌克兰人，后入美国籍 (1901-1985)

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 1972年

• 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英国人 (1904-1989)

•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美国人 (1921- )

他们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 1973年

•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苏联人 (1906-1999)

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 1974年

•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奥地利人 (1899-1992)

•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瑞典人 (1898-1987)

他们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 1975年

•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苏联人 (1912-1986)

•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美国人 (1910-1985)

前者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后者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他们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 1976年

•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人 (1912-2006 )

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

• 1977年

•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Ohlin）瑞典人 (1899-1979)

•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 Meade）英国人 (1907-1995)

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美国人 (1916-2001)

对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研究，这一有关决策程序的基本理论被公认为关于公司企业实际决策的创见解。

• 1979年

• 威廉·阿瑟·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英国人，后入美国籍 (1915-1991)

在发展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和进出口交换比价模型。

•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美国人 (1902-1998)

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1980s

• 1980年

• 劳伦斯·罗·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美国人 (1920- )

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 1981年

•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美国人 (1918-2002)

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82年

•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国人 (1911-1991)

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 1983年

• 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美国人 (1921-2004 )

概括了帕累托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

• 1984年

• 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 Stone）英国人 (1913-1991)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

• 1985年

•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1918- )

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1986年

•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美国人 (1919- )

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

• 1987年

•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美国人 (1924- )

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 1988年

•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法国人(1911- )

他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

• 1989年

•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挪威人 (1911- 1999)

建立了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基础性指导原则。

1990s

• 1990年

• 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美国人 (1923-2000)

•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美国人 (1927- )

•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美国人 (1934- )

他们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 1991年

•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英国人(1910- )

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 1992年

• 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美国人 (1930- )

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

• 1993年

•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人 (1920- )

•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美国人 (1926- )

前者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后者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

• 1994年

• 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 Nash Jr.）美国人 (1928- )

• 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美国人 (1920- 2000)

•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德国人( 1930- )

这三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 1995年

• 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美国人 (1937- )

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国人(1936- )

• 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美国人 (1914-1996)

前者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 后者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 1997年

• 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美国人 (1944- )

•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美国人(1941- )

前者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后者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

• 1998年

•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印度人(1933- )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

• 1999年

•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人 (1923- )

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这一殊荣。

2000s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1944 年生于美国芝加哥，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现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 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1937 年生于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的瑞雷，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1962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

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他们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 2001年

•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 ）生于194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

•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生于1943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生于1943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他们的理论迅速得到了应用，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他们的贡献来自于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部分。

• 2002年

• 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出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

• 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年出生,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卡纳曼和史密斯正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驱。卡纳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

• 2003年

• 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 1934年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现为英国公民。他1959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学位，现是美国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经济学教授。

•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 1942年生于美国纽约的锡拉丘兹，1969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大学金融服务管理学教授。

他们分别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从而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研究人员在进行估量关系、作出预测以及检验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时，往往以时间序列，即以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的形式来使用数据。这种时间序列显示了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利率、股票价格等的演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两位获奖者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即易变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的价值取决于易变性的风险。波动可以随着时间发生很大变化：一个波动很大的动荡期后总是一个波动很小的平静期。恩格尔所发明的“自动递减条件下的异方差性”（ARCH）理论能精确地获取很多时间序列的特征，并对能把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进行统计模型化的方法进行了发展。现在，他的ARCH模型已经不仅是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工具，金融市场上的分析家也用它来进行资产定价和证券投资风险评估。 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一次暂时的失调会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些时间序列被叫做“非稳定的”序列。格兰杰论证出，当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他的重大发现是，把两个以上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稳定性。格兰杰把这种现象叫作“共和体”。他这一方法在对诸如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汇率和物价的关系以及短期和长期利率的关系等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有着意义非凡的作用。

• 2004年

•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1943年生于挪威。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

•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1967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曾先后在宾州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W.P. Carey) 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并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顾问。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期间曾担任基德兰德的博士论文导师。

他们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连贯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

• 2005年

•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1921年生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马里兰大学教授。

• 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 John Aumann)，1930年生于德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

• 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 2006年

•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 1933年出生，美国人。

菲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 2007年

•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85至2000年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2003年出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部主任。

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

• 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1951年3月29日生于美国波士顿，美国国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其博士课题为“一种合作博弈理论（A Theory of Cooperative Games）”，对博弈论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及《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Probability Models for Economic Decisions）。

• 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 犹太人,1917年出生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美国。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院士，总统奖获得者，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会讲座教授。

开始时兴趣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47年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机制和机构设计以及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他曾于1990年由于“对现代分散分配机制的先锋性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 2008年

•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美国经济学家,1953年出生

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

• 2009年

•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奥利弗·E·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文名为欧玲，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现供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

2010s

• 2010年

• 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生于1940年，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

“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买的买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的理论是远远可以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其它领域，可以用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等等。

• 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生于1939年2月2日，美国公民，现任职于美国西北大学。莫滕森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维拉马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皮萨里迪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戴尔·莫滕森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经济理论。

“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买的买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也就是市场合理产出。

•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

• 2011年

• 托玛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1943年7月19日－)，美国经济学家，擅长于总体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等领域。他和小罗伯特·卢卡斯、尼尔·华勒斯、罗伯特·巴罗等人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且是数篇开创性论文的作者。

•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生于1942年10月21日。1989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 2012年

• 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生于1951年12月19日，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目前在哈佛商学院担任经济及工商管理乔治-冈德(George Gund)教授。

• 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生于1923年6月2日，美国著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数学和经济系担任教授。在数理经济学与博弈论领域有卓越贡献。在40年代的纽曼(Neuma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之后，沙普利被认为是博弈论领域最出色的学者。

• 2013年

• 尤金·法玛(Eugene Fama，1939年2月14日－)，生于美国麻塞诸塞州波斯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专长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理论，因提出“有效市场假说”闻名。

• 彼得·汉森(Peter Hansen，1952年出生-)，生于香槟伊利诺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方法。目前，汉森正利用稳定控制理论和递归经济学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

• 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1946年3月26日-)，美国经济学家，学者，畅销书作家。他是耶鲁大学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经济学教授，也是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国际中心成员。

• 2014年

• 让·梯若尔（Jean Tirole）1953年8月9日出生于法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

• 2015年

•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

• 2016年北京时间10月10日，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揭晓，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

拓展资料：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参考资料：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