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实施什么是推动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途径
从去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体现了分类对待的明确信号。结构性去杠杆政策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相适应，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优先处理可能威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出现“一刀切”、部分领域过度去杠杆等情况。
㈡ 经济下行为什么坚持去杠杆
经济下行情况下，去杠杆是因为过去经济结构扭曲。不过，去杠杆重点应该是产能过剩行业。所以，去杠杆就是要使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会活的转型转出去，不会活的死去，即可获得产需新的平衡。如果产能过剩行业继续靠杠杆继续维持下去，经济结构难以得到捋顺，只会加大企业库存，不但产效低，而且对整体经济转型升级无益。
但实际问题往往是要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上，国家不再拿“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存款利率却一降再降，存款利率收益跟不上物价上涨时，老百姓不能眼看着手中所存的钱在银行存着不断贬值，就不得不想办法去投资做大众创业，争取保值增值。只要这些钱投到经济领域，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会保证一定动力。只是股票不行，就去投实业；实业不赚钱，就最终流向房地产。然后，导致保值可能性高的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时，再发限令抑制房价。
经济问题，真的很复杂，经济学家真的没有开出多少灵丹妙药。况且以医理看，“西药”可能速效，但伤胃；“中药”治病比较温和，但药效较慢，经济政策也有有类似的选择，看谁喜欢哪一口了。但不管采取什么政策，一是不能让人民的收入下降，二是不能造成失业大问题，脱离这两个目标，失去人心，政策实施就难以为继。
㈢ 房地产融资“供给侧改革”启动 楼市“去杠杆”全面展开
2020年最后一天，一则金融领域的文件发布，宣告房地产业正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对中国境内的所有法人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
具体为，将法人银行分为五档，根据各银行所处的不同档位，对房地产贷款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设定上限。其中，前者最高不超过40%，后者最高不超过32.5%。
《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这一文件被认为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虽然设置的额度比例并不苛刻，且监管层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期，但政策的信号意义仍然不可忽视。
过去多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对购房者的限制近乎严苛。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限”字诀政策的推出，在保护刚需的同时，也令购房者“加杠杆”变得越来越难。2020年8月，“三条红线”政策提出，从房企的角度对融资需求进行量化管理。而此次“涉房贷”集中管理制度的推出，则是对资金供给端的收紧，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被认为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分五档考核房地产贷款占比
按照《通知》规定，法人银行将被分为五档。具体为：6大行+国开行为第一档，12家股份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北京、上海、江苏银行为第二档，民营银行+除去北京、上海、江苏外的城商行+大中城市和城区农合机构为第三档，县域农合机构为第四档，村镇银行为第五档。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指标方面，第一档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40%、32.5%，第二档分别为27.5%、20%，第三档分别为22.5%、17.5%，第四档分别为17.5%、12.5%，第五档分别为12.5%、7.5%。
按照监管层的说法，上述分档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确定，而管理要求的设定综合考虑了银行类型、存量房地产贷款业务现状及未来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住房租赁有关贷款暂不纳入房地产贷款占比计算。
《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2020年12月末数据为界，并对不同的超出比例分别给予了2年、4年过渡期。同时明确，各地可以结合所在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特点，在增减2.5个百分点范围内适当调整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此外，为配合资管新规的实施，资管新规过渡期内（至2021年底）回表的房地产贷款不纳入统计范围。
银行是房企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有金融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算上开发贷款、按揭贷款，以及非标融资、信用贷等其他渠道，房企每年从银行中获得的贷款额度在5万亿左右的水平，占其资金来源的三成左右。因此，此次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额度管理，会很快引发行业关注。
但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仅从额度上看，这一规定并不苛刻。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占比为28.8%，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占比为19.8%，平均水平低于管理目标限制。目前设定的管理比例要求基本符合2020年的情况，意味着2021年市场投放的额度总量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同时，监管层根据年末银行的实际情况设定了过渡期，超出管理要求越高的，过渡期时间越长，让银行和贷款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平稳调整，避免过大变动。因此，许小乐认为，“该方案对短期市场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两部委有关负责人同样明确了这一点。据介绍，2019年以来，央行、银保监会已就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开展了广泛调研，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目前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符合管理要求。”
但新规“堵漏洞”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按照贝壳研究院的说法，新规实施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规模和防控风险能力两方面为依据制定分档。也就意味着，以往“小银行”通过更“灵活”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拓展该部分业务的空间将受到限制，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资格等方面的管理将更加严格。
去杠杆之路
过去多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对购房者的限制近乎严苛。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限”字诀政策的推出，在保护刚需的同时，也令购房者“加杠杆”变得越来越难。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下，从2020年开始，楼市“去杠杆”的过程逐渐延伸到房企的融资环节。
2020年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首次提出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会议还提出，以“三道红线”为原则，对房地产企业融资实施管理。
所谓“三道红线”，是指对房企设置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等三个指标，根据触线情况不同，将企业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对有息负债规模增速进行量化管理。
据悉，“三道红线”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实质影响，近期，房企已经在销售回款、拿地销售比、债券发行规模增速方面进行了实质调整，一些企业还设定了具体的降档期限。
按照许小乐的说法，“三道红线”是在资金需求端的管理，而此次的“涉房贷”集中管理制度则是在资金供给端的收紧。
他还认为，对“涉房贷”进行集中管理，不仅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未来，该政策将和“三道红线”一起，成为楼市调控的常态。
多数受访者指出，随着资金供给侧的管理全面收紧，房地产领域的“去杠杆”行动也将全面展开。
许小乐指出，近年来的楼市调控，主要沿着“去杠杆”的方向进行，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和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推动房地产与金融及实体经济平衡发展。他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金融信贷中涉及房地产的比例较高，不仅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杠杆水平，也挤占了社会信贷资源，不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
北京某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房地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逐渐消退后，金融红利也在消失。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将告别红利下的高增长，转而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㈣ 金融业如何去杠杆防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业成为大规模外溢效应的渠道，国际资本流动透过金融机构网络跨境交易形成的外部冲击日益显著，实行灵活汇率的国家也难免资本流动冲击。2008年面对外部冲击，欧盟内部各国纷纷“以邻为壑”，各自为国内所有银行存款提供全额担保，避免资金外流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蒙代尔三难困境”理论框架受到质疑，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流动性周期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对国际跨境信贷流动和金融市场杠杆有重大影响，汇率自由浮动难以抑制资本流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受流动性周期影响的经济体，从“三难困境”：无法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变为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货币政策独立的“两难”选择。其政策含义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市场杠杆交易监管，切断外部冲击传导渠道，可确保货币政策独立稳定金融形势。
流动性的实质源于货币创造，第一层次是货币当局供应基础货币创造流动性。第二层次是银行以及影子银行体系通过信用扩张期限转换派生存款创造流动性。这意味货币政策能否不受干扰服务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取决于货币当局是否能够控制流动性来源。
从流动性供给层次看，基础货币提供的流动性要比市场内生杠杆交易衍生的流动性稳定。货币乘数代表了银行、影子银行体系等信用（债务）创造货币的程度，一定程度也表明了金融系统的杠杆水平。中国货币乘数从2011年3.79升至2017年4月的5.33，达到1997年以来的历史高位。
货币乘数高表明基础货币不足，货币供应的增长严重倚赖货币派生渠道信用创造货币，流动性更多是由债务杠杆交易提供。这类杠杆交易主要由风险偏好上升驱动，金融机构加杠杆加大同业拆借、回购等短期融资，配置公司债券、信托受益人权益（公司贷款、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等长期限风险资产，减持优质流动性资产，导致风险资产价格上涨，扭曲风险溢价信用利差缩窄，催生资产泡沫。市场交易量增加烘托下，表面上市场流动性充裕，但这类债务杠杆交易衍生的流动性具有脆弱属性，资金流动对境内外息差、汇差极敏感。一旦出现市场压力撤资，这些流动性就可能迅速消失，刺破资产泡沫引致危机。
㈤ 如何理解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积极稳妥去杠杆
积极稳妥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杠杆率高企弱化了实体企业的投资能力，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亟须多措并举去杠杆，为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化路径，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能动性。
从短期看，应针对企业的债务结构分类施策，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一是支持适应市场发展并有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以债务转移或置换等方式降低债务负担。可由债务企业的关联方或有意对负债企业进行重组的企业购买并承接债务；也可给予增信安排，通过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置换短期债务。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引入第三方评级机构，选择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面临周期性、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以及虽然债务负担较重但运营正常的企业，以企业价值为核心，适时将部分债务转化为优先股或普通股，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应警惕恶意逃废债现象。同时，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杜绝其搭债转股便车。三是推进实体企业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金。以有稳定现金流、系统性风险较小的大中型企业为主，通过结构性融资安排将存量资产转化为可交易对象，提高资金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的效益和价值，以优化劣，分散风险。同时，进一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高做市商的积极性和做市能力，增强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化解债务风险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市场规则，由债务双方协商决定，切忌搞“拉郎配”。应依托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值回归功能，由市场对证券化产品合理定价，防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出现虚抬资产价格和过度投机行为，并制定配套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中长期看，应逐渐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商业银行应严格落实资本金管理制度，构建信用风险评估体系，通过风险权重调整、优化授信结构等方式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严控影子银行规模和表外业务风险，从源头控制企业部门杠杆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再融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加速股权、债权资本形成，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向优质企业集中。同时，改革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为各类经济主体投融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根本上看，企业去杠杆要建立在宏观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上。这就要求追加企业贷款或扩大赤字，但二者均有导致不良债务增加的隐患。因此，应保持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平衡，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逐步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消除经济泡沫化风险隐患。一方面，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有效的信用管理，清除资金向实体企业流动的障碍；以预期管理降低汇率波动等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企业去杠杆和优化全社会杠杆结构结合起来，优化债务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布。同时，加快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资本回报率。
㈥ 积极稳妥去杠杆对应的哲理
积极稳妥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杠杆率高企弱化了实体企业的投资能力，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亟须多措并举去杠杆，为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化路径，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能动性。
从短期看，应针对企业的债务结构分类施策，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一是支持适应市场发展并有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以债务转移或置换等方式降低债务负担。可由债务企业的关联方或有意对负债企业进行重组的企业购买并承接债务；也可给予增信安排，通过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置换短期债务。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引入第三方评级机构，选择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面临周期性、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以及虽然债务负担较重但运营正常的企业，以企业价值为核心，适时将部分债务转化为优先股或普通股，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应警惕恶意逃废债现象。同时，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杜绝其搭债转股便车。三是推进实体企业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金。以有稳定现金流、系统性风险较小的大中型企业为主，通过结构性融资安排将存量资产转化为可交易对象，提高资金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的效益和价值，以优化劣，分散风险。同时，进一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高做市商的积极性和做市能力，增强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化解债务风险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市场规则，由债务双方协商决定，切忌搞“拉郎配”。应依托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值回归功能，由市场对证券化产品合理定价，防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出现虚抬资产价格和过度投机行为，并制定配套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中长期看，应逐渐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商业银行应严格落实资本金管理制度，构建信用风险评估体系，通过风险权重调整、优化授信结构等方式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严控影子银行规模和表外业务风险，从源头控制企业部门杠杆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再融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加速股权、债权资本形成，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向优质企业集中。同时，改革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为各类经济主体投融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㈦ 银行业去杠杆化 是什么意思
去杠杆化”是从“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开始的。金融创新繁荣时期，在众多证券化的资产基础上，产生了大量衍生结构性金融产品，如CDO、CDS等，这就是“金融产品的杠杆化”。当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贷违约率上升时，其影响首先体现在各种建立在次级按揭房贷基础上的衍生产品的价格上。这是由于杠杆化操作，衍生产品能够放大内在资产价值的变化。“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就是此类衍生性金融产品市场灰飞烟灭的过程。
“去杠杆化”的第二阶段，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一段时间以来，不仅投资银行，连商业银行都购买了大量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和投资银行在短期资金市场（如票据）上的融资。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由于投资衍生产品造成的巨大损失，迫使银行减记不良资产，并大幅减少其资产负债表整体对风险类资产的暴露。这就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大大消弱了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具体表现在信贷成本大幅上升，借贷条件变得异常苛刻。这使那些长期依赖金融机构，获得部分短期资金来源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如对冲基金），成了无源之水，从而不得不出售其所持资产（尤其是风险较高的资产）来保持足够的现金水平，以备不时之需（如投资者的赎回）。这就是“去杠杆化”的第三阶段——“投资者的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的第四阶段，是“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投资者出售资产，加剧了各类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缩水并产生负财富效应，这使以英美家庭部门为代表的消费者所能做的惟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的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
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方案。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政府主导的支出规模的函数，而且也取决于其“乘数效应”的大小。如果要放大“乘数效应”，则要求有关政府的支出，尽量用于购买在本国制造的产品。否则，刺激效应会通过进口而“漏出”到本国经济系统之外，不能使本国经济受益。这就为贸易保护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各国政府“各扫门前雪”的结果，就是导致“去杠杆化”的第五阶段，也是其最高阶段：“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或称之为“去全球化”。
㈧ 去杠杆化是什么意思
在力的作用下如果能绕着一固定点转动的硬棒就叫杠杆。在生活中根据需要，杠杆可以做成直的，也可以做成弯的。
阿基米德[1]在《论平面图形的平衡》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杠杆原理。他首先把杠杆实际应用中的一些经验知识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从这些公理出发，运用几何学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了杠杆原理。这些公理是：(1)在无重量的杆的两端离支点相等的距离处挂上相等的重量，它们将平衡；(2)在无重量的杆的两端离支点相等的距离处挂上不相等的重量，重的一端将下倾；(3)在无重量的杆的两端离支点不相等距离处挂上相等重量，距离远的一端将下倾；(4)一个重物的作用可以用几个均匀分布的重物的作用来代替，只要重心的位置保持不变。相反，几个均匀分布的重物可以用一个悬挂在它们的重心处的重物来代替；似图形的重心以相似的方式分布……正是从这些公理出发，在"重心"理论的基础上，阿基米德又发现了杠杆原理，即"二重物平衡时，它们离支点的距离与重量成反比。"
费力杠杆例如：剪刀、钉锤、拔钉器……杠杆可能省力可能费力，也可能既不省力也不费力。这要看力点和支点的距离：力点离支点愈远则愈省力，愈近就愈费力；还要看重点（阻力点）和支点的距离：重点离支点越近则越省力，越远就越费力；如果重点、力点距离支点一样远，如定滑轮和天平，就不省力也不费力，只是改变了用力的方向。
省力杠杆例如：开瓶器、榨汁器、胡桃钳……这种杠力点一定比重点距离支点近，所以永远是省力的。
“去杠杆化”是从“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开始的。金融创新繁荣时期，在众多证券化的资产基础上，产生了大量衍生结构性金融产品，如CDO、CDS等，这就是“金融产品的杠杆化”。当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贷违约率上升时，其影响首先体现在各种建立在次级按揭房贷基础上的衍生产品的价格上。这是由于杠杆化操作，衍生产品能够放大内在资产价值的变化。“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就是此类衍生性金融产品市场灰飞烟灭的过程。
“去杠杆化”的第二阶段，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一段时间以来，不仅投资银行，连商业银行都购买了大量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和投资银行在短期资金市场（如票据）上的融资。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由于投资衍生产品造成的巨大损失，迫使银行减记不良资产，并大幅减少其资产负债表整体对风险类资产的暴露。这就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大大消弱了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具体表现在信贷成本大幅上升，借贷条件变得异常苛刻。这使那些长期依赖金融机构，获得部分短期资金来源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如对冲基金），成了无源之水，从而不得不出售其所持资产（尤其是风险较高的资产）来保持足够的现金水平，以备不时之需（如投资者的赎回）。这就是“去杠杆化”的第三阶段——“投资者的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的第四阶段，是“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投资者出售资产，加剧了各类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缩水并产生负财富效应，这使以英美家庭部门为代表的消费者所能做的惟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的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
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方案。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政府主导的支出规模的函数，而且也取决于其“乘数效应”的大小。如果要放大“乘数效应”，则要求有关政府的支出，尽量用于购买在本国制造的产品。否则，刺激效应会通过进口而“漏出”到本国经济系统之外，不能使本国经济受益。这就为贸易保护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各国政府“各扫门前雪”的结果，就是导致“去杠杆化”的第五阶段，也是其最高阶段：“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或称之为“去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