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金融业与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会对中美利率联动产生何种影响
⑵ 经济研究中国应加速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吗
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
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
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二、经济危机是一个挑战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风暴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这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带来冲击，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利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我国居民出国旅游可能会更加便利，国内旅游业面临着旅游人数分流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影响，海外入境的人数可能会明显减少，这对涉外旅游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
三、经济危机是个机遇
海外投资国际股资的缩水，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进出口贸易就我国进口而言，一些国家基于生产自救可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关税、降低出口价格、放松技术封锁等。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扩大技术类、资源类、短缺类、价格优势类商品的进口。
金融证券保险业在国际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的市场环境和运行机制。今后我国仍会坚持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业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旅游业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
劳动就业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也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
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同时，我国经济仍是投资推动型经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基础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
经济地位。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
四、我国应该采取的政策
1、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中国人民币升值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预期，我个人觉得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打掉这种预期。可以采取的手段第一肯定是加快升值，人民币在2008年应该以加快升值速度；第二改革出口政策，引导出口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靠拢，增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扩大进口，加快进口我们需要资源、技术等重要物资；第四，我们既然已经被认为是汇率控制国，索性控制一把给他们看，人民币可以有时升有时跌，让热钱找不到北；第四外资进来之后需要汇出利润等必须到指定银行换汇，换汇审批和换汇价格要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扼住外资出逃喉咙。 人民币一旦升值到位，我相信美欧日又会联合起来以市场经济地位等等问题相威胁，逼迫中国放弃资本账户管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远远没有到可以承受放开资本账户的实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匆匆放开资本账户，带来的肯定是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
上面提到的第四第五条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依靠这个与游资搏斗，关键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功要练好，至少要练到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那样的实力。第一个关键是有自己核心竞争力、核心创新能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国际型大企业；第二个关键是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等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和公平有效性，实现以投资者利益和存款人利益为先的金融监管；第三个关键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一定要退出对经济的微观干预领域，加强宏观管理，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等），增强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提高当期消费，是国内经济真正成为一个以自我消费带动为主的经济体；第四个关键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步伐，做好廉政建设、民主建设等；第五个关键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培养一代代拥有自由、创新、实干等良好品质的年轻人，保证未来发展后继有人。我想如果做好这几项关键工作，我们的国家会是一个政治安定、经济活力充沛、市场高效、企业竞争力强、法律制度比较完备，在这种状态下放开资本账户对我们经济体和社会的冲击会非常小。
2、利率政策与通货膨胀。我想央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所以利率政策的导向要完全反映通货膨胀的趋势。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提高利率，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失控。因为从加息到通货膨胀实际受到控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滞，如果央行不把握好这个节奏，很容易出现通胀失控的问题。
我们知道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手段。而通货膨胀恰恰会打乱市场价格反映给经济体的正常信号，一旦这个信号失真，很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会出现明显的非理性，导致经济体的混乱，甚至经济危机，所以控制通货膨胀是目前首要任务。但是政府目前采取行政手段直接打压价格，例如不准方便面涨价，不准汽油涨价，不准电力涨价等，这些政策的效果是短暂的。而且政府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些暂时的效果而放弃实行根本的措施，这样为未来埋下了祸根。
因为目前国内是实际利率为负，这样就打乱了资金的正常价格，所以会出现股市和楼市的非正常上涨。一旦上涨的预期被实际上涨所证实，会引发下一轮上涨，最终到资产泡沫。资产泡沫一旦形成，刺破这个泡沫对经济体的冲击会是致命的，搞不好就会出现日本那样十几年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我们不主动刺破这个泡沫，泡沫最终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自己破灭，这样对经济的打击更大。 个人认为央行应该与通胀预期赶时间，加快升息步伐，首先要保证实际利率为正。我想在我们在保证全国一片安定保证十七大顺利召开，之后央行的出手会更快更狠吧。
3、股市与房地产。我觉得中央真的要抓紧时间处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了，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比，我更担心房地产市场，因为涉及面太广了，一旦泡沫破灭对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可能会直接危及政权。股市泡沫了，最后被套牢的许多人肯定是有钱人，他们的钱没有了应该还能生活下去。可是，房地产市场套牢的很多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庭加上一对年轻人的一辈子，还要加上我们的国有银行。老百姓既然交了税，国家就有义务为老百姓提供住所，满足老百姓购房置家的梦想。当年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也是股市楼市一飞冲天，特别是楼市，据说，按照市场价值计算，当年东京皇宫周围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房地产价值就相当于美国加州房地产价值的总和。
所以现在应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对房地产市场降温，必须打击投机，在适当的时候开征物业税和房地产转让资本增值税。我想我们国家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房子可住，所以对富人的高档住宅必须进行限制。我想具体步骤应该是这样的。首先，首先按照房子的面积和密度把商业房地产分成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鼓励老百姓购买普通住宅，适当抑制高档住宅。一个老百姓家庭购买第一套普通住宅免征物业税，购买第二套住宅征收相对较低的物业税，例如每年按照房地产市值的1%征收，从第三套住宅开始征收高额的物业税，譬如每年按照市值5%征收，这样就可以从税收上保证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对于富人购买高档房地产，就应该按照每年房地产市值3%以上的税率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二套高档住宅就要按照更高的税率征收物业税，既然富人有钱就让他多掏一点，这样的税收方式对老百姓也更公平的。关于房地产转让资本利得税，应该考虑这样征收:普通房地产在购买之日起一年内转让的，应该按照转让资本利得8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同时缴纳营业税；在购买之日起二年内转让的，税率可以降低到60%；依次按照持有年限的增长降低税率，但最低不能低于30%，以打击投机。至于高档住宅的税率应该可以适当降低，但是第一年内转让的税率不能低于50%，最低的转让税率不能低于20%。对于外资炒作性地购买房地产，就应该狠狠征税，千万不能手软，否则受害的肯定是我们自己。这样一种税率安排大大打击了投机性房地产炒作，体现了税收对收入的调节，抑制了房价过快上升，有利于保证普通老百姓购买自住房产。政府可以用收到的土地出让金和税收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保证穷人有房可住。同时政府应该设立例如美国那样的房地产金融机构支持老百姓取得较低成本的信贷融资，让老百姓提前实现有房的梦想。
有朋友可能会担心这样一种税制安排会大大打击房地产市场，其实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看看我们老百姓对自住房地产的需求就知道房地产市场垮不了，而且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非常有利于保证普通百姓的正常住房需求，保证了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发展和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少了由于过度投机而出现泡沫影响经济长期稳定的概率。
当然从目前房地产的泡沫来看，一下子实行这么严厉的政策会对房地产打击太大，政府可以考虑步步推进，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政府是希望保证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但是会不断打击投机，这样对市场的冲击会比较小，有利于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软着落。其实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所以政府根本不允许房地产炒作，对房地产转让征收100%的资本利得税，所以新加坡的房价非常平稳，普通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价格大概只有20万到30万新币左右，换成人民币也就是100万到150万，这个价格对于高收入的新加坡人来说是非常便宜的。
4、医疗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和由此引出的启动内需。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应该解决，只不过我们一直在拖着，所谓等一个好的时机。可是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呢？我们不能拖到不能再拖的地步，否则就太晚了。这些改革的成本以前我们赖掉了，但是终归是要还的，迟还不如早还，被逼着还不如主动还。我想这方面应该是十七大报告浓墨重彩的部分吧。另外，十七大报告肯定会对提振内需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吧。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能靠贸易维持，这样在政治上也很危险。而且我们不能永远给别人打工，生产东西让别人享受吧。我们生产这么多东西是应该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的。提振内需的关键在社会保障上，包括住房保障。
5、产业政策。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应该有我们的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是保护政策，更不是政府直接管制经济的借口。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正向引导，是一种激励。我们如果能够把产业政策做成一种创新推动力，我们的产业政策就成功了。但是说实话，目前的产业政策是很糟糕的，搞审批、搞评比、送贷款、送政策等等保护性的政策只是让受保护的企业与未受保护的企业不公平竞争。产业政策的第一条是产业开放，取消不必要的市场准入，市场在对外开放前，至少提前五年对内开放，对民营资本开放；第二条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第三条是激励政策，对创新有实质贡献的企业进行公开奖励。
6、新能源、新材料。能源和资源问题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中国经济要发展，能源和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国很多重要资源缺乏，对外依存度过高，容易受制于人，所以我们对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的迫切程度可能不亚于日本。我们要早作打算，早作安排。在国际上，该争的时候就得争，该打的时候就得打，该出钱的时候就出钱，没有什么可以客气的。
7、就业政策。我想就业是我们以后历届政府面临的最头疼的事情。我们不能像现在一样靠把大学生发配到基层去来解决问题，更何况基层总有一天也会人满为患。关键的出路还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适当以就业为指标对某些就业大户实行奖励。另外鼓励年轻人创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这些都是主要的出路。我想关于就业也应该是十七大报告的重点。
一直来，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金融格局也影响和制约我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贸易纠纷。金融危机也有利于我们加入国际经济金融新体系中。这将体现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变革中，产生在对主导世界经济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等机构的改革中。抓住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中的世界经济组织结构调整的改革机遇，在国际合作中提出我们的合理诉求，实现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的逐步改变。
制定和掌握政策就是寻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深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经济的影响，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振兴股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要严格区分好过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保值工具，防止因咽废食，用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⑶ 2013的货币政策是什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货币政策指明了方向——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
时至年末，经济已现企稳回升迹象，通胀压力明显缓解并进入“2”时代，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外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仍显疲弱，国内内生增长动力尚显不足。这样的经济形势，客观要求货币政策维持稳健，既不可轻易放松，严防通胀东山再起；也不可转向收紧，扼杀经济回升活力。稳健，将依旧是明年货币政策坚持的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明年的货币政策指明了方向——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形势、货币环境复杂多变，需要货币政策谨慎权衡，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继续把握好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风险防范三者的平衡。工具选择上会坚持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准利率均有下调的空间。
在经济初步企稳、通胀形势复杂、国际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持续的国内外背景下，今年我国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
在连续两年维持“稳健”基调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3年我国货币政策继续“稳健”。2012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年致辞中表示，2013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但市场普遍认为，与以往相比，尽管表述上同为“稳健”，但其内涵有了新内容。
“虽然同为"稳健"，但政策的关注点和节奏、力度均会有很大变化。”来自工行的分析人士认为，全年看，经济形势的复杂决定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在经济初步回暖时又遭遇通胀压力，在国际环境艰难复苏时国内内生性动力尚未真正开启，在上一轮刺激性政策影响还未消除时又迎来新一轮“投资热”，加之金融区域和行业性风险有逐步累积、暴露的可能，这些因素将令2013年金融宏观调控更加难以把控。
“基于稳增长的要求，去年稳健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稳中略松"的特点，今年考虑到物价压力和国际资本流动形势等问题，预计货币政策将由2012年的适度宽松转为中性，即既不显著扩张也不显著宽松，总体呈中性态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指出。
专家表示，今年货币政策操作需要关注几方面因素：一是经济形势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正在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但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才刚刚开始，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平衡；此外，国内一系列改革发展问题又与国际金融形势交织、影响，使得2013年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不容乐观。专家预计，经济形势的复杂，决定了今年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或将多于往年。
二是日益显露的通胀压力。不久前发布的1月份CPI同比增长达2%，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业内人士预计，加上节日的因素，2月份CPI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增长幅度。加上PPI的环比上升，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央行不得不关注的大问题。央行2月6日发布2012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基调未变，但“管理通胀预期”的表述变成“控通胀”，也显现出对通胀压力的警惕。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两大目标间实现平衡，将成为今年货币政策的看点。
三是国际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当前，在经历了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市场泛滥的流动性正在流向新兴市场。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之一，就是干扰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专家预计，今年国际资金动荡加剧的态势也会给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影响。加之国内年初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十分明显，新一轮投资热潮正在兴起的态势十分明显，以及1月M2增长达到16%以上，从这些情况看，当前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的任务较为迫切。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2013年的形势看，货币政策的执行在上半年可能倾向于稳健偏松，而下半年则可能稳健偏紧。他解释认为，从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虽然复苏已经确定，但力度依然比较脆弱，因此货币政策需要偏松；而到了下半年，考虑到基数原因，通胀压力将较上半年更大，货币政策将倾向于偏紧。
在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分析人士称，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约为3%，而2013年CPI增速就可能达到3%至3.5%左右，这意味着未来降息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美欧日目前均接近于零利率水平，我国加息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预计2013年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基准利率可能依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但基准利率的浮动区间可能继续放大。
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空间取决于下一阶段国际资本的流动状况。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预计，虽然增长继续沿着温和复苏的轨迹运行，但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基于今年公开市场到期量以及外汇占款难以大幅回升的判断，上半年降准仍是大概率事件。另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短期资本转为大量流入，则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不具备显著下调的空间。
“从去年全年实施效果来看，央行对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使用娴熟而有效。与降准相比，逆回购的期限较短，释放的流动性到期能够及时收回，具备更多灵活性。央行在1月份推出SLO，进一步丰富了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预计今年公开市场操作仍是加强流动性管理的主要手段。”华安证券分析人士称。
农行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也预计，今年公开市场操作仍以逆回购为主。如果不考虑财政存款，影响流动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占款、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其中公开市场操作更为灵活可控。2013年预计有10340亿元央票到期，比上年多2490 亿元，主要集中在二、三季度。预计央行将继续采用逆回购来调节季度之间的流动性。
“今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在满足我国实体经济合理增长的货币需求的同时，不断根据经济发展态势进行预调微调，增强政策灵活性和前瞻性，同时不断配合各方改革，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此外，也要注意，货币政策并非"包打天下"的良药，要实现中国经济稳健发展，还需进一步加强政策间的配合与协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宗良称
⑷ 现在我国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会对利率产生怎样影响
http://intl.ce.cn/sjjj/qy/201206/05/t20120605_23380066.shtml
资本项目开放利弊之辩
2012年06月05日 07:36 来源：人民网 孙时联 周茂华
【名词解释】资本项目开放所谓“资本项目”亦称“资本和金融账户”，它与“经常项目”、“平衡项目”并列组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记录一国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发生的资本跨境流动情况，包括证券、债券跨境交易，以及一国政府、企业或居民在境外的存款等。
资本项目开放是指，放松或取消资本项目下的各子项目交易的管制，它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放松或取消跨境资本交易的管制；
第二，放松或取消与资本交易相关的外汇自由兑换管制；
第三，对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国际争论
国际经济领域，资本项目开放的利弊之辩由来已久。近来，国内关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否的争论亦不绝于耳。
倡导者：资本管制降低投资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上，尤其是西方，主张资本项目开放的观点处于主流地位。倡导者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金融抑制和金融管制降低经济和投资效率。”——IMF前第一副总裁，资本账户自由化条件的定义者斯坦利·费舍尔
金融管制对经济效率可能存在负面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资本管制是十分有害的，其中，对资本流动规模管制远比对跨境资本交易征税的危害程度要高。规模管制阻隔国内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妨碍金融创新。”——WTO经济事务官员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
虽然金融市场开放存在风险，但这不应该成为管制资本的理由。”——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莫斯
二战后初期为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而实施的资本管制，从长期看是没有功效的。资本管制会切断资本投资的流入，同时限制与资本流入相伴而行的高技术水平和高生活水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
资本管制犹如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资本管制的效率值得怀疑，它阻止用于满足生产性投资的外部资金流入，虽然资本管制可以避免资本流动引起的贷款快速增加，但管制也会产生资源的无效配置。”——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
质疑者：资本开放易致金融体系动荡
然而，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领域接二连三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专家对资本项目开放的重新思考。反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声音渐强。质疑者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历史就能发现，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社会以及历史虽然不同，但都是在资本项目未实现可兑换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增长的。西欧也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情况下恢复繁荣的。除瑞士以外，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最初是相当慢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加快。而有些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和爱尔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进行资本项目开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瓦蒂
一个缺乏管制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将容易导致金融体系的动荡；应该对一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国际金融市场借贷进行必要的管制，或对该借贷征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瑞·易臣格瑞
某个国家是否存在经济危机，仅在于他们是否开放了资本项目，如泰国、韩国及印度尼西亚，在受到危机冲击之前的经济基本面均比印度好，但后者却能幸免于危机，关键在于该国对其资本项目实行了管制。类似的情况，如同样未开放资本项目的中国，它不仅避免了金融危机而且仍保持着高速增长。”——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
迄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过程，还没有出现不发生危机的现象。”——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
在一定条件下，一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不但不会影响长期资本流入，一旦投资者认识到暂时管制的正面效应，反而会增强市场信心。因此抑制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好办法是实行资本管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国内之争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利与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的划分标准为七大类43项。目前，中国资本项目基本取消管制和部分取消管制项目已达到2/3。总体来说，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有了较大放松，但仍有相当的开放空间。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利益如下：
(一)能较好地促进中国投融资渠道的通畅，获得低成本资本。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发展滞后、效率不佳，使得作为资金中介主渠道的银行不能有效地将金融资源转化为企业投资。
(二)促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基础设施等相对发达国家仍显滞后。
(三)中国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与投资产品缺乏。(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一般情况下，一国的外汇储备量超过预防性储备需求的部分便产生投资性需求，投资性储备的过度增长会迫使政府开放资本流出渠道。另外，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会加重本币升值压力。
(五)有利于推动本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为人民币输出与回流畅通了渠道；便利了人民币对外的投资与存款。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在于：
(一)“货币错配”冲击银行体系稳定。中国由于经济模式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非主导地位，导致其国际收支平衡表或企业参与主体的资产和负债表中存在着币种配置问题，因此，净资产和负债对于汇率变动相当敏感，当货币错配程度达到一定时，只要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汇率变化时，将可能通过恶化该国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二)“道德风险”与“期限错配”风险。政府对银行违约行为约束和惩罚机制缺失，银行部门会为追求利润而对一些风险大的项目进行非理性过度放贷，进而引发银行清偿危机。
(三)影响汇率稳定。“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具备独立性，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例如资本自由流动时，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间存在矛盾。
(四)增加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不够的情况下，国际短期资本将可能对部分行业产生直接冲击；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境外人民币数量增多，人民币现金与流动性需求难以监控、央行实施公开市场冲销过剩流动性的难度增大。
焦点问题
中国资本项目长期趋于开放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内主张中国资本项目放开的声音渐弱，直至今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公开发表题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沉寂已久的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争论再起。
目前看，国内对于中国资本项目长期趋于开放的观点正在达成共识。但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如何开放、资本管制效率等。
第一，关于开放的节奏。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应该越快越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首先，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及金融系统健康状况均表现良好，因此开放资本项目的基本条件已基本成熟；其次，其他经济领域通过“开放促改革”的实践同样适用于资本项目。部分学者还认为，可设定一个明晰开放时间表，因为国际上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跨度平均为5-7年，中国从1996年至今已逾15年，可适时逐步、有序、可控地放开资本项目。
反对者认为，“开放促改革”并不完全适用于资本项目，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同样给了我们“稳步推进”的成功经验。
第二，关于如何开放。针对“先改革还是先开放”或者是“同时进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基本条件已完全成熟，可以选择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同时进行。
反对声认为，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不足，汇率的弹性区间并未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国内金融体系、利率与汇率改革必须先于资本项目开放；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一国金融市场未成熟时开放资本项目，其代价往往惨重。
更有学者，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当前中国资本项目不应该开放，在短期内，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投资空间依然很大，而预计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并不乐观，泛滥的国际资本容易造成资产泡沫。
第三，关于资本管制的效率。主张取消资本管制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效率低下，央行课题组就指出：“国际收支中许多项目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特性，很难严格区分，资本项目资金往往混入经常项目以逃避管制”，并且随着国际金融衍生工具复杂化、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滞后等使得资本管制成本很高。
对此，有学者反对，他们认为，国内资本管制效率虽有所下降但基本有效，这已经得到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验证；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新监管体系的建立，资本管制的成本可以降低。
国际经验
开放切忌“激进”资本项目的开放为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扫清了障碍，促进了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然而，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也给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负面冲击。
(一)日本：日本从经常账户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历时约36年，属于“渐进式”改革，并成功实现了日元的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衰退。有学者称日本是在“威逼利诱”下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威逼”源于国际压力，“利诱”来自日元的国际化诱惑。
【经验与教训】(1)遵循由低风险项目开放到高风险项目原则性开放；(2)资本项目的开放要注重与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相适应；(3)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信用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时，尤其是利率未实现市场化之前，资本项目开放应推后。
(二)拉美国家：拉美国家是最早开放资本项目的发展中国家，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历时约3年，总体属于“激进式”。其开放的主要内容包括：放松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放松对利润汇出和利息支付限制；放松国内企业、居民对外举债限制；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对其的评价是失败多于成功。
【经验与教训】对于发展中国家，首先，应根据各国国情把握开放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及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其次，应协调好资本项目开放与其他领域改革顺序等；第三，必要时应实施资本项目管制措施。但值得一提的是，智利资本项目开放是非常成功的，其法宝之一是实施“无息存款准备金”政策。
(三)印度：从印度开放资本项目实践上看，其成功之处在于：首先，它在确保国内经济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地逐步开放资本管制；其次，在推行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坚持对资本项目的管控力度，以法律形式规定，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受到冲击时，随时恢复管控权。但是，该国的教训也显而易见：如在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尚未回归到合理水平，国内金融体系运行状况并非良好的背景下，强行推行资本项目开放，以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使本国的经济和金融都面临巨大的风险。(四)泰国：泰国的资本项目开放过程比较激进，也是因开放资本项目，而遭受外部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90年5月泰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1990年5月至1994年1月期间对资本项目进行了四次改革，并迅速地放松了管制。
【经验与教训】
(1)避免国内金融体系的扭曲，尤其是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条件下，对资本流入采取了激进式的放松管制；
(2)宏观经济基本面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能力良好；
(3)国内相关法律散乱，严重弱化了央行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
(4)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这使得国家、银行或非金融企业等权益实体的收支活动使用不同币种计价，导致其资产和负债币种结构不同，进而其资产和负债净值对汇率波动敏感。
(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时联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周茂华)（来源：国际金融报）
⑸ 余永定、张明：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有效吗
【原文按】：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举世瞩目，这不仅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更与中国金融改革与宏观稳定紧密关联。也正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仅仅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何时、何地、何种方式亦值得深入探究：当下是否为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什么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优顺序？“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思路是否适用于资本账户开放？观察者网转发中国社科院余永定、张明、张斌三位学者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管理，但大幅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需要格外审慎，这必须要在以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配套才能逐步推进。以下为文章全文：近期，关于中国政府可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表态纷至沓来。有传闻表明，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宣布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根据这个时间表，中国政府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一旦上述传闻变成现实，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将显著提速。当前环境下谈论要不要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主要的内容是要不要开放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迄今为止，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已经取得较大进展。根据中国央行调统司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IMF规定的资本账户管制的40个子项中，中国已经有14项为基本可兑换、22项为部分可兑换，仅有4项为不可兑换。目前中国对中长期性质的双向直接投资与贸易融资已经基本放开，但在证券投资、跨境借贷与衍生品交易等短期资本流动仍存在较为严格的管制。因此，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主要的开放内容是短期资本流动。赞成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实现跨境资金流动的平衡管理。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了“宽进严出”的管理策略，该策略在中国国内外汇资金短缺时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市场环境变化后，该策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攀升、央行冲销压力巨大、国内流动性过剩，因此，通过放宽对资本流出的管理，既有助于降低央行的资本管理与冲销压力，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第二，通过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来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各种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通过开放资本账户来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或许能够发挥2001年通过加入WTO来倒逼银行业改革相似的作用；第三，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制于离岸人民币规模有限、全球范围内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等，而资本账户开放则有望缓解上述约束、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第四，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估值处于低位、对外部资金的需求较为强烈，这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良机。第五，现有的资本管制措施很难真正管得住资本流动。在经常项目已经可兑换的条件下，很多资本可以通过变通的办法躲避资本管制措施。与其这样，还不如放松管制，让藏在地下的资本流动浮上水面，以此提高跨境资本流动透明度，让监管更加有效。我们认为上述有些理由反映了包括资本管制政策在内的一些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弊端，中国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管理。但是，大幅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需要格外审慎，这必须要在以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配套的情况下，才能逐步推进。在没有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合下，单方面的扩大资本项目开放，未必能实现改革初衷。试图实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平衡管理，这一目标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短期资本流动通常是顺周期的，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未必能实现资本平衡流动。短期资本流动的顺周期特征，通常是在中国政府不希望资金大规模流入时（例如经济过热、资产价格泡沫、流动性过剩），短期资本会大规模流入；而当中国政府不希望资金大规模流出时（例如国内流动性不足、爆发金融危机、美联储加息），短期资本却偏偏会大规模流出。因此，加快开放资本账户，未必能够真正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的平衡，而很可能会放大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波动性。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未必能够稳定人民币汇率，反而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以2013年第1季度为例，尽管经常账户占GDP比率处于较低水平，但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有效汇率均出现大幅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短期资本流入激增导致的。尽管我们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呼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但我们认为，这一改革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政府依然保持适当的资本管制，从而使得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反映经常账户的变动。否则，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将导致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从而给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造成阻力。如果央行基本不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汇率，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汇率将围绕均衡汇率上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汇率的波幅度可能较大，但由于波动的双向性，汇率投机将受到抑制，持续的升值（贬值）压力将因套汇资本流入的减少而减少。如果央行不希望看到汇率升值（贬值）过快而维持对汇率的干预，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就会不断流入（流出），从事无风险套汇。套汇资本的流入（流出）必然加大或大大加大升值（贬值）压力。通过干预实现小幅升值的政策或许可以减缓对出口（进口）企业的经营压力，但却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巨大损失，造成资源配置的极大扭曲。如果央行认为，在目前政治、经济条件下，让人民币逐步升值是唯一的选择，央行就应该尽可能维持资本管制，抑制热钱流入，以减少升值压力和国民福利损失。可以说，在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的同时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所有可能的政策组合中最不合理的一种组合。“以开放促改革”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经验，国内国外皆如此。我们尤其不赞成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来促进国内结构性改革的做法。压力面前，未必一定做出正确选择，以放松短期资本流动倒逼国内改革是巨大的冒险。其一，与商品贸易的开放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是巨大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一旦开放后很难逆转；其二，如果未来几年内，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导致国内爆发系统性危机，那么危机之后，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言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改革，可能被再度推迟。从短期与中期来看，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如在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充分市场化的前提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导致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的套利与套汇行为大行其道。目前大部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生在内地与香港之间，而非大中华区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这不是中国政府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初衷。从国际金融的历史来看，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政府人为推动的结果。只要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能够保持持续较快增长、中国金融市场能够发展壮大并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人民币必将成长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而日元国际化的教训表明，如果政府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货币国际化的步伐不仅可能显著放慢，而且可能归于失败。当前并非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窗口或“战略机遇期”。目前发达国家央行正在集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一旦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那么中国很可能首先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而随着美国逐渐削减量化宽松政策并步入新的加息周期，中国很可能接着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出。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从国际层面来看，巴西、韩国等过去已经充分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在意识到不受约束的短期资本频繁流动的坏处后，开始考虑重新引入新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而过去几十年一直以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为己任的IMF，最近两年也改变了对资本管制的态度，认为资本管制应该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一起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管理资本流动的工具。中国的资本管制体系的确存在一些漏洞，且管制效力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依然大致有效。尽管中国政府尚未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明显放大，波动性也明显增强，这被一些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解读为资本账户管制已经无效，因此不如尽快开放。然而，近年来大多数研究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实证文献均发现，尽管中国资本账户存在一些漏洞，但大体上依然是有效的。在内地人民币市场与离岸人民币市场上存在显著的息差与汇差，就是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依然有效的明证。此外，内地与离岸市场的抵补利率平价存在显著偏差，意味着跨境套利者依然面临着较大的交易成本，这也说明了资本账户管制的效力。如果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一些跨境资本转移行为属于非法行为，并承诺进行严厉惩罚，这应当能够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我们高度赞赏近期外管局出台的抑制短期资本流动的规定。我们相信，只要中国政府真正想抑制短期资本流动，在现有体制下，中国政府就能找到办法加强资本账户管制。一个贴切的比喻是，目前国内外流动性水位均处于高位，而资本账户管制就是一道防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大坝。目前这个大坝已经出现了一些管涌。我们究竟是应该修补漏洞加固大坝呢，还是干脆炸掉大坝？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将2015年作为资本账户基本开放的时点具有较大风险。从国内来看，随着潜在增长率的放缓，未来几年中国企业部门将面临去杠杆化冲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可能加剧，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显著上升，国内金融市场脆弱性不断累积，这将导致中国居民与企业对中国经济信心下降，将资金撤离中国的动机增强。从国外来看，再经过两年左右调整，美国经济有望在2015年前后强劲复苏，而美联储也可能从2014年年底或2015年年初开始加息。外部吸引力的增强可能导致中国资金加快外流。在上述国内外因素的冲击下，中国可能面临巨大的资本外流。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M2比例并不算高，大量的资本外流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下降，加剧人民币贬值预期。而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巨大的资本外流可能导致中国爆发与1997年至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似的危机。因此，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的真正威胁并不是大规模资本流入，而是大规模资本外流。中国政府仍应审慎、渐进、可控、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以维护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因为结构性改革难度很大就回避这些改革。中国政府需要改善国民收入在居民、政府与企业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以及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中国政府需要尽快打破若干服务业部门内国有企业的垄断，从民间资本真正开放这些部门；中国政府需要加快推进包括利率与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当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结束、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对国内资本已经充分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大致完成增长方式由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平行驱动的转型后，无论是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还是人民币国际化，都将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与其给出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不如给出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时间表。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而言，中国政府最好不要给出特别具体的时间表，而是阐明资本账户开放的大致方向，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动以及国内结构性改革节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灵活地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而不受事先承诺的资本账户开放时点的掣肘。
⑹ 什么是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帐户开放是指不对资本跨国交易进行限制或对其采取可能会影响其交易成本的相关措施。这里有几点值得强调，第一：资本帐户开放不仅应当取消“汇兑和支付”方面的限制，还应当包括取消对“交易”本身的限制；第二：资本帐户开放不仅应取消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还应该包括取消对任何可能对资本交易成本影响的相关措施，例如“交易税收和补贴”；第三，资本帐户开放包括单一汇率或非歧视性汇率安排的要求，但不一定要求实行自由市场汇率，因为不能排除“硬盯住安排”或货币局的安排，如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的做法。
资本帐户开放的意义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资本帐户开放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亮点。当然，资本帐户开放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新事物，故对资本帐户开放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995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一次圆桌会议上，以智利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根据其借助资本管制有效遏制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冲击的经验，再次肯定了资本管制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作用。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持不同的观点。近年来，基金组织强调，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要求的自由兑换从原来规定的经常项目扩展到资本项目。他们强调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很难区分，资本类型也难以区分，并且对资本管制的持久作用表示怀疑。因而提出不是要不要实现资本帐户自由化的问题，而是应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速度和步骤的问题。
1997年，马来西亚为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大鳄的冲击，被迫实施了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为此，曾遭到国际舆论的非议。当时流行的正统观念是：即使有限的资本管制也是不能接受的；市场是神圣的，应该遵守市场自律调节的原则。然而，一年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似乎改变了人们对资本管制作用的一些看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有关国家的经验与资本管制的自由化》报告中，对资本管制在应付资本流动剧烈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关注，同时意识到开放资本帐户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该报告指出：“一定范围内宏观及金融政策的稳定是最为普遍的目标，一切审慎的措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均可能发挥作用。”不过，该报告同时也指出资本管制需付出一定的代价：“首先，限制资本流动(特别是当管制措施是综合性的，涉及面很宽时)会影响正常的经常性交易，使正常的资本流动减少；其次，资本管制要付出非常大的管理代价，特别是当管制措施不得不拓宽以堵塞潜在漏洞时；再次，也存在通过管制造成对国内金融市场庇护的风险，还会延缓政策的调整，阻碍私人部门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最后，资本管制使市场信号扭曲，进而使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更难以吸引外资或使其筹资成本更高。”
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表明，资本管制的效力正在不断下降，同时资本管制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对东南亚国家资本帐户开放和管理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已开始意识到对资本帐户的管理是低效的。如用低报出口、高报进口的办法，或利用转移价格和利润的办法，或通过改变交易时间和条件的安排，甚至通过行贿手段均可达到逃避管制的目的。尤其是在已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资本可通过经常项目渠道输出入。
因此，实现资本帐户的对外开放或资本项目可兑换，亦即实现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其意义十分深远，主要表现在：
(1)实现资本帐户开放和货币可兑换乃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不实现了货币的可兑换，一些最发达国家且均已实现了资本帐户开放和货币的自由兑换。相对来说，国家越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则资本帐户开放和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程度也越高。
(2)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将加速各国货币可兑换和资本帐户开放的进程。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化的必然结果便是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而作为其交往媒介的货币也必将逐渐国际化。这一国际化趋势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区域性国际货币欧元的产生。同时，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促使金融服务的专业化，使国际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取消资本管制将提高资源从储蓄者向投资者转移的中介效率。全球储蓄将被分配到生产率最高的领域和地区。此外，自由化也可使国内居民有机会在国际范围内对其证券资产进行分散组合，并有更多的机会运用国外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巧。
(3)实施资本帐户开放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促进对外开放。目前国际间提倡推行资本帐户开放，它可使我国利用外资和外汇管理体制符合国际惯例，适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基本要求，从而减少加入世界性经济组织以及吸引外资的障碍。此外，资本帐户开放将有助于我国实施大经贸战略，建立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不仅是物资的国际交换，更是生产要素的全面交流。资本帐户的开放将不仅有助于商品劳务的广泛国际交流，也同样有利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
(4)资本帐户开放可加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主要表现在：将密切人民币与外币的联系，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化；将促进货币市场建设，加速公开市场业务的运作和利率的市场化，改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将促进对外经贸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国际收支的积极平衡；将进一步推动国内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使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运作和有效性得到大大提高。
(5)资本帐户的开放将为我国的金融以及其他产业部门带来动态经济效益。因为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压力将迫使国内的金融机构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努力降低经营成本，以提高其经营效率。同时，对改革和完善国内融资环境，提高国内企业资本运营和风险管理的意识和技能，转换经营方式，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等，均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⑺ 如何对待资本账户开放
论坛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论坛成员、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国泰君安证券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袁力、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论坛理事、SAC中国宏观研究主管邢自强、北京艾亿新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论坛理事会单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运；论坛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丁宁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郭建伟、新天域资本投研负责人黄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都铎投资公司中国经济和策略总监马青、慕容投资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赵众；论坛特邀研究员、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上半场，盛松成、林毅夫分别就“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弊大于利”发表了主题演讲；研讨会下半场，正反方论坛成员及嘉宾就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路线图之规划与风险等核心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讨论。本次会议由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主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协办。
⑻ 利率和汇率有什么关系和影响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每次重大的经济启动都由深远的改革所奠定。但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却是一种典型的只有宽松但无配套改革的政策。瑞信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陈昌华认为，应加速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并推动国企改革、加大民营经济活力。 仔细研究了利率与利差方面的数据，一年之内降息三到四次的可能性在上升，这自然是个极度宽松的信号，但不是全面宽松，有保有压必须保持，财政政策必须同步配合，切实引导资金流入实体，并促使各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优化，当然，汇率政策也须部分配合，加速健全离岸人民币市场，引导跨境资本为我所用！ 天秤座明日运势：福星狮子座，克星白羊座。休闲游乐运佳，由你来主导行程大家都能玩得很尽兴喔。当然注目的焦点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对装扮得讲究一点啰。而今天也可利用来与朋友讨论些有关财务方面的话题，对最近汇率与银行利率做些研究，不一定要立刻有 新锦江大酒店，央行调统司盛司长在上海发展沙龙上发表演讲：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 我们经历过重大的金融改革：1992年小平南巡谈话后正规资本市场的形成；1996年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出现了国有和合作制两种所有制形式；2005年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些内容则纯属技术安排，比如一行三会管理格局、资本充足率、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等。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的是，打破银行垄断，打破国企垄断，削减企业税负，降低民营资本在重要行业的准入门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只有在体制上有所突破，生产力才可能上到新的台阶，就业与收入才可能有可持续的增加，经济才可能有新的繁荣 欧元区对核心国和边缘国都是有利，核心国避免汇率上升，边缘国获得超低利率融资。从宏观经济原则来讲，希腊退欧是必须，它一方面不可能通过紧缩重塑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达到欧洲的要求。问题是，这种退出是有序还是突然性？这需要欧洲领导人的智慧和给希腊一定程度的让利。
⑼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
当资本帐户开放时，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将会增强。如果进一步开放了短期资本帐户，本外币利率差别对外汇供求影响极大。当资本流入过多时，会导致本币货币供给的增加，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但当中央银行提高本币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时，又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增加，从而使中央银行在利率政策上处于两难的状况，难以有效地控制货币。
⑽ 中国资本账户应怎样开放以及如何控制风险
一、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
对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行管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石之一。在邓小平启动改革之后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政策一方面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发展目标，另一方面维持着金融体系稳定。这一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阶段，此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超过10%。此外，中国有保留的金融全球化使得改革能够按计划顺利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新兴市场受到重创，其中亚洲受创尤为严重。然而，中国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缓解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的领袖们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转换发展模式，中国政府也为实现新的发展模式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渐进的资本账户开放始于1994年。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几乎取消了所有针对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限制，显著放宽了对间接投资的限制（但仍然对间接投资进行额度管理），但跨境货币市场交易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依然受到严格管制。然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从2009年起已然加速。人民币交易结算机制以及所谓的“回流机制”，已经导致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面临的限制显著放松。香港的人民币交易，则为利用人民币汇率价差进行套利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风险。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针对人民币的套利交易变得十分火爆。香港等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发展，以及针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部分开放，使得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要比官方政策表述的更加开放。根据有关估计，2014年中国跨境银行信贷敞口达到一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2%（Verma, 2014）。从2009年起，在中国事实上形成了资本流动监管的“双轨制”：以美元结算的跨境资本流动仍然由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实行更严格的管理；然而，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资本流动则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的附属部门管理，其监管力度远较前者宽松。换言之，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事实上已经为中国的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进一步松绑。
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证实了这一动向。中国政府表示，将“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CPC Central Committee，2013）
因此，争论中国是否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没有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决定。但是，讨论资本账户如何开放以及以怎样的速度开放，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从理论上来讲，当一个国家管理其金融部门的能力达到一定阈值后，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本账户开放能够促进金融部门的竞争、促进投资多样化，并且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截止上世纪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开放了资本账户。
然而，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发现，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在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与之相反，在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似乎存在相关性。此外，有证据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加深。
对中国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新的证据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加剧不平等。由Furceri和Loungani (2013) 完成的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观察了50个发达经济体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案例。发现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一年后，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大约会增加1%，而五年后则会增加2%。
此外，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还担心，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削弱一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政策制定者总是处于“三难选择”。经济学家罗伯特.q蒙代尔通过将凯恩斯的相关研究进一步理论化，指出一个国家只能同时使用以下三种政策工具中的两种：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对汇率的控制以及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理。
事实上，资本账户开放所导致的政策控制力削弱，可能比蒙代尔所言更为严重。有关部门可能彻底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选择资本账户波动究竟在哪里显露出来：是在货币与信贷总量上，还是在汇率上。对中国而言，为应对三难选择而对汇率进行干预，支付了巨大的冲销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