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前各国的汇率政策

A.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却采取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应当贬值,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中国政府经过多方面权衡,在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失业增多和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

人民币不贬值的意义:首先,避免货币危机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其次,减轻了已实行货币贬值国家的经济压力,因为如果中国也贬值,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可能带来的出口增长将会受到影响;第三,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四,人民币不贬值维护了东南亚的经济秩序。

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B.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韩国为例，在发生危机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其他部门的资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前四年间的情形更加令人沮丧，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墨西哥电话公司（拥有长途业务垄断控制权）的巨大影响。

对此问题，各国政府提升企业业绩的态度一致，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改革将市场竞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业绩不佳的企业暴露出来。结果，许多企业陷入了更加急剧的下滑中，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场疗法。而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部分避免了外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但却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不当而遭到损害，这种政策鼓励对关键行业部门进行过度投资，实行的保护主义对国内企业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业进行必要调整的时间。同样，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几十年的干预，实体部门深受其害。归根结底，实体部门业绩不佳是由经济的封闭性所致，只有这样的经济能够容忍指令性放贷、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及企业智力水平低下等现象。

银行的旧游戏与新游戏。在经济全球化之前，银行业旧有的游戏方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将资金输送给企业。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对放贷的对象、项目和利率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银行的作用是建立一个存款的基础，将资金借给政府和经济中的战略部门，且经常按照政府或银行所属集团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风险承担者——毕竟它们的债务人极少、甚至根本没有面临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银行都乐于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环境。随着进入壁垒的消除和相关法规的修订，银行的放贷限制被大大放宽，可以自行决定对象和金额，同时外资银行加入了对其原有放贷对象的争夺中。几乎一夜之间，银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多数银行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规则。由于信贷技能薄弱、风险管理意识缺乏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企业实体，银行不仅不停止对其贷款，反而继续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贷款量。有些银行则避开自己具有专门技术优势的领域，转向高风险的对公贷款和消费贷款，导致坏账激增，业绩开始被损害。随着银行业绩不断下滑，海外贷款继续流入，银行体系逐渐变成了纸牌搭成的房子，危机的侵蚀渐渐从实体经济深化到金融层面。

与此同时，危机的跨国传播渠道也开始形成。例如，韩国很多商人银行为高额回报所吸引，利用短期资金积极参与泰国和印尼的房地产投资，但它们缺乏基本的对冲技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隐含风险。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韩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这些商人银行及其海外业务提供了担保，使得风险水平在各部门乃至各国间不断升高，并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

进退两难的监管体系。危机酝酿时，监管者未能发现金融体系正在出现的失衡现象，抑或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时阻止灾难发生，这种监管失效的深层根源在于监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监管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监管者按资历而不是业绩获得提升，其薪酬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现。此外，有些国家的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银行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内部人组成的圈子，监管力量往往被约束。最重要的是，监管者极少由于取得成功而得到称颂，却常因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诋毁。银行系统的持续稳健运行无法诞生英雄，系统一旦崩溃却会使很多人成为祸首。这就导致新兴市场中历来缺乏优秀的监管者。

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危险开始袭来的时候，监管者面临痛苦的两难境地：很多银行通过相互贷款和交叉担保联系在一起，使得联系性增强而实际上的风险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银行倒闭，就有可能搞坏整个银行系统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关闭一家大型银行就等于断掉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会扼杀许多要靠贷款才能完成经营预算的企业。此举会破坏这些企业向其他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而银行也有压力，银行信心下降导致放贷金额的减少，同时损毁了银行的信誉，这样便会引发监管者极不愿看到的危机。因此在面临危机时，监管者往往顾虑重重，各种利益纠葛使他们左右为难。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所以看上去他们的反应就是无所作为。

（二）危机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时到来。

宏观经济政策（设定汇率和财政政策）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而外部冲击则成为危机的触发因素。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国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漩涡。

钉住汇率与币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风暴的“大气条件”中，汇率也许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实际上，如果按照货币的定义，任何“有管理的”汇率都是对货币“市场价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钉住汇率的安排，就会加剧扭曲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在钉住汇率制度下，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在严密关注汇率，试图从中发现疲软的最初信号，以此评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在坚决捍卫货币稳定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管理和公共关系负担，极有可能在不堪重负之际对汇率进行突然的重新定价。

在很多案例中，国内相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无法与货币制度的要求同步，导致货币在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门失去竞争力，不能与选择钉住的货币（如美元）保持一致。维持此政策的时间越长，货币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汇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实际汇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卫汇率：为了捍卫下跌的汇率，大多数政府会首先收紧利率，进而动用外汇储备。此举虽有利于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支撑起本国货币估价，但也会产生实体经济部门实际支付提高、经济活动总量减少、投资下滑的负面影响。

这种下滑会给银行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影响：首先，经济放缓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总需求，银行新增贷款会发生萎缩；其次，企业和个人投资回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增加，未偿贷款的盈利性也会下降；第三，货

C. 在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俄罗斯政府面对国际炒家提前采取的扩大汇率浮动的措施，是怎么奏效的，为什么

举个例子，假如我国实行浮动汇率，然后美国大炒家来炒作人民币，经过他们的一炒，我们的人民币肯定贬值，如果实行浮动汇率，那相对于美元来说，我们的货币必然面对二次贬值。当我们的货币大量贬值后，我们的出口将会相当受益，在国际上受到追捧，从而可以通过出口来填补经济的损失，拉动经济增长，这是能保证度过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比如小日本，他们就长期保持低汇率。但是这样的后果是导致其他国家的本国经济受到冲击，因为中国便宜货大量涌进，必然冲击本国产业。所以为什么在98年，中国发誓人民币不会贬值，这是拯救亚洲的行为，可以说牺牲了自己，在国际上赢得了赞誉，树立了一个大国的形象和该有的担当。

D. 一百分！给我详细介绍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前后三年的状况！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一下由本人整理得到，希望采纳！ 一：简介 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词是汇率、外汇储备、国际游资。亚洲国家经济对外依赖，货币政策缺陷，给人可乘之机。当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提升货币信心，压力很大。 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07年的次贷危机的升级，07年关键词，我认为是美联储升息、资产证券化、信用透支。低息->房贷多->升息->还不了->次债公司倒闭->次债持有公司危机（各大投行、大得不能倒的公司告急）->美国经济-<连锁反应。从美国到全球，影响到我国的外销，外储里的美元资产保值等等。 二：对比 相同：都是金融领域出现很多不稳定现象，通货膨胀严重，股市折腰跌损，大批商业银行，尤其大银行损失惨重，社会动荡，骚乱时有发生。 不同：1997年是越南引起的 ，主要在波及东南亚地区 。2008年金额危机 都是美国的错 ，危机弥漫群球，起危害更甚于1997. 对于本次金融危机 我国政府采取了 对汇率的控制(中央银行）、对各大商业银行保证资金的注入、稳定物价、引导企业出口等措施 。 1997年 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在汇率的控制 上给予了 东南亚各国 很大的帮助 ，同时注资稳定香港的金融市场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很不 久。97金融危机实际上对我国影响不大 三：关键是原因 10年之前，在泰国爆发的一场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整个东南亚，然后传染到韩国，酿成了一场震动全球的风波。10年之后，回头去看，这场危机依然惊心动魄。 东亚会爆发金融危机，出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从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之后，东亚国家便被视为发展中世界的优秀毕业生，东亚模式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国际货币基金也没有意识到东亚会出问题。1996年底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开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东南亚联盟的经济前景非常良好。 对东亚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也有，克鲁格曼就是一个。克鲁格曼1994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他指出，东亚奇迹其实是靠高投资驱动的，但是高投资幷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1986-1990年泰国为33%，到1991-1995年则增加到41.1%。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在1986-1990年间为23.4%，但是到1991-1995年已提高到39.1%。韩国的投资率也从1986-1990年间的31.9%增长到1991-1995年间的37.4%。克鲁格曼说东亚的模式和前苏联的模式是一样的，东亚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谓的东亚四小虎，其实是纸老虎。但是，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Bhagwati等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克鲁格曼说的幷不对，因为根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东亚的生产率确实提高了，东亚的高投资率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在东亚的投资回报相对较高。 尽管后来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克鲁格曼名声大噪，但是克鲁格曼幷没有预言到东亚会爆发金融危机。1996年联合国也发表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东亚的经济起飞已经基本结束。但这也不是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从宏观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的财政状况幷不差，通货膨胀率也不高，唯一出现恶化的宏观指标是1996年东亚的出口恶化。泰国1995年出口增长了25%，但是1996年却下降了1%。马来西亚的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6%下降到1996年的6%，印度尼西亚从13%下降到10%，韩国从30%下降到4%。但是东亚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当年电子市场不景气。出口下降同样不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金融危机有金融危机的规律。1996年3月， 两位女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 和 Graciela Kaminsky合作发表了一篇讨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联的论文。她们指出，很多国家在放松对银行的管制之后导致贷款大量增加，贷款质量下降。银行贷款质量下降限制了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以在遇到外部失衡的时候央行祗能任由货币贬值。她们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爆发的危机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篇论文没有引起东亚国家的关注，因为她们的例子大部分选择的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往往有大量的赤字，通货膨胀也很高，但是东亚国家的财政赤字幷不严重，通货膨胀也很低。但是，着名的索罗斯基金在纽约的一个分析员读到了Reinhart和kaminsky的论文，此人叫Armenio Fraga，是个巴西人。1997年1月，他和另一个索罗斯基金的分析师，新西兰人Rodney Jones一起到曼谷和汉城。 Armenio Fraga和Rodney Jones是直接引发泰国金融危机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发现泰国的情况幷不妙。泰国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放国内银行部门，泰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给本地顾客提供美元贷款。泰国公司更愿意借美元，因为美元利率比泰铢利率低，于是，私人部门的外债急剧增长。到1997年8月，泰国的中央银行承认泰国的外债共有900亿美元，其中730亿美元是对私人部门的贷款。大量的外债用于房地产投资。从1992到1996年，曼谷共建房子75.5万套，比国家原本计划的数量多一倍。住宅空置率25-30%。商业空置率14%。这导致贷款质量下降，由于借款是美元，汇率风险增加。但是在当时，泰国的银行家幷没有特别担心。他们自认为和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很铁，因此不害怕风险。此外，日本在东亚有大量的投资，所以万一出事，泰国人相信日本会出手救助。1985年日元升值之后，日本大量对外投资。1992年到1995年，东亚共吸收了大约350亿美元的日本投资，占日本对外投资的1/4。不过日本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很高，所以日本银行变得更加谨慎。 2月份，Jones写了一个报告，说泰国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这份直接导致泰铢危机的报告这样写到： “泰国目前的固定汇率制度面临压力。泰国中央银行已经连续6个月失去外汇储备，但是在一月份和这个月前期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应是在现期和远期泰铢市场上同时干预，幷允许利率提高了300个基本点. 到目前为止基本面情况是脆弱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债务/地产高潮已经破灭，这将引发一场即将到来的银行危机。据估计，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贷款中有16%都是不良债权。事实上每一家上市的地产公司债务负担都很重，从技术上讲它们都已经资不抵债。目前已经没有地产交易发生。 另外，从1992年开始的开放对外国债务市场的自由化导致私人部门对外借债的急剧增加。私人部门的债务从1990年底的100亿美元已经上升到现在的850亿美元。其中银行部门的债务有400亿美元，公司的外债有350亿美元，此外外国人还持有大约100亿美元的以泰铢计价的商业票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称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祗有大约360亿美元。 银行/债务危机伴随着经常账户的恶化。1996年泰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8%，而且1997年没有改善的迹象。美元的急剧升值（泰铢钉住的是一揽子货币，其中83%是美元），传统的出口部门如纺织品和鞋子的竞争力问题（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和中国的竞争） 使得泰国的出口出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 祸不单行。1996年Banharn政府还失去了对财政政策的控制。1996年政府支出提高了30%，这是最近20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与此同时，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财政收入不足，因此泰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1995年泰国的财政盈余占GDP的3%，到1997年财政赤字将占GDP的2%。尽管新上任的财政部长Amnuay试图控制支出的增长，但是Chavalit政府却仍然预期1997年财政支出要增长23%。” Armenio Fraga和Rodney Jones建议索罗斯基金做空泰铢，随后，索罗斯基金建立了数十亿美元的空仓。当脆弱的信心崩溃之后，危机如同山崩轰然到来。五月，Jones回到曼谷，发现他所预期的银行危机已经变成一个全面的金融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到了1999年，当巴西遇到金融危机的威胁时，Armenio Fraga临危受命，成为巴西中央银行行长。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E. 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
1、危机首先在东南亚爆发并波及港台
短期资金大量进出：泰国于97年首季有19亿美元的净资金流入，第2季变成62亿美元的净资金外流；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印尼与菲律宾于96年共获得478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97年却变成30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
自1997年初起，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的泰铢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泰铢不断走软，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造成泰铢狂跌。接着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3国的货币也狂跌。
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影响到它们的股市，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股票市值至10月底都下跌了20％以上。
1997年第三季度台湾和香港的金融市场也被攻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迅速采取了有力的调控措施，成功地捍卫了港元联系汇率制。但香港股市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16800多点跌至9000点左右。
2、危机蔓延至东北亚
从10月底起韩元持续下跌，股市跌幅也超过40％。
在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大企业纷纷遭殃，又连累了一大批为其生产配套设备的中小企业。企业的大量倒闭使韩国银行呆帐和坏帐剧增，信誉大幅度下降，几乎已不可能到国际市场上融资了，到期应偿还的外债却越来越多。
东南亚和韩国的金融风暴很快刮到了日本，使原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愈益恶化。
3、危机深化并波及俄罗斯、巴西
1998年上半年，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造成的巨大杀伤力不断显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跌入谷底。
尽管各国的货币都已大幅度贬值，但出口仍呈下降趋势。
内外投资也呈持续减少的态势：在国内，由于金融危机造成高利率和货币贬值，私人投资者极其谨慎；海外投资由于担心金融危机造成东亚地区投资环境的恶化，进入的数量锐减，而大量本地资金却因对本地区经济前景捉摸不定而逃逸。
危机造成的另一个苦果是通货膨胀：1998年6月，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率达 10.7％，泰国6月份通胀率亦为10.7%,1998年5月一个月,印尼的通胀率就达5.24% 。
由于出口不振、投资乏力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失业已成为不少东亚国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韩国1998年4月的失业率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1998年5月，菲律宾的失业率高达13.3%。
1998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俄罗斯、俄股市、汇市猛泻。之后不久，巴西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汇市和股市大泻。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动荡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已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

F. 问一下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各国汇率的变化情况

这个可以吗？

G. 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是怎么能捍卫固定汇率的

危机之前的香港是实施的完全放任的金融政策，政府对金融市场不干预。这样自由的金融环境也是香港成为世界最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原因。
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是当时的金融巨鳄索罗斯。他正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财力加上东南亚各国放任的金融政策整垮了泰国等国的货币体系，并从中获利。
当他企图操纵香港股市并利用股指期货大赚一笔时，香港政府放弃了不干预的金融政策，政府介入股市，同时大陆又对香港给予了强有力支持。索罗斯万万没有想到香港政府会介入股市同时大陆的支持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同索罗斯财团的战斗一直持续到股指期货结算的那天。最终索罗斯没能按自己意愿操纵股指，损失惨重。
以上是个人大约能记起来的相关内容。记得有个专题视频 你可以搜一下

H. 请问，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因后果，

一、亚洲金融风暴与香港汇股震荡

1、亚洲金融风暴的演进与特点

从今年7月泰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受冲击的亚洲各国或地区出现汇市和股市大幅波动（参见表一、表二），并引发全球性股市动荡。目前亚洲金融风暴已持续近6个月，其间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注1】。
表一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汇市波动[略]
表二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股市波动[略]

资料来源：引自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别指明，本报告所引资料来自：《香港经济日报》、香港《信报》各期；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阶段：泰铢危机爆发并波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汇率屡创历史新低，股市持续下跌。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取代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泰铢危机爆发，当天泰铢汇率下跌20%。一场以泰铢危机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货币相继与美元脱钩。在汇率制度变动下，东南亚货币汇率屡创历史新低，同时受货币汇率下跌影响，东南亚各国股市狂泻不止。

第二阶段：台湾和香港汇市再次受冲击,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荡。10月17日，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坚守了近四个月后，台湾放弃与美元挂钩，宣布自由浮动，导致台湾汇市和台湾股市重挫。随后国际金融投机家第四次狙击仍坚持联系汇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基金维持联系汇率制。在港币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银行相继提高拆放贷利率和短期同业拆借息口后，港元汇率迅速平稳下来。但这次港元保卫战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就从13601点跌破1万点大关，跌幅达33.4%。其中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损失高达8000亿港元。10月28日后，香港股市大跌导致纽约、伦敦、东京股市震荡，反过来又带动香港股市剧烈震荡。

第三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和日本。进入11月份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到11月20日，韩元汇率跌至1139兑1美元，跌幅达两成有余，以美元表示的国际购买力减少五分之一。接着日本山一证券因1065亿日元的外汇亏损和1583亿日元的证券交易亏损，于11月24日宣布倒闭，东京股市大幅下跌，随即带动纽约、伦敦股市的连锁下跌，亚洲金融风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3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上述演进历程来分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带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1）以区内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序,按多米诺效应方式,由弱到强依次受到冲击。7月泰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相继宣布与美元脱钩，东亚美元区汇市和股市双双受到冲击。10月，台湾放弃与美元挂沟而自由浮动，台币与台股遭受重挫，同时香港在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同时，出现股市大幅震荡。11月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随后日本股市因山一证券倒闭而出现波动，日元兑美元也大幅下降。从本币贬值和股市跌幅来看，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2】。其中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东盟国家，币值和股市损失明显高于“四小龙”及日本。

（2）金融风暴在区内多次吹袭、反复震荡、相互影响，同时强度逐渐加大，进而波及全球，由此产生较大的破坏性。与九十年代后出现的几次国际金融动荡【注3】,如1992年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破产兼并和倒闭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参见图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危机的强度和破坏力更大。可以预期,经此金融风暴的冲击, 虽不至于达到使“东亚奇迹”破灭的程度,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慢,并为该地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亚洲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

从东南亚开始并波及到东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济

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持续冲击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认为，今次亚洲金融风暴既有九十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共同原因，同时又有由自身经济问题决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参见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分析》（唐杰、冯苏宝、龙隆执笔）,《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个国家出现的100多起银行破产中，23个国家的直接损失占GDP比重超过3%，最高（阿根廷）达50%以上。参见《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1996年，华盛顿。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10月。

图一 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略]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第3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1）亚洲金融风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趋势，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因素则构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出现资金活动日趋国际化、自由化，由此导致巨额国际游资、国际清算资金和国际储备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从而间接为国际金融动荡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国际资本总额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00%，美国高达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1.2万亿美元。1996年流入东亚的资金总量达到1087亿美元【注4】。结果客观上导致九十年代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机与产业政策》，转引自《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现为外汇和利率波动。1993年--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波动幅度达到3个百分点，1991年--1997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德国马克、加拿大元也达20-30%。当国际资本为赚取利率和汇率差价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频繁进出时，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国家出现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经营品种也不断多样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达1200多种,金融衍生交易额也不断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发展对资金和投资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为过度投机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衍生工具这一现代交易手段的推广,九十年以来以金融诈骗、银行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现代操作条件下，具有较大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间完成全球不同市场上的大笔投机性交易，实现巨额资金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转移，从而为引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际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趋势面前,由国际金融市场、本国金融调控和金融机构监管三个层次构成的金融监管却出现失控和乏力，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注5】。

(2)亚洲金融风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基础及金融体系方面的缺陷,便成为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内在原因。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

【注5】胡进、张才进：“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的四大成因”, 《港澳经济》,1997年第3期。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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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参见陈晓军：“泰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初步启示”, 《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达枝：《泰国货币危机：教训及其启示》,见《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国内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备，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不完善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点以泰国为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导致肆意借贷低息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五，政策失误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从泰国的情况看【注7】，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实行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汇率政策,无法与

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观政策没能协调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关系,从而产生经常帐户赤字；三是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没能处理好开产资本帐户与保护本币安全的相互关系。

第六，政府不当干预在引发投资者信心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暴。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方面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如印尼在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收紧资金流动，中央银行把利率上调2倍。另一方面甚至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类似做法，限制外国人进行外汇交易。结果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宣布限制后，投资人因无法自由买卖而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导致当日吉隆坡股市下挫，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跌。印尼的情况也类似，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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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参见谢多：“泰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调与货币危机”, 《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

3、对香港金融风暴的基本评价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反复冲击下, 香港不但未能幸免，反而一度成为金融风暴的主战场。港元数度遭到国际炒家的强烈狙击，但均被香港特区政府击退，确保了港元汇率的稳定。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提高利率也导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动，从而引发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为保证港元汇率稳定付出了重大代价。

香港金融危机的产生，既有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出现金融风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经济基础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似，在经济高度开放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各种背景性因素均会对香港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大致相似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产业结构和投资趋向引发的经济泡沫现象，以及长期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第二，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香港并不存在新兴市场化和经济转型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过分依赖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设施和金融监管条件还不成熟时盲目对外开放和实行金融自由化，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和银行资产质量不高等。与这些国家相比，香港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更为完善，这就使得香港具备了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可靠基础。第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而产生的香港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冲击联系汇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们认为，港股下跌决不仅仅是由于为稳定港元汇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实际上，对包括“中国概念股”在内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使股市风险不断积聚，才是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为确保联系汇率制而调高利率，不过是这种长期积累投机风险的释放诱因而已。

对于本次香港金融危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汇率稳定、继续与美元挂钩的地区。这表明与区内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具有更为稳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监管体系和经济基础，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能力更为强大。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香港能够成功地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进而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原因在于：（1）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经济基础稳健，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前景良好，尽管还存在一些内部隐患，但仍能从总体上为稳定汇率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2）联系汇率制度是实现港元汇率稳定的内在机制，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系列应对操作，客观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汇率稳定成为可能。（3）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亿美元），人均则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时财政盈余和储备十分可观，此外还得到外汇率储备量达134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这与金融风暴中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有限的现状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稳定港元汇率的重要条件。（4）香港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较为完善，特别是近年来实行了诸如修改银行条例、实施“会计安排”、“流动资金调节”、“即时结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银行体系的安全度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从而避免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方面的缺陷，为稳定港元汇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但仅靠提高利率来稳定港元汇率代价沉重。大量事实表明，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稳定器”，在本次金融风暴中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确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体经济基础的稳定与健全，从而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从1983年港府推出联系汇率制度以来，先后成功地渡过了多次政经事件冲击和港元风潮。实施十多年来，港元兑美元汇价最为低时为7.95:1，最高为7.714:1，港元汇率波幅从未超过2%，充分显示了该制度在金融危机时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维护金融秩序和市场信心的有效性。因此，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当然也应看到，在现行操作条件下，香港为保持港元汇率稳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价。

第三，香港为稳定港元汇率而付出的重大代价，客观上有利于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本次金融风暴表明，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内容的服务型经济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对香港而言，伴随经济转型而在香港实行多年的高地价高房价政策，以

及近期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从长期来看不但增加了香港总体运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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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饶余庆：“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与教训”，《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经济的泡沫成分不断加大，对香港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客观上要求对此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就是对香港前期发展模式的被动式过度调整。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客观上表明进行这种调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付出的重大代价，来换取对服务型经济主导条件下的发展路向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对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来说，这种代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势不会大幅回升，同时港元可能再度被狙击。港股经历了10月下旬的股灾后，其泡沫成分被挤了出来，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难以大幅走好：（1）东南亚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灾引起了纽约、伦敦、东京股市的震荡，并反过来影响东南亚及香港股市持续波动。这种相互联动局面一但形成，由于受惯性影响，一般不会马上停止。（2）目前亚洲金融风暴仍未有停息的迹象，特别是韩国与日本受冲击后，有可能进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围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动荡。（3）在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导致本国货币主动或被动贬值后，香港作为区内唯一保持汇率稳定且仍然实行原来联系汇率制度不变的地区，相对升值的港元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进而引发香港股市震荡。

二、金融风暴表明香港经济仍潜存隐患

1、缺乏弹性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和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通过银行套戥机制，实现港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注9】。实行十多年来，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确保了香港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参见图二）。但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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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参见饶余庆：《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刘志强、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 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吕汝汉：《香港金融体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

次金融风暴来看，联系汇率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香港未来的发展。

图二 港元汇率走势（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转引自刘志强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第14页，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

（1）联系汇率制存在内部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虽然套戥机制使得港币兑美元保持稳定，但由于这种稳定是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与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实现的，因此产生以下两大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别是在两国经济水平有所差异的条件下，两种货币的市值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从而创造出

http://..com/question/7347252.html?fr=qrl3

I. 亚洲金融危机各国（除中国外）为何货币贬值

要解答这个问题，先要知道亚洲金融危机是怎么来的。
当时东南亚各国大多都是采用“固定汇率制”，即一国不论国际收支如何变动，汇率都保持固定不变。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浮动汇率制”，净出口变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国际热钱进出等国际收支变动都会相应使一国汇率发生上下浮动。
两种汇率制度各有利弊，但一般来说浮动汇率制是比较好的，因为汇率的浮动能反映出各国货币的供求，乃至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象，如果A国的商品物美价廉，并且人们需求旺盛，而B国的商品价高质次，没有人买，那么A国向B国的出口就会大幅增加，现在问题出来了，如果A国采用固定汇率制，那么B国进口一定量的A国商品就永远是一个价钱，这就使国际贸易的经济效率降低，因为供不应求时理应价格上涨，这是价格规律，是市场机制，而现在A国商品大量出口，对B国却始终不涨价，这样就违背了市场原则。而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索罗斯看到亚洲多是采用固定汇率制，才决定对其金融体系进行冲击。
一国要维持固定汇率，需要政府的市场操作。当本币升值时，货币当局一般会采取两个方法使本币相应贬值以稳定汇率：一.买进外汇。（央行在市场上买进外币，卖出本币，会平衡货币供求，平抑升值趋势）二.降低利率。（原因有二——1.由于利差交易，本国降低利率会使世界市场上以本币投资的利息变低，这样就加速了本币流出，使本币出现贬值；2.降低利率会使境外持有本币的收益减少，促使外资流出，使本币贬值）而当本币贬值时政府就会采取相反的操作。
索罗斯第一个下手的是泰国，而他是怎么打破固定汇率制的呢？
首先，索罗斯将手中大量的美元逐步兑换成泰铢，这时泰铢就产生了升值压力，泰国政府将市场上的外汇吃进，以平抑外汇波动。然后，他开始大规模疯狂地抛售手中的泰铢，使泰铢短时间内面临大幅贬值的压力，这时泰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大量抛售其外汇储备，承接索罗斯抛售的泰铢，但由于其外汇储备不够多，很快就没有外汇抛售了，于是泰铢就出现了贬值，索罗斯抛售泰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美元。接着索罗斯又以更多的美元逐步买入泰铢，再像刚才一样疯狂抛售泰铢，又换得更多美元，循环往复。就这样，泰铢在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下大幅贬值，国内产生了恶性的恐慌情绪，所有的民众都争先恐后地将手中的泰铢兑换成外币，更加速了泰铢的贬值。最终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
如法炮制，索罗斯还攻击了亚洲多个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纷纷得逞，使亚洲出现了普遍的货币贬值。
而索罗斯在香港碰了钉子。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即汇率在人为操纵下“相对固定”。当索罗斯按照上面的方法攻击港币时，中国政府出手了，由于中国政府拥有非常多的外汇储备，当索罗斯抛售港币时，中国政府大幅抛售手中的外汇，承接港币，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当大，有足够的外汇用于抛售，因此最终没有让港币贬值，成功地维护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而中国本身由于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账户还没有充分放开，外资流入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监管，因此也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

J. 索罗斯引起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分别采取什么措施应对

从大的方面来说，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根据各国的国情各国所采取的方法都不大相同，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的对策，一是：危急中的措施；二是危机后的措施。首先是危急中，各国采取的措施普遍都是围绕着“汇市”、“股市”和“期市”和对冲资金进行反向操作，但各国较于外汇储备的金额不足（外汇储备＜对冲资金）而相告失败。其次是危机后，各国受损失都较为严重，各国都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的的外汇管理制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总的来说分为三大改革方向：（1）变固定汇率为浮动利率，（2）加强了热钱进出境的管理，（3）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