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重要性

Ⅰ 汇率制度的重要性

对制度的重要性是为了促进国际上的金融贸易，促进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阐释。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Ⅲ 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中的重要性

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中的重要性：通过放贷发行货币，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控制准备金来控制商业银行放贷，从而控制货币发行量。

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货币政策的传导、流动性的“吞吐”，主要是以商业银行为载体进行的。

资金从银行融出后，逐步渗透到整个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进而进入实体经济，形成了逐级扩散、逐级传递的“晕轮结构”。银行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经营手段的变化，会放大市场流动性走势，对流动性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3)汇率制度重要性扩展阅读：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在货币政策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变化将会放大市场流动性走势，对市场整体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首先必须要防范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视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对流动性、市场等风险重视不够。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利率、汇率等几乎不变的“常量”，都已经成为“变量”。这些“变量”波动，会带来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需要引起更多重视。

Ⅳ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它们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彼此是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不能互相替代。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六年来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离不开货币政策的配合与支持。本文将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方式。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范围的不同要求两者必须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以调节社会总需求为基点来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政策，但两者的调节范围却不尽相同.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主要在分配领域实施调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实现的、其调节行为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正是这种调节范围的不同，使得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社会总供求的调节都有局限性。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两者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上，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滞性不同要求两者协调配合。在政策制定上，财政政策的变动，需要通过立法机构、经过立法程序，而货币政策的变动通常由中央银行决定；在政策执行上，财政政策措施通过立法之后，还要交给有关执行单位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诸实施。因此，财政政策的决策时滞＿般比货币政策要长。但是，从效果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则可能优于货币政策。由于财政政策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影响利率水平的变化，通过利率水平变化引导经济活动的改变，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是间接的。从这一点分析，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所需的时间要长。
由此看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有「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方式
1.在1998年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同时松动，既有总量措施上的配合，又有结构措施上的协调。既有间接调控手段上的组合，又有直接调控手段上的搭配。譬如，在总量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向松动。在结构方面，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对象结构的优化同信贷投入结构的调整并行不悖。这至少反映在三个侧面，一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财政建设性支出的扩大与以上述领域为重点的信贷投入的增加遥相呼应；二是在财政下调小企业增值税率的同时，银行也开始消除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歧视，并一再强调改善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三是在财政增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经济性支出的同时，银行对个人消费信贷的投入比重也大幅上升。在手段方面，政策支出、信贷规模、外汇管制等直接调控工具与税收、利率、准备金率等间接调控工具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适用范围；建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货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贷款融资创造条件等方式来拓展货币政策作用的空间。在货币政策方面，也通过一定手段使之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如建立向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的正常渠道和机制，增加再贷款投放；适时增加公开市场的操作频率，扩大可进入公开市场的金融机构范围，完善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使之成为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中央政策工具；要求商业银行合理配置分支行贷款权限，建立合理的贷款约束和激励机制，把握好贷款的投放，支持经济发展；逐步放开管制，让商业银行自动购买和持有各种债券。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投资需求的扩大，需要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8000亿元的国债资金，拉动了大批的社会投资，而社会资金的大部分，是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样离不开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支持。近年来，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不仅仅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落到实处，更直接扩大了内需。
2.2003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出现了政策冲突的现象。2003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金融机构贷款大幅度增加。2003年下半年，央行加大央行票据的发行力度，力图收回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缩货币信贷量过快增长的态势。然而，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8月23日，央行被迫给出货币政策的一剂“猛药”，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到7%。综观2003年货币政策实施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央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采取回购方式和发行央行票据，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已使货币政策实际走向紧缩，而财政政策仍然积极。因此，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一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以增发国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货币供应量和银行贷款的过度增加。银行机构构成国债的主要买主，银行机构购买了大量国债，会增加货币投放。据估算，银行机构增持国债而创造的货币，约占货币供应量的10%左右。另外，银行机构需要为国债投资项目提供配套的贷款，以及财政贴息而带动一部分银行贷款，这些也会推动银行贷款的增加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大。
2003年趋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影响了国债的发行。由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一直倾向于控制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频发票据回笼货币，特别是央行决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市场由此产生利率上涨预期，打压债市，影响了国债的发行。为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完成2003年的发债计划，财政部被迫调整第四季度国债发行品种，且采用先发行、交易，然后再缴款的方式。
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国债市场分割成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国债发行体制在国债利率市场化、国债品种多样化和国债期限分布平缓化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使中央银行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的微调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和很难兼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国债管理部门难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有效实施国债发行和债务管理操作。另外，我国目前财政投融资体制存在的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效益低下，盲目、重复建设现象普遍，以及财政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等问题，导致财政、金融部门职能界定不清，影响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3.在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投资过热的条件下，为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将转型为中性财政政策，与略微从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并推进国债运作管理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鉴于我国经济形势已经趋向好转，积极财政政策将转型为中性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减少国债的发行规模。同时，由于我国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欠债很多，所以要调整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更多地注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投入，加大对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重点转向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要合理、灵活、及时地应用各种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时机成熟时也可进行税制改革，重点由拉动投资需求转移为调节社会分配、拉动消费需求。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确立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实施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使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地增长。
为抑制投资过热，防止物价全面上涨，应实施略微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2004年3月24日央行宣布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同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从2004年3月25日起，对期限在1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0.63个百分点。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又于4月25日，再次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直接冻结资金1100亿元，按货币乘数效应估计会收缩资金3000亿-4000亿元。4月25日开始实施的这两个政策突出的特点，是对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实行这个政策，其目的就是要保证春耕生产对资金使用的需求和农业领域的其他有效资金投入。这一政策目标非常明显，就是体现了中央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保证农民增收致富的政策意图。
为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大幅增加的势头，中国银监会发出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监会派出机构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加强贷款的风险管理。通知指出：对于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各商业银行一律不得发放新的贷款。已给予授信和已发生贷款的要采取适当、稳妥的方式予以纠正，适时、适度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以及房地产、汽车等过热行业贷款进行合理控制。但对于煤炭、电力、石油、交通、供水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要给予重点倾斜。银监会要求各银行要严格执行审慎的贷款准备金制度，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并加强对贷款的逐笔、实时监控，对重点机构和客户进行直接监测。
推进国债运作管理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国债运作管理方面，可以考虑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即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的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这个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为解决财政部发行短期国债缺少动力，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又缺乏短期国债作为操作工具这一矛盾，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可不列入当年的国债发行计划，当财政账户出现临时性头寸不足之时，财政部可以迅速发行短期国债用于周转。在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应相互配合与协调，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在财政政策转型的过程中应重点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全局性的问题，促进第三产业的恢复和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保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要防止货币供应总量和信贷规模大起大落，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行为的监督管理，降低金融风险。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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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从2002年末以来，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级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到2005年前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强迫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美元每天浮动范围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上下3‰之内，对非美元则在1.5％的范围内浮动。然而，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并非受到上述国家的压力，而是出于对未来的发展道路的高瞻远瞩，主动的调整。之所以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来改革汇率机制，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外开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等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占款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发行票据对冲，提高了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据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保持高速态势，物价涨幅等则持续下滑，为汇率机制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而美元持续反弹，欧元和日元回软也为改变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创造了良机。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一)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于人民币改革后有一定的升值，面临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
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有如上的成本发生，即使有，其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高盛银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调整不会给出口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与中国独特贸易结构有关。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工缴费，与汇率的变动基本没有关系。进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也相差不大。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的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人民币升值2％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后，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FDI有太大的影响。
3.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家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生产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退一步说，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几乎没有改变，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务部门增加就业机会完全可以弥补出口部门减少的就业机会。
4. 央行汇率改革使用“参考”而非“盯住”货币篮子的做法，其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更具灵活性的同时，央行对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影响。所以，央行必须在行使灵活的相机抉择权和维护汇率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汇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更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改革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新汇率制度对我国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虽难以平衡国际收支，但大幅度减少央行的干预频率
汇率改革后国际收支状况仍然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从2005年以来，我国月均外汇储备增长在150亿美元左右，近三个月更是到达了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始终在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当期的储备增长扣除外汇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外都是热钱。以2004年的国际收支为例，全年顺差20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31亿美元，这并不能理解为其余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都可归纳为所谓“热钱”，其余大多数差额，是可以用经常转移、证券投资和贸易信贷来解释的。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的总额也在2％左右，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国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高出低进使得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预期下半年中国外贸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22％和18％左右，可实现顺差300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依赖汇率改革，并不能迅速、显著的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基本平衡的轨道上来，所以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少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以防止汇率出现过大的波动，而不必每天进行干预操作，这时的外汇市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汇率的变化。
带来金融创新热潮
汇率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一个常态，因此需要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和锁定风险，其本身就意味着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下半年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等产品。8月9日，央行决定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将有助于稳定现行的汇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人民币的下一步波动的预期，同时给市场一个导向，从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提高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动”考验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难度，对于这次汇率改革，银企如果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是远远不够的。
就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必须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必须对来自居民、企业和同业的外汇供求有差别化的定价能力，必须对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兑美元等即期品种和其他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非美元品种具有差别的定价能力。这种审时度势的差别定价，较之央行为外汇交易市场确定的波动区间要灵活得多。如果商业银行忽视了汇率改革带来的风险定价挑战，其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结售汇净头寸的汇率风险，以及外汇代客理财业务风险等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

三、我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向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回归，其优势是明显的，但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较快的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是因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还很不发达。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金融市场无法在整体上做出灵敏的反应和自发的调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场的严重失衡和秩序混乱；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宜的资产头寸调整，从而发生严重损失。目前我国正规的外汇市场只局限于少数银行，企业个人无法直接进入，还没有外汇期货市场，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也没有全面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进出口企业将很难通过外汇交易来规避汇率风险。
(2)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汇率制度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国际金融制度与规则接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对政府依赖的惯性，企业除了考虑从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和发展外，还特别注重从政府及其政策中谋取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将可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招致强烈的反对，汇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并可能造成经济的大幅动荡。
(3)我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还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放开汇率，贬值预期会造成人民币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预期会造成外币存款被大量提取，严重时可能引起挤兑，引发银行危机，并由此爆发货币危机。
(4)我国市场化的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体系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习惯于在狭小的外汇市场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汇率，缺乏一套开放市场条件下外汇管理和市场干预的制度、规则、手段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放开汇率，就未免会出现市场混乱、汇率失控等问题。
(5)我国货币错配矛盾突出。根据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义，所谓货币错配是：“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就越严重。”
货币错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外因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格局的自然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欧元来承担，这事实上将欧美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边缘化”了。由于国内货币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就内因而言，资本市场普遍落后和汇率长期保持固定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在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缺乏有效资金来源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到海外去筹资，而难以寻求到有效投资机会的“过剩”储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本币，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跨国资本流动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从形成机制看，中国难以避免货币错配。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为时甚远，因而“原罪”和“高储蓄两难”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这无疑加剧了货币错配；此外，长期实施得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使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错配麻木不仁。简单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占M2的比重已达27％，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外债余额在2004年已经高达2285.96亿美元的现实，货币错配矛盾显然更为突出。巨额的货币错配使得中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

四、完善我国汇率机制的配套措施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日渐推进，我国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避免货币错配风险的失控，避免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为保障，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推进改革，以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一，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助于控制货币错配风险。首先，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威胁促使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了国际储备。从“保持信心”看，国际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胁”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的汇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较高水平的国际储备可以保证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门的货币错配，通过政府承担货币错配损失来避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全面冲击。

第二，积极参与和构筑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地区经济与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为区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强了亚洲资金自我循环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参与和构筑亚洲货币合作。(1)以积极的姿态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2)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两种新的优势，并积极推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使其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功能互补，由此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功能。(3)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4)积极加强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中央银行的合作。(5)积极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并与亚洲各国及时交流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与教训，共同建立亚洲地区金融风险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微观制度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货币错配的起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管理货币错配奉献的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稳定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应当逐步过渡到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从控制货币供应转向调控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审慎的财政政策来稳定公众与企业绝对必要。对资本市场发展而言，仅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还不够，加强微观制度层面的建设同样重要。同时，中国在微观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存在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因素，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第四，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汇率改革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新的压力：短期资本流动更频繁；资本流动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汇管理的有效性难以保证。针对国际资本的非均衡流动，现阶段应采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变应万变”，能应对“升值”和“贬值”压力交替出现的、均衡管理的新机制：合理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利用利率和汇率的变动来影响宏观经济；灵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流出入并重，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有效应对“升值”和“贬值”预期的转换。同时，一方面，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是加强外债管理和外汇储备管理，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汇率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带来的“过度”国际借贷和“过度”国际投资。

第五，加强宏观政策的搭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汇率政策几乎缺失，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将由中间道路向浮动汇率制度演进，汇率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因此，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合理搭配。(1)明确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汇率纳入货币政策的框架之中，并使汇率政策发挥其市场调节的作用。(2)运用创新政策工具。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特别是面临严重困境时，可及时采用创新政策工具，以摆脱困境。(3)妥善处理好汇率稳定与汇率失调的关系。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

Ⅵ 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如公众的预期、货币政策
时滞、工人对物价上涨的谈判等。结合我国实际，下面将从货币
状态、工人对物价上涨的谈判来分析影响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有效
性的因素。
1．从货币状态考虑
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量。但
流通中的货币量并不一定是在发挥着实际作用的，及所谓的货币
沉淀现象。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预期大都是根据货币数量学派的
长期无效性理论推理出来的，认为货币政策会因为预期的存在而
只会导致通货膨胀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现代货币主义的开山鼻祖
弗里德曼也认为只对短期产出有影响，以他的研究，货币供应增
长延时平均一年和一年半，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从现实来看，货
币信贷快速增长，而物价却依然是负增长。2009年7月末，M2
余额5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2％，。从信贷来看，金融机构
各项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33．9％，增幅比2008年末高出l5．17个
百分点。相比之下，物价一直低位运行，卜7月份CPI和PPI
都为负数。这组数据表明，快速的货币信贷投放对物价几乎没有
产生仟何影响。
其原因就在于，货币同质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货
币实际上具有不同的“状态”，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
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同时期的货币流量和货币
存量不是“同质”的，但统计数据掩盖了这种差异。在经济危机
时，经济变冷，投放出来的货币相当一部分就会被“冰冻”起来，
就像水流遇到零度以下的温度就失去了流动性，流动性从过剩变
为紧张。特别是我国居民储蓄倾向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货币沉淀
现象就会更加严重，即出现了内需不足。而货币供给是完全由货
币需求决定时，央行坚持经济发行，物价才会平稳，经济能够不
受通胀或通缩的困扰。货币需求的确定不是一件易事，受货币不
同状态的影响使得货币供给很难确定是否是超出还是过少。例
如，我国2008年初股市强劲时还在讨论如何预防流动性太多，如
何抑制通货膨胀，到2008年四季度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流动
性突然消失不见了，货币政策由从紧变为宽松。因此说需求变动
8．I essu e
是极其不稳定的。如果仅仅从货币数量来看，流通中的货币量并
没有减少；相反，相对于经济滑坡，货币是“过剩”的。然而现
实并没有遵循货币数量论的逻辑，而是依据“货币状态”的变化
调整了货币政策。
现在的“货币状态”是否已经改变，进而要求调整货币政策
再次由松到紧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数量上说：去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达到34％左右，高于2003年-2007年31％的平均增速，成
功对冲了出口不足对经济的影响，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产能过
剩。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保证在建项目，其增速可能要降到
20％一25％。从出口方面：今年贸易摩擦可能增多。而且美国过去
依靠负债消费，如今储蓄率有所提高，美国对我国都是贸易逆差，
而金融危机后新一轮调整正在深化，未来几年贸易需求不会很活
跃。从结构上说：我国出口需求型企业现以满足内需来缓解出口
压力，但内销产品是否适销对路也会使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危
机。综上未来我国仍可能出现需求动力不足的问题。
2．新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不适用
我国工会发展不够壮大，工人对于工资的谈判能力和欲望都
较差。附加工人对工资的谈判的新菲利弗斯曲线在我国并不适
用。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在信贷规模扩大时可能不升反降。
从我国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的效果来看，2009年12月末，M2余
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8％； M1余额为22．00万亿元，
同比增长32．35％；MO余额为3．82万亿元，同比增长11．77％。全
年累计净投放现金4027亿元，同比少投放71亿元。最需要现金
的农民工可拿到的现金反而减少了。这说明大量投放的货币信贷
不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和政府的投融资机构手中。至于股市、
楼市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恰恰说明居民购买力不足相当严重，
流动性并非过剩。除了政府的大项目和大企业之外，实体经济依
然缺乏流动性；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就会造成储蓄增多，
如此等等，均说明当前流动性滞存短期内难有改善。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是仅仅依据货币数量论的逻辑
主观推导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收紧货币信贷政策，将会导
致实体经济中流动性紧缺雪上加霜。
希望采纳

Ⅶ 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背景、必要性和影响。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不同地搭配，目的最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是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是发达国家。所以 运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

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是1998年以后逐渐形成的。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含义是指：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提法，它讲的是制定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它不同于经济学教科书关于货币政策操作层面的提法(如“宽松的”、“中性的”或“紧缩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稳定币值目标相联系，它包含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两方面的要求，它不妨碍根据经济形势需要对货币政策实行或扩张、或紧缩的操作。

中央提出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经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到1997、1998年，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已相当突出，当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面临化解金融风险和防范出现新的更严重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二是当时尽管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已经暴露，但是最突出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实际有效贷款需求不足；三是由于过去我们长期实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企业高负债经营，自有资金比例很低，再继续大幅度增加贷款，不良贷款问题会更加突出；四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包括了对货币政策的运用，财政增发国债，银行参与购买，其本身就包含了运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容。

1998年以来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1998～200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基本控制在14％～15％之间，与过去一些年代货币和信贷大起大落相比，近几年我们终于把货币信贷的增长调控得比较平稳了。二是信贷结构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一系列信贷政策的推动下，个人住房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和农业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在当年贷款新增额中上述三项贷款大体占七成，信贷结构的这种调整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保持了国内金融稳定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1997年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开始出现支付问题，近几年利用通货紧缩时机增加再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关闭了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保持了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对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也符合我国国家利益，这几年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四是基本实现了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1998年1月1日取消贷款限额控制后的这几年，公开市场操作实际成为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几年来，国民经济成功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基本保持在 7％～8％，物价基本控制在零上下波动。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精确估计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货币政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几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物价的持续平稳，的确是与货币和信贷的持续平稳增长同时出现的。回顾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国经济多次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波动，虽然每次原因都比较复杂，但每次经济波动都同时伴随着货币信贷的大幅度波动，货币信贷的大幅度波动无疑是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重要条件。近几年，贯彻稳健货币政策方针，我们坚定地将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作为重要目标，在具体操作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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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中的重要性

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和特殊群体，其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城市信用社，当时的业务定位是：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经济搭桥铺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发展到了5000多家。然而，随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城市信用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许多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中央金融主管部门整肃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至今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已有112家，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的城市商业银行112家，营业网点5162个，从业人员16.9万，生产总额14552 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6.27%，占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7.7%。
经过近10年的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尽管其发展程度良莠不齐，但有相当多的城市的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并通过各种途径逐步消化历史上的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转变经营模式，在当地占有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其中，更是出现了上海银行这样发展迅速，已经跻身于全球银行500强行列的优秀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我国正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当数量和规模银行阶层，与四大国有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一起，形成我国银行业4、12、112的格局

Ⅸ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要性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选择作为调节对象的目标。
中介目标之所以重要，在西方货币理论看来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人们长久以来认识到货币政策作用机理具有滞后性和动态性，因而有必要借助于一些能够较为迅速地反映经济状况变化的金融或非金融指标，作为观察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信号；
二是为避免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需为货币当局设定一个名义锚，以便社会公众观察和判断货币当局的言行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