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综合当前的经济形势， 分析我国中央银行如何运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其效应如何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债券正回购、降低再贴现率、都属于常用的释放流动性工具。最后可能刺激力度比较大的，还有直接调息或者不对称调息。
㈡ 运用宏观调控理论分析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作用的必要性及其政策配套选择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中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日渐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阐释。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应尽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作用。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主权基金。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080305/11034582673.shtml
㈢ 请用IS-LM模型来分析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经济政策。
摘要 关键词：IS-LM-BP模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㈣ 汇率选择理论分析中国目前应选择怎么样的汇率制度
那么，一国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同于国际汇率体系的选择。相对国际经济体系而言最优的汇率制度，并不总是适合某国某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即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但是要确定一国较合适的汇率制度，不得不考虑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汇率制度、调节机制、资本流动甚至不同的政治体制等因素。同时，如前所述，既然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固定、浮动汇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机的冲击，那么在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具体如何选择，或者说，应注意些什么？ （一）寻找最优货币区实际上，只要允许国际间的交易，则两个市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互作用，即不论采取何种汇率制度，经济周期的相互传递不可避免，只是传递的方式不同而已。传递的程度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特征（以不同的弹性表现，大国与小国又有明显的区别），由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尽相同。换句话说，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只是在选择与外部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传递方式而已。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在《资本流动和国家相对大小》一文中，在一个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证实了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本国和世界的影响。证明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没有完全丧失，而是传递到了国外；在浮动汇率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并没有丧失，而是传递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二）大国、小国与发达、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选择一国的经济特征，首先是大国与小国的区别。汇率作为国家之间的货币比率，当一个国家没有对外经济联系时，汇率就没有意义，这时任何汇率制度都没有区别。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必然是基于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经济联系基础之上的。同样，这个时候所谓的大国、小国，也与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闭关锁国（或严格控制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的情况下，即使是像中国一样的大国，在这里也不能认为是一个大国。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的波动对世界无足轻重，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来说也是微不足道。因此，这里的大国、小国，既与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的多样性有关，也与一国对外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于大国和小国，具有不同的意义。以上的讨论都以小国为基础，即本国的宏观政策、经济行为不会对世界经济、货币环境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对于像美国、欧盟，甚至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其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影响。类似于完全竞争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够的分析线索，这些大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三）资本账户管制是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以上分析，原则上是建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实际经济生活中，一国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管理这种“计划经济”手段，来调节两个国家货币、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并从数量管理上作为汇率这一价格机制的一种补充。或者说，资本账户管制规定了两国在哪些金融市场将相互融合，哪些市场将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从而规定了汇率波动所反映的市场范围。资本账户的管制状况，是一国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影响着最优货币区的选择。 （四）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谁主沉浮历史上，单个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影响汇率制度的最终表现，不仅仅是汇率制度本身的差别，它还与政治环境、国际资本流动有关，与国内的经济表现、宏观调控目标、监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观结构有关。说到底，汇率制度是从属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其作用发挥的优劣结果也是整个货币体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单纯从一国汇率制度判断其最后结果的优劣，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本身，相当程度上只是国际政治环境、资本流动，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演进和国家间竞争的一个反映。由于存在网络效应，在汇率制度具体形式的选择上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决的矛盾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五）中间汇率制度是对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扬弃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汇率，除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外，还存在大量介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间的各种中间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一种组合，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所钉住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条件下则允许本国采取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格夫 （1995）等依据资本高度流动使得汇率承诺变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两极论”或“中间空洞论”汇率制度假说。“两极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要么是固定汇率，要么是浮动汇率，没有中间汇率可以选择。如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格夫认为，“形成和保持信誉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像欧洲货币体系（EMS）那样的宽幅汇率目标区也面临投机攻击，因而浮动汇率与共同货币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视汇率制度转换过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后想指出的是，汇率制度选择是否合理，有否风险，不仅仅是被选的汇率制度本身，还涉及到从被选前的汇率制度向被选汇率制度这一转换过程本身。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汇率制度频繁变动（见表4-9）。1975~1999年各国汇率制度变动次数合计高达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数最多的就是单一货币钉住制度，而同时转换到这一制度的为39次；进入合计次数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预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达107次，而同时转换出这一制度的为82次。从每种汇率制度实际采用的时间看，严格钉住制度的久期最长，均值为14.9年，中值为23年；单一货币钉住和货币篮子钉住的久期次之，均值为9~10年，中值为6~8年；浮动汇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为4~6年，中值为2~4年。这表明，一是汇率制度转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会一劳永逸。当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因素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重新面临选择。即汇率制度的选择不是一个静态问题，而是一个动态转换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起码这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国际汇率体系历史性特征，即使因美国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机，但全球都在探索国际体系重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这一历史性特征仍不会消失。二是一国汇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转换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复和转轨。
㈤ 今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及货币政策取向变化后对经济金融产生的影响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对兰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应有发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经济"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转变，增长方式也由粗放经营开始向集约经营转变，人民生活已告别短缺，跨越温饱，步入小康。与此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也能动地作用于经济运行，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兰州经济25年来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跌荡起伏的周期增长发展过程，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过程相伴随,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其中1997年以前,面对卖方市场的情形,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1997年以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情形,政府实施了更具有市场经济意义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具体说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8-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1998-2003年上半年；⑥2003年下半年-至今。本文着重从后四个阶段谈谈国家宏观调控对兰州经济的影响。
一、1988-1990年治理整顿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始于"六五"中后期全国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七五"中期其所日趋积聚的诸多问题显露出来，信贷投资和消费失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为此, 从1988年10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 把稳定通货、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适当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延期归还企事业单位的国库券本息等。在行政手段方面，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部分商品实行控购（如控制社会集团的商品购买）、清理公司、凭证供应；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相应增加国家的物价补贴。通过治理整顿，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治理整顿初见成效。这个时期宏观调整和紧缩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国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价补贴，以直接调控为主。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治理整顿背景"高增长、高通胀"略有不同，兰州市呈现"低增长，高通胀"局面，即所谓的"滞胀"。自1979年开始的三年调整整顿期和党的十二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后，全市经济在1982年逐渐步入正轨，1983-1985得GDP每年增速均在11%-17%高位运行，1984年达到高峰，除1985年与全国持平外，1983、1984年分别高出全国0.5个和1.8个百分点。进入"七五"时期，受"六五"中后期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七五"初期，兰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已开始急剧膨胀，增长率突破26%，高于全国4-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受1987年一产下滑12.4个百分点，1988年三产又滑落10.2个百分点影响，呈逐年下滑之势，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13.5%、1986年的12.3%、1987年的7.8%，滑落至1988年的3.8%；物价上涨指数从1987年始逐步回升，由9.8%上升到1988年的25.1%。
国家紧缩政策实施后，对兰州市经济产生了以下影响：
1、一定程度上初步控制了兰州市总需求的膨胀，投资、消费全面下降，市场极度疲软。198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急剧下滑，仅为8.13%，比1987年下跌18.14个百分点，1989年呈现负增长，比全国下降7.2%的降幅还低4.23个百分点；消费活动由非理性的抢购迅速降温，消费水平增速由1988年的36.82%滑落至1989年的11.48%，1990年出现负增长，下降13.15%。
2、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缓解，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势头得到缓解。物价上涨指数从1989年开始由1988年的上涨25.1%快速回落，1989年物价指数为116.3%，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
3、本已低速运行的经济急剧滑入低谷。由于采取"急刹车"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在"七五"后三年都在低于5%的水平上运行，1991年经济增长跌至2.2%。整个"七五"时期经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年均增速仅为6.41%，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全省1.46和3. 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后几个五年计划期的最低点。
二、1993-1996年适度从紧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低谷。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八五"时期除1991年外，其它4年全国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伴随经济的高增长，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业严重膨胀，开发区盲目扩张，信贷投资猛增。面对再次过热的国民经济，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改进调控方式等经济政策，出台了宏观调控16条措施，加强和稳定农业基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强化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煤炭、电力、钢铁、建筑材料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大幅度地增加农业优质品种的产量；按照规模经济、合理布局和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等手段，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规模之内。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运用多种手段改进金融调控方式，注重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改变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和货币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央行再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两次利率下调，调整了货币结构，通过控制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将现金发行控制在预定的调控目标之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坚持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再辅之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利率、汇率、价格、关税等经济杠杆，国民经济调控方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本轮调控中兰州与国家的背景基本一致，都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膨胀"，但受地处西部内陆边远地区限制，兰州市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滞后，存在着一个政策时滞期。全国经济1991年就已开始回升，GDP增长率由1990年的3.8%上升到9.2%，1992年达到高峰期，为14.2%；兰州经济则从1992年开始逐步回升，由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4年达到高峰期，增幅为12.6%。投资增速全国1990年开始回升，1993年达到高峰；兰州则从1992年开始回升，1994年达到高峰。1993年全国经济就已开始回落，兰州则从1995年开始回落。
经过三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兰州经济逐步走出低谷，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1、以重工业、基础原材料产品为主的工业格局相应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空间，生产开始得到有效调整，扭转了1992年以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1993-1995年工业增加值以9-15.3%的高速运行,占GDP的构成由1992年的45.85% 逐步上升到1993、1994、1995年的50.91%、51.51%、52.02%。
2、投资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迈出重要一步。1994年国务院五部委确定建设兰州商贸中心后，为了改善投资硬环境，政府加大了对旧城区的改造，进行了几条主干线道路的拓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993-1995年基建投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均超过了50%，改变了过去投资主要以二产，尤其是工业为主的格局。在国家1994年投资逐步回落时，兰州市则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93-1995年投资年均增速达37.31%，高于全国1.97个百分点,使整个"八五"时期投资年均增速达26.56%,成为兰州市各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建设搞得最好、增长最快的时期。投资结构方向的调整,同时也加快了兰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全市三产年均增速达8.81%，比"七五"提高了4.25个百分点。
3、物价指数逐渐回落，总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物价指数方面，市上通过加大实施各项宏观调控和平抑物价的力度，加强对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粮油、肉、菜等商品的最高限价、差率控制，同时大力组织供给，物价上涨指数在1996年由1994、1995年的21.9%、15.5%回落到5.7%。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经济增长幅度由1994年的12.6%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1%，实现了"软着陆"，使"八五"时期成为兰州市改革开放20多年中（除"十五"前三年）的顶峰期，GDP 年均增速达9.12%。
三、1998-2003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1997年，为巩固前三年"软着陆"成果，中央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针对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的新情况，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运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1998年由于遭受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从反通货膨胀转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辅之以产业和贸易等各种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政策，如：增发国债用于企业技改贷款贴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企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城镇居民低保对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开征利息所得税、鼓励消费信贷、延长法定节假日等；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退税力度，支持出口；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债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此外，财政政策还进行了分税制和税制改革，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支持。在货币政策上，目标是稳定币值，支持增长，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汇率稳定。一是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二是注重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多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运用利率手段，自1996年以来连续8次降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三是发行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降低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从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以前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上来。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本轮宏观调控背景一致，"九五"初期兰州经济"软着陆"后，到1998年经济一直呈下滑态势，由1996年的9.1%下滑至1997、1998年的8.7%和8.3%，增长率一年滑落0.4个百分点。物价上涨指数也逐年下滑，由1996年的5.7%滑落至1997年的1.5%，98年出现负增长。1999年兰州经济发展出现拐点，自2000年起，一路稳定走高。
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兰州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1、基建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一、三产升，二产降，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得到大大改善。基建投资结构在"八五"得到调整的基础上，"九五"初期又回复到以二产投资为主的局面，1996、1997年其比重达到62.37%和57.23%，三产投资比重下滑至37.63%和42.76%，一产维持在0.01%以下。随着国债投资向西部的倾斜，尤其是农林水利、铁路、通讯、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加强，兰州市基建投资中用于三产的比重稳步提高， 1998年上升至57.68% ，1999-2003年为69-77%之间，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占三产比重达到33-45%之间，用于一产的比重上升至1.3-5.9%之间。二产比重下降至20-29%之间，投资乘数效应的释放，使1999-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0.42%，超过同时期全市GDP增速0.78个百分点。
2、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得到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逐步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以高新技术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轻纺、仪器机械、建材等传统产业进行的升级改造，为兰州市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经济效益和实力。2000-2003年全市用于工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技改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由35.43%上升到75.05%。四年累计投入141.07亿元，年均增长23.23%。工业技改为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九五"末期止跌回升，由1998年的5%上升至1999、2000年的7.01%和7.9%，进入"十五"时期摆脱前两年的弱势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发展的好势头，2001-2003年工业增速分别达到10.1%、10.84%和11.9%，促使1999-2003年年均增速达9.53%。
3、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力的拉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避免了兰州市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的趋势。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逐步反弹，2003年达到11%。"九五"时期GDP年均增速8.58%，"十五"前三年达到10.48%，为最高期。三次产业结构也由1999年的5.7:51.7:42.6调整到2003年的4.2:52.8:43，总体上呈现一产降，二、三产升，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四、2003年下半年以来冷热兼治、双向使劲时期（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面对经济在"十五"前三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部分行业盲目重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以及乱占滥用耕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问题，继发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工业、投资"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一定范围的"油荒"和"煤荒"，煤电油运等供应全面紧张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为了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从2003年8月起，以央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为标志，国家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型力度。特别是从今年4月份以来，面对物价上涨逼近5%的临界线，国家果断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取向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并对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土地管理等，适当运用一些行政手段。具体包括：
一是加强货币信贷投放调控。央行在去年8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同时，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加较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收紧放贷能力。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钢铁等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支持有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
二是围绕产业政策准入，严格用地管理。开展了土地市场特别是开发区的清理整顿。从5月份开始冻结土地审批半年，农转非用地半年内停止审批。停止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配合做好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工作，严格加强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三是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
四是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部分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钢铁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以上。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市场准入标准，从严审核新建项目。
五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限制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达到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用电用油用煤额度。加快能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调整煤价和电价，实行新的用电政策。全国范围内提高电价，取消地方出台的优惠电价，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积极疏导矛盾。组织开展全国资源节约活动，号召把节能特别是节约用电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六是鼓励和扶持粮食生产。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对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等。
这一时期国家运用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主要向两个方面侧重，既 "防热"，控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又"升温"，加大对农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与前三次宏观调控不同，本次调控充分体现了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注重实效的方针。1至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4.8%,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8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增速比4月份和3月份分别回落16.4和25.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过快势头有所遏制,房地产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势头开始回落，粮食价格趋稳，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减缓。财政支出增速成明显减慢，银行信贷有所控制，贷款余额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应
这一时期兰州与国家宏观调控背景略有不同，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的不明显，也未出现过热现象，但宏观政策影响已开始显现。"十五"前三年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9.9-12.85%之间，2003年仅为9.97%，均低于全国，且差距日渐拉大，2003年相差16.74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低于全国7.07个百分点,尚未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现象。2001-2003年全市工业年均增速与三产年均增速相差仅0.26个百分点，2003年相差0.9个百分点，二、三产同步协调发展，而同时期全国工业与三产年均增长相差3.03个百分点，2003年差距高于3年年均增速2.87个百分点，三产增速仅为6.7%，低于三产年均增速0.83个百分点。与全国27省会城市对比分析，2003年除第三产业处于中下游序列，兰州GDP、二产增加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下游位置，也未出现"过热"的迹象。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尤其是兰州市经济发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滞后特点，省市早动手，防患与未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为缓解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如安排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资金，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降低和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为严格控制部分行业出现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兰州市对有关行业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认真清理检查，从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方面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为切实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工作，从严控制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兰州市上述宏观调控效应已初步显现。
1、银行贷款大幅回落，新增贷款短期化特征明显。自4月份起贷款增量减缓，增幅回落逐月加大。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8.21亿元，较上年同期少增31.81亿元，比年初增长8.1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74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4月落差拉大3.66个百分点。5-6两月环比增加贷款同比减少27.89亿元，占上半年新增贷款的35.60%，而上年同期为47.21%。从贷款结构看，六月底工业短期贷款比年初新增27.65亿元，同比增长34.22%，比前4月增幅回落15.92个百分点；中长期新增贷款28.24亿元，主要重点支持电力、公路、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居民住宅开发项目等，同比下降37.62%，比前4月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贷款上半年降幅比前4月扩大43.37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增幅比前4月回落5.72倍，增加额度占新增贷款比重比前4月回落1.53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大幅回落将会给企业今后结构调整带来资金约束。
2、土地市场严格审批，主要影响全市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尤其是后期影响较大。截至5月底，全市各类开发园区由22个撤消、合并为6个，使违规设立、违法圈地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作为建设项目载体的土地，今年缩减用地规模，半年内停止土地审批，对于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大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较大。2003年，在全市土地购置费中，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分别占33.63%和45.36%，更新改造仅占15.76%。上半年基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费分别占全市的31.89%和58.77%，更新改造与2003年持平。基本建设购置费同比下降33.13%，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0.37%。土地规模的缩小影响了全市投资规模。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前4月回落15.29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回落21.8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回落7.3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中住宅和办公楼投资比重比上年略有下降；更改投资上升1.58个百分点。土地市场的从严审批，对于下半年即将举办的"兰洽会"和以项目促发展的兰州而言，会导致部分新增项目无法立项，部分招商引资项目无法签约，影响新开工项目上马和后期项目储备，进而影响全市后期投资与经济增长。
3、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业行业增速减缓，产成品库存上升。受国家宏观调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材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增长13.85%，低于全市限上工业增速6.2个百分点,比1-5月回落4.03个百分点。1-5月产成品库存45.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5.49%，其中主要集中在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2.28倍和50.56%。从短期看,受煤电油运及资金紧张和国家对部分原材料能源的调价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销售及效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从远期看,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对能源的加快建设，将会抑制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以及产能盲目扩张的企业，减缓企业竞争力，对于以重型、资源型、基础产业型为主体的兰州工业而言，优势企业规模将会得到扩大，结构会得到优化，效益也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上游产品原材料供应紧缺状况会得到大大缓解，全市工业发展前景看好。
4、部分生产资料价格逐月下降。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兰州市钢材、水泥等部分生产资料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出厂价格开始逐月回落。上半年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07.34%，涨幅比1－5月份回落1.11百分点。但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仍然较高。1－6月普通大型钢材、焊接钢管和电炉硅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5.66%、12.95%和48.63%。
5、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民现金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粮食播种面积受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上升的结构调整和建设征地等影响有所下降。据统计，2004年兰州市夏粮播种面积为125.39万亩，与上年的127.8万亩相比，减少2.4万亩，减幅1.88%。为了弥补夏粮播种面积减少的损失，加快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开发，优质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今年兰州市完成优质农作物播种面积 77.93万亩，占已播农作物面积比重28.58 %，比上年提高4.11个百分比。其中优质粮食播种面积55.98万亩，同比增长20.13%。由于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优质加工型马铃薯售价高,比较效益较好,农民种植积极性较高，两者的播种面积大幅上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0%（增幅分别为37.42%和42.84%）；优质专用玉米6.63 万亩，同比增长15.3%。预计夏粮总产可达23.18万吨，增长3%左右。夏粮平均亩产184.86公斤，与去年相比单产增加8.76公斤，增长4.97%。由于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同时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也激发了农民种养殖的积极性，确保了农民的增产增收。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96元，同比增长10.5%，为近几年来最高。伴随"三补一减"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会有一个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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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ww.gsjsw.gov.cn/html/rkzlyj/21_19_01_68.html
㈥ 分析在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意义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㈦ 汇率制度为什么能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工具
综合分析汇改的历史成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历程1994年以前，我国先后经历了固定汇率制度和双轨汇率制度。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1997年以前，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东南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收窄，实际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表1可见，25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经历了一个不断贬值的过程，由1981年一美元兑1.70元人民币到1994年汇率改革时的一美元兑8.61元人民币，随后几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来基本稳定在1美元兑8.27人民币水平。（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分析我国在1994年开始实施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事实上是在1997年之后是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该汇率制度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原有汇率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1.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严重进入2000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呈扩大的趋势，2004年尤其明显。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美元不断对外贬值，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于是也跟着贬值，相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竞争力，使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二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了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尤其是促使大量短期资金流入，使我国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快速扩大。我国国际收支项目中不断扩大的“双顺差”，加剧了我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尤其是美国与欧洲，屡屡对中国挑起贸易之战。2.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挑战受我国国际收支连年顺差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在近几年增长极其迅速，仅2004年就增长了2067亿美元，增幅达到近50%，至2005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711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造成了我国货币投放的过快增加，2004年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抑制国内信贷投放过猛、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严重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在公开市场上对冲外汇占款的做法，对冲比率不断提高，以至出现“无券可用”的情况，只能通过不断滚动增发央行票据来回笼资金，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挑战。3.国际热钱大量涌入1997年以来的我国实质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在促进我国出口和吸引外资发展的同时，也给国际热钱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机。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大，国际上对我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不断上升，国际炒家通过各种途径大举进入我国，豪赌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的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金融稳定性，需要对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制度进行改革。（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选择分析尽管2003年以来，欧美各国屡屡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是中国政府顶住了压力，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降低情况下进行汇率制度调整，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相对比较科学的。1.国内条件分析从国内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条件是相对成熟的。首先，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势头，2004年的GDP增长率高达9.5%，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9.5%的增幅，这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其次，经过一年多的着力调控，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先过热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进入相对稳健的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物价水平降到了2.3%水平；第三，我国外汇市场发展迅速金融改革成效显著，如外汇管理逐步放宽，外汇市场建设不断加强，市场工具逐步推广，各项金融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正常运行创造了市场条件。2.国际条件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国际条件同样趋于成熟。近来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和美联储的持续加息，从2001年开始的弱势美元最近走向强势。从今年1月份开始，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开始大幅度升值。由于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也随即走强，人民币升值预期降低，升值压力减轻。这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缓解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带来的外部冲击。-------------------------------------研究现行汇率制度及正确认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内容及其影响分析（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内容解读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一改革特点集中体现了我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主张的“主动性”和“可控性”原则，既有利于政府对汇率制度灵活操作，又不至于引发汇率的过大波动。这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进行小幅调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由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与上个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日本日元对美元升值将近一倍相比，我国政府顶住国际压力，对进行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与持续发展。这一特点集中反映了我国政府在人民币汇制改革中的“主动性”和“渐进性”原则。（二）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的影响分析这次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利弊兼有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好处有：一是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企业进口成本；二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基本上处于薄利多销的状况，出口利润的增长远低于出口量的增长，实际资源转移速度加快，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商的人民币收入相应减少，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其或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国外售价，或是减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量，从而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三是有利于减少国际贸易磨擦。近年来，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及其它贸易争端不断加剧，商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恶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商品国外销售价格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状况；四是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企业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有利于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压缩了我国出口商品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减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增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五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人民币升值节省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本，使得国内企业更容易“走出去”；六是可以减缓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少由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人民币升值的不利之处有：一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出口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靠价格取胜，人民币升值削弱了很多商品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从而影响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出口的抑制又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出口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了众多的劳动力就业。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远大于对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一旦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放缓，势必造成就业压力；三是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外商来华投资的增长速度，因为人民币升值虽然会使已在华外资企业的资产增值，但却会使准备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的投资成本增大。四是人民币升值为已流入中国的国际游资提供了获利机会，并有可能增强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从而加剧国际游资的非正常流动。综上所述，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国汇率制度的弹性，更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由于人民币的小幅升值，短期内会引起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和贸易量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从而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与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行汇率制度对我国货币市场影响一、改革前汇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约从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这次汇率制度改革之间，人民币汇率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在资本趋于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只有同浮动汇率相配合，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从长期来看无效。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与我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特别是在此轮经济过热中，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其中主要运用了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从几年前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但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美元的持续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币值的低估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在开放经济中，存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矛盾，即“三元悖论”。此次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在一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无疑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实际。然而，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开放经济的大趋势下，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加强，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致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无法实现。事实上，在此轮经济过热的治理过程中，我国政府虽然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但却是以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依赖于行政手段，而不是货币政策。（二）外汇储备的激增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主动性提出挑战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源自于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动。由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国外“热钱”的蜂拥而至引起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激增。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为3423．4亿美元，进口为3026．9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396．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则是68亿美元的逆差。截止到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7110亿美元，同比增长51．1％；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1010亿美元，同比多增337亿美元，其中仅6月份外汇储备就增加200亿美元，同比多增8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激增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进行冲销操作来阻止货币供给的增加，但这又会造成信贷收缩，进而增大人民币利率上升的压力，反过来又迫使央行买入外汇储备，最终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央行试图改变货币供给的努力会大打折扣。上半年，我国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在信贷收缩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占款组成）仍然大幅增加，这说明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受到了外汇储备的干扰，大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其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三）利率工具的运用受到约束在我国，由于固定汇率原因，利率政策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再加之国际社会和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使得利率工具的运用受到约束：1、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我国上调（下调）利率进行紧缩（扩张）调控时，会导致资本项目的顺差（逆差）。为了稳定汇率，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卖出）外汇，从而增加（减少）了外汇储备，进一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率政策的效果。2、升值预期和跟随美元的贬值导致我国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国内资金和国外短期资金外流，达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目的。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过热还未得到彻底解决，存在通货膨胀压力，降低利率有悖于宏观调控的方向，以至于利率工具的运用面临尴尬。3、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如果大幅提高利率会吸引的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增加外汇储备，从而进一步增大升值压力。正是由于利率无法较大提高，且国内物价水平较高，致使我国实际利率水平较低甚至出现负利率现象。在国内金融投资品种比较少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又是持续低迷，于是各路资金追逐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四）“热钱”流动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加剧，大量“热钱”通过各种合法及非法渠道涌入中国。“热钱”的流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首先，“热钱”的流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削弱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其次，“热钱”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它的快速流入流出会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因而加大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的难度；最后，在我国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势必有大量“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这将直接影响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的效果。二、汇率制度改革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此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改变了汇率过于固定的状况，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一，在“三元悖论”中，此次汇率制度改革使我国的汇率波动区间变宽，意味着我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程度逐渐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而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可以独立的行使自己的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杠杆对国际收支进行自动调节，改变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因受多种因素牵制而被动行使货币政策的局面。第二，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不断地进行微幅调整以平衡国际收支，使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摆脱了为稳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卖出）外汇，从而被动的增加（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目前，人民币的小幅升值，那么出口将会适度减少而进口增加，这样可以消化一定数量过剩的外汇储备，对于提高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力有很大帮助。第三，浮动汇率制下，调解利率对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汇率波动来进行反向平衡，从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当我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调利率虽然会造成资本项目的顺差而增加外汇储备，但同时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影响经常项目，抵消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而平衡国际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第四，灵活的汇率可以增加国际投机资本的投机风险，减少了国外“热钱”的涌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降低了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现行汇率制度下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制定投资计划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上半年GDP保持了9．5％的同比增长，CPI上涨2．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3．5％，成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银行信贷在上半年偏紧，但基础货币的增长迟早将转化为银行贷款的增加，如果货币供应继续宽松，商业银行释放贷款的能力将迅速恢复；同时，国际原油和主要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造成的对下游产品涨价的压力，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投资增速下降和粮食供给增加等因素导致的物价涨幅回落。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本次人民币升值2％，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一项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的通货膨胀压力。鉴于此，短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稳健”为主基调，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微调，在保持或促进经济和物价稳定、改善和升级中国经济结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短期内不宜对利率水平进行调整，以免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但可以从利率结构下手，达到调控我国国民经济的目的。这一思想已在上半年央行的工作中有所体现。接下来我国政府应继续贯彻这一思想，适当调高短期利率，以抑制投资过热和投机资金的流入；同时维持中长期利率的稳定，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二，在信贷方面，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增加信贷的投放，改变上半年信贷偏紧的局面：1、继续严格控制投资过热行业的资金供给，谨防物价反弹，稳定国民经济；同时，对于资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行业也要在信贷资金方面进行抑制，优化我国经济结构。2、对于有成长性、可持续发展性的行业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重点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符合我国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优质企业对外债的依赖程度，从而减轻由于外汇储备增多所带来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第三，目前，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下来了，净出口拉动力也会因升值而随之减弱，那么，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任就落在消费身上。房地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应该承担培育消费动力的重要责任。此前，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房地产行业过度投资和投机性炒房进行调控，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结构调整，从当前的结果来看，在过度投资和投机性炒房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时，个人住房消费也受到了打击。所以，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工作应在继续对投资型住房实行严格控制的基础上，给予自住型住房适当的支持，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另外，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升值幅度较小，国外投机资金预期人民币将有一个升值周期，于是大举进入我国，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一些投机资金会获利了结，撤除房地产市场。在综合影响很难确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密切跟踪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随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来熨平国际资本流动给房地产市场造成的波动，以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㈧ 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如何认识宏观调控有效性问题（3））
从2003年开始，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加速，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是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某些部门的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快，流动性过剩日趋严重；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突出；煤电油运紧张，能源资源供应趋紧；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针对这些问题，2003年下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实施了新一轮宏观调控。实践表明，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五年来，不仅经济增长的速度保持平稳快速，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明显提高。
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它主要包括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三项内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较大波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这决定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第二，我国是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化解。这决定了我国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第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本功能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保障全体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必然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宏观调控成效明显 2003年，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这一轮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的根本保障。总体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在过高的投资增速有所抑制和国内消费需求逐步增强的基础上，GDP年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及以上，年度间增幅波动不超过1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大的起落。这样的经济增长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首次，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与上世纪几次宏观调控相比较，此次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以前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基本上与当时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过高密切相关。这一轮调控不仅与投资需求过高相关，而且与出口需求较高相关。受国际因素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制约，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增大。宏观调控着力于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信贷投放增加过快、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房价上涨过快等突出问题。政策措施主要是，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适时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完善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2003年以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多次及时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或降低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实践表明，这些措施产生了明显效果。 在调控总量的同时，注重加强结构调整的力度，将短期稳定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一轮宏观调控从加强农业基础入手，从制度上、政策上和投入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生产的加强，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经济的其他薄弱环节也在这几年得到加强，煤电油运等以往的瓶颈制约得到明显改善。我们在这几年宏观调控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做法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的原则，不仅保证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而且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调控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改善民生，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运行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宏观调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产生积极效果提供了必要保证。这几年，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国力明显增强，为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物质条件。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就业状况有所改善，居民收入持续较大幅度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促进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不仅丰富了宏观调控手段、扩大了宏观调控成效，而且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 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还体现在调控经验的丰富和对宏观调控认识的提高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多重的，要兼顾稳定与增长、发展与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调控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较大波动。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更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实践表明，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 进一步深化对宏观调控的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宏观调控的任务愈益繁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讨论两个关于宏观调控的认识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有些人认为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市场手段使用力度不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必要的行政手段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有市场运行主体的行为都必须遵从市场经济规则。这些市场经济规则表现为法律、政府法令法规、同业准则规定等形式。政府管理监督市场运行主体遵从这些法律法规的过程本身就必须权威性地运用行政力量。政府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也需要行政权威，特别是在调控对象不愿意认真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更需要政府以行政方式推行政策。此外，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政府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使用行政手段。因此可以说，政府在经济管理与调控市场时使用行政手段并非人们的主观偏好，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生产力水平低，同时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科学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十分明显；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落后，属于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这些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快速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而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主要是：第一，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对一些宏观政策变化不敏感。例如，企业对资金价格变化反应不灵敏，影响了利率等金融调控手段的效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少重要资源能源的价格长期低估，企业缺乏节约的动力和积极性，必然影响节能减排措施的落实。第二，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清晰，政绩考核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未理顺，有些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不积极、不到位，在控制投资、调控房价、节能降耗、治理污染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上头热，下头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第三，各地发展不平衡，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宏观调控必须统筹兼顾，有保有压，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第四，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增强。而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和能力都不如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应对。这并不是过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 再次，评价市场手段使用的力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增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外部影响越来越大，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市场手段的使用越来越需要兼顾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不同方面。除非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多数情况下，及时适度的微调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第二，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某些场合，纯粹的市场手段无法实现所有目标。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即一个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往往难以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选择实现其中两个目标，而放弃第三个目标。事实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面对“三元悖论”情况时，也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较为有利的两个目标。在目前条件下，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使用市场化手段并辅之以数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才能取得较好效果。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来的。要做到既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又加强对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能够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就必须综合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关于如何看待宏观调控的效果。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 前面已经提到，政府干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微观规制主要适用于局部、行业、部门、企业乃至个体，主要针对如环境的使用和补偿这样的经济外部性问题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问题。微观规制的目标是使局部、行业、部门、企业、个体的行为遵循国家的法律、条例、规定，符合国家总体利益。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总体的、全局的问题，特别是短期内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或不均衡问题。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有限的，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保障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其目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的协调，并要兼顾短期经济增长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一致。而制度建设则主要针对长期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问题。我国制度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制度建设存在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宏观调控为微观规制、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大环境，宏观调控的效果又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中，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落实中得到增强。 从政府干预的这三方面内容来看，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与长期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起来，但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是解决短期的经济稳定问题，调节总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无论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短期的、流量性的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存量性的问题。第二，虽然宏观调控效果是否明显依赖于经济社会制度框架，但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制度性问题。全面完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主要应依靠政府干预的制度建设功能（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体制改革），而不是宏观调控功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时，不能把宏观调控的范围泛化。不能把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事件等主要应由微观规制解决的问题归为宏观调控问题；同样，也不能把一些需要长期解决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归于宏观调控。对于宏观调控的效果，必须科学分析、客观评价。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我们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新出现的问题，如我国南方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等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通过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避免出现大的起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㈨ 汇率制度为什么能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
1。首先宏观调控是发胀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并非万能，也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需要国家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2。宏观调控有助于解决防止和克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严重失衡，避免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有助于解决社会公共职能领域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为政府承担社会公共职能提供必要条件。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悬殊，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一方面可以使市场机制得到修整，或者说，使其缺陷得到克服；另一方面。他在市场机制所不及的特殊领域里，能够直接发生作用。3。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在宏观调控方面做的更好。坚持并不断优化国家队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实现我国经济战略目标的可靠保证，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