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⑴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关于居民个人、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产？

⑵ 月入一万花销一千！是什么力量在挤压年轻人的消费能力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似乎比从前更愿意消费了，特别是当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等剧情频频上演时，更多的人急于张开双臂去拥抱消费升级新时代。

然而，有这样一大群人，“月入一万，花销一千”。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绝不是个例。这恰恰是当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中国家庭的缩影。

持续上行的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是什么原因，让年纪轻轻且月收入不低的人们去承受节衣缩食的窘迫？

负债！

以大城市举例，诸多机会与巨大的发展空间，吸引着无数年轻人的涌入，但高企的房价让年轻人买房不得不背负起巨额债务。

数据显示，参与负债的城市家庭年龄大体上呈驼峰分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家庭，而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的负债参与率与30-44岁中年人群的负债参与率接近，也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见下图）。这也反映出，年轻人群已经成为负债一族的主要成员。

衡量居民负债情况，有一个业内熟知的指标叫居民杠杆率，用以表征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下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杆率已经高达47.4%，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个百分点，这也高于国际上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

账面上的信息或许还无法完全反映出真实情况。根据海通证券姜超的测算结果，倘若考虑到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于2017年7月突破了53%；如果按照当前速度扩张，到2017年底就将达到56%左右，这与不少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已经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自居民部门的负债往往不是几个月就能还清的，大多都要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房产按揭还款的期限一般为10-30年）。数据显示，来自居民部门的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自2012年第三季度起一直高于短期贷款，且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二者差距有明显的加大趋势，中长期贷款占比一度达到94.9%。近期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虽然有所回落，但也保持在70%以上（见下图）。

来自居民部门的负债之所以会呈现上述情况，究其根本，是因为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当房价“一年翻一番，五年乘以三”的剧情在各地上演的时候，现实的压力让一大群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继续燃烧青春的激情，就早早地投身于买房大业之中，因为他们预期“如果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由此也背负了一身的长期巨额债务。

债务逼近收入，抑制居民消费水平

当然，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仍称不上高，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距离85%的债务阈值更是相去甚远。为此，有些专家学者公然表达了对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支持，其理由是：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快速攀升，从170%上升至235%，其中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其杠杆率也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相比之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相对较低，这也为决策部门提供了一条“杠杆转移”的新思路，即居民和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同时，为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腾出空间。

这样看来，居民加杠杆似乎还有较大上升空间。然而，从另一个维度――债务收入比来看，事实恐怕不甚乐观。

所谓债务收入比，指的是家庭总债务和年收入的比值，相较于居民杠杆率这样的宏观指标，债务收入比更能衡量一个家庭的负担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Wind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时的18.5%暴涨至2017年8月的77.1%。

考虑到上述统计只是来自商业银行的数据，事实上，中国居民不仅仅向银行借贷，还会向父母、亲戚、朋友借款，向大量的小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借款，而这些隐形的杠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由此可见，前文的计算结果实际上很可能低估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这也说明，中国居民加杠杆的空间着实已经不多。

另外，从存贷比的维度来衡量，同样可以佐证上述观点。存款可以反映居民的资产和财富状况，贷款则可以反映负债状况，所以居民存贷比可以衡量举债和偿债能力的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部门贷款/存款的数值一直呈大幅上行态势，2014年比2008年近乎翻番。海通证券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7月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2%的历史新高，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水平的日渐走高，加杠杆空间已然不大。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高负债率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按照今天的居民负债程度，如果一个人每月可以支配的收入为10000元，那么他首先需要从中拿出7710元用于还债（如房贷），如此一来，剩下的2000多元钱才是他真实可供日常开支的收入。

读到这里，相信有人要问：眼下不正值消费升级新时代吗？既然这么多人被债务所累，怎么能叫消费升级呢？

诚然，老百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铁一般的事实，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进化也是毋庸置疑，然而，消费升级的热风可能只是吹到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还没有张开双臂拥抱消费升级的实力。

李迅雷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分化日渐加剧，消费升级实际上只发生在3亿中产人士身上，他们才是引发开篇提到的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等现象的主要力量。剩下那十亿人，还在负债前行，真真是“想买不能买才最寂寞”。

高负债让国民经济发展挑战重重

话说回来，居民部门适度加杠杆，可以刺激内需并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能缓冲宏观经济去杠杆的压力和风险，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过度加杠杆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反作用。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债务增加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当家庭信贷超过GDP的30%，债务的增加就会开始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持续攀升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论述如下：

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看，诚如前文所说，过高的债务让无数年轻人有钱不敢花，即便他们收入再高，在巨额债务面前也是枉然。几年前的热播电视剧《蜗居》中，郭海萍的人生可谓是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她在剧中的一段台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这些收入水平已经位居金字塔中部，而实际上却是“穷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

如此可见，“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提升”这一现象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当内需难以进一步刺激时，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否还能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的风险。倘若对其继续放任却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控，一旦风险积累带来“明斯基时刻”的爆发，那结果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该如何控制居民杠杆率？

当然，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居民杠杆率的有效控制。而要控制居民杠杆率――

首先就要改变热点城市房价“只涨不跌”、“长期上涨”的预期。人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疯狂加杠杆购房，源头就在于过去十多年来形成的房价坚挺、只涨不跌的顽固预期并未得到改观。因此，我们要坚持楼市调控的最终目标，稳住力度不放松，同时也应尽快推出长效机制，打破“政策一松绑、房价即反弹”的楼市不良循环。

其次，要严格防范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针对银监会部署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检查各项内容（即“违法、违规、违章”、“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进一步加以规范整改，并有效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部门流动，从而确保系统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最后，作为居民部门成员的我们自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与业务水平。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种种状况：有债的更加从容地还债，没债的更加踏实地消费。特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爆炸式发展，让更多新兴经济业态不断涌现，自然也带来了种种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的新机会。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审时度势，从变革自己做起呢？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

⑶ 什么是全社会杠杆率为249

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李扬称中国的债务水平从全球看不算太高,一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不仅是各方人士关注的高频话题，也是海外评级机构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近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披露的最新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居民部门债务率约为40%，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这样的债务水平，从全球来看不算太高，且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内。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合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39.4%。即便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加入，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与此同时，日本这一数字为200%，美国超过120%，法国超过120%，德国80%，巴西100%左右。

尽管如此，但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249%这个数字仍然不低，若再不重视中国实体经济和全社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将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降低全社会杠杆率就是降低全经济风险，也是经济稳健发展的前提。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杠杆率偏高则企业债务负担偏重，使得企业很大一部分现金流用于还本付息，而用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减少，不利于企业释放活力与经济增长。全社会杠杆率偏高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大规模爆发，将冲击到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宋清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局势扑所迷离的背景下，中国亟需加快金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风险出清的步伐，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高杠杆行业必须率先出清，否则“脱虚向实”将是一句空话。

将如何去杠杆

“综合来看，对于负债率超过80%的企业，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即通过减亏止亏、增收节支以及妥善处置低效资产等措施，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减少占比过高的金融杠杆，规避企业经营上的风险。”宋清辉说道。

白朋鸣则认为，对于一些产能过剩行业来说，降低杠杆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是偿还债务，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减债等方式；其次是通过上市或其他方式增资来降低杠杆率；最后是债转股，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来把债权债务关系转变成控股与被控股关系，达到降低杠杆目的。

⑷ 美国杠杆和中国哪个高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至2016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0.7%上升到44.4%，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有意思的是，

再者，“短贷长用”后患无穷。资料显示，2017年3月以来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金额约3700亿元，估计有约3000亿元流向房地产市场。而在这些流向房地产的消费贷中，有很多家庭连30%的首付款也付不出，于是只能想到通过借消费贷去付房款的首付，这无疑是变相的首付贷。

变想的“短贷长用”是披着“新马甲”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消费贷，因为其杠杆率更高，只图房价在短期内持续疯涨，一旦房价出现调整，其违约随意性更大，甚至要比房贷更可怕，存在更大的潜在的金融风险。所以，堵住所有流向房地产、股市的资金渠道，已是当前监管部门的当务之急。

最后，在高负债时代，这些中青年的财富最危险。如果房价出现较大波动，或者经济持续下滑，他们的家庭债务风险就会显现出来。一旦资不抵债、断供停贷，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之前，在网络上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深圳中兴科技员工跳楼和华为清退34岁以上员工等事件，暴露出“中年危机”的现实。前些年也有媒体报道，由于钢铁厂效果不景气，厂里已经好些年没加工资了，一位40岁不到的工程师要求厂领导，让他到一线岗位上班，一线岗位的工资相对高一些，这样可以偿还所欠房贷。

从“怕欠债”到“高负债”，这既说明了时代转变，中国家庭追求生活品质的需求也在升级，但加杠杆要适度，适度的杠杆对我国的经济、消费都有利，而不顾一切，寅吃卯粮，过度透支消费肯定是不足取的，因为它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金融隐患，尤其是这几年我国居民杠杆率过快攀升，这更是要警惕的。

⑸ 如何看楼市泡沫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可行吗

房地产本质是一种资产，其价格变动和居民部门收入及投资行为的演进密切相关。一些数据指出，近年居民收入的绝对值显著提高，但在种种制约分配公平的因素之下，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进程相对缓慢，其中最典型特征在于中间收入阶层占比改善不显著，中国仍然是典型的“金字塔型”收入结构，而非发达国家“纺锤体”的居民部门收入结构。然而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居民资产扩张的速度持续而显著地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即居民部门出现信用扩张和主动加杠杆的趋势，而房地产资产则是居民获得金融资源的重要载体。当前中国居民总资产中房地产资产的比重已显著超过美国日本等国家。
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涨跌背后的逻辑，在2008年之前，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进程、收入水平是决定房地产价格持续上行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之后，驱动房价涨落的因素逐渐切换到利率、信贷等金融因素上。不过这一轮，即2015年以来一线城市及少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上涨，背后的逻辑和前些年并不完全相同：从2015年2季度末开始，股票的疯狂上涨及之后的“股灾”，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国内实体经济也缺乏好的资产配置方向。可以认为，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与国内资产配置缺少出路，资金寻找“安全岛”有关，同时也仍有宽松的金融大环境在支持。
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过去几年里不断攀升，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更是其余部门的数倍，而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一直是市场所关注的对象。但是居民部门为什么杠杆率低？——需要认真审视居民的收入分配和居民的房地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
尽管和2009年相比，我国的居民收入结构略有改善，但基本还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这样的收入结构意味着，最顶部的不具备大幅加杠杆的意愿，最底部的不具备大幅加杠杆的能力。要改善居民收入结构，就避不开城乡户籍制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的差异，还有土地要素价格、资本市场价格及利率扭曲等因素，以及微观领域生产要素市场的制度性扭曲等一系列带有“刚性”特征的障碍。同时，当前我国居民总资产中房地产资产的比重也已显著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
更进一步地，通过对诸多中微观数据做了细致的梳理，我们发现虽然近一年来一二线城市房价与成交量均出现较大涨幅，但一线城市以及较为重要的二线城市（天津、武汉、重庆、南京、杭州、成都），当前都有明显的去库存特征。短期而言，库存周期短、价格涨幅稳定的上海及苏州、南京等二线城市或仍未见顶。然而历史的循环总有其共性：美国、日本和香港的历史告诉我们，房地产价格的飙升通常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支持，地产膨胀不断裹挟经济，助长过热并冲向顶峰，期间伴随着居民杠杆率的大幅攀升；而随后的泡沫破灭的起因或不一而同，但均将经济拖入了更长久的危机。
望采纳，谢谢！

⑹ 公司杠杆比率一般多少

从公司的债权人复立场来讲，制公司的负债应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当然公司的负债肯定是越低越好，资产负债率反映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也可以衡量企业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同时也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指标，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⑺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怎么计算的举例说明

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名义GDP
如:2016年我国GDP74.4万亿,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大约33.33万亿,相除后得2016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44.8%。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倍数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为33倍。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

⑻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⑼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啥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说明还有加杠杆释放需求动力的空间。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企业运营成本较高，较多的运用财务杠杆，风险性因素可能会被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