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部门杠杆率数据

A.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B. 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多地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半个月，成都、福州、苏州、南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首套房、二套房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且部分银行出现额度紧张、放款周期变长的现象。一方面，部分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导利率上行，谨防楼市过热，另一方面，部分银行也对自身的房贷额度进行了调整。
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不仅是房贷政策，多地的购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从紧。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部分重点城市房贷利率上浮
一位南京地区银行房贷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为防止楼市过热，相关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导房贷利率上浮一定比例，目前该银行整体房贷业务额度也有一些收紧。
某国有大行杭州某支行营业部主任对记者说，目前该行的首套房房贷利率是从上浮5%提高到上浮8%，放贷额度也需要等候。另一家位于杭州的银行的相关人士也表示，首套房房贷利率目前也上浮到8%，二套房房贷利率则维持在10%，没有变化。该人士也表示，目前房贷额度较为紧张。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一周前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天津地区有11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由基准涨至最低上浮5%，苏州地区有5家银行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南宁地区多家银行也上调了房贷利率水平。另外，宁波地区房贷利率最近也开始悄然上涨。中行、交行和兴业率先将首套房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5%调整至上浮10%，二套房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10%调整至上浮15%。
整体来看，目前房贷利率上浮主要集中在部分重点城市。一位国有大行房贷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目前总行层面在房贷政策上没有明显变化，不过地方上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进行调整。
华泰证券发布报告称，按揭贷款利率出现上调或者额度控制的城市大多为今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较高的城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5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0.7%。近期房贷利率有所调整的成都、福州、南宁、武汉、西安等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均高于70城平均水平。
稳房价稳地价 调控态势明显
房贷政策的收紧可被视为房地产整体调控趋严的一个缩影。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高达251次，相较2018年同期的192次上涨31%。从6月单月来看，我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次数达46次，较5月也有明显增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在2018年11月前，各地发布的楼市调控政策以收紧为主，从2018年11月开始，各地发布的收紧的楼市调控政策明显减少。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自那时起，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态势则再次显现。
业内人士表示，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
在楼市方面，在4月底和5月中旬，住建部两次对此前价格累计涨幅较大的10个城市发布预警。随后，苏州召集30余家地产商举行座谈会指出，要将今年当地房价涨幅控制在5%之内。而西安也在房价连续上涨39个月后，发布最严限购令，即自6月20日起，从市外迁入户籍的居民家庭在西安购房需满足落户满1年、或在本市连续缴纳12个月的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条件。而对于非西安户籍的居民家庭，则需满足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满5年的条件才可在西安购房。
在土地方面，东莞日前则出台最新的土地报价规则。在新的规则下，土地拍卖不再是价高者得，土地的最终成交价是最接近所有报价者的终次报价的平均价。这样做可以限制“地王”的诞生。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分析称，上半年调控呈现出“双边多点”效应，“双边”即在因城施策下，热点城市政策总体从紧，而存在房价下跌风险的城市会出台“托市”政策；“多点”体现在调控不仅针对房价，还针对地价、限售、限购、公积金等多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秦虹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管理的要求目标就是可量化、可考核的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稳地价是前提，稳房价是结果，要防止房价透支过多所带来的后续一系列的经济、金融、社会、城市方方面面的风险，稳预期是根本，必须建立一个对未来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市场比较清晰的预期判断。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水平为53.2%，远低于美国居民的76.1%。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绝对水平较低，但是仍需警惕其过快增长的风险。
恒 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就表示，我们仍应警惕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风险。中国居民部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三轮快速加杠杆，杠杆水平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迅速靠拢，安全空间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将带来银行资产恶化、金融风险积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费增长等不良影响。
这一问题也已经引发了监管部门人士的高度警惕。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的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业过度融资，不仅挤占其他产业信贷资源，也容易助长房地产的投资投机行为，使其泡沫化问题更趋严重。他表示，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地区房价有涨有跌都很正常。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历史证明，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凡是靠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很不划算。

C.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怎么计算的举例说明

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名义GDP
如:2016年我国GDP74.4万亿,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大约33.33万亿,相除后得2016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44.8%。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倍数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为33倍。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

D.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啥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说明还有加杠杆释放需求动力的空间。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企业运营成本较高，较多的运用财务杠杆，风险性因素可能会被扩大。

E.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关于居民个人、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产？

F. 公司杠杆比率一般多少

从公司的债权人复立场来讲，制公司的负债应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当然公司的负债肯定是越低越好，资产负债率反映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也可以衡量企业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同时也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指标，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G. 如何看楼市泡沫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可行吗

房地产本质是一种资产，其价格变动和居民部门收入及投资行为的演进密切相关。一些数据指出，近年居民收入的绝对值显著提高，但在种种制约分配公平的因素之下，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进程相对缓慢，其中最典型特征在于中间收入阶层占比改善不显著，中国仍然是典型的“金字塔型”收入结构，而非发达国家“纺锤体”的居民部门收入结构。然而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居民资产扩张的速度持续而显著地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即居民部门出现信用扩张和主动加杠杆的趋势，而房地产资产则是居民获得金融资源的重要载体。当前中国居民总资产中房地产资产的比重已显著超过美国日本等国家。
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涨跌背后的逻辑，在2008年之前，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进程、收入水平是决定房地产价格持续上行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之后，驱动房价涨落的因素逐渐切换到利率、信贷等金融因素上。不过这一轮，即2015年以来一线城市及少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上涨，背后的逻辑和前些年并不完全相同：从2015年2季度末开始，股票的疯狂上涨及之后的“股灾”，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国内实体经济也缺乏好的资产配置方向。可以认为，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与国内资产配置缺少出路，资金寻找“安全岛”有关，同时也仍有宽松的金融大环境在支持。
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过去几年里不断攀升，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更是其余部门的数倍，而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一直是市场所关注的对象。但是居民部门为什么杠杆率低？——需要认真审视居民的收入分配和居民的房地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
尽管和2009年相比，我国的居民收入结构略有改善，但基本还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这样的收入结构意味着，最顶部的不具备大幅加杠杆的意愿，最底部的不具备大幅加杠杆的能力。要改善居民收入结构，就避不开城乡户籍制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的差异，还有土地要素价格、资本市场价格及利率扭曲等因素，以及微观领域生产要素市场的制度性扭曲等一系列带有“刚性”特征的障碍。同时，当前我国居民总资产中房地产资产的比重也已显著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
更进一步地，通过对诸多中微观数据做了细致的梳理，我们发现虽然近一年来一二线城市房价与成交量均出现较大涨幅，但一线城市以及较为重要的二线城市（天津、武汉、重庆、南京、杭州、成都），当前都有明显的去库存特征。短期而言，库存周期短、价格涨幅稳定的上海及苏州、南京等二线城市或仍未见顶。然而历史的循环总有其共性：美国、日本和香港的历史告诉我们，房地产价格的飙升通常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支持，地产膨胀不断裹挟经济，助长过热并冲向顶峰，期间伴随着居民杠杆率的大幅攀升；而随后的泡沫破灭的起因或不一而同，但均将经济拖入了更长久的危机。
望采纳，谢谢！

H. 什么是全社会杠杆率为249

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李扬称中国的债务水平从全球看不算太高,一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不仅是各方人士关注的高频话题，也是海外评级机构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近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披露的最新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居民部门债务率约为40%，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这样的债务水平，从全球来看不算太高，且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内。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合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39.4%。即便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加入，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与此同时，日本这一数字为200%，美国超过120%，法国超过120%，德国80%，巴西100%左右。

尽管如此，但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249%这个数字仍然不低，若再不重视中国实体经济和全社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将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降低全社会杠杆率就是降低全经济风险，也是经济稳健发展的前提。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杠杆率偏高则企业债务负担偏重，使得企业很大一部分现金流用于还本付息，而用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减少，不利于企业释放活力与经济增长。全社会杠杆率偏高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大规模爆发，将冲击到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宋清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局势扑所迷离的背景下，中国亟需加快金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风险出清的步伐，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高杠杆行业必须率先出清，否则“脱虚向实”将是一句空话。

将如何去杠杆

“综合来看，对于负债率超过80%的企业，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即通过减亏止亏、增收节支以及妥善处置低效资产等措施，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减少占比过高的金融杠杆，规避企业经营上的风险。”宋清辉说道。

白朋鸣则认为，对于一些产能过剩行业来说，降低杠杆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是偿还债务，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减债等方式；其次是通过上市或其他方式增资来降低杠杆率；最后是债转股，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来把债权债务关系转变成控股与被控股关系，达到降低杠杆目的。

I. 超8成买房者需贷款，我国哪些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较高呢

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也呈现较大差别。总体上，我国城市居民杠杆率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在重点城市中，厦门、深圳、南京、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杠杆率较高。

据悉，目前“杠杆率”的统计存在较多口径，其中比较常用的有两种：一是住户贷款余额/GDP，即住户部门杠杆率；另一种是住户贷款余额/住户存款余额，即住户存贷比或居民资金杠杆率。

四城杠杆率比较：

数据显示，2020年，四城的居民资金杠杆率均超过了130%，其中最高的厦门达到了148.9%。在住户部门杠杆率方面，杭州高达126.8%，深圳和南京也超过了90%，厦门为87.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去年GDP增速较慢，因此四成的住户部门杠杆率均有明显提升。

房价高，会带来居民杠杆率高，杠杆率高则进一步推高了房价。数据显示，深圳、厦门、杭州和南京房价均位列我国城市房价前十位。

以厦门为例，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厦门3月均价达到了48570元/平方米，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也仅次于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一线城市，位居第四，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广州。

以上内容参考 第一财经－超8成买房者需贷款，“95后”全款买房比例最高

J. 事关货币政策、居民债务 央行政策将有哪些变化

2021年中国经济走向如何？货币政策思路是什么？金融行业、金融市场将如何发展？金融监管如何进行？

2月8日晚间，央行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在最新发声中，央行提到了货币政策、居民杠杆率、房地产、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等备受市场关注的议题。

报告特设四篇专栏文章，内容围绕存款管理、绿色金融、大国货币溢出效应和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四个方面。央行提出，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

在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中，与三季度报告内容相比，四季度报告在重点内容表述上出现了一些改变。比如，货币政策内容再提“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新提“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再比如，新提“稳妥调整和接续特殊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在房地产相关内容部分，继续强调“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同时也提出“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货币政策再提总闸门

尽管资金面已有所缓和，但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向的疑虑仍然难消。

报告在“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部分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下阶段政策思路，央行强调“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认为，此举继续传递出“跨周期调节”的真谛，即宽松政策逐步退出，不靠需求侧强刺激拉动经济强势走高超过潜在增速。

实际上，在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近日发表的《2020年货币政策回顾与2021年展望》中就强调，做好2021年货币政策工作，重点是要深入理解稳健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取向。稳字当头、灵活调整、操作精准、量价合适。其中，量价合适具体体现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利率在合适水平，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近期，在货币市场利率出现短时波动的背景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量变化引起较多讨论。

对此，报告强调，判断短期利率走势首先要看政策利率是否发生变化，主要是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是否变化，而不应过度关注公开市场操作数量。

这是因为，公开市场操作数量会根据财政、现金等多种临时性因素以及市场需求情况灵活调整，其变化并不完全反映市场利率走势，也不代表央行政策利率变化。

其次，央行强调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波动，并再次提及DR007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在观察市场利率时重点看市场主要利率指标（DR007）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以及DR007在一段时期的平均值，而不是个别机构的成交利率或受短期因素扰动的时点值。

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

近期，各方对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的问题关注较多。报告通过专栏论述“合理评估居民部门债务风险”问题，体现出央行对居民杠杆率的关注。

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走高，2011年末至2020年上半年的上升幅度超过31个百分点，居民债务继续扩张的空间已非常有限，相关风险值得关注。

报告指出，我国大约有20%的居民债务与经营性活动相关，剔除后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上处于合理水平。我国居民部门的经营性债务，主要来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贷款，也有一些个体户使用消费贷、信用卡资金经营周转。2020年上半年末，BIS口径的我国居民杠杆率为59.1%，已接近欧元区和日本；但剔除经营性居民债务后，同期居民杠杆率降至46%左右，在国际上仍处合理水平

央行指出，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一方面，部分负债消费主体存在非理性、未来收入与还款支出不匹配、容易超过自身经济能力过度借贷消费、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另一方面，企业面对债务刺激出来的消费需求，若扩大生产，则当未来居民债务不断攀升、偿付能力难以为继时，又会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消费贷款快速扩张过程中，部分金融机构忽视了消费金融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客户资质下沉明显，多头共债和过度授信问题突出。2020年以来，部分银行信用卡、消费贷不良率已显现上升苗头。

李超认为，关注居民债务风险一方面侧重于以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另一方面，当前部分银行客户资质下沉明显，此举可有效防范部分银行信用卡、消费贷不良风险，对于抑制居民消费贷款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也有重要作用。

禁止地方法人银行开办异地存款

“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前提下发展，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竞争力稳中有升。对银行体系开展全覆盖的压力测试，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可持续经营能力。”报告称。

对于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监管部门多次公开发声。与三季度报告相比，四季度报告还特别提到了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

近两年来，央行有序整改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继叫停靠档计息和周期付息等所谓“创新”产品后，央行称，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起，将地方法人银行吸收异地存款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禁止其通过各种渠道开办异地存款。

异地存款，是指地方法人银行通过在没有设立实体网点的地市开立的账户吸收的存款，既包括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也包括通过自身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吸收的存款。

近两年，部分地方法人银行通过吸收异地存款实现快速扩张，偏离了服务本地的定位。

央行表示，由于异地存款稳定性较差，积累的流动性风险易快速传染，不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金融体系稳定。于2021年第一季度起，将地方法人银行吸收异地存款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禁止其通过各种渠道开办异地存款，已发生的存量存款自然到期结清。无实体经营网点、业务在线上开展的银行除外，但此类银行展业范围不受空间限制，实质上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经营的银行，所以存款利率自律要求参考国有银行执行。

央行指出，存款基准利率作为利率体系的“压舱石”，要长期保留。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发挥利率自律机制的作用，加强对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结构性存款、异地存款的管理，防止非理性竞争，维护存款市场有序竞争，保持银行负债端成本稳定，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