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全国居民杠杆率

1. 平昌县初2019级共多少学生

学生8600余人，教职工416人。 2020年7月，被教育部认定为2019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特色学校。 历史沿革 四川省平昌中学创办于1938年，始名“私立巴...更多>
机构类别：公立
院系设置：初中部，高中部
奖项：省首批校风示范学校、德育工作先进单位
知名校友：吴伟仁、李洪仁、巨能久
校训：追求真理，服务人群
现任领导：袁发扬

2. 杠杆买房啥意思

一般说借助资金买房，比如贷款。首付30%，那么你有30万，就可以贷款70万。可以买个100万房子等升值。假如啊，1年或者10年，房价翻番，那么你赚100万，去掉利息、手续费，按10万算，你赚90万，而你的本金才30万。

如果你当初只是用30万买房，房价翻番，你也就是赚30万，去掉手续费，赚二十多万。

2019年5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2019年一季度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为31.7%，环比上升0.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

杠杆率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与资产之比(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值为杠杆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

(2)2019全国居民杠杆率扩展阅读

买房时还需注意以下：

1.申请贷款前不要动用公积金

如果借款人在贷款前提取公积金储存余额用于支付房款，那么公积金账户上的公积金余额即为零，这样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也就为零，也就意味着将申请不到公积金贷款。

2.在借款最初一年内不要提前还款

按照公积金贷款的有关规定，部分提前还款应在还贷满1年后提出，并且归还的金额应超过6个月的还款额。

3.还贷有困难不要忘记寻找身边的银行

当在借款期限内偿债能力下降，还贷有困难时，不要自己硬撑，可向银行提出延长借款期限的申请，经银行调查属实，且未有拖欠应还贷款本金、利息，银行就会受理的延长借款期限申请。

4.贷款后出租住房不要忘记告知义务

当在贷款期间出租已经抵押的房屋，必须将已抵押的事实书面告知承租人。

5.贷款还清后不要忘记撤销抵押

当还清了全部贷款本金和利息后，可持银行的贷款结清证明和抵押物的房地产他项权利证明前往房产所在区、县的房地产交易中心撤销抵押。

6.不要遗失借款合同和借据

申请按揭贷款，银行与签订的借款合同和借据都是重要的法律文件，由于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作为借款人，应当妥善保管的合同和借据，同时认真阅读合同的条款，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7.办理公积金贷款不用找中介代办

公积金贷款无需担保，仅凭公积金账户额度及信用即可办理，程序也不是很复杂，完全可以个人到公积金贷款处领取相应表格填写、准备相关材料，即可办理。

3. 未来10年，“光棍”人数逐年增加，哪样东西将比房子更有价值

2019年到2020年的现金，我国坚定了“房住不炒”的政策，而且效果也挺明显的，就2019年一年就有500多家房地产公司经营不下去选择破产倒闭这条路，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房价下降，买房的人减少，再加上现在各城市都出台有限购政策，更是让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2020年要不要买房这个话题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现在买房或者10年之内买房会不会是“高位接盘”？其实这个真的有可能会是这样，一起来分析下。

综上所述，也许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子女教育问题远远没有房子来得有价值，儿孙自有儿孙福，但小编觉得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的是给子女留房子或者是留钱和子女教育两者相比较的话，子女教育应该更有价值，你觉得呢？

4. 促进居民储蓄转移是什么意思

储蓄转移是指居民生活余钱为选择较好的收益 而在银行和股票债券等之间转移 而银行利息实际少于国民增长值而呈现的负增长的现象。
目前中国居民投资占居民金融资产比重偏低。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9年有99，7%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金融资产64，9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20，4%。其中，现金及活期存款占比16，7%，银行定期存款占比22，4%，共计39，1%。与美国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偏低，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

投拓展资料
针对居民储蓄如何向投资转化这一问题，有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保证二级市场价格平稳上涨。自A股开市之日起，中国A股两大指数（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振荡幅度较大，若可以保证二级市场像美国股市一样拥有较平稳的长期上升趋势，居民将对股市产生更为乐观的预期，从而将更多储蓄转向投资二级市场。保证二级市场价格平稳上涨的方法有四点：一是稳预期，让投资者对二级市场的走势存在上涨预期，促进预期的自我实现；二是政府政策及时干预异常波动，当股票市场热度异常上升时，应及时干预，控制杠杆率，预防股灾的发生；三是按时分红，股价形成的基础是股利的折现加总，股息可以作为投资者每年的保底收益，而当前有较多上市公司没有股息分红；四是打击庄家，目前股市仍然存在坐庄行为，庄家通过底部吸货、高位甩货的方式盈利。
第二，发展非二级市场产品大众化、可交易化。目前市场上有较多以机构投资者或大资金客户为主的产品项目，例如信托、PE、VC等。如果能够成功将上述产品进行单位分割，以基金份额的方式向散户销售的话，将提高居民投资转化率。RIETs基金是非二级市场产品份额化的一个例子。
第三，理财产品多元化。如果市场上存在更多类别的理财产品，不同风险、不同收益、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的理财产品较为齐全的话，居民的投资可选择范围将大幅提高，可以满足更多居民的投资需求，投资比例也将提高。
第四，居民投资渠道便捷化。主要有三点建议，一是建立投资平台，推送更多、更全面的基金等理财产品的认购信息；二是利用精准画像技术，利用大数据技术为不同客户精准投放产品信息；三是建立社区模块，按照不同的投资需求分成不同的组群，针对不同组群定向投放产品信息。
第五，大力宣传投资知识，增强投资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很多居民理财意识淡薄，或对理财不够自信。如果大力宣传投资理财知识，将加强居民投资意识，加大居民储蓄转化率。

5. 未来中国证券交易所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以管理资本流动和就业

具体得看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规划与安排。
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要从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开始。资本市场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从微观层面看，市场经济主体要开展经济活动就必然涉及到投融资，而金融服务就是要满足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资本市场最核心的作用就是通过直接的交易机制来满足各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必然涉及到资源配置，而金融本质上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通过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形成资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资本市场就是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最终形成资本的最直接工具。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从微观上看影响着市场主体的价值创造，从宏观上看影响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蓬勃发展，为国家和居民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应该说，这些都离不开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的强有力支持。正确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特别是资本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认清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及其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充分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在正确认识和理解资本市场实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把握资本市场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表现在金融功能的扩大、增强与提升。金融功能可划分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信息六大核心功能。国内有学者则将金融功能归纳为基础、核心、扩展和衍生功能四个层次，表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与中介功能只是便利价值运动相比，资源配置功能是中介功能的复杂化和主动化，表现为直接引导价值运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风险定价功能是指对资本市场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预估并转化为可接受的经济价值或成本，是资源配置功能的共生功能。由于资本市场承担资源配置功能的各项金融活动普遍存在跨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这些活动的预期结果会呈现概率性分布，即出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被看成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活动的风险。风险定价，在微观层面，所反映的是资本市场上每一种个体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函数关系，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资本资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资本市场的衍生功能是市场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功能衍生，其中微观层面的衍生功能表现为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等，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则主要涉及财富再分配、消费引导、区域协调等。资本市场两大核心功能发挥的好坏会同时从效率和风险两个层面影响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除了满足其基本的运行规律外，还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内涵特点。首先，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对象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我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运行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资本市场要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支持经济发展从相对传统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平稳切换，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创新，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次，中国资本市场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重要责任。最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是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国有资本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压舱石”。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主要由企业承担。国有上市公司是企业的杰出代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断积累成为财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分配极易出现分化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成的集合投资有望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压舱石”。我国直接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纵观中国金融发展与变革的历程可知，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金融体系组成简单，金融功能单一，为了集中资源高速发展经济，我国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加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于金融功能的升级需求，以及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长期运行中不断堆积的问题。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功能逐步优化，全社会金融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在不断增长，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三项余额相加为81.93万亿元，占比约为28.8%。如果只计算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占比12.6%。从增量上看，我国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企业债占比约为12.8%，政府债占比约为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约为2.6%。由此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上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占比仍是大头，直接融资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很低。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与成熟市场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偏低。再从金融资产本身的配置来看，居民家庭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高于持有风险资产的比率。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成金融结构的升级，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当前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适配。特别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较快，风险不断沉淀和积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速对无效资产的出清及低效率机构的淘汰，实现金融资产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断提升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并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级。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在满足同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加强烈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全球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行业等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对于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变，从居民角度看，我国居民对于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转型提效，不再扮演单一的国有企业背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对多元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是同时开放对内对外的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市场导向”，即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存在更多收益与风险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需求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好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虽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目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同时还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在很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尤其在行业主体的总体实力、专业能力、层次分布、资本文化等还存在短板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不断“过市场关”。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就是引导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资源向更高质量和创新驱动的方向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建设目标既遵循资本市场运行的普遍规律，又符合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内涵特征，这与以往简单和机械地理解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所不同。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合理定价，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融资交易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中既包含有盈利回报的信息，也包含有风险大小的信息。投融资双方按照风险-回报对等原则进行交易，资本市场最终要实现的是在资源有效配置条件下的风险和回报合理匹配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不断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升，风险定价和管理能力也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四十多年无危机增长。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仍然存在粗放经营、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低、配置不平衡、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还出现了杠杆率不断升高、风险积聚加大、监管套利和金融乱象频发、资本无序扩张、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等情况。就目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言，首先，从金融资源存量上看，2001年至201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率从1.43上升到2.01，在2016年达到2.08的最高值。广义货币M2占GDP比率高，单位GDP增长所投入的货币量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资源产出率低。其次，从金融资源增量上也可以看出单位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增量）的GDP产出水平不高，2002年至2019年，我国GDP占社会融资规模比值由6.05降至3.84，在2009年达到2.51的最小值，表明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存在下滑趋势。最后，从融资结构看，贷款融资占据绝对比重，债券融资受到青睐，股票、信托等融资方式的比重下滑。自2017年至2020年，贷款融资比重一直高于57%，贷款融资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从2019年的18.5%提升至2020年的23.9%，2018年至2020年，企业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维持在12.7%到12.9%之间，没有太多变化。非金融境内企业股票融资占比则从2017年的4.5%下降到了2020年的2.6%，表明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功能有限。从对上述金融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当前金融资源的配置不仅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合理的资源分布问题。而不断推高的杠杆率及风险事件和出现的金融乱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脱序与失范。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相契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功能，坚持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资本市场的服务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作为调整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把资本市场的建设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服务，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支持服务体系，调动更多资源向国家战略产业、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最终实现产融结合，满足资本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功能需求，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实现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较大提升，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第一，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2020年3月1日，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正常运行有了最基本规范。新证券法明确了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得以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和发展生态。同时，新证券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注册制改革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变革。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对证券发行制度做了系统的修改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使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了较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注册制下科创板的设立与运行、注册制在创业板市场的推进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树立了标杆，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股权融资支持以及对科创企业包容支持的时代。随着注册制改革由点及面推进，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已成为注册制改革全面实施的坚实基础，接下来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增强市场功能建设为重点，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发行、上市、交易、并购、信息披露、持续监管、退市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夯实信用基础，按照更高要求、更严标准，补齐信用体系制度的短板，营造公平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在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成功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之下，科学总结评估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情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为更多优质企业融资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机制。第二，要通过进一步整合完善场内、场外各层次、各板块的功能，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效率有较大提升。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各子市场之间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的格局，为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均衡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机制框架。下一步要在如何进一步提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突出服务的重点和激发体系的活力方面进行改革完善。首先，要继续深化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增强其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激发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的活力，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北京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改革，同时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再次，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赋能科技创新，最后，要发展配套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与此同时，需要畅通规范资本市场体系各层次、各板块之间的转板机制，形成既能发挥各自功能特点，又能相互支持补充的有机体系，既有利于各类资本的快速形成，又便于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风险的均衡配置。深化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之间基础设施相互贯通和统一，加快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丰富债券产品，拓展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扩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覆盖范围。打破债券刚性兑付，强化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完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风险化解机制。第三，要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推动投资者保护机制体制创新。按照最新统计，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达到17777.49万，其中自然人17735.77万，非自然人41.72万，中小投资者占比接近99.8%，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规模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同时，随着居民家庭财富增加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居民投向资本市场尤其是理财、信托、股票、基金等资产的规模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增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这显示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一直在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建设，多渠道、全方位投资者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是在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中新增“投资者保护”专章，专门强化投资者保护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连接。在包括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先行赔付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进一步拓展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维权成本。进入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建设不能仅仅只考虑单边融资功能，而是应该从发挥整个资本市场总体功能的视角、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要从细节处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通过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均衡、精细和务实，同时又要通过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完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为投资者打造放心投资、舒心投资、满意投资的投资者保护新格局，更好的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第四，要不断扩大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和管理机构队伍，提升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选择更具专业能力的投资管理机构帮助其管理财富，产生了大量财富管理的需求，这些财富管理需求又反过来推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加注重上市公司基本面，会从长期的视角进行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以实现各自特定的预期投资目标。这些专业机构的投资时限相对要更长，投资规模更大，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作用。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倾斜力度，不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鼓励现有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继续发挥专业投资主力军作用，放宽公募基金的投资选择权和考核周期，进一步丰富私募基金体系层次，畅通募、投、管、退、监等各环节，扩大各类追求长期业绩导向的专业性机构投资者范围，积极推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企业年金等资金入市，促进提升权益投资比例并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化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以开放促改革，创新完善对个人投资者中长线投资者的鼓励政策，在会计、审计、财税、信用考核、声誉激励等方面，优化制度设计，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价值投资激励机制，鼓励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投资偏好、不同投资周期的投资主体依法经营，加快形成资本进出有序、畅通循环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新投资格局。进一步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力量，更好地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鼓励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帮助个人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第五，要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和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为市场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因为违法成本低而备受诟病。由于违法成本低，资本市场各种违法违规的案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和投资者的利益。有鉴于此，修订后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为例，从原来最高可处以募集资金5%的罚款，提高至募集资金的一倍，同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也从原来最高可处以60万元罚款，提高至1000万元。处罚力度的大幅度提高显著增加了违法违规综合成本，对证券犯罪行为形成更加严厉的震慑，市场环境得以进一步净化。在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监管部门还提出了“零容忍”要求，对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证券执法部门集中力量查办康得新、康美药业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证监会共办理案件740起，其中新启动调查353件（含立案调查282件），办理重大案件84件，同比增长34%，全年向公安机关移送及通报案件线索116件，同比增长一倍。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最近几年，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稽查执法水平不断提升，初步推动形成了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威慑力不断增强。有鉴于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意味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加快健全有利于全面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司法体系、健全证券执法体制、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将是下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新证券法实施以来已给资本市场带来了诸多新气象，资本市场的法治化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相信在新证券法的保驾护航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定会行稳致远。

6. 2019年中国城市家庭负债率有多少

居民负债率已达54.3%，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9年，我国居民负债率从不足18%上升至53.2%，10年间共上升35.3个百分点，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到2019年一季度末，居民杠杆率再创新高，达到54.3%。

如果从消费贷款角度计算的话，2018年底，我国居民消费贷款余额是37.8万亿，而住房贷款占比68%，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居民用于消费的贷款，有超过2/3是在消费房子。

再加上网贷平台、电商巨头、社交媒体推波助澜，很多年轻人都提前消费，但这并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

7. 房地产税立法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点了

自2011年1月起，上海和重庆率先试点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房地产税主要征收对象不是广大中低收入普通劳动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设计较高的累进调节机制。
中房报两会记者许倩丨北京报道
与去年一样，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仍未提及房地产税，但这并不代表房地产税立法工作被搁置。
3月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十四五”规划面向的是未来5年(2021年-2025年)。
从官方到民间都已形成共识：房地产税是大势所趋。
“房地产税是迟早要出台的。房地产税仅针对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的房屋征收，刚需住房基本不受影响。由于房地产税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征税，因此该税征收在纠正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房价过高。”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表示。过去10年，他一直深入参与房地产税立法讨论、论证工作。
全国政协常委、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建议，通过税收调节和出台房地产税，降低投资购房收益预期，让投资购房回报回归到合理水平，甚至低些。
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建议，在一些热点城市和炒房屡禁不止的城市率先加快试点开征，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开征房地产税。社科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建议很大程度上会推动房地产税加快实施。
未来5年，房地产税开征会落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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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十年
征收房产税提议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彼时“十二五”规划中提到，“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2011年1月，上海和重庆率先试点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2011年1月27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规定，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第一套房不论面积大小，免征房产税；第二套及以上新购住房，人均60平方米以上部分征收房产税。该居民家庭中有无住房的成年子女或其他亲属共同居住、且其常住户口在该居民家庭拥有住房内的，可并入该居民家庭按每人60平方米计算免税住房面积。
适用税率暂定为0.6%，但对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上海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含2倍)的，税率可暂减为0.4%。
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有180平方米免税额度，这个面积基本上可以囊括刚需自住人群，是对刚需人群的免税保护。
10年间，上海市房产税收入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根据上海市税务局1月26日发布的《上海市2020年税收收入统计情况》，2020年上海市房产税收入为198.7479亿元（未精确到个人住房房产税），2011年这一数据为73.662亿元。
“10年间上海房价持续上扬，虽然2020年有过小涨，但整体涨幅保持稳定，房产税在其中是有作用的，但功在根源。”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
今年1月份，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延长《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有效期的通知”，上海市2011年发布执行的这份文件经评估需继续实施，将继续按照执行。
除了上海，10年前试点房产税的城市还有重庆，重庆征税对象主要是“豪宅”。
2011年1月27日，时任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宣布，于2011年1月28日正式启动改革试点工作。黄奇帆说，重庆房产税征税对象包括：对于独栋别墅，不管存量房还是增量房，均要征税；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也将征税；此外，对于在重庆无户口、无工作、无投资的“三无”人员在重庆所购房产，购买两套以上住房的从第二套开始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税率为：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2倍至3倍的房产，将按房产价值的0.5%征税；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3倍至4倍房产，将按房产价值1%征税；4倍以上，按1.2%税率征税。
当时试点房产税的理由很简单：调节收入分配，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
今年1月份，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公告，对重庆房产税住房价格标准给予上调。政策明确：2021年重庆主城中心城区个人新购高档住房,是指成交建筑面积价格达到22106元/平方米及以上住房。2011年，豪宅税的税线为9941元/平方米，10年间涨了122%。
重庆房地产市场一位分析师表示，重庆出台房产税起到了控制高端物业过度投资、打击投机行为的作用，稳定了当时市民对楼市预期；大面积高总价豪宅交易受到一定影响。同时，根据政策规定，重庆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收入全部用于公共租赁房建设和维护，大量公租房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庆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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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房地产税会落地吗？
每年两会，房地产税都是一个热词。但在去年及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房地产税”并未被提及。
莫天全认为，这和当前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如今经济发展承压，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报告没有提房地产税应该也是对当前时间节点的拿捏与把控。”
业界关心的是，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房地产税推进速度是否会加快？事实上，去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趋于稳定，高层对于推进房地产税的相关文件及讲话明显增多。
去年5月14日，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在谈及“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度时表示，按照安排，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有关方面正在研究起草房地产税法草案。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同年11月，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中发表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12月21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亦提出，要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2月23日，刘昆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再次强调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房地产税是大势所趋，唯一的问题是落地时间。“十四五”时期，即2025年之前，可能会是一个最佳时机。
此前，诸多市场机构预期房地产税将在2020年完成立法，2022年开始征收。后来中美贸易摩擦暴发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房地产税出台速度。
“当前中国经济已度过最困难时期，预计2021年经济增速将出现大幅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尽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是较为合适的。待房地产税立法完成后经济也将完全回归正轨，届时择机征收房地产税风险相对较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启迪表示。
他认为，目前房地产税征收已基本不存在技术层面障碍。考虑到2021年以后中国经济将逐渐趋于稳定，房企债务风险也将得到有效治理，配合宏观经济政策对冲及房地产税征收机制的过渡性设计，房地产税在2021～2022年完成立法、2023～2024年落地是有可能出现的。征收房地产税是需求侧改革必由之路，不仅有助于抑制金融资源过度流向房地产市场，提升资金在经济中配置效率，也有助于稳定居民杠杆率，增加居民消费。只有切实推动房地产税落地，才能真正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近日在一次讲话中建议“稳妥开征房地产税”。他认为，目前房价过高，居民房贷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比重由2003年的7.3%上升为2019年的26.7%。为抑制商品房投资行为，在总结一些城市探索房地产税经验基础上，“十四五”时期应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科技，尽快摸清居民住房实际情况，稳妥启动开征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主要征收对象不是广大中低收入普通劳动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设计较高的累进调节机制。”宋晓梧表示。

8.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发布显示房产占比居高不下，是什么原因

2018年我国家庭人均财产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长了7.49%，增长速度高于人均GDP增速（6.1%）。

城镇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52.28%。93.03%的居民家庭拥有1套住房。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依然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接近九成。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预防性需求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因素。超过六成受访者属于风险厌恶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同时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资产配置成为家庭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作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收入和财产差距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涉及住户成员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和财产、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生活态度4个板块，着重从城乡差异、资产配置、投资者特征和投资渠道等角度对居民家庭财富开展深入调查。

资产配置、财富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密切联系。房产占比偏高、金融资产结构单一、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等都与扩大内需背道而驰，导致国内需求增长乏力。单一的资产结构更加难以抵御资产风险，不利于居民财产稳定增长。较大的财富差距对劳动供给、生产投资也有不利影响。鉴于此，需要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切实改变资产配置不合理、财富差距加大的现状，转变居民的投资预期、缩小财富差距。

城乡家庭财产差距较大

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家庭人均财产为208883元，比2017年的194332元增长了7.49%，增长速度高于人均GDP增速（6.1%）。城乡家庭财产差距较大，2018年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财产分别为292920元和87744元，城镇家庭人均财产是农村的3.34倍，且城镇家庭人均财产增长速度快于农村。

城乡居民在财产构成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从我国居民家庭财产结构来看，房产占七成，城镇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比为52.28%。人均财富增长的来源表明，房产净值增长是全国家庭人均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房产净值增长额占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91%。因此，房产净值较高的城镇居民家庭将从房产净值大幅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

城乡居民住房构成也具有明显差异。农村居民家庭以自建住房为主，自建住房占比达53.18%，购买新建商品房仅占21.81%，购买二手房占比为6.73%。城镇居民家庭以购买新建商品房为主，占比达36.26%，自建住房仅占24.43%，自建住房占比是农村居民家庭的一半，购买二手房比例为10.97%。在我国农村居民宅基地交易尚未完全放开的背景下，与自建住房相比，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具有更高的价值。同时，我国房产净值增长也主要体现在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上。因此，城乡居民房产净值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居民在住房构成上的差异。

金融投资结构持续单一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城乡居民投资渠道大大丰富，但从实际投资份额来看，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依然单一，农村居民尤为如此，这与我国宏观分配格局中财产性收入占比非常低的情形相一致。资本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推动城乡居民金融资产的多样性，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分布依然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高达88%，接近九成。在有数据可查的35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仅有8个国家的存款和现金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超过了50%，这一比重超过60%的国家只有3个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比较广的北欧国家中，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所占家庭金融资产比重分别为19.34%、19.95%、31.14%和38.75%，均处于较低水平。单一的金融资产结构不利于居民家庭平衡资产风险，而且难以实现保值增值。

从风险态度自评和风险承受能力来看，持风险厌恶态度的居民占多数。在居民家庭以风险厌恶为主、具有较强风险规避动机的情况下，不难理解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呈现单一化特征。

本轮家庭财富调查中，被访者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我评分，0分表示风险承受能力最小，10分表示风险承受能力最大。统计结果表明，风险态度自评为0分的被访者达到32.81%，是所有评分值中比重最高的，表明几乎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群体占比最大；风险态度自评为6分及以上的被访者仅占6.78%；风险自评为3分及以下的风险厌恶者比重高达70.33%。

根据家庭所能承受投资本金损失程度来衡量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同样体现出多数家庭是风险厌恶型。5.57%的家庭能够承受投资本金50%以上的亏损，8.66%的家庭能够承受本金20%至50%的亏损，21.01%的家庭能够承受本金10%以内的亏损，多达64.76%的家庭不能承受本金亏损，这说明超过六成家庭投资行为属于极度风险厌恶型。同时，人均财富较高的城镇居民多数也属于风险厌恶型，不能承受本金亏损的城市家庭比例超过五成，达到了55.2%；农村家庭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3.88%。

较高的预防性需求，推高了储蓄比例，降低了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份额。从调查结果来看，全国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占48.19%，“为养老做准备”占36.78%，“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占23.97%，“其他原因”占20.57%，“不愿承担投资风险”占13.82%。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先后位次基本一致。为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预防性储蓄成为储蓄的主要动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以降低居民对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导致金融资产结构单一化，同时也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房产形成“挤出”效应

由于家庭用于投资的资金是有限的，一般而言，家庭投资具有一定的次序，在一项投资达到一定水平或者条件后，再开展下一项投资。我国房产的拥有率、增值幅度都使房产投资成为家庭投资资金的首选，从而减少了可用于金融资产投资的份额。

我国居民家庭具有较高的住房拥有率。从居民财富角度出发，家庭财富调查所关注的是被访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而非是否在现居住地拥有住房。调查数据显示，93.03%的居民家庭拥有1套住房，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为3.82%，没有住房的家庭仅占3.14%。全国家庭平均自有住房套数为1.02套，即每个家庭平均拥有1套住房。

房产净值增速较快，助推了家庭房产投资热情。从家庭财富结构来看，家庭财产结构变化不大，房产净值占比居高不下；不仅如此，家庭财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产净值增长导致的。从报告可以看出，家庭人均财产增长中的91%来自房产净值增长。此外，相对于全国人均家庭财产7.49%的增速而言，房产净值增速接近10.3%，房产净值占家庭总财产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住房价格处于持续增长态势，从调查数据来看，房产净值也在不断增长，这使得居民家庭形成了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尽管这种预期具有一定盲目性，但居民家庭的投资决策仍主要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上。与房地产市场相反，金融市场具有较强波动性，这影响了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选择，使其更倾向于房产投资。

金融投资存在群体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更可能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因而选择远离金融投资。高收入、高学历群体通常具有较高金融素养，更为了解相关的金融知识、信息，加之其拥有较高收入和资产，可以在满足房产和预防性需求基础上投资金融资产，因而资产内容更加丰富，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作出投资决策，并从中获取收益。

随着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拥有的人均房产净值也逐渐上升。如果将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10个等分组，进而考察人均房产价值在不同收入等分组的差异，可以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等分组居民的家庭人均房产净值仅为41406.34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等分组居民的家庭人均房产净值则达到441735.8元，是最低等分组的10.66倍。人均房产原值和人均房产现值也基本呈现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房产债务余额和负债率也随着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近年来，人们对未来房价形成了上涨预期，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配置在房产上的资产都在增加。由于高收入家庭对房产购买能力和融资能力更强，因而房产负债率和杠杆率也较高。

随着收入水平和学历提高，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和结构呈现不同特征。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家庭人均现金、活期与定期存款有所增长，且增幅越来越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等分组家庭的人均现金、活期与定期存款分别是最低等分组家庭的4.64倍、3.86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活期与定期存款投资份额持续下降，而在储蓄型保险、国债、股票、基金、期货、借出款、其他金融资产、外币金融资产余额方面投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学历水平提高，家庭持有活期与定期存款的比重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互联网金融“城乡有别”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模式的典型代表，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刺激用户的金融需求，这对传统金融造成了巨大冲击。

调查报告显示，互联网金融最主要功能是消费支付。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分城乡统计，使用过互联网消费支付功能的消费者远超通过互联网投融资的人群；其中，使用过互联网金融投资功能的群体又明显多于通过互联网融资的群体。在消费支付中，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使用随着家庭财富增长逐渐增加，使用互联网金融投资手段远不如互联网消费支付手段普遍。目前，普通群众对互联网金融投资安全性仍存在一定疑虑，互联网金融投资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掘。

相对而言，人们对互联网融资平台的熟悉程度较低。随着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互联网融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再加上快捷的还贷款手续以及灵活便利的还贷款期限，近年来互联网融资功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互联网融资缺乏像支付宝、微信支付、余额宝等消费支付和金融投资领域的标志性产品，各种产品知名度还不够高，使用率也相对较低。

此外，发达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工具使用率更高。在城镇，超过70%的被访者使用互联网支付；在农村这一比例仅不到30%。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使用互联网支付手段的居民占比接近全部城镇居民，且使用3种及以上互联网支付手段的群体占比明显高于其他，使用两种互联网支付手段的群体占比也超过仅使用一种互联网支付手段的群体。中西部地区使用互联网支付的比例则与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金融素养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从互联网金融中获得了更多便利。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9. 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多地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半个月，成都、福州、苏州、南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首套房、二套房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且部分银行出现额度紧张、放款周期变长的现象。一方面，部分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导利率上行，谨防楼市过热，另一方面，部分银行也对自身的房贷额度进行了调整。
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不仅是房贷政策，多地的购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从紧。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部分重点城市房贷利率上浮
一位南京地区银行房贷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为防止楼市过热，相关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导房贷利率上浮一定比例，目前该银行整体房贷业务额度也有一些收紧。
某国有大行杭州某支行营业部主任对记者说，目前该行的首套房房贷利率是从上浮5%提高到上浮8%，放贷额度也需要等候。另一家位于杭州的银行的相关人士也表示，首套房房贷利率目前也上浮到8%，二套房房贷利率则维持在10%，没有变化。该人士也表示，目前房贷额度较为紧张。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一周前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天津地区有11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由基准涨至最低上浮5%，苏州地区有5家银行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南宁地区多家银行也上调了房贷利率水平。另外，宁波地区房贷利率最近也开始悄然上涨。中行、交行和兴业率先将首套房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5%调整至上浮10%，二套房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10%调整至上浮15%。
整体来看，目前房贷利率上浮主要集中在部分重点城市。一位国有大行房贷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目前总行层面在房贷政策上没有明显变化，不过地方上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进行调整。
华泰证券发布报告称，按揭贷款利率出现上调或者额度控制的城市大多为今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较高的城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5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0.7%。近期房贷利率有所调整的成都、福州、南宁、武汉、西安等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均高于70城平均水平。
稳房价稳地价 调控态势明显
房贷政策的收紧可被视为房地产整体调控趋严的一个缩影。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高达251次，相较2018年同期的192次上涨31%。从6月单月来看，我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次数达46次，较5月也有明显增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在2018年11月前，各地发布的楼市调控政策以收紧为主，从2018年11月开始，各地发布的收紧的楼市调控政策明显减少。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自那时起，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态势则再次显现。
业内人士表示，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
在楼市方面，在4月底和5月中旬，住建部两次对此前价格累计涨幅较大的10个城市发布预警。随后，苏州召集30余家地产商举行座谈会指出，要将今年当地房价涨幅控制在5%之内。而西安也在房价连续上涨39个月后，发布最严限购令，即自6月20日起，从市外迁入户籍的居民家庭在西安购房需满足落户满1年、或在本市连续缴纳12个月的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条件。而对于非西安户籍的居民家庭，则需满足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满5年的条件才可在西安购房。
在土地方面，东莞日前则出台最新的土地报价规则。在新的规则下，土地拍卖不再是价高者得，土地的最终成交价是最接近所有报价者的终次报价的平均价。这样做可以限制“地王”的诞生。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分析称，上半年调控呈现出“双边多点”效应，“双边”即在因城施策下，热点城市政策总体从紧，而存在房价下跌风险的城市会出台“托市”政策；“多点”体现在调控不仅针对房价，还针对地价、限售、限购、公积金等多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秦虹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管理的要求目标就是可量化、可考核的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稳地价是前提，稳房价是结果，要防止房价透支过多所带来的后续一系列的经济、金融、社会、城市方方面面的风险，稳预期是根本，必须建立一个对未来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市场比较清晰的预期判断。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水平为53.2%，远低于美国居民的76.1%。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绝对水平较低，但是仍需警惕其过快增长的风险。
恒 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就表示，我们仍应警惕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风险。中国居民部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三轮快速加杠杆，杠杆水平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迅速靠拢，安全空间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将带来银行资产恶化、金融风险积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费增长等不良影响。
这一问题也已经引发了监管部门人士的高度警惕。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的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业过度融资，不仅挤占其他产业信贷资源，也容易助长房地产的投资投机行为，使其泡沫化问题更趋严重。他表示，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地区房价有涨有跌都很正常。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历史证明，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凡是靠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