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杠杆率的管理

⑴ 央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6月28日，根据央行官微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二季度(总第93次)例会于6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要加强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部冲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的牵引带动作用，落实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延期工作，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力度支持普惠金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
会议还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优化存款利率监管，调整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方式，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会议强调，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加强预期管理，促进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研究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⑵ 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这都释放了啥信号

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这都释放了啥信号？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消息，但是具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下面给朋友们具体分析一下，大家请参考：

中央密集提及降政府杠杆率更重要，一个方面是为了让整个国家经济开始向着一个全新方向发展，毕竟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现在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恢复。如果政府杠杆率比较高，那么就会压制市场复苏脚步，因为很多时候政府杠杆率会让各个地区一些自由贸易受到一些制约，所以政府目前希望降低杠杆率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释放出了对于金融系统积极的信息，让金融系统有更多更全面的经营模式，从而能够自我进行调节，让市场金融体制更加健全，从而有自我调节能力，这样国家就能够更多方面进行经济方面的掌控，所以说中央密集提及降低政府杠杆率，在金融领域就释放了非常积极信号，让金融行业有了更多发展空间，也让未来中国金融更加健康，同时也能够支持全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⑶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

⑷ 哪一年我国企业部门杠杠率出现了系统性的抬升

哪一年我国企业部门-杆率出现了系统性的台商真不

⑸ 杠杆率监管标准

中国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内容，制定了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监管要求：杠杆率=(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扣减项)／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不低于4％。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银行体系的杠杆率积累。
该征求意见稿同时要求各商业银行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3年底前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6年底前达标。
这表明，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将正式引入杠杆率监管机制，未来将根据经济形势和银行风险状况的变化对杠杆率监管要求进行调整。它的计算方法为核心资本净额除以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该指引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在资产转让和代客理财等业务活动中实际资产或风险没有转移，但未将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在计算杠杆率时应当将其计入调整后的资产余额。
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Ⅲ，明确了杠杆率的国际监管标准为3%。而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全球两组银行的杠杆率分别为2.7%和3.8%，高于中国78家测算机构平均4.6%的杠杆率水平。
国家银监会副主席王华庆早在2010年9月就曾表示，银监会还准备引进动态拨备和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重要补充。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补充将不断加强，资本补充规划将成为银行董事会的重要任务。
银监会2月18日公布数据，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提升，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比年初上升0.8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比年初上升0.9个百分点。
【拓展资料】
杠杆率监管对境内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是什么？
短期影响
大中型银行短期达标压力不大。2010年上半年，国内5家大型银行和5家中型银行参加了巴塞尔委员会组织的定量影响测算。银监会于2010年末公布的测试结果为：按照《办法》所规定的杠杆率计算方法，我国5家大型商业银行平均杠杆率为4.7%，全部超过4%；5家中型银行平均杠杆率为3.9%，处于4%附近，具体结果见表1。表1数据表明我国5家大型与5家中型商业银行的整体状况杠杆率水平较好，明显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对于大型银行而言，国内中型银行面临的压力要大一些。
中信证券研究部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杠杆率计算公式对国内主要商业银行进行了测算，针对五大商业银行及11家股份制和城商行的计算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相关情况显示，五大行的杠杆率均在4%以上，其中建设银行杠杆率最高达到了5.57%，而五大行中最低的工商银行也达到了4.99%的水平；上市股份制和城商行中除华夏银行、深发展杠杆率尚未达标外，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杠杆率略高于4%的水平，但上述提及的股份制和城商行银行（除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外）均公布了融资方案（华夏银行已完成定向增发），预计补充资本后杠杆率要求将不形成实质性约束。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水平普遍较高，远大于同期的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这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传统的存贷业务，利润主要来源是高利差下的利息收入。短期来看，达到4%杠杆率监管标准的压力不大。
处在达标边缘或不达标银行面临诸多压力：
一是资本补充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主要依靠对外筹集，杠杆率达标要求加剧了部分银行资本不足的矛盾。
二是资产规模扩张速度将受到监管约束，发展压力增大。依托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近年来实现了机构扩张、存款增加、贷款增加以及利润增加的良好格局，但信贷高增长也带来了资本不足的问题。资本对规模扩张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单纯依靠规模扩张扩大市场影响力模式下，杠杆率进一步收缩了资产的扩张能力，发展压力会越来越大。
三是部分不达标行面临被要求压缩存量资产规模的压力。受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质量波动、房地产贷款质量波动影响，部分银行拨备压力逐渐增大，资产质量波动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利润留存能力，在外部筹资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部分银行短期内无法筹到必须的资本数额，也可能无法满足杠杆率监管要求，不得不压缩存量表内外资产规模，将对这部分行的市场影响、业务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四是机构扩张、业务创新将受到很大制约。少数不达标行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包括停止新设机构、停批新业务、停办部分业务以及限制股东分红、限制股东权利，甚至被要求调整董事会和高管层等，将对银行正常的经营管理造成一定影响。

⑹ 央行表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处合理水平，你对杠杆率有何了解

央行表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处合理水平，但是人们对于杠杆率的了解不是很深，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杠杆率。

在金融中，杠杆的含义很明确，这意味着经济实体承担的债务与自身资产的比率，并且意味着经济实体使用自身资产履行债务的程度。迅速上升的杠杆比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近年来，居民的杠杆比率增长过快，居民的债务过分集中在住房投资上，这加剧了房地产泡沫。

但是，如果投机者对房价有相同的期望，它将使房价上涨的趋势由群体的期望形成。为了将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将开始购买大量房地产以促进房价的上涨。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这将导致更多的投机者购买房屋。房价上涨的预期将进一步成为集团的预期。最后，整个团队将加入购房大军，这使房价远离其价值。这个过程通常存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由于一定的因素，房地产价格上涨，使得投机需求持续增加，投机者将购买大量房地产拉高房价，人们形成了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一致预期并急于购房，导致居民总债务不断增加。

⑺ 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进行宏观调控。扩大内需。抑制物价。

⑻ 中国杠杆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举债是不可避免的，若企业大量举债，不能到期还本付息的可能性会较大，将导致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急剧上升，对企业收益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而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主要来自于财务杠杆的高低。 所谓财务杠杆，是企业每股收益对营业净利的敏感程度，或者说是企业负债对普通股股东收益的影响程度。财务杠杆的功能可以用财务杠杆率表示。 财务杠杆率＝纳税付息前收益÷（纳税付息前收益—利息费用—优行先股股利） 财务杠杆率反映了企业纳税付息前收益与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的关系。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举债比例愈大，负债利息愈多，其财务杠杆率愈高。因此，财务杠杆率又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财务风险。 假定甲、乙两企业有关财务资料如下（表一）： 项目 甲企业乙企业 资本结构 股本100万元（5万股） 股本50万元（2万股） 负债50万元（年利率8％） 纳税付息前收益 10万元10万元 利息（年利率8％） -4万元 税前收益 10万元6万元 所得税（33％） 3.3万元1.98万元 税后利润 6.7万元4.02万元 每股收益 1.34元 2.01元 财务杠杆率 1 1.67 注：甲、乙两企业股本均为普通股。 从表一可知，由于甲、乙两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同，财务杠杆对股东收益的影响也不同。乙企业的财务杠杆率高于甲企业，所以，导致乙企业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大于甲企业（即2.01元＞1.34元）。从股东的角度讲，只要投资报酬率大于负债利率，企业的财务杠杆就能为普通股股东增加收益，举债是有利的。因此，企业管理人员没有理由拒绝运用财务杠杆。另一方面，财务杠杆率越高，对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影响越大，表明企业财务风险越高。所以，企业运用财务杠杆时，必须把股东可能取得的较高收益与其可能承担的财务风险进行权衡、比较，尽量减少财务杠杆给企业收益带来的不利影响。

⑼ 股市投资杠杆率多少为好

股市投资杠杆率多少为好？杠杆率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与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核心资本/表内表外总资产风险暴露；杠杆率越大风险越高。

⑽ 从中国经济杠杆率看央行未来会采取哪些动作

面临目前的经济情势，央行的货币政策还需继续宽松。为防止宏观加杠杆，一年存款利率需降至1.00-1.25%，实际存款准备金率需从现在的13.5%降至10%左右。我们预计今年还会有一次降息和一次降准。
同时，中国还面临杠杆率高企，大量资金沉淀在产能过剩的低效部门，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不畅。我们认为央行需要辅助使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采取曲线的、定向的量化宽松方式，激活信贷市场，盘活存量资金，使其流向实体经济真正需要的部门。比如定向降准、对商业银行抵押再贷款+抵押品扩大、注资政策性银行+定向放贷、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刺激银行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放贷意愿，其中，通过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来处置银行三农、小微企业等的不良贷款是重中之重。同时配以强改革破旧立新，堵住三大资金黑洞，发挥市场调配资源的作用，加快新经济替换老经济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