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由于货币的政治性质,外汇市场的波动性绝对较小,日波动率很少达到1%(只有黑天鹅事件发生大范围变化)。除了对银行机构的严格要求外,很少有个人投资者有兴趣参与外汇交易。因此,为了提高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有一种杠杆交易。银行允许外汇经纪公司对投资者施加影响。借助杠杆作用,投资者可以用少量资金吸引交易员,从而促进外汇交易。
在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背后,杠杆比率过高,这是五大银行如此脆弱的原因之一。摩根大通的杠杆率高达28倍,摩根士丹利则高达40倍。
㈡ 帮写论文: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影响
参考:
最近被人问及最多的问题是,危机对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
坦率地讲,没有人能准确地给出一个程度,但是我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看问题的视角,比方说全球的格局、抽象的测算、历史的时空猜想等等。
如果把最近10年的全球经济做一个高度地抽象,你会发现,中美经济体是个“圈”。消费(储蓄)与投资这两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中。
中美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经济形态。美国有高达72%的消费率,高度复杂的金融系统不断把底层的流动性引流到上层,变成消费者信贷和消费扩张,而中国,51.2%的高储蓄率化身为43%的高投资率,导致产出远高于消费。
从单一经济体看,都是严重失衡的,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经济却变得均衡了不少。但经济体毕竟是有国界的。
美国人不储蓄,只消费,2008年3季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居然下降至-1.7%。美国人寅吃牟粮,债台高筑,2007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高达5.28%,美国的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突破了30%。
一国经济增长没有储蓄是不成的,储蓄是一国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于是,就有了美国特殊的储蓄动员机制--资产型储蓄,中国人把它换了个说法,叫“财产性收入”,一个意思。
美国超强的金融市场不断提供用持有的金融资产进行再融资的便利,通过“融资”- “购买新金融资产”- “再融资”- “继续购买新的金融资产”- “再融资”- 的循环,投资者可以获得不断增大的收益。自上世纪90年中期以来,美国很多的老百姓他的收入和吃喝、下馆子的钱不是来自正常的工资收入而是来自他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再贷款。因为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可以再贷,再增值再贷,于是钱就不停地重复借。这种感觉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去年股市泡沫时期,“转按揭”炒股是银行非常热门的业务,投资者都相信钱每天都能从电脑里长出来一样。泡沫时代犹如人站在哈哈镜前,一切都是变形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股市和楼市与消费相关性极高,我们做过一个实证,美国住房价格上升10%,将使家庭消费实际增速提高1.4个百分点;股票收益率与滞后一年的消费实际增速存在明显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44。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就是美元霸权,没有储蓄,通过美元霸权,我可以占用别国的储蓄。发美钞不需要黄金的背书,发美债也不需要美国的储蓄做担保。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破产,特别是最近十年,随着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以后,中国不仅成了美国人的生产基地,也事实上成为了美国人的银行。美国人用花花绿绿的纸换回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中国人既没有超强的金融体系,人民币更没有国际货币的铸币霸权,所以经济要增长,就只能老老实实做储蓄,做投资。
储蓄转化不了投资的剩余,只能以顺差的方式资本输出到美国,不过不是通过私人投资的方式,而是略带强迫性质的央行储备,以美国国债和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再循环回美国。就是把钱借给美国人使。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不足以将中国庞大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美国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为了全球资金的配置中枢,当然不光是对中国的储蓄。
经过美国复杂的金融系统,中国的储蓄剩余一部分转化为了美国的消费,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订单。而另一部分,转化为各种形式的FDI甚至是热钱,重新进入中国体制下最挣钱的部门和项目。所以美国的国际收支一直存在一个所谓“暗物质”之谜,一个对外净债务高达2.5万亿美元的国家,负债累累,每年居然不要支付任何利息,反而能获得近800亿美元的投资净收益。高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应的就是庞大储备累积,自2006年10月中国以8600亿美元超过日本,坐稳世界第一官方储备大国的位置后,2年时间内储备已接近2万亿美元。
最近十年,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中美经济体的资金物流循环圈,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美经济联合体”。这个循环在过去十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在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的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美国最后一个餐馆服务生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的时候,美国的房价也就涨到了头,美国的消费蛋糕也就无法再进一步做大了。房地产次级贷款水满则溢,暖流变成了一股寒流,瞬间就寒遍全球。
现在已经争论不清了,中国人说是美国人的寅吃牟粮的消费文化做高了中国的储蓄,导致了中国严重的结构失衡;而美国人说是中国的储蓄不断变成美元和美国的短期国债,美国的利率长期被压制在低位,从而使得美国人一直都有钱购买中国制造的鞋、服装、平板电视和绘画,当然还有美国的房子。美国人然后用这些房子作抵押,通过借钱来进行更多的消费――收入没有增加却享受了更多财富。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绝对是对世界经济版图重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个价格扭曲的庞大经济体被抛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要素移动和中国的补贴,客观上降低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供给被强力推了上去了,产品价格自然涨不起来。没有通胀的压力,美国人就可以放手减息、松货币、通过资产价格驱动去拯救那日渐衰竭的“新经济”发动机。这个动力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发生在美国,以信息、网络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创新活动的群集”,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新经济”由而出现,以互联网泡沫为标志,美国经济在2001年3月出现了衰退。标志着本轮长达30年的长周期实质上进入了下滑阶段。当经济增长最本质的动力失去了之后,一旦借助房地产投资和信贷消费的泡沫化推动资产型经济模式不能维持,世界经济必然陷入到一次严重下滑中去。
很显然,中美经济体的循环要再重新流动起来,美国的金融消费就必须重新恢复,但是美国人还敢借钱?即便美国人借钱消费的惯性还在,银行还敢借吗?
如果借贷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存钱,即美国居民储蓄率除了上升,无路可走。
我们知道,储蓄是收入除去消费以后的剩余。故以,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多少,就意味着美国家庭消费要下降多少,这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或者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美国人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产品了,中国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费掉。意味着失衡的中国,需要有多少相应的消费增幅。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作过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测算: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国居民储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计美国的家庭储蓄率至少需上涨到GDP的5%,意味着和美国家庭消费相对应的项目要下降这个幅度。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3.3倍, 而消费只占中国收入的不到50%,中国的消费增长恐怕至少要增长40%以平衡美国5%的储蓄增长,这对中国几乎是一个短期内不大可能完成的目标。
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
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决定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五年的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者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中国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未来数年中,我们会看到这个中美经济体一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30年的均衡区间65%~67%。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
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时空猜想,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在产能过剩的危机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国,往往更加脆弱。因为再平衡的拉锯战,对贸易顺差国意味着产能收缩,对贸易逆差国则意味着产能扩张。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 至 1932 年最低点,股市下跌约90%,约9000家金融机构倒闭, 1933年的GDP仅约为1929 年的1/3,失业率上升至25%,历史上称作“大萧条时期”
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过去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2002 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达到0.57 美元 ,即便最近几年涨了一倍,事实上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 美元的6%。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墨西哥和巴西报酬水平的50%,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水平的20%,而且只是日本和欧洲标准水平的6%。中国所需要的必然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并支持其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转型,而不是重化工,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强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竞争。
我们坚信,80年前那段灰暗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演,至少到目前,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还是健康的,中国政府2007年的赤字率仅有0.6%,债务率也近为18%,远离国际红线(赤字率3%,债务率60%),中国主要银行的杠杆率都在10倍以下。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财政殷实,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从需求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
如果我们加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彻底地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加快深层次的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
出处: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218976.shtml
这也是不错的资料:
http://www.cnceo.com/salon/bbs_show.jsp?id=58893
㈢ 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1、向市场释放大量的基础货币
中国央行降准,不仅来得急,而且降准幅度也比以往大。因为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采取定向微调的方式,即使降准也只有0.5个百分点,但最近一次降准却达1个百分点。
而上一次中国央行降准1.0个百分点,可以追溯到2008年底,是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
这次央行突然降准1.0个百分点,有市场分析误解为是因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在增大,政府不得不放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即误解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由中性转向强刺激,或中国版的量宽政策正在启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从央行以非常规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意义来说,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已开始。
从已有数据来看,至2014年底,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为33.8万亿人民币,以当时汇率计算,为5.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53%,是2006年底时资产负债表12.9万亿人民币规模的2.6倍。
同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为4.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6%,是2006年底时资产负债表9037亿美元规模的5.0倍。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绝对及相对规模都比美联储的要大,只不过,美联储的扩张速度要比中国央行快而已。
上述数据表明,2008年以来的“中国式量化”,其规模要大于美联储,只不过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方式与美联储不同罢了。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主要是通过三轮量化宽松(购买债券)方式来进行,因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目前持有2.46万亿美元的各年期美国国债以及1.74万亿美元的证券化资产,占比达到93%。
而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主要来自不断购入外汇,结果是,2014年底,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资产为27.1万亿人民币,占比80%。尽管两者成因不同,但两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都意味着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或流动性。
2、央行降准力度的加大
美国及中国都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但中国主要是针对银行或机构(比如不同的银行实行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言,美国主要是针对不同存款额度而言。
比如,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8.5%;而美国存款额度为1450万美元至1.036亿美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3%,高于1.036亿美元的为10%,其他情况为零。不过,尽管中美两国法定存款准备率差距很大,但总的存款准备金水平却比较接近。
2014年,美联储法定及超额存款准备金达2.5万亿美元(但其法定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之比为1:18),相当于美国10.4万亿美元存款的25%,相当于美国GDP的20%;中国法定和超额准备金(两者之比为7:1)总额相当于106万亿元存款的22%,相当于中国GDP的37%。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的差异在于中国绝大部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而美国主要是超额存款准备金。这就使得中国央行将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而美联储则不需要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
美联储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主要通过美国银行去杠杆化,把过多的流动性又回流到美联储的账户。中国央行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主要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用它来作为对外汇占款形成的流动性的对冲。
因此,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外汇占款流入多少及流入速度。比如,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2003年的6%上升到2011年的21.5%,主要是与外汇整体大量和持续流入、以控制因为购汇而释出的大量人民币这一流动性货币的供给有关。
如果外汇占款突然收缩,央行就得通过降准来向市场增加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央行突然降准,很大程度上与2015年一季度外汇占款突然减少有关。也就是说,这次央行降准力度的加大并不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向,而是基础货币形成条件发生了变化。
(3)中美银行杠杆率差距原因扩展阅读: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需统筹考虑物价、就业、增长及国际收支等的关系
与发达国家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发达国家的单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更关注利率工具,用政策利率稳定物价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
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就得统筹考虑物价、就业、增长及国际收支等目标之间的关系。这种多重目标制与当前中国转轨经济有关,同时由于长期面临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国内流动性投放过多,使得中国央行不得不关注国际收支等问题。
因此,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目前中国央行可采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及数量型工具。
首先,中国的基准利率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基准利率是商业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而美联储是货币市场隔夜拆借利率。前者是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直接定价,后者则是金融市场间接利率,需要相关的传导机制影响金融市场各行为主体的信用风险定价。
中国银行利率是管制下的利率,而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是市场化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当商业银行都在突破央行的利率管制而产生严重的金融脱媒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效用更是容易弱化。
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央行的降息所产生作用不大的原因所在。
其次,由于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全面开放,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还没有确立,人民币汇率不可自由浮动。因此,中国货币政策长期以来都受到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的困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
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上述情况更是极端化。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资本流入和外汇占款较快速增长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政策工具既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变化及产生结构调整,也影响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的流向及规模,影响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上的主动性。所以,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汇率工具同样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考量。
综上,当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得在现实的基点上及既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逐渐地挤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得去杠杆而不是加杠杆,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
就得促进当前中国经济由旧的增长模式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及保证经济增长,而不是重新启动又一轮的信用过度扩张或推出所谓的中国版QE,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以往的增长快车道。
因此,在当前经济内外失衡的大背景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应是今年或当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㈣ 杠杆率的杠杆率优缺点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2008年年末,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1% ,但杠杆比率只有2.9%;UBS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1.5%,杠杆比率却只有2.6%。
通过引入杠杆率,能够避免过于复杂的计量问题,控制风险计量的风险。三是有利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通过引入杠杆率,使得资本扩张的规模控制在银行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
杠杆率的缺点
杠杆率也有其内在缺陷:一是对不同风险的资产不加以区分,对所有资产都要求同样的资本,难以起到鼓励银行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目的。二是商业银行可能通过将资产表外化等方式规避杠杆率的监管要求。三是杠杆率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定义, 同时对会计准则有很强的依赖性。由于杠杆率的相关项目主要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受会计并表和会计确认规则的影响很大,在各国会计准则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该指标难以在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由于杠杆率具有以上内在缺陷,不可能简单替代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作为独立的资本监管手段,但其作为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补充手段,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映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扩张规模。
㈤ 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与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存在哪些差距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般趋势
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并重的资产负债管理。次贷危机的发生,客观上要求银行业重组资本、重建资产负债表。但金融改革以及银行行为的改变,使其具有了长期的趋势意义。
第一,巴塞尔协议Ⅲ新增了留存超额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要求、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并对合格资本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强化了股本的价值。在新的资本监管要求下,国际主要银行具有了更为充足、更高质量的资本。
第二,随着监管改革的推进,银行表内表外的资产都被纳入到了监管的范围,信用风险以外的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也被纳入到资本的监管体系中,银行大量配置表外高风险资产的激励被削弱,银行具有更为稳健的风险资产配置。
第三,次贷危机的发生,暴露了过度依赖批发融资的弊端。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协议Ⅲ通过"净稳定资金比例"指标督促银行改善负债结构,提高融资的稳定性。在此情况下,国际银行业的存款负债比例开始上升,同业业务所实现的负债比例则开始降低。
第四,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巴塞尔协议Ⅲ增加了杠杆率指标,意图通过它来控制银行资产规模(包括表内资产和经转换后的表外资产)的扩张。
第五,次贷危机后,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监管机构通过压力测试等手段,对大型银行的资本规划以及资产负债管理进行督导和管理,从而将宏观审慎监管传导到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当中。银行如果能将应对复杂监管转变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将是借机转变成高绩效银行的高明之举。
㈥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以及杠杆率是什么意思
杠杆率就是负债除以自有资本,本质是一个负债率的水平。负债越高,杠杆率越版高。
去杠杆权化,就是降低这个杠杆率,或者增加自有资本金,或者减少负债,或者两者同时进行。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还债、降低债务的过程,通俗说,就是多拿自己的钱玩儿,少借别人的钱玩儿。
㈦ 银行杠杆率是什么
你要找的是不是财务杠杆率?
财务杠杆概念:无论企业营业利润多少,债务利息和优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变的。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盈余所负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减少,这能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盈余。这种债务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称为财务杠杆。财务杠杆影响的是企业的税后利润而不是息前税前利润。
财务杠杆率等于营业利润与税前利润之比,反映由于固定的债务存在,财务费用(利息)对保险企业利润的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负债的程度和企业偿债能力,财务杠杆率越高反映利息费用越高,导致ROE指标越低
㈧ 美国兄弟银行破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它使得美国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但是雷曼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1、雷曼原本是一家传统的银行业巨头,但是由于房地产,债券业的发展,雷曼也投身其中,并且投资不均。虽在起初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时声名大噪,但是由于投资不均导致的风险系数也随之加大。
2、雷曼自身资本有限,但是由于想要获得大的收益,大力发展次级贷款业务,使得美国人不管有钱没钱都一股脑的炒房。
3、所持有的不良资产太多,遭受巨大损失。
(8)中美银行杠杆率差距原因扩展阅读
雷曼兄弟破产之路:
一、雷曼兄弟曾四次面临倒闭:
1、1929年股市崩盘;
2、1973年该公司投注利率损失670万美元;
3、1984年内部意见分歧导致被运通并购;
4、1994年新独立的雷曼面临资金短缺。
二、2008年大事回顾
1、3月 雷曼兄弟股价大落大起——将裁员5300人;
2、4月 雷曼兄弟旗下三基金步入清算;
3、5月 垂涎0.6市净率——巴克莱议购;
4、6月 二季度亏损28亿——雷曼撤换总裁;
5、7月 传高盛操纵股价致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垮台;
6、8月 雷曼兄弟将出售400亿美元资产;
7、9月 高层频频洗牌——资产出售事宜仍未解决;
8、9月 三季度巨亏39亿美元——股价一日暴跌45;
9、9月 雷曼宣布破产——总债务6130亿美元。
㈨ 银行杠杆率增长说明了什么
财政紧缩政策 即将发生通货膨胀
㈩ 美国印钱对中国的影响
分析美国大量印钞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分析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是备受经济学界关注。由于美联储具有“全球央行”的独特地位,大量文献已经证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多重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具体内容分享如下: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传统的货币政策效果失真,催生了量化宽松等一大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诞生。这些以量化宽松为主的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造成资本外流,大量美元贷款流向非美国地区,国际市场的流动性显著提升。对其他国家的通胀水平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量化宽松的溢出性反应敏感。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的债券收益率存在联动,降低了央行对国内金融环境的调控能力。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会导致新兴国家资本流动减少,产出减少,汇率贬值。
三是三元悖论二元化。三元悖论是指在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三者只能选其二。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信贷增长存在国际性的金融周期。信贷流动多的国家受国际金融周期的影响更大。大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国际银行的杠杆率,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增长。因此只要资本流动,不管汇率政策如何,国际金融周期自会限制国内货币政策,三元悖论由此便为二元悖论。
除了上面一些宏观理论分析外,也有研究人员进行了偏微观影响的分析,在这里主要分享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方面:
第一,外汇储备可能缩水。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造成货币超发,致使美元贬值,这将会使得我国外汇储备价值缩水。
第二,增加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在大宗商品价格方面,由于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计价,全球美元流动性的增加将带来美元贬值,从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我国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能源,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可能推高我国生产成本,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相较于美国而言,中国经济率先恢复,资产回报率可能偏高,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从而推高资本流入国资产价格水平,比如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行业资产泡沫风险增加,进一步加剧我国的通胀压力。
第三,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元流动性的增加在国际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支出转换效应和收入吸收效应的共同作用。
从支出转换效应来看,美元流动性的增加,美元贬值而人民币相对升值,不利于中国的出口,而人民币购买力提高会促使进口增加,净出口下降导致产出下降。不过从收入吸收效应来看,美元多了有利于刺激市场需求,有利于中国的出口。从今年的结果来看,我国外贸情况超出预期。说明收入吸收效应作用显著。
第四,杠杆率上升,债务风险加剧。在全球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大环境下,虽然我国是少数采取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但受疫情影响,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也不小。总体融资环境比较宽松,融资规模大幅增长,企业更容易通过获得低息贷款、过桥、续贷等资金渡过难关。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会增加企业债券兑付风险,提升银行的坏账水平,进而破坏金融的稳定性。
不可否认,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会给我们带来不容忽略的影响。不过,美国不可能一直维持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过去来看,当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势必又会对中国造成影响。这也需要我们重点关注。比如说:2013年5月,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美联储可能会削减量化宽松规模,这就引起了“削减恐慌”。大量的资金尤其是投向证券组合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快速撤离新兴市场,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资产价格普遍下降,造成了显著冲击。
张晓慧的新书分析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美联储加息后,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不断缩小,国际资本持续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出现外汇储备流失,资产泡沫破裂,货币贬值等多重打击,甚至会出现经济动荡,爆发危机。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比如说拉美地区这种国内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影响较大。
第三,美联储恢复正常货币政策,可能改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提高风险溢价,推高国内中长期利率,导致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恶化,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第四,一些盯住美元汇率的国家,将被迫同步收紧货币政策,这将引发新兴经济体股票、债券等双双下降,更高的利率和更少的流动性会加大企业融资难题。随着流动性的收缩,地方债、企业债等问题快速暴露,银行坏账率、杠杆率上升,都会威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海外资金是国内很多房地产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很多房企会在海外发行大量债券进行融资。海外资金的流动性紧缩可能会冲破中国房地产业泡沫,造成债务的连锁反应拖累银行体系,破坏中国金融体系从而对中国造成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