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降低企业杠杆率相关报告

⑴ 三去一降一补面对新情况该怎么干

“三去一降一补”,今年咋干?

2018年,我国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年八项重点工作之首,明确提出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去年“五大任务”成绩单不错,今年政策方向没有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具体该怎么干?

我们以五个真实故事为切口,探讨在新的一年如何发力供给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一家银行的去杠杆

债转股,银企两相宜

故事

“去年公司通过债转股、减少贷款规模,去杠杆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压力也缓解了不少。”太钢集团有关负责人说,从与工商银行提出债转股意向至资金到位,整个过程不足半年。

2017年6月,工行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太钢集团全资子公司——岚县矿业投资40亿元,这笔债转股资金先由岚县矿业偿还集团内部借款,再由太钢集团偿还存量流动资金贷款等短期负债,这样一来,在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优化企业负债期限结构,提高企业财务稳健性。通过增加权益和偿还存量负债的双重去杠杆效应,岚县矿业的资产负债率由67.5%降至32.2%、太钢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将由69.9%降至66.7%。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张正华说,《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进行市场化债转股。该公司积极推进各分行优选太钢集团这类目标客户,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和去杠杆需求,合理设计债转股方案。

“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脱困增效,也是在为银行培育优质客户,从根本上提升自身资产质量。债转股对实体企业去杠杆具有明显作用。”张正华介绍,工行已与逾30家企业签订了总金额超过4000亿元的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储备一批、尽调一批、审批一批、投资一批”的安排稳妥推进。

展望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的态势得到进一步遏制。截至去年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2018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位列三大攻坚战之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其中去杠杆仍是一场重头戏。“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体经济最主要的债权人和金融服务机构,可以通过信贷管理、提供并购贷款、推进债务重组、开展债转股等多种手段助推实体经济去杠杆。”张正华说。

张正华认为,未来商业银行支持企业去杠杆,一方面要通过对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投向的把握,推进自身信贷结构调整,加大对低杠杆率企业的支持力度,控制对高杠杆率企业的信贷投放,引导企业在经营中关注自身杠杆率水平。另一方面,在把控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债转股等创新金融服务工具,帮助企业切实降低杠杆率,同时在债转股方案中,合理设计杠杆率、财务、投融资发展等重要指标约束机制,优化公司治理水平,帮助企业有效控制杠杆率、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

此外,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在帮助企业降杠杆的同时,商业银行也取得了企业股东权利,应当发挥专业优势,助力企业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建立权责明确、制衡有效的负债行为决策执行监督机制。

“脱贫攻坚成绩不能高估,困难不能低估,问题不能回避。”刘永富介绍,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难度大,扶贫工作还存在不落实、不到位、不精准等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认真解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发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认为,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一些致贫因素短时间内较难消除;一部分特殊类型的贫困人口,要按照现行标准脱贫还有相当的难度,必须采取超常规手段精准帮扶。

部分贫困群众的思想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十分迫切。刘永富表示,要从注重外部帮扶向注重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并重转变,加强政策引导、教育引导、典型引导,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加快补齐贫困群众“精神短板”,让贫困群众想干、敢干、能干、会干。

⑵ 怎么降低杠杆率

之前在中大咨询的官网上了解了一些国企改革的内容，对于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内可能路径，央行研究局首席经容济学家马骏认为包括：核销部分“僵尸企业"不良贷款以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发挥好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企业破产重组和债务处置中的作用；大力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合理引进战略投资者,提高权益融资的比例；对部分产品具有市场、生产成本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按市场化、法制化原则，由银企双方自主协商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债务水平；加大改革力度以硬化国企和地方平台类企业的预算约束，降低这些企业过度负债的冲动等等。

⑶ 为什么要降低企业杠杆率

企业杠杆率（leverage ratio）即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财务杠杆概念：无论企业营业利润多少，债务利息和优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变的。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盈余所负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减少，这能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盈余。这种债务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称为财务杠杆。
因为在居民、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等部门中，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的情形突出，风险较高。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我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为79万亿元，占全国非金融企业总负债比重大约为74.8%，占当年GDP比重为116.7%。从中不难看到，我国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主要集中于非金融国有企业部门。因此，在去杠杆的任务中，有效降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是当前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

⑷ 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降指的是什么

简称降杠杆
降杠杆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通过推进兼并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债务结构、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⑸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实施意见的》反馈意见

降杠杆需要“组合拳”
“我省企业杠杆率上升势头偏快，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债务负担沉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长陈锋说，杠杆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或部门整体负债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全省各行业企业负债率差异明显，产能过剩行业负债率偏高问题突出。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一定程度上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并存在沿债务链、担保链和产业链蔓延的风险隐患。
据测算，我省总杠杆率并不高，但近两年上升较快，2016年末，我省总杠杆率为204.9%，虽然低于全国40.5个百分点，但比上一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2016年末，江西省企业杠杆率为122.0%，比去年提高了6.6个百分点，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
降杠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省发改委副主任王前虎说，我省降杠杆的具体任务有七个方面，包括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积极发展股权融资等。这些途径既有制度性建设的长效机制，也有短期可见效的实招硬招，对高杠杆风险既有防范也有化解，体现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考虑。
《实施意见》明确了降杠杆的原则，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法依规开展降杠杆工作，政府与各市场主体都要严格依法行事，防范道德风险，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特征，分类施策；与企业改组改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有机结合。
企业是降杠杆第一责任主体
降杠杆，不能责任不明、主体不清。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防止激进经营过度负债。政府在引导降杠杆过程中，要依法依规、遵循规律、规范行为，不干预降杠杆工作中市场主体的相关决策和具体事务。
省国资委副主任文翠萍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形成合理资产负债结构的治本之举，关系到能否建立起防止企业杠杆降后复升的长效机制。《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权责明确、制衡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强化企业负债自我约束机制。明确企业降杠杆的主体责任，强化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考核机制。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加快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和省产权交易所建设，健全小额、快速、灵活、多元的投融资体制。大力创新和丰富股权融资工具。
政府在降杠杆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省财政厅副巡视员钟心平表示，《实施意见》明确了降杠杆的政策环境与配套措施，如在财税支持方面，明确了降杠杆、债转股所涉及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配套政策，如允许以债转股为目的转让单笔债权，提高债权转让的便捷度；出台了比较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重组、破产、注销、清算过程中可享受一系列政策支持。
债转股“救急不救穷”
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是我省降杠杆的重要举措。一些优质企业通过债转股后对原贷款不再还本付息，“债主”变股东参与企业管理、分红，可以减少企业利息支出。此举既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改善了银行债权结构，盘活了存量资产，化解了金融风险。
如何避免债转股变为“免费午餐”？江西银监局副局长柯愈华说，本轮债转股的立意是“救急”“解困”，针对有较好发展前景但杠杆水平较高、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帮助其降本增效，为结构调整、脱困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实施意见》明确了债转股的政策边界，政府不搞债转股的“拉郎配”，债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转股的价格、实施机构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同时也制定了债转股的“正负面清单”，概括为“四个禁止、三个鼓励”：即严禁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参与债转股。鼓励三类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即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

⑹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

⑺ 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的解读

修订后的《办法》在维持原有的基本框架和杠杆率监管要求的同时，主要对承兑汇票、保函、跟单信用证、贸易融资等表外项目的计量方法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明确了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等敞口的计量方法。同时，对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披露提出了更为明确、严格的要求。
在表外项目的处理上，原《办法》规定，除可随时无条件撤销的贷款承诺按10%的信用转换系数计算外，其他表外项目按照100%的信用转换系数计算。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杠杆率新规则，修订后的《办法》将表外项目的计量方法调整为采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银监会令2012年第1号）规定的信用风险权重法下的表外项目信用转换系数计算，但不得低于10%。
在衍生产品资产的计量中，修订后的《办法》进一步细化了衍生产品资产的计量方法。原《办法》规定，衍生产品资产按现期风险暴露法计算，不允许扣减抵质押品。修订后的《办法》规定原则上不允许扣减抵质押品，但符合规定的合格保证金除外。考虑到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较大，修订后的《办法》对信用衍生产品敞口提出了更严格的计量规则。除按照现期风险暴露法计量信用衍生产品资产外，作为信用衍生产品的信用保护卖方，商业银行还应当同时将信用衍生产品的有效名义本金纳入其杠杆率敞口总额。此外，修订后的《办法》还明确了商业银行作为中央交易对手的清算会员，为客户提供衍生产品清算服务时的衍生产品资产计量方法。
在证券融资交易资产的计量中，修订后的《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证券融资交易资产的计量方法。原《办法》仅规定，卖出回购和买入返售等证券融资交易资产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计算。修订后的《办法》提出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应当包括两部分：一是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在符合审慎条件时，允许银行将与同一个交易对手开展的证券融资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进行轧差；二是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即向交易对手借出的所有证券和现金的公允价值之和扣去所有抵质押品后的净敞口。 为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杠杆率的透明度，修订后的《办法》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相关信息披露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规定境内外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未上市但上一年年末并表总资产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应当按季披露杠杆率指标信息，每半年按照规定模板披露杠杆率相关信息；其他商业银行应当至少按发布财务报告的频率披露杠杆率指标信息。

⑻ 央行房贷新规：去杠杆、降负债是大势所趋

202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含境外分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要满足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确定的管理要求。目的是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是继2020年8月20日“三条红线”出台后，又一针对房地产融资的政策，在刚刚过去的2021“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上，我曾说过：“2020年全年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政策一直在持续的收紧，哪怕是在疫情最严重的上半年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说过要给房地产金融助力，一直到8月20日，这是所有地产人应该记住的日子，‘三条红线’的相关政策给整个行业特别是给房地产金融行业理清了未来的政策脉络和思路。”

  在当时我给出的十大预测中，提到未来金融政策还将趋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全年金融政策持续收紧的2020年的最后一天推出《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我对金融政策趋紧的预测，未来房企整体融资环境依旧偏紧的主基调不变。

  01

  大部分银行金融机构符合管理要求

  从近期发布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具体要求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类型分档，其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各档不高于40%、27.5%、22.5%、17.5%及12.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各档不高于32.5%、20%、17.5%、12.5%、7.5%。

  若结合居民杠杆率与债务收入比来看，截至2020年三季度，居民杠杆率逐年提升至33%，较2015年增加13.7个百分点，债务收入比升至55%，较2015年增加24.5个百分点。而在疫情阴霾下，居民收入预期大概率将有所下滑，偿债能力进一步减弱，由此看来现阶段有序引导企业负债率、居民杠杆率逐步回归到“安全线”以内，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仍是重中之重。

03

  未来房企整体融资环境依旧偏紧

  2020年，房地产政策层面前松后紧，中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主基调，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长期调控目标。上半年房地产信贷政策中性偏积极，央行三度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并两度下调LPR利率中枢，5年期以上LPR累计降幅达15个基点。

  但下半年央行设置“三道红线”分档设定房企有息负债的增速阈值，并压降融资类信托业务规模，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时值年末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房地产行业将稳杠杆乃至去杠杆的强调和加强。

  联系到郭树清发文强调，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我们认为未来房企整体融资环境依旧偏紧，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已是大势所趋。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答记者问时同时表示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十四五”规划也已定调：房地产事关民生消费和投资发展，助力经济内循环。

  我在2021“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上说过“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因此，我认为政策基本面依然“稳”字当头，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主基调，强化并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

  同时，《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发布，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对行业步入无增长时代新逻辑的验证，过去若干年，房企高歌猛进，资金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时至今日，在“三条红线”和“央行房贷新规”的要求下，资金被限制，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进入，整个行业再往上走的动力被大大削弱，因为整个行业的主体是房企，缺乏资金的支持，会使得企业动能不足，从而使得行业动能不足，就将步入无增长的时代，这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所讲到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⑼ 为什么要降低企业杠杆率

要降低企业杠杆率事实上为了降低企业经济负担。